战利品？宣传品？《东方杂志》中两张不实照片的背后

来源: 燃烧的岛群      作者: 张承诺

摘要：在1933年5月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30卷第9期中，刊载了2张标明为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缴获日军武器装备的照片，但通过对军事史的比对查证，此2张照片均有不符史实之处。

《东方杂志》作为强调客观理性而见长的著名杂志，却刊载了2张不实的照片，这折射出当时民国主流舆论界对长城抗战和参战武器装备的认知出现偏差。但瑕不掩瑜，在当时华北遭受日军全力进攻的艰难情况下，《东方杂志》刊载的两张“缴获”日军装备的照片能极大振奋全国军民抗日斗争的士气，这种宣传作用才是刊载这两张“战利品”照片的最大意义所在。

190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发行《东方杂志》，其刊载范围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艺、科技、军事等方面，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百科全书式杂志。《东方杂志》于第29卷起设立《东方画报》栏目，登载数十幅精美清晰的照片和图片，并配以简洁明了的文字加以说明，方便读者阅览，这些照片主要以该段时期发生的国内外政治时事为对象，同时穿插风景或艺术作品等方面的照、图片。1933年5月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30卷第9期的《东方画报》栏目，照片主要以当时华北事变后29军在长城地区抗战为主题，其中两张照片引起了笔者注意。

图1 《东方杂志》封面之一

一、无中生有的“战利品”

在《东方杂志》30卷第9期的《东方画报》栏目出现了与长城抗战有关的新闻照片，并配以相关文字说明。其中有两张照片：一为“宋哲元部在喜峰口夜袭敌营夺得坦克车十六辆之一部”，一为“夺获战利品之代表”，照片呈现的内容即为缴获而来的日军坦克和排列规整的枪炮弹药。但通过历史事实分析，可以认定此两张照片与其文字解说并不相关，是不实的新闻照片。

图2 《东方杂志》30卷第9期所登载长城抗战照片

1.照片之一——宋哲元部缴获的日军坦克

图3 “宋哲元部在喜峰口夜袭敌营夺得坦克车十六辆之一部”

在该照片中（图3），正中为宋哲元部“缴获”的16辆日军坦克之一部，坦克后面正立的官兵头戴英式碟形头盔，应为29军之官兵。但该照片内容与解说文字存在诸多矛盾，其真实性令人怀疑。

其一，历史上日军究竟有无装备过此种坦克。该照片中的坦克外形十分怪异，底盘为3对硕大的负重轮，上面的车体则狭窄短小，最顶部为坦克的炮塔，该炮塔呈圆柱体加圆锥体的“磨坊”状，除最右边的坦克外，其余坦克炮塔上都未安装武器。

这种外形奇特的坦克与日本历史上装备过的坦克并无相似之处，1920、1930年代的日本陆军制成或装备的主要坦克为八九式中型坦克、九一式重型坦克、九四式轻型坦克，此三种坦克外形均与照片中的坦克外形存在较大差别；从悬挂装置看，日军坦克均为小负重轮，且数量较多，与照片中仅三个负重轮的坦克明显不同；武器装备方面，日军坦克主武器装备以37、57或70毫米火炮为主，但照片中的坦克除左起第三辆“坦克”装备有类似马克沁水冷机枪的武器者，其余均无武器装备。因此，可以断定照片中的坦克并非源自日军。

其二，该物是否为坦克。照片中的“坦克”，出现了很多与当时国际军事潮流不相关的特征。坦克的悬挂装置主要由诱导轮、负重轮、托带轮和履带构成，但照片中“坦克”仅有3个硕大的负重轮，数量与当时国际主流坦克设计不符，且其履带也呈现规整紧绷的椭圆状，而非自然松弛状；其车体也十分狭窄短小，驾驶舱与动力舱布置存在较大技术难度；其炮塔空间同样十分有限，安设武器亦存在极大难度；此外，该“坦克”通体光滑简洁，没有出现铆钉，而铆接技术仍是40年代以前装甲车辆的主要制造方式，故从制造工艺上亦存在可疑之处。结合该“车”的外观特征分析，此物并非真正的坦克，极可能是中国军队方面自造的木质或纸质的坦克模型。

图4 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广泛使用的89式中型坦克（上）、95式轻型坦克（中）与九七式中型坦克（下）

其三，关于“宋哲元喜峰口夜袭敌营”是否缴获日军坦克。长城抗战时，较为成功的夜袭战是1933年3月11日夜，29军赵登禹部组织突击队夜袭日军，此役中国军队给日军造成较大损失，时任29军38师赵登禹旅224团团长的董升堂在战后回忆道“此战毙伤日军六七百人，打死日军植田支队长，破坏野炮十八门”，并未提及缴获日军坦克这样重要战利品的记录；同时，夜袭喜峰口时，当时为雪夜且山路崎岖，缴获并开回坦克这样的大型技术装备存在较大困难，“俘虏战利品为次，因为在这样交通困难情形下，战利品是很难带回去的……凡不能携带走的重武器，均以集束手榴弹炸毁之”（《正面战场九一八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宋希濂、董其武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60页）。因此，照片中的所谓宋哲元部缴获坦克之事件真实性值得怀疑。

2 照片之二——二十九军缴获之部分战利品

图5 “夺获战利品之代表”

据图5，从弹药口径即外形判断，此照片中摆放有4枚不同口径的野战炮弹，2枚迫击炮弹，3枚木柄手榴弹，3枚椭圆形手榴弹以及弹夹若干。图中出现的木柄手榴弹原型是德军的M24手榴弹，民国时期中国各地兵工厂曾对该型手榴弹大量仿制装备而30年代前期日军装备的主要手榴弹是近似圆柱体的91式手榴弹，两者外观存在显著差异；而图中的椭圆状手榴弹一端还铸有明显圆形铁环，亦非日军制式手榴弹特征。

此外，照片中的最左边的木柄手榴弹体型明显大于另外两个木柄手榴弹，区区6枚手榴弹竟有3种不同的外观样式，已经做到准备标准化的日军显然不可能有如此混乱的手榴弹编制，而当时长城抗战的中国军队武器来源途径则十分混乱，多为各地兵工厂供给，而这些兵工厂往往自定生产标准，互不统一，故图中的手榴弹来源极大可能为中国军队自身装备。因而该照片应该存在抗战部队将己方装备混入后再行摆拍的因素。

二、不实新闻照片之背后

通过对该“宋哲元部在喜峰口夜袭敌营夺得坦克车十六辆之一部”以及“夺获战利品之代表”两张新闻照片的研究，可以断定两张照片都存在不符事实的状况。《东方杂志》作为当时风行全国的知名刊物，新闻照片素材可谓繁如飞雪，绝不存在因素材不足被迫登载此两张不实照片以达成凑足篇幅之目的。其背后动机，还要从当时我国的特殊情况进行考虑。

1933年3月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意在占有平津乃至华北的侵略战争，以29军为首的中国军队在冀察地区长城沿线进行了顽强抵抗。尽管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给日军造成了巨大损失，但随着古北口等多处阵地被日军突破，中国军队大规模溃退，至5月下旬，日军已经进抵平、津城下，举国震动。

《东方杂志》第30卷第9期发刊于1933年5月1日，该时段前后正直日军攻势不断加强，前线中国军队压力最大的时候，举国心系前线，《东方杂志》在此时登载29军夜袭喜峰口“缴获日军坦克”及其它战利品的新闻图片，大力宣扬了我国军队不畏强敌的英勇气魄，使军民从前线不断失利的负面情绪中重新振作起来，社会对前线将士奋勇抗敌更加期待，“因三月间喜峰口二十九军大刀队一次的胜利，上海妇女界组织妇女慰劳队到喜峰口慰劳二十九军”（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参考资料 第五辑 长城抗战 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辑部 第83页），也“使我们的当局再不敢懦怯畏葸，踏九一八的覆辙”（《抗日的决心》，东方杂志第33卷第6期），“希望全国一致，上下同心”（《华北停战》，东方杂志第33卷第12期）继续团结抗抗日。可见即使是远在上海的妇女群体，也因听闻中国守军在长城抗战的英勇与胜利而亲赴前线慰问，媒体舆论在其中显然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尽管《东方杂志》在报道长城抗战时守土卫国情感十分充沛，但就报道数量看却十分不足。按1933年3月1日至6月1日作为算作长城抗战时期，期间商务印书馆总共刊发了7期《东方杂志》（即《东方杂志》第33卷第5期至第11期），对长城抗战做专门报道的文章却几乎为零，仅有第6期刊登的《抗日的决心》，第11期刊登的《今日的非常局》两篇文章有限地提及了长城抗战。在登载该两张照片第30卷第9期《东方杂志》中，除没有文章报道中国军队浴血抗战外（见表1），即使是刊首《东方画报》栏目中，除刊载抗战照片外，还大量刊载了美国加州地震、美国罗斯福连任总统、儿童节、桂林风光等主题照片。当时《东方杂志》对长城抗战的重要意义仍不够敏感的敏感，为加以应有的重视，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两张不实照片为何会得以刊出之原因。

表1 《东方杂志》第30卷第9期目录

“阐明学术为主旨，所刊各文见解，力求客观”（《复刊词》，东方杂志第39卷第1期）是《东方杂志》的重要办刊理念，在进行照片编辑时，却并没有识别出该“缴获坦克”的不实之处，抛却可能存在的政治宣传、鼓舞士气的因素外，也表明了当时《东方杂志》对日军装备武器的具体情况并没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导致配上了不合实际的文字并大加刊出。

考虑到《东方杂志》办刊的44年历史中，刊载的武器装备类文章仅有85篇，并且当时《东方杂志》的主编李圣五、发行人王云五以及其他主要撰稿人均非军事装备领域之行家，也能说明其对现代武器特征的理解与认知有所不足。另一方面，照片刊出后，当时社会上并没有出现规模性对这两张照片涉及对象的真伪情况的质疑，一定程度上说明大众读者对“坦克车”的概念还十分原始，即履带加炮塔，也就默认了照片中的“坦克车”确为日军坦克。

而“制造”图中“坦克”的中国军队对日军坦克的还原的如此“拙劣”，或许出于战时物资紧缺，无法做到各方面精确还原，但更重要的是，这表明当时中国军队同样对日本坦克的特征缺乏认识，以至推出的“坦克”同日军坦克外形存在天壤之别。这两张照片得以刊出，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当时国内新闻媒体行业、大的读者群体以及部分军队人士对军事专业知识的匮乏，在当时信息迟缓，基础教育和军事教育落后的中国，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必然的。

三、结语

《东方杂志》第30卷第9期登载的两张照片，“宋哲元部在喜峰口夜袭敌营夺得坦克车十六辆之一部”应该为中国军队自制坦克模型摆拍之照片，“夺获战利品之代表”或为长城抗战军队将缴获的部分武器与自己的武器混合后摆拍而成，故两张照片均为不实之新闻照片。该两张照片的登载，实际映射出当时中国在日本侵略阴影下所面临的国防困境——大众社会对军事发展常识的匮乏以及对日本军队建设情况的无知，一部分主流舆论也对国防态势的不够敏感。

虽然，两张照片有不实的成分，但综合当时国内实际情况，应对其正确认识，该两张照片与其说是新闻照片，不如说是宣传海报，宣扬“华北军人已在日本帝国主义最近代式的武器下奋不顾身的抵抗着”（《抗日的决心》，东方杂志第33卷第6期），其蕴含并传递了中国军队不畏强敌，勇猛顽强的伟大抗争精神，对于唤醒并团结全国军民，孤立当时仍以“剿共”为首要的蒋介石集团，“党国领袖既没有导民众共赴国难之术，一般民众亦因对政府的失望，转而误为对国家前途的失望”（《今日的非常局面》，东方杂志第33卷第11期），有重要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