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孤儿自生自灭，孤儿院成了军队的招募场所

孤儿院的道德体系——强大的集体精神和微弱的家庭联系——使之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和红军的主要招募场所之一。20世纪30年代，有数百万儿童生活在苏维埃机构中——孤儿院、军队、劳改营，他们对家庭生活一无所知。孤儿们特别容易接受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因为没有父母的引导以及可供选择的其他价值体系。20世纪30年代，米哈伊尔·尼古拉耶夫在一连串儿童之家长大。他回忆，他和孤儿同伴们一直受到灌输：苏联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他们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孩子，一切都由国家供给，而领导国家的一国之父斯大林关心所有的孩子。

——《耳语者》

摘自费吉思:《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父母的被捕，让数百万的其他孩子自生自灭。许多人走进孤儿院——适用于未满16岁的孩子——其他的则在大街上游荡，或乞讨，或加入少年帮派。那些帮派在大城市的车站、市场和其他繁华地段，掌控大部分的轻罪和卖淫。1935年通过的新法律，将刑事责任的年龄降至12岁，主要是为了打击儿童犯罪。1935至1940年，苏维埃法庭给10.2万名12到16岁的儿童定罪，其中许多最终被送进由内务人民委员会管理的劳教营。

……父亲在1937年6月被捕时，玛娅·诺尔金娜才13岁。一年后，内务人民委员会又抓了母亲，玛娅也被列宁格勒学校开除。她在列宁格勒有姨妈和舅舅，但没人愿意收留她。玛娅说：“他们都怕丢掉饭碗，其中有些是党员——他们显得最为害怕，断然拒绝。”大家都以为玛娅将被送进孤儿院，却没有人来找她。于是，她继续住在自家的3间房里，位于市中心的共用公寓。她的亲戚为了抢夺这宝贵的居住空间，让一个舅舅登记为该处居民。但他从没在那里住过，事实上，仍与妻儿住在城市的另一端。玛娅回忆：“我自食其力，完全独立。”这一位14岁的女孩子，会向学校里的老朋友借书，走一小时去姨妈家吃饭，用亲戚给的零用钱购买食品，有时享用共用公寓邻居的残羹剩饭。每天，她会在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前排队，希望送包裹给父亲。该处官员收了一段时间的包裹，然后告诉她，父亲已被“判刑10年，不得通信”（这意味着他已被枪决——不过她好几年都不知道）。给身在波特马劳改营的母亲送包裹更加艰辛，需要排队整整两天两夜。玛娅这样的生活，持续到1941年8月。其时，她年满18岁，加入了保卫列宁格勒的人民志愿军。她没有接受正规学校的教育，实在是别无选择。

……大恐怖使孤儿人数急速膨胀。从1935年到1941年，生活在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的儿童之家的人数，从32.9万人增至大约61万人（还不包括孤儿院调给苏维埃农庄和工厂的人员）。大多数儿童之家比拘留中心好不了多少，里面都是流离失所的少年、流浪者、“小流氓”、小罪犯、父母于1937至1938年被捕的“奇怪孤儿”（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如此称呼他们）。这些场所的条件如此恶劣，以致数十名官员向当局写信，对拥挤、污浊、饥寒交迫以及儿童不时承受的虐待和忽视，表达了他们个人的愤慨。“人民公敌”的孩子们更承受特别的苛刻待遇。像马克斯娜的弟弟们一样，兄弟姐妹往往被送去不同的儿童之家，因为政策规定，必须拆散“人民公敌”的家庭。他们被告知，要忘记自己的父母。如果年龄够小，就会获得全新的姓名，以建立新身份。他们经常遭受欺凌和排斥，有时是来自教师和管理员，因为那些人担心：如果显示慈悲，可能会被指控对“敌人”存有恻隐之心。

父母被捕后，伊纳萨·布拉特和姐姐梅拉被送去不同的儿童之家，3岁的伊纳萨去了列宁格勒的，11岁的梅拉则去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两个女孩都不断得到提醒，她们是“人民公敌”的女儿——她们父母的被捕，牵涉于皮亚特科夫和其他“托洛茨基分子”在1937年1月的公审。伊纳萨对孤儿院之前的童年全无印象，但记得的两年孤儿院生活，给她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伤痕：

那里的条件实在太可怕——我都没法走进厕所：地上满是稀屎，深至脚踝……那栋房子正对一道红砖高墙，好像被困在地狱里……儿童之家的主管总是对我说：“要记住你父母是什么人，不要惹出麻烦，只是静静坐着，不要伸出窥探的鼻子”……我变得内向，把自己封闭起来。后来，我发现很难再回到正常生活。我在孤儿院待得时间太长，学会了对什么都漠不关心。

梅拉所在的孤儿院有“数十名”政治犯子女。她回忆：

我们这些父母被捕的孩子，没人敢于谈及自己的家人。他们把我们称作“托洛茨基分子”，总把我们归在一起。我们也形成小团体，之间并无特殊的友谊，只是想团结起来……其他孩子会向我们扔石头，咒骂我们。我们就聚在一起来保护自己。

梅拉会写信给列宁格勒的外祖母。父母被捕时，外祖母曾拒绝照看她和伊纳萨。她前不久与酗酒施暴的丈夫离婚，住在简陋的地下室里，在列宁格勒烟厂担任质量检查员。她担心，如果照看“人民公敌”的孩子，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工作。她还认为外孙女在儿童之家可能会过得更好。但梅拉的信使她震惊，她从没想到外孙女会陷于如此恶劣的环境。1939年，她从儿童之家救出两个女孩，带回列宁格勒的地下室，与自己同住。

……在孤儿院长大，虽有无数恐怖故事，但也有找到爱和“家庭”的实例。加林娜·科舍连娃被送去孤儿院时才9岁。其父亲是波德博洛热地区（位于列宁格勒的东北）的农民，于1937年的“富农行动”中被捕并遭枪决。之后，家庭四分五裂。加林娜和弟弟先被送到基洛夫城，后来又各奔东西。弟弟去了邻近的祖耶夫卡镇孤儿院，她自己去了北部的奥帕里诺镇孤儿院，位于基洛夫城和科特拉斯城之间。加林娜刚刚抵达就患上肺炎。“我从列宁格勒来，身穿夏日的连衣裙，外加白色披肩，没有其他衣服，脚上只是一双凉鞋。我们离开时是夏天，到基洛夫时已是11月。”整个冬天，加林娜病得很重，全靠孤儿院主任的调养。她名叫叶丽萨维塔·伊万诺娃，是西伯利亚当地的年轻女子，她让加林娜穿自己的冬衣，为她自掏腰包向邻近集体农庄购买牛奶，两人关系犹如母女。叶丽萨维塔自己没有孩子，对9岁的加林娜宠爱有加，晚上为她朗读，遇上缺课还帮她补功课。她想收养加林娜，但因生活空间不够而无法获得资格。然后，加林娜的母亲在1945年突然出现。1937年，她逃脱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监管，带着新出生的婴儿四下隐匿生活。她曾在摩尔曼斯克铁路上担任清除冰雪的工人，直到变成德国军队的俘虏，被送去彼得罗扎沃茨克的芬兰集中营。1944年，她获得苏维埃军队的解救，便到处寻找自己的孩子。加林娜离开叶丽萨维塔和孤儿院时，显得非常伤心。她跟母亲、弟弟搬回波德博洛热地区，1952年又搬至列宁格勒。那些年，她不断写信给孤儿院的叶丽萨维塔。她回忆：“我非常爱她，使我的母亲生羡。我对母亲的爱，都不及对她的一半，我们母女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平淡如水。”

……在孤儿当中，相互扶持的非正式小群体发挥了许多家庭的功能。同年龄的男孩会结帮成伙，来应付把他们骂成“人民公敌”的恃强欺弱者；年龄较大的会保护年幼的，在功课和家务上提供帮助，并在晚上啼哭或尿床时予以安慰。孤儿院所有的孩子都很团结，以反抗严厉、有时甚至残忍的教师。

……孤儿院的道德体系——强大的集体精神和微弱的家庭联系——使之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和红军的主要招募场所之一。20世纪30年代，有数百万儿童生活在苏维埃机构中——孤儿院、军队、劳改营，他们对家庭生活一无所知。孤儿们特别容易接受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因为没有父母的引导以及可供选择的其他价值体系。20世纪30年代，米哈伊尔·尼古拉耶夫在一连串儿童之家长大。他回忆，他和孤儿同伴们一直受到灌输：苏联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他们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孩子，一切都由国家供给，而领导国家的一国之父斯大林关心所有的孩子。

如果住在其他国家，我们将死于饥寒交迫——这是我们被告知的……当然，我们相信其中每一个字。我们在孤儿院体验生活，学着去思索和感受——更确切地说，不作自发的思索和感受，接受一切被告知的。我们对世界的想法全来自苏维埃政权。

米哈伊尔也深受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传奇的影响，梦想仿效他的成就——揭发出一个敌人或间谍，在成为少先队员时，他感到非常自豪。像许多孤儿一样，米哈伊尔把加入少先队，看作被苏维埃社会所接纳的一刻。在那之前，他一直耻于自己的父母，仅有零星的记忆：与父亲一起骑在马上，想象中的母亲坐在灯旁擦枪（让他觉得，她一定是一名党干部）。他不知道父母是谁，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米哈伊尔·尼古拉耶夫”是刚来孤儿院时取的新名字）。他记得四五岁时发生的一件事：他的前保姆来儿童之家探看，告诉他他的父母已作为“人民公敌”被枪决了；然后又说，“像枪毙你父母一样，他们也应该把你枪毙掉”。整个童年时期，米哈伊尔为此而深感羞愧。一旦加入少先队，这个耻辱获得了解除；这是他第一次得到苏维埃制度的承认和重视。作为一名少先队员，米哈伊尔把斯大林当做父亲，既权威，又慈祥。他相信，所有的善意都来自他：“我们有吃有穿、有学可上、可以赴少先队野营，甚至有新年树——这一切都归功于斯大林同志。”这就是他的看法。

米哈伊尔所在的孤儿院的孩子们，早早投入了工作。他们从4岁起就帮助洗碗、打扫院子，7岁起去集体农庄的田野劳动，11岁起去纺织厂工作。该纺织厂位于邻近的奥列霍沃―祖耶沃镇——在莫斯科的东面，相距50公里。到1941年夏天，米哈伊尔又被分配到奥列霍沃―祖耶沃郊区的一家金属厂。尽管只有12岁，但孤儿院的医生以体检为基础，宣称他已有15岁（米哈伊尔长得高大，与年龄不相称），并发给他一套新证件——上面说他出生于1926年。当时有一条政策，有意提高孤儿的年龄，让他们够条件去参军或从事工业生产。在之后的两年中，米哈伊尔与孤儿院的其他孩子组成一队，在钢铁厂上班。“我们轮班工作——这一周，晚上12小时；下一周，白天12小时；每周工作7天。”工厂里可怕的真实条件，与宣传中的相比有云泥之别。米哈伊尔以前学的，均来自书籍和电影。于是，他生命中第一次开始怀疑被告知的东西。孩子们身穿工作服，睡在工厂俱乐部的地板上，吃饭都在食堂，没有任何报酬。1943年秋天，米哈伊尔逃离工厂，自愿参军——动机是躲避饥饿，不是爱国主义——成为一名坦克驾驶员，当时年仅14岁。

像米哈伊尔一样，尼古拉·科瓦奇加入少先队时也非常自豪，因此而感到已被孤儿院之外的世界接受，可与其他同龄孩子平起平坐了。科瓦奇接着加入共青团，成为党的积极分子，他“最喜爱的书”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在少年时就加入红军，在远东服役。复员后，他却难以融入平民生活——他在苏维埃机构待的时间太长——转而去内务人民委员会上班，晚上在其附属的精英军校进修。科瓦奇任职于内务人民委员会一个特殊单位，其主要任务是捕获儿童之家的逃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