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时期对英美形象的负面渲染及其真实目的

来源: 历史教学问题     作者: 殷九洲

摘要

侵华期间，日本为“摆脱侵略者身份，构建解放者形象”，将舆论矛头直指支持国民政府抗日的背后势力英、美两国。日本控制下的现地宣传媒介结合历史史实与现实政治，将英国塑造为“旧秩序的守门人、新秩序建设之癌”的老大“殖民帝国”形象；美国在全面介入远东事务前后，则被构建为企图实现世界称霸的新晋“霸权帝国”形象。日本对英美负面形象的塑造和渲染，在激起中国民众反英美情绪的同时转移和改观民间的反日氛围，进而为其侵略行为披上正义的外衣。

“宣传是运用叙述影响人类行为的技巧，是以有意义的符号进行对意见的控制，是运用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其他社会传播形态所做的一键控制。”[1]近代战争以来，特别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传统战争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宣传战”的作用越发凸显。日本当局对此非常明确，因此在整个二战期间一直着力宣传“精神的力量”，掩盖事实真相，散布颠倒事实的谎言。例如，关于中国14年抗战起点的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9日凌晨6点30分，日本广播协会(NHK)根据陆军当局提供的信息，播报了“临时新闻第一号”:“中国军队炸毁了南满铁道在奉天(沈阳)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日本铁道守备队随即与中国军队展开激战”。各大报纸随后迅速跟进和持续渲染，并将“暴支膺惩”(惩罚残暴的支那)作为各大报纸醒目的标题。当天，大阪《朝日新闻·号外》还刊登了对日本奉天特务机关辅佐官花谷正少佐的访谈，题为《中国方面的挑衅是起因——花谷少佐谈话》。直到1956年12月，花谷正才在《别册知性》第5册《被隐藏的昭和史》中，发表了回忆文章《满洲事变是如此谋划的》，道出了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十八日夜晚，弦月当空，夜幕下的高粱地黑沉沉一片。星光点点，苍穹如盖。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铁路线为名，带领几个部下走向柳条湖。他们在观察了北大营兵营后，在兵营南面约800米的地方停下。河本亲自动手，将平时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安放在铁轨下并迅疾点火。随着‘轰’的一声巨响，铁轨和枕木都被炸飞。时间刚过22点。”[2]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有3个日军工兵因为操作失误被炸死。但是，日军却欺世盗名地标榜这3个工兵为“肉弹三勇士”，谎称他们是为了给军队开路，以甘愿赴死的勇气，抱着炸药包炸开铁丝网时“殉国”的。《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还向社会征集“肉弹三勇士之歌”，收到约20万份应征稿。

1937年7月7日，中日军队在卢沟桥发生局部冲突。高度重视“宣传”的日本陆军省，在事变后的第四天即从参谋本部及各部队抽调12人，让他们协助陆军省新闻班的工作，同时派遣松村秀逸等人前往位于天津的日本在华驻屯军，强化当地军队的宣传报道。八·一三淞沪抗战(日本称“第二次上海事变”)爆发后，马渊逸雄等新闻班成员被陆军省任命为先遣队，先于派遣军登陆上海从事宣传报道工作。[3]随着战线和占领地区的不断扩大，日本军队的作战编制和宣传报道部门也随之扩容，形成了以陆军为主，海军、外务省、兴亚院等其他驻华外派机构为辅的在华宣传格局。在国际舆论几乎一边倒谴责日本的情况下，如何欺世盗名，对中国民众鼓吹日本侵华的正当性，改变日军乃至日本人野蛮、残暴及非人道的形象，成为日军侵华时期宣传工作的重点。

目前学术界有关战时日本在华欺骗性宣传的研究成果并不欠缺，但日本对英美反面形象的建构，特别是对“英美鬼畜”的渲染，鲜有论及。[4]尤其是学界在研究二战期间日本与英美关系时，由于受到当时日本认为“英美不可分”的判断的影响，将英美视为一个整体，忽略了两者的差异。为了纠正这种偏颇，笔者试图将英美这一在以往对日关系研究时的“连体儿”进行区分，以揭示日本媒体中不同的英国和美国形象。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系统梳理和阐述侵华时期日本舆论宣传中的英美形象，分析英美形象的塑造和宣传在日本企图笼络民心，抢夺话语权，使侵略合理化的过程中所发挥的政治效用，拓宽二战期间日本在华宣传报道策略的研究视角。

一、“殖民帝国”英国笼罩下的亚洲

1902年、1905年、1911年，日本和英国为维护各自在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利益，应对俄国在远东的扩张，签署了三个《英日同盟条约》。1921年12月13日，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为英日同盟安排了一个盛大的葬礼”。此后，由于日本在中国不断推行经济扩张政策，1926年以后，日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超过了英货，成为中国最大贸易国，引起了英国极度不满，双方矛盾日益加深。原日本首相吉田茂曾这样写道：“英日同盟的稳定影响消失了以后，我军便进军中国。”[5]因此，20世纪前半期的日英关系可以概括为：从初期的互助同盟到中期在远东地区的经济竞争、从经济层面的摩擦扩展至日中战争时的全面对立，最终导致双方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兵戎相见。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美国尚未全面介人远东事务的历史阶段，日本无论在国内还是占领地内的舆论宣传，都主要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昔日的盟友英国。1939年日本在沪创办的“国策报纸”《大陆新报》中的一幅漫画，非常形象地描绘了英国的处境和现状。在那幅漫画里，英国首相丘吉尔被画成一只八爪鱼(章鱼)，每个爪上标识着英国控制下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其中德国断然斩断“八爪鱼”伸向中欧的那只“魔爪”，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则试图举刀砍向英国伸向巴尔干等地的“魔爪”，气急败坏的丘吉尔面对德意等国显得手足无措。[6]虽然漫画未提及日本，但显然含蓄表达了一种观念：以“大东亚解放战争”为标榜的日本，扮演着斩断英国伸向远东地区“魔爪”的角色，而日本对英国扩张形象的构建，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

（一）渲染英国历史污点

侵华战争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出版了大量诸如《英国的世界统治政策》《美英的罪恶史》《对英战争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等揭示英美历史、批判英国罪行的书籍。日本历史学者仲小路彰将英国类比为弥尔顿《失乐园》中的“恶魔之国”，称“英国的历史极其阴暗，始终伴随着阴谋、虐杀、掠夺和侵略”。[7]

《大陆新报》在社论中总结英国侵略他国时所运用的政策手段时指出，英国必定会实行“分裂和支配”的传统殖民政策，“将一个完整的民族分割为上下阶层区别对待，对于掌握实力的上流阶层，用尽一切方式笼络他们，并将他们打造为亲英分子，对于中间和一般阶层则不断打压，利用上下阶层之间的对立矛盾，使其国力在内讧中不断得自我消耗，随后趁机利用花言巧语掌握该国的重要权力机关，进而侵略、征服，使其变为英国的殖民地”，与此同时，“巧妙地运用手段将上层阶层拉拢为同盟者，对他们的子女施以英式教育，将他们培育同化为亲英的知识人和权力者”，如此，“英国便可操纵该阶层实施亲英政策，英国势力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日本看来，这一惯用的殖民手段和政策不仅施用于对他国的战争、对殖民地的统治，在同别国交往时亦时常运用，且通过数百年来的实践和经验已然运用得如炉火纯青。[8]正是因为“老猞的英国”在殖民期间“戴着绅士的假面具”，才得以隐瞒其一切罪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民众“关于英国以往和现在所犯的很多罪恶”都不加详解。[9]

日本对英国历史污点的渲染主要着眼于近代对外扩张以来的奴隶贸易、领土扩张、种族灭绝等殖民过程中的破坏性政策和行为。宣传媒介将英国的殖民扩张历史称为“英国的犯罪记录”，英帝国是在“不义的观念”中产生，奴役着生活于地球上的四分之一民众，其生长“像一种癌的生长”。[10]英帝国财富的积累和国力的强盛完全基于对殖民地内的经济、资源、劳动力等的掠夺。

1942年是鸦片战争清朝战败且被迫签订《南京条约》的一百周年，是英国开启中国近代苦难征程的第一步。在涉及英国对华所作所为时，日本操控下的汪伪傀儡政权成立的“中华民族反英美协会”宣称，一百年来“英美帝国主义对于我东亚的侵略和宰割，直可以说是穷凶极恶，无所不至。他们为了满足自己侵占掠夺的需求，不惜用鸦片毒害我们民族，用武力屠杀我们民族，用经济榨取我们民族，用文化麻醉我们民族。他们不但要把我们优秀的黄色民族驯服为他们的顺民，而且要把我们种族像红色人种和棕色人种那样消灭。”[11]该段话批判了近代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对中国乃至东亚的侵略不仅是掠夺财富、霸占土地，甚至像对待红色、棕色种族一样，要使我们“优秀的黄色民族”亡国灭种。显而易见，这不仅将西方的侵略视为军事、经济、文化的全面侵略，甚至是种族灭绝。

在日本对英国殖民史的历史书写中，近代英国殖民史就是一部被殖民地区人民血与泪的历史，“他们之所谓文化生活，高唱什么正义、人道、自由、博爱、无非是一只沾染了血而用洁白的手套来掩饰着的魔手，造成十亿余的人们的苦闷、懊恼、悲叹、绝望、愤怒和咒骂”。[12]通过历史史实的揭示，英国在日本的宣传话语体系内，被完全塑造成一个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国家，一个在全球推行殖民扩张的丑恶帝国。

（二）抨击英国现实政策

为能更直观地表现英国殖民者的多重形象，使宣传更具真实性和说服性，除了渲染英国在历史上的斑斑劣迹，日本控制下的舆论媒介还结合英国的现实政策，向中国民众灌输一种观念：英国作为“旧秩序的守护者”，已遭到殖民地人民唾弃和反抗。印度作为“英国女皇皇冠上的宝石”，是英国近代殖民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印度也是英国在亚洲推行殖民扩张的缩影和象征。一战后，印度要求自治的呼声日趋强烈。进入1930年代后，印度国内如火如荼要求“斯瓦拉吉”(自治)的运动，英国在印度僵硬的统治体制和残忍暴虐的镇压行为，无疑给予日本绝佳的宣传素材。二战爆发后，面对印度的自治要求，英国仅给出“战后自治”的空头支票。这一悬在空中的承诺，导致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的强烈不满，印度国内的自治运动越发炽烈。

1940年10月，为了寻求自治，“圣雄甘地”再度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印度殖民当局对此进行了强烈镇压，最终导致流血事件的发生。日本以“正义的面貌”对英帝国的所作所为予以谴责，其真实目的是试图洗刷日本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英国一面向世界宣传日本在中国屠杀非战斗人员的虚构事实，一面自己却在印度对主张生存权的民族进行残忍杀戮，如此程度的不正义和不公平真是人神共愤，”[13]除了猛烈批判英国的暴虐屠杀和双重标准外，还积极肯定、激励印度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精神。

东南亚地区的缅甸也是日本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缅甸既是英国的传统殖民地，也是抗战期间英国援蒋的主要通道滇缅公路的一端。日本对缅甸的反英运动给予了一系列及时的报道，[14]认为缅甸一般民众“只要处于英国的支配下，缅甸自由的实现便不可能的”。“英人紧迫愈甚，其反英意识亦愈蓬勃，独立运动不断发生”的爱国精神，受日本控制的媒体均表示赞赏。同时，日本对“英国在面对缅甸独立运动时，利用当地政府进行限制和镇压等老辣的手段和政策”进行抨击，并断言“英国不断施加的镇压政策，定会导致缅甸人民的持续反抗。英国终将面临不可收拾的局面”。[15]

英国虽然没有像殖民东南亚那样，将中国全盘殖民地化，但英帝国作为近代以来侵华的急先锋，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利益特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租界这一近代特殊产物。租借地俨然如“独立王国”般矗立在中国，在华英国民众浸入骨子里的种族优越感和特权观，使之不断侮辱甚至虐待中国民众。日本深知普通中国民众对英国人的仇视并不亚于对日本人的敌视，不少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中国人或许更加仇恨英国人。因此始终寻找机会进行反英宣传。1939年4月的“天津事件”为日本创造了一次绝佳的反英宣传时机。[16]在该事件中，英国政府及英租界当局被塑造为犯罪分子的包庇人和收容所。英国俨然将租界当作自身的“法外飞地”，践踏中国主权，对伪临时政府的要求和抗议视而不见。日本围绕这一事件大肆报道中国民众的反英运动，称“天津百万中国民众强烈要求严惩租界当局，并以此为契机解决租界归还问题”。[17]“中国民众反英运动从天津逐渐扩大至全国各地。北京、济南、青岛、开封、石家庄、太原等华北各主要城市相继举行的反英大会已进入高潮。参加大会的民众在会场一致高呼严惩英国不法行为、建设东亚新秩序、支持印度民族独立等口号。收回英租界，彻底打倒英国在华势力的空前反英氛围已然形成”。[18]事实上，日本对“天津事件”尽可能“详尽”的报道，不仅为了激发民众对英国在华特权及所作所为的不满和愤懑，更是企图将日本塑造成一副抗英斗士的形象。[19]

1940年8月9日，英国宣布撤回其驻扎在上海及华北租界的军队，《新申报》就此评价道，“英国在华驻军，过去曾数次屠杀中国民众，如五卅惨案，沙基惨案，万县惨案，皆其最显著者，吾人食其肉寝其皮之心，未尝稍懈，然蒋介石以期支持法币得以延长抗战，竟取消反英之主张，压制反英之民意，而使英帝国主义仍继续其侵略，英在华军队，仍继续其屠杀，俾人民莫可如何。今幸得友邦之力，使英国驻华军队，无声撤退，有意远走。减少若干吾同胞遭受英军杀戮的机会。深望国府诸公，加紧努力建国自强。自今以后，永无三岛之碧眼军人在中国领土横行啊!”[20]该报道不仅批评了英国的残忍无道、渝府与英共谋漠视民意，更彰显了“友邦”日本的“仗义相助”。

英德战争、太平洋战争期间，即使实力不济的英国仍不愿放弃远东殖民地，日本指出正是因为“对殖民地(尤其是亚洲地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过度榨取和剥削构成了现今英国的繁荣，故而英国最害怕丧失其在亚洲地区的主导权”，英国驻华军队虽然撤离，但英国政府仍坚持援蒋政策，亦“是出于不愿放弃在中国权益的考虑”。[21]

侵华期间，日本在华媒体通过报道和评价英国在亚洲殖民地内的所作所为、日中英各国间的具体交涉和谈判(例如上海公共租界内反日宣传和抗日暗杀活动、滇缅公路、浅间丸事件等)，[22]向中国民众展示了英国“固守成规”、“暴虐残忍”、“惨遭唾弃”、“力不从心”的“旧秩序守护者、新秩序破坏者”落日夕阳的形象。

二、“霸权帝国”美国称霸的牺牲品

日本自1854年开国以后，一直对美国抱有相当复杂和矛盾的心理。美国迫使日本打开“闭锁”已久的国门，为日本带来了欧美文明，但与此同时也使日本陷入沦为殖民地的危机。岸田秀教授将这种矛盾心理称之为日本人的“精神分裂症”。[23]这种矛盾心理奠定了近代以后日本政府及普通民众在对美关系和情感上的复杂多变性。

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结束后，日美友好关系逐渐出现裂痕。首先，美国国内的排斥日本人移民问题、《加州排日土地法》的制定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种族歧视(黄祸论)问题，对不断努力向欧美国家靠拢、试图摆脱陈旧外衣且接连获得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日俄战争胜利的日本来说，可谓是极大的蔑视和侮辱；其次，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方针，使得美国资本大量进入满洲地区。视满洲为“生命线”的日本，对此抱有极强的警戒感和戒备心；最后，日本军部以美国海军为假想敌，对海军实施“八八舰队”建设。[24]这一时期，日美两国国内“日美战争不可避免”、“日美未来战争论”、“最终战争论”等论调不断涌现。

1930年代后，“九一八事变”、“满洲国”的建立、日本“退出国联”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直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使日美之间的不信和对立不断加深。1939年7月26日，美国通知日本将不再续签《日美通商航海条约》。该条约涉及通商、航海、关税、汇率等各方面，其中有两项内容尤为关键：一是日本自此享有关税自主权；二是彼此给予最惠国待遇。虽然是彼此“互惠”，但明显是日本依存美国。不再续约意味日美关系走向决裂，但尚未必然走向军事对抗，[25]双方关系仍处于十字路口。随着日美对华政策的差异和分歧日趋增大，英国忙于欧洲战场无暇东顾，美国顺势取代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并不断突破原先秉持的对外“中立主义”(neutralism)立场，日美之间的利益矛盾和现实冲突愈发紧张，最终兵戎相见。与侧重于塑造英国历史形象不同的是，日本对美国扩张形象的构建更关注其现实政策的转变。

（一）军事扩张和“压迫”日本

日本在华媒体选取的报道视角之一，是美国国内军事方面的变化：美国军事预算和开支的增加、美国军队建制和军事设备的增强。面对世界局势的紧张，为预防战火燃及美国本土，美国政府及国会逐渐意识到增加国防预算的必要。1939年1月6日，罗斯福总统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明确表示将适度增加国防开支：“适当的国防是民主主义国家面对侵略国攻击的保障。”[26]虽然政府、国会不时有人秉持“中立主义”原则，对美国介入欧洲战事及增加军事开支提出反对，但二战前欧洲局势的日趋紧张，使“中立主义”在美国逐渐丧失市场。这本是美国面对军事法西斯主义扩张的举措，无可厚非。但是，美国一发布军事预算，日本必然会对其预算草案中的经费、装备、人员等具体数字和计划进行详细报道和评价。[27]例如，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喉舌的《大陆新报》称：“美国作为世界第一海军强国，已然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对其本土构成威胁，庞大的军费开支对其而言似无必要。美国除了满足并夸耀其世界第一的美利坚主义外，威胁压迫日本的目的是不言自明的”。[28]

军事预算增加的同时，美国的军事设备也在不断扩建。美国不仅强化自身在太平洋岛屿的军事基地建设，通过经济援助换取英荷等国的太平洋属岛以建立军事基地的行为，更是受到了日本持续关注和抨击。同样是这个日本军国主义的喉舌称，“美国对关岛基地的武装化建设越发表面化，美国的意图并非仅单纯将其作为消极的防御基地，而是摆出积极攻势的姿态，视作威吓日本的桥头堡”。[29]“在以关岛为先导的太平洋防备强化计划实施的同时，美国不断派遣租借委员，就英国在澳大利亚、新加坡、加拿大以及新西兰等地的海空军基地租借相关的具体技术型事宜，与英国政府进行洽谈……特别是美国海军所摆出的全面积极的攻击姿态，显示了美国对日态度的强硬。美国参战氛围愈发浓厚。美国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海军军事基地扩张的行为，显然表明其对我国进行军事封锁的意图和实际行动”。[30]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几天，日本媒体就在报道美国的太平洋诸岛空军基地建设情形。[31]

随着日美之间的利益冲突、现实矛盾愈发尖锐，日本舆论除了凸显美国的军事威胁外，还大肆报道和渲染美国在经济、资源等其他方面的对日制裁和打压。1939年日英围绕“天津事件”交涉谈判时，美国突然向日本表示，将不再续签1911年2月11日双方签署的《日美通商航海条约》。日本方面评价道，“该条约的废除为美国今后对日本实施诸如经济制裁的手段，除却了法律上的诸多障碍”。[32]自此，日美两国将处于无条约的国交状态。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签署了军事同盟条约，美国随即强化对三国的经济制裁及资源禁输措施：宣布自10月16日起，对西半球及英国以外的国家全面禁止铁屑的输出。在日本看来，“美国忌惮日本在法属印度的行动，对远东地区的问题极度神经紧张，美国此举的对日经济压迫意图可谓一目了然”。[33]1941年3月1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此举更是触动日本的神经，日媒甚至称之为“犹如美国参战宣言般的法案”。[34]面对7月25日美国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全部资产的举措，媒体称，从美军进驻冰岛及其他一系列显示参战态度的行为来看，“美国政府此种不当之对日措施，日方早已料有今日之一天”。[35]

正如《大陆新报》在连载文章《太平洋的反日陣营二》中的总结，“美利坚合众国对日攻势的第一步为军事包围，美国不断强化其在太平洋诸岛屿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备的同时，联合英国、中国及荷兰组成对日的ABCD军事包围圈，形成了对日马蹄形军事封锁……;其次，对日攻势政策的第二步为美英对我国的经济压迫，自《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以来，对日禁运政策不断激化，我国对美所依赖的重要物资几乎全部被禁输，更有甚者，美国对中南美各国施加压力以阻止其与我国的正常贸易，与其说是压迫不如说是美国对我国的经济封锁……;最后，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及‘南进政策’威胁了美国在远东和南太平洋地区的利益，故而美国不惜花费重金在荷属印度、法属印度、泰国、中国等地策划反日乃至抗日运动，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援助贷款已达一亿八千二百八十万美元，以期策动重庆方面抗日运动的长期化……美国对我国的压迫和封锁可谓无所不用其极。”[36]美国的军费增加、基地建设、资源禁运等政策，在日本看来都是美国“对日制约、对日封锁、对日挑衅”原则下的具体措施。

随美国从传统的“中立主义”原则转向“积极干涉”后，日本在华媒体对美国的关注和报道不仅在数量上有较大比重增加，美国的形象也愈发显得具有“敌对性”。“美国以维护所谓的民主主义制度和自由为名，在参战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由此营造了美国“由守转攻”的变化形象。

（二）旧秩序下的称霸野心

日本在华媒体不仅从多方面和不同视角，报道美国对日进行经济压迫、军事封锁的险恶用心和实际行动，而且对美国援助他国的行为也进行污名化宣传。

关于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经济援助和顾问团派遣，在媒体的污名化宣传下，美国被构建为企图将中国殖民地化的帝国主义。“重庆政府每每作战失利，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就进一步加深。从两亿美元借款开始，蒋介石政府的战机、武器弹药供应几乎全部源自美国。自居里特使四月访华以来，从美国派遣的财政、政治、航空、医疗、交通、工业等各部门的顾问团，大量进入重庆。上至重庆的中央军政财机构，下至各地方基层组织，顾问团到处伸手。美国军政人员充斥着渝府，渝府必将被置于美国囊中，美国正试图将重庆变为自己的附属领地”。[37]“美国政府从给予蒋介石政府财政、武器援助，到进一步大量派遣横跨各方面的顾问团和使节团，其目的不仅在于将重庆打造为美国国防第一线以使其对日作战，更是企图借机全面控制渝府以使其成为自己的殖民地。”[38]简而言之，按照日本的宣传，美国的最终意图，就是利用渝府的抗战达到其扰乱和侵略远东之目的。

对于美国援助英国及美英两国关系的宣传，日本方面的舆论则是着力于树立美英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处心积虑取代英国霸权。“美国不惜举全国之力援助英国，以应对世界动荡的局势。美国宣称美英同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国家，为维护自由主义盟邦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从历史上看，对英国支配地位最感到不满且不断采取对立政策的当属美国”。[39]“1776年美国革命者对英国皇室之憎恶，并不逊于今日一般‘真正’美国人对现时英国政府之憎恶”。[40]“任何事情都以‘世界第一主义’为目标的美国，其最大的野心就是要超越长久以来处于世界支配地位的英国。在美国看来，现今正是让英国臣服于自身的最佳时机。然而，英国的服从并非美国的最终目标。美国的最终目标是从英国手里将大西洋、太平洋的控制权抢夺过来，由自己牢牢控制”。“美国以援助自由主义盟邦为借口，以实现其两洋称霸的野心昭然若揭”。[41]

除渲染美国对英国海洋霸权的染指外，日本在华媒体将美国的一切行动，都指向“构建由自身主导和掌控的新世界霸权和秩序”这一终结目标。“美式军机输出重庆、荷属印度、菲律宾等地、美国对渝府的空军基地建设要求、美国航空公司对南太平洋、西非等地新开设的航空路线、美国频繁与同为ABCD军事包围国家首脑，即英国、中国、荷兰首脑的往来。从所有这种种行为来看，标榜打击轴心国、维护民主国家的美国，其真正目的是想通过航空政策以实现其‘空中的世界制霸’野心，从而达到从海洋到空中全面取代‘海洋帝国’英国，实现自己建立世界霸权的野心”。[42]

日本对美国形象的大肆渲染和塑造，在英国退出远东地区后变得日趋激烈。美国频繁的军事举措、积极的对外活动，使日本感受到极大威胁。面对这一如鲠在喉的局面，日本在华媒体以“过度夸张”的宣传方式，将美国以防御为主的国防行为，建构为对日实施压迫、进攻所采取的准备手段和措施；将美国对英、中等国家的援助，污名化为铺设美国称霸的垫脚石。最终，经过日本宣传机器的加工，美国被塑造成了继英国之后威胁及扰乱远东安全和新秩序的罪魁祸首。

三、日本舆论宣传工作的策略与目的

在侵华期间的舆论宣传工作中，日本政府、军部急需解决以下几大困境：第一、如何向中国民众及日本居留民宣扬、论证自身对中国侵略和占领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从而笼络民心；第二、如何安抚并动员占领区内的中日民众服务于日本之目的；第三、以何种方式与重庆国民政府及英美等国的反日與论进行论战。

日本在华媒体在理论内涵、现实意义等层面，大肆鼓吹、阐释“东亚新秩序”、“东亚联盟论”、“大东亚共荣圈”等日本炮制的“秩序构想”。除此之外，日本的宣传工具还竭力利用远东地区的历史记忆，构建中日乃至东亚民众共同的“他者”(假想敌)。这也是日本在华宣传策略的重要一环。英美两国均被“选中”。

“殖民帝国”的身份无疑是近代以来英国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符号之一，特别是身处远东地区的殖民地各国，对此具有高度认同感。中国虽非殖民地，但自近代以来就不断受到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国家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榨取，中国民众对英国殖民者形象的体认并不亚于英属殖民地。尤其是租界的存在，无疑加剧了普通民众对英美特权及殖民的切身感受。

战争期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英国逐渐退出太平洋地区，将其重心转向大西洋战场。美国顺势取而代之。由于美国在远东地区没有英国那么沉重的历史包袱，因此日本对美国形象的塑造，主要关注其现实政策的转变，进而将其污名化为破坏新秩序、争夺旧霸权的“霸权帝国”。概括而言，通过对“殖民帝国”英国、“霸权帝国”美国扩张形象的构建和渲染，日本在华舆论宣传工作试图实现以下目标。

第一，打破英美话语体系对世界历史论述和撰写的垄断。“当下的世界情形和世界历史，几乎全部是站在英美的立场，是在英美思想的熏染下进行阐述和说明的。在阐述(英美)本国历史时，他们总是隐恶扬善、颠倒黑白，使自身的所作所为合理化、正当化，并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将本国所塑造的历史观和所谓的历史事实传播至世界各地。经多年浸淫，该政策取得了显著效果。”[43]“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日本认为殖民地民众之所以无法全面获知英美之罪恶，根本上在于以英美为中心的白人种族牢牢掌握着解释、书写、传播世界历史的话语权，若想从根本上破除对英美之迷信，则必须以新的视角在民众中广泛揭示、宣传“真实的历史”。日本政府组织学者、媒体大量编撰、出版揭示英美历史，批判英美罪行的书籍和连载文章，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根本目的。

第二，“转移视线、转嫁矛盾”。日本在华媒体将中国与远东地区的动荡不安以及反日、抗日势力的根绝不止，归咎于英美的不断介入和干涉。正是因为存在英国对殖民地人民反抗运动的压迫和镇压，英美对蒋介石政府的援助、对租界内反日、抗日分子及反日宣传机构的庇护等“敌对行为”，中国乃至亚洲才陷入如此混乱不堪的局面。

此外，日美关系的恶化、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完全是美国对日压迫及英美霸权主义导致的结果。日本对美英宣战并非出于“本意”，而是在咄咄逼人的情势下被迫发动的“自卫战争”。1943年11月，日本在东京组织召开了大东亚会议。会议发表的《大东亚共同宣言》指出，英美两国“唯己国之繁荣是图，压迫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尤以对于大东亚横加侵略，恣意榨取，并肆行其奴化大东亚之野心，致大东亚之安定被根本推翻。”[44]日本将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混乱与战争，完全归因于英美的历史行为及当下的争霸野心，其目的如上所述，显而易见。

日本通过对英美负面历史形象与现实政策的大肆渲染，一方面唤起民众记忆，激发民间的反英美情绪，从而淡化浓厚的反日、抗日氛围，进而动员占领地内的中日民众投身日伪双方政治理念的实践；另一方面塑造日本的“受害者”身份，拉近日本与东亚各国间的心理距离，误导其他国家的民众产生这样一种印象：面对英美在亚洲地区的殖民统治和霸权行为，同为东方民族且同样饱受英美压制的日本，也是受害者，也深感不满。

第三，给日本对外侵略行为披上正当化、合理化的外衣。正如藤谷操在其著作《日本二千六百年史》中所述：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并不是为了割地赔款，而是要驱逐“赤俄”，排击英法，将中国“从抗日的迷梦中解救出来，使之摆脱欧美各国的殖民地似的现状，与日满华各民族一起携手建设东亚新秩序，进而确立永久的和平”。[45]这番表述反映了战时绝大多数日本人的想法和观点。

日本的宣传机器试图让人们认识到，自西方殖民以来，英美在中国乃至亚洲构筑了根深蒂固的势力范围。亚洲人民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脱离英美的控制，需要借助外力帮助才能彻底摆脱百年来的屈辱历史，而这一外力正是亚洲地区唯一的民族独立国家日本。与英美不同，日本完全基于“平等”、“共荣”的原则与各国进行交往，包括被视为侵略在内的一切军事行动，最终目的是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世界新秩序”。在这一逻辑的衍伸下，日本被塑造为亚洲和东方民族的“捍卫者”、“解放者”，成为“正义”的化身。

对英美的负面宣传和渲染，不仅为日本侵略行为提供“正当化”借口，更是鼓动殖民地民众反抗英美、协助日本的有力武器。构建“不义的英美”与树立“正义的日本”，是日本在华舆论宣传工作的一体两面，也是其宣传政策的内在逻辑。

日本挑战西方文明的最高权威行为，加上极具迷惑性的“从欧美列强的统治中解放亚洲”的宣传口号，以及建立“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等徒有其表的国际政治构想，在亚洲确实蛊惑欺骗了一些人，赢得了一定的市场和支持者。按照菲律宾领导人卡洛斯·罗慕洛的说法，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西欧和美国的白种人“一直被东方人视为高高在上的神明，具有通常令人感到不公但望而生畏的神明形象。日本破除了这一盲目崇拜，揭示了白种人也是能被羞辱击败的凡人。这是亚洲人的胜利。痛恨帝国主义和遭受其压迫的民族会永远铭记”。罗慕洛对日本人并无好感，但对日本人在对抗西方甚至帝国主义的“果敢”表率，使得他和其他亚洲人尽管不甚情愿，但还是对日本“心怀敬佩”。[46]日本同以英美为首的白种人的战争，对深受西方殖民主义之害的亚洲各阶层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总而言之，日本控制下的当地宣传媒介，为欺骗和争取民众，争夺战争解释权、论证对华侵略的正当性，除了大肆宣扬“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等名为“解放”、实为侵略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理论，还抓住英美两国负面历史形象和现实政策的扩张性特点，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视角，分别对英美的扩张形象进行构建，居心叵测地以此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本质而言，日本试图冲破一战后的华盛顿体制，攫取自身权益的野心和行为，与英美为维护自身在远东地区的既得利益而推行的政策，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双方最终兵戎相见的根本原因。日本始终将自己装扮成受害者，不仅不反省自身的过错，而且一再美化自身的侵略行为。战后日本一些右翼分子为摆脱所谓“自虐史观”,以“大东亚战争解放论”和“自卫战争论”为日本侵略行为辩解，和战时日本的宣传策略如出一辙。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揭穿其真面目并进行有力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