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的“军国美谈”——作为事件、宣传和表象的“肉弹三勇士”

来源: 日本研究集林       作者: 殷九洲

内容提要

“军国美谈”是日本战争文化的特殊产物,在众多美谈中,“肉弹三勇士”的故事创作不仅流传甚广,还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颇具典型意义。自“三勇士”事件发生以来,始终存在着众说纷纭的不同版本,官方与民间叙述存在着严重偏差。然而,在军部、媒体、精英与民众的共同推动下,“肉弹三勇士”逐渐走上神坛,成为风靡一时的“美谈佳话”,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军国主义热”推向了高潮。“三勇士热”的背后折射的是,军部政治化、国家、社会与民众一体化的军国主义体制逐渐形成的转型期实相。

引言

“军国美谈”亦称战争美谈、爱国美谈、战时佳话等,是日本军政当局和舆论媒介利用各种战争素材宣传军国主义的重要文学载体,是近代日本战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自对外侵略扩张以来,就诞生了大量以军官和士兵为主人公的“军国美谈”。甲午战争时期的喇叭兵木口小平、皇族能久亲王;日俄战争期间的“军神”乃木希典、广濑武夫、橘周太;“十五侵华”战争期间的“肉弹三勇士”、杉本五郎;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九军神”、加藤建夫等,都极具代表性。“军国美谈”的生成与传播对日本社会的军事动员、国民精神的形塑,乃至战争时局的变化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

中日学界一般以战前日本的国定教科书、新闻媒体为中介,通过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探析“军国美谈”的真实性、文学性、传播路径及其影响。但将其放置在国家和社会大环境的关系中进行把握的历史视角却较为薄弱。故而,本文试图通过“肉弹三勇士”(亦称“爆弹三勇士”)事件,考察转折时期日本国家、社会、民众之间的关系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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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版本的“三勇士”事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全境,扶持傀儡政权的行径,引发国际舆论哗然。为缓解舆论压力,转移外界视线,次年1月28日,日军以发生在上海的日本僧侣被杀事件为借口,悍然进攻中国驻沪守军,挑起战争,即“一二八事变”。2月20日至25日期间,日军向驻扎在大场镇、江湾镇的十九路军发起总攻,由于街道路面战壕遍地,铁丝网林立,再加上十九路军的同仇敌忾、殊死反抗,日军死伤惨重,双方陷入拉锯战。“肉弹三勇士”的“军国美谈”正是诞生于这一背景之下。

“三勇士”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不用说当时,即使到今天仍存在着众说纷纭的不同版本。

1942年发行的第五期国定国语教科书初等科第2册第21课中,“三勇士”的事迹是这样被述说的:

昭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清晨五点,距离庙巷敌军阵地仅五十米。我方工兵三人一组,抬着长长的爆破筒,紧盯着敌军阵地。放眼望去,敌军阵地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工兵们准备将爆破筒投向铁丝网,为后面的步兵打开一条冲锋之路。此时,距离总攻仅剩三十分钟……敌人的炮弹愈发密集,冲锋的时间就在眼前。如今,将爆破筒插进铁丝网再点火的方式必然来不及。于是,班长下令先点着爆破筒的引线。

图为“肉弹三勇士”,从左至右分别为北川丞、作江伊之助、江下武二

作江伊之助、江下武二和北川丞三位工兵紧握点火的爆破筒向铁丝网行进。北川冲在第一位,江下、作江则紧随其后。突然,北川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摔倒在地。紧随其后的两人虽也有所踉跄,但即时稳住了身体。当然,三人中谁也没有抛掉爆破筒。只是,引线上的火苗嗤嗤地冒着。北川抱着决死的勇气猛然站起。江下、作江为鼓舞北川,紧握爆破筒,从后往前推进。

手里的爆破筒将三人的心拧成了一股绳。数秒后,爆破筒将发生剧烈的爆炸。三人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化身为人肉炸弹,笔直向前突进。抵达铁丝网后,三人将爆破筒扔了进去。爆炸声震天动地,不绝于耳。与此同时,我方一队步兵顺势向前冲锋。

班长边指挥部下边向前进,来到作江倒下的地方,大声呼喊道:“作江,干得好。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作江回答道:“没有什么了。成功了吗?”班长将作江的身体调整至朝着被炸开的铁丝网方向,大声叫道:“看,大队正从你们炸开的地方向前突击。”

“天皇陛下万岁。”作江说完就安静地闭上了双眼。

由国家机构主导制定的教科书,往往代表着国家的意旨和官方意识形态。“三勇士”事件在国家的叙事话语体系内,被完完全全塑造成“不怕牺牲、为国捐躯、尽忠天皇”的“帝国战士”形象。特别是“三人舍身赴死化身肉弹”及“作江临死前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的情节尤为动容。

与官方叙事不同的是,民间版本对“三勇士”事件的记载却有着较大出入。中内敏夫和增子保志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即使在全民追捧“三勇士”的时候,围绕三人的死亡原因也出现了很多种说法,其中“因技术操作失误而导致身亡”的说法流传甚广,可信度较高。1933年10月,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曾记录了同一工兵队的一名士兵的证言,“由于将爆破筒放入铁丝网再行点火的常规做法过于拖沓,屡屡失败,所以,决定从一开始就点好引线。军队的导火线质量上乘,并不会出现中途熄火的现象。原本导火线长一些也无碍于事,但内田伍长为使三人快去快回,迅速完成任务,将导火线减去30厘米,只剩下33厘米。然而,三人在跑出15米的时候,其中一人不知是崴了脚还是被子弹击中,突然摔倒,其他两人也顺势栽倒。三人起身后试图折返,但内田伍长大声怒斥道:‘干什么?为了天皇、为了国家,往前冲!’,三人不得不掉头重新捡起爆破筒继续向前进,就在即将达到铁丝网的瞬间,爆破筒爆炸了”,该士兵在证言中直言不讳道:“内田伍长是害死三人的真凶。”

日军战时的“急造破坏筒”

从该士兵的证言中可知,技术操作失误的并非三人,而是指挥三人的伍长。此外,三人并非决意赴死,而是在日本军队的绝对服从精神下,不得不服从命令而牺牲的普通战事行为。

不管是三人的操作失误还是上级的错误指挥,“三勇士”的技术失误致死说“使得军部的首脑们颇为困扰。当时,虽然此说法未在世人大众间流传开,却对久留米工兵队的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经过严格的技术训练和适当的判断力的军事教育后,因技术层面操作失误而被尊奉为‘军神’的现象让久留米的工兵们难以信服。三勇士的长官某少尉在报纸上谈到,三人被尊奉为‘军神’的行为似乎过于夸张了。”

除对三人死亡原因的不同声音外,教科书高潮部分的“天皇陛下万岁”情节似乎也遭到了质疑。“一二八事变”结束不久的7月15日,身处同一部队的小野一麻吕在自费出版的《爆弹三勇士的真相和观察》中写道,“爆炸声轰然响起,‘勇士’化作肉弹同铁丝网一道四处飞散,作江一等兵失去了左手右脚,脸和下半身被炸成重伤,但一息尚存……内田伍长在爆破成功后冲了上来,刚巧发现作江的惨状,内田用左臂抱住鲜血淋漓的作江,大声疾呼:‘铁丝网已经炸开,你的伤不重,坚持住!’吉田救护兵飞奔而来,用水壶喂水给作江。突然,炮弹飞来,炸伤了内田伍长的右大腿,两位就像父子一样搂抱在一起倒了下去,不一会儿作江一等兵的英灵就离开了他的肉体。”小野在“派遣的‘三勇士’队伍内待了十一年之久,与当时的中队长松下环大尉情同父子”,故而小野关于三人的相关记录具有较高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此外,亲眼目睹作江死亡的小队长东岛少尉在做公开讲演时都会讲战友临终时的痛苦经历,“作江当时不停地呻吟道‘腰疼,腰疼’,所以我们都拼命给他揉腰,”上野英信战后曾采访东岛关于作江临死前是否高呼“天皇陛下万岁”一事,东岛回答道,“我本人没有听见,但是作江临死前嘴巴微微张开好像说了点什么。大概是念着天皇陛下万岁吧。”即使东岛前后的言论有所差异,却始终没有肯定这一情节的发生。

可以看出,在“三勇士”事件的描写叙述上,国家的话语体系与民间的个人(相关者)叙事存在着极大偏差,且有着很多无法解释的疑点。特别是“神格化”三人的“死亡原因”和“临终遗言”情节,不仅在当时,之后的很多研究都提出了异议,这也是“三勇士”的事迹在发生十年后才被收录进国定教科书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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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的“肉弹三勇士”热潮

1920年代的日本陆海军都经历了大规模的裁军运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接受美国提出的方案,对海军特别是主力舰吨位进行了大规模削减;随后,陆军也分别在陆军大臣山梨半造和宇垣一成的主导下,实施了三次“更新换代”的“军备整备(裁军)”运动。1930年4月,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签订,使得日本国内的裁军运动发展到了顶峰。

无论对于陆军还是海军而言,裁军的“损失”关键不在于人数的减少,而在于军人社会地位的下降。裁军使日本进入了“军人失意时代”,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蔑视军人”的风潮。日俄战争时期,军人被视为国家的骄傲,穿着军装走在街上,民众会行“注目礼”。裁军时代,军人走在街上甚至会被民众骂为“偷税者”,退役军人为谋求职业,不得不低声下气,就连婚姻对象,军人或军人家属也被社会所嫌弃,“谢绝军人”的现象遍布大街小巷。短短二十年时间,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一位师团长在给上原勇作的信中写道,“裁军计划实施后,军队的士气大幅下降,眼下青年军官配偶的家境,和以前青年军官配偶的家境相比,简直有云泥之别。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日本进入‘谢绝军人’的时代,这难道是对日俄战争后军人过于张扬的社会状态的纠正?现在东洋已经没有战争了,没有了战争意味着难以建功立业,意味着失去了出人头地的机会。”

此外,一战时的“战争景气”随战事结束而告终,1920年代的日本,接连不断地爆发金融危机,1929年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更是导致日本的社会阶层、阶级结构撕裂得愈发严重。“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为暮气沉沉的日本社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事变后,日本各大报纸、广播电台竞相报道战事的进展、前线士兵的“英勇事迹”,各种“前线后方”的“军国美谈”遍布大街小巷。舆论媒体甚至形成了一种“报道合战”的态势,日本社会处处充满着“满洲热”。正是在这一氛围下,诞生了追捧“肉弹三勇士”的狂热风潮。

新闻报刊打响了“造神化”运动的第一枪。三位无名士兵战死后的第三天起,日本各大新闻报纸争相用头版头条及醒目的大号字体标题,大篇幅报道了三人“壮烈战死的英勇事迹”。2月24日,《大阪朝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在第一版分别用“此乃真肉弹!壮烈无比的自爆,主动请缨身负炸弹摧毁铁丝网的三勇士”“高呼‘帝国万岁’后粉身碎骨,三工兵身抱点燃的炸弹,冲向铁丝网”为题报道了该事件。《大阪每日新闻》、《西部每日新闻》、《福冈日日新闻》等报社同样以类似的标题详细地刊登了三人“可歌可泣的壮举”。特别是2月25日《大阪朝日新闻》的一篇题为“名副其实的‘军神’——忠烈的肉弹三勇士事迹‘欲上呈天皇陛下’,此乃陆军省之最高恩赏”的报道,首次将“三勇士”与“军神”的称号相联系,两日后,该报在“天语人声”栏目里再次重申“应将三勇士奉为‘军神’来祭奠”“此乃真军神,是大和魂的具现,是感动鬼神、激励懦夫的超人行为”。

此外,朝日新闻社和每日新闻社在2月28日,同时刊登了悬赏征集“三勇士之歌”的广告。《东京朝日新闻》征集的是“肉弹三勇士之歌”,《东京每日新闻》则为“爆弹三勇士之歌”。两报声称,广泛征集歌曲是为了“永远纪念且向后世宣扬三勇士的忠烈行为和殉国精神”。歌曲征集活动可谓“三勇士”宣传活动中“最为精彩的时刻”。两家报社最终收到有124561首(朝日)和81477首(每日)应征稿件。中野力创作的《超越战友的死亡》(朝日)和与谢野宽(铁干)的作品《庙行镇的敌人阵营》(每日)分别当选。中野的歌词之后由山田耕筰作曲,山田评价该曲不仅“是对三勇士忠烈事迹的赞歌,亦是悼念三人忠烈行为的挽歌,同时更是爱国进行曲”,与谢野的诗词则由陆军军乐队队长辻顺治配曲。两首歌最终成为引领新时期士兵与国民哼唱的军歌。

与中日甲午、日俄战争时期相比,“三勇士”的美谈故事不仅以新闻报刊为传播载体,广播电台、电影、戏剧、音乐、绘画等传播媒介和艺术形式都成为宣传“三勇士事迹”的重要舞台。

东京、大阪的报社为他们专门编写了《爆弹三勇士之歌》

东京中央放送局设置了“三勇士之夕”频道,转播明治座的《上海的功勋者三勇士》,各地方电台也播放人形净琉璃《三勇士名誉肉弹》、广播剧《肉弹三勇士》、琵琶曲《啊!肉弹三勇士》等节目。电影界也不甘落后,开始拍摄“三勇士”题材的电影,描写“三勇士”的作品犹如洪水般涌出,何合电影公司的《忠魂肉弹三勇士》拔得头筹,最先拍摄完成,3月中旬,东活的《忠烈肉弹三勇士》、新兴的《肉弹三勇士》、日活的《炸弹三勇士》、赤泽的《昭和军神·炸弹三勇士》、福井的《昭和军神·肉弹三勇士》等5部作品制作问世,并迅速在日本国内公映,一个月内拍摄完5部电影且上映是史无前例的。“三勇士”题材的电影甚至远渡重洋,在美国本土得以放映。

此外,京都南座的雁治郎一座、大阪道顿堀的浪花座、早川雪洲一座、文乐等都上演了“肉弹三勇士”相关的剧目,当时的歌舞伎等戏剧深陷生存困境,在上演了“三勇士”的剧目后,连续出现了观众爆满的景象。“肉弹三勇士”的出现,对传统艺术而言,简直是意外的幸运。日本民间传统文艺诸如浪曲、讲谈、落语、琵琶、筝曲等的创作题材也都融入了“三勇士”的元素。浪曲界的梅中轩莺童不仅很早就创作了曲目《肉弹三勇士》,还自费前往日军的久留米师团慰问演出。除新闻媒体和艺术界外,文学作品的创造也加入其中。三人死后的13个月内,大量相关题材的书籍得以出版。

传播载体的多样化,使得“三勇士”热不仅波及文化娱乐产业,而且渗透至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女性们梳起了“三勇士发髻”。对时代动态一向敏感的商人也加入追捧的潮流,“三勇士酒”“爆弹巧克力”“肉弹奶糖”“肉弹三勇士料理”等等诸多冠以“三勇士”名头的商品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因征兵未成功企图跳楼自杀、年轻女性因仰慕三人而跳水自杀、以“三勇士美谈”为名头行欺诈活动而被捕等社会事件和现象。在经历了裁军时期的“军人失意时代”,日本政府和军部未曾料想到“三勇士”事件能在民间掀起如此狂热的追捧浪潮。

“肉弹三勇士”啤酒广告

为响应民间热潮,陆军省利用国民高涨的情绪开展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募捐慰问金活动,民间给“三勇士”遗族的捐款金额创下了日本军部设立以来向社会募捐的最高纪录。在政府和军部的主导下,国家层面决定利用社会捐助为“三勇士”塑造铜像、建立纪念碑;此外,陆军省恩赏课在论功行赏时,赐予三人勋六等和金鵄勋章作为最高荣誉。1933年,日本陆军省教育总监部将满洲事变时期的“美谈故事”集结成册,出版发行了《满洲事变军事美谈集》,“三勇士”的事迹被收入“责任观念之部”,陆军省新闻班则编写了《满洲事变孕育的美谈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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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勇士”事件折射下的日本转型期

对“三勇士”的狂热追捧,在新闻规律的作用下,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随后即被其他新的“军国美谈”所覆盖,但是,处于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肉弹三勇士”,在向日本国民灌输战争意识和爱国心理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以“三勇士”为代表的“军国美谈热”又是政府军部、舆论媒体、社会精英及普罗大众共同推动的结果。

中日甲午、日俄战争期间的“战争热潮”,经“大正民主时代”的裁军运动和反战思潮的洗涤,曾一度在日本社会退潮。军部精英和右翼团体不甘为社会抛弃,始终蠢蠢欲动,企图恢复往日权威、重塑军队威望。军部深知民意的不稳定性和可操作性,故而陆军在着手军事改革的同时,成立“国防思想普及委员会”,利用“国防思想普及”的由头,唤起和诱导民众对军部的支持。此外,军部还与大众传媒、商业公司相互合作,利用后者在消费社会中的影响力,将本不起眼的“陆军纪念日”打造为“军民联动”的国民纪念日。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为陆军进一步操纵民意、干涉政治提供了契机。一方面,陆军省内的新闻班和调查班积极制作、发布国防思想普及的相关材料,煽动民众的援军热潮;另一方面,10月8日,陆军省在草拟通过的《时局处理方案》中规定了今后“国民指导及宣传”的方向,即“使国民充分认识理解当下之时局,向实现举国一致之目的而奋进”。11月10日,陆军省次官在发给各师团参谋长的通牒中,就诱导舆论政策指示道,“近来传言国联对日氛围逐渐恶化,各国驻日使节成为此类消息的重要信源,此乃他国对日本之威吓宣传,绝非国际舆论。故值此之际,在彻底消除国民疑虑的同时,适当指导我国之舆论,以图实现国论之统一。”军部意图在战时操纵舆论、引导民众的端倪初现。

为响应政府和军部的文件精神,10月19日,关东军司令部起草出台了《关于满洲事变的宣传计划》的秘密文件,以“大力普及宣传皇军的正义和人道主义”为方针,对日本国内民众的宣传要目中包含高唱“日军的实力和人道主义”、“将士的善行佳话”等项目,积极动员一切可利用的人员(新闻通讯员、杂志记者、往来满洲之内外官民、意见领袖等),以多手段(新闻报刊、照片电影、广播电台)的方式向民间宣传军方的论调和主张。“三勇士”等普通战士的战场行为恰恰与军方的宣传方针相符合,这是民间“军国美谈热”兴起的前提条件。

由于军部无法直接参与政治运作,跨越政、军两界的情报宣传政策及国家情报宣传机构的整合,恰好成为军部行使话语和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场合。“九一八事变”期间军部的宣传方针和目的,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方面,将经济大萧条中民众改善生活的意欲转向对中国大陆满蒙地区开拓的期待,以此争取民众对军事行动的支持;另一方面,将国防概念的解释与政治、经济、思想及国际问题等领域相结合,操纵民众意识形态的同时,试图干涉政府的内政外交。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的1937至1941年间,海军省海军军事普及部更是面向国内集中编撰出版了十辑的《光辉的忠诚:支那事变报国美谈》,将“前线后方”的种种“美谈”记录在册,以期鼓动国民投身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中。

增子保志指出,在战前日本“军国美谈”的谱系中,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战争美谈”多突出单个士兵的贡献和牺牲精神,以证明新征兵制的优越性;日俄战争则极力赞美和塑造将领的军事指挥能力和勇猛形象。而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舆论媒介的笔调开始着重描写带有煽动国民情绪的“美谈事迹”。“九一八事变”期间,除“肉弹三勇士”外,古贺传太郎、“空闲少佐”等普通士兵的战场行为也被改编为“军国美谈”,引发了空前的“军国热”。在此后长时间的对华侵略、对外扩张过程中,大量的“军国美谈”经由舆论媒体的加工、渲染而渗透、传播至民间社会。

前坂俊之的研究指出,“记者不是书写采访到的事实,而是将报道随着报社编辑的意图随意虚构。新闻被粉饰,虚构夸大的报道一旦被刊登到报纸上,就开始失去控制了。在还没有确认新闻到底是否真实之前,接二连三的活动安排就把本应该是客观的报道变成了一个神话”。这些被虚构夸大的“军国美谈”,人为地制造出极端的排外主义、狂热的灭私奉公、自我牺牲精神,使军国主义得以发展膨胀。

既有研究大多认为战时日本媒体、民众是在政府和军部的强制管控下被迫协力战争,然而在媒体大肆编造大众津津乐道的“三勇士美谈”虚像的背后,其真相却是舆论媒介紧紧追随国策,积极发布虚假、不实报道,煽动民众好战情绪,引导国民参与军国主义战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新闻自治团体“日本新闻协会”积极向当局表示“在关于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上开陈意见,将兴起国论作为本协会的义务”,并担负“巩固举国一致信念”的重任,为“膺惩支那的皇军”提供舆论支持。战时的日本媒体与其说是“沦为国家权力(极权主义)的工具”,倒不如说是“自愿成为国家至善(国家伦理至高)的奴隶”。

“肉弹三勇士”的“事迹”还进入了当时的日本语文教科书

20世纪30年代,新闻报纸、广播电台是普通民众知晓国内外形势的主要途径。舆论媒体富于煽动性的报道是促使转型期日本社会形成战争狂热氛围的最直接原因。以“九一八事变”为开端的十五年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媒体最终沦落为国家对外侵略的帮凶和吹鼓手。

除政府、军部、媒体的大肆鼓噪外,知识界也积极参与了“三勇士”的“造神化”运动,著名的思想家、意见领袖德富苏峰在报纸上称赞三人“从容自如地面对死亡,高呼天皇陛下万岁、日本帝国万岁,牺牲自己的英雄行为自不待言。作为工兵的他们,自愿牺牲自我,开辟前进的道路,是一种尽了士兵本分的行为。我们无论用任何言语都无法完全表达出对他们的赞美之情”。前述的与谢野宽曾在日俄战争期间同妻子与谢野晶子写下《你不准死》这一著名的反战诗篇。在报社征集“三勇士之歌”时,他因感动于三人的行为,偷偷参加了应征且当选,震惊了世人。

图为与谢野晶子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以日本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团体曾极力反对战争,但遭到了执政当局的严厉镇压。1932年,担任过国联副事务长的新渡户稻造亦多次撰文批评军部的独断专行,在军部尚未采取措施前,舆论界已将批判的矛盾指向新渡户。《日本新闻》称其为“破坏国论统一、诋毁日本的惯犯”,其言论是“非国民的粗鄙之语”“作为日本国民不能置若罔闻”,昔日对其的礼赞之词都变为谴责,生命甚至遭到激进分子的威胁。反战、反军的微弱声音在“举国一致”的裹挟下噤若寒蝉。

此外,192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国内持续不断的经济萧条,再加上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的冲击,导致日本生产总值锐减、企业倒闭、失业率居高不下,农产品价格下跌,国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垄断财阀也连年亏损,市场一派萧条,社会矛盾激化。民众尤其是底层人民苦不堪言,整个日本社会压抑的氛围无法得到宣泄。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军事行动不仅转嫁了国内矛盾,还使得民众似乎从对外扩张中看到了新希望。“九一八事变”期间,战争带来的景气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改善了民间的经济萧条,“三勇士”等“军国美谈”则触发了普通民众的共情,激发了潜藏在日本人内心深处及伦理上的美意识。传统心理的美包括人情美、纯粹美、悲壮美,而伦理的美包括贫、孝、忠。三名普通士兵皆出生于贫穷之家,承担家庭的重担,孝敬父母长辈,最终在战场上为“皇国”捐躯。日本人传统意义上的美意识在三人身上得以统一体现。通过“肉弹三勇士”等“军国美谈”的宣扬,“美谈”中的死亡与残忍被当作“忠君爱国”的表征,于是残忍走向其反面:越是惨烈,就越是“忠诚”。日本前近代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武士道精神也得以“华丽”得变身为现代军国主义。

战争所带来的虚假繁荣、政府绘制的“开拓蓝图”、军部对“满洲国”的夸耀等,在执政当局、舆论媒体的宣传和渲染下,军国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在日本民众内心扎根。普通民众已然将对外侵略扩张同切身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发自内心支持战争。来自农村的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则企望像“三勇士”一样,通过征战改变自身、家庭或家乡命运。

“肉弹三勇士”手办;图片来源于公众号“军武次位面”

“三勇士”热潮的余温尚在之时,日本国内的“五一五事件”给日本的政党政治画上了终结符,预备役海军大将斋藤实组建“举国一致”内阁,为军权侵蚀政权做了重要铺垫。出乎意料的是,民众们对于“五一五事件”的凶犯,不仅抱有同情,还纷纷向政府请愿,请求法院从轻甚至释放犯人,审判过程中,法庭反而成为被告宣扬自我主张的舞台。在民意的裹挟下,凶手最终得以轻判了事。以“九一八事变”为分界线,民众对待军人的态度及军人的地位与“失意时代”判若两然。“九一八事变”前,政治侵华乃是日本高层精英所谋划之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局面为之一转,政治上对华强硬,武力上对华侵略、情感上对华蔑视的氛围逐渐渗透至民间。日本已然具备动员和武装全民、建立军国主义体制的社会基础。

在“军国热”的狂潮中,军部政治化,国家、媒体与民众之间的一体化,形成了强有力的军国宣传和动员体制,在随后的侵华战争中,一个个“军国美谈”通过报刊等媒体不断生成、传播。国家话语体系中所塑造和渲染的“军国美谈”形塑了大量的“军国少年”,著名历史学者藤原彰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如此,在我所能回忆起来的像国语、修身那些教材里,仍然充斥着赞美天皇、礼赞军国的内容。像妻子鼓励出征士兵的《一太朗》;母亲劝儿子战死的《水兵之母》;以及哪怕作战至死,军号也不撒手的《木口小平》那一类情结所留下的深刻印象,时至今日仍无法忘记。”可见“军国美谈”对青少年影响之深。

结语

“军国美谈”是俘获民心、动员民众的一把利器。“肉弹三勇士”、“神风特攻队”这些不具名的普通士兵往往最能打动民众。董炳月在《“肉弹”伦理学》一文中称,“在某种意义上,日本近代史可以称之为‘肉弹的历史’”。从日俄战争中的樱井忠温等“肉弹”,到“九一八事变”的“肉弹三勇士”,直至太平洋战争末期的“玉碎”“特攻队”等,“肉弹战”所体现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始终潜伏在日本人的内心。

战时的“军国美谈”使得日本民众内心深处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再次复苏。原本战场上日常发生的战斗行为被日本政府和媒体高度政治化,并担负着国家意识形态的使命,对日本国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政府官僚、军部将校、财阀精英、意见领袖乃至普通民众在对华作战中不自觉地达成了“共识”,在“军国美谈”神话的凝聚下形成了“共谋”。“九一八事变”期间,即使是微弱的反对声,也被集体狂热的社会氛围所淹没,虽不至于像全面侵华时期一样被咒骂为“非国民”“卖国者”,但反战、和平的声音已然不是社会的主流,国民与社会开始“集体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