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工匠精神的深层底蕴和现代传承

内容提要

本文从历史与制度变革的角度、以及文化与宗教的角度分析了日本工匠精神的形成条件、本质特征和精神内涵。日本工匠精神形成于江户时代，从自他关系、自我、以及物我关系来看，工匠精神各具有儒、佛、神道三种底层思想的支撑：实用性儒教为工匠提供了外在道德规范，世俗性佛教提供了勤奋工作的内在动力，物我合一的神道思想形成了工匠独特的造物观。日本工匠精神在现代社会里的良好传承，也主要得益于文化宗教的底蕴深厚，基础稳固。此外，本文还探讨了工匠精神的传承所面临的问题。

作者 | 任云 日本樱美林大学文理学院经济学专业教授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提质升级的新阶段，加强工匠精神建设的呼声越来越高，邻国日本的工匠精神因而受到国人较多的关注。不过，相对于媒体对日本工匠精神较多的事例报道，国内的学术研究还不多见。周菲菲一文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日本工匠精神的成因，但过于强调中国儒教的影响，有失偏颇。

其实，日本学术界对工匠精神的研究也不够系统。远藤、網野的研究以工匠史（职人史）为主，远藤虽有关于职人气质的分析，对其思想基础却没有涉及。而山本、保坂、寺西尽管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日本资本主义精神（广义工匠精神，即职业观与勤劳观念）的起源，却没有具体论及工匠的精神气质和特征。

笔者综合上述两种研究手法，从工匠史以及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工匠精神成立的条件，并从思想史的视角来探寻工匠精神的本质特征。为突出重点，本文采取从分述到合论的方式，全面探讨了儒、佛以及神道在形成广义与狭义工匠精神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解析了日本工匠精神有效传承的原因，以及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01

日本工匠精神：基本内涵与形成条件

工匠精神主要成型于江户时期。此前的室町时代由于手工业需求旺盛，工匠有较强的逐利性，粗制滥造、偷空减料的行为较为常见。农民也没有经济独立性，缺乏勤劳意愿，认为达到领主所规定的最低劳动义务就足够了，若不够吃就到领主家吃大户。正是江户时代经济社会制度的大变革，以及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规范化催生了工匠精神。

（一）如何界定日本的工匠精神

“工匠”一词在日本早期有“tehito”（手人、工匠)及“takumi”（匠）的叫法，前者指从大陆渡海而来的专业技术者，后者指原有农村家庭内副业手工业者。13世纪起日本开始将工匠和各种艺人等都统称为“职人”，其后随着手工业的壮大，江户时代“职人”专指工匠。现代社会里“职人”泛指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士。

在江户时代，工匠精神谓之“职人道”，而突出工匠行为特征的用语是 “职人气质”。现代社会里，人们仍然称赞那些敬业、专注、有着高超技巧的职业人士具有“职人气质”或“职人魂”。

何谓职人气质？一种观点认为其“表现为对自己的技术不亚于他人的绝对自负，以及对工作绝不妥协的责任感”，还有所谓“瞧不上眼的不做”、“今天的钱不留到明天用”的说法。但如吉田、远藤分析的那样，江户职人是清贫阶层，主体是虔诚谦虚、勤俭节约的，今天的钱不留过夜，其实是江户城里部分行业的工匠极端清贫不得已的结果。上述说法或是曲解，或是缺乏普遍共性。

远藤和北康利对职人气质的概括较为准确。前者着眼于江户职人，认为“职人气质的核心基础在于侍奉父母、先祖以及神灵的精神和行为，也就是家业意识。职人由此会以真挚、诚实、谦虚、虔诚的态度传承家业，并焕发出追求技术的热情以及对造物的执着”。他认为工具、技术与做人这三个要素里，技术只是末端，做人才是根本。而后者如下概括：“职人气质包括勤奋刻苦、永无止境磨练技术的志向；一心专注工作的坚韧精神；对维持传统的执着和改造创新的热情，以及敬畏先人、态度谦虚等几个方面”。

不过两者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改造创新”的确是一部分职人的特征，但同时还有一大批职人靠秘传技术，或恪守传统赢得顾客。日语常说的“守破离”也是“守”为先、后有“破”和“离”，继承传统才是工匠的共性。此外，上述说法没有反映独具日本特色的物我合一的造物观。

笔者认为日本传统的工匠精神有三大特征：一是尊祖敬业、维护传统、合规守矩、正直诚实，有传承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二是勤勉努力、刻苦磨炼、心无旁骛、清心寡欲，有职业修行求道追求；三是崇神敬物、感恩自然、追求极致、精益求精，有物我合一的境界和一品入魂的技艺。三个特征分别从自他关系、自我、物我关系上体现了工匠的精神品质，各有着儒教、佛教与神道的思想基础。

（二）日本手工业发展脉络

早期日本手工业得益于外来技术的传入。公元四世纪，从大陆过来的工匠多数在朝廷官营部门工作。律令制时期，官营工坊及寺院工坊较为发达，皇室、贵族及寺院的需求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院政幕府时代日本从庄园经济发展到私有领地经济，附属匠人增加，商品经济与异地贸易逐渐发展。武家文化促进了一部分手工业的技术进步，如刀剑及日本独创的折扇（倭扇）出口到宋朝，被上流社会当成宝物。我们可以从欧阳修的“咏日本刀”诗和黄庭坚等人对日本折扇的赞美中窥见其工艺水准之一二。但是大部分行业如陶瓷、纺纱、丝织业等直到16世纪中叶与中国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上层人士还是以中国货（唐物）为贵。

16世纪，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逐步实施“兵农分离”政策，规定农民交出兵器，而武士离开农村并居住在领主“大名”的城防周围护守主君，工匠与商人也须按职业分片集中居住在 “城下町”，即所谓的“职住一体”。此后的德川政权继承了上述做法，更加彻底地推行了“士（武士）、农、工、商”身份制。

由于工匠聚集和产业集群，以及商品流通系统特别是交通网络的完善，加之各藩大名按“参勤交代”制度必须往来于江户城和领地定期居住，促进了各地特产品的跨地交流，带动了全国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战国末期由于引进了中国先进的织布机及中、朝两地的陶瓷工匠，丝织品及瓷器质量迅速提高，加之清朝实行海禁后，日本推进国产替代，高级纺线和丝织品实现国产化，而瓷器出口欧洲，填补了中国瓷器撤出欧洲市场后的空白。到江户中期工商业已极其繁荣，江户城百万人口中工匠与商人家庭各有二十数万人，大阪五十多万人口基本都是工商家庭。当时的手工行业细分达到2000种以上。

（三）江户时期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与工匠精神的形成

江户社会的核心制度是士农工商家职身分制。职业是世袭传承的家业，个人无选择的自由，“家”即是生活单元，也是经济实体，一家的“家名”或“家号”如同企业商标。如果家业衰败，个人便会失去安身立命的职业身份，“家”也因此而解体。因此维持家业的稳定传承，必然成为所有家庭的最大使命。

该制度起源于12世纪武士的“家”制度,在室町时代长期战乱中，各地武士抱团发展，按实力构成大家-小家多层结构，形成“家系列”。“大家”（大名）制定家法，实施一元化管理，而“小家”作为家臣进入“大家”，各领地内的农工商人作为“领民”只能附属于“家系列”。此后一些“小家”武士成为大名的直属武士而失去领地。当然这种制度并不稳健，家臣跳槽或造反夺权的情况并不少见。

“家”制度的改革肇始于织田信长，到江户初期完成。一方面，大名被纳入幕府这个“大大家”的下位，被派往各藩任藩主，旗下所有武士离土入城专职化，经济来源靠领取固定俸禄（大米）。另一方面，处于附属地位的领民受托土地等生产资料而获得较独立的地位，他们的“小家”得以成立。德川政权规定职业和规模以家为单位世袭，这样，士农工商均被纳入家系列体制且身份均被固化。

与家体制对应的是长子继承的家业传承模式。为确保家业繁荣稳定，无子时由养子或女婿继承，用能干的女婿代替嫡子的也不少见。一般情形下家业经营规模基本不变，但有实力的町人和豪农可以仿照武家体系，以本家（家元）、分家形式来扩展事业。

技能传承上，一些行业固守“一子相传，门外不出”的做法，也有一些行业需要规模化或分工协作，靠接收学徒（丁稚奉公）和伙计（年季奉公）来确保人手。江户时期形成了严格的徒弟制度，学徒需要10-12年在师傅家修业，一部分学徒或伙计出师后，可以获得“亲方”的授权设立分号（暖簾わけ）。

日本的行会制度，也从早期的不平等、排他性组织——“座”逐步进化至江户时代的“仲间”制度，更加强调自律、协作。“仲间”保护本行业职人的工作，利用行规对职人进行规范，职人在行会的协调下安排生产活动，协作意识强。

日本工匠精神就是在上述一系列制度条件下产生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家职、家业尽管在名义上仍属于大名所赐，但已具有准产权的性质，受到保护。良好的产权制度必然会产生良好的努力激励，家业传承的巨大压力也是努力工作的动因。再者，将经济主体的互动看作是囚徒困境博弈的话，家业永续传承保证了该博弈是一个无期限重复博弈，工匠会一直诚实合作，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更何况行会监督下违约成本极高。第三，严格的学徒制度也保证了技术、规范和思想的传承。总之，江户时代工匠行为较江户之前发生了较大变化，工匠精神的形成已具有了制度保障。

02

工匠精神与儒教的社会伦理观

江户时期随着身份差序体制的确立，幕府政权逐步确立了朱子儒学的正统思想地位。强调秩序和人伦规范的实用儒学对工匠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身份认同与儒学解释

固定身份制下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江户时代的难题。就武士阶层来说，泰平年代已无建立军功的机会，家格又被固定，需要确立新的价值观。江户早期，中江藤树（1608-1648）指出“儒道即士道”，山鹿素行（1622-1685）强调武士具有安世治民的社会责任，武士的存在意义在于为农工商“三民”树立人伦模范。儒学成为官学以后，武士需要学习四书五经，掌握“文武两道”。

而对“士”以外的“三民”而言，职分固定化使他们基本丧失了身份上升的空间和择业自由，但随着经济发展，三民与下级武士的经济地位发生逆转，如何消除劣等感，确立自我价值也是民众的一大困惑。大众化儒学较好地回应了民众的诉求。

江户社会经济制度完全确立后，就不断有儒学思想家提倡四民平等。比如西川如见（1648-1724）所著的大众读物《町人囊》就详尽地论述了四民平等的道理，成为常年的畅销书。江户中期的民间儒学者石田梅岩（1685-1744）更具有代表性。石田早年两次离家去商家“奉公”（当伙计），从学徒做到大掌柜，其间自学儒佛神道。彼时经济开始陷入停顿，幕府实施重农政策，推出反对奢华的措施，“町人无用论”开始泛滥。石田42岁后弃商从文，对外授课，主张町人特别是商人存在的合理性。他认为天理、人心与社会秩序是一致的，“士农工商都合天理，天道唯一……故士道通农、工、商道”。“士农工商是天下治理的基本形态，缺一不可”。他的思想经门徒整理成“石门心学”被广为传播。

江户后期的儒学者海保清陵（1755-1817）倡导经世济民，主张不必拘泥于注重等级关系的“小仁”，而提倡有利于经济与社会发展大局的“大仁”，鼓励武士参与经济活动。他的学说为工商业和市场经济正名，超越了石田心学。一批儒学家还投身于各藩的财政重建工作。儒学者与武士的务实态度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环境，也促进了社会平等和工商业者的自我身份认同。

（二）儒学的教化作用和职业道德规范的建设

如果说身份认同促进了各阶层唤起道德自觉，那么家业传承则更是一个巨大的现实压力，它强化了民众提升道德规范与职业伦理的必要性。

江户政权以施仁政来标榜正当性。武士阶层以山鹿所提倡的仁义、忠孝作为伦理规范，武士道至此摆脱了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思想。农工商的社会结构与武士并无差别，他们也比照武士道，以人伦准则如仁义、忠信、孝悌来处理自他关系，都强调不能违背“天道”，要求守秩序、知分寸、讲礼仪。不过与武士道强调忠君不同，三民更强调孝敬。对三民来说，家业要靠辛勤劳动和有效管理才能维持，传承家业的压力要远大于武士。家主必须珍惜先祖代代传承下来的事业，勤奋努力，恪尽职守。将祖先托付下来的家业好好传给后代乃是第一孝行。

道德教化主要通过大众教育与家庭教育两种方式。前者得益于文化教育及出版事业的繁荣。由于家业经营需要读写和珠算等基本技能，农工商家庭都比较注重子女教育，江户中期男性识字率就达到50%左右。江户时期出版了许多儒学道德教养读物，民众子女就读的“寺子屋”也采用这些读本。比如识字教材《寺子制诲之式目》（笹山梅庵1695年刊行）就有以下教诲：“要崇父母、尊先生、敬兄长、惠小弟……更进一步要讲礼仪、对友人平等相待。”1722年第8代将军德川吉宗还下令刊印《六谕衍义大意》发给全江户民间学堂的老师，并要求所有书店销售。该书成为此后长期使用的经典教材。

而家庭教育主要依靠家长的言传身教以及家规传承。家规是职业道德与家业传承实用性法则的一个载体，主要强调维护家名家号的荣誉，确保家业安泰和稳定传承，要崇敬开创家业的先祖，要孝道、正直、用心、勤奋、坚韧、知足、节俭、守分寸。现在仍有不少传承有序的大户或家族企业还保存着家规家训。

正是通过常年的道德教化与家业传承的实践，江户人各行业的职业道德普遍有了较大提升，勤奋、努力传家应该是共同道德。当然，与商家特别强调义利关系、精打细算、诚信待客等不同，因手工业的细分化以及技术传承的特性，加上行规约束，工匠更加突出的品质是尊崇行业始祖以及创立家业的先祖，继承传统，合规守矩，懂得分寸。

综上所述，江户时期尽管构建了等级差序身份，各行业却形成了“以身份自觉和自豪感为基础的职业意识” ，具有较高的道德自律性。可以说实用性儒学同时满足了维护级差秩序和道德向上两方面的需求，为工匠提供了行为道德规范。

03

工匠精神与佛教的“职业求道、现世修行”观

佛教自7世纪起就成为日本文化的核心之一，对于日本人心性有着深远影响，很多学者认为日本人勤奋精神的源流来自世俗化佛教，特别是江户世俗佛教。

（一）佛教的世俗化过程和影响力

六世纪中叶佛教东传日本，七世纪初圣德太子将佛教立为镇国之教，要求所有臣民信奉佛教，“笃敬三宝（佛法僧）”。早期佛教重戒律，经典繁琐。平安时代后期，末法思想与无常观盛行，战乱不断，民众亟需得到心灵的安慰，此时从中国传来的净土宗及禅宗自然受到欢迎。

镰仓时代，日本僧人进一步推进佛教的世俗化、简易化。净土宗的法然（1133-1212）提出专修念佛主张，认为单纯念佛，祈念他力本愿便可成佛，提倡在家修行。其弟子亲鸾（1173-1263）更提出“恶人正机”说法，向世人强调弥陀的拯救是广度一切众生，所有人只要真心信仰阿弥陀佛，称名念佛，都能以其原本的面貌得到拯救。亲鸾开创的净土真宗此后进一步发展，主张“现世求道”，认为求道的成果通过他人或社会就能获得评价和认可，人人皆可成佛。而禅宗本来就主张不立文字，见性成佛。净土真宗与禅宗作为主流教派推动了“圣俗一致”思想的传播，佛教成为拯救大众，深刻影响日本人心性的工具。

江户初期德川家康重视佛教，建立本末体系，加强了对寺院的纵向管理。为排除基督教，幕府还在1640年实施檀家制，规定全民都是佛教徒，并为所在地方寺院的施主。寺院管理各家户口和丧葬事务，民众如跨界外出，需持有寺院开具的证明。尽管江户中期以后儒学成为官学，部分儒者有排佛的举动，佛教也因过于“行政化”导致其思想创新能力减弱，但佛教徒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民间横向自发结成的神佛结合的信教活动如寺院巡礼、富士信仰等经久不衰。

（二）铃木正三的思想及其价值

佛教对工匠精神的决定性贡献，在于大众思想家铃木正三（1579-1656）的“职业修行说”。

铃木为武士出身，战国时代作为德川属下本多宗信的家臣参加过几次关键战役，战乱结束后做过行政官僚，年过四十后放弃家业，出家为禅僧，通过刻苦修行而悟道。针对大变动后民众渴盼稳定而又对固化的身份制感到窒息和茫然的现实，铃木跨越各派的藩篱、结合净土与禅宗阐述了答案。
他的基本理论是：宇宙的本质在于“一佛”，具有“月”、“心中佛”与“大医王” 三种价值。一月映万川，佛就如月亮普照众人，故佛性通万人，人人心中皆有佛，但长期战乱表明人心有病，需要靠大医王（佛法）来医治。人们若发挥佛性，按心中佛来行动，那么众生皆能成佛。当然，医治自己必须靠修行。铃木对出家修行并不赞成，认为在家劳动才是光荣的。他在净土派“现世求道”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职业修行”观点，认为“世法即佛法，世业即修行”，放下万念、一心不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自然就能忘却烦恼，得到解脱，故而勤奋工作就是修行。他说：“春夏秋冬一日四时总是在修行之中，哪里还需要别的修行方式呢! ”

铃木认为四民平等。在“日用四书”里论述道：如果没有铁匠等各类手工业者，世界就会有诸多不便，这和没有武士世界就不安全，没有农民大家就没有粮食、没有商人就会生活不自由一样。所有的职业都是有利于社会的，这就是佛性的德之所在，做好本职工作就是修善行。佛性人人具足，大家都有成佛的希望。而且，现在的身份乃前世所定，现在努力工作，是履行对来世的责任。在铃木看来，勤奋、正直，不贪欲，由此获得的利益也是合理的“无漏之善”。

铃木正三的“职业修行”观是佛教世俗化思想的集大成，与基督教新教伦理的“天职说”具有类似之处。铃木不仅著述讲学，还撰写大众教化读物，被认为是日本资本主义思想的启蒙者。此后的大众作家井原西鹤（1642-1693）深受铃木影响，他撰写的《西鹤织留》一书对工匠雇工持肯定态度，认为提供工作岗位正是慈悲与善根。江户中后期，屡禁不止的民众佛教“富士讲”也主张四民平等，认为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善行，会有好运。还有研究表明江户中期的石田梅岩在思想体系上与铃木也是一脉相承，他的许多观点实际上是铃木学说的儒学翻版。

总体来说，日本人的勤勉精神深受“现世求道，职业修行”观念的影响。手工业由于工作环境和对象比农业、商贸活动更为局限，且技术工作要求聚精会神，所以工匠的行为特征多体现为勤勉努力、心无旁骛、专注一心、清心寡欲。许多工匠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年复一年地重复同样的动作以至于骨骼变形，健康受损，可以说是用自己的生命去造物。对于工匠来说，工作就是进入无我之境，忘却烦恼，修行成佛的日课。

04

工匠精神与神道的劳动观、造物观

日本本土宗教神道的朴素思想对日本人心性具有更深远的影响，是工匠精神的重要思想基础。它形成了日本独特的劳动观与造物观。

（一）神道的基本思想和劳动神圣观

日本的土著原生信仰，是崇拜自然神的泛灵论以及萨满神秘主义。认为山川草木皆有灵，岩石、水瀑等均有神灵寄托其中，有所谓800万神灵说。这种原生的多神、自然神信仰自古有之，但直到中世纪才在借鉴道教的基础上形成神道。

由于神道具有多神信仰的特点，日本人在宗教上较为开放、宽容，儒释东渐以来， 总体实现了“神佛合习”“神儒一体”的局面 。但纵观日本历史，即使在佛教兴隆时期神道也并没有被边缘化，它是日本人文化心理结构中最核心的底层。正如吉田兼俱（1435－1511）假托先人著述所言：“吾日本生种子，震旦现枝叶，天竺开花实。故佛法乃万法之花实，儒学为万法之枝叶，神道为万法的根本”。

日本的自然神信仰是以地母神信仰为基础而展开的，认为人类劳动是神生育、生产活动的代理行为，故而能带来作物或产出的体力劳动具有极大的价值，劳动乃是神事。而且因各种神灵的所产多种多样，相应地各行各业的劳动也都具有宗教意义，无高低之分。这种劳动神圣观、平等观迥异于基督教等一神教的劳动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观念，也是日本人勤奋工作的宗教根源之一。

作为水稻农耕国家，农业生产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神事，直到现在，皇宫里都种植有水稻，天皇每年都要插秧和收割。就手工业来说，最早从大陆过来的工匠具有较高的技能，被认为有融通自然的神力而被称为“神人”。由于 “职人的产品为提升使用者的生命力而发挥作用，职人的工作带有神圣的性质”， 因而名匠的实际地位一直较高。

（二）物我合一、生命力共感的工匠造物观

日本人相信劳动成果不仅需要个人努力，更需要神灵的保佑和恩赐才能得到。所以，他们敬畏自然界的神灵和大自然，感谢职业神和祖师爷，感谢劳动工具。许多工匠每天都从祈神进入工作，或非常虔诚地定期举办正式祭祀。

工匠认为素材是大自然所赐、具有神灵依附的生命体，哪怕是一块石头都有灵性。他们总是虔诚地与素材进行心灵的沟通，倾听它的诉求，理解它的感觉，领悟它的固有价值，在互动中产生一体感、亲密感，并得到生命的启迪。我们可以通过大量资料感受工匠的这种精神活动。比如碗具木工师说：“树木自有年轮，漆也来自树木，我什么也没做，只有感谢材料，仅此而已”；造园师则说，“倾听石块的述说，它会告诉你把它放在何处，用哪种摆法，它会最高兴”；木匠说“树龄两百年的木材，我用它做出的东西必须能用得上二百年才行，否则就是对它的大不敬” ……正如岩田所指出的那样，“作为生命个体的工匠将材质、作品、工具等视为自然所赐并具有同样的生命力，他们通过物-我生命之间的共鸣而不断获得生命力的升华”。

优秀工匠一生都在磨练发现、展示素材固有价值的技能。他们将素材用于所用之处，注入自己的敬意，通过创造赋予它新的生命力；他们以作品为载体，努力将自己对神灵的崇敬和理解传递给使用者，让使用者感知作品所蕴藏的力量，体验一品一魂的价值，从中获得启迪和喜悦，进而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最终达到物我、主客同乐的境地，这就是“おもてなし”的真正含义。笔者认为工匠永无止境追求造物极致，乐此不疲的根本动力就在于此。

这里仅举一例：京都一位日料名厨几十年每天必去郊外山田里采集野菜，不断探索加工办法做出新的菜品。他说：“每个季节里即使最不起眼的山野菜都充满了生命力。我所做的就是不断地去发现它们、透彻地理解它们，通过料理，最大限度地把它们原始、自然的生命奉献给食客，让客人感知大自然的生命力”。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工匠精神的第三个特征归纳为崇神敬物、感恩自然、追求极致、精益求精，有万物平等、物我合一的境界和一品入魂的技艺。一个真正的工匠对任何糟蹋材质、亵渎产品、欺骗顾客的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应该说这种源自于神道原始朴素思想的工匠品质在日本历史上具有更长远的影响力，历久弥新，在人与自然对立的现代造物观占主导地位的今天更显得珍贵。

05

工匠精神中儒学、佛教、神道的作用再思考

以上讨论了工匠精神的儒佛神三大思想基础，由于日本长期是神佛儒交融，广义的工匠精神（职业平等观与勤奋观）可以说是儒佛神共同作用的产物。江户时期的思想家大都是兼修各派，前述儒学的天道通职业道说，佛教的职业皆善行说，神道的劳动神圣观都肯定了职业分工的合理性和平等性。同时，儒佛神道也都鼓励勤奋。儒学认为勤奋精进、努力传家是最大的孝行，佛教认为勤奋工作就是修行，神道的劳动神圣观更不必论。

但是，三教毕竟有别，如二宫尊德所言，神道为开国之道，儒学为治国之道，而佛教为治心之道，在工匠精神里三者的作用也有所不同。

尽管儒学5世纪就传入日本，日本只是长期借用其典章和语言范式。江户时代以朱子儒学治国，也是以人伦秩序的教化来管理职分制国家。实际上江户时期的儒学者大都对理学抱有疑问，武士对理学也无法心服口服，江户中后期国学对儒学也不断发起批判。正如李泽厚所言，“日本儒学排拒的是中国儒学的理论思辨的理性系统，而吸取和发挥的是中国儒学中具有实用价值和社会性内容突出的方面。其主要作用在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外在执行性’。”笔者认为，日本儒学主要为工匠处理自己与他人，自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外在的道德约束（义理），真正从内面影响工匠心性的，给予工匠内在激励的是佛教和神道。

神道与佛教是日本思想的大传统。镰田认为佛是“成为体”和“往者”，神是“存在体”和“来者”，佛教基于人间主义而神道基于自然主义，两者具有互补性。笔者以为日本世俗佛教，特别是职业修行说教导工匠诚心诚意在工作中修行，在现世获得解脱，得到心灵净化，比去往来世进入极乐净土更强调现世的幸福，从而赋予了日常工作的现世性宗教意义，因而，工匠更能感受到信仰的内在的召唤和激励。从神道角度看，工匠敬畏神灵，感谢自然，努力精进，在工作中达到物我合一、神人互动、万物交融的境界，通过生命的共感而不断获得正能量，因而每天的工作都充满意义。这既是宗教性也是审美式的精神愉悦，是一种更为持久、更为深远的激励动因。
总之，佛教与神道给予工匠行为的内在影响力应该大于实用性儒学外在道德的约束和压力。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丰田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在著名的丰田纲领里列出“尊崇神佛、报恩感谢”一条了。

明治维新后，随着身份制度的废除以及西学的冲击，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儒教伦理规范部分失效。西村茂树（1828-1902）等人掀起了“国民道德运动”，旨在重建儒教道德。他们提倡家国一体、忠孝一本，以忠为第一美德，与国家神道观一起推动了教育敕语出台，极大地扭曲了教育观。二战时期，产业奉公报国也被标榜为日本劳动阶层的美德，工匠精神中一部分职业伦理被歪曲和利用。

战后日本否定国民道德观，实行政教分离，民众对国家神道有着深深的戒备，多数日本人已不再持有绝对的宗教信仰，工匠精神的宗教基础更多地被隐形化了。不过神道和佛教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据日本文化厅统计，2019年全国有寺庙近7.6万所、神社8万所，佛教神道信者各有8483万和8895万，佛教或神道仪式依然重要，宗教民俗纪念活动仍十分活跃。神道佛教经过长期积淀已经内化为日本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借用丸山真男的表述，是思想的 “古层”“执拗的低音”。尽管由于历史巨变，部分儒教道德规范与时代脱节，也有被国家政策左右的历史，但工匠精神中佛教与神道的因素一直发挥着比较稳定的作用。这正是工匠精神能够在战后传承至今的关键理由。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例子印证：一些传统老店里，现在仍可见80多岁的老人每天忘我工作的情形，他们并无传家压力和生活困忧，对他们而言工作只能说是体现生命价值的修行。常有匠人说自己是在削减生命地干活，也有匠人说每天工作就是自己的活法。在他们身上，我们能感受到佛教日用而不知的影响力。二是许多工匠现在还按传统方式每天祈神，不少企业内设有神社并开展祭祀活动。工匠崇神敬物，感恩自然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一些名匠本人还是哲学家、作家、出版人，或是禅师，他们通过著书立说等方式进一步传播了日本独特的造物观。

06

工匠精神的传承及所面临的问题

与其他国家比较，日本传统与现代产业都较好地继承或演绎了工匠精神。这除了有传统宗教的稳定支撑，还有赖于事业、制度、人才等载体的良好传承。

（一）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里的工匠精神传承

首先，尽管传统行业式微，规模已大幅度缩小，但还是有许多企业或家庭实现了家业传承。目前日本中小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9.7%，家族企业数量较多，本世纪初由子女继承家业的仍有73.9%。许多家族企业或大户历经数百年仍然保留了家名，在一些手工行业及传统文娱界，至今仍以“袭名”方式传承事业。日本百年老店数量世界最多，两百年老店也占世界近一半，千年以上的老店就有7家。

代代相传的企业里，接班人多数自幼受家庭氛围熏陶，他们继承了技术，也传承了家规、社训。有调查表明，百年老店中超过七成的当家人认为家训重要，35%以上认为继承了家训是企业得以生存下来的理由。在技术传承上，传统行业仍坚持学徒制度，尽管修业年限有所缩短。还有一个现象，是一部分接班人毕业于名校，在大企业历练后再回家接班。由于接班人素质高，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的创新企业为数不少。

政府和社会对传统产业的保护也是重要的外部条件。从明治政府对手工业出口的扶持、大正时期的民艺运动、到1974年《传统工艺振兴法》的实施等，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市场需求的支撑。老店和传统职业保留了传统文化与技术，传递了美感和精致，因而培养、提高了日本人的审美情感和品质意识。目前，日本国内外消费者对日式手工制品、传统食品及传统服务的需求有增无减，传统民俗、宗教以及艺术行业的需求也支撑了一大批手工行业。

再看现代产业。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能够较为顺利地发展近现代工业，部分得益于传统手工业丰厚的技术和人才积累。许多工匠或学徒加入到现代产业，一批人成为现代大企业的创始人。从传统老店转型成长为现代大企业的例子也比比皆是，2017年日本上市企业中百年老店占总数的15.4%，数量达500多家。

现代产业工人工匠精神的养成有诸多因素。一是企业制度，众所周知，终身雇用、年功工资以及企业内工会被称为战后日本企业管理的三大神器，日本企业较好地实现了企业蓝领的白领化。这种制度的起源可追溯至江户时期的“家体系”，员工与企业共命运，具有较强的忠诚心。二是现代企业也借鉴学徒制采取了企业内部在岗培训的方式，主要做法是手口相传、老员工带新手，产业工人普遍训练有素。企业员工勤奋敬业，通过不断改善，到上世纪80年代将生产效率和品质推到世界一流水准。当然，全社会对质量高度重视，政府技术标准以及行业自定标准极其严格等也是重要的外部约束条件。

总体而言，现代日本的传统工匠和产业工人都基本保持了勤勉努力的品质，具有较高的职业自豪感和敬业精神，钻研技术的风气十分浓厚。日本社会也普遍尊重工匠和劳动者。这里仅举几例，比如电视台长期高频度地播放关于工匠、老店的节目，各种职业技能比赛节目也很受大众的欢迎；多年的调查显示，日本小学生中男孩愿意当木匠、消防员，女孩想当糕点师、护士的比率一直名列前茅；不少大企业的白领职员离职或退休后去开小面馆、面包店，或去做手艺，有些人为的就是做出最好的东西，圆儿时的梦想。

（二）传承与改进工匠精神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近20年来工匠精神的传承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难题，工匠精神部分要素的固化所呈现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第一，随着日本少子老龄化问题的恶化，家族企业的经营者高龄化以及后继者匮乏等问题最近十几年里日益突出。有一些具有极高文化价值的小规模家族企业因此而关闭。这也意味着工匠精神的载体被削弱。笔者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更为精准的帮扶政策，帮助真正有价值的传统小企业解决后继者问题。当然，笔者并不反对加速淘汰那些阻碍新产业发展的、已毫无生命力的老旧僵尸企业。

第二，1990年代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大变，为了提高流动性并降低劳动成本，不少企业在维持正式工待遇的同时也招用了许多非正式工。目前日本工薪阶层中非正式工人数占比已高达40%，他们的待遇和就业稳定性较低。一部分行业里，员工的职业道德、敬业意识以及技术熟练程度有所下降。近几年，大企业针对高级白领阶层开始导入灵活的雇用和工资制度。在雇用形态多样化的状况下，如何筑牢全体员工的工匠精神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第三，工匠精神毕竟成型于江户时代，适合于稳态社会，对维持既有的经济秩序有一定的亲和性。因此，工匠精神的一些要素固化就会排斥灵活、开放、包容的思想。最近20年来的事实表明，在一些国际竞争激烈、面临开放环境的行业，比如电子器械行业里，企业管理者或技术人员遵循前例，过于拘泥于传统市场、传统经验与技术，或固守封闭的组织模式，不能有效利用全球产业链实现价值最大化，导致企业陷入了困境。日本近年来创新型企业、IT独角兽企业数量极少，也与思想保守有关。如何推动工匠精神与时俱进，增加开放、创新元素，也是一个亟待探索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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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从制度、文化与宗教因素等角度分析了日本传统的工匠精神，探讨了工匠精神现代传承的有关问题。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工匠精神具有三大本质特征，基本逻辑是：职业是安身立命的身份，遵守规矩、传承家业是使命；职业是修行，勤奋工作是成佛解脱之路；职业是神事，造物就是在传递神灵和生命的力量。三个方面分别对应如何处理自他关系、自我认知以及物我关系，有着儒学、佛教和神道的思想呼应。与儒教主要施加外在道德规范约束，具有功利性价值，且受时代影响而不够稳定不同，佛教是救赎性的精神激励，而神道给予了工匠造物工作的审美愉悦，后两者的影响更为内在、稳定。

日本工匠精神传承至今，主要得益于传统文化与宗教的基础底蕴丰厚，也有制度和环境等有利因素的作用。工匠精神目前也面临着传承载体不足，以及如何与时俱进的时代性课题。

本文的分析和结论对我国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它告诉我们，弘扬工匠精神特别需要唤醒传统文化自觉。我们需要在崇尚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里寻找营养和载体，也需要对“学而优则仕”的职业不平等观、“大制不割、大巧若拙”的审美观等有所扬弃。通过文化继承与创新，为构建工匠精神提供牢固的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