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开始为何要发动入侵?——美国历史学家沙培德的观点

文| 沙培德

日本一开始为何要发动入侵?

1937年夏,正当纳粹德国开始要征服欧洲时,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到1938年,绝大多数中国人受日本或某个傀儡政权的统治。然而,日本人试图与蒋介石达成某种交易的努力失败了,战争拖延不决。日本一开始为何要发动入侵?自世纪之交以来,日本人已在东北——一块肥沃且资源丰富的土地——建立了自己的利益区。虽然保守的东京官僚仅是想让中国继续虚弱不堪,然而军官们对20世纪20年代华盛顿体系加于日本的“军备限制”怀有深深的怨恨,且希望看到日本成为亚洲的主宰者。在日本国内,由于面临着大萧条带来的巨大经济与社会压力,出现了“昭和维新”的呼吁,希望在裕仁天皇的领导下实现如同明治维新般的重生。在20世纪,日本的国际地位在许多方面都显著地改善了,从1913年到1923年,制造业产量翻了番,到1938年,已增长到原来的5倍还多。日本的化学与造船工业(对任何战争努力都至关重要)都是第一流的。不过,乡村看起来仍明显是前现代的。农家耕种着小块土地,高租佃率导致社会紧张。农民因从朝鲜与台湾——本应是让国家更为强大的日本帝国的前哨基地——进口稻米而受到损害,他们还受害于外国生丝市场的崩溃,因为在大萧条之后,西方列强开始限制贸易。小地主——绝大多数日本军官团所出身的阶级——陷入困境,许多人都变成了激进右翼。也就是说,他们将诚实勤劳的农民的苦境归咎于资本家与犹太人,责怪社会主义者煽动佃户与工人,将其引离了忠诚的正途。

日本没有犹太人(被怪罪的犹太人是与“华尔街”联系在一起的,后者倒稍微不是那么荒诞不经),这并没有妨碍右翼将自己想象为资本家与共产党的国际阴谋的牺牲品。对激进军人来说,日本需要进口原料与粮食,这导致了它的战略位置具有固有的脆弱性。

日本似乎有着两个基本选择:或者是自由主义,就是说与西方列强合作,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并保证中国的“门户开放”;或者是扩张主义,垄断东北亚(尤其是朝鲜与东北)的贸易,并支配东亚。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希望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以此来解决这些问题。随着经济缓慢地从大萧条中恢复,有着巨量煤铁资源的东北被开发为工业能量站。东北在日本军队的直接经营之下。激进官员希望它不仅在物质上令日本获益,在精神上也要如此。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创造一个以军事—法西斯主义—儒家规范为基础的模范社会,内涵则是等级制、服从与恭敬。尽管日本本身已被资本家与社会主义者所腐化,但东北(被称作“满洲国”)可以成为一个乌托邦。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被引来作为名义上的君主。西方国家谴责日本对东北的武装占领,不过,欧洲因希特勒的崛起而无暇他顾,美国则以孤立主义自持,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措施。列强未能向中国提供援助以保卫东北(长期以来被承认是中国领土),这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却加剧了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性动荡。更具破坏性的则是国联被证明完全不起作用。

以东北军的实力,张学良若抵抗能打赢日军吗?答案在一组数据里

“满洲国”只是日本激进右翼所持的大得多的整套计划的一部分。在东京,军人小集团卷入了企图除掉更自由主义的文官领袖的政治暗杀与政变之中。如果说在夺得日本控制权上,这些狂热的爱国军官从未获得大的成功,那么,他们在亚洲大陆上则开拓出了独立的行动基地。所有亚洲人的大敌“英美帝国主义”,将被以泛亚洲主义的名义消灭,经济势力范围会围绕着日本—朝鲜—东北核心区建立起来,政治势力范围则会以所谓的日本式门罗主义——要求西方列强从中国这里“把手拿开”——来创建,该主义新造于1934年,为的是凸显美国的伪善。然而,尽管承诺要保卫亚洲,但日本人往往蔑视其他亚洲人。在对日本人的中国态度的研究中,历史学家傅佛果(Joshua Fogel)发现,在约1930年后,日本人在文字中对中国的腔调日益严厉。一代人之前,某些日本人便已开始在自己与“亚洲人”之间划出一道分界线;现在,更多的日本人认为中国人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国家。他们视蒋介石为另一个无能的军阀,并将中国人视为没有能力建立真正国家的人——至少没有日本人的指导将是如此。不过,出于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恐惧,他们还反对中国的现代化努力。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合作的可能性一直很大。对某些中国人来说,泛亚洲主义是有吸引力的。许多人承认,日本进行了几十年的经济现代化,它能够在亚洲各国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担当领导位置。到当时为止,留学日本的中国人比到其他任何国家的都更多,且整个中国对明治维新怀有着巨大而广泛的钦羡。那些自视为回馈古代中国教导之谊的日本人有着现成的受众。1934年,南京与东京接近和解,举行了一系列高层会谈,基本上同意维持现状:中国默许“满洲国”的存在,日本则停止进一步的侵略。然而,日本军官将中国的立场当作软弱的标志——或考虑到中国明显的反日情绪(如持续不断的抵制日货),甚至是个阴谋。他们想要将华北、东北与内蒙古并入更大的日本势力范围之内。

日本人为战争做了准备,但并未预料到会同时与所有列强开战——这正是真实发生的事。海军超出华盛顿条约的限制,秘密建造舰舶,其重型巡洋舰的排水量接近14000吨,而非许可范围内的8000吨。日本建造了10艘航空母舰,发明了世界上最大的鱼雷。与此相反,在20世纪20年代,为了节省经费,美国海军乃至英国海军都将力量保持在容许吨位之下。日本常备军扩充到100万人,预备役则又有2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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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

最后,日军得到了在杭州湾登陆的后续部队的增援,突破了中国军队的战线,并溯长江而上,一路追击到南京。蒋介石发誓要保卫首都到最后一息,但之后,他就将防御任务委托给一位前军阀,而后者不久就逃之夭夭。接着,南京遭受了日本人7个星期的恐怖暴行。基于当时外国观察者的观察,一般估计有20万名中国平民被杀害(不是在战场上被杀死,而是被用刺刀刺死、活埋或用汽油烧死),2万名妇女被强奸。 无论具体数字是多少,“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是中日关系中的争议问题——代表着日军纪律的崩坏。面对中国人远比事先所预想的要强硬的抵抗,普通日本士兵的兽性、怒火、焦虑与这场仍未宣战的战争的模糊目标结合了起来,产生出一种感觉,那就是所有中国人都是敌人,都要付出代价。

南京大屠杀一直是辩论激烈的主题,就其原因而论,中日两方今天的历史记忆所起的作用与事件本身的历史同样重要。(最近一篇更为细致入微且具批评性的文章,Joshua Fogel(傅佛果)编:The Nanjing Massacre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同样有用的是 Yang Daqing(杨大庆)深思熟虑的文章 “Atrocities in Nanjing: Searching for Explanations”,收入Diana Lary与 Stephen MacKinnon编:The Scars of War: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Modern China (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1)。Iris Chang(张纯如)的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Basic Books,1997) 有大肆渲染之嫌。死亡人数超过10万有相当大的历史可信度——几乎可以确定是在10万到20万之间。)日本的极端国家主义者一直否认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中国一方估计有超过30万平民被屠杀。然而,毫无疑问,日军曾疯狂屠杀与奸淫达7星期之久。一位外国目击者的日记这样记述12月17日(星期五):

抢劫、杀戮与强奸仍旧势头不减。从昨晚到今天白天,粗略估计,有至少1000名妇女被强奸。一名不幸的妇女被强奸了37次。另一名妇女5个月大的婴儿则被蓄意闷死,因为那个兽兵在强奸她时不愿听到小孩的哭声。抵抗意味着被刺刀捅死。很快,医院里就到处都是日军残忍暴行的受害者,作为唯一一名外科医生,鲍勃·威尔逊完全忙不过来了,他不得不工作到深夜。黄包车、牛、猪与驴往往是人民维持生计的唯一手段,却被从他们那里夺走。我们的米房与米店受到干涉……( 最初发表于H·J.Timperly(田伯烈),Japanese Terror in China(New York:Modern Age Books, Inc.,1938); 节录于Pei-kai Cheng(郑培凯)与Michael Lestz (李文玺)编: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New York: W·W.Norton,1999), p.327。)

更大的问题并不是南京所发生事情的细节,而是战争总体上的极端野蛮性。为何平民频繁受到恐怖摧残?首先,当然,战争恐怖主义并不仅见于中国战区——现代战争是“总体战”,正如盟军通过轰炸德国与日本城市来打击平民的士气,日本人试图破坏中国人的战斗意志。在南京大屠杀时,筋疲力尽且饥肠辘辘的日军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相对富庶的城市之中,他们对自身纪律的崩坏难辞其咎。尚未卷入战争的西方观察者有时也对此表示同意。然而,这错失了一点,那就是军官在几个星期之内都不去设法阻止杀戮、强奸与抢劫。因此,在当时与后来,另外一些人将注意力集中于日本军事文化的极端野蛮性(强行虐待、侮辱新兵),以及普通士兵为在围攻上海与南京时丧命的战友复仇的欲望。此时,许多日本士兵与军官都是仓促征发的,并未得到良好训练。还有, 尽管平均而言,日本士兵可能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士兵更“狂热”,但不少年轻军官是蔑视中国人的极右翼的支持者。

南京大屠杀(1937年)

在日本侵华期间,被记录下来的暴行数不胜数。有时,在杀死中国俘虏前,日军士兵会让他们自己挖自己的坟墓。这幅照片来自国民党方面,据认为出自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来源:台北党史馆。

就屠杀的规模而言,南京是独一无二的;不过,在打赢一仗后,日军往往会决定处决战俘或袭击平民。虽然在人类历史中,日军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唯一一支利用恐怖主义、强奸与酷刑恐吓民众的军队,但对南京的关注不应取代对政策性屠杀的关注。例如,历时数天的东洲屠杀暴行(导火索是中国人在那里杀了几个日本平民)就预示了南京大屠杀。在南京大屠杀后,又发生了成千上万起暴行,并形成了一般性的政策,往最好里说也是对平民生命漠不关心。某些地区每天都遭到轰炸,另一些地区则受到周期性的扫荡。1800万中国平民被杀害,1亿人流离失所,在自己的国家里变成了难民。(还有300万中国士兵战死。)没有任何可用的医疗救助,受伤就无异于被判处了死刑。在乡村里,面对游击队的抵抗,日本人经常会杀光所到之处的一切活物——男子、妇女、儿童、牲畜。据估计,战争期间的财物损失达1000亿美元。

到1937年末,日本在中国投入了70万军队,后增长至100万,最终则达到150万。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国民党约有170万军队,不过,只有8万人有完全现代化的装备,约30万人接受过某些德式训练。更糟的是,中国的武装力量四分五裂,掌握在半独立且互相猜忌的军头手中。到次年初,日本人巩固了对各铁路线、华北平原大部分以及各主要河流的控制。海军溯长江而上,直到武汉,1940年更上溯到宜昌,为追逐国民党政府而深入内地。蒋介石被迫迁都重庆,日本则控制了沿海地区。

日本轰炸广州,战争后期,日本人轰炸广州一处街区。来源:台北党史馆。

实际上,到1938年末,所有主要城市都落入了日本人之手。然而,中国人并没有屈服。日本的军事战略是夺取城市与交通运输干线。这些点线组成网,通过中国代理人深入并控制乡村。绝大多数活跃的汉奸是地方精英,有时是土匪。不过,中国人的抵抗仍在继续。当日本人的网络分散后,游击队就攻击其薄弱点(例如铁路线),然后在增援到来之前逃离,散入农民之中。地方上的汉奸被证明是不起作用的,甚或会秘密反日,真正的汉奸则会遭游击队员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