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秩与国运——蜀汉亡国原因探讨

诸葛亮于蜀汉有巨大之功绩，然其身份毕竟乃大臣，而非天子。故自礼秩言之，死后之诸葛亮仅可居于配飨君主庙庭之地位，而不可为之专门立庙以祭祀。蜀汉君臣本诸救亡图存之目的，在亮死后近三十年即景耀六年（263）为亮立庙沔阳（今陕西勉县东南），实为“非礼”。“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意义之祭祀实是礼制尊严亦即国家尊严之最高体现。蜀汉君臣深知为亮立庙乃“非礼”而为之，即是自毁国家礼制之尊严，可谓精神之崩溃。而精神崩溃，国家未有不亡者。故自蜀汉全部之历史而观之，蜀汉之亡虽已自诸葛亮之死而预示之，然有速亡之势，乃在其精神崩溃之后。魏军灭蜀所以有摧枯拉朽之效者，根本之原因在此。凡此诸端，学界大多忽略。

来源: 清华大学学报       作者: 李万生

一、问题

夫礼之问题极为复杂，非浅陋之笔者所能言也。今仅就关涉诸葛亮及其庙之礼秩而言之，其他概不涉及，一在掩笔者之陋，一在求论述之专。其所以如此者，亦有二端：一是学界有关诸葛亮之研究，成果颇多，似已穷究一切方面，唯有蜀汉为诸葛亮立庙之事，似尚有讨论之余地；一则此事实可联系蜀汉之国运而思之，而学界已有之研究既少，且无真切之认识，不得不有所论述。具体言之，涉及诸葛亮庙之论文仅有四篇，即李文澜《诸葛亮祭祀所见魏晋隋唐制祀的变化》、朱子彦《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罗开玉等《三国蜀后主刘禅新论》、柳玉东《从朝议立庙看诸葛亮与后主刘禅的君臣关系及其成因》。四文主要之观点如下：

武侯祠中的诸葛亮像

（一）李文言：“蜀汉朝廷不同意立庙以祭祀诸葛亮，理由是不合‘礼秩’，不允许‘非礼之祭’，这是按传统的礼制旧典整合政治秩序……习隆、向充（引者按：应作“习隆、向充等”）采取了折衷的办法，既不‘尽从民心’，又不‘渎而无典’，仅在诸葛亮墓地附近建庙一座，谁要祭祀亮，皆限至庙，其它地方皆禁，还要‘断其私祀’。”从何氏（何承天）的批评可以看出，蜀汉朝廷立诸葛亮庙以祭祀，于传统礼典无据，在三国时代称之为“不在祀典”。

（二）朱文言：“在给诸葛亮立庙的问题上，刘禅也设置了层层障碍。‘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言事者只得退而求其次，建议立庙于沔阳，禁止百姓‘私祀’，后主才勉强同意。后主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给诸葛亮立庙，说穿了，也是一种报复。”

（三）罗文言：“有人提出为诸葛亮立庙之事……在众人的一再要求下，刘禅才在诸葛亮逝世三十年之后，到亡国前夕，于景耀六年（263）春，下诏为亮立庙于沔阳。刘禅把为诸葛亮立庙之事，竟然一拖就是三十年，并且直到最后也不同意在成都为其立庙，可见他对诸葛亮确有意见。”

王瑞功主编《诸葛亮志》罗列了大量诸葛亮研究

（四）柳文合乎朱、罗二文之认识，其核心观点即该文《摘要》所言者：“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围绕为诸葛亮立庙一事，蜀汉朝廷进行了朝议，但由于后主刘禅的‘不听’‘不从’，使此事一波三折。由此可见，诸葛亮和后主刘禅的君臣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父事丞相’‘忠心耿耿’，而是充满着猜忌和怨恨。形成这种关系的原因主要是诸葛亮和后主刘禅的政见和志向不同、二人的权力之争，以及诸葛亮对后主的要求甚严等。”

可见文虽四篇，结论则别为二派，即李文一派，朱、罗、柳三文一派。具体言之，李文自“礼秩”论之，而朱、罗、柳三文则就刘禅与诸葛之关系为说。若究其最直接而主要之依据，则四文皆同，即下列三条材料：

《三国志》卷三五《蜀书五·诸葛亮传》：“其年（建兴十二年，234）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景耀六年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

同上《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曰：“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郞向充等共上表曰：‘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偪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于是始从之。”

《三国志》

《宋书》卷一七《礼志四》：“何承天曰：‘《周礼》：“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故后代遵之，以元勋配飨。（向）充等曾不是式，（刘）禅又从之，并非礼也。’”

显然，四文作者于材料之理解不同，乃有结论之别也。就此三条材料言之，其中最主要者乃一条，即《襄阳记》所载者。另二条皆属次要。如此言之，则可有如下之认识：

其一，李文依《襄阳记》，循“礼秩”以论之，最为严谨可取。然其忽略政治因素一端，乃根本之不足。而朱、罗、柳三文因未充分考虑“礼秩”之重要性，大为不足；三文推测及于后主刘禅之内心，进而归诸刘禅与诸葛亮间之矛盾，本有可取，然未自皇权通性之高度观察问题，乃有将刘禅降至市井小民之地位者，未免不得要领。其所以如此言者，纵令刘禅与诸葛亮间之关系颇融洽，亮死后其礼仪之地位亦必受皇权之抑制。故自根本言之，必当上升至皇权通性之高度，即自皇权必将抑制相权之角度以理解之，不可局限于具体之皇帝与宰相（丞相）间之关系为说矣。

其二，既言宜循“礼秩”以论之，则习隆、向充等所言“又偪宗庙”一端乃极可注意，亦极易理解者。于此亦可见李文论述之严谨可取，及朱、罗、柳三文忽略“礼秩”之大为不足矣。因成都有刘氏宗庙，而刘备之庙唯有巴东郡永安县或有之，其他之地则必无。依《襄阳记》所言“所在各求为（诸葛亮）立庙”，若皆允许之，则有众多之诸葛亮庙，即非仅成都有，其他若干之郡县甚或乡里亭亦有。如此，则刘氏宗庙（自包括单独之刘备庙）乃淹没于数量庞大之诸葛庙中，此在蜀汉君臣眼中成何体统？此亦可见李文循“礼秩”以论诸葛庙之严谨可取，及朱、罗、柳三文仅自诸葛亮与刘禅间之关系为说之不可从矣。

其三，立诸葛亮庙既是“礼秩”问题，则不能忽略《礼记·祭法》如下之文：

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帝喾能序星辰以著众，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舜勤众事而野死，鲧鄣鸿水而殛死，禹能修鲧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契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自“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观之，所谓“圣王之制祭祀”之“祭祀”，似就天子、准天子及“日月星辰”“山林、川谷、丘陵”而言者。诸葛亮虽有崇高之地位，然非天子，亦不可以准天子目之。则所谓“在祀典”之人，实不可包括诸葛在内。然结合《周礼·司马政官之职·司勋》所言及郑玄之注，则“在祀典”之人，似可包括诸葛在内。《司勋》言：“司勋掌六乡赏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勋，国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劳，治功曰力，战功曰多。”郑玄于“王功曰勋”“国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劳”“治功曰力”“战功曰多”分别注曰：“辅成王业，若周公”“保全国家，若伊尹”“法施于民，若后稷”“以劳定国，若禹”“制法成治，若咎繇”“克敌出奇，若韩信、陈平”。如此，则所谓“在祀典”者，似兼天子、大臣而言。如此则知，就人而言，唯有“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 能御大菑”“ 能捍大患”之天子、大臣方在“祀典”之内，其余则否。然其在“祀典”之大臣，是否可单独立庙以祭祀之，仅据《周礼》之文及郑玄之注，则无由知之。故诸葛亮虽可言有“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等大功，然以其毕竟乃大臣之故，是否可单独立庙以祭祀之，则亦不得而知矣。

如此，则何承天所谓“非礼”问题，颇可注意。依何氏所言，诸葛亮仅可“配飨”于刘备庙庭，不可为亮而立庙祭祀之。亮死之初，其所以不为之立庙祭祀者，其原因当即在此。故何氏所言“非礼”，当即是蜀汉当日之“朝议”所主张者。以此而言，纵令将“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等大功加之于诸葛亮，且以之与周公旦比，亦不可单独立庙祭祀之。《史记·鲁周公世家》虽有“周公卒后……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之文，然实不可作蜀汉可为诸葛亮立庙以祭祀之依据，因王夫之《礼记章句》卷一四《明堂位》所言“鲁僭天子之为非礼”，最是正确。

王夫之著《礼记章句》

《通典》卷五〇《礼一〇·吉礼九·功臣配享》之“周制”，除前揭《周礼·司勋》之文外，更有“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勋诏之”之文，注曰：“铭之言名，生则书于王旌，以识其人与其功，死则于烝先王祭之。诏谓告其神以辞，若盘庚告其卿大夫曰‘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是也。”而此注亦郑玄之注，其与《周礼》郑注之不同仅在少二字、多一字而已。

可注意者，《通典》于“功臣配享”言“汉制”曰：“祭功臣于庭。生时侍讌于堂，死则降在庭位，与士庶为列。”其中“祭功臣于庭”之文，亦见《周礼·司勋》“凡有功者……司勋诏之”下郑玄之注，原文作“今汉祭功臣于庙庭”。则《通典》所言“汉制”来源之一当即在此。至于《通典》“生时侍讌于堂，死则降在庭位，与士庶为列”之文，在前四史中无原文，盖有本于以下之材料者：（1）《汉书》卷八《宣帝纪》元康元年五月：“复高皇帝功臣绛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孙，令奉祭祀，世世勿绝。”（2）同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之序：“（高帝）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复诏丞相陈平尽差列侯之功，录弟下竟，臧诸宗庙，副在有司。”师古曰：“副，贰也。其列侯功籍已藏于宗庙，副贰之本又在有司。”（3）《三国志》卷三《魏书三·明帝纪》青龙元年夏五月壬申：“诏祀故大将军夏侯惇、大司马曹仁、车骑将军程昱于太祖庙庭。”注引《魏书》载诏曰：“‘昔先王之礼，于功臣存则显其爵禄，没则祭于大烝，故汉氏功臣，祀于庙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勋优著，终始休明者，其皆依礼祀之’。于是以惇等配飨。”（4）《魏书四·齐王芳纪》正始四年秋七月诏祀曹真、曹休等二十人“于太祖庙庭”，五年十一月诏祀荀攸“于太祖庙庭”。此外，《通典》“功臣配享”所引而今不知其原始出处之高堂隆议之文，文曰：“按先典，祭祀之礼，皆依生前尊卑之叙，以为位次。功臣配食于先王，象生时侍讌。讌礼，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则位于庭……议者欲从汉氏祭之于庭……”其中（1）（2）为汉制之背景，而（3）（4）及高堂隆议皆可视为汉制之遗，可藉以推见汉制者。由此而言曹魏祭祀，有本诸汉制者，当无疑问。

此外，《通典》所言“功臣配享”之首，引有盘庚之言“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乃见诸《尚书·盘庚》者，其原文曰：“王若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孔传曰：“……古者天子录功臣，配食于庙。大享，烝尝也……”

合此诸端而观之，可决言，依据礼制，蜀汉实不可单独立庙以祭祀诸葛亮。以此，何可如朱、罗、柳三文仅将蜀汉立亮庙之事联系及于后主刘禅与亮之个人关系者乎！

《通典》

惜乎李文于何承天所言“非礼”一端之注意尚欠充分，故其所言不免有未达一间之憾，而朱、罗、柳三文于何氏所言乃完全忽略之，乃更不可取者。其所以言李文有未达一间之憾者，以“非礼”一端，岂可言蜀汉当日无人知之、无人言之者乎？其故在《礼记》乃汉儒整理而成之书，历史颇近，则蜀汉之学者朝臣熟悉《礼记·祭法》之文自不待言。而以下三材料即可作直接之证据：

其一，《蜀书四·先主甘后传》诸葛亮上言中引《礼记》“立爱自亲始，敎民孝也；立敬自长始，敎民顺也”之文；

其二，《蜀书三·后主传》刘备“即尊号”立皇太子刘禅之册文中“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句，据裴注，乃本诸《礼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齿于学之谓也”者；

其三，《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敕后主曰“可读《汉书》、《礼记》”。

此外，蜀汉当日之许慈、李譔皆治《三礼》，而谯周“研精六经”，尹默“通诸经史”，来忠“博览经学”，亦可作辅助之证据。

《礼记》

故李文所引《三国志·魏文帝纪》黄初五年（224）十二月诏“先王制礼，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颇可借以说明蜀人知“非礼”与否之情形，因魏、蜀在同一时代之环境也。李文更言“‘不在祀典’的祭祀属于‘非祀之祭’，政府视为淫祀，是要严加禁止的，而‘敢设非礼之祭’者，则‘皆以执左道论’”，亦是正确。然李文如下之言实是其未达一间之表现也。

诸葛亮身后因其未得到“有功烈”的评价，属于“不在祀典”之列，对于蜀汉朝廷来说本符合“先王之制”；后来不得不另立一庙，并非依据“祀典”，而是迫于官员、百姓的压力，亦即“以事缘情”，结果又被礼学家批评为“非礼”。总之，围绕诸葛亮身后祭祀问题，我们发现，蜀汉政权陷入了礼仪中祀典与人情难两全的困境，最终乃“缘情制祀”。这与前述刘备郊天不祀祖形成对照——二者虽然是对礼制旧典的修正，体现了制礼“随世之变”；但是所反映的制礼观念并不相同，立孔明庙是缘情制祀，刘备郊天则是割情不祀”。

易言之，蜀汉之人明知为亮立庙乃“非礼”而为之，则不能如李文仅自“礼秩”以解释之，而当考虑蜀汉当日更迫切之需要问题。故李文将“蜀汉朝廷”为亮立庙理解为其“迫于官员、百姓的压力，亦即‘以事缘情’”，“最终乃‘缘情制祀’”，乃未达一间之表现。质言之，倘无超过“礼秩”之重要原因，蜀汉朝廷何须为亮立庙？即立庙，亦何须乃待于景耀之时？如此，则为亮立庙之时间即景耀六年亦即蜀汉灭亡之年，乃最可注意者也。因蜀汉为亮立庙一端必当联系蜀汉面临之形势而考虑之，方可切于实际之根本。此外，何承天所言“非礼”问题，早在景耀六年立亮庙之前即已有之，此即蜀汉允许南中“蛮夷”“民夷”立马忠、张嶷之庙是也。惜乎李文未有措意，朱、罗、柳三文亦皆未及。然亦当有所论。若将诸葛、马、张三人之庙合而观之，于理解亮之意义与夫蜀汉为亮立庙之事，更可有切实之认识。

刘备像

二、诸葛亮与诸葛亮庙

蜀汉在诸葛亮死后近三十年而有为亮立庙之事者，乃实际之需要所致也。在亮则为其生前之地位、身后之影响及其于蜀汉可利用之价值有以致之。故当分别亮、亮庙二端略作说明。

（一）诸葛亮

此所言之“诸葛亮”者，乃亮之意义也。而此意义，即指亮崇高之地位、巨大之影响及其于蜀汉可利用之价值而言。此地位、影响与价值，皆亮之能力、忠诚、功绩等所决定者。此皆明白至极，史料具在，论者亦多，毋庸赘言。然当特别注意者：乃在随蜀汉政治之日坏，而有社会人心怀旧之情形，如两汉之际之历史所显示者。故亮之地位、影响、价值因蜀汉局势之坏得以凸显，亦是必然之事。《董允传》：“陈祗代允为侍中，与黄皓互相表里，皓始预政事。祗死后，皓从黄门令为中常侍、奉车都尉，操弄威柄，终至覆国。蜀人无不追思允。”今按：《董允传》注引《华阳国志》曰：“时（延熙七年）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允为四相，一号四英也。”“四英”中，董允居后，则所谓“蜀人无不追思允”，亦足以说明随蜀汉局势之坏，蜀人于诸葛、蒋、费、董四人皆“无不追思”之情形。比较而言，于诸葛之追思当更甚。《董允传》所以特言及于董允者，盖出于表彰传主之需要，且就允死时之情形而言也。

如此，则当认为，前揭《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所言“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中之“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非仅就“亮初亡”时之情形而言，乃就亮亡至习隆、向充等上表前亦即蜀汉为亮立庙前通常之情形而言也。故随蜀汉政治之日坏而“私祭”之情形当有渐趋隆重之势，乃易知者。《朱子语类》卷一三八《杂类》：“陆务观说：汉中之民，当春月男女行哭，首戴白楮币，上诸葛公墓，其哭皆甚哀云。”注云：“先生亲笔于南轩所撰《武侯传》后。道夫。”此虽南宋时汉中之民追思诸葛亮之情形，然结合《襄阳记》之文，颇可用以推想蜀汉时之情形也。

诸葛之地位、影响、价值既因政治之日坏而凸显，则当指出学界似皆有所忽略者，即钟会于灭蜀之际，遣人祭祀诸葛亮墓、亲祭诸葛亮之庙、且“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于观察当日之情形，实有绝大之价值。鄙意，钟会之所为非仅敬仰诸葛也，其根本之目的，乃在攻心，即迎合蜀人怀念诸葛之心，以消弭其抵抗，因之减轻魏军进攻之阻力，而成灭蜀大功也。故钟会所为极能说明诸葛具有之意义。以此理解诸葛亮庙得以建立之原因及其意义，盖可深得实际矣。

邓艾像

（二）明白诸葛亮之意义，即可理解蜀汉立诸葛亮庙之原因矣。庙立于沔阳，此在蜀汉北部边境，即蜀汉所受魏国军事压力最大之区。盖诸葛在当地之民众中有极高之声望，故蜀汉当局欲以立庙振作人心，达到巩固边防，抵御魏军，拯救蜀汉之目的也。若仅自前揭李文所言，立庙乃满足蜀人祭祀诸葛之方便，则过浅矣。故质言之，立诸葛亮庙之目的，在利用亮之价值。《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宋书·礼志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书契经典，咸崇其义，而圣人之德，莫大于严父者也。故司马迁著《封禅书》，班固备《郊祀志》，上纪皇王正祀，下录郡国百神。司马彪又著《祭祀志》以续终汉。中兴以后，其旧制诞章，粲然弘备。自兹以降，又有异同。故复撰次云尔。”而此《礼志》乃至《续汉书·祭祀志》所撰次者皆所谓“皇王正祀”。至于《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之“下录郡国百神”皆当自天子之礼言之者，因《汉书·郊祀志》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怀柔百神”，此虽就西周之礼而言，然为汉人所承袭，当可肯定。《封禅书》（《郊祀志》略同）又言：“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此虽就“汉兴”以前之礼而言，然亦可辅证汉朝之情形。故若《襄阳记》所言“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中之“小善小德”，必不在《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宋书·礼志》所录“百神”之内。此等“小善小德”所以得“图形立庙”者，特以政府之未限制也。而其所以之未限制者，乃以“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之故。然参以《魏书二·文帝纪》黄初五年十二月之诏“先王制礼，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之文，可知《襄阳记》所言“小善小德”得以“图形立庙”盖即“叔世衰乱”之情形，实不可作为诸葛亮立庙之理由也。因诏“先王制礼”至“不在祀典”一段，明显乃本诸《礼记·祭法》者。《魏书三·明帝纪》青龙元年“五月壬申，诏祀故大将军夏侯惇、大司马曹仁、车骑将军程昱于太祖庙庭”。裴注：“《魏书》载诏曰：‘昔先王之礼，于功臣存则显其爵禄，没则祭于大蒸，故汉氏功臣，祀于庙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勋优著，终始休明者，其皆依礼祀之。’于是以惇等配飨。”可见，曹魏祀大臣于太祖（曹操）庙庭，乃合于礼典者。以此而言，则知蜀汉君臣于诸葛亮之利用，以国家之名义立庙祭祀之，诚如前揭何承天所言，乃“非礼”者。此“非礼”所以行之于诸葛亮死后近三十年，亦是亮初死时蜀人深知为亮立庙为“非礼”之说明。联系同时之魏、吴二国无单独为大臣立庙祭祀一端，亦可见蜀汉为亮立庙以祭祀为“非礼”之实际。蜀汉为亮立庙以祭祀，既是“非礼”，即是于《史记》所谓“缘人情而制礼”原则之滥用。质言之，蜀汉于礼制之如此滥用，即是自毁其礼制之尊严，可谓国家精神之崩溃，乃国将不国之体现矣。故当言，蜀汉之亡，虽已自诸葛亮之死而预示之，然有速亡之势，乃在其精神崩溃之后。

然当注意者：如前所言，蜀人于诸葛亮之评价虽高，追思虽深，然当司马氏遣兵灭蜀之际，蜀军未见有蜀汉君臣所希望之誓死保卫国家之情形，其故何在？鄙意，此或可有两种解释：其一，前揭之人心涣散，盖已达于至极，无复可用。最主要者，军事统帅姜维，即是其心涣散者，其于全部军心之影响必极大，而普通百姓无论如何追思诸葛亮，其作用仅在增加怀念气氛、提高亮之地位、扩大亮之影响而已，在无军队配合之情形下，必不能有御敌之战斗力也。其二，魏军之强大力量震慑蜀汉军民，而钟会复“移檄蜀将吏士民”，且有祭诸葛亮庙及墓等行动，在争取蜀汉军民之心方面当发挥有极其重大之作用，乃将蜀汉为亮立庙之作用全然掩盖矣。将此二种解释合而较之，或可得近似之真也。

刘禅像

三、诸葛亮庙与马忠、张嶷二庙

学界似未有将诸葛亮庙与马忠、张嶷二人之庙联系而观之者。故兹略为论述，以补其阙。马、张二人死后皆有庙。马忠、张嶷之死分别在延熙十二年（249）、十七年。为马、张二人立庙者分别为“蛮夷”“民夷”。二人之死既分别在延熙十二年、十七年，则立二人庙之时间上限亦分别在延熙十二年、十七年。如此，则马、张二人庙之立乃分别早于诸葛亮庙之立十五年（或近十五年）、十年（或近十年）。故颇疑马、张二庙之立乃促成诸葛亮庙之立也。何以言之？因依《礼记·祭法》，严格言之，朝廷允许或默许立庙祭祀马、张，皆无据，因之亦是“非礼”。二庙盖以前揭《封禅书》（《郊祀志》略同）所言“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乃允许或默许之。然立二人庙当在稳定“蛮夷”“民夷”地区局势方面有显著作用，蜀汉君臣因之而得启发，乃不顾前揭《襄阳记》所言之“礼秩”问题，于沔阳立庙祭祀诸葛亮，欲收巩固北部边境之利也。

如此，则当注意为马忠、张嶷立庙之“蛮夷”“民夷”为何等之人。鄙意，此“蛮夷”“民夷”，应包括相关地区之上层人士，不限于普通之民众，而所谓上层人士当多为各级政府之人。此等上层人士立庙之目的，主要者乃为自身利益而对朝廷表示效忠。如此，则可视为蜀汉以马忠、张嶷统治相关地区之成功。蜀汉君臣极望南中地区保有安定之环境，故乐于听从此等“蛮夷”“民夷”之立庙请求也。因保有南中，乃蜀汉根本国策之一，立庙既可助南中之稳定，何乐不为？

今当明白者，“蛮夷”“民夷”为马忠、张嶷所立之庙，其数量如何？易言之，乃一庙或多庙？欲知此点，则当明白马、张二人在“蛮夷”“民夷”地区活动之范围问题。兹分别考之。

（一）先言马忠，马忠任职之“蛮夷”之地非一郡，则为忠立庙者必非一处。其故在，立庙既有“蛮夷”为自身利益而对朝廷表示效忠之目的，则纵令一地先立，必有他地效法之情形。如此，则明白马忠之活动范围，乃必要者。据《忠传》，忠在南之事迹乃在如下三时间段中，则其活动范围亦可知之：

其一，建兴三年（225）至八年：《忠传》，建兴三年，诸葛亮“入南”，即平南中之乱，拜忠牂牁太守，“八年，召为丞相参军，副长史蒋琬署留府事”。“为丞相参军……署留府事”，自是回到成都。故忠在牂牁郡之时间，粗略计之乃五年。此五年中，最早是“郡丞朱褒反”，故忠之任务显然乃平叛，《忠传》言“叛乱之后，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此乃其著功于牂牁郡者也。

其二，建兴十一年至延熙五年：《忠传》“（建兴）十一年，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征庲降都督张翼还，以忠代翼。忠遂斩胄，平南土……初，建宁郡杀太守正昂，缚太守张裔于吴，故都督常驻平夷县。至忠，乃移治味县，处民夷之间。又越嶲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将太守张嶷开复旧郡……延熙五年还朝”。则马忠此次在南前后九年。其活动地在庲降都督所辖之地即平夷县、味县等地，及建宁郡、越嶲郡。庲降都督与建宁郡同治所，在味县。

其三，延熙七年至十二年：《忠传》“（延熙）七年春，大将军费祎北御魏敌，留忠成都，平尚书事。祎还，忠乃归南。十二年卒”。此所谓“祎还”，据《后主传》，乃在七年九月。则忠“归南”乃在七年九月或稍后。以此，则马忠此次在南中之时间，以成数计之，乃有五年。当注意者，忠“归南”之“南”自应是南中之一地。忠应是任庲降都督者。《忠传》裴注，庲降都督之辖地即是西晋宁州之范围，亦即《晋志上》宁州所载之云南、兴古、建宁、永昌四郡之地。然据以下三端，可证裴氏之说必误：（1）《忠传》载“开复（越巂）旧郡”时，即延熙十一年，张嶷乃马忠部下。而越嶲郡不在西晋宁州之范围。（2）《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建安十九年，刘先主定蜀，遣安远将军南郡邓方以朱提太守、庲降都督治南昌县。”《三国志·李恢传》：“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邓方卒……（先主）遂以恢为庲降都督，使持节领交州刺史，住平夷县。”《马忠传》曰：“（建兴）十一年，南夷豪帅刘胄反……忠遂斩胄，平南土……初，建宁郡杀太守正昂，缚太守张裔于吴，故都督常驻平夷县。至忠，乃移治味县……”南昌县属朱提郡，治今云南镇雄；平夷县属牂牁郡，治今贵州毕节；味县属建宁郡，治今云南曲靖。其中南昌、平夷二县皆不在西晋宁州境内。（3）《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载十四郡，即牂牁、平夷、夜郎、晋宁、建宁、平乐、朱提、南广、永昌、云南、河阳、梁水、兴古、西平。此大抵即《诸葛亮传》所言“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之“诸郡”范围。所谓“诸郡”，即《后主传》所言“亮南征四郡”之“四郡”。而“四郡”，据《后主传》，乃牂牁、益州、越嶲、永昌也。此四郡范围远较西晋宁州范围为大。故颇疑裴氏为《华阳国志·南中志》“宁州，晋泰始六年初置，蜀之南中诸郡，庲降都督治也”之文所误。结合《三国志》诸葛亮、后主二《传》之文及《华阳国志·南中志》统十四郡而观之，《华阳国志》此“蜀之南中诸郡”之“诸郡”，当理解为蜀汉南中部分之地，亦即前揭《晋志上》所载之四郡，而非南中全部之地也。

《华阳国志》

如此，则马忠死后，若以为朝廷仅允许立一庙，则其立庙之地，当以庲降都督所治之味县当之。若允许立多庙，则南中全部之地，至少牂牁、越巂二郡，或皆立庙。后者不必多言，前者即牂牁郡，前文已言，乃马忠任职五年（建兴三年至八年）之地，能无立庙之可能乎？以《忠传》“及卒，（蛮夷）莫不自致丧庭，流涕尽哀，为之立庙祀，迄今犹在”之文观之，其立庙亦似非一地。更可注意者，据《忠传》此文，蜀汉朝廷非止不限制立庙，且似有鼓励之情形，则其立庙之地，亦当非一地也。因既言“莫不自致丧庭”，则应非某一地之“蛮夷”。且立庙必是蛮夷集资出力为之，朝廷当无限制之理由。以此，立多庙有何可碍？

（二）再言张嶷，据《嶷传》，嶷在南中之活动范围仅限于越嶲郡，然该郡有邛都、台登、阐（阑）、苏示（祁）、会无、定莋、卑水、三缝、潜街、安上、马湖等十一县，更有若干之基层单位。《嶷传》既言“南土越嶲民夷闻嶷死，无不悲泣，为嶷立庙，四时水旱辄祀之”，亦暗示张嶷之庙非一座，因之亦见政府似有鼓励至少不予限制立庙之情形。纵令仅有一庙，以之言蜀汉政府于越嶲“民夷”立嶷庙不予限制，必可也。

四、余论：关于“偪宗庙”问题

如此，即联系及于《襄阳记》所谓“偪宗庙”问题矣。所谓“偪宗庙”，自根本言之，即是侵皇权。诸葛亮庙若立于成都，其“偪”刘氏宗庙乃不言而喻者。然学界盖有忽略者，以亮崇高之地位、巨大之影响，其庙纵令立于成都以外之地，亦有削弱刘氏皇权声威之情形，因之亦有“偪宗庙”之问题也。故关于立亮庙于沔阳之建议，盖在亮死后不久即有人提出之，其所以不得允许者，盖即以立庙仍有“偪宗庙”之情形也。故虽因前揭《襄阳记》之文含义隐约，如前所论，不敢确言习隆、向充等人关于立庙沔阳之建议乃在亮死后不久即提出者，然亮死后不久，因不能立庙于成都，则立庙沔阳乃易于联想而知者。故为亮立庙之事所以拖延近三十年者，必当以纵令立庙沔阳，亦有“偪宗庙”之情形为说也。如此，则马忠、张嶷二人死后皆得以立庙，颇具观察意义。如前所论，蜀汉政府于此二人之庙非仅未加制止，且似有鼓励之情形，其与立诸葛亮庙之受限制者形成鲜明之对比。其故安在？盖以二人位卑势小，立庙非仅于稳定蛮夷之地有益，且无“偪宗庙”之问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