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所谓“人民不愿作战”——蜀汉亡国原因探讨

来源: 清华大学学报      作者: 李万生

摘要

王仲荦认为，蜀汉的灭亡是由于益州“人民不愿作战”。这种意见虽然影响很大，已经支配了数十年来的学界，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的基础来于王氏对重要史料的误读，而仅仅被王氏遗漏了的极为重要的史料就构成对这种意见的否定。可以断言，蜀汉的灭亡，只有一个原因，即战略错误，亦即它没有在自以为安全的地方即阴平桥头以西以南的险要之地——阴平桥头与江由之间的险要之地——布防。如果没有这个原因，邓艾的军队不能到达益州平原（今成都平原），蜀汉就不会灭亡。

一、以往的研究与问题

已故著名史家王仲荦认为，蜀汉灭亡，是因为益州“人民不愿作战”。这个结论影响深远，在学界居于支配地位。笔者的思考也是以王氏这个结论为重要起点的。也就是说，王氏结论对笔者写作本文的帮助是很大的。只是笔者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可以质疑这个结论的一些事实，从而得到一个肯定，即王氏的结论恐怕不能成立。之所以有这个肯定，是因为王氏不仅误读了非常根本的史料，而且对他的结论构成否定的极为重要的史料也被他遗漏了。

王仲荦著《魏晋南北朝史》

我们先看王仲荦是如何说的。王氏在1961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中说：“在益州地主集团看来，蜀汉政权既不能代表他们全部的利益，它的颠覆，也不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灾害，相反，这一政权的颠覆，反可驱逐外来地主势力于益州之外，而使益州地主集团更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益州的人民，也因为负担逐年加重，不愿继续作战，来延长国内割据的局面。人民不愿作战，益州地主投降的论调高唱入云，蜀汉政权只有投降的一条道路了。蜀亡，立国共四十三年。”

值得注意的是：王氏这个结论，基本保留在他的另一著作即1979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中。之所以说“基本”，是因为其中值得一提的不同，仅仅体现在《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中的“益州地主”，在《魏晋南北朝史》里都改成了“益州土著地主”。之所以有这个“基本”的保持，是因为《魏晋南北朝史》是在《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王仲荦的结论影响深远，还因为尹韵公、张大可、李兆成、罗开玉、白杨、黄朴民、［日］金文京七位学者也认为蜀汉的灭亡是由于它的人民不愿作战，那显然是继承王氏认识的结果了。我们且看七人的具体表述。

尹韵公著《尹韵公纵论三国》

尹韵公说：“景元四年九月，即蜀景耀六年，魏国大举伐蜀。此刻的蜀汉政权已陷于危机四伏、四面楚歌的地步，犹如纸糊的巨人，一捅即破即倒……益州土著集团袖手旁观。邓艾入蜀后，百姓‘惊迸山野’、‘众皆离散’（《华阳国志》卷七、《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益州人士谁也不抵抗，唯有诸葛瞻上阵迎敌，他还想为自己的政权尽最后一点力，终于战死。邓艾如入无人之境，直驱至成都。”张大可说：“蜀汉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曹魏的强大和蜀汉政治腐败是最根本的原因……人心倒向和益州土著集团的叛卖又是主要的原因。”李兆成说：“到蜀汉灭亡时，益州士族对其覆亡已漠不关心。”罗开玉说：“魏军攻蜀，土著豪族坐山观虎斗，任蜀汉灭亡。”白杨、黄朴民说：“蜀汉景耀六年（公元263年）九月，魏国大举伐蜀。此时的蜀汉政权，危机四伏，四面楚歌……益州本土势力幸灾乐祸，袖手旁观。邓艾入蜀，蜀汉百姓‘惊迸山野’、‘众皆四散’，所以邓艾才能如入无人之境，直驱成都。成都蜀汉中枢只有诸葛瞻统兵迎敌，最后战死于绵竹前线。”

［日］金文京说：“蜀国这个外来政权，已经失去了当地人民的支持。”

这样，王仲荦的认识在学界的影响情况就已经显得很清楚了。值得注意的是，王氏是在1952年开始写他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的，所以前揭王氏结论形成的时间的上限就是1952年。以此看来，王氏关于蜀汉灭亡原因的结论已经持续近70年了。即使以《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出版的1961年算起，王氏结论也已经持续近60年了。无疑，王氏结论为尹韵公引用的时间即1982年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因为那是王氏结论明显影响学界的真正的开始；从那年算起，也可见王氏结论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支配——学界的时间也将近40年了。这样，我们对前揭王仲荦认识的影响的情况也就更清楚了。笔者既然说王氏的结论恐怕不能成立，不言而喻，尹韵公等七人的结论恐怕也不能成立了。本文下面的任务就是论证王仲荦等人的认识为什么不能成立。鉴于王仲荦的认识是源头，很明显，笔者应该主要讨论王仲荦的论述，只在必要的时候才论及尹氏等人的意见。

另外，很明显，从论述的直接的要求说，本文是不必讨论前揭王仲荦那个认识的其他部分即“在益州地主集团看来，蜀汉政权既不能代表他们的全部利益，它的颠覆，也不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灾害，相反，这一政权的颠覆，反可驱逐外来地主势力于益州之外，而使益州地主集团更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的，因为那是另外的问题。因此，本文只讨论王氏结论中最核心的一点，即“人民不愿作战”，蜀汉只有灭亡。

二、王仲荦认识的依据

当然，必须讨论王仲荦所谓益州“人民不愿作战”的依据问题。在讨论之前，必须首先明白王氏所说“人民”的含义是什么？从王氏的论述看，他所说的“人民”，其含义指的是蜀汉的百姓和军队。那么，王氏所说的益州“人民不愿作战”的依据是什么呢？这是稍感麻烦的问题，因为前揭王氏的论述中没有明白显示其依据。这样，我们就只有依据王氏的论述进行推测了。在我看来，王氏的依据应该是《三国志》卷四二《蜀书十二·谯周传》和同书卷三五《诸葛亮传附子瞻传》的记载，而不是尹韵公继承发展王氏的认识时举出的依据即《华阳国志》卷七（即《刘后主志》）和《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即《诸葛亮传附子瞻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的记载。前揭王氏论述的上文中引有《三国志·诸葛亮传》之文，也为笔者的推测提供了依据。前揭王氏论述的上文虽然没有引用《三国志·蜀书·谯周传》的地方，倒好像有引用《华阳国志·刘后主志》的地方，但实际也并没有引用《华阳国志·刘后主志》之文，可以认为是王氏将《华阳国志·刘后主志》的记载融化在他的论述中了。因为，如所周知，《华阳国志·刘后主志》的材料大多来于《三国志·蜀书》相关各传，这情况，王仲荦当然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对同一件事，如果《三国志·蜀书》和《华阳国志·刘后主志》都有记载，王氏一定会更重视《三国志·蜀书》的记载。更重要的是，从王氏的表述看，如果认为他依据的是《三国志·蜀书·谯周传》的记载，也更为合理。这样，我们就应该将《谯周传》和《诸葛瞻传》的记载合起来看王氏论述的依据问题了。

《谯周传》说：“景耀六年冬，魏大将军邓艾克江由，长驱而前。而蜀本谓敌不便至，不作城守调度，及闻艾已入阴平（‘阴’字是衍文），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后主使群臣会议，计无所出。”《诸葛瞻传》说：“（景耀）六年冬，魏征西将军邓艾伐蜀，自阴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诸军至涪停住，前锋破，退还，住绵竹……遂战，大败，临陈死，时年三十七。众皆离散，艾长驱至成都。瞻长子尚，与瞻俱没。”有了《谯周传》所说的“百姓”“皆迸山野”和《诸葛瞻传》所说的诸葛瞻军队的“大败”、败后“众皆离散”以及“（邓）艾长驱至成都”的后果为依据，似乎确实可以如王仲荦所说，由于益州“人民不愿作战”，就导致蜀汉的灭亡了。不过，在考虑了如下两点之后，就知道王氏的论述是有严重问题的：

蜀汉后主刘禅像（今人作）

（一）《谯周传》记载的事，在《华阳国志·刘后主志》的叙述里却有文字的不同。其中最不能忽视的是《谯周传》的“皆迸山野”，《华阳国志·刘后主志》作“惊迸山野”。虽是一字之差，但意思区别很大，不能忽视。因为依据“皆迸山野”，似乎可以推断说益州的“百姓”“不愿作战”的，而依据“惊迸山野”，就很难那样说了。我认为，王仲荦应该就是依据《谯周传》的“皆迸山野”作出他的论断即益州“人民”之一的“百姓”“不愿作战”的。

我之所以只是限制性地说“应该就是”而不是无保留地说“肯定就是”，是因为王仲荦可能注意到了《谯周传》“皆迸山野”和《华阳国志·刘后主志》“惊迸山野”在含义上的区别，但他却忽略了这个区别。还可以认为，王氏之所以依据《谯周传》记载的“百姓”“皆迸山野”论述问题，而不依据《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记载的“百姓”“惊迸山野”论述问题，应该是因为他看重《华阳国志·刘后主志》那材料的史源就在《三国志·谯周传》的记载这一点。但即使如此，绝对不能忽略的是，《三国志》和《华阳国志》在一千数百年的流传中所导致的变化，难免导致后人很难知道二书元本实际的情况。换句话说，一方面，我们不能断定“皆迸山野”就是今天我们习用的陈寿《三国志·谯周传》的元本的实际，另一方面，也很难说今天我们所用的《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记载的“惊迸山野”不是体现《三国志·谯周传》元本的实际的。这样，如果不对《谯周传》的“皆迸山野”和《华阳国志·刘后主志》“惊迸山野”的不同作出融通性的理解是不行的。由此，我们就应该特别地对《谯周传》记载的“皆迸山野”有所分析了。笔者分析的结果就是得到了以下三个认识。其一，在我看来，“百姓”“皆迸山野”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益州平原（今成都平原）非常辽阔，真正的“山野”是在平原的边缘，因而，只有那些居住在距离真正的“山野”不远的地方的“百姓”才可能由于受到惊吓而“迸”于“山野”，以求安全，至于那些居住在距离真正的“山野”比较远或很远的地方的“百姓”，就难以因为受到惊吓而“迸”于“山野”了。实际上，任何时候都必然存在所谓“人心如面，各各不同”的情况，蜀汉当时的情况自然不会是例外，因而绝对不可将众多人的实际情况一概而论。这样，我们应该注意，“百姓”的胆子必然是有大有小的，加上显然又没有权力部门的人对他们进行组织领导，因而他们的行动不可能一致，其中胆子比较大的人，是不一定会“迸”于“山野”的。其二，“百姓”—— 至少是部分的“百姓”——一定知道，由于他们不是战斗人员，因而不是邓艾的军队进攻打击的目标，没有必要“迸”于“山野”，就更不必说“皆迸山野”了。其三，依据《谯周传》，只可以认为受到惊吓而“迸”于“山野”的“百姓”，乃江由（在今四川平武县东南）及其以南一带的百姓，而不是包括江由在内的整个梓潼郡的“百姓”，自然更不是整个益州平原的“百姓”了，因此也就更不应该扩大化地理解为整个益州即蜀汉的“百姓”了。如所周知，蜀汉只有一个州，即益州，因此，说益州“人民不愿作战”，就是在说整个蜀汉的“人民不愿作战”，可是益州范围很大，其主要区域在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四省市，兼及今陕西、甘肃、广西三省区部分之地以及缅甸北部部分地区，怎么可以将江由及其以南一带的“百姓”理解为整个益州的“百姓”呢？可见，王仲荦论述的那个逻辑的跨度也实在是太大了，因而也是很可以感到遗憾的了。

谯周像

（二）我不知道王仲荦是否对《诸葛瞻传》里“众皆离散”四字特别注意，并且结合《谯周传》“百姓”“皆迸山野”而认为益州“人民不愿作战”？但《诸葛瞻传》说的“众皆离散”，是诸葛瞻“大败”后的情形，那情形是自然的，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而且“大败”的具体情形，我们已经无法知道。要让“大败”后没有了统帅的军队继续抵抗，阻挡邓艾的军队向成都前进，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是不能用《诸葛瞻传》里“众皆离散”四字推论出益州“人民不愿作战”的。

笔者还要说的是，王仲荦不仅在论述方面逻辑不严密，而且还忽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实。依据这些事实，我们得出了和王氏完全相反的结论，即诸葛瞻和他的军队是积极作战的。因此，根本不能由诸葛瞻及其军队的表现和结果进一步推论说蜀汉人民之一的军队都是不愿作战的。让我们看看这些事实：

《三国志》卷二八《魏书二八·邓艾传》：“（景元四年\[即蜀汉景耀六年\]）冬十月，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先登至江由……蜀卫将军诸葛瞻自涪还绵竹，列陈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马师纂等出其左。忠、纂战不利，并退还，曰：‘贼未可击。’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将斩之。忠、纂驰还更战，大破之，斩瞻及尚书张遵等首，进军到雒。刘禅遣使奉皇帝玺绶，为笺诣艾请降。”由这材料能够看到完全可以否定王仲荦等认识的四点：

邓艾像

其一，如果诸葛瞻的军队真的“不愿作战”，就不会有邓艾的儿子邓忠和司马师纂等“战不利”的情况，邓忠、师纂也不会说“贼未可击”。既是“贼未可击”，表明诸葛瞻和他的军队是很愿意作战的。

其二，诸葛瞻的军队并没有发生不战而溃散的情况。

其三，邓艾有丰富的指挥作战经验，而诸葛瞻没有那样的经验，邓艾的军队精锐善战，而蜀军没有多少战斗力，这些一定都是诸葛瞻和他的军队非常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诸葛瞻还勇于作战，他的军队还没有瓦解，坚持作战，怎么可以说他们不愿作战，并进而说益州“人民不愿作战”呢？

其四，王仲荦完全忽略了《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的记载。如果他将《诸葛瞻传》的记载与《先主传》的记载结合起来看，就不会得出益州“人民不愿作战”的结论了。因为那样结合后就可以知道，诸葛瞻不退守雒城，而是选择在绵竹与邓艾作战，就只能说明诸葛瞻和他的军队是“愿意作战”的了。因为依据《先主传》记载，如果诸葛瞻也是处在刘璋的儿子刘循当时那样的环境里，那么，他就可以学刘循，不在绵竹与邓艾的军队交锋，而是退到雒城坚守，这样，邓艾要进攻雒城，就必须用很长的时间，才可能攻克。可是，诸葛瞻没有选择退守雒城，而是选择在绵竹与邓艾的军队交战，原因在哪里呢？我认为，原因只有一个，即诸葛瞻当时所处的环境与刘循那时的环境完全不同，具体地说，就是当时的成都完全没有当年刘璋那样的成都所有的可以坚守数十日的军队。更具体地说，如果当时的成都也像刘璋那时的成都有可以坚守数十日的军队，那么，诸葛瞻就可以选择守城，其所守之城，无论在绵竹还是雒城都可以。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如果诸葛瞻守城的话，邓艾的军队就必须先攻克诸葛瞻所守的城，才能继续前进，进攻成都。道理很简单，如果邓艾不先攻克诸葛瞻所守的城，直接去进攻成都，那么，他的军队就会受到成都守军和诸葛瞻的军队的夹击，从而处于危险的境地。但是，问题就在于，诸葛瞻当时的成都没有足够的军队可以守城，如果诸葛瞻选择守城，而不是作战，那么，邓艾的军队就会直接绕开诸葛瞻所守的城而直驱成都，蜀汉就必然迅速灭亡了。因为益州平原非常广阔，如果诸葛瞻选择守城，是完全不能阻挡邓艾的军队的前进的。所以，诸葛瞻只有选择作战，才可能通过胜利来阻止邓艾的军队进攻成都。可见，诸葛瞻选择与邓艾的军队作战本身，就足以说明他和他的军队是愿意作战的，因而王仲荦用来作为“人民不愿作战”的依据的《诸葛瞻传》的记载，就没有说服力了。

诸葛瞻像

之所以说诸葛瞻当时的成都完全没有以前即刘璋那时的成都所有的可以坚守数十日的军队，是因为诸葛瞻率领的军队不仅是从成都及其附近地区召集的，而且是当时所能召集的最多的军队了。也就是说，诸葛瞻的军队肯定是从“居守成都及备他郡不下四万”的军队中召集的。诸葛瞻军队的具体人数虽然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应该多于邓艾的军队“二万”。不过，不能认为诸葛瞻的军队也有“不下四万”。这一方面是因为成都必定留有一部分军队，另一方面，是因为依据《姜维传》的记载，可以肯定，在诸葛瞻率领军队去迎战邓艾的军队之前，即“钟会将向骆谷，邓艾将入沓中”之际，蜀汉已经从这“不下四万”的军队中抽调一部分到北部战区去应付紧急的形势了。那一部分军队是分为两支的，一支由廖化率领，“诣沓中”直接援助姜维，一支由张翼、董厥等率领，“诣阳安关口以为诸围外助”。这两支军队的人数多少，不见记载，不得而知，但应该各有数千人。这样，就可以肯定，在诸葛瞻率军去迎战邓艾的军队后，成都就没有多少军队了，因而刘禅也就完全不能像刘璋当年抵抗刘备那样可以抵抗邓艾的军队数十日了。

这样，我们就应该对诸葛瞻为什么失败的原因有所说明了。我认为，原因就是前揭的两个：其一，诸葛瞻本人没有作战经验，不能与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的邓艾相比。其二，诸葛瞻率领的军队，没有多少战斗力，不能与邓艾的精锐善战的军队相比。下面分别说明。

（一）诸葛瞻的情况。根据诸葛瞻的《传》，可以知道他先后担任的官职有骑都尉（17岁时）、羽林中郎将（18岁时）、射声校尉、侍中、尚书仆射、军师将军（以上四职时间皆不详）、行都护卫将军（景耀四年即35岁时）。其中侍中、尚书仆射二职显然都与军队无关，可以不论。而对骑都尉、羽林中郎将、射声校尉、军师将军、行都护卫将军，一般学者可能都比较生疏，应该有所说明。《续汉书·百官志二》：骑都尉，“本监羽林骑”；羽林中郎将，“掌宿卫侍从”；射声校尉，“掌宿卫兵”。《续汉书·百官志》不载军师将军、行都护卫将军（按应为行都护、卫将军），当略作考察。

姜维像

1.军师将军：《续汉书·百官志》不载军师将军。《三国志·诸葛亮传》：“后（刘）备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为军师将军。”可见，军师将军当为蜀汉所置。《通典》卷二九《职官十一·武官下》将“军师”附于“监军”条，曰：“初，隗嚣军中尝置军师。（隗嚣聘平陵人方望以为军师。又袁绍请卢损为军师。）至魏武帝，又置师官四人。（魏荀攸为军师，军国选举及刑狱法制皆使决焉。又梁义为左军师。吴朱然为右军师。蜀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此为原注）晋避景帝讳，改为军司。凡诸军皆置之，以为常员，所以节量诸宜，亦监军之职也。”但诸葛瞻行使监军的情况也是不明的。或许仅仅是就居守成都附近的军队行使监军的职责罢了。且《通典》卷三六《职官十八·秩品一》魏官中的监军仅仅是第四品。诸葛瞻所任的军师将军的品级应该也就是这个品级。

2.行都护、卫将军。（1）都护：《续汉书·百官志》不载都护。《通典》卷三二《职官十四·州郡上·都护》：“汉宣帝地节二年，初置西域都护，为加官也。或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有副校尉。始以郑吉为之，后废。至后汉永平十七年，复置。（班超为西域都护，大破焉耆、尉犁，斩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纳质者五十余国。——此为原注）晋宋以后，有都护之官，亦其任也。”《通典》卷三六《职官十八·秩品一》魏官中无都护，而后汉的“都护将军”乃“比二千石”，与西汉“西域都护副校尉”秩品同。而后汉的州牧乃二千石，曹魏的州领兵刺史乃第四品，州单车刺史乃第五品。可见，诸葛瞻所任都护的品级应该大体相当于后汉的州牧和曹魏的刺史。但诸葛瞻并没有实际领兵作战。（2）卫将军：《续汉书·百官志》：“将军，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刘注：“蔡质《汉仪》曰：汉兴，置大将军、骠骑，位次丞相，车骑、卫将军、左、右、前、后，皆金紫，位次上卿。典京师兵卫，四夷屯警。”《通典》卷三六《职官十八·秩品一》魏官中的武卫、左右卫将军都是第四品。蜀汉的情况应该类似。因此，这也可以与诸葛瞻任军师将军的情形联系起来看，从而认为诸葛瞻没有领军作战的经验。

可见，诸葛瞻的官职中最可注意的是军师将军、都护、卫将军，三者都只是表明诸葛瞻的地位较高而已，并不表明他有多少实际的领兵作战的经验，是完全不能与邓艾相比的。因为如所周知，邓艾本人老于行阵，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二）诸葛瞻率领的军队的情况。《晋书·文帝纪》：司马昭说“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郡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前文说过，诸葛瞻的军队就是司马昭所说的“不下四万”中的一部分，而这“不下四万”的军队中，在诸葛瞻率军迎战邓艾之前，蜀汉已经抽调一部分到北部战区去应付紧急的形势了。前文又说过，那被抽调到北部战区去应付紧急形势的军队分为两支，应该各有数千人。那么，诸葛瞻从“居守成都及备他郡”的军队中所能抽调的人数也就很有限了。因此，诸葛瞻所率领的迎战邓艾的军队的具体人数虽然不知，但可以肯定，人数一定不是很多，具体地说，虽然可能比邓艾所率领的军队人数多，但也不会多的太多。由于诸葛瞻率领的军队本来的任务是“居守成都及备他郡”，自然不是蜀军的主力，即不是精锐，且缺少训练，因而没有多少战斗力，都是可以肯定的，而邓艾率领的军队却是精锐中的精锐，这样，诸葛瞻的军队与邓艾的军队相比，在数量上虽然可能有一定的优势，但由于是与敌人在相同的地势上交战，那优势已经完全不足以保证胜利了。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对诸葛瞻率军与邓艾的军队作战而有“大败”的结果，怎么可以感到奇怪呢？

《晋书》

三、材料的遗漏

更可注意的是，王仲荦还遗漏了对他的结论构成否定的极为重要的材料。这就是《三国志》黄权、李恢二《传》的记载。《黄权传》说：“权留蜀子崇，为尚书郞，随卫将军诸葛瞻拒邓艾。到涪县，瞻盘桓未进，崇屡劝瞻宜速行据险，无令敌得入平地。瞻犹与未纳，崇至于流涕。会艾长驱而前，瞻却战至绵竹，崇帅厉军士，期于必死，临陈见杀。”依据这个记载，怎么可以说益州“人民不愿作战”呢？因为黄权是巴西阆中人，黄权的儿子黄崇就是完全的益州人了。黄崇“帅厉”的“军士”也应该是益州本地人，即不是从荆州随刘备入益州的人的后裔，至少其中的绝大多数“军士”是益州本地人。黄崇既然“帅厉军士，期于必死”，而且“临陈见杀”，可见黄崇在保卫蜀汉方面是多么的果决，因而完全不能认为他是“不愿作战”的。对黄崇所“帅厉”的“军士”也应该这样看。

《李恢传》的材料是对《黄权传》记载的很好补充：“李恢字德昂，建宁俞元人也……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随诸葛瞻拒邓艾，临陈授命，死于绵竹。”可见，李球虽非益州核心地带之人，即非成都及其附近郡县之人，但毕竟也是益州本地人，非外来之人。他既是“临陈授命，死于绵竹”，可以肯定他一定也如黄崇那样做了“帅厉军士”的工作，他帅领的“军士”一定也是益州本地人，至少其中的绝大多数是益州本地人。这样，李球的表现也是对王仲荦及尹韵公等人所谓益州“人民不愿作战”的说法的否定了。

陈寿著《三国志》

可见，王仲荦的结论，即所谓益州“人民不愿作战”，从而导致蜀汉亡国，不仅是误读了前揭《三国志》谯周、诸葛瞻二《传》的结果，而且是没有把握黄权、李恢二《传》反证性材料的结果。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依据前揭《黄权传》，似乎应该认为诸葛瞻在热爱蜀汉方面还不如黄崇，因为他“到涪县”后“盘桓未进”，没有听从黄崇“速行据险，无令敌得入平地”的建议。从“（黄）崇至于流涕”而诸葛瞻“犹与未纳”来看，显出黄崇对蜀汉的极大忠心似乎超过诸葛瞻对蜀汉的热爱之心。对此，应该如何解释呢？我认为《黄权传》此条材料是有疑问的。因为涪县本身是在“平地”上，而诸葛瞻率领的军队是在邓艾“入平”后（参前揭《谯周传》）才从成都及其附近之地组织起来的，怎么还会有“速行据险，无令敌得入平地”的可能呢？诚然涪县一带可以有险，但那一定主要是人工建立的“险”，那不可能有“无令敌得入平地”的价值，因为那样的“险”基本就在“平地”上，即益州平原的平地上。而诸葛瞻的“盘桓未进”体现的犹豫不决与黄崇的急于赴敌，应该只是对如何应付局面的思考不同，而不是对蜀汉的忠心有别。我猜想，诸葛瞻之所以到涪县犹豫不决，其原因应该与涪县防御设施不够理想有关。这点，联系以下事实或可得到理解：刘备进攻刘璋时，刘璋的军队也没有能在涪县抵抗刘备的军队，而不得不退到绵竹。如果刘璋当时在绵竹的军队不投降刘备，那么，刘备即使最终胜利，他遇到的困难也一定要大很多。

四 、姜维及其军队的表现

姜维及其军队的表现，也可见完全不能如王仲荦那样得出益州“人民不愿作战”的结论。

《邓艾传》：“（景元）四年（按即蜀景耀六年、炎兴元年）秋，诏诸军征蜀，大将军司马文王皆指授节度，使艾与维相缀连；雍州刺史诸葛绪要维，令不得归。艾遣天水太守王颀等直攻维营，陇西太守牵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杨欣等诣甘松。维闻钟会诸军已入汉中，引退还。欣等追蹑于强川口，大战，维败走。闻雍州已塞道，屯桥头，从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后。诸葛绪闻之，却还三十里。维入北道三十余里，闻绪军却，寻还，从桥头过，绪趣截维，较一日不及。维遂东引，还守剑阁。钟会攻维未能克。”《钟会传》：“（景元）四年秋，乃下诏使邓艾、诸葛绪各统诸军三万余人，艾趣甘松、沓中连缀维，绪趣武街、桥头绝维归路。会统十余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入。”可见，姜维及其军队先是遭到邓艾所属的三支军队的夹击，逃脱夹击后，向剑阁急速行军，邓艾的军队则紧随其后追击之；为了避开在桥头堵截的诸葛绪的军队，乃有“从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诸葛绪）后”，而“ 诸葛绪闻之，却还三十里”，结果是“维入北道三十余里，闻绪军却，寻还，从桥头过，绪趣截维，较一日不及”，最后达到“维遂东引，还守剑阁”的目的。其过程实在是极为惊险的了。任乃强说姜维是“转战千里”，“千里”虽然是大致的说法，而且是就姜维的整个行军距离说的，但可以肯定，整个过程一定都是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的，其中“从孔函谷入北道”以后的急行军，则是尤为惊心动魄的。因此，姜维及其军队的长距离急行军，应该可以说是艰苦卓绝了。这在联系《晋书·文帝纪》所载，知道姜维所统军队只有三万左右一点后（详下文），就更明白了。如果真如王仲荦所说，益州“人民不愿作战”，姜维的军队即使不是立即奔溃，四处逃散，也一定不能经受长距离的极为艰苦的行军，逃脱邓艾、诸葛绪的围追堵截，最终到达剑阁阻击钟会的。

钟会像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邓艾反对司马昭的灭蜀计划了。为了明白起见，我们特引史料以为说明。《晋书·文帝纪》：

（景元四年）夏，帝（司马昭）将伐蜀，乃谋众曰：“自定寿春已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略计取吴，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湿，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郡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彼若婴城守险，兵势必散，首尾离绝。举大众以屠城，散锐卒以略野，剑阁不暇守险，关头不能自存。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将军邓艾以为未有衅，屡陈异议。帝患之，使主簿师纂为艾司马以喻之，艾乃奉命。于是征四方之兵十八万，使邓艾自狄道攻姜维于沓中，雍州刺史诸葛绪自祁山军于武街，绝维归路，镇西将军钟会帅前将军李辅、征蜀护军胡烈等自骆谷袭汉中。

这条材料中“使邓艾自狄道攻姜维于沓中，雍州刺史诸葛绪自祁山军于武街，绝维归路，镇西将军钟会帅前将军李辅、征蜀护军胡烈等自骆谷袭汉中”似乎就是部分来源于前揭《三国志》的《邓艾传》和《钟会传》的。最可注意的是：依据司马昭的分析，灭蜀是很容易的事。可是邓艾不那么看。如果真有王仲荦等人所说的蜀汉“人民不愿作战”的情况，邓艾一定能够感知，因为邓艾在蜀亡前与姜维对峙交战的时间将近八年之久，对蜀汉军队的情况以至蜀汉人民的情况一定是相当了解的。何况，姜维长年用来与邓艾作战的军队估计只有三万左右。在司马昭决定用魏军十八万灭蜀的时候，邓艾还“屡陈异议”，理由是蜀“未有衅”。既如此，怎么可以像王仲荦那样说益州“人民不愿作战”呢？因此，仅仅是邓艾不同意司马昭的灭蜀计划这事本身就是对王仲荦与尹韵公等人所谓“人民不愿作战”的认识的否定了。

晋文帝司马昭像

需要说明的是：邓艾反对司马昭灭蜀计划的具体意见我们虽然不能知道，但从《邓艾传》以下文字，应该还是可以猜测到一些的。该《传》说：“解雍州刺史王经围于狄道，姜维退驻钟提，乃以艾为安西将军，假节、领护东羌校尉。议者多以为维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败，非小失也；破军杀将，仓廪空虚，百姓流离，几于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胜之势，我有虚弱之实，一也。彼上下相习，五兵犀利，我将易兵新，器杖未复，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陆军，劳逸不同，三也。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各当有守，彼专为一，我分为四，四也。从南安、陇西，因食羌谷，若趣祁山，熟麦千顷，为之县饵，五也。贼有黠数，其来必矣。’顷之，维果向祁山，闻艾已有备，乃回从董亭趣南安，艾据武城山以相持。”这虽然是王经失败后的情形即蜀汉延熙十八年（魏正元二年，255）后的情形，但由于是在蜀亡前八年，用来说明姜维及其军队积极进取精神，还是可以的。既然如此，怎么可以如王仲荦那样认为益州“人民不愿作战”呢？

更可以注意的是，必须认为前揭司马昭“使邓艾自狄道攻姜维于沓中，雍州刺史诸葛绪自祁山军于武街，绝维归路，镇西将军钟会帅前将军李辅、征蜀护军胡烈等自骆谷袭汉中”，实际就是司马昭同意了邓艾关于姜维的军队具有强大的战斗力的看法后所作的安排，这个事实本身也是对王仲荦所谓益州“人民不愿作战”的结论的否定。

此外，《姜维传》以下记载也可以认为是对王仲荦所谓益州“人民不愿作战”的结论的否定：“邓艾自阴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诸葛瞻于绵竹。后主请降于艾，艾前据成都。维等初闻瞻破，或闻后主欲固守成都，或闻欲东入吴，或闻欲南入建宁，于是引军由广汉、郪道以审虚实。寻被后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诣会于涪军前，将士咸怒，拔刀砍石。”如果蜀汉人民之一的姜维的军队“不愿作战”，是不会有“将士咸怒，拔刀砍石”的情况发生的。

五、关于羊祜的认识

《晋书》卷三四《羊祜传》记载羊祜的话说：“蜀之为国，非不险也，高山寻云霓，深谷肆无景，束马悬车，然后得济，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当。及进兵之日，曾无藩篱之限，斩将搴旗，伏尸数万，乘胜席卷，径至成都，汉中诸城，皆鸟栖而不敢出。非皆无战心，诚力不足相抗。”其中“非皆无战心”之文，就是对王仲荦所谓益州“人民不愿作战”的结论的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依据《羊祜传》，羊祜以上之言乃在“咸宁初”祜“除征南大将军”之后。《晋书·武帝纪》载羊祜为征南大将军乃在咸宁二年（276）十月，而羊祜之卒乃在咸宁四年十一月。可见，羊祜之言乃在蜀汉灭亡十三年之后，因此具有冷静客观的性质。这样，羊祜所言蜀汉灭亡前“非皆无战心”颇具观察意义，从而也可见王仲荦将蜀汉灭亡原因归之于益州“人民不愿作战”的错误了。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忽略羊祜之言“非皆无战心”应该含有一部分蜀人“无战心”的意思。这样，王仲荦关于益州“人民不愿作战”导致蜀汉灭亡的说法似乎就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了。对此，应该如何解释呢？我认为，羊祜之言确实表明，在羊氏看来，蜀汉灭亡前有一部分蜀人“无战心”即王仲荦所说的“不愿作战”。但那“无战心”的人，应该是就投降魏军的蒋舒、马邈而言的。而蒋舒投降钟会之军，主要是由于不满意于上级对他的职务安排，心有怨恨，而马邈投降邓艾则不仅因为他的军队人数太少，而且还因为他的军队不是正规军（参下文），完全不足以抵抗邓艾的大军。另外，还要注意的是，蒋舒只是“武兴督”，马邈只是江由守将，二人所领军队在蜀汉的军队总数中，只占非常小的比例。因此，蒋、马二人及其所率军队的表现完全不足以说明蜀汉全体军队的情况，更不足以说明蜀汉人民整体的情况。何况蒋舒、马邈的军队虽然分别随蒋、马投降了魏军，也不能认为二人的军队都不愿意作战，因为其中有人即使愿意作战，却难免有被蒋、马二人及其部分军人胁迫而不得不一起投降的可能。至于诸葛瞻的失败，如上所论，是不能归因于诸葛瞻及其军队“无战心”的。因此，如果羊祜所说“无战心”的情况也包括诸葛瞻率领的军队在内，那么，只能认为他并不了解实际情况了。实际上，从羊祜的话“非皆无战心”是可以知道并不包括诸葛瞻的军队在内的，因为在魏军灭蜀的军事行动中导致蜀汉灭亡的主要战事就是诸葛瞻的军队与邓艾的军队之间的战事，如果“无战心”也是诸葛瞻军队的表现，那么，“非皆无战心”中的“非”字就不应该有，即应该说是“皆无战心”或“全无战心”了。此外，当我们注意羊祜说魏军灭蜀时有“伏尸数万”的情况，就知道他的话也不是可以完全相信的。因为所谓“伏尸数万”，说的是蜀军的情况。从实际情况看，蜀军死的人数一定没有那么多，说“伏尸数千”还差不多。大概因为说“伏尸数千”不足以显示壮观，就以“数万”为词了。所以，可以认为羊祜所谓的蜀军“无战心”也是含有轻飘性质的。至于姜维及其所率领的军队，如上文所论，就更不能说“无战心”了。

羊祜像

六、蜀汉灭亡原因

不过，我们对羊祜所谓“（蜀汉）诚力不足相抗”的话也是要分析的。前揭《晋书·文帝纪》记载“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郡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而魏军有“十八万”。那的确是魏蜀力量悬殊的证明。当注意到魏军十八万由于是挑选出来参加灭蜀之战的，一定是精锐的，而蜀军的精锐部分应该只是那“不过五万”军队的情形后，就更可以切实地感知魏蜀力量悬殊的情形了。所以，今人张大可说“曹魏的强大”是蜀汉灭亡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可以肯定，那的确也是有坚实的根据的了。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一点，即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敌对双方军队人数的多少并不是战争胜败的唯一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人数多的一方不一定总是取胜。历史上军队少的一方战胜军队多的一方的例子是很多的。不必多举例，仅仅以学界最熟悉的距离蜀汉历史最近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为例，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官渡之战，曹操以少的军队战胜了袁绍多的军队；赤壁之战，刘备孙权以少的军队战胜了曹操多的军队。就广义的蜀汉曹魏历史来说，这也是非常明白的，因为蜀汉灭亡前刘曹之间的三次战事，即建安二十四年（219）、建兴八年（魏太和四年，230）、延熙七年（魏正始五年，244），哪次不是曹氏强大，处于绝对优势，而刘氏弱小，出于绝对劣势，但刘氏未败，怎么可以特别强调曹魏灭蜀时（蜀景耀六年亦即炎兴元年、魏景元四年，263）魏军的强大呢？可以断言，如果没有以下原因，魏军必败，蜀汉不亡。

曹操像

如果蜀汉哪怕仅仅以一万兵力在阴平桥头以西以南的险要之地——阴平桥头与江由之间的险要之地——设防，利用充分的侦察，那么，邓艾的军队就一定不能到达益州平原（今成都平原），蜀汉就不会灭亡。因此，必须认为蜀汉的灭亡是由于战略错误，即没有在阴平桥头以西以南的险要之地布防。这点联系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的历史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当时的后唐军队已经取得了剑门，甚至一度夺取了剑州（州治与今剑阁县治同），孟知祥一方面正面迎敌，一方面又在龙州（州治紧邻蜀汉的江由）严密布防，即防止后唐的军队像邓艾的军队那样进入平原地带，最后后唐的军队失败退回了。如下文所论，魏军虽以灭蜀为目标，但钟会由于不能攻克剑阁，本来已经退军了的（一说已经打算退军，详下文），而钟会退军就意味着魏军的灭蜀之战已经完全失败了，因为钟会率领的军队是魏军主力，人数不少于十四万；只是由于邓艾从阴平桥头以西以南之地进军获得成功，钟会才得以继续进军的。

这样，我们就要说说邓艾取得江由一点了。显然，江由是邓艾的军队进入益州平原的门户。他的军队能够进入益州平原，是因为守卫江由的蜀军守将马邈的投降。而马邈之所以投降，前文说过，一方面因为他的军队不是正规军，一方面因为他的军队人数太少，完全不足以抵抗邓艾的大军。所以说，如果蜀汉在阴平桥头以西以南的险要之地有足够的侦察，因而提前得知邓艾的进军，那么，蜀汉调集军队增援马邈，是很容易的事。因为《晋书·文帝纪》所说的蜀汉“居守成都及备他郡不下四万”的军队虽然不是精锐的，但依托江由关抵抗邓艾的军队却一定是绰绰有余的，其道理就在于，一方面，攻与守的形势不同，另一方面，蜀军既有人数优势又是以逸待劳。遗憾的是，蜀汉政府完全疏忽了阴平桥头以西以南之地的防守，使邓艾的军队取得江由，形势就对蜀汉完全不利了。前揭《谯周传》说“景耀六年冬，魏大将军邓艾克江由，长驱而前。而蜀本谓敌不便至，不作城守调度”所表达的意思，显然就是由于蜀汉认为阴平桥头以西以南的险要之地安全而没有防守以致全局的败坏了。这样说来，我们还有可以特别注意的是，蜀汉没有在阴平桥头以西以南的险要之地防守的情况显然应该是早就被邓艾所知道的，这就是邓艾给司马昭的报告中有如下话的原因了：“今贼摧折，宜遂乘之，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有之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须知，邓艾写这个报告的时间，是在他与诸葛绪对姜维的围追堵截完全失败后，他决定从阴平桥头以西以南的险要之地出其不意地进攻蜀汉之前。更需注意，报告中所说的“空虚”，绝对不只是针对德阳亭、涪、成都而言的，一定包括了阴平桥头以西以南的险要之地。道理很简单，因为邓艾说的是“奇兵”。如果他知道蜀汉在阴平桥头以西以南的险要之地有恰当的布防，那么，他的行军就一定会被蜀汉的军队发现，从而就一定不能将自己的军队称为“奇兵”了。

因此，为了说明邓艾奇袭成功的巨大影响，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华阳国志》的记载和任乃强的解释了。《华阳国志》卷七《刘后主志》：“（炎兴元年，263）冬，（钟）会以汉乐二城不下，径长驱而前。（张）翼、（董）厥之至汉寿也。（姜）维、（廖）化亦舍阴平，皆还保剑阁，拒会，会不能克。粮运悬远，议欲还。而邓艾由阴平景谷傍入。”任乃强解释道：“《常志》（按即《华阳国志》）述钟会‘欲还’，而以邓艾旁入蜀中为其结句，明未果引还之原因，在于西路奇军（按指邓艾之军）已得势也。姜维与张翼、廖化合重兵以扼剑阁奇险之地，拒（钟）会有余，而不能分兵联（诸葛）瞻夹击邓艾，实为全局败坏之主要原因。《常志》以（邓）艾之入平接（钟）会之欲退为节，盖深有慨于此也。”我们不能不说这是相当精细准确的观察。不过应该补充的是：其一，任氏所言“（钟）会之欲退”的依据在《华阳国志》的记载，而《华阳国志》的记载显然来于《姜维传》的记载即“（钟）会不能克（姜维等所守的剑阁），粮运县远，将议还归”。如果加上《钟会传》的记载即“（钟会）进攻剑阁，不克，引退”，他就不会说“（钟会）明未果引还”了。事实上，任氏也是引用了《钟会传》此文的，但他的表述显然是有所欠缺的，这或许可以看做是他在材料的融会贯通方面还有所欠缺。其二，任氏说“《常志》（《华阳国志》）以艾之入平接会之欲退为节，盖（常璩）深有慨于此”，其实，著作《三国志》的陈寿未必不是如此，因为前引姜维、钟会二《传》，一说“（钟会）将议还归”，一说“（钟会）引退”。钟会“引退”，不是将要从剑阁引退，而是已经从剑阁“引退”。如果没有邓艾奇迹般进军的成功，那么，魏军怎么可以达到灭蜀的目的呢？这样，我们可以知道，《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和《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都已经准确地理解了蜀汉灭亡的根本原因，即邓艾军队出其不意地到达了益州平原并且引发了一系列的变化。这样，就更加明白蜀汉灭亡的根本原因，就是蜀汉没有在阴平桥头以西以南之地——阴平桥头与江由之间的险要之地——布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