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家人逃难广州湾计划及其曲折

节选自陈济棠:《香港脱险记》，陈济棠、王铁汉:《陈济棠自传稿 东北军事史略》

陈济棠，字伯南，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1929-1936年间曾执掌广东军政大权，被称为“南天王”。说起陈济棠与广州湾的渊源，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位于湖光岩的陈济棠夫妇合葬墓。陈济棠曾多次来过广州湾，并置有房产若干处。[①]可以说，陈济棠与广州湾的交集是颇多的。例如，1932年4月，有媒体报道陈济棠拟取道广州湾搭轮船赴香港与蒋介石所派的代表孔祥熙会商时局。[②]1934年10月，台风袭击广州湾，灾情严重，广州湾旅省各界救灾临时代表大会派出代表王尧勋函呈陈济棠，恳求拨款赈济，陈济棠颇为重视，随即函请广东省政府查照核办。[③]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沦陷后，陈济棠曾为其滞留香港的家人拟定取道广州湾返回自由中国的计划。

1936年“两广事变”失败后，陈济棠被迫下野，赴欧考察。“七七事变”爆发后，归国共赴国难，先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1940年3月15日，又被任命为农林部长，7月22日正式就职。1941年7月，陈济棠请假赴港照料患肾病的妻子莫漱英（又名莫秀英）并为其安排治疗。

当时，国际形势日益紧张，日军“南进”蓄势在发。陈济棠原决定12月24日离港返渝，不料，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于12月8日进攻香港，因此，一家人滞留香港。在国民政府所派飞机无法着陆的情况下，为免落于日军之手，在妻子的支持下，陈济棠先行乔装，由香港西环坐小船赴大澳岛，然后循香港盐公司运盐路线抵中山，再经顺德大良、新会猪头山到达自由区塘下。之后，经鹤山、高明、白土，搭肇梧轮渡抵梧州，然后取道岑溪、罗定、信宜到茂名，暂住储良坡村内兄家休养。关于这一段逃难经历，陈济棠后来著文以记之，是为《香港脱险记》。该文原载于1969年3月1日出版的《传记文学》第14卷第3期，后收入《陈济棠自传稿》之中。除了记录自己的逃难经历外，陈济棠也用较长篇幅叙述其家人的逃难情形。

陈济棠戎装照

陈济棠到茂名时，大概已是1942年2月，与其妻子实现团聚则是在大概两个月之后。陈济棠的逃难之路有惊无险，其妻子一行则没那么幸运。据陈济棠回忆，在逃出香港前，他曾计划安排其家人乘船循澳门—广州湾路线入自由区，并委托友人代为帮忙实施该计划。不过，由于所托非人，计划未能施行。滞留香港的家属，先后在伍朝枢夫人家、胡汉民夫人家、孙家哲家避难。历时二十多天，仍未能获得陈济棠的行踪消息，莫漱英甚是焦急，决定自行安排离港。

关于莫漱英一行的离港情形，陈济棠回忆道：“由何予珍雇保镖数人偕行，雇船直驶沙鱼涌，循东江入内地。于黑夜舟中，又遭贼洗劫一空，保镖数人死之，可谓迍邅极矣。携幼沿途乞食三日，夜宿禾稻中，幸有保镖陈某尚有良心，尽其所得二千元给之，勉强继续成行。行五日始抵河源，得余旧日袍泽救济，始能返抵茂名。”[④]可谓历经艰辛。

从文中所说的“雇船直驶沙鱼涌，循东江入内地”来看，似乎走的不是广州湾路线。但是，陈济棠在文中又有另一段记载，称“至储良坡内兄冠儒家，数日即接树坤儿妇携扶继祖母及诸孙抵广州湾之信，当即指示伊返防城乡居，历时十日度，即接江茂森君自河源来电，知内子漱英，已率子女至河源，乃在茂名候之”。这两段史料看似矛盾，该作如何解释？笔者觉得也许应该这样理解：即陈济棠的家属分两批离港，一批由莫漱英带领，多个儿女随之，“雇船直驶沙鱼涌，循东江入内地”，辗转抵达河源，“直经韶关、桂林、柳州返乡”，最后回到茂名；另一批则由陈济棠儿子陈树坤夫妇带领，继祖母林太夫人、诸孙随之，取道广州湾，之后听从陈济棠的指示，返防城乡居。

从香港逃难到自由区的途中，莫漱英一行饱受磨难，其中，最大威胁者为劫匪、饥饿、汉奸。到自由区后，由于得到陈济棠旧部和朋友的帮助，返茂名之旅就轻松多了。对于妻子一行未能按照原计划逃难广州湾而遭遇诸多磨难，陈济棠感到十分遗憾、痛心。有言道，“患难见真情”。在逃难之中，陈济棠一家经历了诸多人生考验。以下是《香港脱险记》的节选，陈济棠的喜怒哀乐和对友情、亲情的人生感悟尽在其文字之中，相信各位读者不难体会到。

——郭康强按

《陈济棠自传稿》书影（郭康强摄）

经德庆时，始敢不隐真姓名，舟中晤陈军长公侠，请其携电稿托邓总司令龙光拍发，将脱险经过呈报蒋总裁，及告知余长官、李主席。

但在历险时，凡所身历俱极艰苦，以致百病丛生，沙眼、咳嗽、香港脚、皮肤病，且胃病复发，应有尽有。幸在港避难时，无论匿居何所，每日上下午必绕室步行数千步，故跋涉尚能支持，因是决心取道岑溪、罗定、信宜暂到茂名休养，一面探听内子等消息，至储良坡内兄冠儒家，数日即接树坤儿妇携扶继祖母及诸孙抵广州湾之信，当即指示伊返防城乡居，历时十日度，即接江茂森君自河源来电，知内子漱英，已率子女至河源，乃在茂名候之，伊等经老隆、韶关、桂林、柳州，沿途得故友照料，经时一月，始抵储良坡，余郊迎之时，见伊等携扶而来，斯时也，余涕泪沾襟，欢情若狂，所谓悲喜交集，心头上不知其为酸为甜为苦为辣矣！旋成律诗一首云：“亚洲遍地举烽烟，倭寇鲸吞势焰天。亲爱家人栖异地，流离群众哭连年。香岛别妻伤肺腑，鉴江聚首话团圆。幸叨祖泽源流远，夫妇同征锡福全。”入室之后，互道所经艰阻，始知内子寄伍梯云夫人家时，宅边为飞机炸弹所中，墙向外坍，幸免于难，后各自奔走，乏人照料，乃力疾徒步走坚道胡展堂夫人家，由阿梅使妹扶行，佩馨女及幼子得宁随之，暂在胡宅避难。

数日后，复遭日兵搜索，乃遁入厨房破柴，伪作女仆，得免日兵骚扰。其余孩子在孙君家哲处，蒙其视如子侄，照料极为周全。惟日兵仍探搜不已，历时约廿余日，且以不得余行踪消息，知不可在港久留，决心率子女离港，由何予珍雇保镖数人偕行，雇船直驶沙鱼涌，循东江入内地。于黑夜舟中，又遭贼洗劫一空，保镖数人死之，可谓迍邅极矣。携幼沿途乞食三日，夜宿禾稻中，幸有保镖陈某尚有良心，尽其所得二千元给之，勉强继续成行。行五日始抵河源，得余旧日袍泽救济，始能返抵茂名。内子久病体弱，其苦楚之状有甚于余，复遭匪劫，多增一次之虚惊，其艰苦更可想见。忆余在东山台与内子临别赠言嘱以人为重，不必以财物为念，不料竟成谶语矣！

余在兴发祥号时，判断澳门过一二月后，必有船开行广州湾，曾书一片及各项注意点，托一友人交江茂森君云：“内子等将来应循澳门、广州湾入自由区”，并嘱某一友人早日代送诸孩子到澳门候船，而内子病后稍休养一二月，俟澳湾船便，即送返茂名，不意此托以友不忠实，均未到达，致内子等增加一次浩劫，亦一憾事也。然世界人类，遭此空前浩劫，死亡者枕藉，余家人口，竟获安全，此非上苍所佑，祖德所赐，曷克臻此，余岂敢复作他想，以困苦自忧耶！余经世五十年，至感得安乐富贵之友虽千百，共难患之友一二难能，如江森茂君、孙君家哲辈，庶可称在港患难之中，为余忠义友矣。余且感想当日非余返港，内子之生命，必于病在严重时，为杂乱之主张所误，非余在港，则诸孩子必不能过港避于冯强住宅之防空洞也，非内子素明大义，能贤相于余，则余亦无此次脱险也，非内子之心灵，于其久病余生，艰苦处理琐务，则港变之损失，更有如水洗也。故略述梗要于此，以存真相焉。本记成于歌乐山斋。惟沿途感念殊多，故附教言以结之：“歌山高耸接云霄，斋舍书声似不遥。戎马廿年增感慨，三年施政付东潮。”

陈济棠全家福

余在港时经托友人相机送家人至澳门，俟得间转赴广州湾返乡，当时若能照余定计划而行，家人自可减少磨折，岂不甚善。然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因内子念夫情切，以余离港后，久无消息，焦急不可言状，竟出厚资自雇保镖，买舟率幼小男直驶沙鱼涌，未抵岸时于黑夜遇海盗洗劫，财帛、衣物、被盖为之一空，内子病后之身，所遭若此，亦云苦矣。幸严冬不太寒，沿途乞薯充饥，夜则觅稻草取暖，冀免饥寒。最稚子女，以足弱不能行，乃取筐箩盛之直趋河源。时有保镖陈人者，其人颇侠义，悯家人所遇，以其身所有国币二千元尽赠内子，且嘱稍待，俾其返家再筹，是亦可谓善心人矣。惟内子以其家曾作绿林客，恐其存心叵测，深致疑虑，乃不待之而行。又中途有伪组织某汉奸某，见余小儿女慧秀可爱，欲买之，内子乃婉辞拒绝，彼认为不中抬举。

忆唐代胡人安禄山破长安时，贵人公子，流离失所，杜工部睹状，心极不忍，乃作哀王孙诗以哀之，其中有句云：“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其境遇与今日比照，诚无所分别，所可分者，彼腰间尚有宝玦、珊瑚，犹摇尾乞怜求为人奴，此则无衣无食，犹不肯为人收买，可知古今人气节与民族精神，大相径庭，推其原因，实由国父数十年革命奋斗，所予民国者，其伟大诚不可思议矣。至河源已是自由区，及抵龙川，昔日相知绨袍之赠，盘食之赐，纷至沓来，至可感也。至是，可谓已免于饥寒之厄矣。所最奇者，未抵龙川前，天气奇暖，严冬遇此，亦云妙矣，至此忽复大寒，否则恐早为路旁冻骨矣！谓非祖德绵长，天公有意于其间，其又得耶！内子到河源时，已得余安抵茂名消息，即沿途不稍留，直经韶关、桂林、柳州返乡与余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