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戈解读中国远征军

来源:《老照片》      作者: 余戈

“远征军”不可统称

1941年12月，日军自仰光登陆侵入缅甸。应英国政府请求，中国以第5军（军长杜聿明兼）、第6军（军长甘丽初）、第66军（军长张轸）三个军约十万人，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卫立煌未到任，罗卓英继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于1942年3月入缅，以美国派来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中将为总指挥，与英军联手抵抗日军。由于英国一再延迟中国远征军入缅时间而错失战机，加之英军配合不力，远征军指挥系统混乱等因素，战事陷于溃败。其间，第200师（师长戴安澜）、新38师（师长孙立人）虽曾在同古、仁安羌等地予日军以有力打击，但仍无法挽回败局。此后，日军沿滇缅公路攻入滇西，于5月5日推进至松山。幸好有怒江天险，以及及时赶到东岸的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所部等顽强阻击，日军才停止前进，就此盘踞在怒江以西。

这段历史中的主角，可谓之“前期”中国远征军。当时命名为“第一路”，是因为还打算从滇南的中越边境派出“第二路”，但后来未能实施。

到了1943年春，为打通中印交通线，史迪威拟订了从缅北和滇西两路反攻的作战方案——在印度蓝姆伽组建X军，又称为中国驻印军；在滇西组建 Y军，又称中国远征军。很多发烧友和媒体甚至一些专家学者，都将这两支部队统称为中国远征军；为了区分，将前者称为“驻印远征军”，后者称为“滇西远征军”。但较起真来，这是违背当时命名所遵奉的“政治正确”原则的——这是因为当时的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而英国是中国的盟国。经史迪威努力，中国得以借盟国的土地整训备战，所以进入印度的中国军队是“驻在”，而不能称“远征”；日军打进滇西，中国军队据守怒江天险阻敌，最后又经过反攻将敌逐出国门，称“远征”就没有什么歧义了。

最初，中国驻印军只有新1军（军长郑洞国，继任军长孙立人）一个军，后期增加了新6军（军长廖耀湘）。论兵力，相当于国内一个集团军的架构，但因地位重要而设置了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由美军中将史迪威任总指挥。中国远征军则辖第11、第20两个集团军及预备队第8军（后期第200师也加入序列参加了龙陵会战），设置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为指挥机构，属于战区级的建制（陈诚、卫立煌先后任司令长官，陈诚任职九个月，还兼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1943年底，中国驻印军开始从印度雷多反攻缅北；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渡过怒江反攻滇西。1945年1月，两军打通中印公路，在中缅边境芒友实现会师，这段抗日远征战事就此大致画了一个句号。

1943年12月，蒋介石夫妇到开罗参加中美英首脑会议回国途中，在印度比哈尔邦的蓝姆伽军营视察中国驻印军。

1943年12月，列队迎接蒋介石视察的中国驻印军。

1943年12月，一名全副英式军服的驻印军士兵。

“洋气”的是驻印军

谈及远征军，许多人印象深刻的当属其实现了美式装备，很是“洋气”。实际上，这普遍存在夸大的成分，而且并不了解远征军与驻印军的区别较大。

反攻时期，中国远征军使用美械装备的共有六个军，编制装备为：每军一个榴弹炮营，配备105毫米榴弹炮十二门；每师一个山炮营，配备75毫米山炮十二门；每个步兵团一个战车防御炮连，配备战防炮四门；每步兵营一个迫击炮排，配备81毫米迫击炮二门，一个火箭排，配备“巴祖卡”式火箭筒二具；一个重机枪连配备重机枪六挺；每步兵连配轻机枪九挺、“汤姆逊”式冲锋枪十八支，60毫米迫击炮六门（每排二门）及M2火焰喷射器一具。

当时，中国军队均为“三三制”。按此计算，一个军共有：105毫米榴弹炮十二门；75毫米山炮三十六门；37毫米战车防御炮三十六门；81毫米迫击炮五十四门；60毫米迫击炮四百八十九门；“巴祖卡”火箭筒五十四具；重机枪一百六十二挺；轻机枪七百二十九挺；“汤姆逊”式冲锋枪一千四百五十八支；火焰喷射器八十一具（以上不包括军师团各级直属单位的装备）。

但这些装备只大致相当于驻印军的一个师的装备：105毫米榴弹炮十二门；75毫米山炮二十四门；37毫米战车防御炮三十六门；105毫米迫击炮三十六门；81毫米迫击炮三十六门；60毫米迫击炮一百六十二门；“巴祖卡”火箭筒一百零八具；重机枪一百零八挺；轻机枪三百六十挺；“汤姆逊”式冲锋枪和M1卡宾枪各四百支；火焰喷射器八十五具。这其中，驻印军的105毫米迫击炮是远征军所没有的，其步兵差不多人手一支的自动步枪，远征军也没有那么多。

装备不同，训练也不同。驻印军在蓝姆伽训练营，全员接受史迪威组织的较为充分的美式训练。远征军就不同了，团长以上军官先在军委会昆明“干训团”培训后，再派赴蓝姆伽参加高级别战术轮训；营以下军官则在滇西参加各军“干训团”的轮训。训练周期两个月，共分八周：前两周进行典范令的教育，第三、四周为兵器训练，第五、六周是射击训练，最后两周为战斗训练。典范令教育分为：预备、讲解、复习、整理、应用等五个内容。兵器训练分为：武器各部名称的认识和功用、拆卸结合的方法、故障排除的道理、瞄准的练习、实弹装填的练习等。射击训练分为：环靶射击、人头靶射击、散兵靶射击、冲锋枪散兵靶射击及各种重武器的射击。战斗教育分为：班、排、连、营、团的实地战斗训练。军官“先训一步”后，回到营连再组织士兵训练。

所以，“洋”的是驻印军而非远征军。这还体现在外在形象上。1945年1月27日，两军在中缅边境芒友会师时，一身破烂布军装、脚穿草鞋的远征军士兵，与头戴钢盔、全身英美军服及单兵装具的驻印军士兵紧紧握手时，彼此都为对方的样子所惊叹：这还是属于同一个国家的同胞军队吗？

1944年4月，准备开赴怒江前线的第53军第116师。

1944年5月，远征军新编第39师师长洪行（左二）正与参谋一起制订作战计划。

1944年8月1日，在腾冲城外东北角的拐角楼，远征军士兵用美式“巴祖卡”火箭筒对据守村落的日军进行攻击。

没那么多“学生兵”

那么，远征军的传统、作风到底如何？这里，以滇西反攻时担负攻占腾冲任务的第20集团军为例，予以介绍。

第20集团军总司令为霍揆彰，湖南酃县（今炎陵）人。黄埔军校第一期、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二期毕业。1937年5月授陆军中将，任第14师师长。抗战爆发后，先后率部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诸役。1939年7月，任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洞庭湖警备司令。1942年3月升任第20集团军总司令，次年秋奉命移驻云南加入远征军序列，参加滇西反攻作战。

第20集团军，共辖两个军五个师，分别为：第53军（军长周福成，下辖第116师，师长赵镇藩；第130师，师长张玉廷，继任王理寰）和第54军（军长方天兼）。第54军原辖三个师。滇西反攻开始前，应史迪威要求，蒋介石于1944年4月中旬将其第14师（师长龙天武）、第50师（师长潘裕昆）空运印度，纳入驻印军序列。这样，该军仅辖第198师（师长叶佩高）。远征军长官部为充实第54军力量，于5月1日拨付原为第11集团军直辖的第36师（师长李志鹏）归该军指挥；5月26日，又令原隶属第11集团军第6军的预备第2师（师长顾葆裕）归该军指挥。第54军开入云南较早，原在担负滇南防务的第9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序列内，1943年初转至滇西。

由于当时中国军队派系渊源复杂，外人通常看不出各部队间的差异及其内部关系。但在局内人的“掌故”中，一支部队的面貌亦如人的血统、阅历与性格，各不相同。

先说第54军。其第198师由湖南保安队改编而成，辖第592团、第593团、第594团三个团。最初兵员多为湘西慈利、大庸一带的农民。改编不久即纳入第54军，与该军嫡系劲旅第14师、第50师并列，总有点格格不入。1940年，黄维任第54军军长之后，为平衡战力，在时任军参谋长的叶佩高协助策划下，以第14师、第50师各抽调一个建制团，纳入第198师建制，而将第198师的两个建制团分别纳入第14师与第50师建制中，团长以下人员马匹车辆一切装备均不得异动。

调整后的第592团，原是第14师第42团。第14师原为陈诚第18军的基干部队，历史久，战力强；该团在龙天武团长领导下，团结巩固、士气高昂，是最优秀的一个团。龙天武调升后，遗缺由作战训练均有杰出表现的陶达纲调任。第593团由第50师的雷镇波团调来改称；雷镇波离职后，由廖定藩升任。第594团未动，仍由覃子斌任团长。经过调整，第198师所辖的三个团中，第592团是第14师血脉，第593团是第50师基因，第594团是本师嫡传，整体上像一个“小54军”。调整后的三个团战力大致均衡，人事融洽，指挥运用自如，能够协同作战。而且在训练、作战中，三个团均有代表原属部队的心态，竞争格外激烈。

一般人均认为，远征军部队官兵素质高，甚至是由所谓“学生兵”组成。实际上，参战时第198师的三位团长均系行伍出身，九位营长仅两位系军校出身，但师部参谋及连、排长有三分之一强为军校毕业；士兵自然都是普通的壮丁。该师在所有远征军部队中，还算是最好的。

第54军的另两个师第36师、预备第2师，都是临时编入第54军序列中的，与该军素无渊源。他们在腾冲沦陷的两年，在腾北先后打过游击战，长处是地形熟悉，群众基础好，占了地利与人和。但游击战伴生的“游击习气”，却使部队不敢打硬仗，稍遇挫折就可能拔腿开溜。第198师在与这两个师配合反攻作战时，屡有靠不住之感，因此对其时时有所抱怨或贬薄；总司令霍揆彰也曾分别以严厉电报批评过这两个师。

再看第53军。第53军是1943年春从湖南湘西横越黔滇两省徒步行军三千里，到达滇西弥渡、蒙化一带整训的。军长周福成，参谋长刘德裕。第116师师长赵镇藩，副师长刘润川，参谋长张绍贤。辖第346团，团长张儒彬；第347团，团长刘焕堂；第348团，团长毛芝荃。第130师师长张玉廷，副师长王理寰，参谋长王冠英（反攻后，张玉廷因在江苴街战役中擅自退却，遭撤职处分，由王理寰升任师长）。辖第388团，团长佟道；第389团，团长魏宏烈；第390团，团长傅广恩。

西南联大学生华人佼，1944年5月滇西反攻后担任130师美军顾问译员，据其回忆：“第53军是东北军，军长周福成，绰号‘周大麻子’，据说是绿林出身……很多军官都腰杆笔挺，身材高大，很有军人风度。他们讲话时东北口音很重，偶尔谈到张学良时，都尊称‘少帅’，态度十分尊敬。队伍中老兵多，看来是能打仗的。但第53军不是中央嫡系部队，在杂牌军中又属于东北军，其中酸甜苦辣就非外人所能得知了。”

1944年8月28日，由美军本·斯莱基尔少校率领的中美联军小分队自中缅界河进入瓦赏外围，在中国境内执行侦察任务。

1944年9月14日，远征军第53军军长周福成（前左二）、116师师长赵镇藩（前左三持电话者）与美军顾问组长斯多德（前左一），在一处高地俯瞰被战火包围的腾冲。

也存在内部不公

远征军的内部关系又如何呢？还以第20集团军为例。

反攻开始后，卫立煌最初安排第53军为攻击集团第一线军，可能的考虑是：该军虽仅有两个师，但毕竟是血统同出的兄弟部队，作战时协同配合会好一些；第54军三个师调走两个，与临时配属的第36师未经磨合，先放在二线为妥。但第53军将领找卫立煌诉苦，让素来同情“杂牌”的卫又改了主意，让54军打了头阵。

据第53军副参谋长夏时撰述：“当时，远征军的作战方案和计划已基本确定，但在战斗开始之前，大家还是议论纷纷。有的说，作战方案制订得不好，为什么让第11集团军担任防守任务？第11集团军兵力较强，对滇西的敌情和地形也比较熟悉，为什么反而采取消极行动？大兵团作战，尤其是这次关键性的反攻，两个集团军都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才对。有的说，敌人在滇西一带盘踞已久，阵地十分坚固，又有重兵把守，且缅甸境内又有庞大敌军可随时增援，这一仗是不好打的。有的说，第53军战斗力不强，哪能打这次硬仗？这些议论显然是抗战初期的‘恐日病’又在作祟了。”

第53军官兵自认“战斗力不强”，除了可能“真弱”，也应有几分因处境不公而抱怨的成分。在第130师师长王理寰的回忆中，第53军“委屈”的根源直指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本人：整训时期，卫立煌在霍揆彰陪同下视察第53军。视察之后甚为满意，集合两师在弥渡阅兵。当检查武器时，见步兵连按编制应为六门的六○炮仅四门，卫马上问：“为什么不都拿出来？”军长周福成答：“第20集团军扣留未发。”霍揆彰在旁面红耳赤地说：“是准备补发的。如一次发完，坏了就没得补发。”卫问：“第54军为什么都发了呢？”霍当时无话可答。卫以很严肃的口气说：“少发两门六○炮，减少火力，这是自己配苦药给自己吃。都是国军，有什么东北西南之分呢？”霍答：“明天即发，六○炮在库里存着呢！”

卫随即集合全体军官讲话，其要旨为：今后不论是谁，都应平等看待，一律按司令部的规定进行补充，不听命令，必受处罚。卫立煌走后，霍揆彰马上把六○炮补发。但从此以后对第53军表面虽好，暗中更为歧视。

攻下腾冲城后，霍揆彰出手了。据王理寰的撰述，“霍揆彰忌恨第53军的功绩，捏造情报，准备解散第53军”，他直接报告蒋介石，大意为：“查第53军军长周福成，第116师师长赵镇藩、副师长刘润川，第130师师长王理寰，均系东北军张学良的余孽，腾冲作战不力，应予撤职查办，组织军法会审。所遗各部队分拨各部队补充空额，以充实力。”

蒋介石接此电后，转令“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卫立煌遵照办理具报”。卫接到此令，即以电话向霍质问：“收复腾冲城，打的是胜仗，第53军的战斗要报，每天前进若干公尺，歼灭敌人若干名，缴获敌战利品若干件，都是你第20集团军总部报告长官部的。现在你呈报第53军作战不力，如果属实的话，那是你战斗要报报错了，你应受军法处理。”霍揆彰无言以对。卫立煌又以长途电话向蒋介石说明此事，蒋说：“无其事，就算了吧！你不要告诉第53军。”霍揆彰因此无颜，就悄然溜到昆明养病去了。

卫立煌就将第53军调归第11集团军指挥，并向蒋介石呈请：第53军副军长遗缺，保荐第116师师长赵镇藩升任，遗师长缺以该师副师长刘润川升任。此后，第53军官兵更为团结，人人效命，勇于战斗，对卫立煌印象更为深刻。

1944年9月15日，在腾冲一处距离火线很近的街道上，远征军官兵正在修理一门野战炮。

1944年9月15日,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和部将在腾冲来凤山庆祝胜利。左二起:130师师长王理寰、116师师长赵镇藩、53军军长周福成、霍揆彰、54军军长阙汉骞、×××、198师师长刘金奎。

第53军面对第54军，有一种嫉妒与容易受伤的心态，这类似于《红楼梦》中赵姨娘的儿子贾环对贾府“正根儿”贾宝玉的心态。54军脱胎于陈诚“土木系”第18军，军中将领基本上是实力派陈诚的人；而53军则是张学良东北军屡遭兼并撤编后所剩寥寥的部队。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一直被蒋介石软禁。全面抗战爆发后，曾多次要求解脱羁押赴前线带兵打仗，却得不到批准，东北军旧部“失怙”自是难免。远征军组建后，将53军与54军捆在一个集团军，自然形成“嫡出”与“庶出”的强烈比较，而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副总司令兼54军军长方天均为“土木系”干将，处事难免偏心眼。但是，53军作战中也确有不争气的地方，这也给看不起它的人提供了口实。卫立煌维护53军利益系出于团结大局，但也不至于为此护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