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政治恐怖主义

选自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

1937年的上海战役持续了三个月时间。它在整个八年抗战中是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1937年8月13日敌人在上海开战。在最初的几天内，中国人民带着强烈的抗战热情，面对停泊在江中的日本军舰的摧毁性炮火，把日本人赶回到了黄浦江岸。因为公共租界持中立立场，日军无法对国民党军队进行侧翼包围，直到他们的远征军9月1日在吴淞江和浏河之间建立了第二战场。到10月，中国方面已经部署了71个师和几乎所有中央军的炮兵部队，共计50万人。日本军队拥有六个师和六个独立旅，仅有20万人，但是他们掌握了空中优势，他们的炮火力量有绝对优势。闸北地区遭受了这一地区有史以来最为集中的火力攻击，但是中国人民仍然以沉着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英雄精神坚守阵线。11月5日，柳川将军带领三万士兵抵达杭州湾，并向中国军队右翼后方的松江地区逼近，打开了第三条战线，迫使国民党军队于11月9日开始沿沪宁铁路全线撤退，而日军飞机已摧毁了沿线几乎所有的桥梁。不再被闸北的瓦砾阻挡的松井装甲部队，将国军的溃逃变成了屠杀。在淞沪抗战中，中国军队死伤30万人，至12月12日南京沦陷时又死伤了17万人。

八一三淞沪抗战

上海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个被摧毁的世界大都市：上海工业遭受的损失超过56亿元。难民潮涌般进入了仅有十平方公里的法租界、公共租界内，人口从150万猛增至400万，每户的平均人数达到了31人。许多人在市内各政治机构和慈善团体设立的175所难民营中暂避风雨，但是成千上万的无家可归者仍然阻塞了街道，睡在办公楼的走廊里、寺庙内、仓库里以及同业会馆中。随着冬天的来临，疾病、饥饿和暴尸街头随处可见；岁末，从街头和废墟中找到了10.1万多具尸体。

然而，更出乎意料的是，在日本占领军的包围下，“孤岛”上海开始享受表面上异常的经济繁荣，直至四年后的珍珠港袭击事件。公共租界内的纺织厂以英、美公司的名义重新开业 ，利润翻了两三番，出现了七家新的纺纱厂。面粉加工厂年生产量增加了10%。400家小企业——他们中的大多数公司都是从日本占领区迁入——在公共租界内涌现出来，生产工业化学制品、医用油、玻璃器皿、照明灯、热水瓶、手电筒、电风扇、糖果以及香烟。因为这些产品的原材料必须进口，因此轮船运输和保险业也增长起来。

这一繁荣景象部分是受了移民生存需求增加的刺激所致，包括从欧洲法西斯占领区逃离的犹太难民。另外一个需求增长的原因是日本人与内陆的“自由中国”之间的贸易。靠着那些十分容易接受中国商人贿赂的日本军官们的腐败行为而繁盛起来的经济，仅仅1940年这一年的贸易额估计就高达120万美元。出口贸易也有所增加，主要属于在上海的50家德国公司，他们将60%的茶叶、70%的芝麻、75%的植物油、40%的猪内脏、25%的蛋类产品以及其他上海市场上所有的皮革都运送到了处于战时经济的第三帝国。

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前，用夏衍常用的比喻来说，上海被认为是“48层的摩天大楼城市建造在24层的地狱之上”。现在，富有的战争奸商与无家可归的难民之间的对比更加明显。这暗示着在如此环境下，日本人能够相当有效地控制上海沦陷区域，巧妙地利用他们对“政府的间接机构”的熟悉程度而弱化中国人的抵抗，保全国际合作。

这篇论文将论述：中国人对傀儡政府抵抗的严酷及支撑抵抗的暧昧；政治恐怖主义如何与暴力犯罪危险地相互纠缠；介于外国租界、日本军事力量和上海傀儡政权三者间的三角关系如何紧张而难以控制；无人管辖的沪西地区犯罪欲盛行，既是对无法忍受的社会压力的暂时逃脱，也是外国控制下城市分裂溃烂的持续指标。事实上，“歹土”本身已经成为夏衍所描述的天堂与地狱间横向延伸的分界的隐喻。

萧条

至1939年秋天，由难民潮驱动的1937年至1938年的经济繁盛开始一落千丈，那时日本人计划关闭长江流域的商业与货运往来的意图逐渐明显，因此上海与内陆的联系被切断了。1940年上海的股票市场失控，投机商将那些战争概念股炒到了离奇的高价，而交易则“伴随着每一次的传闻而跌宕起伏”。5月，囤积商以每包1000美元的价格存贮了大量的棉花在他们的仓库内，这些棉花原本计划通过法属印度支那送到欧洲。到月底，他们已经将价格抬高至2000美元。在6月25日，法国与意大利、德国签署了停战协议，日本向印度支那的新维希（Vichy）政府提出对来自中国的船只关闭海关口岸。人为制造上涨的棉花市场坍塌了。超过50家的进出口公司破产了，预想中的利润再也不会有了，于是股市行情也一落千丈。“诈骗！大的诈骗，小的诈骗，如棉纱事件般的巨额诈骗，诈骗剥夺了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危及整个城市的生活。”

涌向租界的难民

1941年早些时候，上海出现了奇特的繁荣，它不同于对日战争刚开始后1937—1938年间高度分化的繁荣。预定旅馆房间几乎不可能（除了价格昂贵的华懋饭店之外），甚至得提前预订周末的电影票。夜总会总是挤满了人。“人们很容易想象太平日子又回来了——起码眼下如此。但实际上，上海已经在遭受着一场逐渐蔓延的毒害狂热，而且出现了不祥的囤积生活用品的混乱，在这里人们的确很容易患病。”这一狂热是通货膨胀的征兆，它同样地打击了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如果说1936年上海工人的生活费用指数是100的话，那么到1941年3月食品的价格为774，房租为385，衣服为503，燃煤为636，其他生活用品指数为599。南岛（即南市），在1937年11月日本占领上海南部后一度繁荣，也萧条了。1940年记者奥克斯（Vanya Oakes）离开上海时，正值日本傀儡们在仔细甄别右翼与左翼，她能感受到人们与侵略者决一死战的决心。但是当她1941年回到上海时，却感受到了中国人精神的崩溃。她问她的中国朋友，为什么他们变得如此消极，竟接受日本人的占领？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大米。” 据奥克斯说，日本以大米为武器控制上海，犹如希特勒利用食品供应控制欧洲的占领区一样。中国沦陷区士气的不断低落，与日本人夺取印度支那的大米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中国农村所产的大米被用作了日本军队的粮饷，或者输往日本国内。因此，诸如天津、上海等城市便只能依靠来自印度支那的大米生活。于是，“当日本完全控制了印度支那几近600万吨的全部出口大米后，它当然就拥有了强迫中国沦陷区居民与之‘合作’的武器”。

这一武器也非常具体地被用作控制社会的手段。例如，在1940年9月29日至10月18日之间，共有五起枪击日本人案件。为了报复，日本宪兵封锁了可疑地区的小弄堂，“将它们严密封锁，在某些地段持续很长时间，以至据说导致数人饿死”。

大米的短缺和物价的上涨，使人们易怒而舆论哗然。1941年3月15日，工部局警务处与一支华人球队在法租界的逸园（跑狗场）举行一场足球赛。在一次犯规之后，一名中国队员被罚离场，而其同伴则随他一起离场，致使两万名中国观众涌进场内，拔起球门桩柱，并向前来阻止骚乱的警察扔掷石块、砖头。这次骚乱是随后出现米价持续上涨的更糟状况的预兆。汪精卫伪政府与两个租界当局都将他们能购进的米，以相当的折扣分配或者出售给居民，以在他们同日本及伪政府之政治关系日趋紧张的时刻捂住动乱的盖子。

帝国主义者——傀儡警察的关系

对公共租界的警察而言，伪警察无异于强盗，而沪西歹土的情形完全失去控制。弹道研究报告表明，查获手枪或发现子弹的武装罪案中的90%，都用了从歹土值勤的华籍与印籍巡捕那里抢来的“热武器”。1939年1月4日，八名歹徒与工部局警官在沪西进行了一场枪战。当天晚上，12名从美国乡下总会回家的英国人与美国人，在哥伦比亚路与大西路警察分所门前右侧遭到武装暴徒的抢劫，而伪警察并未努力干涉。

极司菲尔路76号

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内长期居住的西方居民认为，沪西歹土盛极一时的“犯罪狂欢”，完全是因为罪犯们得到了伪维新政府的正规警察和极司菲尔路76号秘密警察的庇护，歹徒通常都能逃到那里，寻求保护。“76号”的特工总部有八个或者更多的骨干组，分布在歹土周围的越界筑路地区的各警察分所（极司菲尔路、星加坡路、忆定盘路、康脑脱路和白利南路等等）。每个分所有五名佩带手枪的警员。其中的四个人每人指导一个拥有20名成员的，为期三个月的培训班，这些学员最终便组成暗杀队，诸如驻扎在白利南路37弄119号的青年团。而青年团还只是亲日的复兴会、黄道会的外围组织。经过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后，上海在1939年2月间经历了“严重的恐怖狂潮”的冲击。外国当局们认为，这些恐怖活动由重庆方面的国民党军事特工所操纵。2月1日，伪警察局侦缉队队长耿寿宝被国民党秘密特工所暗杀。在此之后，便是一系列袭击伪警察所，以及对亲日通敌分子的五花八门的暗杀活动，其中包括：2月5日对社会局局长朱锦涛的暗杀；2月6日对《申报》前明星记者，1937年12月以来在日本人控制的报刊审查局担任顾问的钱华的暗杀；2月7日对江浙箔类捐税局局长、南京财政部顾问周纪棠的暗杀;2月10日对教育处处长何舒双与山东高等法院院长张昭祺的暗杀；2月16日对南市地方法院院长屠镇鹄与水警局警长高鸿藻的暗杀。这些行刺行动于2月19日（星期天）达到顶峰。那天，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被明目张胆地刺杀了，并有两名日本人及其女伴——两名日本舞女——遭到袭击。

暗杀伪外交部长陈箓

各报将陈箓暗杀案描绘成“上海自1937年以来，基于爱国原因而发生的最重要的暗杀事件”。陈箓死时61岁，他曾就学于福州马尾船政学堂，获得过巴黎大学的法学学位，出任过清朝的翰林编修，并曾被北洋军阀政府委任为墨西哥公使（1914—1918）和法国公使（1920—1927）。国民党夺取政权后，陈箓成为外交部谈判委员会副主席。日本人入侵后，他留在上海，并同意出任梁鸿志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部长。他的儿子陈友涛（Victor L. Chen，娶了张学良的妹妹）则是伪外交部总务司司长。

陈箓

暗杀陈箓是由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策动的，为的是给戴笠留下深刻的印象。王天木的行动组组长刘戈清已经在上海执行过11次大暗杀，是日本宪兵队通缉名单上的主要人物。1938年秋初，刘戈清开始组织两个特工队，其中包括军统局特训学校的毕业生平福昌和谭宝义。

平福昌，24岁，老家在阜宁，出生于上海闸北。他曾就学于南市的小学，后就读于育青中学，18岁时退学，在其父开设在南市的眼镜店里工作。他一定感到，为其63岁的老父亲磨镜片是件十分枯燥无味的事。他与只比自己大一岁的19岁的年轻后妈一起生活在如此闭塞的环境里，这使他于1935年（当时20岁）决定参加戴笠的军统组织。平福昌表面上只是汉口湖北警察队的一名探员，但实际上则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中央统计局第二处，负责监视和调查在永兴花园影院工作的演员们的行动和思想。

1937年6月，平福昌被电影院派往上海。在中日爆发战事的一个月内，平福昌加入了一个便衣特务组织，成为由朱学范率领的苏浙行动团中的一名班长。在日本人夺得上海的华界之后，他依然躲在法租界内从事地下工作，直到奉命向湖南的军统局临澧特训班报到为止。该特训班分为三个处：军事处、行动处和情报处。平福昌毕业于军事处，却被派往行动组，并于1938年9月奉命回到上海，向他称之为“尤何清”的一位业务主管报到，但是此人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刘戈清”。

双十节刚过，平福昌便与其他三个军统特工——蒋甦、施政、林子仁——经由香港抵达上海。王鲁翘旋即与这第一组接头，声称自己代表“军事委员会上海分会主席”王天木。后来，平福昌向审讯他的日本反间谍人员揭露了很多情况：

我们的头头是王鲁翘，但是毛万里则领导着全上海的组织，暗杀陈箓的行动组组长是刘戈清。……我不知道组织的首领们是否与重庆政府或上海的游击队有联系。

当然，毛万里是戴笠最信任的副手和亲戚毛人凤的堂弟。而毛万里的助手王鲁翘则是军统局试图在3月21日于河内暗杀汪精卫的行动队队长，在此行动中，虽未杀成汪精卫，却杀死了他的亲信秘书曾仲鸣。

据平福昌说，王鲁翘告诉这三人，一旦那几个已被列入暗杀对象名单的人在上海出现，他们便将奉命实施暗杀；王鲁翘还发给每人每月48元薪金。与此同时，平福昌与施政从一间廉价客房迁至法租界内的另一客房，以逃避监视。当然，他们仍与王鲁翘保持着频繁的接触。

不到四个月后，第二组抵达上海，其中包括23岁的谭宝义。他的经验略逊于平福昌，是松江一农民的儿子，其哥哥是上海的粮食零售商，而其堂兄则是一家南货店的店员。谭宝义在松江读过小学和中学，毕业于南市的上海中华商业学校。中日战争爆发前，谭宝义一直是衡阳汉冶萍钢铁公司的勘察员。当时，他与军统签了约，并于1938年7月在临澧特训班接受了训练。当为期半年的教程进行了三个月之后，他被军统局转移至长沙，并奉命前往上海，指导那里的抗日活动。与之同行的还有两人：朱山猿和一个名叫徐国琦的指挥官。1939年2月1日左右，谭宝义经由宁波抵达上海。当徐国琦直接向刘戈清报到时，刘戈清要他叫其他人静候进一步的命令。随后，谭宝义与一位堂兄一起居住和工作在法租界福履理路上的一家杂货铺内。此后，他草率地召集了几个当地的市民，诸如小职员和学徒工之流，他们是这个国民党暗杀组织的非正式成员。然而，谭宝义作为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认为自己乃是专业的秘密特工，是军统局派遣出来的“嫡系成员”，对戴笠的上海分局的“地方机关”则一无所知。

春节之前一个星期，谭宝义前赴大世界娱乐厅隔壁的国泰饭店客房看望徐国琦和朱山猿。徐国琦关照谭宝义要随时等候紧急召唤，并叫他搬至霞飞路的东昌饭店。平福昌也被提醒即将有暗杀行动。

这一命令由刘戈清发布，因为他已得知——可能在2月16日或17日——伪外交部长陈箓打算秘密返回上海，在愚园路668弄25号的公馆内与亲友们一起过春节。他的情报来自陈箓的两个保镖何鹏与赵玉定，他们都是东北奉天人，由军统局一个首脑推荐给伪外交部。大家都待在南京时，唯有他俩能知道陈箓将在2月16日进行这次危险的旅行。

刘戈清之所以能开发这些情报资源，首先是因为陈箓的周围都是东北籍卫兵，他们都是在统治东北的少帅张学良的妹妹成为陈箓的媳妇时，参加其卫队的。然而，任用一帮同乡，尤其是当自己却是异乡人时，乃是一桩危险的事情，因为一旦一个人暗中破坏，其他诸人都会迅速响应。在此情况下，刘戈清先与少帅的东北卫队的前队长刘海山接触，刘海山同意为军统局效劳，参加暗杀行动。此后，通过刘海山与陈箓家庭的东北籍保镖的接触，刘戈清才获得了有关陈箓的旅行计划以及公馆的房屋布局图。2月17日，陈友涛与保镖何鹏一起抵达上海，以便为其父亲做先行安排。翌日上午10时，陈箓从南京打来电话，说他将在下午3点抵达上海北站。下午2时半，陈友涛便带着两辆汽车，急匆匆地前赴火车站。陈箓的私车由其司机黄永贵驾驶，车上载着保镖张树稳及其亲戚甘慧小姐，她也是伪维新政府的工作人员。这帮人在站台上等候。3时，陈箓的车厢准时驶入北站，陈箓便与保镖赵玉定一起下车。由陈友涛驾驶的第二辆小汽车（车上还有保镖何鹏），则停在四川北路和虬江路的转角处等候。此后，两辆车一起驶向百老汇大厦，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便在大厦的四楼，陈箓来上海时，有时将这里作为起居处。短暂地停留了十分钟后，陈氏家人们及其保镖便回到两辆小车内，车子驶向愚园路的陈公馆。他们都穿戴同样的骆驼毛大衣和毡帽，“以至在行驶途中一旦有人行刺（陈箓），便很难分辨彼此”。

除夕（星期六）下午4点钟，刘戈清得知了陈箓在上海的行踪。他此前已经问过平福昌是否“有勇气为国民政府干点积极的工作”。如今，他将陈箓身在上海的情况告诉了平福昌，并命平福昌于次日一早在沧州饭店与他见面。第二天（即农历年初一）早上，平福昌来到饭店，被刘戈清（平福昌只知道他姓“尤”）派往喇格纳路上“一个刘姓者”家中，去取行动所需的武器。平福昌准时离开了喇格纳路，回到沧州饭店时他带来一只木制的野餐盒。事后他说，盒内藏着4只勃朗宁手枪，每枪4发子弹，另有1只日本造的手枪，附带15发子弹。

与此同时，行动组的其他成员也在联系。谭宝义搭乘徐国琦的车，在年初一的下午4时被带到沧州饭店，当时其他六个特工已经在场。他们是平福昌、朱山猿、徐志浩、尤品山、刘海山和刘戈清。刘戈清（他可能刚与陈箓的两个东北保镖联系过）从野餐盒内取出四支手枪，交给徐国琦、尤品山、平福昌每人一把，自己留了一把。据谭宝义（他可能在稍后被授予第五件武器）说：“他然后告诉我们将要去行刺一个姓陈的人，他是维新政府的高官，刚从南京抵达上海。”刘戈清要这些人先分成两三个小组，再在愚园路上的渔光村外集合起来。

平福昌和徐志浩搭乘了1路双层汽车前赴愚园路，而尤品山、刘海山和刘戈清则乘出租车前赴集合地点。这五人一直等到下午6时，步行的谭宝义、徐国琦和朱山猿才到达。他们经过一番踏勘之后，认为现在宾客太多，难以立刻袭击陈箓一伙，故决定先在附近的一家酒吧中消磨时间。一直等到7点过后天降大雨时，这八个人才披着雨衣，穿着长衫，悄悄地穿过陈公馆周围的愚园路北侧的小弄堂。

通常，陈公馆的前门有两名门卫，但当时主要警卫邵富生却离开了岗位。剩下的一个警卫宋海林配着一把没有执照的左轮手枪，正在单独值班。他看见特工们从两侧走上前来，其中的一人（可能是刘海山）用带着北方口音的国语问他是否带枪。他尚未开口回答，其他人便蜂拥而上卸了他的枪。刘海山和徐志浩留在弄堂里看守大门，朱山猿与平福昌将警卫拖入庭院。由刘戈清、徐国琦、谭宝义及尤品山组成的暗杀队拔出武器，悄悄地推开了没有上锁的厨房门。

屋内，桌上还放着春节的晚餐，陈箓与其妻子正在客厅里款待罗文干夫妇。陈箓与前驻丹麦公使罗文干正靠在一只长沙发上，而两位女士则坐在两侧的扶手椅上。突然，一个男子从客厅的后门走了进来，他掏出手枪向陈箓近距离地开了三枪。

陈夫人跌倒在枪手和丈夫之间，而罗文干夫妇则冲向客厅的另一道门。他们摸索着门锁，打开了门，却撞倒了站在厅中的刘戈清。刘戈清则向“外交部长”陈箓射出了所有的子弹，使他在太阳穴上中了致命的一枪。当陈箓从长沙发滑到地上时，刘戈清掏出早在旅馆客房中就准备好的一张纸，丢在这个汉奸的尸体上。纸上用黑色大字写道：“处死通敌分子，蒋总裁万岁！”撒在沙发上的另一纸上写道：“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共除奸伪，永葆华夏!”两张纸都署名“中国青年铁血军”。四个行动组成员以及两名东北保镖何鹏与赵玉定旋即撤出了陈公馆，说了一句“事件成功”，谭宝义与刘戈清便乘出租车离开。其他人释放了门卫，消失在小弄堂内，沿途抛弃了手枪。晚上7时半，当工部局警务处接到发现尸体的七名妇女之一惊恐万状的电话时，这些国民党特工已经乘坐在返回各自寓所的公共汽车或黄包车上了。

戴笠

陈箓暗杀事件的成功是戴笠的军统局的一个胜利。在此期间，恐怕没有其他行刺能使通敌分子更加牙齿打战了。然而与此同时，这次事件几乎未给西方列强回旋的余地，导致其与日本人之间处于无法协作的状态之下。最终，杀手大部分被捕。陈箓谋杀案的结束以及汪精卫行刺阴谋的破产，也是极司菲尔路76号的胜利。由于逮捕了许多人，包括重庆派来刺杀汪精卫的另一组秘密特工，日本的报纸诸如《东京日日新闻》，便对伪维新政府负责特工的丁默邨、李士群等人表示了信任。因此，当李士群嗣后在秋天访问东京时，遂得以吹嘘说，他已经摧毁或彻底破坏了整个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的军统机构。“我们用左手消灭了蓝衣社，用右手击倒了CC系。”

然而，据工部局警务处的报告说，“76号”本身也得对某些暗杀活动负责，其中包括1939年12月12日，对中国妇女职业联谊会主席茅丽瑛小姐的残忍谋杀。谋杀茅小姐的凶手有五个人，他们用手枪与警察交火，后来被驱赶而退入了极司菲尔路76号。

工部局总办费利浦自己也遭到枪击，他感到只能求助于领事当局了，遂于1940年4月29日写信给时任上海外国领事团团长的意大利总领事内隆司令（L. Neyrone）。他在信中对以“76号”为大本营的汪伪“反共救国军”的特工总部的活动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他说，这一组织“营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魔窟，威胁了上海的和平与秩序”。它由500名特工和武装警卫组成，七个分部遍布全市，每个分部有10—20名成员。费利浦认为，如果不对这一组织加以约束，沪西警察部队能否给歹土带来新的法制和秩序，则颇可怀疑。

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活动与颠覆警察

日军得以在1942—1945年间轻易地占领和统治中国最大的城市的原因之一，可能是1937—1945年间给这个城市造成巨大创伤的各种骚乱。厌倦感和谨慎感从未远离生活，以当时上海流行的调侃方式是这样表述的：“在和平中生活如此长久是难熬的。”日本人之所以能够稳固地统治上海，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有多能干，而是因为这个城市中的中国人在心理上已经崩溃了。

恐怖活动的问题之一在于其不分青红皂白。日本当局一直对“猖狂”杀害“与日本事务有关系的华人生命”的行为表示担忧。然而，正是1940年5月10日由他们属下的“76号”分子挑起的“斗殴”事端，使得这一局势更为恶化。那天傍晚6点钟，手持步枪的五名男子在外滩试图拦截一辆小汽车。车上装着海关收到的正要送往横滨正金银行的17万元，这是日本特务机关发给周佛海的基金。在抢劫企图挫败之后，一个劫匪便试图取道九江路，他向三井银行的门卫们开了火，结果自己被击倒。另一人则想夺取四川路上的一辆出租车，在和平饭店外展开了枪战，结果却被制服而擒获。在这场交战中，一名工部局警务处的印籍巡捕、两名华人、一名瑞士籍报馆雇员和两名日籍银行职员都受了伤。

11日凌晨0点40分，日本宪兵司令三浦少将由两名穿制服的日本官员陪同，来到工部局警务处，会见了处长包文。包括领事巴特里克在内的这次会见，一直持续到清晨4点。三浦将军“精神十足”地讲话，他说道，假如工部局警务处在下个月再不将重庆的武装活动镇压下去的话，那么“日军可能采取激烈的措施”。包文谨慎地问这位铁青着脸的日本宪兵司令，这是否是传达给美、英国防官员的警告。正在此时，副处长赤木（当然，他被委任此职，是旨在代表日本帝国在工部局警务处的利益）则小心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解释道，日本宪兵队不希望采取冒犯行动，但是他们受到军事当局的强大压力，要求其有所举措。此时，稍稍平静下来的三浦将军肯定地告诉包文，东京曾指令他要汪精卫放弃在上海的反重庆暗杀行动。巴特里克领事便建议，作为响应，如今倒是个机会，即与美国大使一起建议重庆的中国政府制止上海的恐怖活动，以维持和平与秩序。东京的美国大使也提请日本政府关注此事，奉劝他们清除在汪精卫指挥下的“76号”的特工总部的歹徒。包文处长谈及此事时指出，试图抢劫海关钱款的罪犯，与极司非而路上受日本人庇护的一家赌场有关系：“我特别强调这样的事实：我在最近一年半中，曾经反复预先警告日本宪兵队，谈及赌场、鸦片馆，以及极司非而路76号、星加坡路、忆定盘路35号和其他地方的职业杀手的危险性。”

汪精卫

总之，约翰逊大使在5月14日向重庆的中国外交部长表达了美国驻上海领事对此事的关注。他说，他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利用它对爱国者的影响力，避免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这类事件只会搅乱上海的局势”。部长答应与军方交涉此事。翌日，工部局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领事团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镇压歹土的违法团伙，并特别提请人们注意极司非而路76号，因为它在暗杀和绑架行动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然而，意大利总领事内隆在日本总领事的支持下，拒绝进行干涉，理由是工部局已经在2月16日与傅筱庵伪市长签署了实际上的协议。英、美领事对于按照2月16日协议，设立沪西特警队后能否有效重建歹土或租界秩序的问题表示了怀疑。尽管时间证明英、美官员的预言是十分正确的，但是，领事们依然僵持着，领事团再未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至少在短时期内，恐怖事件大为减少。1939年6月至1940年6月，是整个“上海孤岛”时期内恐怖活动发生最少的一个阶段。日本同盟新闻社在1940年5月18日指出，反日的恐怖活动锐减，4月份只有4起暗杀事件，而3月份却有14起。然而，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1940年6月28日，亲重庆分子在公共租界内暗杀了穆时英，他是汪精卫最重要的宣传员之一。接着，7月1日，南京伪政府人员报复性地杀死了邵虚白，此人为亲国民党政府的新闻记者，于是恐怖活动骤然增多。

由于法国的沦陷，法租界中立的面纱几乎被完全撕破了。1940年6月，新成立的法国维希政权将徐家汇的警权交给伪政府，方便伪政权的特工在法租界内采取对付亲重庆恐怖活动的行动。这种与当地伪政权达成的新协议，乃是鼓励1940年夏末秋初收买公共租界中工部局警察的因素之一。

1940年9月16日，工部局警务处副处长兼特务股股长约克（R. W. Yorke）在离开愚园路的住宅时，遭到两名华人的枪击。他开枪回击，并将他们赶跑了。企图行刺约克的事件发生在工部局警务处将60多名涉嫌被收买的警察停职之后的第一天。由于约克在负责调查这种收买案，而在法租界警务处同样任职的布朗谢（Blancher）中尉在三周前险些被极司非而路76号的杀手刺杀，所以其间的因果关系十分清楚。正如总领事乔治（A. H. Geroge）向英国大使解释的那样：

位于极司非而路76号的“南京政府警政部”的上海局，似乎正决定收买法租界与工部局的警察。其显而易见的目的，是引诱这两支由西人控制的警察部队的成员在租界被真正“收复”之前，将辖区内的“值勤”权完全转让给隶属于“警政部”上海局的特工组。作为补偿，西方警察部队的成员被允诺在租界“收复”之后仍能就业，并且，如果他们因其政治活动被西方警察当局发现而遭解雇，则可获得必需的救济。

负责这种收买的人是极司非而路76号的第四处处长潘志杰。此前九年中，他一直在工部局警务处的特别巡捕队任职。潘志杰，亦名潘达、CC潘，据说这位特许会计师以每月20元和60元的报酬，收买了工部局警务处和法租界警察中的400名巡捕和60名探员。潘志杰被“市政府”任命为伪政权设想建立的沪西特警队队长。

不管是否收买警察，避免在“双十”辛亥革命纪念日局势失去控制，却仍然是租界警方关注的问题。很自然地，双方都希望自己成为这一民族节日的主角，因此，究竟是悬挂亲汪伪旗帜还是亲重庆旗帜的问题变得特别敏感。鉴于最近恐怖事件上升，包括日本人经营的一家纺织公司高级职员刘玉英的被刺，工部局警务处采取了非常严密的防范措施。1940年10月9日下午6时，特务股动员起来，而日本当局则警告日籍居民，在整个紧急时期内待在苏州河以北。半夜，除了主要通道外，所有的道路都被封锁了。10日清晨5时，公共租界的南界和西界都设置了路障，十字路口设置了搜查恐怖分子的哨口。所有的车辆与行人必须服从检查。诸多城防部队（美国海军陆战队、意大利皇家海军、万国商团等）都在桥头设立岗哨，对日本的工厂及租界里的厂区实施特别保护。

汪伪政权宣传语

这些预防措施似乎起了作用，尽管仍有预料中的标语和旗帜战，但伪政府在此战中占了绝对优势。书有亲汪和反共标语的纸旗被贴在公共汽车、电线杆和电车上。“反共青年团”散发着亲汪的传单。在歹土，极司非而路76号外搭建了一个竹牌楼，悬挂着饰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小三角形的青天红地国旗。在南市，地方当局举行了一次会议，各种伪政府官方机构的代表和80名小学生出席并聆听了颂扬日本、痛斥蒋介石的演说。与此相反，中国的忠实拥护者们则仅仅在西摩路沿街墙上和南京路中百公司附近张贴了少量反日标语，并秘密地散发了一些反汪精卫的小册子。公共租界内工部局警务处控制极严，以至若在公开场合反对日本和伪政权，就是十足的鲁莽。

因此，剩下的唯一的手段就是求助于恐怖活动。10月11日清晨，傅筱庵的厨师躲开了保镖们的注意，用切肉刀猛砍睡梦中的傅筱庵的脸、头，致其死亡。厨师名叫朱升源，为傅筱庵工作了12年，却被戴笠秘密地招募了。

傅筱庵的被刺，“使汪精卫阵营中的两派为了控制上海地区的不正当行业税收而进行了殊死搏斗”。希望填补前“市长”空缺的两个竞争者，乃是陈公博与周佛海。汪精卫派遣周佛海前赴上海试探虚实，但是国内外对他出任“市长”一事都反应冷淡，于是这个职位只得归属陈公博。其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乃是土肥原将军的特务机关的反应。11月9日，热情支持周佛海出任“市长”的袁志安在南京被刺；11月12日，周佛海的另一位支持者林泽川在上海遇刺。这都暗示了日本帝国军队参谋总部支持陈公博出任“市长”。

陈公博

陈公博的执政

陈公博就任上海“市长”后，最初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声称他决定肃清其辖区。他就职宣誓时对此做出承诺，并在数周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再次强调，又在1940年12月31日的新年致词中重申肃清歹土的“恐怖主义因素、堕落以及渎职”。在新年前后，债务到期，犯罪率按惯例上升之际，做出这样的承诺便显得过于轻率。在这一星期内的1941年1月6日星期一，歹土发生了一件特别残忍的谋杀案。而这类事件不仅仅发生在歹土，整个城市的绑架案数量急剧增加。警察逮捕了一个共由男女131人组成的团伙，他们在两年内就聚敛了1000万元。“他们的勾当，从拐骗儿童，运至广州出售（那里需要大量家仆），到绑架富裕而自得其乐的商人与银行家。”

然而，这一年的新年犯罪浪潮，性质上却比往年更为恶劣，如《密勒氏评论报》所记载的那样:“当上星期的政治恐怖事件继续紧紧地扼住上海时，武装劫匪和小规模的犯罪活动又随着春节的临近而趋向每年的高峰。上星期四，确实标志着通常在每个春节之前都会出现的抢劫浪潮的开始，据报仅仅在公共租界内，中午之前就发生了七起劫案。按照警方的报告，整天都有歹徒、劫匪、恐怖分子在活动着。”在一定程度上，政治暗杀为罪恶的凶手提供了掩饰的借口。生意人被杀，更多的是出于勒索的动机；炸弹被扔进商店，更可能是因为未交“保护费”。

一种新的犯罪形式是抢劫公共汽车上的乘客。这似乎肇始于歹土，与极司非而路76号有关联的一帮恶棍拒绝买票，当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的售票员坚持要他们付费的时候，却遭到了袭击。从袭击售票员到敲诈勒索乘客只是一步之遥。这一恶行便迅速蔓延到租界，持枪劫匪上了那里的公共汽车，强迫乘客们交出贵重的物品。新年期间，发生在城市大道最为“壮观”的一起劫案是1月27日，当时十名劫匪上了康脑脱路上的一辆公共汽车，强迫乘客们交出外套和节日礼服。

租界里的居民们被反复地告知，他们每天遭遇的风险之源来自歹土，他们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措施，即依据新“市长”傅筱庵与工部局总董樊克令在1940年2月签署的协议而推进沪西的警察治理，那么，他们将继续生活在危险中。尽管双方各持己见，工部局警务处的包文少校与伪上海市政府警察的卢英上校继续进行谈判，并且鉴于公众对1月份犯罪浪潮的大声疾呼，着手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即在歹土组建一支特警队，主要由伪上海市政府挑选警员，但是由租界当局、伪政权以及日本巡官共同任命警官。卢英与包文在1941年1月达成的协议分别呈交给上海工部局以及伪南京政府当局，很快得到了批准。不用说，关于那些新招募警员的工资问题仍未解决。

傅筱庵

林吉雄事件

工部局警务处的预算对于公共租界来说，是个沉重的包袱。多年来，工部局警务处一直依靠1929年卖掉市电厂而得的8100万元的储备基金度日。为了避免另一个年度赤字，工部局曾在1936年试图将地税从14%提高到16%，但是遭到了日籍纳税人的强烈反对。由于在与日本交战之前，公共租界的净债务（以工部局拥有的价值6700万元的土地与房产为抵押）已经达到了39,692,284元，因此工部局别无选择，只得从电厂储备基金中再拿出200万元，以平衡1936年的预算。1937年的预算也如法炮制，又在快速减少的储备基金中提取了325万元，尽管警察开支削减了8%，并且降低了各种警务津贴。

战争使得财政开始日益糟糕，随着租界越来越依赖上海国际区域（也包括虹口地区的“小东京”）中不断增加的日籍居民交纳的税捐，财政事务也越来越涂上了令人厌恶的政治色彩。到1941年1月，约有87,000个日本臣民居住在上海本土，这其中有79,000名日本人、5000名高丽人以及3000名中国台湾人。在工部局1940年的纳税人年度会议上，上海日侨中的纳税人试图增加其在工部局中董事的席位，但是提案未获通过。然而工部局当年的财政极其窘迫，于是在1941年1月23日召开的纳税人特别会议上，提出了提案，即对地捐征收40%的附加费，自1940年1月1日起生效，同时增加普通许可证的费用。

日本人纳税者会议以及合并起来的马路商会，在其70岁的主席林吉雄领导下，强烈反对这一大大加重其负担的增税提案。但是，工部局内董事构成状况的弊端使得其中的日籍纳税人毫无希望击败该增税提案，更不用说使一个修正案获得通过，即依靠银行借贷的方式为租界重新筹措资金。工部局总董事恺自威（W. J. Keswick）是怡和洋行的经理。恺自威被某些人视作7月5日将中国市政当局的土地档案与地契移交给日本人的绥靖者，而这些文件本来是收藏在公共租界内保管的。这是最坏的印象。而最好的印象则是，另一些人相信他只是日本的临时朋友，培养日本人对他的好感，是为了在怡和洋行极其需要获得被日本控制的中国资源时，保护其公司在东亚的利益。虽然身为工部局董事，恺自威却并未主持1月23日（星期三）聚集在面对跑马场跑道的露天大看台上2084名本地居民（代表13,066张选票）的大会。大会的主持人换之以资深外交官、丹麦总领事保罗·谢尔（Paul Scheel，他自从希特勒占领了其祖国之后，无正式官职）。大会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增税提案：谢尔总领事只是简单地把那些非日本人的脸庞等同于赞成票，而并未确切地计算一下反对票。而这一无意识的种族主义行为，立即导致了露天大看台上日本人的骚动，嘘声和顿足声混成一片。林吉雄主席于是提出了纳税日本人的修正案，以深沉和愤怒的语气说，如今的税收制度是不公正的，并且仍然坚持“某些银行”以生意为基础，会满足工部局的任何需求。由于众人知道工部局已经达到了其信用极限，许多人大笑起来。林吉雄涨红了脸，以毫不掩饰的威胁口吻结束了其演说：

如果这些重要的建议，不幸地因拥有强权的少数派的反对而被击败的话——我们对这类情况记忆犹新，他们在最近一次董事选举中，利用我们选举制度的缺陷而丢失数千张决定性的选票——……如果增税提案面对数百万计受其影响的华人和日本人的反对，仍然获得通过的话，那么我必须指出，由此造成的后果，必须全部由这个少数派和工部局负责。

林吉雄回到主席台旁自己的座位上之后，恺自威走上讲台，反驳日籍居民提出的修正案，说它是“荒谬的建议”，并下结论：“我竭力奉劝你们拒绝这一修正案。”当谢尔要把这一修正案交付表决时，林吉雄也站起来，走向了讲台。人人都看着这位70岁的小个子老头慢慢走上台阶。当他到达讲台上时，却突然从口袋里拔出一支点32口径的左轮手枪，瞄准恺自威开了两枪，子弹穿透了这位英国人厚实的大衣，射入他的胸膛。随着恺自威的倒下，会场上立即爆发了一场大混战。台上的其他三名男子——工部局董事冈本一测以及总办处的池田和野口——从林吉雄手中夺过手枪。椅子和垫子在空中被掷来扔去。警务处处长包文站在台阶上，阻挡试图冲上讲台台阶的其他日本人。同时，警察们推搡着林吉雄，将其拘禁；恺自威则被抬上了救护车，送往宏恩医院。

邬达克建筑 宏恩医院

恺自威幸免于难。在其同党中成为英雄的林吉雄，向日本领事馆自首；后者称要将其送往长崎审判。日本外务省发言人说，在长崎法庭，“不一定”要求上海的证人出席。“无人——当然除了《密勒斯评论报》外——注意到日本人枪击恺自威先生的讽刺意义，他在过去的一年内一直是试图与日本人亲和的领头人。”当时也无人知道，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恺自威会成为英国“特别行动作战部”驻华战时情报处处长。

虽然两名日本人企图在2月2日纵火烧毁上海跑马总会的大看台，上海的纳税人——除了联合抵抗这次会议的日籍居民——三天后在康复的恺自威的主持下集合起来，以7055票对5票，批准了增收40%附加税的提案。这些新税有助于支付工部局特警队进行西郊巡逻所花的费用了，尽管反日的恐怖主义活动仍持续到了1941年夏天。

报复

早在8月17日，日本人就在“大上海”边界上设置了新的铁丝路障。徐家汇与虹桥地区的歹土边界都布满了隔离网，以至许多小路都被堵上，杨树浦河上的所有桥梁都被封锁，只有两座桥没有被完全封锁。如今，经陆路去上海的华人都要经由军事检查站，接受严格的搜查，以防携带武器。虹口的“小东京”变成了难以进入的要塞。1941年8月28日以后，华人从下午7时至凌晨5时之间，不得进入“日本城”。当他们在白天要过苏州河时，衣服、包裹、行李、车辆以及本人都要接受岗哨的严密搜查，岗哨的数量是往日的一倍，桥头的岗哨则是成倍增加。“装甲车通宵达旦地在苏州河以北的大街上巡逻，从虹口至苏州河南岸的所有进出口都被关闭了。”.伪政权也采取了严厉的措施。8月下旬，伪南京政府颁布了上海的“新刑法”，它将歹土以及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外地区的所有偷盗案件都交给当地的军事机关处理。也就是说，原先由民事法院审理的案件——按照2月的“临时协定”，歹土的案件由南市法院审理——如今都由汪精卫伪政权根据军事法而做出单方面的裁决。实际上，这意味着陈公博伪“市长”指令沪西特警总署首脑潘志杰要将武装的歹徒和绑匪引渡给保安队。虽然这些变革是警察中央集权化总政策的一部分，但是它们也起因于“警政部长”李士群和“社会部长”丁默邨的政治斗争。8月16日之前，汪精卫和周佛海都对这两人越来越不满意，尤其是对李士群。身为“财政部长”的周佛海对李士群明显地感到愤怒，因为流入极司非而路76号的非法税收很少收入伪中央政府的账内。而作为伪政府首脑的汪精卫，则害怕李士群的权力日益扩张，不喜欢他使用“公开乃至专横的手段开展警察活动，特别是这些活动过于直接地引起公众的注意”。

周佛海

李士群——既是控制“76号”歹土叛徒的首领，也是老资格的“警政部长”——随心所欲的独立性也惹恼了“内务部长”陈群。陈群作为前“维新政府”的官员，拥有厚实的日本背景，他不喜欢李士群与吴世宝两人难以驾驭的行事方式。因此，当陈群坚持要求将这两人置于其管辖之下时，汪精卫必然会同意此举。丁默邨被任命为另一同级职务，但权力更小了；李士群出任总部设在苏州的“清乡委员会秘书长”。

所有这些变动都对极司非而路76号的伪政权秘密特工活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虽然这一机构如今由李士群的前副手、“警政部副部长”佟克明负责，李士群本人完全退出了这个舞台，而南京下令秘密警察的活动以“更加隐秘的方式”进行。如今，周佛海的“财政部”对“76号”的收入——包括赌博的抽成——拥有了更加直接的控制权。显然，陈群声称“内务部”有权控制全部的秘密警察机关一事，与卢英将军在7月专任南市警察局的侦缉队长首脑是出于同一目的的两个举措。卢英取代潘志杰成为沪西特警之首，控制了歹土和那里的一帮乌合之众以及充任秘密特工的通敌分子。

“孤岛上海”的终结

那么，声称南市警察控制了形形色色的暴徒、秘密特工、恐怖分子、极司非而路76号缺乏训练的巡捕以及沪西特别警察，就真的将“歹土”变成“良土”（借用当时上海伪政府报纸上的可笑词语）了吗？答案几乎是否定的。南市本身与沪西不同，1941年整个秋、冬季节，它依旧是赌博与毒品交易的安全港湾。恐怖战争继续盛行，特别是在银行与通货的控制权以及报纸的主宰权方面更是如此。凶杀案与犯罪率呈现出螺旋形上升趋势。尽管工部局警务处与日本宪兵队在围剿蓝衣社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合作，工部局最后一任董事们与日本总领事继续着关于最终控制租界警权问题的无聊谈判。一旦发生战争——如今对许多人而言此事似乎已十分明显，公共租界——对于许多生活在其中的华人而言，它已经只是名义上的独立实体了——将被移交给伪政府，而这仅仅是中国主权的虚幻胜利。

与此同时，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双方都被日益恶化的战时通货膨胀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于中国工人而言，自1937年抗战开始以来，物价上涨了十倍；对于外国人而言，每月的生活费则上涨接近9%。在1941年12月8日上海全城落入日军手中之前的两个月间，乞丐和小偷肆无忌惮地在大街货摊上偷窃食品，直至摊主无货可卖，而一边的警察却熟视无睹。租界当局试图将米价控制在每担130元，但是奸商盛行，甚至上层的中产阶级也开始意识到，已经来临的生存斗争主要集中在食品和日常用品的争夺上。“似乎孤岛正在沉入无边无际的苦海之中。”

四年的“孤岛”经历，在大部分人的眼中成了“恐怖的梦魇”。“在过去的许多个月中，”工部局总董李德尔（J. L. Liddell）在1941年9月说道，“租界成了周期性恐怖活动的战场，受害者大多数为中国人。”他要求枪手们放下手中的武器，李德尔补充道：“我希望我的呼吁能被听到，并得到各帮派和所有政党的支持。我真心地请求他们利用各自的全部影响力来恢复法律和秩序，使得生活在这里的居民重获安宁，这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日本偷袭珍珠港

毫无疑问，在经历了歹土的混乱后，人们对和平、法律与秩序十分渴望。因此，当1941年12月7日美国舰队在珍珠港沉没后，日本人十分容易地便直接统治了上海。日本帝国的统治是严酷的。他们使用修改过的保甲制度（该制度在其殖民地台湾得以完善），将全市市民编入相互担保的组织中，置于警察的直接控制之下，一旦发生反抗活动，日本人以及伪政府便采取孤立以及饥饿的方式进行惩罚。日军的占领给上海人留下了痛苦的记忆。但是，日本人在将其“新秩序”强加给所有的上海人之后，实际上并未发生市民的起义和公开的对抗。日军得以在1942—1945年间轻易地占领和统治中国最大的城市的原因之一，可能是1937—1945年间给这个城市造成巨大创伤的各种骚乱。厌倦感和谨慎感从未远离生活，以当时上海流行的调侃方式是这样表述的：“在和平中生活如此长久是难熬的。”日本人之所以能够稳固地统治上海，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有多能干，而是因为这个城市中的中国人在心理上已经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