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她们

作者: 陈静

1911年，辛亥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武昌爆发起义，各地响应，纷纷起义或宣布独立。一个新的时代，自武汉，拉开序幕。

在这特殊的年份，中国的女性，在做些什么呢？

战斗

1911年，很多女性以实际行动，投身到了这场革命中。

她们组织女子队伍，参加战斗。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这一役中，徐宗汉、庄汉翘、李荫菁、宋铭黄、胡宁媛等女同盟会员，制造炸弹、运送弹药、联络通讯，掩护战友。更有女性如吴炎妹、林三妹等在战役中壮烈捐躯。后世评价她们“实足与参加这次起义，冒锋镝、掷头颅，与清军浴血搏斗的热血男儿同垂青史。” [1]

1911年，在武汉，19岁的汉阳女子吴淑卿上书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要求参战，军政府命她组织女子军，不到十天，数百名女子报名，吴淑卿带领这支以女学生为主的队伍，参加了武汉三镇的战斗。

武昌起义后，江西、上海、浙江、天津等地的女性纷纷成立女子国民军、女子北伐光复军、女子北伐队、女子尚武会、女子军事团等组织，参与各地的战斗。[2]

她们投身战场，参与救援。

武昌起义爆发后，中国第一位女西医、上海医院院长张竹君，立刻发起组织中国赤十字会，赶赴湖北战地救援。1911年10月18日，《民立报》刊发了张竹君撰写的《中国赤十字会广告》：“比者，蜀、鄂两省同胞因国事而死者，不可以数计。夫救死扶伤，医者之职，亦仁人之事也。鄙人不敏，窃有志于此，愿率同学数十人先赴鄂、次赴蜀，略尽义务。” 她很快组织了123人的赤十字会战地医疗队，其中有54位女队员（医生14人，护士40人）。所有人员均自备行装和伙食费，无任何报酬，医疗用品、药材等，都由张竹君自己筹措购买或借用。这支队伍在赶赴湖北途中，还帮助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和他的夫人徐宗汉躲过了清军警戒，让黄兴化装为队员，徐宗汉扮作护士，掩护他们顺利抵达了武汉。到达武汉后，张竹君带领医护人员，在汉口、汉阳设立临时医院，她还借了一艘小轮船，冒着江面的炮火枪弹，亲自渡江运送了百余位伤者，收治了大量伤员。张竹君此举，开我国战地救护工作之先河。[3]

张竹君

女性的英勇在斗争中格外具有感召力。除了参加战斗的女性，还有很多女性在武昌起义之后，为革命募集军饷。1911年11月到12月，上海和江浙地区的女性，募集到了两万五千元，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4]

姐妹们的英勇，还引发了豪迈的诗情。上海城东女学校的女学生杨雪子，为参加女子军事团的同学和姐姐送行，创作了一首豪气干云的古体诗《送军团北伐》，鼓励出征的上海女子军事团[5]：

北风劲逼衣如铁，脆骨当之靡不裂。

况乃久处温度中，不见坚冰与窖雪。

一旦联袂从军行，舍身誓把匈奴灭。

怯者瞠其目，顽者咋其舌。

疑难起非谤，百般来摧折。

吾谓攻城在攻心，心力当先自团结。

不见木兰一乡女，投抒代父从军热。

又闻红玉乃贱人，黄天荡里着勋烈。

彼皆了无军事识，尚能致果杀仇敌。

矧为堂堂节制师，讵云智巧反不及。

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

健儿不作等闲死，死于安乐寿考胡乃非俊杰。

生当报我国，死当扫其穴。

须知锦绣好山河，血泪斑斑红点缀。

祝我诸姊莫回头，休惜生难兼死别。

同时代的另一位女子杨全荫[6]将这首诗全文载入自己撰写的《绾春楼诗话》，称赞此作“气吞万夫，真堪掷地作金石声” [7]。

办刊

1911年，有三份女性创办的报刊面世。

1911年夏，上海，林贯虹创办了《女铎报》。这是一份月刊。[8]关于这份刊物以及创办人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有些资料用贯虹女士，有些用林贯虹。1905年的《女子世界》中，刊有“侯官女士林贯虹”撰写的《敬告二万万同胞姊妹》一文，号召中国女性抵制美货。[9]在今人整理的同盟会员表中，有一位会员名林贯虹。[10]另外，中国第一位留日医学女博士杨步伟（语言学家赵元任之妻）在她的《杂记赵家》中，曾提到过林贯虹，称她为“亡友”，并说林贯虹的姑母是林则徐的孙女林步荀[11]。以此来看，林贯虹应是林则徐的后人。但此条线索比较薄弱，杨步伟写的是1913年的事情，且称林贯虹为“亡友”，表明林贯虹当时已去世了。

1911年5月，日本东京，41岁的唐群英创办了《留日女学会杂志》。这是“中国留日女学会”的一份刊物，编辑兼发行人都是唐群英。[12]唐群英是湖南人，丈夫曾传纲，是曾国藩的堂弟，婚后不久，丈夫去世，唐群英回到娘家居住。她在婚后与秋瑾相识，后受秋瑾感召，唐群英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期间，她结识了黄兴、宋教仁等人，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中国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唐群英一直是革命的积极参与者[13]。《留日女学会杂志》创刊后不久，1911年秋天，唐群英从日本回国，在上海筹建女子北伐队，直接指挥女子军，参加了南京光复的战斗。[14]

湖南省衡山县新桥镇唐群英故居

1911年11月，苏州，29岁的张昭汉创办《大汉报》。这份报纸创办于苏州光复之时。张昭汉，字默君，湖南人，南社社员，她与父亲张通典一起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张昭汉正在上海圣约瑟女子书院学习，得知武昌首义消息后，张昭汉立刻退学，跟随父亲，到达苏州，动员江苏巡抚程德全独立，程德全见大势所趋，即宣布独立，自任江苏都督，苏州光复[15]。光复后，程德全拨款1200元，要办一份报纸，张昭汉遂主动请缨，联手志同道合的女友陈鸿璧（时年28岁）以及南社友人王钝根，共同主办这份报纸。1911年11月10日，报纸创刊，名《大汉报》，每天出版，四开，两张。创刊地在苏州沧浪亭对面的可园。但这份报纸只办了一个多月，程德全的都督府移驻南京，即停止了拨款，报纸于12月21日停刊。这一个多月间，张昭汉既做编辑又做主笔，几乎包办了每期社论，她以涵秋、大雄的笔名为文，鼓吹民治，倡导大同[16]。

苏州《大汉报》主笔张昭汉（右）女士和陈鸿璧女士 （左） 《妇女时报》第五期（1912年1月）

逃离

1911年，南京女子周钟玉大约30岁。周钟玉的丈夫归庐，是常熟人。周钟玉为继室。归庐的祖上是书香世家，周钟玉也有较高的文字素养，与归庐时有唱和。

在武昌起义前后的两个月内，一家人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十分宝贵的是，她撰有《辛亥秋日记》，为我们呈现了这段不平常的时光。

从日记中我们可以得知，1911年，归庐在江南图书馆工作，夫妻二人的家在南京。这年秋天，周钟玉有孕在身，已临近生产。当时南京家中共有四口人：夫妻俩，幼小的儿子端儿、周钟玉的母亲（照顾周钟玉）。

周钟玉的日记从农历七月三十日（公历9月21日）开始，逐日记到九月二十日（11月10日）。其间，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此日之后，南京局势突变，周钟玉一家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之前，周钟玉的生活是安稳舒适的。丈夫归庐在江南图书馆工作，她在孕期，有时会出去游玩一下。她游览了清凉山，登上扫叶楼，远望长江，俯视莫愁湖。中秋节那天，夜月甚佳，周钟玉在庭院中，摆好菱藕、栗子、月饼，再摆上红白两种海棠花盆载，以及新买来的两盆晚香玉，一家人心情比较愉快。中秋后，归庐从图书馆带回了明刊本《草堂诗余续编》，嘱咐周钟玉抄录，周钟玉每天就抄上两页书。

这样的日子，到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发生了变化，这一天，他们听说，湖北省戒严了。此后，南京的局势紧张起来，他们翻阅《民立报》，到处打听消息，讨论各省戒严的传言。八月二十五日（10月16日），周钟玉生了一个女儿。归庐即给常熟的父母写信，报了平安。一周以后，他们收到了常熟来信，归庐父母为孙女起名为“峨峨”。九月初（10月底），南京风声渐紧，有不少人家搬离了南京城。归庐没能从图书馆领到薪水，只好从邻居那里先借了些米，又抵押了自己的单夹衣，换了些钱。周钟玉家门前，来来往往的都是装行李的人力车和马车，谣言更多，说南京的军队要起事，军营中真的传来了炮声，到处人心惶惶。警士们带枪巡查，夜间盘查行人，局势真正紧张起来。

九月初九（10月30日） 归庐一家雇了马车，夜间出了城，斜月一钩，寒风扑面，归庐抱着儿子端儿，周钟玉的母亲抱着新出生的婴儿，周钟玉提着皮包，一家人坐车出了南京城。九月十一日（11月1日），他们来到了南京火车站，发现车站里面，行李如山，售票处围了数层人，一片嘈杂。归庐有熟人，买到了票，一家人上了三等车厢，车里十分拥挤，没有座位，站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空座坐下来。周钟玉倒出杯中茶水，为儿女洗了洗脸，大家吃了大饼充饥。路上，归庐感伤时世，含泪欲下，周钟玉和母亲不断安慰，周钟玉拿出袖珍笔记记事，车厢里的乘客纷纷注目。他们到苏州下车，发现有两个衣箱还没到，遂在苏州找旅馆住下来，两天后，衣箱还是没到，又得知上海已经光复，听说苏州也要换旗，遂决定不再等了。他们最终是乘轮船到了常熟，夜里九时才到家。

九月十八（11月8日）清晨，常熟宣布光复，家家悬挂了白旗。九月二十日（11月10日），归庐到苏州，将已到达的衣箱取回。自九月二十一日（11月11日）起，归庐大病，周钟玉也病了十余天，直到腊月下旬，夫妻俩才逐渐痊愈。

1911年除夕，周钟玉在日记中感慨：“回想此半年中，颠连如梦，几不复知有今日也。”[17]

病逝

1911年，北京，薛绍徽46岁，她是福建人，丈夫陈寿彭1907年到北京就职，她随宦来京。薛绍徽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到北方后，再加水土不服，遂致久病不愈。1911年初，她预感到身体可能无法痊愈，于是，强撑病体，为22岁的儿子陈锵议定了婚事。同时写信，请外地的姐姐薛嗣徽来京，姐妹二人一直感情很深，弥留之际，薛绍徽将自己的文集交给姐姐，留作纪念。1911年7月，薛绍徽去世，临终前自作挽联：“入吴入粤又入燕，匆匆忙忙，今日算成终局事；为女为妇至为母，兢兢业业，生天好证玉京仙。”

薛绍徽卧病期间，丈夫陈寿彭忙于公事，主要靠陈芸和陈荭两个女儿在身边服侍。1911年，陈芸27岁，陈荭20岁。长女陈芸自15岁起，就已代理家务。为解除母亲病中苦寂，陈芸经常与母亲讨论诗文，她还专门创作了210首《论诗诗》，每首中隐含清代闺秀诗人的名字、轶事、诗句等信息，涉及到上千位女诗人。每做一首，陈芸就让妹妹陈荭做注，再到母亲床前辨析求证，以博母欢。母病期间，陈芸日夜操劳，一切亲力亲为，母亲去世后，她哀毁过度。薛绍徽去世40天后，9月初，陈芸亦病逝于家中。再过一个月，辛亥事起，京师戒严，京城中的王公贵族之家，纷纷忙着逃离。陈寿彭与薛绍徽夫妻感情至深，夫妻俩共筑书斋“黛韵楼”，合作翻译了第一部西方科幻小说《八十日环游记》，是志同道和的爱侣。长女陈芸自幼好学深思、博闻强记，管理家事，井井有条，深得父母喜爱。然而，不到两月，母女同逝。对陈寿彭来讲，家中双槥在停，囊空如洗，哪里还有心思离京避乱，遂强作镇静，命女儿陈荭在家抄校姐姐陈芸的遗稿，没想到又碰到士兵暴动，夜晚炮声四起，火光熊熊，一片混乱，陈荭将姐姐的稿子系在身上，大家吹灭灯火，坐在空地上，紧急之时，就翻墙到隔壁的空园子里躲避。一家人总算幸免于难。[18]

陈寿彭后来回忆这段痛苦的时光：

余以痛悼而病，病愈而四方兵警纷至。昼则芸芸不知所为，夜则忽忽若有所失。偶展遗稿，翻阅数编则汪汪然不知涕之何从。回忆生平，如烟如梦，似有千百万言填胸欲出，比及伸纸䑛墨，则茫茫然不能竟成一字。[19]

1911年，这个辛亥年，对中国女性来讲，是极不寻常的一年。战斗、办刊、逃离、病逝，这些概括，仅仅是我基于手边资料的简单整理，远远无法呈现全貌。这一年，在上海，丝厂、纱厂的女工们进行了数次罢工，但资料太少，我未能写入。中国的历史书写中，女性的事迹本就少有记述。本文述及的周钟玉在辛亥年、杨雪子的诗作、薛绍徽母女病逝后的情形，均极少有人关注。今后，我愿意进一步搜集和积累这方面的资料，为中国的女性多写点东西，因为有记载，才能有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