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与“民族”: 台湾“日本情结”的产生与“再发现”

作者: 张正宇

摘 要：“日本情结”产生于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渴望，与反日民族主义并存。“日化世代”继承此种矛盾心态，但在认识到国民党落后一面、遭受系统性歧视和二二八事件后，“日本情结”在“日化世代”中扩大，成为“台独”分子论证“台湾特殊性”的资源。戒严后“日本情结”被边缘化。但在美丽岛事件发生后，“台湾民族主义”思想甚嚣尘上，“日本情结”被“再发现”并被视为所谓“台湾民族”现代性之根源。

自日本结束殖民统治之后，台湾地区始终存在一种“日本情结”，即强调台日亲善，对日本殖民统治持正面评价的观念。学界对这一情结的产生、流变、发展已有较多研究。大陆方面，颜士梅、王立人研究了蒋介石、李登辉的亲日情结，认为皇民化是亲日情结产生的根本原因；王键补充了政治领导人、流行文化、美日对台湾的政治经济控制等因素；朱双一剖析了台湾史学界赞扬殖民历史，文学界提倡皇民文学的风潮，认为其“亲日观”受到1990年代现实因素影响，颇具慧眼。上述研究有开创之功，但并未勾勒出“日本情结”在台湾社会中之动态变化，且缺少对台湾地区研究成果的回应。

台湾方面，许多学者也从历史角度追溯“日本情结”的产生与流变，在溯因方面，许金彦指出台海危机等与大陆的对抗使台湾更亲日，尹章义强调国民党当局与日本政治统治能力差异及台当局在国际上被孤立的影响，吴启讷则补充了国民党政府去殖民化不力的因素。此外，《思想》杂志第14期推出的《台湾的日本症候群》专辑，自政治、经济、族群、消费文化等多角度重审“日本情结”，为集大成之作。其中，曾健民梳理了二战后双战结构、美国《对台湾关系法》、日美安保体制等对台湾“日本情结”之影响。黄智慧考察了战后台湾日本观的动态变迁，指出二二八事件是台湾社会对日观的转折点，并强调台湾内部族群（客家、和佬、原住民、日本内地人、外省人） 对日观感的差异。李衣云分析了日本后殖民文化在观光、消费等大众文化中的遗存。林泉忠指出台湾年轻一代“哈日”主要受流行文化影响，不包含老一辈“认同”的因素。另外，还有学者分析了当下台湾“日本情结”的不同表现形式，自文资保护、消费文化、对八田与一和嘉南大圳的正面评价、对安倍之死的态度等透角度视“日本情结”。此外，还有对李登辉“日本情结”的个案研究，戴国辉、王作荣批判了李登辉回忆录中对日据时期自身家族地位和对日本形象的美化，黄邦如系统搜集了李登辉之著作，叙述了李登辉人生中与日本相关的重大事件，有较强资料性。此外，柯义耕、黄钰纯、李建宏等学者对李登辉国族认同的研究也均涉及日本殖民对其“日本认同”的影响。

然而，上述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将日化世代统一概括为“亲日”，未能对“日本情结”的产生发展做整体性考察，较少关注“日本情结”与“台独”思想之间的矛盾和内在联系等。因此，笔者试图在前人基础上系统梳理日本情结的产生、流变，并分析“现代”和“民族”两个要素如何影响台湾“日本情结”的命运。

一、“日化世代”的多面日本观及其影响因素

前人往往认为“日化世代”均抱有单一的“日本情结”，并将之归纳为日本同化政策的作用。事实上，“日化世代”对日本的观感是复杂的，最初仅有部分抱有“日本情结”；“日化世代”的对日观感是家庭教育、个人经验与皇民化政策共同塑造的结果。

首先，“亲日”“日本情结”并非“日化世代”的统一特征，不少“日化世代”也批判殖民历史、日本文化及现实中的亲日派，兹举数例说明。首先是辜振甫，在其自传中，一方面尝试为辜显荣辩护强调其“基于民族尊严的刚强性格”，实际上多与日本官员发生龃龉。另一方面，他也极力与日本文化切割，虽然他承认其“人生开始的二十五年学习的、接触的、几乎都离不开日本：日本体制、日本文化、日本事物，还有各阶层日本人”但是其对殖民地的文化同化政策持否定态度，认为“殖民地为稳定统治权，极力阻止殖民地与祖国往来，极力荒废殖民地固有文化”，并表示“接受日本是为了了解日本；了解日本，跟被日本同化是不一样的”其次是林洋港，他受日本公学校教育，后赴日于昌平中学、正修预备学校学习，受较完整日式教育。但是，他同样强调日本战时体制的专制色彩、军国主义之恶与作为中国人的自觉，并以中华文化抵抗日本文化同化，如当日本以文天祥《正气歌》作“忠君宣传”，他的反应是“你们日本人侵略我们，还要我们为你们尽忠？！对日本的反感遂悄悄滋生。”再次是林佾庭，他曾在头份国民学校就读，受过较完整的日式初级教育，但他始终对日本殖民遗产和亲日派持负面态度“譬如说台联到日本去拜靖国神社，我不知道他拜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把以前当过日本兵的人当作他的祖先一样祭拜。”。再次是叶石涛，他自称“我一直到二十岁为止都被当成日本人来教育长大”，但是他在1990年代前的文学作品中批判日本殖民，大多数作品中都使用“日据”“光复”等词语。与之有类似经历的还有杨千鹤，她受过公学校至台北女子高等学院等完全的日式教育，但是在其回忆录中始终表达对日本歧视的不满，“只要有日本人叫台湾人为‘俚呀’，我就插手进去理论。我之好打抱不平，大概就是这段与日本人上学的过程中，萌发了复杂的民族意识的女学生世代养成的吧。”

那么，为什么在日本统一高强度的殖民教育下，“日化世代”的对日观为何会表现出反日的面向呢？笔者认为，对日观念实际上是家庭教育与殖民地同化政策共同塑造的结果，当家庭中普遍持民族主义态度时，受教育者对同化政策的“过滤”作用就越强，这又与其所属社会阶层密切相关。换言之，“日化世代”除了受日本教育影响之外，还受“中年一代”【1】，即1885-1915年之间出生的父辈之影响。就日据时期的台湾知识精英、地主、富商等“领导阶级”而言，他们基本延续了清朝时的社会地位，因此仍保有对清廷统治的记忆和一定的中华身份认同，所以他们在对日本同化政策时往往接受其“文明”“现代化”的一面而拒斥同化为日本民族的一面。因此，虽然他们积极要求增设公学校、接受殖民教育、使用日语，但大都将之作为吸收近代文明的工具，而并不抱有成为日本人的目的。这批社会精英的反日民族情结也传递到了下一代，如出生于日据时期台湾五大家族之一鹿港辜家的辜振甫就回忆其幼时“和父亲相处最久，受的影响也最深”，其重点描述其父主持修建台南孔庙、爱好京戏、不用日语、不改日姓等维护中华传统文化、抵制日本殖民文化影响的行为。另一方面，对下层平民中的“中年一代”而言，日本殖民政策之同化作用也相当有限。首先，日据初期殖民者推行的精英教育政策并不覆盖平民。1908年，曾为总督府首任学务部长的伊泽修二在总结台湾教育成效时指出“虽然内地（指日本）实施义务教育制度，惟台湾则无此必要，尽可能教育上流或中流以上家庭之子弟，乃是殖民政策之良策”；同时，“中年一代”基本生于1919年“台湾教育令”发布前，受殖民教育的主要途径仅有公学校一途，尽管当时公学校内部几成“贫民学校”，但至1919年，1899-1918年的毕业生仅占当时台人总数的1.5%，且汉文也是公学校的必修科目。此外，日本同化政策在乡下的渗透力并不强，公学校教育的缺失和殖民压迫使反日民族意识在乡下拥有较大生存空间，据陈若曦回忆，“台胞念的小学校叫公学校，数量极少，学龄儿童就学仅个位数，我叔父那一代人都没机会入学”“在台湾乡下普遍都有这种民族意识……乡下人对日本政府和日本人可能不甚了解，但是对欺负自己同胞的日本走狗很痛恨……”。因此，不少平民阶层幸免于殖民教育的同化政策，其民族意识也通过家庭环境传递给下一代。林洋港出生贫农之家，父辈并未进入公学校就读，均以务农为生，家庭交流中全用客家话，这使得他“去到日本，也并不觉得像回到‘祖国’，更全无‘朝圣’的感觉……或许是因为身为农家子弟，辛苦耕作的收获竟要‘供出’；或许是受父亲、伯叔的影响，他们不会日文……”。陈若曦在童年所受教育也仅限于“牛郎织女”等传说故事，也特别强调父亲“富有民族意识”不取日本姓名、参与“修理走狗”的活动。

此外，“同化政策”下受歧视的经历也使得“日化世代”产生反日情绪，如杨千鹤对日本歧视台湾同学之不满，戴国辉也回忆其十四岁时就读于新竹中学校，被日籍语文老师当众辱骂“清国奴”，对一生治学影响极大。

▲图1 台湾同胞热烈欢迎台湾光复

综上可知，“日本情结”只是“日化世代”对日观念之一面，对日本殖民遗产的批判、拒斥也有相当比重。但是，随着国民党进入台湾和二二八事件爆发，“日化世代”对日观中“日本情结”的一面被迅速放大，对日殖民批判也被赋予了反国民党当局的新含义。

【1】 Kerr(1974), pp.189-190.

二、二二八事件：“日本情结”的扩大与“台湾主体”的融合

关于二二八事件在“日化世代”【2】中的转折作用，学者已有深论，黄智慧将之概括为两方面：“日化时代”重新研究、使用日语，重视“日本精神”。陈培丰也指出，学习日语而拒斥“北京话”成为了台湾人反抗祖国所谓“再殖民”的重要工具。但上述论述均限制在亲日-反日二元对立框架下，且未涉及“日化世代”对殖民历史的观感。此外，二二八事件的另一影响是“台湾主体性”思潮勃兴。那么，这种本应强调反殖民的思想是如何在“台独”人士的构建下与“日本情结”接轨的？其渊源何在？笔者将在下文回答上述问题。

首先分析在国民党系统性歧视和二二八事件影响下台湾民众“日本情结”的扩大，包含以下两方面：第一，对于日本殖民统治“光明面”的追忆，强调殖民的现代特征；第二，对殖民历史“黑暗面”的重新诠释，这两种彼此矛盾的倾向在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层面上统一，使得“日本情结”在抱有反日倾向的“日化世代”中复活。 首先是对日据时期现代化、文明特征的追忆，在与国民党当局比较的语境下，许多民众对日据时期若干代表殖民统治的要素做出新的阐释，着重强调其现代一面，使之成为“日化世代”的集体记忆。在集体记忆出现频次最高的殖民要素是士兵，籍由对大陆士兵“衣衫破烂”“随地吐痰”“讨价还价”“不尊重女性”“抢劫”等不文明特征的观察，激发了“日化世代”对日本兵文明特征的追忆，包括以下几点：装备优良，“中国之军队装备远逊日军” ；军容严整，“以前，南方大空袭时，日军也曾派一支部队来台，这支军队服装仪容之好，干部个个是高中毕业，英俊挺拔，让台湾人看了，都想景气有那么差，还有这种人才，很不容易” ；尊重女性，“以前‘日治’时期的日本兵很好，看到我们女孩步行，就会让我们搭便车”“以前‘日治’时期士兵很保护女孩子……如果有民众步行时看到日本兵就安心了。”；甚至包括军国主义，“他们的军国主义使得军人素质、纪律都很好，绝不扰民，给老百姓印象都很好”其次是对殖民地官僚制度的追忆，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法治，“日本在台湾实行殖民地统治政策，但是他们的官员绝不乱来，懂得法治，没有什么送红包、揩油等风气……反观中国……乱来的政府官员和军人很多”；平等，“日本体制是……这样在管理上较为方便，较为轻松。光复后……外省员工来后待遇也不同，他们按上海物价指数分发，较台人为多。”；高效，“日本在战时的动员也非常有效率，而且都切实运作”。再次是经济情况，“‘日治’时期严格实行经济控制配给，但没饿着，光复后在祖国的照顾下却饿着了”。“皇民化”运动中以同化为目的的教育措施也被肯定，“读青年学校真的很苦……虽然训练严格，但我觉得有那个价值，除了将身体训练的很好之外，也教了我们很多事。光复之初，我看大陆的士兵非常不习惯……我想全世界再也找不到这么没有军容的士兵。” “‘日治’时代我们在雄中读书，学校管的很严格……大家都重辈分，守纪律。可是那些外省学生则否”综上可见，在与国民党当局比较的语境下，作为暴力象征的士兵、殖民压迫象征的官僚制度、以同化为目的的皇民化运动、甚至军国主义中民族压迫的特征都不再被提及，而仅强调其文明、现代的一面。

▲图3、4 来台国民党士兵与驻台日军的军容对比（左为国民党士兵，右为驻台日军）

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日化世代”仍承认日本殖民“黑暗面”之存在，但认为可以忍受，且其目的并非是批判日本，而是籍此构建被大陆“抛弃”和日据后再遭国民党当局不公正对待的悲情历史，进而批判国民党当局，为“日本情结”正名。

一方面，殖民者以现代性为殖民统治合法性的叙事依然长期存在于“日化世代”的思想中。他们认为。虽然台湾“遭到了一些轻视”但大家“实际上对日人是有好感的”，殖民地的黑暗面是为实现台湾现代化的“必要之恶”（详后）。另一方面，由于目的均是批判国民党当局，承认日据时期“黑暗面”与追忆“日本情结”并不冲突。为国民党当局对“日化世代”“自愿奴化”的指控，许多“日化世代”将日本殖民统治归咎于大陆的“抛弃”：“部分台湾人亲近日本人也是人之常情，谁叫你将一个孩子丢给别人五十年，然后回头来再叫人家认你？”“（彭孟缉）主要说我们因为受了日本人的奴化教育，才会对政府不满，以致于造成这些事故（二二八事件）……我们心里想：‘做奴隶，是谁让我们做日本人的奴隶？说我们被奴化，但我们至少守法啊！比起你们，品质好多了！’”“由于我在二二八事件中遭受过这样的麻烦，后来就被视为亲日派。……在被问到‘为何去当日本兵’时，我当下的回答是：‘我出生就是日本人，因此非去当兵不可——假如清朝当时割让的是海南岛而不是台湾，那我就是中国人，去当中国兵了！”同时，承认日据“黑暗面”也是为证明国民党统治更为不堪，并籍此构建被祖国“再殖民”的悲情回忆——“台湾人在日治时代当二等公民，大家对回归祖国的期待心态更强烈，没想到得到的结果却是这样……”“光复前日本进入战时体制时为了让台湾为帝国服务，提出内台一家、一视同仁的口号……如上的差别待遇，一般台湾人不难忍受，因为了解台湾是殖民地，没有办法。不过，到了祖国来台也同样给予差别待遇时，台湾人的感情就变了。”“台湾人被日本奴隶五十年，如今好像养子被哥哥领回来，当然很高兴！……结果没有安抚，反而一意糟蹋，如外敌来袭、占领一样”。

▲图2 《恐怖的检查》版画，黄荣灿于1947年创作，反映二二八事件的开端——军警对本省人的迫害

此外，二二八事件则进一步使一些台湾知识精英对国民党所代表之“祖国”幻想破灭，进而转向“台独”（也有相当部分转向中共），而据荊子馨观察，他们的历史叙述“明显流露出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正面态度——这是台独支持者普遍共有的情感。”那么，为什么具备强烈“台湾民族主义”色彩的“台独”主张会肯定日本殖民历史呢？荊子馨在研究史明、王育德对日据台湾史的书写后指出“倘若自主的台湾认同与中国汉民族认同的差别是奠基于现代与前现代以及殖民与半封建的差别，那么很难不把日本殖民主义视作一种必要之恶。”此言切中肯綮，但这种观念并非凭空而来，需要放在“日本情结”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考察。在日本殖民以来，强调文明、现代的“智化”一直是同化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同时，凸显台湾与日本的民度（文明程度）的巨大差异，也是论证台湾不配受平等待遇而需受殖民统治正当性重要一环。这种论述产生了两个重要影响：第一，将野蛮-现代作为区分民族的重要标准；第二，文明民族统治野蛮民族正当合理。由此，在渴望文明的台湾知识分子中对“现代”的追求战胜了“民族”抗争，他们接受自身“民度低下”的现实，认为“天下之牢不可破者莫过支那人之固陋”，认为“文明国有征服野蛮之权理，亦有教化之义务”，从而采取与殖民者合作态度，甚至愿意在获得同等公民权后成为日本公民以拥抱现代化。这种认知潜移默化的传递到了“日化世代”。同时，许多历经皇民化运动的“日化世代”都“根本不知道自己和中国人是同族的”，在日本战败后才首次认识到自己属于中华民族、有一个“祖国”。相对于日本殖民下实在的生命体验，祖国则显得陌生、抽象，叶荣钟回忆：

我们出生于割台以后，足未踏祖国的土地，眼未见中国的山川，大陆上既无血族，亦无姻亲。除文字历史和传统文化意外找不出一点联系，祖国只是观念的产物而没有经验的实感。

很多人对大陆没有基本认识，“我们原来根本不懂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什么【玩意儿】”。因此，相对于抽象的“民族”“祖国”，自身曾亲身体验的文明、“现代”更易成为其统治合法性认知的基础。与此同时，在“文明-野蛮”作为民族区分标准的框架下，目睹了国民党、外省人的落后形象，许多“日化世代”开始怀疑二者是否同属一族，甚至为“成为这种战胜国的同胞感到很可悲”。随后，在面对国民党系统性歧视和二二八事件中对“同胞”的屠杀时，对共同“祖国”和“民族”的“想象”幻灭，以自殖民统治继承的、以“现代”“文明”区分民族的观念和将文明作为统治合法性源泉的观念重新复活，成为证明台湾、中华“不同族”，进而否定国民党统治的依据。如在分析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时，就有人指出二二八事件的性质是“文化程度低者管理文化程度高者，因矛盾而衍出的反抗问题。……以前日本人管台湾人，台人虽然不满，但因日本文化高，台人还能接受。若文化程度低者反过来治理文化程度高者，很自然会发生不满。”，而这显然是殖民叙事的复活。此外，对 “日化世代”而言，台湾人不同于外省人的特征是文明、现代，而现代性的来源正是日本殖民统治，他们认为“当时台湾人受过日本教育的影响，性质有点倾向日本人的光明磊落，具有理想，但是外省人所学到的是满清民族的落伍思想……”。而激进“台独”分子则进一步将之作为构建“台湾民族”“新台湾人”的资源，李登辉就公然宣称“高等教育机构整建的同时，从医学到农业、商业、工业，各领域的实业学校也成立了。台湾的菁英阶层得以逐渐养成，社会变化与日俱增。受到日本教育的影响，近代观念正式引进台湾，培养了守时、守法、金融货币经济基础、卫生观念及企业经营等新观念，逐渐打造出‘新台湾人’的原型。”因此，对日本殖民统治中民族压迫、反抗运动的回忆逐渐让位于对现代化建设的追忆，“日本情结”成为否认国民党统治合法性，排斥外省人乃至构建“台湾民族”的重要依据。

【2】“日化世代”亦称“新生一代”“日本语世代”“战争期世代”，葛超智将1920年后出生者定义为“新生一代”（George H. Kerr, Formosa: Licensed Revolution and Home Rule Movement 1895-1945,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4, pp.189-190.）；周婉窈对其的定义是“他们的童年，早者在一九二〇年代，晚者在一九三〇年代度过，这是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中最安定的一段时期，近代化措施逐渐齐备，社会治安良好”且接受过日本殖民者的“近代式普遍教育”，因而“认知上有一致性”（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11页），戚嘉林之“日化世代”的定义与之类似，认为他们经历了完整的日式中小学教育和军中教育，并成为日本大肆征兵的对象。（戚嘉林：《台湾史（增订版）》，北京：华艺出版社，第341页）

三、用“现代”构建“民族”：“日本情结”的“再发现”

二二八事件后，随着国民党当局戒严和白色恐怖的展开，“台独”分子大多流亡海外，而剩余无法流亡的“日化世代”则将“日本情结”的表达限制于家庭、川柳诗社等私人空间，国民党当局倡导的抗日史观被“回归现实世代”【3】广泛接受，成为主流。在保钓运动、台美“断交”的刺激下，反日民族主义叙事在70年代到达巅峰，“回归现实世代”普遍开始重新关注台湾抗日史。那么，为什么在80年代后，在未经殖民统治且本抱有反日民族主义思想的“回归现实世代”之印象中，日本殖民统治会成为一种“资产”而非“负债”呢？

▲图5 20世纪70年代，台湾保钓运动风起云涌，岛内反日中华民族叙事达到高潮

笔者认为，“台湾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回归现实”思潮的出现，反对戒严统治，对民主、自由等现代价值观的追求逐渐成为人们的关注中心。然而，美丽岛事件的爆发，部分台湾异见人士在“中华民国”“汉民族”框架内的政治反对运动受到严重挫败，转而在历史、文学等领域内诉诸所谓“台湾文化民族主义”以反抗国民党中国叙事。由此，和二二八事类似，美丽岛事件空前激化了族群对立和反政府情绪。在反官方民族主义历史观的框架下，70年代以来盛行的反日观念被“回归现实世代”重新阐释，成为反国民党的工具。一方面，他们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作为日后反抗国民党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批判日本殖民统治的目的是证明国民党政权较日本更为黑暗，“日治时代台人为防抗异族惨遭镇压；然终日本五十年统治，台人反抗不断，才迎来光复；然而光复年余，竟发生‘二二八’事变，遂使台人不死于异族之手，而亡于祖国政府之手”并指出“蒋家政权和过去的荷兰、满清、日本一样，都是为了‘统治’殖民地才到台湾的……实际上，蒋家政权完全承袭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同时，强调“现代”的“日本情结”则被“再发现”，并逐渐成为“回归现实世代”殖民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二二八后流亡海外的“台独”分子作品被出版，王育德《苦闷的台湾》中文第一版由郑南榕于1986年12月在台发行，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也于1985年、1986年由郑南榕出版，上一代“台独”分子的“日本情结”由此传递到台湾大众中——史明回忆其著作“似乎都是在大众之间传递，没有流到知识分子手上。因为这些关系，日后等到我回台湾，很多人都知道《四百年史》这本书。”另一方面，强调中国人和台湾人的所谓“区别”，正是“台湾民族主义”崛起的重要基础，在这一语境下，长期笼罩台湾社会的殖民幽灵迅速复活，将文明、现代作为区分民族的标准，强调日本殖民带来的现代性等论调再次被用于论证“台湾民族”的独特性。谢里法就是典型例证，他对二二八事件的分析与30年前“日本语世代”的分析惊人的一致——这一冲突源于台湾社会近代化法治观念与中国封建统治者心态的不协调，及台湾近代化生活形态与中国人价值观的矛盾，尤其是台湾新知识分子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差异，而台湾的现代化正是由日本殖民完成的。陈芳明也有类似总结：“‘台湾人’意识是在日本据台廿年后诞生的。……日本在台湾进行近代化的殖民统治以后，全岛性的交通、经济、农业、工业体制在岛上次第建立起来，使台湾人意识变成了‘全岛意识’。”

【3】指战后在国民党教育下成长起来，此后逐渐放弃大陆“流亡者”情结、关注台湾岛内政情、倾向用实际行动和政治参与改变现状的一代。更详细的论述，参见萧阿勤：《回归现实：台湾1970年代的战后世代与文化政治变迁》，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2010年，第66-140页。

总结

总结上文，可以发现台湾人的日本观始终围绕着现代与民族两条线索展开，充满矛盾纠葛，其“日本情结”也随着现代与民族的拉锯不断沉浮。日治时期，知识精英一方面因为日本殖民带来的现代性而默认其统治，另一方面又抱有民族意识，批判殖民统治的差异性，期望回归祖国。“日化世代”继承了这种对殖民“遗产”的矛盾态度，但随着国民党对台人的系统性歧视和二二八这一重大创伤性事件的爆发，在拒斥国民政府所代表中国形象的背景下，追忆殖民者现代化成就的“日本情结”被唤醒，而强调民族性、对殖民地反抗的回忆则被重新解读，主要目的不再是批判日本殖民，反而成为控诉祖国“再殖民”的历史资源。而“日本情结”在流亡“台独”分子的进一步加工下，成为“反中”和构建“台湾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戒严时期，“日本情结”退回私人场域，反日民族主义叙事占据主流。随着台美“断交”和保钓运动的展开，反日叙事达到顶峰，日化世代和“日本情结”被边缘化。此后“回归现实”思潮的出现，使得民众更关注台湾本土和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美丽岛事件后，国民党当局的中华民族叙事在异议人士中迅速幻灭。于是，在反国民党的框架下，“回归现实世代”阅读海外“台独”分子著作，并和“日化世代”一样重新阐释日本殖民的“黑暗面”，强调日本殖民带来的现代化，并以此作为建立于中国人不同的“台湾民族”之依据。至此，“日本情结”完成了“再发现”。

进入九十年代后，二月政争中李登辉的胜利以及野百合学运的开展使得“本土化”“现代化”成为官方、民间共同的“政治正确”，殖民地肯定论恰恰符合上述需求，于是在“日化世代”（李登辉）和“回归现实世代”（杜正胜）的共同推进下，“认识台湾”教科书推出，“日本情结”成为台当局“仇华”观念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