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提篮桥监狱蹲大牢期间遇到的大汉奸们

摘自:《文史苑第十四辑》   作者: 沈立行

沈立行，1922年生，江苏常州人。老报人。解放后经历坎坷，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平反、离休。后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关于沈立行能查到的资料寥寥无几，但他的著作颇丰，如《孤岛特工》、《上海滩绑票奇案》、《大上海1937—1949》、《上海特工战》、《我的铁窗生涯》等。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我受一件政治案件的株连，在提篮桥监狱内吃官司。蹲大牢虽然是件苦事，但苦中作乐，也有收获。例如，我无意中碰到了一批大汉奸，他们讲过一些日汪的政治内幕。现在回忆，写将出来，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就算是我苦难中的一个奇遇吧。

提篮桥监狱

我碰到的大汉奸有：罗君强（伪安徽省长、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陈春圃（陈璧君内侄，伪行政院秘书长）、陈璧君（汪精卫老婆）、顾葆衡（伪粮食部长）、郭秀峰（伪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汪曼云（伪清乡事务局长）等。

这些人大都已在监狱内泡了二十年，个个小心翼翼，闭口不谈往事。但后来我和他们接触多了。知道我不是专打小报告的告密者，慢慢就都开口谈了。只要一开口，就是一段日汪政治秘史，很有参考价值。

关于陈、罗等大汉奸的卖国史，读者大都耳熟能详，不必再费笔墨，现在就将顾、汪、郭三人所述的史料写出，以飨读者。

顾葆衡的“伪伪判”

有一个时期，我和大汉奸顾葆衡同住一间监房。他是汪伪粮食部长，专管沦陷区老百姓吃的，当年可谓显赫一时。我也知道，他因敌伪时粮食大贪污，1944年就被旧伪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胜利后国民党也判他无期，解放后，“部长大人”就闹了个“伪伪判”。有一天睡觉前我问他：“你为什么多吃一年官司呢？”不想他滔滔不绝地道出了一起政治大案内幕。

原来，1943年时日本大战犯东条英机首相为了强化汪伪政权，派心腹铁腕人物迁政信大佐常驻南京，查办大汉奸勾结日本人的私运粮食大案。当时，顾葆衡正和李士群一起，和国民党第三战区大做军粮生意，武装卡车队日夜不停地运输。迁政信查证确实后，对李士群暂不动手，而杀鸡儆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粮食部长顾葆衡、次长周乃文、江苏粮食局长后大椿、粮食部驻苏办事处主任胡政，交给汪伪政府，要求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汪精卫要求日本主子，网开一面，免除两位部长死刑。于是，两位“部长大人”改判无期徒刑；“局长”和“主任”则在南京枪毙。这就是顾葆衡多吃一年官司的由来。

顾还说了上海闻人耿嘉基为此案自杀的一段经过。耿嘉基战前是法租界的大亨，一直是国民党市政府的法文秘书，连黄金荣、杜月笙也要让他三分。此人挥金如土，声色犬马，上了年龄的人大概都知道的。不想，这个花花公子因承包松江、青浦一带的军米采购，竟和粮食大案沾了边。1944年春节刚过，苏州日本宪兵队就限令耿立即投案。耿感到此去凶多吉少，与其被人杀，不如自己死。于是，他在一天晚上大宴宾客后，彻夜写了三十多封遗书，有退还借条的，说“来生再还帐吧”；有附上支票，给交际花买早已答应的钻戒。写完，他点燃一支纸烟，从抽斗内拿出手枪，对准太阳穴乒乓一响，就此毙命，等家人闻声进来时，花花太岁早已上了西天，而那支“三五牌”香烟还在地上冒着青烟呢！这段故事，顾讲得头头是道，有声有色.

顾在监狱内争取得很好，终于熬到1976年被宽大释放了。他去了成都女儿处，安度晚年，直到80年代初才去世。在大汉奸中，顾是争取得最好的一个。

汪曼云滔滔不绝

在抗战前的上海，汪曼云是个红人，既是CC市党部的党棍，又是大亨杜月笙的红客。抗战后，李士群搞“76号”，汪第一个投敌。以后一直跟着李搞清乡，可算坏事做尽。同时，因为是CC，故他和周佛海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上海解放前夕，他早已被国民党在逃跑前释放了，在社会上鬼混。那时，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是共产党员，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周佛海老婆杨淑慧，曾介绍以前一些中上层汉奸，给公安局控制，让他们提供情报，立功赎罪，其中就有汪曼云。后来因罪行太大，当然被捕了，就关在提篮桥监狱内。

汪曼云

他说，杜月笙在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约半个月,就带着家眷和尚未正式成为小妾的孟小冬，乘法轮“阿拉密斯号”到香港去了，因杜如留在上海租界，日本人决不会放过他。但战争是长期的，最后胜利属谁，无人可知。所以，杜月笙决定到香港，和各派政治力量都接触，以观风向。杜此去是脚踏两头船，见风使舵，保护自己。

在香港，杜和重庆的戴笠，保持密切关系，大做黄金生意。但也和汪精卫卖国集团接触频繁。杜想得挺周到：如重庆胜，有蒋介石和戴笠为后盾；倘南京胜，就有汪精卫当靠山了。

1938年整整一年，汪精卫汉奸集团大部分人员，都在香港。当时，日本在经济上尚未接济汪，汪集团的日子很不好过。杜月笙明知汪是汉奸，但为了投机，杜就不惜向汪雪中送炭，由浙江财阀周作民，代杜向周佛海秘密赠送港币50万元。汪精卫集团就是靠这笔钱起家的。

“76号”成立之初，李士群派汪曼云带了厚礼，到香港拜谒杜月笙。杜回的礼物也非常珍贵。从此，杜和“76号”搭上关系，杜在上海的徒子徒孙，都得到“76号”的保护。1940年5月，为汪政权发行伪钞事，戴笠和李士群在上海进行了腥风血雨的金融大屠杀。结果，由杜月笙出面当“老娘舅”，劝导双方停战。做得八面玲珑，晶莹剔透。

杜月笙和戴笠

但汪曼云说，1941年初，汪的核心人物高宗武、陶希圣反正起义，带了汪亲笔签字的“日汪密约”，逃到香港，前前后后又全是杜月笙一手策划的。为了此事，杜还曾三次飞往重庆，面见蒋介石。上海方面，由杜的心腹徐采丞、万墨林全力安排，终使高、陶二人混过日汪特务的监视，安全到达香港。这在当时是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汪曼云说：“当汪精卫知道是杜月笙一手策划时，竟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只啜喘地反复讲：‘杜月笙怎么会如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呢！’”

从此以后，杜月笙实际上就一面倒，倒向重庆了，和汪精卫慢慢疏远起来。

汪曼云还讲了一段罗君强想做“清乡督办”的政治笑话。1941年7月，日汪以苏州为中心，开始清乡。汪精卫本来要起用周佛海的嫡裔罗君强，就将罗召到私邸，叫罗筹办“清乡督办公署”。罗君强听后，心花怒放，几乎要三呼万岁。当即在家大办宴席，邀集大小汉奸，搭凑班底。罗举着酒杯说：“我要当清乡督办了！这可是个实缺肥缺呀！各位老兄，都跟着发财吧！”酒席散后，罗说什么也睡不着，兴奋了一个通宵。他什么都想到了，就是忘了背后还有日本主子呢！

汪伪政权的最高顾问影佐祯昭少将，一心要李士群来办清乡，但碍于面子，又不能直接向汪精卫下命令。于是就叫陈春圃去找汪，说明日本军部的意见，要李士群上台。汪精卫自然照办，就立即通知罗君强，停止一切活动，清乡改由李士群担任。像浇了一盆凉水，罗君强从头顶冷到脚跟。想到自己的得意忘形，大出洋相，一股怨气全出到李士群头上去了。而且，日汪更是特别看重李，将机构改为“清乡委员会”，由汪精卫亲兼委员长，李任秘书长，一切实权，自然全操在“秘书长”手里。这样一来，这个“委员会”就和伪行政院平级了，成了个权势通天，包揽一切的特殊机构。罗君强和周佛海气得吐血，从此和李士群势不两立。

·汪曼云还谈了许多，限于篇幅，只得“割爱”了。

汪曼云后来也写了很长的回忆录《千里哀鸿说清乡》。由于他本是个小政客，文中水分就着实不少，看他这篇文章，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是件伤脑筋的事。

我以后再未见过汪曼云。听说，70年代初因心力衰竭在狱中去世了。

郭秀峰守口如瓶

郭秀峰本是伪宣传部一个次长，按理早该被国民党释放的。但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大张旗鼓，组织了“最高国防委员会”，把郭拉去当了几个月秘书长，这就成了个“部级汉奸”，判了无期徒刑。

郭秀峰一直在工厂技术科翻译日文资料，终日沉默，工作出色，政府对他印象很好。我每次试探，要他谈谈，但他不敢。他诚恳地说：“万一我们都能出去，就可长谈了。”果然,1976年春，他和顾葆衡一起被宽大释放。有一次，我在四川北路21路电车上碰到他，他告诉了我地址。我马上就去了，第一次就在他家吃饭。他妻子是日本人，叫田中敏，对人很热诚，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

这时候的郭秀峰，无话不谈了。我觉得他谈的陈公博的事，很有点秘史价值。

陈公博

汪精卫死后，陈公博接下伪政权这副烂摊子，想到自己的今后，忧心忡忡，坐卧不宁。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曾找陈公博，郑重谈话，说：“日本失败，已成定局，但日本在华三百万陆军，元气未伤。日本败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必有一场恶战。为了中国不落入共产党之手，我代表军部，向陈先生宣布：日本愿以一百万军队和武器弹药，交陈先生指挥。陈先生可和国共二党，逐鹿中原了。”陈公博听后，觉得此事太大，不敢贸然决定。但陈却因此得到启发，要将伪军组织起来，必要时接受日本的武器，就可以在中原立足。于是，陈公博成立了“最高国防会议”，将伪军任援道、叶篷、庞炳勋、孙殿英、张岚峰、吴化文、郝鹏举、孙良诚整编为八个方面军，均封为上将总司令。其中除任援道、叶篷外，都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旧部，盘踞在苏、鲁、豫、皖一带，倒也有三、五十万人之众，将来鼎足而立，陈公博不至于坐以待毙。但陈公博那里有这么多金条喂饱这批伪军呢？金条在周佛海手里呀：周将情况向蒋介石、戴笠一一汇报，蒋就密令周佛海，不惜重金，策反收罗。结果，陈公博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日本投降后，一兵一卒也调不动，一夜之间，陈公博的八个方面军都成了蒋介石的国军了。陈无路可走，只好逃到日本暂避，再被押回来，在1946年6月于苏州枪毙了。蒋介石既除了政敌，又杀了汉奸，面子夹里两面光。

郭秀峰说：“这段历史内幕，十分曲折，足可写成一本秘史。”我鼓励他写，但他胆小如鼠，终于不敢落笔。

以后，郭接受北京师大专门研究日汪史的蔡德金的委托，翻译了《影佐祯昭回忆录》、《今井武夫回忆录》等重要史料。1984年，郭的日本太太回国，郭不肯去，留在上海，抑郁寡欢，不久就病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