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少年的天津“生活记录”

一个日本少年的天津记忆，也是一个日侨家族的海外生活史，让我们得以回顾昔日历史！

《天津的日本少年》是作者八木哲郎对其家族在津生活的记录。时间为从1931年至1945年为止，但作者并未仅仅限于自己的经历，而是从他的父母甚至外祖父写起，因此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

作者八木哲郎，1931年生于天津，1946年战败回国，先后在天津日本小学校和天津日本中学校就读。回国后继续高中学习，后考入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学科，毕业后进入味之素公司工作，后因与公司领导不合辞职，并于1970年设立“知的生产技术”研究会，担任主笔兼主编，同时从事写作与研究。曾任“知的生产技术”研究会会长。出版有《大器的条件》、《我的知的生产技术》、《志愿者改变世界》、《19世纪的圣人：戴德生与他的时代》等书。现为自由撰稿人，作家。

《天津的日本少年》为草思社1997年版。除了战争末期，八木一家在北京居住过一段时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天津度过。其父亲是一名公司职员，并且有着较高的收入，在天津的日本侨民当中属于上层阶级，正如他自己在书中所说其父亲的“工资在天津可以说是一级的，确实是过着令人羡慕的幸福生活”。回忆录主要是对其家族在天津生活的回忆，同时从一个儿童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时期天津所发生的风云变幻。

法租界的繁华夜景法租界的繁华夜景

作者八木哲郎出生的1931年，在中日关系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的9月18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标志着中日十五年战争的开始。日租界须磨街为天津市和平区陕西路，目前该道路两旁的建筑保存比较完好，还可见昔日的风景。1935年，其外祖父母来津游玩，参观了曾经攻打过的天津城南门。八木一家居住在须磨街的时候，有一个李姓朝鲜人邻居，据说其父亲乃是因为参加朝鲜光复运动失败而逃难到天津的，后来因病而死，怀疑是日本医生做的手脚。尽管李女士一家生活完全日本化，说日语，与日本人交往，其孩子在日租界的日本人学校上学，但是后来仍旧遭到日本无赖的骚扰，甚至要求她们搬出住所。后来由于得到八木父母的帮助才得以脱险。可见，即便生活、地位如李女士者，也只能被日本人视为“二等公民”。这也充分反映出自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朝鲜人所面临的尴尬局面，以及日本所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只不过是一个口号而已。

在津生活期间，作者曾经几次随母亲回国，对于初次见到的日本内地情景，作者充满惊奇，而且印象深刻。因为他所看到的日本与他想象的不同而惊异。作者对于儿时在日本内地的生活体验，尽管总体感觉还行，但在内心深处还是更加喜欢天津，在日本国内待的时间一长，便总是怀念天津，希望能早日回去与自己的小伙伴游玩。这或许是一种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故乡情节。

作者关于父亲的记述，我觉得更有价值。其父亲八木省藏自小就聪明，成绩优异，只是因为家族生意失败，在小学毕业后由村里推荐进入了免交学费的熊本商业学校。本来毕业后想考长崎高等商业学校，但是因为家庭不允许，恰好三井物产在全国招募“支那研修生”，其条件是在中国当地好好学习汉语，然后在中国各地的支店工作，并一直到退休。于是，八木省藏只好当了“支那研修生”。他先在北京的三井书院研修三年，于1919年被分配到三井汉口支店工作。他在此工作了七年，其间学会了打棒球、网球、板球、台球和骑马，并开始对高尔夫球感兴趣。又于1926年回国与二子石家的二女儿千鹤子结婚。但是他们返回汉口不久，1927年4月发生了“汉口事件”，汉口支店关闭，八木夫妇返回日本国内。1929年，八木省藏前来天津赴任，开始了其一家在天津的生活。最初他们居住在浪速街（今四平道）。其长子敏行也在日本第一小学上学。八木省藏夫妇在天津过着快乐的生活，周末一家去英租界游玩，到商店购物，去书店购买高尔夫和时髦的英语杂志，在咖啡馆喝咖啡，在西餐馆吃西餐。省藏还经常与英美公司的职员、银行家一起打高尔夫球，千鹤子也开始打网球。他们还在英租界的网球俱乐部看到过溥仪与婉容两人在打球。1940年租界封锁后，八木省藏只好去郊外的高尔夫球场打球。

八木哲郎一家在须磨街（今陕西路）家门前与外祖父母的合影八木哲郎一家在须磨街（今陕西路）家门前与外祖父母的合影

此后，该书的叙述回到了以作者为主的视角，但是他对天津事变的印象则是来源于父亲的相册，既有日本人避难的情景，也有中国士兵被杀的惨状。而“天津事变”之中，土肥原贤二趁乱将寓居在日租界的溥仪带走，也成为当时的一件大事，才有了后来的伪满洲国。这些都是作者根据中日两国的历史记载呈现给我们，具有历史的真实。

关于佣人的情况，也具有典型性。佣人一家都住在八木家，但是是住在地下室。佣人一家有四个孩子，虽然孩子们也在一起玩，但是仍旧具有鲜明的阶层之分。特别是当佣人的大女儿罹患盲肠炎，请求八木省藏预支工资去日本医院治疗师，八木省藏拒绝了，结果其大女儿病死。尽管后来其父亲让佣人的大儿子学开车并雇佣他为司机，但是这一血的事实，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当时中国贫穷阶层的悲惨生活与命运无常。也让我们明白尽管日本人与佣人之间交流无碍，但是关涉到重要问题，还是具有明显的阶层之别。

关于天津的“特殊贸易”，作者也有详细记载。他记载了一个名为今村的人经常出入其家，甚至还带他到大和公园游玩，并在日光堂书店买了很多讲谈社的连环画。据作者说，今村从事的“特殊贸易”实际上就是走私。一个是砂糖，一个是银元，成为当年走私的重要商品。据他说，做一桩走私买卖，就能轻松赚到5000日元。而据史书记载，1936年天津“走私情形，猖獗异常，为害之烈，空前罕覯。所有糖品、人造丝、头、煤油以及其他高税物品，私运进口者，源源而来，充斥市阃，正当贸易，备受摧残。”“当时的大连是日本走私的重要根据地，天津则成为销售私货最大的中心市场，”专营货兼营走私的所谓“贸易公司”、“洋行”亦有200~300家。由此可见当时在天津，走私之风非常盛行。

日租界处处可见的贩毒走私日租界处处可见的贩毒走私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天津只在日军攻占天津时发生过短暂的战斗，即便此时，很多日本人还凭窗观看。很快日租界内就恢复了往昔的悠闲生活。你可以在英租界体验英伦风情；在法租界享受购物和欢乐；在旧德租界你可以坐在典雅的西餐馆和面包房享受西餐；要赌博你可以去意租界的回力球场或英租界的赛马场。当然，还有鸦片馆和妓院，也是大人们寻欢作乐的好去处。而八木认为最便利的路线是：“在日租界的电影院看爱情片和武打片，当然也不会放过松旭斋天胜等地方的表演。其后去中原公司商店购物，然后在常去的中华料理店吃我们喜欢的料理，顺便到三好樫或藏红花店品尝水果蜜豆，再后来到卖水果和点心的祥顺和商店买礼物，最后乘坐人力车回家。”外国租界的异国情调就是如此迷人。而夫人们的社交活动，则主要是举行各种同好会。这些记载充满真实和细节，对于我们了解日侨的社会生活具有直观印象。

对于其家族的回忆，尤其是下关的姨夫家，除了难忘的记忆外，还充满着悲伤，那就是其姨夫在诺门坎战役中被炸掉一条腿，更为不幸的是后来在医院内又被一个精神病者砍死了。这是一位普通军人家庭所经历的悲惨故事。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不知道有多少人家破人亡，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关于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尽管天津有不少小学和中学，但是比较来说日本内地的教育水平更高。因此，八木夫妇将大儿子八木敏行送回国内上中学。1939年8月，天津遭遇大水灾，母亲又带着八木等人回国。八木哲郎也被转移到东京的下高井户小学上学，并在东京迎来了1940年的新年。自此以后，天津也开始逐渐染上军事色彩，结束了悠闲的生活。天津的日本人学校出现了很多华北交通会社的子弟。小学生们也开始制作飞机模型，并进行冒险游戏，成了所谓的“小国民”。这也标志着天津也进入了统制时期。在日本的学校内，高年级学生欺负低年级学生乃是“惯例”，在战争年代更是如此，而且低年级学生见到高年级要敬礼，否则就会挨打。作者八木就曾因为在路上遇到高年级学生没有行礼而挨打。直到现在，日本学校还存在这样的现象，并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孩子们的世界也全是战时色彩，修学旅行也是去满洲，参观日俄战争遗址，接受所谓的“爱国”教育。

天津日本淡路小学校天津日本淡路小学校

1941年以后，八木省藏担任粮食统制机构即财团法人华北粮食平衡仓库的天津支部长，担负着天津180万市民的粮食供给。但是1940年租界封锁事件之后，外国小麦难以进来，而中国南方的小麦也因战线的扩大而难以运过来，致使天津处于一种危机状态。贫民只好吃高粱、小米和玉米等杂粮。天津市民也只能以粗糙的五级面粉充饥，这也表示天津也陷入了统制时期。

天津神社的庙会，在每年的春秋两季举行，。此时，天津神社参道两侧有很多商店，和现在日本各寺庙节日时的情景相似。大和公园内还会举行相扑比赛、剑道大会等，是全体日侨狂欢的日子。作者喜欢天津的大自然，幻想着将来成为一名生物学家，因此经常去六里台和八里台等地游玩。

当时，在日侨上流阶层人士当中，每到夏天都会去北戴河度假。1942年夏天，八木一家又去了北戴河度假，并在那里与认识的野村洋行的社长一家游玩。大家在一起喝茶聊天，漫步海滩，洗海水浴，并组织大家跳舞，还与附近的俄国人举行联谊会。有时候还一起骑毛驴远游。总之，是一种充满欢乐的休假，完全没有日本国内的忧愁之感。

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

1942年11月，八木一家搬入英租界的大兴新邨，虽然房间大了，但是由于周围很少有人居住，反而让人感到寂寞。1943年八木进入天津日本中学校，由于距离家远，最开始骑车去，不过后来因为自行车两次被人偷走，只好走着去了。而这个日本中学校就位于八里台的南开大学校内，就是现在的思源堂。由于日本在战场上不断遭到打击，没有了胜利的消息，全都是“继续前进”、“战斗到最后”的口号。学生们也都穿上了国防色的小仓布。在开设专业课的同时，也增加了军事训练、体操、武道和农业课。整个学校充满着粗粗暴的军国主义教育。学校教育已经沦落，成为投入战争的训练场。受此影响，作者甚至准备报考预科练习生，尽管最终放弃了，但也说明了战争给予孩子们的影响。再到后来，学校已经不再上课，而是经常参加勤劳动员，到各工厂、货栈等地挖防空洞和搬运物资，整个日侨社会都充满着浓厚的战时色彩。不久，父亲因为与军队的管理者发生矛盾而被解职，此后八木一家前往北京，结束了在津的生活。直到日本战败投降，才从天津被遣返回国。

他的回忆录，虽然我只是翻译了在津生活的部分，但是由于作者的文笔优美，充满历史感和细节而吸引人。通过他的记述和他们一家的生活经历，让我们对天津日侨社会等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