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政事：战后“大清算”

来源: 海峡问史

战后“大清算”之“肃奸”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至厦市，有人欢喜亦有人愁：

8月18日，厦门市民“庆祝胜利”大游行，伪组织便全部瓦解，汉奸份子及平时无恶不作的奸徒，皆纷纷落海逃走。伪警察也脱下了老虎皮各自亡命。台湾浪人领袖林木土、李进登，及日人福本、长用等二十几个人，在厦门港偷放敌陆军小汽艇落海逃亡。8月31日，一日间敌陆军机关和领事馆重要人员90余人，乘汽艇由厦门港逃走。闻有鼓浪屿保卫团长蒋某（台人）携款200多万元潜入漳州活动，企图和我方某机关接洽赎罪。这一幅群魔乱舞图画，正显示着厦门黎明前夜的动荡和混乱。自从伪市政府瓦解，伪警察星散之后，厦门社会秩序极形混乱。市民虽然获得解放的自由，但马路要冲，徒手日兵仍三五成群，态度依然狰狞凶恶。市民一不小心碰着他，就饱你老拳。自投降消息宣布后，我方特工人员进入厦门鼓浪屿的，据估计有200多人，对于缉奸的工作，已开始作迅速的展开。现在厦门的大小汉奸，都拼命在寻线索，企图爬上岸来。[1]

10月4日，金厦正式接收完竣。5日，厦门市府“下令看管伪市长李逆思贤以次诸主要汉奸”。10月17日中央通讯社发布消息，金厦拘获巨奸19人，秋后算账正式开始：

据悉金门、厦门奸逆，经严泽元司令奉命拘获者，已有伪厦门市长李思贤、伪经济局长卢用川、伪财政局长金馥生、伪禁烟局长林济川、伪教育局长叶则庵、伪市府秘书长陈见园、伪秘书张修荣、伪金门特别区署长王廷植、伪金门特区署科长王天和、伪开发公司董事蔡文篇、伪稽征所主任陈刚池、伪法院书记长郭光斗、伪警长傅炳览等19名，将移交法院审讯。奸逆财产亦经刘副长官下令即日标封。[2]

大快人心的消息陆续传来。作恶多端的“十八大哥”、台湾莠民林滚、李龙溪等相继落网，江湖诨号“鼓浪屿皇帝”、“兆和血案”始作俑者洪文忠也锒铛入狱……

福建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检察处（简称“高检处”），“以本市汉奸尚多逍遥法外，特于昨布告劝谕市民尽情检举”。其文云：

案查《处理汉奸案件条例》与《重行制定惩治汉奸条例》，业经国民政府先后公布施行，本处代表国家对侦查汉奸案件积极进行，除已获案汉奸自应依法惩办外，诚恐尚有未经人民告诉或告发，因而逍遥法外者，合亟布告，仰各被害人及各界人士，如知汉奸姓名、罪行及其隐匿之物资财产，均得秘密径向本处举发，但须列举事实，不得挟嫌诬告，致受反坐。[3]

厦门市临时参议会（简称“临参会”）委员丘廑兢、杨绪宝，在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上，提交《调查奸伪罪迹，以便向肃奸机关告发法办，俾伸国法案》，获大会通过。其文曰：

金厦鼓沦陷期间，敌人作恶，固属可恨，而一班无耻汉奸及附逆败类，摧残祖国，欺侮良善，尤为可痛。现虽有一部分就捕，但逍遥法外者，亦不乏人。市民慑于淫威积习，亦多不敢告发。本会为代表民意机关，告发奸伪，责无旁贷，自应积极进行，而伸法纪。办法：一、本会各参议员应负访查告发奸伪之责．如访得实情，当密报驻会委员会报请肃奸机关办理，惟驻会委员会须为保守秘密。二、本会应置意见箱，接受民众意见。其办法另订之。[4]

金厦地区的“肃奸”工作，由“肃奸会”担纲。肃奸会，归属“军统”系列，全称 “第三战区金厦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又有称“第三战区金厦肃清汉奸委员会”），成立于1945年10月22日，警察局长沈觐康兼任主官。肃奸会设址于公园西路“钟楼脚”的全民小学（今园南小学）内。

肃奸会的首要任务，是“接收各军政机关移解汉奸案件，及本会自行逮捕之人犯”[5]，并设有“行动队”，专门逮捕嫌犯。这批人员歪戴呢帽、批开双襟、腰插手枪，三五成群，“挺胸阔步地像猎队一样到处穿门串户，明敲暗诈，甚至掳人勒赎”[6]。捉来的人犯，就关押在全民小学附近楼房地下室临时设置的看守所内。经侦讯确认后，肃奸会再将这些嫌犯移交给高等法院第一分院，关押进厦港看守所内。很快地，看守所因之人满为患。1946年4月消息：

厦门地方法院看守所兼监狱所，前分设于思明县府右左边，看守所于厦岛沦陷时已倒塌，仅存旧监狱，故轻重囚犯均拘押在一所。截至昨日止，计押囚犯283名，内司法犯100名，余183名系汉奸犯。[7]

肃奸会的第二项主业，就是查封汉奸嫌犯的家产（特称“逆产”）。这是比捕人更让人亢奋的业务。肃奸会为此专设机构“第三战区金厦汉奸逆产清理保管委员会”。

从8月15日的日本宣布投降，到10月4日的正式接收金厦，有一段的政权“空窗期”。大部的奸伪人员，利用此间将搜刮来的资产逃匿于台湾、日本等地。尽管如此，奸逆们在厦的资产依然数额巨大，一块块“肥肉”依然流油。激发各界人士不断迸发各样的“创新力”。如，“借机关公务员地位，驱逐日侨离开住宅，将其家具物资占为己有；或汉奸财可通神，逍遥法外，其逆产未予标封；或汉奸事先知其必败，强买民众产业，所立契据均用亲戚名义；或为汉奸被押，恐逆产受标封，即用金蝉脱壳，将契改书他人名义；或汉奸被押，其家由政府派员看管，所有家具均被看管人员搬去；或敌伪占夺华侨产业为机关团体，接收机关佯为不知，视同敌伪产业，而不发还；或接收机关将华侨产业及家具，拨为另一机关办公，而华侨归来要求收回，另一机关故将家具搬走，藉词失落”……[8]

1946年1月26日，“逆产清理保管委”发布通告。宣布对汉奸逆产“禁止民众私相授受，或对封移奸逆财产，并奖励人民检举散藏匿报物资”。并规定“检举人于发现汉奸逆产有逃避藏匿情事，应即确查其地点、时间、数量，据实密报，来件径投厦门邮局信箱13号”；“凡告密查封之逆产，经依法没收后，即报请处分”；“凡收藏汉奸逆产，如能到会自首者，概予免究”等等。[9]

2月15日，汉奸逆产清理保管委员会分10小组，正式对逆产逐家逐户进行清查标封。为显示清查的“公正清廉”，清查行动邀请党政军团各机关代表和新闻界人士参加。清查至3月2日，统共“标封逆产共122家。查获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数十件，均送交中央银行收库保管。尚余逆产约六七十家，拟于半个月内标封完竣”。[10]禾山地区的清查标封也在行动中。

但至6月，此项工作还未了结：

金厦汉奸逆产清理保管委员会，自开始查封工作以还，至今已有数月……总计实封数为132家。上述查封财产，经自4月24日起，陆续交粤桂闽区敌伪产业处理局驻闽办公处接管。闻目下经该处理局点收完毕者，计有李仕平等95家，其余37家预定一周内亦可点收完竣。[11]

肃奸会自成立伊始，即备受社会关注，也备受社会诟病。民意机关市临时参议会，对肃奸会的工作情况就很不满意，其致函肃奸会：

市参议会以本市逮捕奸逆到底为数若干、罪状如何，均未见承办当局公布。且有一部奸嫌羁押数月，迄今未审，而又有一部则捕局再释。未审原因如何，不免令人难以揣测。且逮捕奸逆，各地均有公布，甚至公开审问，以快人心，并且可为效尤者戒。予以公布，而释群疑。故于日昨函肃奸会将所逮捕奸逆及其罪状以及未审暨释放原因函复该会。[12]

“台湾同乡会”也很不满意，致函当局为台湾乡亲陈情：

（1）滞厦同乡被肃奸会拘押，确因与当地人挟怨被人诬告者，乞请咨文到厦释放，追究反坐之罪，尤其敲诈不遂而为诬告，或为滥藉职权拘捕羁押者，更须严为惩处。
（2）缘因调查失实无辜被押者，速为释放。
（3）证据不确并无重大嫌疑者，速为交本会保释。
（4）证据不确但有重大嫌疑者，速为侦查审理。
（5）证据确实者，速为判决。[13]

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检察处（高检处），则将肃奸会“秘事”向社会透露：

高分院称肃奸会于侦办汉奸期内，曾释放24奸犯，而单将案卷送交高检处。近该处票传数奸，均已住址不明，无从传审。[14]

肃奸会“释奸”之举，着实让全厦愤慨。肃奸会自我洗白道：这24名保外释放人员，是经过长期侦讯，而认定要么“罪嫌不足”，要么“虽有担任敌伪职务，而无其他罪行”。而且又“因其为台湾人”，依据上级规定，因台湾人“在光复前已取得日本国籍”，故处于“敌国人民之地位”，如系“被迫应征，随敌作战，或供职敌伪机关而无其他罪行者，不能以汉奸论处”。因此就将“此等台湾人送往市警察局责付保释”。但为避免侦查或有未周，自己还留有一手，即将这批嫌犯人头交警局发落，案卷交高检处查核。高检处如果发现这些人“尚有不法行为，或可依法究办”，否则就不予起诉。另外，自己又加一重保险，即这些保外人员的住址，“均有明白记载，且有殷实铺保，或合法团体（如台湾同乡会）为之保证，自可跟保查传”。[15]

最让人感觉猫腻重重的，还是肃奸会的“逆产查封”。猫腻之一，是直接吞没：

标封逆产组长刘鸿泰，被控告于查封电灯公司伪董事长陈耀焜财产时，隐没该奸玉手指一只、国币7千元、珠花一朵、真珠一粒、碎玉7块。[16]

财产移交中，实物与账册不符，又是猫腻的一种：

当厦市光复，大小汉奸入狱，而汉奸逆产则尚多隐匿，或被吞占。据该汉奸等称，肃奸会所有财产移交清册，多与原册不符。如李逆思贤于公判庭称，其财产清册已少了很多。[17]
诸如此类。“钱能通神”，又一次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当时在厦鼓不少腰缠万贯人物，尽管在敌伪时代曾经为虎作伥毒害过人民，只要与肃奸委员们扳得上一点关系，谈好条件，也可能在林顶立一纸证明之下，马上可以变成“地下有功人员”。像汉奸莫清华，居然变成“地下有功人员”而逍遥自在。日籍浪人十八“大哥”之一的林滚，在厦门的罪恶可谓“罄南山之竹不足以书”的了，可是他就并没有被“肃”。惨胜之后他还是呼朋引友悠游于紫云岩别墅之上，吃喝玩乐泰然自若。也有些人“财多命弱”，他虽然并不真是什么汉奸，只因为钱多些惹人注目，“肃奸会”的拘票（即逮捕证）便会光临身上。好在有的是钱，钱就可替他辩白清楚，不出几天便可“保外”候查了。所以当时的厦门人真是眼花缭乱，简直看不清谁是汉奸，谁是“地下工作者”；谁是有功，谁是有罪。[18]

接收成了“劫收”，“发国难财”成了时尚：

肃奸委员会的官员，利用各自手中掌握的权利，一边纵奸，一边侵吞汉奸的房屋和财物，从中大发横财，甚至霸占汉奸的妻妾。如日伪禾山联保主任、警防团分团长，被称为“禾山皇帝”的台籍汉奸林身，在虎园路有一幢洋房，肃奸会主任沈觐康将林身的小老婆、洋房和金银财宝都占为己有，林身则逍遥自在逃回台湾。胡子萍（肃奸会督察）则占有台藉汉奸梁廷清之妾，梁留下的贵重财物如金刚钻链等也归胡所有。沈觐康和胡子萍为了掠夺财物还争吵过。胡子萍刚来厦门时两手空空，几个月后离厦时已腰缠万贯，行李达20余大件，飞机几乎装不卜去。王兆畿（肃奸会委员）侵占虎园路5号之二的房屋及开元路万镒当店，还让台藉汉奸匿居其家，致和沈觐康数次吵闹。王又与另一台籍汉奸之妾姘居。肃奸会其他大小官员不少人都有相类似的“劫收”丑闻，不胜枚举。清查汉奸工怍敷衍了事，引起厦门人民的强烈不满。[19]

战后“大清算”之“控奸”与“纵奸”

廖冰兄：大猫跳、小猫跳，哪管大小鼠儿飞走了

1945年10月，金厦地区肃奸开始。

1946年4月1日，第一批有汉奸嫌疑的44名人员，由肃奸会（“第三战区金厦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移送“高检处”（“福建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检察处”），等候提起公诉。

是日，闻讯而来的嫌犯家属，“多购食物，伫候于法院门前，图趁机授予”。奸属们“以为诸奸在押，当必形容枯瘦”，不料“睹面时，躯体皆极肥胖，行路蹒跚，始各安心，争颂当局饲养有方”。[1]
至4月底，厦港看守所已关押进奸嫌183名，占全所283名囚犯的大部。就在羁押候审之际，厦市街头竟陆续出现牢中奸嫌，满面红光，优哉游哉。民人见之，“莫不愕然而骇”，大呼“汉奸果能逍遥法外，何以伸张国家民众正义，何以对千万成仁将士民众”。[2]

于是，主办奸案的二大机关：肃奸会与高检处，陷入民众唾沫之中：

厦市奸逆，包庇有人、掩护有人、为之奔走运动有人。而先后主办处理奸逆之机关，或纵而未捕，或捕而释放，或久押而迟迟不予侦查，或一经侦查而轻易准予保外。其间侦查起诉者，则大奸小罪、小奸大罪，扑朔迷离，遂令市民疑团莫释，舆论沸腾。[3]

最遭质疑的是高检处，尤其是其“保外释放”的神操作。高检处对此说道，嫌犯保外，全因本地羁押场疑犯场所仅厦港看守所一处。此处地方狭隘，“人犯拥挤，无地插足”。当下正“天气炎热，疾病日多”，是以戒护与卫生皆有危险。故而将“情节轻微、罪嫌薄弱”的“年老或患病”人犯，保外候讯。“保外”者，皆“具三家或三家之妥实铺保”，并“缴纳相当保证金”。保证金只用于担保被告不逃亡，”将来无论有罪无罪，都照数发还”，与高检处绝无利益关系，市民无须猜疑，云云。[4]

群奸见此好处，无论有病无病、年老年不老，“莫不异想天开，多方活动，委托律师缮状请保”。律所生意瞬时火爆，“日来律师之顾客，殆以奸逆委托之案为最多，而奸逆之朋，呈请保释在押奸逆者，更络绎不绝”。[5]

厦民情绪，因之而沸腾。街市上“打汉奸”之事，屡屡发生：

汉奸李旭辉，前充伪政府司法科第三室刑事主任。厦岛光复后，就逮入狱。经解高分院，旋保释。昨（27）日夜九时许，李奸行经赖厝埕，仇人路狭，突遇前受虐害者大汉数人，将李扭殴，并宣布其罪状。路人闻之，皆挥拳相助，高喊“打汉奸”不已。一时秩序紊乱。附近岗警见状，乃上前劝解，群怒稍息。李逆乘隙抱头而逃。[6]

有署名“中国除奸肃贪党直属厦门行动总队”者，于市面散发传单，略谓：

回忆八年间，日寇在厦的屠杀，革命志士死于铁蹄之下者，何止千万。汉奸为虎作伥，助敌为虐，其罪之大，实有甚于日寇。汉奸不杀，实无以对已死爱国志士及蒙难同胞。乃××处自受理汉奸案件以来，竟藉口疏通××，运用职权，将有钱奸逆一一贿通，放其逍遥法外，破全国未有之先例。其袒庇汉奸昭然若揭。我党自成立以来，向以除奸肃贪为己任，对此藉办案以敛财之民族败类，誓以铁血主义，铲除尽净，兹特以超级手榴弹10枚，作一严重警告。如果不痛改前非，我党决命全厦党员一致行动，先杀×××，而后及于其他贪赃枉法的××官。兹特提出几个要求，限令×××于三日内办理完竣：（1）限三日内将藉口因病放纵各奸逆，一律还押；（2）所有受贿款项，应立刻捐献国家，归入国库；（3）立刻向全厦民众道歉，向过去为国牺牲志士默念三分钟，以示谢罪。[7]
传单隐其名者，系高检处首席检察官张慎微。1946年5月26日夜，张氏鼓屿宅前有枪击案发生。“除奸肃贪党”又有传单，声明对此负责：

×××身为×××××××××，不知报效国家，尽忠职守，反敢唯利是图，贿放大批汉奸。社会指责，俨若未闻。政府亦始终若无其事。本党为维护天地正气，保障社会公德，不得不以炸弹略施警告。望其痛改前非，并非以此向其恭贺发财。若该小子仍执迷不悟，则不久将来，必再以炸弹送其归西天也。[8]

《江声报》1946年5月27日

张首席坦然应对，对报界也作声明：

本处此次保释汉奸，不但有法令之依据，且中央对处理此类案件已有新措施。因事关密令，未便为君告。总之，余身为公务人员，食国家饭，当履行国家法律，岂三两炸弹所能吓唬乎。至于此事发生原因，自然有其作用与居心，在余不言，君当知之。当余获悉纸上炸弹时，始知前晚余鼓浪屿福建路卅二号私寓门口，曾开枪声三发，此或即先行示威之表示。余服务司法界十余年，素欢迎有实据之检举，至于鼠窃行为，当置之一笑云。[9]

“除奸党”的“超级手溜弹”，到底还是比不上“临参会”（临时参议会）的“公文炸弹”。临参会积极致函司法行政部，控告张慎微所为：

查本市陷敌期内，民众遭受奸逆蹂躏惨杀不知几计，尤以地下工作人员牺牲最巨。自敌投降，咸盼政府对于惩奸工作，必能依照《惩治汉奸条例》严厉惩处，以伸国法。乃本市高一分院检察处，受理第三战区金厦肃奸委员会移送汉奸案件，数达200余起，提起公诉仅50起。其间陆续准保27人，多属罪行重大者，民众啧啧烦言，群情激愤。而该处置若罔闻，继续释外汉奸，有增无减。负责审判机关，竟如此宽纵，因而激动舆论不平呼吁与热烈之批击，并指责该处情弊种种。[10]

临参会要求司法部“即电饬将本市被保汉奸尅速还押，并彻查承办人员，有无贪污舞弊情事，以释群疑，而维司法尊严”。

然而，此时张慎微的胆气甚粗，不但“保外”汉奸，更欲纵放台奸。张氏声称：上峰有令战时台人不属于中国国籍，“不能适用《惩罚汉奸条例》规定办理”。对有汉奸之嫌的台人，均不起诉。其中“有普通刑事罪行者，另予发交厦门地检处侦办”。已被羁押的被告，“所犯普通刑事罪行又属轻微，准予暂行保外”。[11]

此言一出，高检处业务量暴增。“自高检处连日大举开释台奸以来，星期休假及办公时间外，工作不停，大有应接不暇之慨。故高分院及厦港看守所门前，虽至黄昏，人车仍络绎不绝”[12]。在狱台奸，“闻可免以惩治汉奸条例处罚，莫不心情怡畅，颂赞法官善于用‘法’”。[13]

于是乎，民怨愈甚：

此间高一分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张慎微，曲解法令，谓在厦供职敌伪组织之台人，无一适合战犯条件，致激动厦市人民公愤，分向上级机关检举。张乃赴京活动。案经闽台监察使派员调查属实。现被纵台奸，多已逃逸。金厦肃奸会，曾以台人有罪行者，应否依照惩奸治罪之疑义，电请司法行政部解释，旋接复电称：台人如在抗战期内列于敌国人民地位，应征随敌作战，或供职敌伪组织而有罪行者，虽不适用惩奸条例规定，亦应依战犯处理之。如有与战犯无关之罪行，自应依其性质，按照通常特别刑事诉讼程序办理。肃奸会今已函复高检处查照办理。该处以案系张首席承办，无法结束。故厦市民众及法院当局均盼中枢对张案迅予处理，以免被释奸逆全部逃逸，以重法纪，而肃官箴。[14]

有了新解释，台人战时恶行，“汉奸罪”治不得，“战犯罪”却治得了，报应总要来得，只是途径不同罢了。1946年10月24日，国府出台《战犯条例》。条例规定，“台籍汉奸案件，将全由审判战争罪犯之军事法庭处理”。条例一出，不但台奸愁，为台奸作经济担保的商家们更愁。就因为，“台籍汉奸，闻悉将依战犯审判，其已保释者，莫不一走为先。将来上峰追犯，则保家或将被累。因之贪财具结保释台奸者，莫不坐立不安”。[15]

以主控奸逆为职责的高检处，百般宽纵奸逆。对汉奸，“以疏散监狱为辞，滥于释放”；对台奸，“诿称不能援用《惩治汉奸条例》，陆续开释”。在市参议会和肃奸会的一再控告下，中枢终于“对厦门惩奸工作之舞弊，甚为震怒”，电令“经办机关主管赴京，以备查询”。[16]

就在高检处主管张慎微离厦之际，鼓屿家宅却后院起了火：

高检处首席检察官张慎微，寓鼓浪屿福建路卅一号。因承办汉奸案件，奸属出入，门户为穿，颇有馈赠。仆役目濡耳染，亦不知有法矣，乘张赴京未返，于前（9）日将其服装一箱、现款五十万、黄金十一两、左轮枪两支、子弹一百发，及公文箱一只盗去，并遗信一封，大意“你发汉奸财，应分我一杯羹，代为施舍，否将有不利……”等语。[17]

案子很快就破了，劫犯为张氏勤务兵和张家女佣，主犯因此获刑一年。但案发，人们兴趣却是张家资财，或问：“高检处首席张慎微一失窃，则数百万金。试问巨富何来？其未为人所发现者奚知多少？”[18]

巨富何来？厦市人人尽知。“所有汉奸经肃奸会移送高检处张慎微处办，计226起。张大发慈悲，在此226起中，有148名被处不起诉。故荣获‘汉奸救主’绰号”。[19]

1946年8月，“闽台区接收处理工作清查团”莅厦，检查战后接收事务。张慎微的纵奸劣行终于能达于上听。

闽高一分院首席检察官张慎微玩法失职，行为不检。前经闽台监察使杨亮功依法提出弹劾。顷悉监院已审查成立，并予惩戒。[20]

“汉奸救主”张慎微，惩罚终于来临：

闽高等法院厦门第一分院前首席检察官张慎微，因贿放汉奸、违法失职行为不检，经闽台监察使杨亮功提案弹劾，监院当移付公务员惩戒委会惩戒。顷经惩戒委会议决，予以降一级改叙。据论究张之违法失职部分约如下列：（一）各案经厦门处理汉奸委会送院转交或径送该处后，该处多须经过一个月之久，方分案提讯，开始侦查，经过二三十日始处分起诉，犯人起诉核与刑事诉讼审限规定有违。（二）汉奸案件受保者，或无医师证明，或虽经医师证明亦均作重病，且均非不在所内不能疗治者。（三）擅将台籍犯人陈裕乞一名，准予保外。侦查王仔海等17案，亦均与法令相违。该首席检察官，综理检察职务，任意藐玩，且陈裕乞、沈水洪、王汉章、施添寿诸案，均为其所自办，更难辞责。至张之行为不检部分，据述张之第三妾洪琴仔，先住模范村，继迁志扬楼，台奸陈裕乞请张迁入陈家，张身为高级司法人员，经舆论指责，仍悍然不顾。其行为不检，已属无可掩饰。据论结，张犯有公务员惩戒第二条各款情事，依同法第三条第一项第二条及第五项，处降一级改叙。[21]

这种“降一级改叙”的轻微处罚，实在起不了警戒的作用，厦门司法界的贪腐行为依然不断。媒体盘点“张慎微之后贪污的法官”，有文道：

闽台监察使署荐任调查员许世璋，顷在此间调查本市法官违法案。计：

（一）张慎微纵奸案中之伪保卫团副团长吴某，被贿纵案。
（二）高一分院检察处检察官卓思贤及高一分院书记官长谢兆明，被诉受贿400万元纵放烟犯案。
（三）地院检察处检察官郑善祥，被诉受贿美金3000元，纵放贪污犯阮秋、童家骅两名，并违法签发押票寄押人犯于警局超过法定时间案。[22]

战后“大清算”之“审奸”与“判奸”

远东国际法庭

有“三鱼一潭”之称的四大巨奸落入法网，是战后厦民的头等欢喜事。何励生先生诗咏道：

“三鱼”落网一潭枯，奸伪穷途尽被俘。

卖国求荣败类者，严刑置死有余辜。

[原注]据10月13日报载：厦门汉奸李思贤、金馥生、卢用川、谭培棨诸逆均已拘捕。四逆万恶盈贯，怨声载道，号称“三鱼一潭”：鲤鱼指李逆，金鱼指金逆，鲈鱼指卢逆，潭指谭逆。[1]
所谓“四逆”，即日伪“厦门特别市”的伪市长李思贤、伪财政局长金馥生、伪经济局长卢用川、伪侨务局长谭培棨。

审判汉奸（网络借图）

1946年4月15日，李思贤等首批汉奸嫌犯押入厦港看守所，全厦轰动：

巨奸厦门市长李思贤，及伪市府重要职员22人，15日晨由肃奸会解送高一分院审理，数千市民麕聚街头，围观此辈无耻奸逆面目。李逆等状极狼狈，惟彼等妻女间多艳装媚态，尾随而行。[2]
5月18日，法庭开审李思贤案。5月27日，李案辩论终结。6月1日，法庭公判：

昨日为李逆定谳宣判日期。下午3时许，旁听的民众，即已拥挤在法院门外，大家都急欲一聆这一个罪大恶极的奸逆究竟会如何下场。李逆仍旧衣着天蓝色长衫，架了眼镜，足履皮鞋，态度自若。由奸女李国华陪送到院。3时一到，高一分院审判长官推事李襄宇（林超代），推事赖德三、薛骧，检察官郑善祥，书记官吴景椿等，按序入席。李逆也由两法警解押到庭，而旁听席上也挤满了人。刑庭开始，由吴书记官站起来说：“今天是宣判汉奸李思贤一案”，接着是林代审判官宣读判词。判词主文：“李思贤通谋敌国，反抗本国，处死刑，禠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林代审判官把判决词主文读完了，放下来，又对李逆思贤说：“你如果不服判决，可以上诉。”但李逆却答道：“这是国家法律的制裁，没有什么话说的。”旋即还押退庭。[3]

虽口称“无话可说”，但李氏仍“声请不服，上诉于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回复，声请人在原审中一向述称“始终未办过爱国分子”，然法庭“原判未加提及”，因此“不能率行定谳”。遂将原判发回重审，要求查明声请人“究竟有无协助抗战，而为有利人民之行为”。[4]

10月5日，厦门法庭复审，“庭讯45分钟，全为李逆自辩，承审推事及旁听人员均入睡眠状态，李则从容自若，毫无顾忌”。[5]

12月30日，“李思贤案”宣布重审判决。

昨下午3时，该奸经法院传召定谳，由王推事容、赖推事德三、陈推事肇宇、黄书记官若琦坐庭。首由书记官宣布李奸奉最高法院发回更审一案，本日宣判。王推事继问明李奸姓名、年龄、籍贯后，即起立宣读判词：“李思贤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15年，褫夺公权10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费外没收。”宣判后退庭。李奸似尚不惬意者，惟该奸子女在旁听座后聆及奸父悻免一死，面皆有喜色云。[6]

厦门高院审奸，对汉奸罪犯判以极刑的仅只二例，一为军事犯林光明，一为伪市长李思贤。如今再审，李氏逃得一死，就剩林光明独赴黄泉了。

林光明，原军统情报员，变节降敌，出卖同事，鼓屿兆和公司地下情报机关因此惨遭敌伪破坏，60余人被害，中20余人被难。1947年5月15日，林光明在凤屿监狱内被枪决。

林氏自知罪孽深重，就刑时却也洒脱，“对囚伴言别，为20年后仍是一个好汉。继与妻妾一笑而就刑” [7]。林之妻妾，却赍恨不已，“开口大骂洪逆文忠利用孽财，致夫于死地，而自己反得推卸罪行。并高呼林逆之名曰：魂如有灵，死后做鬼须捉拿洪逆到阴司偿命。声音极为凄厉悲怨云”。[8]

林光明生前照及被枪决照（《星光日报》）

洪文忠，素有“鼓浪屿皇帝”之称，抗战之前早已劣迹斑斑，“民廿三年，在鼓经营屿光戏院，自是勾结地痞流氓，组织所谓‘廿四猛’，以厦敌领事馆为背景，先后勾结该馆台奸林火生、刘友、陈宽等，横行厦鼓，为非作恶。厦门沦陷后，即任厦敌领事馆密探”，“专以捕杀我爱国青年及特工人员”。“兆和案”中，洪氏乃为首凶，并因此而邀功。此后，洪氏“益邀敌之器重，遂受敌领事馆之命，出组‘同声’联欢社，自任嘱托”。战后清算，洪文忠除“兆和案”血债外，“尚有下列各罪：（1）联络中日人士感情，实施敌人同化政策；（2）经营赌博事业，实行敌人奴化政策；（3）主持民国卅三年鼓浪屿向敌献机事宜，该逆与其弟洪武义且曾以伪币50万元，独献飞机一架，供敌利用，破坏我抗战军事；（4）民国卅四年敌人修禾山机场，该逆与鼓浪屿警察署日人富田共同主持其事，强迫人民从事劳役；（5）协助敌伪杀害我第三战区奋勇队队员”。[9]

洪文忠同伙作恶的，还有其胞弟洪武义。“该奸在中日战争未爆发前，与其兄洪文忠并受厦敌总领事馆警部林火生（台人）利用，在鼓浪屿组织廿四猛。该奸自居第三位首领。中日战争发生，厦港沦陷，该奸遂与其兄洪文忠受厦敌总领事馆小坡部队长刘友（台人）运用为情报员”。[10]

1946年1月，洪文忠在大王街洪宅密室被捕，5月由高检处移送高院刑庭候审。洪文忠的国籍，原本就是个谜。报称，洪文忠在战前为中国籍，“曾参加厦鼓社团活动，且曾参加反日会，斯时殆已为日敌间谍，我方竟未觉察”。战后被捕，“乃供称为台湾人，希图减免其在法律上之罪责，实则该奸仅检其罪行，已十死不足以蔽其辜矣”。[11]

恰有这“台籍”身份，让这“十死不足以蔽其辜”之人险些得以脱罪。自台籍汉奸移送地检处以“普通刑事案”起诉后，9月24日，法庭宣判洪氏以“共同私行拘捕剥夺他人之行动自由，处有期徒刑二年六月”[12]。其弟洪武义，则于9月18日“经地院宣判无罪，准予保释”[13]。

消息一出，举市愤激。肃奸会“认为处理不合，特函请地检处予以战犯论处”[14]。市参议会“分电司法行政部、司法院、最高法院，请将本案解送最高法院检察署，提起非常上诉，以战犯法庭审理撤销厦门地方法院判决”[15]。市党部则发“檄文”道：

汉奸洪文忠在厦沦陷时期，卖身作狗，藉敌伪势力，残害我方同胞、爱国志士，积罪如山。全市民众无不深切痛恨。该奸自捕押后，利用7年敲剥孽财，多方活动行贿，在狱中生活舒服，弗亚于家庭。且有奸妻妾随侍，爪牙出入，开监狱未有之优例。前者地院竟将洪奸重罪拨开，仅处以妨害自由之轻微罪刑（2年6个月）。全市同胞及各民众机关团体，得悉之后，至为愤激，厦门市党部于本日在各报刊登通告，发动被害人再向高分院控诉。对于手续不明或无人撰状者，亦为之义务代理，甚望本市各界提出勇气，与洪奸周旋到底。俾洪奸受其应得之罪刑，为死难同胞烈士申其冤抑，以快人心，并可判别忠奸是非，发扬民族正气云。[16]

1947年1月，国府颁布“大赦令”，除“汉奸、贪污犯、战争罪犯，及判处死刑之鸦片犯”外，其余重轻型罪犯皆可减刑或赦免[17]。8月之时，逃脱极刑的洪文忠，正满怀希望，自衬“执行日期已满三分之二，且系依普通刑案判罪，自可获得大赦”。孰料民意激烈，法院未敢贸然处置。洪氏“因之竟于前日控告李（襄宇）院长违法，大有理直气壮之势”。[18]

毕竟民心难欺。1947年9月，洪文忠被“国防部准以战犯处理，饬令厦门法院将该犯移送沪战犯军事法庭审判”[19]。10月底，洪文忠提解上海军法庭审判。行前，“洪奸又使用故技，特请凤屿监狱医官黄雨辰代为伪证心脏病，不堪乘坐舟车或飞机，乞缓提解”。提解人员“未予采信，特请省立医院派员检验”。医师高墀岩最后诊断，“洪奸自称心脏衰弱，但经检查后并无此病。洪奸又称花柳病未痊，但亦凭自称耳。总之，洪奸所称种种疾病，均系假装，旅途上绝无中途毙命危险” 。[20]

11月4日，提解人员在凤屿监狱“将该奸验明正身后，加上手镣，押下海滇轮。该奸于将下轮时，全身发抖，态度犹强作镇定”[21]。洪氏最后由“上海战犯军事法庭改判有期徒刑15年，送台湾（至1950年洪又被国民党当局释放，进台湾保密局工作）”[22]。

其时和“兆和案”齐名的，还有“血魂团”一案。沦陷期间，厦市民众组织地下抵抗组织“厦门青年复土血魂团”。1939年9月19日，设于溪岸街12号的血魂团团部遭日伪破坏，多人被捕。领队者，为伪警察厅督察科特别警长邱裕、曹赐福。被捕的血魂团员，被“羁押虎头山监狱，严刑拷打迫供，然后加以杀害”[23]，有20余人命丧敌手。其中或刑毙于狱，或遭枪决，更多的则是被斩首于白石炮台。[24]

邱、曹倚仗敌势，横行肆虐，劣迹多多。1942年5月，邱裕（又名冈本弘光）因勒索本市制面业公会不遂，“乃限制配给面粉，妨害营业，藉词取缔暴利行为，将执委黄善继等全体12人无故逮捕，严刑酷殴成伤。间有常务委员林枣伤势最重，于出狱后生理破产歇业，因伤致命”。[25]

曹赐福则于任职伪警期间，“对我无辜市民滥加间谍罪名，拘捕严刑，迫其招供。其所用刑具，惨酷绝伦。辄以绳索捆绑四肢，用布包面，再以冷水灌注面布上，使水由口鼻注入腹内。又如令受刑者，跪在椅脚上，置硬木于其脚肢，研磨不已，使脚跟前后流血，痛苦万状”。[26]

如此嗜血纵恶之人，却能在清算中屡屡逃脱制裁。先在羁押候审期，邱裕以10万元的保证金换得自由身。继而，邱曹二人又各以“台籍”逃脱“汉奸罪”处罚，以“普通刑案”移送地院。

民情又起沸腾。邱裕、曹赐福等人最终以“战犯”押解上海军事法庭受审。1947年9月18日，军法庭开审：

昨日上下午，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徐乃堃军法官，对6台湾籍战犯作首次侦讯。6犯均为前厦门工部局警长，在职期间，滥用职权，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并杀害我地下工作同志甚伙，非刑敲打。曾用雪冻、电烫、狗咬等刑，其罪实属不赦。昨日洪寿仔、邱裕、曹赐福、简阿旺、王金水、何靖太等6犯，均衣麻胶布黄卡其军装，黄色军靴，面目狰狞，有狡诡之色，对所犯罪行均加狡辩，并据徐乃堃军法官谈：其中一名简阿旺者，因罪证不足，将处分不起诉。其他诸犯则均将于最短期间提起公诉云。[27]

简阿旺，也作“简仔旺”，“兆和案”的主凶之一。本是逃不脱干系之人，却能轻松逃脱干系。即便是邱裕、曹赐福之辈，罪恶满身，血债满身，也还是大奸小罪、重罪轻判。1948年4月14日上海军法庭宣判：“台籍战犯邱裕、曹赐福两名为前伪警察署长，共同连续对非军人施以酷刑，各处有期徒刑五年。”[28]

民心难欺，却屡屡遭欺。厦人慨然有诗道：

欲将冤抑诉阿谁？久等公道终不归。
虽闻台上贞烈语，却看奸恶满场飞。[29]

杀机战后“大清算”之“囚奸”与“释奸”

警察拘留所（《警政1930》）

1947年4月，金厦汉奸审理基本完结。报称：

厦门在抗战中之损失，计受伤者116人、死亡者922人，财产损失计69646591225元（上述数目系[民]三十四年十二月福建省金厦抗战损失调查团所发表）。此种牺牲与损失，乃忠良厦门之民众。今抗战胜利、山河光复，而此种牺牲与损失，既无可补偿，则严惩当时横行享乐之汉奸，为厦门民众最低之要求。此种汉奸，初由肃奸会拘办达154人，乃迄今经年，由司法机关判处罪刑者，连同金门部分仅40余人。除少数尚未判决，及台奸邱裕、曹赐福、简仔旺等16人，将移军法审判外，多已宣判无罪而释放矣。[1]

判处“特种刑事罪”的汉奸犯们，陆续押入凤屿 “福建省第三监狱”（俗称“凤屿监狱”）内。至1948年8月，凤屿监狱中的“汉奸犯”有46人。

（一）在执行期中者：有叶燕辉、阮淡水、王安杰、吴兆利、洪舟、王盛典、杨廷枢、卢用川、李思贤、白玉麟、林谷、沈甲寅、叶则庵、陈亚生、金馥生、萧炳荣、陈见园、黄水生、柯维甫、李荣20人。
（二）假释狱者：有谭培棨、吴文魁、汪佐泽3人。
（三）刑期终了经先后释出者：有林老结、李湘洲、萧金祥、陈振贤，林燕靑、罗文兴、潘光汉、薛达民、黄德馨、黄抱愁、蔡添赐、陈庆松、黄裕林、杨阿拐、李银城、曾贻发、许世昌、蔡文扁21名。
（四）最近在狱病故者：有来汝鳞，陈鋭进2名。[2]

曾经的地方法院（陈亚元收藏）

凤屿神秘高墙后的神秘人士的神秘生活，是外界关注的热点。1947年时，记者探访狱中群奸：

（记者）由负责人引至狱中，首为厦市巨奸素有鲈鱼之称卢逆用川，该奸对各记者彬彬有礼，对政府徒刑7年，似有甚满意。伪华南日报社长文化汉奸林谷，亦同囚一室。时该奸寝寐床第，鼾声大作。据云已抱病数天，实亦无□会见。记者次转入他室，判处15年有期徒刑之本市天字第一号巨奸伪特别市长李逆思贤。李奸身着白色汉服，精神颓废，但态度圆滑，以无杯茶宴客，殊为歉仄。对各记者有问则答，无毫思索，此身若能重见天日，恐在来生再世。复敲隔室之门，均禁而不开，一时急煞看守者。云谓洪逆（文忠）心脏病沉重，多人访问，恐其病加重，一命归天。但各记者均欲一睹兆和惨案主犯之真面目，均不愿离去。敲门良久，始启。原来该室除洪逆本人外，尚有一流氓模样之壮汉，衣服褴褛，自称系某医生助手，入狱为洪奸注射。深诘之后，则言语吱唔。再敲右方囚门，时李逆态度失常，内藏匿少妇及孩童各一人。该少妇乃系李逆之妻，孩童系其奸子。记者以葫芦内秘密穿破，乃相率告辞而返。事后始知洪逆之妾，系另避他室，以未发觉，不得一睹为快。[3]

二个月后，有署名“福建三监全体职员”的投诉信一封，投至市参议会等处。信件曝露监狱黑幕，略谓：

……自邹开驷（典狱长）、何也鸣、李萼辉、李关吴等摄理三监狱政以来，趁汉奸执行机会，尅扣粮食，勒索无遗，逃犯三次。7月10日，福建记者团到监参观，揭破奸犯女眷在监熟睡；7月13日，监内之桃色案外传；7月16日，恋奸之案情播露，有按日各报登载綦详。曾经检举，报请李分院长，尚有职员奸淫女囚，并奸淫奸逆家属，奸情败露，人人周知。22日晚监内险些血战，演成命案惨剧。至一科尸位素餐，只知播弄是非，挑拨成事；二科抱病监狱，过去逃犯三次，不报不办了事；三科迭经当地监所协进会胡委员等，当场检举囚犯不做工及腐败情形，训育只知诈财诱奸为能事。而典狱长仅知金钱，不管狱事，三五日到监一次，所谓不正奚能正人，因串同舞弊，对于各科兴革，不能指挥，势成停顿。非改弦更张，必萌事端。[4]

地方法院看守所（《厦门政法志》）

此时担心“必萌事端”，已经太迟。巨奸金馥生的狱中丑闻，早已名扬墙外。金馥生者，曾任伪职如市财政局长等十余种，个个都是来钱的活，称其“富甲奸俦”并不为过：

（金馥生）利用其政治上及金融商业机关之地位职权，把持全市金融，滥发伪辅币，操纵物价，从中牟利，开娼赌，贩烟毒，以剥削民脂民膏，遂使厦金两地民众如处水深火热，饿殍载道，白骨撑天，而被告私人之财富则益丰。被告富甲奸俦，民众周知。其财何来，非榨取自民众而何？被告曾赴伪中央述职，先后由伪劝业银行汇款数千万元供其使用，且派其亲信阮振东、蒲金东，携其孽财数万万，密运上海天津路建泰公司，购置产业。一面组织厦榕线汽船公司，一面又经营上海福州间航业，统制货运，牟利无数。以厦门虎头山房地献给敌海军司令部，为邀宠计，遂由敌规定厦鼓土地房产价格。被告乃以最低之价格发给各业主，以最高之价转卖与人，从中图利。[5]

金氏擅长投机生意，纵在囹圄也业务繁忙：

查风屿狱内，原装有电话一架，月费昔由群奸平摊，近电话费剧增，群奸无法负担，金奸适居电话室之特房，且其奸妻在家，现兼营投机生理之美钞，行情时以电话与金奸报价，而作成交。近群奸已不负担电话费，金奸处此，个人出为负担……[6]

金氏懂得赚钱，又懂得花钱，懂得买“群鬼”欢心：

前(9)日(即农历七月廿五日)为梧村普渡，凤屿监狱居处该村之海滨。内囚犯一百余名，身陷囹圄，盖恐鬼卒侵扰，逢此节日也想藉此备宴席奠祝，一来可默求脱离苦海，二来也可藉酒浇愁。而狱官深知此中情景，特发起“募捐”，多少总有利益，富有狱犯，争相“捐献”，而金逆馥生，素有“财神”之称， 一下献出五十万元。是日狱中另有天地，较民间尤为热闹。[7]

台湾公馆在战后曾作法院、法庭（陈亚元收藏）

有金钱作坚实靠山，金馥生尽享最大自由：

厦门沦陷时之财神金馥生，于本年一月经高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刑期仅及李奸思贤之半。市间传称金奸系福州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旧友颇多，兼之是一财神，故得蒙处轻刑，且于执行时独与群奸不同，于未解凤屿监狱时独自逍遥于厦港看守所。嗣外间盛传，金奸在厦港看守所，不但无所苦，且在狱生财。每于星期夜，秘密回家过夜。事闻于司法机关，并未“确证”，未便查办。为防微杜渐计，于上月将金奸改押凤屿监狱，以其离市区较远，当不致再有类似事件发生。讵金奸有魔力广大，到凤屿后，立与该所教悔师罗某结识，日夜同居，膳食丰美。近日市上及司法界方面，又得风闻，谓金奸于24日夜（星期日），与狱官二人，乘坐三辆脚踏车，到金家过夜。监视金奸与妻妾盘旋。越晨破晓，各自含笑归所云。[8]

消息透露，引发舆论狂潮：

汉奸金馥生蒙凤屿监狱邹典狱长之恩，由两狱吏带该奸乘三轮车回家过夜。经报端揭发后，法院当局颇为重视，日昨记者乘赴法院之便，访晤高一分院院长李襄宇氏，叩询对此事意见。李氏答称，彼阅报后，立召邹到院查询真相。据邹云：“廿四日金奸出狱回家。系因其女订婚，家中乏人主持，故乃伴其返家。惟未过夜。”此事决彻底查究，不容徇私释囚云云。[9]

地检处亦发函监狱，查询此事。数日后，监狱回覆：

其覆函略称：“缘金馥生平日体弱多病，兼患牛皮癣疾，近又发生脚疾，温气上逆，陡起剧喘。曾经本监医师黄雨辰医疗，垂老之人，恐生不测。八月廿五日上午，陡起变象，喘息不止，口斜垂涎，两眼直视。故始准暂行出外试用电疗，限于下午三时以前回家。查该犯平日兼患心脏病，穿心脚气病，素系医师施钦仁诊治。当时由其声请，仍就施医，用电气手术及两度注射以后，该犯心气安定，喘息旋灭。当是日下午二时半，由看守等监视回监。”

吴首席据复后，以该狱长究依据何条法律，擅准囚犯外出。经再函斥，以邹狱长函内云，与答李院长询问谓系其女主持婚事等语，前后矛盾。又所称上午出狱，下午三时前返狱，用电气疗治等语，更属无稽。查本市电灯公司白昼放电时间，乃系自下午五时起始，下午三时前何来电疗？无非捏词蒙蔽。吴首席已表示决予检举惩罚。[10]

记者对“就医求诊”一事，专门求证钦仁医院。结论是，“据该院称金逆系轻病，并无电疗，该院亦无电疗设备”[11]。金氏与狱方，又愚弄民众一番。

以后的日子，让金馥生们无需再为作假而忙碌了。1948年7月开始，全省性粮食告急。当局无策可对，遂以疏散囚犯来节省口粮。1949年1月，释囚开始：

闽各县监所，近均加紧办理合于疏通办法之罪犯保释手续，现经高院核准保释者计有：福清、永安、南平、惠安、建阳等五地院看守所，福州、厦门、龙溪、建瓯等五监狱，南靖、古田、永泰、平和、将乐、宁德、尤溪、福安、福鼎、连江等十司法处分所拘押之罪犯300余人，其中厦门保释人数最多，共124名，内汉奸77名，烟犯47名。福州监狱核准保释者9人,最近可出狱。[12]

原本规定“释囚”，汉奸犯无份。但执法者，总能给世人许多意外：

凤屿福建监狱办理疏通保释人犯。经奉准高等法院批准疏通者，5年以下囚犯73人。自办理以来，所经疏通保释者共44人，内盗匪9人、杀人8人、汉奸8人、贪污6人、妨害家庭5人、伤害2人、烟毒2人、重婚1人、妨害兵役1人、公共危险1人、营利略诱1人。至其余人犯，尚陆续办理疏通中。[13]

在民众的惊诧和抗议声中，更多的汉奸犯陆续地喜获自由：

以汉奸罪判徒刑经先后“疏保”或“假释”者，有金馥生、卢用川、林谷，杨廷枢、谭培棨、萧炳荣等。金被判徒刑7年，已处刑3年余，于本年5月25日假释；卢判刑7年，本年2月19日送医院治疗，6月3日假释；林谷判刑8年,（民）卅七年12月27日送医院治疗，越年7月5日疏太保；杨廷枢3年，去年10月16日假释；谭培棨2年半，（民）卅六年11月18日假释；萧炳荣2年半，（民）卅七年12月24日疏保，今年4月25日假释。现狱中汉奸罪犯只余金门解来之洪舟1名，洪45五岁，金门烈屿青岐社农民，罪名为通谋敌国、洩漏有关军事消息，处有期徒刑15年。[14]

8月8日，“厦门天字第一号汉奸”李思贤也翩然出狱，凤屿监狱实现汉奸清零：

日来市上遍传厦市头号汉奸李逆思贤保释消息。查李逆思贤，确于前日头戴草帽，身着蓝长衫，由其子女扶迎步出凤屿监狱乘大卡车，满面春风“荣归”家园。因此市上大哗，咸认如此则“汉奸大可为”也。惟据高院李院长表示：李思贤初被判处无期徒刑，嗣最高法院饬令覆审，乃改判15年徙刑，此次司法当局下令疏散囚犯，虽15年以下囚犯准予疏散，但高院仍将李思贤监禁，不准保释。但典狱长时来报告，谓李奸年老多病，请求保外就医。7月12日典狱长复送来报告，以李奸患胃病甚重，要求保外就医，经渠 (指李襄宇院长）与首席检察官余高坚斟酌考虑，乃批准着交妥保送厦港卫生所诊治，俟其病愈提回继续监禁。而典狱长竟私自将李思贤释放回家，渠闻悉大为震怒，对此事决予追究，并饬典狱长即日将李思贤提回厦港卫生所诊病，不准其回家休养，同时对于李思贤运用美钞活动保外一节，希望各方提供证据，决予严办云。[15]

迫于舆论，厦高院院长李襄宇“饬令典狱长将李拘回继续执行”；继之，司法行政部也直电凤屿监狱，认为“李犯罪孽深重，不得疏保，应提回继续执行”。[16]但从此之后，李思贤从舆论中消失。
当李思贤再爆新闻，已是新的时代了。1949年12月18日深夜，漳州新政权进行全城大搜捕，李思贤在行动中被捕归案。1951年1月19日，厦门召开公审大会：

（1月）19日人民法庭设在人民剧场。正午12时开始，便有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的代表及工人、农民、学生、工商界、街组居民等共500余人赶来参加。经群众控诉后，主审宣布判处李犯死刑。当押出会场，赴刑场执行枪决时，市民们争相观看过去被国民党释放的这位大汉奸的下场。[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