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党人的公众形象转变

​作者: 雷 颐

由于严酷的地理、自然条件，早在1591年，沙皇俄国就有罪犯被送到西伯利亚流放，服苦役。此后，越来越多的罪犯，从刑事犯到政治犯，被押送到西伯利亚。从19世纪初到1917年十月革命，沙皇政权将超过100万囚徒和他们的家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因此，西伯利亚又有“没有屋顶的大监狱”之称。

所以，一提起沙俄时代的西伯利亚，人们想起的是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在茫茫的西伯利亚原野艰难行进；想起的是普希金的名诗《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在西伯利亚矿坑的深处，望你们坚持着高傲的忍耐的榜样，你们的悲痛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志向，决不会就那样徒然消亡……”；想起列宾那幅描述一个政治流放者突然回家情景的名画《意外归来》。

当然，一定还会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作《死屋手记》。陀氏曾因谋反罪被判在西伯利亚服苦役，以亲身经历为基础，以客观、冷静的笔调，用回忆、随笔、特写、故事等形式写出了这部传世之作。书中记述了他在苦役期间的所见所闻，真实地再现了沙俄苦役犯监狱的野蛮、残暴，勾画出一幅极其可怕的图景。

陀氏以个人经历为基础的《死屋手记》在1862年出版后，影响深远巨大。一个半世纪后，英国伦敦大学的历史学家丹尼尔·比尔（Daniel Beer）在俄国查阅了一年半之久的有关档案，其中大量不为人知，并且运用了19世纪俄国的新闻报道、官方报告和小说等等，完成了一部对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作了系统研究的厚重的历史著作。

［英］丹尼尔·比尔著  孔俐颕译

作者将此书起名为《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向一个半世纪前的《死屋手记》表示致敬。这部英文本2016年出版、译成中文有近四十万字的著作对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起源、规章制度、惩罚手段都有详尽介绍、分析、研究。

当然，本书的重点是“人”，或者说形形色色的“犯人”。刑事犯、政治犯、农奴制和村庄政治的受迫害者，追随丈夫的妻子和跟随父亲的子女，本书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极端条件下，人性中的善与恶，也会非常“极端”地表现出来，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人性的善恶，作者并没有充满感情色彩的赞扬与批判，而是不动声色，如同一位冷静的大夫，一点一点认真剖析人性，然后向人清晰展示，更加震撼人心。

从十二月党人开始，送往西伯利亚的政治犯逐渐增多，因为对沙皇体制不满的人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激烈，“人民意志党”甚至开始暗杀活动。面对这种局面，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政府于1881年8月14日颁布了《关于维护政治制度和社会安宁的措施的法规》。这部法规名义上是一部临时性的，但直到1917年革命之前却一直有效，所以列宁将其描述为“俄国事实上的宪法”。这部法案事实上赋予政府不经合法程序就可判处任何一个仅仅是怀疑参与煽动性活动的人送到西伯利亚流放三至五年，1888年后又延长到八年的权力。

这部事实上冻结了其他法律的紧急立法，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因为沙皇政府以此法规，对温和的改革者和激进的革命者同样打击、镇压，结果那些并不支持革命、甚至对政治都不甚关心的旁观者，也对此法规非常不满。于是那些被判定有罪的政治犯“在公众的想象中经历了一次道德转型：从危险且误入歧途的狂热分子转变为了有同情心的牺牲者。这个转型的舞台便是西伯利亚”。（第336页）这种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十二月党人的脚镣，一些年后变成了时尚的配饰。

十二月党人全是贵族，在1830年到达西伯利亚后，其中一位把他们戴过的脚镣打制成戒指和手镯，寄给圣彼得堡的亲戚。没想到，这些配饰后来渐渐在“有教养的人”中流行起来，在离流放地最近的伊尔库茨克最为流行，这里的商人和官员派自己的仆人到流放地收购这些“十二月党人珠宝”。流放地的锁匠们看到了商机，纷纷开设售卖“十二月党人珠宝”的摊位。这位最先把脚镣打成戒指、手镯的十二月党人写道：“伊尔库茨克的女士，我们妻子的熟人，想要拥有这些配饰；他们的丈夫和兄弟们也想佩戴它们。一些人是出于虚荣心，其他人则出于原始的自由主义。”对那些如同仿造假古董般制做假“十二月党人珠宝”的锁匠们，他当然愤怒，但他更愤怒的是，他认为十二月党人的脚镣是“神圣的物品，是我们为了真理而忍受的苦难的象征，现在却成了任何伊尔库茨克纨绔子弟都可以拥有的粗糙装饰品”！他对“神圣物品”被买卖的愤怒确有道理，但正如本书作者所说，他忽略了一个事实：“这种买卖最终证明，十二月党人在道德上战胜了专制政权。”他们被判刑十年后，“他们的脚镣已成为国家的暴政的象征，也成了他们的牺牲精神的代表。”（第115－116页）

到20世纪初，许多俄国革命的领袖似乎都要到此“锻炼”一番，才能得到认可；似乎只有经过西伯利亚的“洗礼”，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人。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捷尔任斯基……十月革命最重要的领导人，几乎都曾在这里流放。

伊万·特奥多罗维奇是被长期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老布尔什维克，不断逃脱，再干革命，又一次次被捕流放。十月革命后，他任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维埃农业委员会副委员，并与其他当年的流放者建立了“前政治苦役犯协会”，出版了会刊《苦役与流放》杂志，且于1929年起担任该刊主编。回忆、牢记当年艰苦的流放生活，缅怀先烈，是革命传统教育的最好方式。但是，“前政治苦役犯协会”于1935年被迫解散，《苦役与流放》杂志也停刊。1937年6月11日，特奥多罗维奇在“大清洗”中也被逮捕。这位被沙皇政府长期流放西伯利亚、不断逃脱的老布尔什维克，这一次没有逃脱。“一百三十名协会成员在‘大清洗’中遭到处决，另有九十人被送到革命政权的劳改营，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奋力让这个政权掌权。然而，特奥多罗维奇从未到达劳改营。1937年9月20日，他被行刑队枪决。”（第431页）

赫尔岑

赫尔岑当年曾经写道：“《死屋手记》是一部了不起的书，一部惊心动魄的伟大作品，这部作品将永远赫然屹立在尼古拉黑暗王国的出口处，就象但丁题在地狱入口处的著名诗句一样惹人注目，就连作者本人大概也未曾预料到他讲述的故事是如此使人震惊；作者用他那戴着镣铐的手描绘了自己狱友们的形象，他以西伯利亚监狱生活为背景，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幅令人胆战心惊的鲜明图画。”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