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耶夫的“拉丁帝国”之梦与新中国（下）

作者: 刘小枫

考茨基—列宁之争与现代中国革命

我们不应该忘记，即便到了二战时期，中国仍然还在凭靠农业国的体力抵抗已经工业化的日本，而且到了1944年时，体力明显不支。用如今的实证史学家的说法，当时“认为战争能够导致中国新生的想法，已被证明是个天大的幻想。”[36]

相反，霍布森在1902年的书中写到：

亚洲的广大领土如波斯、西藏、暹罗和阿富汗，迅速被欧洲的帝国主义列强提上侵略日程，成为它们之间武力争夺的对象；……在美国抛弃一贯的孤立政策插手太平洋地区的帝国竞争时，没有理由期待欧洲列强会允许美国特别保护或最终吞并这些领土。

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中国问题。很难想象列强在这块肥肉面前会一直按兵不动和迟疑不决，侵犯这个天然宝库无疑会有巨大风险，但这不会打消那些逐利的冒险集团的野心，他们会驱使本国政府与中国交涉商业条约、租地权、铁路权和矿山特许权问题，而这必将引起政治干涉的增加。（《帝国主义》，页198）

当然，考茨基与霍布斯所想的在有一点上庶几差不多，即殷切期望先进资本主义大国走向合作关系，别打得一塌糊涂。第二次欧洲大战爆发前夕，霍布森在为《帝国主义》修订第三版（1938）撰写的长篇“导言”中说，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日本单独掠夺的对象”，但是“开发中国的任务远非日本的国民财源所能胜任”。他呼吁说：

如果西方列强的资本家能够聪明地合作，而不是为各自的掠夺地盘而争吵不已，那么，他们会联合起来，在亚洲组织联合的国际事业，这种计划将给予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以另一个活跃的有利生存时代。（《帝国主义》，纪明译本，页18）

霍布森同时也承认，从目前态势看，日本已经不会让西方染指“对中国的政治支配”，这意味着西方的“经济国际帝国主义”已经不大可能。[37]当时，日本已经发动进攻中国华北的战役，中国战时政府刚刚组建起来的几个德式精锐师正与日军在华东淞沪一带激战。霍布森与考茨基的一致之处在于，他们当时都不认为，资本主义大国的恶性扩张会引发受欺压和被掠夺的传统农业国家起来革命。这样的社会革命难免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国家大动乱，但这毕竟是资本主义帝国强加给传统农业国为摆脱国际性欺压和掠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考茨基在1915年甚至说，中国一旦发展资本主义，其前景简直不可限量，但“对于所有欧洲国家来说，在中国实行任何帝国主义政策，都是越来越不可能的事。”因为，日本已经成为东方的帝国主义，它要独霸中国这个巨大市场。如果日本统治了中国，倒是很容易“与中国融合成一个民族整体”（《民族国家》，页57）。

这话可不是在替中国着想，而是在为帝国主义着想，因为，考茨基指望帝国主义大国之间不要相互厮打争夺地盘，而是增强合作。因此，考茨基期待德国能出现社会民主化改革，他甚至指望当时的俄罗斯帝国也推行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改革，以适应跻身资本主义大国的需要。难怪列宁看了考茨基的小册子后火冒三丈，痛斥考茨基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随即写了题为《社会主义与战争》的著名文章，其中说道：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阶段只是在20世纪才达到的。过去，不建立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就不能推翻封建主义。然而现在，旧的民族国家现在已经束缚资本主义的发展了。资本主义使集中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都掌握在辛迪加、托拉斯这些资本家亿万富翁的同盟手中，几乎整个地球已被这些“资本大王”所瓜分，他们或者采取占有殖民地的形式，或者用金融剥削的千万条绳索仅仅缠绕住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和竞争已经被追求垄断、抢夺投资市场和原料输出地等等的意象所取代。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已经由原先反封建主义斗争中的民族解放者，变为最大的民族压迫者。资本主义已经由进步变为反动，它使生产力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使人类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么一连几年、甚至几十年地经受“大”国之间为勉强维持资本主义（以殖民地、垄断、特权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为手段）而进行的武装斗争。[38]

1917年列宁在莫斯科发表演讲

《社会主义与战争》是著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一文的雏形，后者的核心论点已经包含其中。科耶夫关于“历史的一般状况”的说法与列宁的历史哲学论断一致，即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意味着资本主义推翻封建主义，但“这些旧的民族国家现在已经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了。”换言之，列宁完全同意霍布森的看法：世界历史已经进入超越民族国家的阶段，走向帝国形态。[39]

问题在于，建立社会主义的帝国能够期望资本主义帝国洗心革面吗？尤其重要的是，如果说帝国主义是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阶段即现代阶段的最高阶段，其基本特征是“侵占殖民地，施行垄断，建立特权，实行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那么，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够劝阻遭受民族压迫的国家不起来革命呢？

由此来看，列宁的“反帝论”会成为中共早期人士的理论资源，完全可以理解。毕竟，古老的中国当时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式大国欺压和掠夺。若对比考茨基的观点，我们也得同意，列宁痛斥考茨基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或“修正主义”，一点儿没冤枉他。

在1915年的小册子中，考茨基说，“在帝国主义征服所瞩目的地区中，中国对于世界市场和资本输出来说最为重要。”因为，这个古老的农业文明帝国的人口比整个非洲的人口多两倍，“几乎等于连俄国在内的整个欧洲的人口。”而且，这个文明帝国的主要居民（不算边远地区）的文化水平，“比起印度居民来要平均得多”，农业生产水平也比印度农民“要高得多”。考茨基没有说中国尚处于封建阶段，而是说中国的制度虽然属于东方专制主义类型，但“广大居民群众一直还处在原始民主的束缚下”（《民族国家》，页54 – 55）。

这些说法算得上实实在在的观察，而且实际上也来自霍布森的观点，甚至远不如霍布森观察得细腻入微（比较《帝国主义》，页272 – 274）。让今天的我们大跌眼镜的是，考茨基接下来就说，对于这样一个巨大市场，“不能用大炮来取得”，只能要么“用更低廉的价格”、要么“用信任”来获得，因为中国人是“高傲的人民”。帝国主义大国为争夺中国而厮打，只会“加速中国的现代化”，“促使这个‘中央之国’去建立现代化军队，设置现代化交通工具，修筑铁路”，甚至迅速发展新闻事业。一旦这一切都动起来，中国就会“用现代民主的思想取代原始民主的思想”，中国的民族精神就会彻底更新，而“这种精神同外国统治终究势不两立”，对任何外部势力都会抵抗到底（《民族国家》，页56）。

说得真一点儿没错！笔者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位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家竟然凭此为帝国主义者们出谋划策：对于中国这样的巨大市场，不能像“俄国、法国、日本”那样，“对中国给予惨痛打击，并且夺去大片中国领土”，而是应该像英美两国那样，“坚持自由贸易”，“维护门户开放原则，才可以在中国做最好的生意”。这两个帝国才真正懂得“冷静权衡利害”，“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民族国家》，页55）。言下之意，德意志第二帝国应该向英美学习。考茨基变卖了马克思主义坚持国际社会公义的精神品质，不是修正主义又是什么呢？

相比之下，霍布森的下面这段话虽然说的是同一件事情，但至少口吻不像考茨基那样缺乏品德。他说，“我们用西方工业手段同落后种族打交道的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普通的贸易阶段，双方交换各自的剩余产品”。接下来是第二阶段，即英国或其他西方列强为了开发资源，在“占领外国领土并进行投资之后”输出资本，“这种出口无需进口贸易来平衡”，新开发国家通过获得借贷资本提升自己的经营能力，积累自己的资本，组织自己的经济能力。这个时期虽然可能维持很长，但终归会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新开发国家会“自行发展起来”加入竞争。

现在的中国不需很久必然进入这个阶段。这样一个充分具备为将来内部发展所必需的一切生产力的国家，将转而反对它之前的教化者，摆脱对外国工业援助的依赖，它能够在自己的市场上廉价出售商品，继而拓展至国外市场去，并在全球其他尚未得到开发的地区，去进行更多的开发事业。

不长记性的自由贸易论者用以回避这个重大问题的那些陈词滥调，我们已经揭露过了。这里仅重申一点就够了，即自由贸易论者无法保证工业和工业人口仅局限于一个国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来讲，都不可能阻止英国资本转入中国，只要那里能够找到更加廉价和充裕的劳动力；甚至也不可能阻止中国资本和中国劳动力在世界中立市场上将英国产品排挤出去，对于英国如此，对于那些在经济上榨取中国的其他工业国也如此。

至少可以作如下设想：中国会扭转局势，压倒西方工业民族，利用自己的资本和组织力量，或者更可能的是，代之以自己本国的资本和组织力量，使自己生产的更廉价的产品充斥它们的市场；同时，拒绝用他们的进口商品作交换，扣押他们的资本，以保证它应得的付款，倒转过去的投资过程，直到中国逐渐获得对自己原来的保护者和文明传播者的金融控制——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事，也完全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只要中国确实具备公认的工业和商业能力，而西方国家又能如愿按照西方模式对其加以开发，那就极有可能会产生这种反作用。（《帝国主义》，页275 – 276）

这段话听起来离我们很近，看似颇为切合我们晚近40年来的经验，因此笔者不惜大段原文照录。尽管如此，霍布森没有提到两个前提：第一，被如此开发的中国自己有能力重新组织起来；第二，周边的国际环境允许中国重新组织起来，毕竟这需要时间。第一个前提当然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但与第二个前提并非没有关系。何况，霍布森没有提到，在帝国主义阶段即第二阶段，英国等列强“占领外国领土”后进行的是掠夺性投资，这已经是历史的既存事实，帝国主义要按他的建议改弦更张已经来不及。

由此可以看到，列宁与霍布森–考茨基的“反帝”论的根本差异在于：资本主义帝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与资本主义帝国与受民族压迫的国家之间的歧视性关系有本质差别。用通俗的话来讲，资本主义帝国之间的战争是狗咬狗，受压迫的民族国家反抗资本主义帝国的战争是人打狗。按照这一区分，即便对二战也必须做出这样的区分：英美法俄与德日的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有本质上的差异。

民族国家与后现代转折

回头看科耶夫的说法，显而易见，他所谓的世界历史的后现代转折与霍布森的说法很相似。难道我们应该说科耶夫也是修正主义者？与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政治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品质。即便苏联的官方理论家也承认，列宁的“反帝论”直接针对当时欧洲的历史语境。[40]即便粗略对比一下科耶夫的语境与1902年尤其1915年的语境，我们也不难看到，决定性的差异在于：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历史预见已经实现，而且是第一次欧洲大战的结果。如今（1945年），第二次欧洲大战刚刚结束，科耶夫鼓励战后法国向苏联学习，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帝国联盟，很难说给他扣上“修正主义”帽子。

科耶夫明确告诉战后法国的担纲者们，法国应该“明白而彻底地宣布‘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已经终结，而法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政治上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他随即补充说：

这个终结同时也是一个起点，并且至少是在这里，死亡也是一种重生。因为民族国家能够而且也必须要经由一个由加盟国家所组成的国际性联盟来超越自己，在这个国际性联盟里面，民族国家必须而且也能够重申自己在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特殊性，而办法则是通过一种和平、友好、平等而自由的竞争，将这种特殊性呈现给这个它通过消除自己作为一个排他的、孤立的民族国家而创建起来的庞大组织。（页19）

苏联不就是“一个由加盟国家所组成的国际性联盟”的共和国吗？在科耶夫眼里，苏联当然是一个帝国。由此来看，要说科耶夫给战后法国的担纲者们的建议听起来具有列宁主义色彩，不会离谱。

1942年8月德国第24装甲师前往斯大林格勒

科耶夫非常敬佩斯大林，在今天的绝大多数智识人看来不可思议。科耶夫则认为，斯大林让列宁缔造的社会主义式加盟帝国得以挺过经济难关，快速推进工业化，并凭此顶住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装甲化闪击入侵，当然值得钦佩。这并意味着否认斯大林的好些统治手法愚蠢之极。希罗多德笔下的科林多僭主，也让人感到善恶难辨，甚至得到人民爱戴。科耶夫不会愚蠢到无视常识的地步：如果斯大林更为明智，那么，他会做得更好。

无论如何，苏联在1990年代瓦解，绝非所谓“历史必然”。毋宁说，苏共长期官僚化，政治才干的血脉日益堵塞，平庸之士和曲意迎逢之才成了党的中坚力量，是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普京说过，谁要是认为苏联瓦解是好事或历史必然，那他在政治上肯定是个白痴。

1957年，科耶夫应施米特邀请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做过一场秘密学术报告。[41]报告会在封闭的小圈子内举行，科耶夫开场就强调，他是以“个人”而非“法国官员”身份做报告，因此“会非常有意识地同时也是非常小心地避免任何政治性的或者可能会带有一点政治色彩的东西”（页188）。其实，科耶夫特别强调这一点，仅仅因为他的报告将表明，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1957年的冷战状态下，科耶夫亮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姿态显然会自惹麻烦，何况他还是法国政府高层官员。尽管如此，科耶夫在报告中仍然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科耶夫的马克思主义观显得具有“奥康剃刀”式风格，即重在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核心，使之发挥现实政治活力，而非侈谈教条或揪住枝蔓理论掉书袋。他开宗明义地说，马克思主义诞生于世界历史的现代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并直接针对资本主义的历史问题。因为，马克思赋予“资本主义”这个词“一种非常精确同时也带有特殊经济意味的含义”（页189）。同样，列宁继承马克思，赋予“帝国主义”这个词的含义也带有特殊的经济意味，即“垄断资本主义”。[42]

在战后欧洲的国际情势中，科耶夫如何进一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呢？他说，谁都看到，资本主义在战后活得很好，欧洲并没有爆发普遍的社会主义革命，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科耶夫接下来就反驳说：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革命在欧洲没有发生，“并不是因为他在理论上错了，反倒是因为他在理论上正确。”（页190）因为，《资本论》的核心论点在于，“剩余价值”是否惠及多数人而非仅仅惠及少数人。欧美没有爆发社会革命，恰恰因为欧美大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利润让“剩余价值”更多地惠及了多数人，以至于欧美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尽管如此，凭常识我们也应该知道，资本家为了自身的利益让更多的人因分享“剩余价值”而富裕起来，不等于资本家的利己之心成了高尚且伟大的品性。

科耶夫接下来说，可是：

我们看到，在当前，最重要的生产手段属于一个独享技术进步之利益的欧美小数派（a Euro – American Minority），因为，这个进步使得这个少数派的收入在年复一年的膨胀；但与此同时，亚非多数派（the Afro – Asian Majority）固然在绝对的意义上没有变得更加贫困（从物质角度来讲，这绝对不可能），但从相对的意义上来说，却更加贫困了。与此同时，这一现象所牵涉的绝对不是两个在经济上彼此分离的体系，因为在欧美和亚非之间有非常活跃的经济往来。

但是，这个体系的建构方式如此之不合理，乃至那个较小的部分每年都在通过它获取更多的利益，而另外那个较大的部分却绝对没有将自己提升到高于维持生存的绝对最低线水平。（页193 – 194）

与霍布森在1902年的言论对比，很清楚，科耶夫继承的是马克思–列宁的思想立场，即技术进步或生产力的提高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应该让大多数人获得福利。科耶夫甚至强调，至于“剩余价值是由私人来投资，还是由国家官僚来投资”，“并没有关系”。所谓“由国家官僚来投资”创造剩余价值，显然指当时的苏联帝国。换言之，社会主义性质已经不取决于“由私人来投资，还是由国家官僚来投资”创造剩余价值，而在于私人资本家或国家官僚是否独享剩余价值。因此，科耶夫说，马克思感到义愤的是，技术进步创造了资本的剩余价值，“劳动群众却被置于生存的最低线。”（页192）

科耶夫的这份秘密报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在1945年报告中提出的“拉丁帝国”构想。[43]他不仅期望“拉丁帝国”能在“彼此仇视、彼此对立”的斯拉夫 – 苏维埃帝国和新教的美英帝国之间起“缓和作用”，更重要的是，“拉丁帝国”应该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帝国与资本主义帝国抗衡：发明技术进步的欧美帝国中的“大多数人”富裕起来，不等于大多数亚非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富裕起来。

科耶夫说，他提出“拉丁帝国”这一构想，为的是把握“决定一种普遍意志的[历史]机会”。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普遍意志”作为一个l’idée politique idéale[政治理想的观念]，就是国际社会主义的观念（页20）。既然这个观念带有“政治理想”性质，我们只能称之为一种梦想。

1945年的中国还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梦想——只有一个人除外，而且比科耶夫早差不多近10年就已经产生这样的梦想。科耶夫提交国是报告一个月之后（1945年10月初），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刊布了写于1936年的咏雪词，表达了自己早就有的对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式期待：为世界带来社会主义的大地法。

1936年春，毛泽东、周恩来和博古等人在长征途中

三

联邦式帝国的历史难题

在昆仑山上，毛泽东首先发出“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的感叹，然后才立下社会主义祈愿。40而不惑的毛泽东此时的立志体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式“普遍意志”，或者说确立了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式l’idée politique idéale[政治理想的观念]：中华帝国如此古老、对大地如此情深而文明，在世界历史的未来进程中，它应该担负起社会主义克服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使命。

由于资本主义帝国的封锁，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曾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尽管如此，毛泽东已经让新中国竭尽全力实现他在1936年立下的社会主义祈愿，以至于大多数今天富起来的中国人埋怨不已。如今，值得政治史学关注的问题并非是，为何“大多数人”不能理解政治伟人的理想。毕竟，“大多数人”的理想从古至今都是自己富裕起来，这是政治常识，要求他们成为理想主义者无异于无视常识。毋宁说，我们的政治史学不得不关注这样的问题：即便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欧洲的传统大国能够克服自己的帝国主义本性吗？

从世界政治史角度看“联盟”

1945年9月，中共晋察冀军区的一个支队（曾克林部）进入东北，接受日军投降，刚到达就被苏军包围缴械。为了守住俄国在中国胶州湾的战略出口，斯大林答应蒋介石，只要沙俄帝国在中国东北留下的利益继续得到承认，他就不把东北交给中共。被包围缴械的中共军队集体唱起了国际歌，苏军下层官兵不知道斯大林的意图，听见这首共通的歌曲，随即解除包围，以礼相待。[44]一旦今天的政治史学问，苏联究竟是社会主义帝国还是传统欧洲式大国的后现代版，那么，这样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帝国主义的根源未必仅仅只有资本主义。

科耶夫给“拉丁帝国”下的定义是“加盟式帝国联盟”，与霍布森的“帝国式联盟”提法一样，重点都在于超越欧洲现代式的民族国家形态，形成联邦式的单一政治体。因此，科耶夫说，丘吉尔和斯大林堪称“政治天才”，因为他们分别打造了苏维埃联盟和英联邦政治体（页10）。众所周知，英联邦政治体并不是丘吉尔的杰作，而是大英帝国主义一百年前的杰作。

科耶夫刻意抹去资本主义式帝国与社会主义式帝国的差异，并非不可理解，他毕竟是在为法国政府写策论报告。换言之，科耶夫心里清楚，世界历史的欧洲式现代阶段虽然通常被视为民族国家阶段，实际上，在这个历史阶段，欧洲几个主要大国一直在争夺势力范围，或者说在争取成为帝国——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帝国是再明显不过的例子。倘若如此，政治史学就不能简单地说，世界历史的欧洲式现代阶段是民族国家阶段。

我们甚至可以把问题推到世界历史的前现代阶段，毕竟，“联盟”作为政治现象与“帝国”一样古老。当一个政治单位身处多国竞争状态，为了维持或者改善自己的生存地位，除了增强自身实力，还得借助联盟手段利用他国实力或不让对手获得他国实力。因此，联盟实际上是一种权宜手段：要么是为了获得帝国式的权力，要么是为了抵制帝国式的权力。所谓“均势论”（the Balance of Power Theory）作为一种非道德的政治冲突规则和政治思维方式，虽然在20世纪的第一次欧战之后才成为国际政治学中的显论，其政治原理仍然可以追溯到地中海文明的古典时期，尤其是欧洲17世纪的德意志30年战争以来的时期。

维持均势意味着政治结盟总是随形势而变，无论大君主国（如法国）还是小君主国（如18世纪的普鲁士），君主们都趋向于接受均势原则，让整个欧洲处于相互制衡的状态，绝不能让某个王国强大到统一欧洲的地步，否则就意味着自身会被“统一”。[45]

对于17世纪的法兰西王国来说，结盟的必要性在于，“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明显是为了渴求普遍君主制，以反对外国势力。”对于正在夹缝中寻求艰难生存的普鲁士来说，结盟是为了谋求均势，即“一种存在于或多或少彼此联系的相邻的国家间的机制”，以保障强国不会“侵犯别国主权和基本的权利”，弱小国家也不会因面临覆亡的危险而殊死抵抗。[46]

古代地中海文明和近代欧洲文明都积累了丰富的联盟政治经验，我国东周时期的合纵连横经验既不可同日而语，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因为，这种所谓西方式的联盟政治在一开始就具有异质政治体结盟的性质。从希罗多德的《原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半岛战争志》中可以看到，不仅泛希腊城邦相互结盟，斯巴达和雅典都曾与波斯人结盟，共同对付自己同文同种的“同胞”。近代欧洲最早的著名结盟，即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一世（1494 – 1547）和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1491 – 1547）与土耳其结盟，抵制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扩充神圣罗马帝国的势力。[47]

17世纪的德意志30年战争（1618 – 1648）时期的联盟政治最具欧洲特征，而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英联邦政治体基于地理大发现之后的海外扩张，彻底更改了欧洲均势的地缘政治格局，其政治体的联盟性质另当别论。苏维埃联盟则不能不说与拿破仑战争乃至更早的德意志30年战争有一脉相承的历史连带关系。

德意志地区的公国有4百多个，而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独立政治单位多达2500个，明显仍然处于封建状态或者说前现代状态。如果从封建结构转为民族国家结构是欧洲历史进入现代阶段的标志，那么，人们实际上很难在中世纪晚期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前现代/现代分隔线。因此，晚近半个世纪以来，“中世纪”这一典型现代欧洲史学的历史分期标志，不断受到欧洲史学界大家的挑战。[48]

19世纪后期，德意志才建立起民族国家式的政治体（1871）。即便在这时，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军队也没有实现完全的一体化。帝国宪法第63条虽然规定，作为普鲁士国王的皇帝是“联邦武装力量统帅”，“在战争和和平时期指挥帝国全部陆军力量”，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王国的军队仍然保留其特定的权利。[49]甚至到了20世纪第一次欧战时期，巴伐利亚王国军队虽归属帝国总参谋部指挥，仍然保留着地方性传统建制。这就好像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直到基本覆亡时，其中的桂军、晋军、滇军、川军仍然保有独立建制。

1608年，德意志的加尔文分子、行宫领地的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五世（1596 – 1632）牵头搞了一个“新教联盟”，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连公爵（ 1573 –1651）紧跟着（1609）搞了一个“天主教联盟”，双方以武力相向。神圣罗马帝国有帝国议会乃至最高法院，更不用说皇帝，难道管不着吗？发人深省的是，冲突的起因恰恰来自中世纪晚期（1356）定下的一条规矩：皇帝从七位有选举资格的封建主（选帝侯）中选举产生。[50]

世俗化民族国家的兴起，依托的是君主制，但在德意志地区，民族国家的形成非常困难，因为这里的“公国”（principalities）太多，或者说君主太多。如沃格林所说：

在德意志，问题是国家分裂为大小不等的城镇和公国，最小的只有一个村及其周边地区，这个问题决定了其政治进程。在各个宗教派系之间能够实现某种休战，如果不是真正的宗教宽容的话，是因为每个这样的小政治单位都能够或多或少做出独立的决定，是倾向于天主教还是倾向于宗教改革。

即使不服从者不得不离开特定的地区，他们也不必移民到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找到一个更为适宜的环境。16世纪时，在各种根深蒂固的立场之间达成停战协定，这在德意志比在其他地方要早得多；但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分裂为属于互相敌对的宗教派系而又在领土上彼此连接的单位，这种局面导致了这个民族之内新教和天主教各自的大联合，后来爆发为三十年战争的大灾难。[51]

即便德意志邦国之间发生武装冲突，也属于帝国内部事务，但两大联盟都寻求外部势力支持。法国、丹麦、瑞典、荷兰参与“新教联盟”，英国和俄罗斯后来也支持“新教联盟”，这个联盟就成了“国际”联盟。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和西班牙乃至罗马教宗支持“天主教联盟”算是分内事，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王国也加入进来，情形就不同了。

1683年维也纳之战

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封建结构因信仰分裂而起战端，固然是德意志30战争的内在原因，问题在于，内战给周边的政治单位带来可乘之机。因此，德意志30年战争是但却不仅仅是宗教战争，法兰西王国虽然信奉天主教，由于首相黎塞留主张王国利益高于对上帝的信仰，为了削弱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势力，阻止哈布斯堡王朝加强在德意志边界诸侯国的地位，毅然支持新教联盟。今天的欧洲史学家仍然认为，“尽管宗教经常加剧既存的地缘政治分裂，却永远无法超越政治。”[52]

当时的丹麦已经攫取了德意志的部分领地，又企图进一步向德意志北部扩张，瑞典则想把波罗的海变成自己的内湖；英国既担心奥地利在德意志西北部和北海地区增强势力，又担心反哈布斯堡王朝同盟各国变得强大起来；俄国也参加进来，则是为了收复波兰王国武装干涉俄国期间被波兰立陶宛王国侵占的领土。

对于欧洲人来说，德意志30年战争是整个欧洲历史记忆中的永恒伤痛。战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确立欧洲均势之后不久，在战争中崛起的瑞典企图成为帝国，再次打破均势。1713年的乌特勒支和约试图抑制瑞典与奥地利的冲突，稳固欧洲均势，但在短短半个世纪里（至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欧洲仍然发生了多次合纵连横的联盟战争。瑞典败在彼得大帝手下之后，普、俄、英等王国崛起，欧洲均势再度发生变动。

随着地理大发现而来的殖民扩张，欧洲的结盟战争逐渐扩大到全球范围：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被史学家称为世界历史的欧洲式现代阶段的第二次30年战争，不无道理。无论是17世纪的德意志30年战争，还是20世纪的全球化30年战争，人们很难说清，战争的起因究竟是因为信仰自由，还是因为随欧洲式的国家整合过程而来的地缘政治冲突。由此可以理解，意识形态与联盟战争的关系迄今仍然是让政治史学深感困惑的问题。[53]

新中国与欧洲式联盟

科耶夫在报告中提出，战后法国应该致力于与西班牙和意大利结成加盟式帝国，显得十分接近古典的联盟观念，即寻求确立新的欧洲均势。眼下的态势十分明显：美英同盟和苏联已经形成两大“加盟式帝国”政治体，今后所有民族国家型的政治体都只能在这之间做出归属性选择：要么亲美英同盟，要么亲苏。法国这样的国家如今若要与这类“加盟式帝国”叫板，只会自取灭亡，无论自己有多强大。

科耶夫估计，从地缘、经济和政治传统以及心理上的“风土人情”上讲，法国会选择美英帝国。因此，科耶夫说了一句让戴高乐听起来不顺耳的话：

一个孤立的法国，它的未来或多或少都会是一种经过伪装的“主权状态”。并且，如果其他欧洲国家也固守其“民族的”政治孤立性的话，它们的命运也会如此。（页13）

这话听起来像是说，现代西欧式的民族国家的世界历史阶段已经成为过去，欧洲近几百年努力争取的“国家主权”无一不是历史泡沫。其实，在世界历史的欧洲式现代阶段，这种有权无实的主权国家状况司空见惯。均势状态实际上是大国之间达成的权力平衡，而大国势力往往靠联合其他小国的结盟方式来获得。因此，科耶夫的所谓“加盟的民族国家构成的‘帝国性’联盟”说到底并非真的具有后现代性质。

从科耶夫所说的15世纪以来的欧洲现代阶段来看，欧洲均势经历过三次大的结构性转变。第一次以17世纪中期的德意志30年战争结束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第二次以19世纪初结束的拿破仑战争为标志。这时的俄罗斯帝国早已深度介入欧洲的地缘政治冲突，成为欧洲均势中极为重要的结盟因素。第三次欧洲均势以20世纪的30年战争结束为标志，显而易见，与此前两次不同，欧洲均势已经扩展为全球均势——尽管地缘政治冲突主要集中在欧亚大陆。

我们的政治史学值得看到，所谓全球均势不过是欧洲均势的扩展。这意味着，欧洲现代文明中的好东西和坏东西会一并蔓延到亚洲。对中国智识人来说，必然面临一个被迫学习什么的重大问题。如果把欧洲现代文明中的坏东西当作好东西，那么，中国文明迟早会遭遇自我毁灭。比如，一种自20世纪初以来就在中国学界时隐时现的观点，在21世纪初又一度成为不少人信以为真的显论——据说：

如果中国不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亚洲像欧洲那样联合起来的前景就很暗淡，因为，与一个中央集权大国联合的中小国家政府，总会担心自己有可能成为地方政权。[54]

论者得出这一观点的历史依据是，“世界权力中心将从北美重新回到联合起来的欧洲”，因为，欧洲文明的精髓在于“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联姻。据说，“在世界历史上，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有两次最成功的联姻。”第一次是16世纪的英国，通过“亨利八世造罗马教会的反”而唤起的英国民族主义，推动了英国的“宗教自由主义”；第二次是18世纪末的美国独立战争，“《独立宣言》是民族主义与个人自由精神的完美结晶”。据说，这两个国家都是凭靠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联姻而成为了“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学”（同上，页2 – 3）。

情形真的如此吗？我们需要认真地深入认识欧洲的现代历史，而且还得随时准备犯错，否则，我们难免说话也语词咬音不准。什么叫“宗教自由主义”？何谓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联姻？

也许，对于我们来说，要理解这种联姻，更为恰切的史例应该是著名的波兰问题。在第一次被俄、普、奥三国瓜分（1772）之前，波兰不仅是当时中欧最大的国家，而且算得上一个有历史的王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一样施行选举君主制。在成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要么是“自由主义”、要么是运气，波兰始终没有经历绝对王权的洗礼。

随着俄国的崛起和西扩，这个君主国被国内的两大地方贵族集团的对立搞成分裂状态：拉多姆（Radom）同盟亲俄和东正教，巴尔（Bar）同盟亲西方和罗马天主教。应巴尔同盟邀请，卢梭为波兰政府设计了“改革规划”（1771）。[55]尽管卢梭才智超群，他的政改设计也没有来得及让波兰避免被瓜分的命运。

波兰被瓜分后，鼎力支持波兰复国的恰好是新教的英国。但英国是为了让波兰完成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联姻？未必。毋宁说，波兰成为英国站在最佳的政治地缘位置干预欧洲事务的着力点。毕竟，自18世纪以来，英国积极拓展海外殖民地，与欧洲大陆的关系若即若离。通过在海外殖民形成联邦式政治体之后，英国作为域外势力介入欧洲争霸就有了绝好的本钱。20世纪的第一次欧战后期，美国一改“孤立主义”政策介入欧洲冲突，与英国的介入模式如出一辙，而且地缘政治位置更佳：英国免受欧陆国家的攻击仅仅凭靠狭窄的海峡，美国则凭靠一个大洋。

第一次欧战结束后，战胜国英法美同盟主持的“和约”不仅让波兰复国，还高明地制造出一个极富自由民主色彩的但泽走廊，甚至让名义上的战胜国俄国也把18世纪所瓜分到的波兰土地从肚子里吐出来。这一结果随即引发了波俄战争（1919），苏维埃共和国并不认可与专制的沙俄帝国一刀两断。接下来的结果众所周知：1939年，德国要抹去“欺人太甚”的但泽走廊，发动了史称“入侵波兰”的战争，于是，20世纪的第二次欧战爆发。

波兰问题起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均势极为脆弱，拿破仑战争之后，“神圣同盟”建立的短暂均势很快被民族主义国家兴起的浪潮冲垮，波兰仍然没有复国的可能。由此看来，波兰问题有如一根烫手的红线，贯穿自16世纪以来的整个欧洲现代历史。科耶夫撰写报告书之时，波兰成了苏联集团的附庸国，如今的我们则看到，1990年苏联瓦解后，波兰成了北约的附庸国，让美军的导弹部署在自己的美丽森林，成了俄国导弹直接瞄准的目标。这与其说是“欧洲联邦化”的伟大梦想正在实现，不如说是16世纪以来的欧洲民族国家阶段还远没有结束。

波兰问题是现代欧洲历史的一面镜子，我们的政治史学则值得看到，在20世纪的30年战争的第二阶段，中国才成为欧洲式全球均势中必须被考虑的结盟因素。我们应该问：被谁考虑？显然是被欧洲式全球冲突中的大国考虑。换言之，中国仅仅是欧洲均势格局中被大国考虑的因素，而非在均势格局中自己掌握主动权，考虑全球均势应该怎样。

何谓“国际主义”

从这一政治史学的角度看，毛泽东在1936年写下的“咏雪”词的确具有扭转乾坤的伟大气魄。毕竟，这时的中国不仅正处于四分五裂的内战状态，而且还是欧洲式地缘政治冲突中被考虑的联盟要素。

由此看来，列宁与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思想冲突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世界历史不能不说，俄国革命的爆发为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完整意义上的中国革命，其实是从这时才真正开始的”。[56]

由于中共的历史命运与“第三国际”同盟的复杂纠葛，我们的政治史学还不得不关注另一个同样源于现代欧洲的结盟政治现象，即所谓的“国际主义”同盟。按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的看法：不可把现代欧洲式的国际主义与传统基督教的普遍主义混为一谈，因为“国际主义”是现代欧洲文明在自身形成过程中出现的特定运动，其起源恰恰是反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改革。为了对抗大一统的天主教共同体，加尔文在日内瓦城邦打造出第一种新式的普遍联盟观念。在随后的几百年中，欧洲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国际主义，它们无不带有加尔文式新教精神的一般特征。[57]

加尔文治下的日内瓦

新教是罗马天主教整合欧洲最终失败的结果，抛弃罗马天主教的大一统结构，也就抛弃了与中世纪欧洲的普遍制度和精神的连续性。宗教改革的要害在于，它不是致力于“改革现存的普遍精神制度，而是要创建一种竞争性的普遍主义”。由于新教仅仅在欧洲的部分政治单位获得了成功，或者说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宗教，它必然成为一种持续的革命性精神，因为新教精神作为基督教精神仍然是一种普遍主义。

在观念上，新的基督教继承了旧基督教的普遍主义；在现实中，旧的教会制度已不复存在；因此，新基督教事实上被迫站在一种党派性的立场上。此外，分裂并不是沿着各个领土社会的疆界发生的，而是在这些社会之中跨民族、跨社会阶层发生的。结果是，西方人并没有分裂为具有宗教革命性的民族和那些未受该运动触动的民族，而是这场宗教运动瓦解了各个民族体，并导致内战。因此，新基督教不仅要与旧的教会作战，而且在民族内战中也摆开了几条战线。（同上，页129）

沃格林由此解释了“自由主义”观念在世界历史中的出场，以及这种观念为何首先体现为“捉拿君主”论。当一个国家的人民由于信奉被视为“真正的宗教”的新教而遭受压迫时，君主是否有权力和责任代表新教实施干预？

就国家间的具体关系而言，当法国的加尔文教徒遭受本国旧教徒屠杀时，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管制无力，英国和德意志的新教徒是否有权利和责任实施干预？对于新教徒来说，要证明干预的正当性很容易。于是，从新教运动中就“第一次出现了一种国际（an international）[干预]观念”。凭靠这种观念，一个新教国家有干预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义务和责任，只要这个新教国家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且处于有利的地缘政治位置。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国际义务”的历史含义在于：它勾销了欧洲式封建结构的各忠其主原则。“一个国家的臣民呼吁外国干涉来反对自己的民族国家政府”成了理直气壮的事情，沃格林提到20世纪的“第五纵队”现象，让我们难免想起自1990年代以来，甚至我国智识人脑子里也曾出现要求美国干预的现象。由此可见，新教的“国际主义”精神具有长盛不衰的历史效力。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的阿斯卡隆战役

在沃格林看来，新教的国际主义联盟是“颠倒过来的”十字军东征概念：十字军东征是在罗马天主教领导下针对少数异端的行动，而现在则是少数异端能够形成组织有序的全欧洲范围内的反十字军东征。不仅如此，这种新教的国际主义精神从此成为欧洲现代地缘政治的重要恒量。自16世纪以来，这种超越“民族国家界限”（national limits）的新教式国际主义精神给欧洲带来无数次的欧洲动荡。每一次动荡之后获得的稳定，都仅仅是暂时的，因为欧洲的政治局势变得更为复杂，随之出现新的国际主义诉求。接下来的结果是，各种普遍主义-国际主义或相互竞争或相互交织或相互冲突，催生了各种政治情感。

沃格林还看到，随着欧洲式政治冲突的全球化，这种欧洲式的国际主义精神冲突也实现了全球化，“把非欧洲的各种力量也发动起来”。不仅如此，随着历史的演化，人们已经意识不到，这种恶果的源头是什么。

国际化的干预与反干预成为现代欧洲政治史中的一种模式，在沃格林看来，这种模式在欧洲历史上刚好与三次大的均势结构的嬗变吻合。第一次体现为“宗教改革的国际运动以及反宗教改革的国际反动”，其高潮是德意志30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条约力图实现的稳定期。第二次是“法国大革命及其反动”，国际干预主义体现为多次联军战争，直到拿破仑失败，维也纳会议试图重建欧洲的和谐和稳定。

接下来是欧洲工业化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而工业化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结果是共产国际的出场。由于加入了新的因素，共产国际组织及其精神的“欧洲模式被严重模糊”。我们知道，中共为摆脱这种模糊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并在突破湘江封锁线时损失一半军力。若非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络中断，历史后果断难设想。

沃格林对世界历史的欧洲式现代阶段的深度观察，有助于我们理解共产国际的性质：第二国际与德国的帝国式冲动相关，第三国际则与俄国的帝国式冲动相关。尽管马克思主义给俄国的帝国冲动带来社会主义因素，毕竟，俄国已经是老牌的欧洲式政治单位。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接受第一次欧战结束后的波兰问题解决方案，以及斯大林对维持沙俄帝国在中国的利益所持有的强硬立场，都证明了这一点。

20世纪的30年战争结束后迅速出现的所谓“冷战”格局，说到底仍然是16世纪以来的欧洲冲突 – 均势变化的延续。因此，我们的政治史学必须面对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区分欧洲的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意味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为将欧洲地缘政治因素这颗毒瘤从马克思主义中剥离出去，代之以中国文明的传统精神，从而形塑新型的全球化社会主义文明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