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近卫内阁与三国同盟的缔结——以近卫文麿、松冈洋右为研究重点

第二届近卫内阁，在近卫文麿首相以及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的主导下，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三国同盟的签订外受欧洲战局的影响，内有日本右翼舆论的裹挟。三国同盟本身即是日本自1932年退出国联之后，寻求战略同盟的结果，也是日本政府妄图构建“大东洋共荣圈”的战略选择。“三国同盟”应视为日本推行“大东亚共荣圈”的重要外部条件，这是近卫文麿与松冈洋右决定缔结三国同盟的主要动因。因此无论是作为首相的近卫文麿，抑或是外相松冈洋右都希望借助三国同盟，来改善日苏关系、扼制美国干涉日本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但事实上三国同盟却是近卫内阁在对美问题的一大失误，最终导致日美谈判的失败，并引燃了日美双方敌视的战火。

来源 | 日本研究集林     作者 | 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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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近卫内阁与国际格局的变动

一战结束后日德两国面临相近的境遇。首先日本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后日本不承认国联的调查结果，在1932年2月21日第十六届国联大会上宣布退出国联；1933年10月19日，希特勒以德国的主张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为由退出国联，这样东西方两个退出国际社会主流的国家走到了一起。1936年11月25日，日德两国在德国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显然这份协定的针对对象为苏联。这份协定确立了此后日德两国结盟的前提与基础。

就建立军事同盟关系、强化“德意枢轴”问题，早在近卫文麿第一届内阁时期就有过讨论。为此在近卫内阁内部形成两派，时任陆相的板垣征四郎，就积极支持加强对德意的联盟；但是当时“担心因为与英法关系恶化而反对的主要有首相近卫、宇垣（有田）外相、米内海相、池田成彬藏相”。与陆相之间的对立，由此造成双方各持己见，无法达成共识。在第一届近卫内阁时期，近卫文麿本人明确表示反对“三国同盟”的签署。另外当时在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以及日本内大臣汤浅仓平二人，虽然退隐政治后台，但依然对日本政坛走向有一定的影响。西园寺与汤浅二人认为，还应继续坚持对英美协调的传统外交路线。“天皇或西园寺、汤浅内大臣在内，基于一点认识，即在日本在中国方面无论牺牲多少，都应该坚持对英美妥协的外交政策。”显然，近卫在第一届内阁时期，认为与德国结盟的时机尚不成熟，近卫认为此时与德国结盟是一种外交政策上的冒险行为。但第二届近卫执政时期，近卫内阁却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德军在欧洲战场上的表现。

近卫文麿

1940年，希特勒的铁蹄突袭欧洲。4月9日德军利用闪电战以及机械化武装的有机结合，迅速占领了丹麦以及挪威；随即又在5月10向法国发起猛烈攻击，突破马奇诺防线直逼法国巴黎；先后攻下荷兰、比利时以及法国；荷兰王室流亡英国，法国建立维希傀儡政府。29日德军大败英法联军，被迫转移33.6万军人至英国，史称“敦刻尔克大撤退”。德军的表现使近卫政府相信希特勒，一定会重构欧洲大陆新秩序。近卫政府认为“从战胜国的立场出发，德意同盟一旦迫使英国投降，那些已经被德意战胜的法国和荷兰，此外还有可能包括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日本可以夺取这些殖民地。”近卫政府基于上述理由，认为应当利用同盟的关系，来占领已经战败法荷等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地，从而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做准备。“大东亚共荣圈”的构建是以“三国同盟”的确立为前提，“三国同盟”既为“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占领东南亚殖民提供了借口，可以借同盟的名义占领这些“无主之地”，又为其破坏“华盛顿体系”排挤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力量提供了军事保证。所以“三国同盟”与“大东亚共荣圈”二者紧密联系，都是日本扩张西太平洋地区的重要一步。“国民也狂热地欢迎近卫再任首相。各家报纸唯恐‘错过这班公共汽车’，纷纷表示支持新体制运动，促进缔结三国同盟。《读卖新闻》向近卫内阁提出要求‘以往半自由主义的不彻底的想法和方法是不行的。’”

1940年7月6日，德国对英国突然发动了“海狮计划”，德国企图利用自己的飞机优势征服英国，但始终未能达到迫使英国投降的目的。这时德国驻日大使希望借助日本在东南亚的活动，使英国感到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受到威胁，从而达到从东西方两个方向来牵制英国的目的。因此德国大使馆频频鼓动日本政府加入“三国同盟”，德国方面的鼓动很快就得到了松冈洋右的回应。但与德国大使馆考虑的不同，“松冈先生很明显地把日本的国家改造，当做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松冈以此为出发点，将外交事务放在了日德意三国同盟的问题上，坚决地推动日本国内外革命，并利用日本军队革新之际，认为日本的革新形势已经成熟，他似乎试图利用这个潮流对日本的外交上进行指导。”松冈认为可以利用三国同盟，来提高个人的政治声望，攫取政治资本，因此更加卖力鼓吹积极加强，与德意两国的枢轴关系。松冈的三国同盟构想，不仅是为了加速构筑“大东亚共荣圈”的目的，也受到当时近卫新体制运动中提出“皇道外交”的影响。因此他计划利用日本外相的身份，以外务省为中心积极推动日本与德意两国的联盟。

当时日本国内对于“三国同盟”的建立抱有乐观态度，对德意两国的军事实力作出了过高的评价，也低估了美国重整军备的实力。“他们认为法国的投降证明了他们具有先见之明，德国压倒性胜利只在眼前，意大利方面也决定参战，这样英国的败局将指日可待。”“这是因为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已经不适于当下，日本进入了革新的时代，就需要排除自由主义的民主政体，打破现状并且必须参加德意两国，以共同建设世界的新秩序。如果时机一旦错过的话，各民主国家一旦灭亡，那么日本此后将没有可以瓜分的殖民地。”这是近卫支持加入三国同盟的理由之一，另一理由就是确保日本不受到美国方面的威胁，正如前文所述，利用德意日同盟关系，东西互动、牵制美国的注意力。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曾在1940年11月21日，就日本能在三国同盟确立后，可以从德国方面获得哪些好处的政府质询时，松冈的答复为“三国条约缔结以后，德国为了有利于日本国防的加强，不仅在这方面给予我们便利，而且对中国问题即调整日苏邦交问题都对我表示好意，且已采取行动。关于解决中国问题，过去我们对德国没有抱很多希望，但在本月5日我对蒋介石提出和平条件以后，德国的里宾特洛甫和斯泰曼即分别对中国驻德大使进行了和平劝告。在此以后，看到重庆有所接近，经过大体顺利，相信这是上述效果之一。”松冈认为可以利用德国与蒋介石政府之间的关系，充重启与蒋介石对话。在这次政府质询会上，可以看到松冈将“三国同盟”看作是，制衡美国阻碍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政策的“妙策”，也希望借助德国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来改善日军长期陷入中国战场的窘境。

另外松冈还提到可以利用调整对德意两国的关系，改变日苏紧张局面。此外松冈还提到苏德之间在矛盾，即苏德两国在巴尔干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松冈认为日本可以纵横其间进而从中渔利，“在调整日苏邦交上，也是应当特别利用德国给予苏联的威胁。因而德国在巴尔干工作的成功，是对日本有利的。”

松冈洋右

1940年11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问德国，“开始向日德苏提携方向迈进”，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也将德意日三国与苏联之间的“腹案”传达日本方面。

1. 苏联表示在防止战争，迅速恢复和平的意义上，将与三国条约的宗旨保持一致。

2. 苏联就欧亚秩序方面，承认彼此之间的指导地位，三国则对苏联的领土表示尊重。

3. 三国及苏联约定不援助与三国为敌的国家，或者不加入这样的国家联盟中。

根据这份“腹案”德意日包括苏联对于重构的“欧亚新秩序”下，各自范围又重新进行了划分，如日本领属南洋、苏联控制伊朗与印度、德国控制欧洲中心地区、意大利则领有北非。上述划分内容成为“三国同盟将来与苏联缔结条约的前提。” 1940年11月10日到14日，苏联外交部长对柏林进行访问时，对里宾特洛甫提出的“腹案”表示赞同。

为保证日本政府推行的所谓“皇道外交”顺利推行，面对外务省内亲英美派的质疑声，松冈洋右采取果断措施，消除外务省的反对声音。当时日本政府对“三国同盟”的签订，提出反对之声表现最强烈的，主要集中在日本外务省。作为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环，盲目推动“三国同盟”的建立，显然不符合国内“英美协调主义”的外交传统与政治立场。如当时驻德大使来栖三郎、驻英大使重光葵、驻苏大使东乡茂德等都明确反对“三国同盟”的建立，认为这无疑等于将日本与英美等国截然对立起来，但是作为外相的松冈洋右却不以为然。松冈为此动用外相的权利，“1940年夏，近卫内阁外相（松冈洋右）解除了许多亲英美外交官的职务，任命亲轴心国的前驻意大利大使担任外务省特别顾问。这极大削弱了外务省的自由派，并在不久的将来产生严重影响。”经过松冈的这次“铁腕清洗”，外务省内部对“三国同盟”的反对声音，不再成为阻挡日本政府签订“三国同盟”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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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冈洋右与三国同盟的准备

在“三国同盟”问题上，松冈洋右比近卫更急于缔结条约。松冈当时的目标十分明确，排除任何阻碍以达成“三国同盟”。因此，学界认为松冈是想借助“三国同盟”签订之际，除了使日本与德意两国完成军事同盟之外，还想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实现自己成为日本首相的政治资本。“三国同盟”被松冈视为晋升日本首相的重要政治台阶，所以松冈本人将其视为“志在必得”的外交目标。松冈首先与德国驻日大使施塔莫举行秘密会谈。为保证这次会谈的保密性，德国大使到达东京之后，除松冈本人之外，并未与其他日本人有过接触。从这次会谈的内容大致看出日德两国，希望借助彼此力量来牵制美国介入战争，基本确立了“防美联苏”的原则，共同抵抗美国参与战争中，同时为确保各自扩张势力范围不受影响，有必要拉拢苏联势力，这是对联盟提供了“双保险”。

根据东京审判的记录“当时除了外相外交顾问之外，其他外务省副部长都不知道，就连近卫本人也不清楚。当时的外相顾问是白鸟（敏夫），根据东京审判时期的口供记载，实际上松冈氏，从一开始就亲自出马开展所谓新外交，无论有功有过、近卫公是否知晓其中过程，他都决心贯彻下去。所以即便是我（白鸟敏夫），也不允许干涉外相的一切行动。”“施塔莫在后来的东京裁判供词中叙述到，他当时的任务是受到里宾特洛甫（时任纳粹德国对的外交部长）指派，探明日本的真意，如果日本方面有意与德国方面签订协定的话，那么可以直接与奥托大使交涉，如果需要柏林方面在必要的时候予以承认的话，那么请尽快递交详细的报告。‘他（施塔莫）达到东京以来慎重行动，回避除松冈以外的其他人进行会谈。’”说明当时德国与日本外相松冈之间的会谈内容，并未通知近卫首相。整个秘密会谈的过程，也是在近卫文麿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进行。

川田稔著《近衛文麿と日米開戦》

1940年9月9日、10日两天，松冈洋右在自己的私人府邸与德国驻日大使海因里希·施塔莫（Stahmer Heinrich）二人商讨日德之间相互援助的内容，二人最终达成九项谈判内容。

首先施塔莫向松冈洋右表示，德国为了使这次战争不由局部战争走向世界性战争，尤其是不希望看到美国参与其中，因此德国不需要日本为其提供军事援助，但是德国希望日本，能够在德国需要援助的情况下，为其“用尽一切办法”。要利用日本现有的资源，来牵制住美国。德国的意图很明确，就是需要日本扮演干扰美国在欧洲行动的角色，因此，施塔莫表示两国之间的合作“无论何时对于危机的来临，都应是万无一失的准备，都应是对于两国有利而无害的。”因此，日德意三国之间相互联合的意义，就是为了表明坚决两国之间的态度，“鲜明的对谬误观点坚持到底，让事实的真相不仅使美国乃至全世界都被知晓，还应强力有效的阻止美国方面参战。反之如果采取软弱拖沓的态度的话，若只是采取声明的办法，那就无法阻止招致侮辱的危险了。”施塔莫向松冈洋右表示，“希望日本能够很好地把握当下时局，对于西半球方面有可能的危险、重大的以及现实性的问题做好充分的自省意识。”随后施塔莫又以美国为话题的切入点，认为应该认识到目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之间对于“欧亚新秩序”的阻碍，因此施塔莫认为“如果仔细揣摩其间道理，日本就应该缔结日德意三国的协定，以此防止事态的发展，希望日本能迅速作出决定。”随后施塔莫又向松冈洋右表示应当在德意日三国签订条约后，再立即与苏联方面接近。至于“日苏亲善问题”，德国愿意充当日苏关系的“政治的中介人”。而且施塔莫表示他不认为两国之间接近的道路上，存在着不可弥合的冲突。进而施塔莫进一步通过英德与苏德的关系说明，现在英德之间关系紧张，但是苏联与德国之间，却存在着良好关系的基础，苏联会履行苏德之间的协议。接着施塔莫明确向松冈表示，德意日三国之间应该做最坏的打算，所谓的做坏的打算就是美国的参战，以及战争的升级——蔓延为世界大战。因此，德国也会努力避免日美之间冲突爆发的可能，并且会尽力帮助两国之间邦交的改善。

从这份秘密谈判的结果来看，德国方面并不需要日本在英德战争中对德给予任何援助，另外德国会在日苏之间、日美之间充当调解人，解决日本当前的外交困境。表面看起来应该是日本方面比较“占便宜”，但实际上当时英德两国交战，已经引起了美国的反感，德国并不具备调解美日两国关系的条件。另外苏德之间虽然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但当时苏联内部“大清洗”以及斯大林对英美两国的不信任，才使苏德之间存在暂时性的和解。虽然苏德两国在瓜分波兰的问题上并没有分歧，但在巴尔干半岛问题上两国之间存在严重矛盾，因而作为日苏两国的“中介人”角色也不适合。基于上述原因，德国方面给日本的外交上的“优惠条件”，不过是一纸空文。

就松冈洋右而言，他主要看重两点内容，首先在对美问题上，两国之间达成一致看法，即德国的欧洲扩张计划与日本的亚洲扩张计划，都应防范美国方面的介入。两国都不愿意看到美国的参战，因此解决日美矛盾是推进近卫政府继续对外扩张的必要前提；其次对于日本的“南进计划”与“大东亚共荣圈”而言，苏联一直是日本北方的“潜在威胁”，因而日本需要借助德国的力量来帮助日苏之间达成协议，避免苏联在日本南进行动掣肘。松冈将“三国同盟”的签订视为“只赚不赔”的买卖，却忽视了实际的国际形势发展。

松冈结束与施塔莫会谈之后，将这份秘密会谈报告递交四相会议上予以讨论。9月12日，近卫文麿将四相会议讨论的结果上奏昭和天皇。9月14日，近卫召开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讨论“松冈——施塔莫”的会谈内容，这实际上三国是同盟的初步打算。会上松冈滔滔不绝表达个人政治观点，极善辞令的松冈发言，具有很强的蛊惑性与煽动力。将与英美联手和与德意结盟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强调与英美联手就是对英美的妥协，其结果就是日本丧失了近代以来扩张的海外权益，也会丧失争夺欧洲列强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地；与之相反则是对德意的联盟可以保证日本既定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推行，这是松冈演讲的核心观点。

经过松冈“慷慨激昂”的演说，东条英机陆相首先表示赞同，认为应该与德意两国缔结“三国同盟”协定。会上日本海军军令部次长认为“三国同盟”条约一旦缔结，就意味着海军方面需要对日本有可能面临的对美作战做准备。日本为了“大东亚共荣圈”而对美作战，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行为，次长进一步指出如果日美双方即战即决的话，那么日本海军方面或许还能应付得来，如果一旦陷入长期作战的话，那对日本而言将是一场灾难。面对海军方面的质疑，外相松冈洋右随即发言：

“今日之日本或者选择与德意站在一起，或者选择与德意对立与英美为伍，现在到了必须决定明确态度的时刻了。”在松冈看来此前的内阁对德态度不明朗，尤其是平沼内阁时期对德态度十分暧昧。因此应当利用现在德国与英国之间，关系恶化的有利时机选择站队。松冈的理由为如果德国完成在欧洲大陆上的“新秩序”，那么随后美国方面也将不得不对其妥协。届时对于原本归欧洲所属的殖民地，日本将无法染指。这对日本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因此，松冈作出的判断与理由：首先如果德意日之间结为同盟，必然会造成对美恶化；在物资方面，也会使日本国民生活因战争的爆发导致生活窘困。“因此我们或者联手德意或者联盟英美，总之我们要选择一方”。随后松冈洋右再次给出了自己的判断，“考虑到中日战争以来美国方面的言行，恐怕我们不得不舍弃东亚新秩序，未来至少需要向英美等国低头半个世纪，但是这种妥协的情况一旦被国民所知道，十万英灵们会满意吗！而这绝不是向英美屈服这么简单，联想一下前一次大战（一战）的牺牲，再联系一下现在我们的付出。届时蒋介石不仅不会停止抗日，还会导致更多排日辱日的情况出现。”松冈认为不与德意联手的话，将无法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目的，更无法打开目前中日战争的僵局。

东条英机

松冈的发言使在场的海相也认为，日本除了与德意结盟之外并无他法。当晚在北白川官邸，陆相大臣与海相大臣对于“强化枢轴关系”表示赞同，但在木户的日记中记载，陆相后又与海军次官丰田商议“三国同盟”事宜，二人又认为这一协定对于日本来说风险太大，表示不赞同日本政府的决定。次日近卫将联席会议上的讨论的结果递交昭和天皇，昭和天皇也担心“三国同盟”会加剧日美之间关系的恶化。说明此时日本高层对于“三国同盟”签订较为疑虑，主要来自对美国的考量。因为当时日美关系已经出现裂痕，而英德之间战争也使美国不可能置身事外。美国与英国之间存在联盟关系，日本如果站在了德意一侧，就等于选择与美国彻底对立的位置上。而日本战略资源又高度依赖美国，日美之间军事、经济实力的差距，使近卫政府在这一问题上表现犹豫不决。

1940年9月16日，又召开紧急内阁会议主要讨论三国同盟事宜。会议虽是近卫首相主持，但会议的主角仍为松冈洋右，松冈洋右坚持对德意联盟的原则不松动。他指出此前与英美协调、妥协并未获得应有的尊重，因此与其这样不若采取强硬态度，与之对抗来改变困窘的“国运”。松冈又重提“松冈——施塔莫秘密会谈”内容，指出“施塔莫曾表示此前旧的德国南洋诸岛领地，可以无偿的被我们日本拿走；还表示石油也会因为德国的占领不断扩大而变得丰富，不仅德国从苏联或罗马尼亚那里获得资源，而且日本也会因此获得石油。如果日本与苏联方面进行外交调整的话，还可以从北桦太岛获得开采石油的权利，并且根据适时情况对其进行全部收买。”这场紧急会议从上午八时一直持续至午后四点半。最后经过松冈的游说，包括近卫在内对于缔结“三国同盟”协定，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

9月16日的紧急内阁会议，最终决定日本同德意两国签订“三国同盟”协议。松冈之所以能够说服近卫内阁的其他大臣，主要是因为松冈清楚地意识到，日本当前最为匮乏的就是，包括石油在内的战略资源。日本如果不想依赖英美等国进口，那么就必然需要通过武力向“南洋”进军。因此日本必然需要与德意两国站在一起，彼此相互制约美国参战的可能。另外，一战后划分给日本代管的原德国南洋诸岛屿，也成为日本的一块心病。一旦选择与英美站在一起，而德国却成为欧洲战场的最后赢家，那么原来由日本代管，德国一战前的殖民诸岛就有被收回的危险。选择与德意两国结盟，还可以与德国协商的余地。总而言之，根据松冈洋右的逻辑，日本如果想向“南洋发展”，获得资源就必须与德意两国缔结协约。身为首相的近卫也被松冈的“缜密”逻辑所说服，会上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根据当时原田熊雄的日记记载，近卫将这一消息呈报天皇，面对天皇的提问，近卫认为今日缔结三国同盟，是综合各方面考量的结果。即便冒着与美国开战的风险，那也无计可施。可见，当时近卫对“三国同盟”的考虑并不充分，忽视了德国与美苏两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现实国际格局的变动，基本听从了松冈洋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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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文麿支持三国同盟的理由

从第一届近卫内阁起，近卫本人就对三国同盟的问题犹豫不决，因此很难负责地给出最终判断。即便完成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后，作为首相的近卫在这一问题上也多次打算毁约，或者修改部分内容。三国同盟对日本而言，既是继续“大东亚共荣圈”威慑美国的保证，也是日本借此改善日苏关系的重要筹码。只有解决日苏之间的“北部问题”，才能使日本专注于推进“南进政策”，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因而近卫文麿表示支持三国同盟的签订主要基于一下三方面的判断：

首先防止美国参战。近卫的这一方面考量与松冈洋右一致，近卫认为美国素来对日本的扩张行径进行打压，如果一味对美妥协，日本的发展必然受到制约；另一方面，日本如果准备向表明自己的态度，单纯凭借自身的力量自然无法与美国抗衡，因此，加强日本同德意两国的盟友关系。这样既可以表明日本的立场，不必在日美交往中处于弱势地位，也可以借此壮大自身实力，防止日美战争爆发的可能。近卫认为之前日本外相无论是有田八郎还是野村吉三郎，都主张对美进行直接交涉。但近卫认为这种对美“妥协”的态度，无益于改善日美之间的关系，反而更加激化国内反英美派的情绪。与其一味对美妥协，不若调整日美交涉的路线。通过与德意的联盟，逼迫美国对日作出让步。近卫也十分清楚，日德两国相互利用，其目的都是为了防止美国的参战，近卫在其手记中写道“（德国）利用日本以防止（美国参战）的可能性，实为德国之希望，故由此可知缔结三国同盟最大意义之一，极为防止美国参战及世界战乱之扩大。”从时候结果来看，与近卫的预设完全相反。正是由于三国同盟的缔结，才迫使德国希特勒根据三国同盟的要求，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对美宣战，将区域性战争升级为全球性战争。

其次确立对苏亲善关系。近卫认为日苏之间的改善极为重要，因为这是为日本继续推动“大东亚共荣圈”，提供一重保障，也是日本对抗英美的又一个重要砝码。正如近卫指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更应该利用苏德关系改善之际，图谋调整日苏之间的关系。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能推动日苏条件的改善，进而进一步推动日德苏的合作，以此来巩固日本对英美的地位，有助于处理中国事变”。联合苏联是日本对抗英美、扼制蒋介石政府的前提，这是近卫希望确立对苏友好方针的出发点。时任外相的松冈也这么认为，松冈“在动身前往欧洲前，他对秘书说：‘与德国握手就有了与苏联握手的暂时借口，而与苏联握手也不过是与美国握手的借口。’他坚持认为，这些国家的联合起来将向傲慢的美国人施压，迫使其做出外交妥协，这样，日本就能活在和平中。用松冈的话说，整个世界都不用动一发子弹。”无论是松冈还是近卫，都希望通过德国的作为日苏的调解人来改善日苏的关系，而苏联的力量，足以使美国慎重考量日美关系的发展。从而利于日美在改善日美关系的同时，保持日本外交上的主动权。显然，这只是近卫文麿的一厢情愿，或者说是十分不现实的外交设想。

最后，当时对于“三国同盟”签订的最大阻碍即是日本海军，但此时却获得了海军方面的支持。此前日本海军认为如果签订“三国同盟”，必然会导致日美之间关系的恶化。而“三国同盟”的目的就是使日本“向南洋发展”，这样日本海军必然承担主要任务。这对日本海军方面而言压力巨大，所以当时就任日本海相的吉田善吾，对近卫内阁积极支持的“三国同盟”主张表示不赞同。以至于近卫在1940年召开五相会议，吉田善吾因此患病无法出席。吉田善吾一方面面对的是近卫内阁压力，同时他还要对日本海军负责，两方面的夹击使海相吉田善吾身体每况愈下，最终以心脏病为由提请辞任海相一职。并由及川古志郎接任海相一职。及川古志郎出任海相，担负其特殊的“政治任务”，就是要统一日本海军方面，对于“三国同盟”的认识，以海相的身份取得日本海军方面的支持。1940年9月15日，及川古志郎召开了海军省军令部课长以上、联合舰队司令长以上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的核心内容就是，传达近卫内阁对于“三国同盟”的决策精神。及川古志郎认为如果海军方面不支持政府的决定，那么近卫政府必然因此倒台。有鉴于此，及川古志郎呼吁日本海军方面无条件地支持近卫内阁的决定，当时参加会议的日本海军军官并无一人提出反对意见。1940年时任日本海军次官的丰田贞次郎大将曾对近卫，说出海军支持三国同盟的真正原因，“虽然海军反对，而国内之情势已不许如此。”在海军方面看来，日本国内的政治风向已经决定了三国同盟的缔结，即便坚持反对也无济于事，因而及川古志郎就任海相之后，支持近卫内阁缔结三国同盟的决定。海军的态度无疑影响了近卫本人对“三国同盟”问题的基本判断。“近卫公对该同盟所承认的积极价值，如后来所见到的，他期待海军方面对这一问题的反对意见，而与预期相反的是海军对（三国同盟）表示了支持，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转机。”陆军省、海军省以及日本外务省方面，都对这一问题表示同意，使摇摆不定的近卫下定决心支持“三国同盟”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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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韩昇教授曾在《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中提到古代的“东亚各国的内部政治制度变革，往往同外部的国际关系紧密联系，倭国也不例外，从603年圣德太子的改革到645年大化改新，直至白江口战败后全面学习唐朝文化建设‘律令制国家’，无不同国际形势紧紧相连。”古代的倭国如此，近代的日本亦是如此。缔结三国同盟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急于获取东南亚地区丰富的战略资源。欧洲战局的骤然变化，刺激第二届近卫内阁一改此前谨慎态度，而支持签订三国同盟。这既是配合日本的南极计划的推进，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需要，也是日本外交上长期奉行结盟主义的结果。

1932年日本高调宣布退出国联，并被称为“远东的孤儿”。失去了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支持，日本在远东的侵略扩张显然具有风险。急于突破凡尔赛体系束缚的希特勒政府，利用日本南进计划与“大东亚共荣圈”为诱饵，鼓动日本加入三国同盟。从东西方两个方面阻止美国参战的可能。日德两国“臭味相投”，为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发展提供了前提。日本也妄图重构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政治格局，破坏原有的华盛顿体系。希望利用德军在欧洲的扩张之际，转移英美等国的注意力，进而迅速推动“大东亚共荣圈”的构建。国际格局的变动为三国同盟的签订提供了客观条件。日本国内也积极鼓吹三国同盟的缔结。国内的政治气候成为三国同盟缔结的必要条件。当时荷兰、法国等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则被近卫内阁视为“无主之地”，国内扩张势力高喊“不要错过末班车”的口号，呼吁加强同德意之间的关系，建立“三国同盟”。而“三国同盟”的建立除了为“南进计划”做准备，也为德意日三国东西方呼应，以防止美国参战的可能。

从历史发展来看，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就长期存在亲德传统。自明治维新之后就效仿西方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是普法战争中，普鲁士一统德意志，建立德意志帝国之后，德国变成了日本改造的“模板”，使日本完成了从“以华为师”到“以德为师”的转变。近卫文麿认为日德两国有着相似的经历与背景，都被西方英美国家所构建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束缚，所以在近卫看来日德两国自然就是天然的盟友。松冈洋右曾在1941年远赴欧洲访问，在德意访问时却受到崇高的礼遇。希特勒为了争取自己“远东小伙伴”，而费尽心思。“希特勒在这位外务大臣的金丝边眼镜前晃悠着他的诱饵。他说，现在是日本行动起来反对英国的绝佳时机——真是史无前例。当然有风险，但是现在风险不大，俄国人的西边有德国师团，大军压境，它动弹不得；东边的英国很弱，而美国才开始重新武装。不仅如此，轴心国没有利益分歧；德国的利益在非洲，就像日本对欧洲不动心一样，不关心东亚。美国是不敢西出夏威夷的。”希特勒的建议，对无论对松冈抑或是近卫都有巨大诱惑力与说服力。近卫内阁对美态度的改变受到德国的蛊惑，加之国内扩张主义势力的配合，使近卫内阁并没有对美关系作出正确调整，相反一再错失良机使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国务卿赫尔不再对日本抱有幻想。

在这种国内外政治气氛影响下，近卫文麿与松冈洋右之间对于西方的看法大体相同。都认为西方国家对日本的干涉，抑制了日本扩张的“合理需求”。日本需要发展的诉求，与西方国家的对外殖民并无二致。正因如此，近卫二次组阁时对松冈可以说是“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耳”。而且两人都十分注重个人的“政治风评”，因此俩人在对外政策制定上都十分容易受到“民意”的裹挟与左右，这在近卫的早期从政经历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而较之近卫松冈洋右表现得更为明显。“松冈的杂耍式外交风格深受日本民众的喜欢，这是领导者与民众之间合作的民粹主义外交典型”,“松冈的外交政策无疑是为了博得国民的人气而采取的外交政策。”因此为迎合国内右翼势力的需要，松冈洋右必须对美表现得更为强硬，甚至不惜错失日美谈判的最后机会。但较之松冈外相，近卫首相则更保持一份冷静头脑。尤其是近卫利用儿子留学美国之际，对美进行访问。近卫清楚日美之间的势力差距，因此，近卫对美一直保持相对克制的态度，但依然没有影响三国同盟的签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