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力”的养成: 中国共产党早期留苏学生的谈话训练

作者: 孙会修      来源: 近代史研究

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和莫斯科中山大学极为重视培养学生的“发表力”，在党团小组和课堂开展全面的谈话训练，使中国共产党早期留苏学生具备较强的宣传动员能力。共产国际的重视、苏俄政治文化的影响、联共领袖和学校教员的示范，是留学生进行谈话训练的重要原因。谈话训练能够提高党员、团员的综合能力，对构建同一性的党组织和甄选干部标准也有重要意义。“发表力”的培养也受学生天赋、性格、性别等因素制约，但又有一定程度的突破，显示着谈话训练的成效。留苏归国干部将联共宣传动员方法和谈话训练经验应用于党内，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产生重要影响。

1925年11月，莫斯科东方大学（下文简称“东大”）中国班学生汤正清在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组员每周报告表》中记下了本月第4周的工作统计，内容分上课、阅读、团体研究、谈话、会议等共12项，总时长95小时45分。其中，会议26小时20分、谈话24小时30分、团体研究19小时10分、上课13小时5分。令人诧异的是，汤一周工作中“谈话”占总时间的25.6%，仅次于会议，而上课只占13.7%。此处的“谈话”，实是“谈话训练”之意。这在一定程度显示旅莫支部对工作项目的重视次序。这样高强度的谈话训练在另一培养中国共产党革命干部的重要地方——莫斯科中山大学（下文简称“中大”）同样进行着。

这种谈话训练源于列宁对职业革命家能力的要求。列宁根据能力和专长将革命家分为“理论家”“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四种类型，其中鼓动员（агитатор）主要是动口。在他的设计中，口头宣传员与民众直接接触，是革命普遍社会化的关键。这要求革命者具备突出的口头宣传动员能力。的确，口头动员突破了干部写作能力和受众识字程度等制约，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宣传大众化，这对一个旨在推动普遍社会革命的政党而言，重要性不言而喻。

旅莫支部认为口头宣传动员能力是党员“必备的才能”，称之为“发表力”或“发表能力”，认为“谈话不是空谈，是观察同志的毛病使以纠正，又可养成发表力”。旅莫支部将“发表力”视为评判干部能力的重要指标。在1924年底对团员成绩鉴定中，评定了多数人的发表力，比如，李林富有革命性，却“缺乏发表力”；黄平民训练有进步，但“发表力薄弱，说话技术不好”；马禹敷“有发表能力且肯发表，但有时说话态度稍躁”；等等。

共产党人强调“力”的表达，却很少像留苏学生这样将口头宣传能力上升为“发表力”。任何“力”都有生成机制，留苏学生的“发表力”以阶级和政党自信为情感基础，以阶级利益、党的利益为指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和系统思维，强调透过现象看本质，注意发表技巧的运用，最终达到宣传动员目的。他们坚信“发表是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一个工具”，需要反复训练。1925年9月，刘鼎和王臣荣围绕“如何去谈话”讨论了45分钟，最后参考李富春《如何培养发表》的文章，得出充分准备材料、讲究技术、勤加训练的结论。

留苏学生的谈话训练与既往中国共产党宣传史研究呈现的内容颇有不同。传统研究侧重对中国共产党宣传机构、宣传路线及宣传思想的分析，新闻传播学视角则侧重揭示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的宣传及接受情况。近些年来，一些学者注意到口头表达对中国共产党宣传的重要性，余敏玲在《形塑“新人”——中国共产党宣传与苏联经验》中，即观察到歌曲咏唱对新中国爱国主义宣传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向以善于宣传动员著称，干部口头表达能力培养是亟待探索的党史研究课题。留苏学生谈话训练的材料较为完整地保留在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但先行研究没有注意到谈话训练的重要性。有鉴于此，本文围绕留苏学生的谈话训练展开讨论，以推动早期中国共产党留苏学生史和宣传史研究，透视联共政治文化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一、谈话训练

建党初期，因国内缺乏人才培养条件，中国共产党将干部培养工作主要放在苏联进行。1921年夏，中国共产党即开始向莫斯科选派留学生，最初仅有30余人，至1928年9月在读人数已达1500人。除东大、中大外，留学院校还有列宁学院、列宁格勒军政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等。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选派的留学生总数在3000人以上。其中，东大中国班与中大最为重要，招生总数超过1900人。在1926年夏之前，依托中国班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是留苏学生的政治中心；在此之后，中大取代了东大中国班的重要地位，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的党校”。因此，东大、中大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留苏学生的培养极具代表性，本文即以这两校学生为中心展开讨论。

东大中国班单独授课，重视谈话训练是其特色。施益生在1925年11月第2周共活动98小时30分，其中谈话22小时，多于上课时间（15小时30分），略低于会议时间（24小时30分）。可能因放假或活动冲突，黄士嘉在1926年1月第3周只上了1个小时的课，但谈话17小时，占总活动时间82小时30分的20.6%，仅次于会议时间（46小时30分）。综合东大中国班学生的周报告来看，谈话用时占比大致在20%左右。再结合会议、团体研究、上课等同样需要谈话，谈话训练占学生学习和训练时间的比例可能达到一半。

1925年秋，旅莫支部制作了规范的《每周活动报告表》，仍将谈话训练列为考察学生成绩的中心指标。在4页表格中，第1、3页最为重要。第1页是“上周计划”和“下周计划”，均用“谈话”与“研究”分开报告；第3页“活动研究成绩表”分“谈话”“研究”两项。“谈话”占八成篇幅，下分“人名”“题目”“时间”“结论”4个子栏，然后按“接触人名”“谈话形式”“谈话质量”逐条量化报告。其中，“谈话质量”下分“理论”“实际”“训练”“团体”四类，最能体现谈话训练在学生学习中的作用。对学生来说，谈话训练易于开展，在异国他乡亦能排遣孤独，大部分人能将报告表的谈话内容填满，为节约空间把字写得极小、加页粘附的情况也较常见。新生对此较不适应，1924年10月，刚入学一周的李林“与新旧同志谈话的时间居多”，读书时间被挤占，对自己“可以说没有看书”颇有烦言。不过此后他再也没有类似抱怨，报告的谈话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支部将谈话分为“有组织的”和“个人的”两种形式，前者主要通过小组谈话进行。小组一般由5人组成。小组谈话设主题和主讲人，要求人人发言。个人谈话主要表现为两三人之间的谈话，它较为机动，随时随地均可。小组谈话和个人谈话多在熟人间进行，训练易于封闭、固化，旅莫支部从两方面着手解决。第一，要求每位党团员至少须与本组之外的“两个同志以上发生密切关系”。学生朝夕相处，一般会超过要求，汤正清一周谈话的组外人数竟达15人。第二，频繁重新编排小组。旅莫支部的一个训练周期为3个月，其间一般会进行2次以上的重新分组，从制度上让学生能与各种类型的人谈话，尽最大可能扩大其人际交往范围。

在中国班，谈话训练还起着弥补课堂学习不足的作用。语言障碍严重影响中国班的课堂学习，东大教员中极少有懂中文者，中国学生短时间内很难学会俄语，“教的人不懂汉语”，“听的人不会俄语”，故课上须用翻译译述。这样在学生理论水平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谈话训练可以使学生互相切磋，起到共同提高的效果。

1925年秋中大建校，旅莫支部曾管理该校中共党员学生一段时间。次年夏，旅莫支部被取缔，联共中大党支部局负责指导党团员的学习和训练。新的党组织在学生评价体系中以技术能力为重要指标，考察学生表达沟通能力如何，能否进行社会工作，依然重视谈话训练，又有诸多调整。

其一，在课堂教学中加强谈话训练。在东大，中国班学生是少数群体，学校难以开展针对性教学。中大则是专为中国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学生数量大，班级数量较多，课堂教学规范细致，设置了互动和讨论环节，也就是在课上开展谈话训练。课堂一般分四阶段：讲授和指定阅读书目、课堂辅导、即席作答、讨论会。前三个阶段由教员主导。第四个阶段则以学生为主，用时最多，“讨论是自由的，时常发生激烈的争论”，最后由教员仲裁点评。

其二，在党小组中开展谈话训练。课堂谈话的内容相对固定，党小组的谈话则较为宽泛，训练更具广度。另外，中大同样面临语言问题，学校历史上大约只有“百分之十的学生实际上达到了熟练运用俄语的程度”，学生课堂学习普遍存在困难。1926年9月，已是少共（青年团）团员的俄文班俄文书记（课代表）蒋经国表示自己“俄文程度没有直接听讲的可能”，再三请求转到中文班第七班。故中大积极推动党小组谈话训练。党小组依托班级设立，团员亦参与活动，它是中大干部训练的基础单元。党支部局规定，组长是小组的领导者和“模范者”，主要工作是“要与每个同志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要与同志们多谈话及讨论问题”。小组会是小组活动的主要形式，讨论内容涵盖学生学习和训练的方方面面，谈话训练贯穿其中。支部局要求党员务必参加每次小组会，会前积极阅读材料，会上“谁都不能保持沉默”，否则“就要被指导员点名发言”。小组会由主席主持，设汇报人一至二名，后由参会者逐一发言，限时10分钟，最后由主席或苏联同志兼任的党小组指导员做点评和总结。当讨论特别重大的问题时，还举行连续的小组会讨论。1929年3月，三年级第2组讨论“共产国际致中国共产党的信”这一“极为重要”问题，学生“颇有兴趣”，故“讨论过四次（每次均四小时之久）才告结束”。党小组将发言情况作为评价学生成绩的重要指标，学期总结时做“上等”“中等”“下等”的评价。

蒋经国

小组会发言情况被党支部局纳入考核党小组工作的重要指标。第一，组会报告须有发言人数和次数的统计。1930年1月，一年级7组分3次共9小时讨论“反对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学生“普遍的都发了言”，合计发言68次。报告还须列出会议发言比例，如一小组共25人，某次组会的“发言未发言比例20∶5”。第二，对党小组每月、每学期的考核也以发言作为重要统计指标。《党组每月进步报告表》须报告谈话方面的内容：每个同志在“组会上有兴趣否，能否积极发言？”小组学期总结则要盘点党团员发言情况，并列出积极者占比。1929年1月，一小组在总结学期发言时称，“本班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积极发言的”，“党员百分之四十以上，团员百分之三十以上是积极的”。

其三，在校内各种会议上让学生得到发言锻炼的机会。受联共政治文化影响，学校的大型会议较多，主要有支部局大会、学年结束时的“十天大会”、少共支部局大会、各社团大会，以及为重大政治问题召开的专门会议。这些会议规模较大，特别能引起年轻人的发言欲望，蒋经国就经常登台演讲。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中大召开声讨大会，蒋经国登台痛斥其父，“赢得了全体学生雷鸣般的掌声”。

留苏学生的谈话训练内容没有边界，日常生活中也要积极训练。1925年初，李富春携妻子蔡畅到东大中国班学习，他在《每周报告表》中均会汇报与妻子的谈话情况。他们每次为期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主要讨论5项内容：“1.要其注意分配时间；2.注意调养身体；3.注意积极活动；4.注意谈话内容与校课相补；5.注意分别校课轻重加以整理。”既有革命伴侣对彼此学习的敦促与经验分享，也有丈夫对刚生育不久妻子身体的关心，公与私的边界并不明显。

谈话被留苏学生称为“发表技术”“说话技术”“谈话技术”，为寻求“发表力”的突破，他们常对其加以研究、探讨。1925年底，东大学生胡子厚与10位同学连续几天以“怎样增加发表能力”为题讨论。他们认为谈话训练首先“要明白主义和了解团体的政策”；其次要“绝对打破小资产阶级的心理——怕丑、怕错、脸红、怕不好”，不放过任何发言机会；再次，“注意自己的缺点”和“注意别人发表的技术”，做到取长补短。训练应循序渐进，“要先个别谈话渐向群众发表”，锻炼发言勇气和习惯；再“由内部到外部”，提高陌生环境讲话能力；“由语言到文字”，让革命理论通俗易懂。

在不断的训练中，留苏学生总结了将谈话内容和谈话技巧有益结合的方法。第一步，在发言之前要有系统准备：“1.先要分析事实；2.再用理论的考究；3.考究之后提出问题；4.再找得出路”。第二步，在发言时应把握准则：“扼要”，忌长篇大论，难以寻找重点；“有条件”，做到理据结合，有的放矢，临场巧妙发挥；在态度上，注意“姿势、口吻、声浪”；在交流讨论时，“注意对方的言行”，从问答中实现革命动员。此外，也有学生认为谈话前不要以自己好恶预先判断，“去成见，抓着大处”；注意内容的逻辑先后、头尾衔接，做到轻重搭配与烘托重心。

二、“发表力”与干部培养

古今中外不乏用演讲或游说推动历史发展的事例，孔子即有“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之感悟。现代教育往往将表达能力视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留苏学生重视谈话训练，不仅受这些因素影响，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共产国际的重视和引导，是留苏学生进行谈话训练的首要原因。共产国际成立目的在于迅速推动世界革命，故十分重视培养具备宣传动员能力的干部。口头宣传型干部便于培养、成才较快，能在短时间内掀起革命风浪，故共产国际在招收学生时就有具体安排。1922年11月，共产国际教育问题委员会委员、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共产党天生就要打烂旧世界，每名党员必须担负“鼓吹”的责任。另一委员项莱（Hernley）认为：“共产党教育问题，首先在于为党中增进鼓吹力与组织力的方法。”“鼓吹力”即是口头宣传动员能力，它能使组织规模迅速扩大，是组织力的前提，所以在特定时间内党员的“鼓吹力”要重于“组织力”。项莱要求全世界的共产党员除具备最低限度的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外，尤须具备“演说与辩论之才能”，以成为“宣传者、鼓吹者及报告者”。他指示各国支部“须遣多少具有初步学识的同志”到莫斯科接受“完备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国共产党就是在此精神下选拔留苏学生，中大招生条件明确“要求学生达到中等教育水平，并取得毕业证书”。

近代以来世界各政党中很少像联共这样重视培养成员的口头表达能力，这源于其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和口头宣传员培养传统，“于鼓吹与宣传方面素有狠〔很〕多经验”。联共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最初确立推翻沙俄政权的目标时，即将组织和宣传动员工作作为“应当坚定地遵守”的策略原则，地方组织工作“首先从培养自觉而积极的有确定的革命观的鼓动员”出发。十月革命前夕，联共中央全会认为应培养大批的口头宣传员迎接革命，“中央选举委员会和地方上应当举办鼓动员短期训练班”。十月革命后，为赢得普通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和支持，联共中央派口头宣传员到“偏僻的地方”传播革命思想。列宁要求莫斯科所有党员在工人中“大力开展”口头宣传工作，多与群众沟通交流，不要“陷在文牍工作里面”。正是由于口头宣传员在革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9年召开的联共八大要求党员应养成口头宣传动员的工作习惯。

在东大和中大，俄国革命史均是核心课程。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留苏学生的认识中，俄国革命的过去即是中国革命之未来，列宁的指示就是信条，他们重视谈话训练便不难理解了。

此外，留学生在莫斯科的体验与观察也在时刻提醒他们要锻炼发表力，这主要源于：其一，苏俄革命领袖和学校教员卓越演说能力的示范。十月革命后，政治集会和演讲在苏俄极为兴盛，留苏学生得以近距离领略革命领袖演讲时的风采。1922年9月，彭述之等人到彼得格勒参观，富有革命理想主义精神的著名女革命家科伦泰在市党委欢迎晚会上致欢迎词，“每一个参加晚会的人，都屏住呼吸静听她的发言”。尽管认识到“欢迎词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但在场者“几乎都被她制服了”。五卅运动爆发后，联共中央邀请20多名留苏学生到克里姆林宫受训，准备回国参加革命。陈碧兰对现场几位革命领袖的演说才能印象极深：加米涅夫“是一位很好的演说家，口齿清爽，声带洪亮而有节奏”；布哈林的演说“使人感到镇静、明朗而有条理”；拉狄克讲话的动员性最强，当他对学生们训话时，那“充满着活力的姿态，抑扬顿挫的语调”，以及精彩的内容，使听众的精神“都兴奋起来了”。

晚年彭述之与陈碧兰

拉狄克后来担任中大首任校长，学生对他演说才能的体会更为直观、细致。拉狄克性格“热情奔放”，博学多才，能讲七八种语言，是个“令人倾倒的才华横溢的学者”，有“大演说家”之誉。拉狄克在中大讲授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是最有吸引力的一门课，每次总是座无虚席，“连东方大学的中国同学也都来听”。他“讲课生动有趣，言辞幽默，表情丰富，能紧紧抓住听众，课堂里会不时发出哄堂大笑”。拉狄克革命经历颇为传奇，在联共党内威望甚高。他平时举止懒散，不修边幅，戴着高度近视镜，“嘴里老叼着一个烟斗”，待人却极为热情诚恳，深藏不露中散发着独特的革命家气质，颇合青年人对革命家之想象，“关于他的事迹迅速在中国学生中传遍，他成了大家的偶像”。蒋经国非常崇拜拉狄克，曾“模仿拉狄克登台讲演，惟妙惟肖，颇能逗人发笑”。他在一次晚会中化装成拉狄克，并讲了一段课，以假乱真，学生竟未发觉。

其二，共产国际尽量创造条件，让中国共产党留学生感受演讲文化的魅力。在校内，共产国际积极推动知名政治人物和社会活动家向留学生发表演说，以“启发青年器识”。1922年9月，东大邀请刚从中国归来的马林到校演讲，报告去年以来同孙中山会谈的情况。马林“仪表英俊，谈吐富有表情，滔滔不绝”，听众深受吸引。中大的名人演讲安排得更多。1927年2月，为解决中大学生感情问题困扰，中大邀请布鲁鲍斯卡娅到校演讲。她此时年纪已大，上下讲台均需搀扶，讲起话来却滔滔不绝，条理分明，“讲了大约两个小时”，会后又专门给女生讲了很长时间，听者信服之余，“心情十分舒畅”。这年3月8日，在中国大革命迅猛发展之际，国际妇女运动领袖、三八国际妇女节倡议者蔡特金到中大演讲。时年70岁的她在学生们看来已经“很老了”，但“声宏嗓大，越讲越起劲”，使听众受到深刻的革命教育。此外，国内名人到莫斯科也多被邀请向留苏学生演讲。1926年5月，极具演说才能的冯玉祥在中大用有力的语言表达坚决与资产阶级为敌的决心，“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欢呼声”，“每个人都似乎激动万分”。演讲让留学生充分感受到语言的魅力，谈话训练顺其自然地在学生中积极开展。

马林

在校外，当时一些革命大学设有融日常休闲与政治教导于一身的“礼拜日讲演大学”。共产国际定期给中大学生礼拜日讲演大学通行券，让他们现场观摩学习苏联同志的演讲。在和留学生接触比较多的机关部门，共产国际也尽量安排善于宣传动员的干部任职。共产国际于1925年5月改组东方部，明确“用一些熟练的宣传鼓动工作人员和组织工作人员来加强东方部的工作人员队伍”。这一安排当然出于工作的考虑，也不乏让其向学生以身示范、春风化雨之考量。

其三，苏俄普通群众亦使留苏学生感受到演讲动员的巨大能量。十月革命后，联共领导下的集体生活空前活跃，民众情绪颇为激昂。当时莫斯科等地凡有大型活动，必会从东大、中大等学校抽调中国学生参加，甚至让部分人演讲。1929年8月，中大学生王文元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代表组成国际代表团参加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反战反帝大示威活动。四五天时间里，他们不断向各驻防地士兵演讲，内容虽不免程式化，但高亢的氛围使所有人都忘情投入，士兵们不断用震耳欲聋的“乌拉”响应。演说完毕，王文元等人总会被热情的红军战士“捕获”，“再三向空中抛掷”，然后被三四个人“抬着走，送过操场”。演讲声和欢呼声形成共鸣，激发了在场者的集体主义自豪感及对革命的忠诚。王文元感慨，这是苏俄民众十余年“身受强烈的国际主义教育”之结果。

从干部成长角度言之，谈话训练是能力生成机制，对提高学生的观察、思辨、判断、反应等能力等有重要意义。1928年5月25日，中大二年级第3小组围绕“中国土地问题”展开辩论。这是当时联共党内争议较多的问题，又逢中国共产党六大即将在莫斯科召开，因此党小组鼓励辩论。与会者积极发言，“对于讨论此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各方面是互有出入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中国农村地租性质上，区就宪按照马克思佃租借贷理论断定中国农村是资本主义社会；李竹声、刘奇峰、胡灿、李明昌等人认为是封建式，刘奇峰强调中国农民受地主、军阀、帝国主义的三重剥削，农村的封建社会性质未变；覃远酋、赵心畲等人则遵从中大中国问题研究院主席华林的观点，认为中国农村地租是由封建式向资本主义式的过渡阶段。三种观点针锋相对，各方均尽力寻找对方漏洞，苦思论据，努力让论述严谨，综合能力在无形中提升。辩论也让学生的认识得以更新，区就宪受到集中批评后，表示自己“并不反对乡村没有封建余孽，但是资本主义这方面倾向较大”，向华林的观点靠拢。

课堂谈话训练对能力提升的作用同样明显。盛岳对课堂辩论的效果印象深刻，称其“更能激励上进，更有成效”，使学生主动从辅助材料中分析批判和提出问题，从互相讨论中获益匪浅，开始了解之前未想到的问题，“并用新眼光去看旧结论”，表达和思维等能力明显增强；辩论中，学生的意志得到提升，“人们提出论点就像在战场上向前冲锋。就算这个学生被打败了，他也学会了在逆境中坚持”。此外，学生也能够在辩论过程中直面内心和外界批评，“学会了勇于承认失败和尊重大多数人的意志”。

谈话训练具有选拔干部的功能。发表力是综合能力的体现，谈话训练能让党团员时刻处于相互比较、相互督促、追求上进的状态。党组织在此过程中可以甄别干部素质和能力，且长期和反复的观察还能尽量降低误差。所以，党组织将发表力作为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识别党员的素质，是“温和？暴躁？忠实？虚狡？积极？消极？”以此判定能力大小以及具体在哪方面突出，作为干部回国任用的重要依据。

三、谈话训练与个性的冲突和调适

清晰流畅是优秀表达的基本要求，相当一部分留苏学生却难以做到。在广播电视普及以前，方言问题并不容易克服，在留苏学生中更是普遍存在。在中大，一位年龄较大的女生满口天津话，她有次登台发言说了句“列宁同志哪个主义呀”，引来哄堂大笑。南方人更为困难，一位广东籍学生不会说普通话，甚至也不会说广东话，只会家乡话，“所以极少发言”，被教员和同学一致评为“不好”，建议遣送回国。中大在鼓励学生练习普通话的同时，因势利导，逐渐注意利用方言开展工作，以“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湖北、山东、东三省、江西”8种“语言”统计学生方言情况，作为他们回国工作后地域分配的重要参考。还有一些学生存在口吃问题，只能由他们自己解决。东大学生袁庆云说话口吃，在小组会中受批评最多。但他“不怕说话”，并未明显影响交流，到莫斯科后还先于同学学会说俄语。郑超麟同样“说话时口吃”，到晚年仍未完全改变。但较强的写作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口头表达之不足，他在回国后曾任中宣部秘书和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与瞿秋白共同创办了党报《布尔塞维克》。

郑超麟

性格内向者是谈话训练最为困难的一群人，他们并不是留学生中的少数。1925年3月，旅莫支部对百余名东大中国班学生的阶段学习作鉴定，发现许多学生因个性问题导致发表力不佳。第15小组中有5人均有此问题：贺果“沉默”，张宝泉“个性固执”，叶挺“孤独冷静”，余世颂“感情重”，王则鸣“欠敏捷”。其中，前三人均与性格内向有关。列宁主义政党强调改造自我的灵魂革命，旅莫支部要求党员塑造革命化人格。这些人在谈话训练中不断突破局限，其中的成功或挣扎，呈现了谈话训练的实态。

性格内向和固执严重影响谈话训练，贺果即为其中的一个例子。出生于1896年的贺果是湖南邵东县人，普通农民家庭出身，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他怀有改变个人和国家命运的远大理想，在法国时勤学苦读，学习成绩较好，曾打算将法文科技书籍《钢铁冷作业实用工艺》译介至国内，振兴相关产业。1921年底，贺果因参与革命运动被遣送回国，后进入北京中法大学读书并入团，在1924年11月被组织派到东大留学，次年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与其他同学相比，贺果身体素质佳，长于体育运动，学习能力强，个人条件优异，按理在中国班的学习应较为顺利，事实却并非如此。

贺果最初所在团小组第一次小组会对他的全面评价为：“思想尚清晰，对主义有相当认识，但活动不积［极］，精神不振作，希望以后积极活动、多发表，还要注意改除小资产阶级习气。”小组认为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其不主动与人交流。贺果也承认是自己性格所致：“总毛病在性情太重。”这与其早先留法时的自我评价大体一致：“性傲，不谙世事。”此后贺果积极改变，努力与同学交流。1924年12月的第二周，他至少进行7次谈话，谈的问题也比较深入，与傅烈所谈即为“现在应不应在中国另组青年团革命团体”。不过，综观其每周报告，贺果谈话训练中被动参与多、主动发起少的情况未有实质性改变，也缺乏耐心。旅莫支部对他第一个考核周期的评语颇能说明问题：“研究虽肯努力但欠开展与积极精神，活动亦无成绩，有意见不充分发表，且少关心团体。以后应努力研究、积极活动，并注意发表。”此后，贺果的表现仍缺乏亮点，明显不能适应训练和学习。知耻后勇，他在第二个周期进一步加大与同志的谈话力度，此间的13份每周报告中，除第1—4、6周仅1页内容外，第5、7—13周均是两页纸内容。就此而言，比之前明显增多。尽管多次尝试作出改变，但贺果仍无法突破局限，这也使他陷入困惑和自我怀疑，精神状态甚至比之前还差。旅莫支部该期对他的评语为“日常生活中欠积极精神，且失之沉默，少发表，性情稍躁，有时表现固执”。

贺果训练效果不佳的问题很快在革命实践中表现出来。1925年10月回到国内后，他先在团安源地委负责宣传工作，后被团中央派往长沙负责组织兼宣传工作，不久上级又决定将其调回安源，此时他却不辞而别回了老家。对这一“任意弃职”的行为，团中央认为贺果是“不能负责”之人，决定给予留团察看处分。贺果此后曾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在1930年因拒绝执行“立三路线”而离开党组织，直到1949年才恢复组织关系。错误路线理应反对，但贺果拒绝执行命令并负气出走的确违反了组织原则，与他在长沙时的做法如出一辙，显示其一贯意气用事的做事风格。从贺的革命生涯来看，内向、固执的个性导致其难以融入组织，与“铁的纪律”要求存在差距，也没有体现出应有的发表力。

与知错难改的贺果不同，性格内向的李季则沉浸于自己的世界，没有真正投入谈话，影响了训练效果。1924年10月入学东大前，李季已是党内知名的理论家，他在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方面颇有建树，1920年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在东大中国班被视为教科书，是班内资格最老的学生之一。李季十分健谈，逻辑性强，在中国班常常承担辅导同学理论学习的任务。1925年3月下旬，他曾向同学主讲“唯物辩证法”近一个小时，侃侃而谈，听者普遍反映有收获。然而李季的健谈往往只表现在感兴趣的领域，他平时喜欢独处，谈话训练成绩乏善可陈。团小组批评其“因孤独习惯过深，故说话技术不好”，辅导学生学习多停留在理论层面，“指导同志亦不切实”。李季当场表态“愿意努力参加工作，积极活动”，其实内心并未真正认可批评。他认为谈话训练应围绕理论推演展开，这样可使学生成长为革命所必需的理论干部。李季平常也以理论水平衡量干部，其对中国班的批评即为：“一般同志对于主义大概没有切实的认识，这是一个缺点。”此后，李季在各种谈话中仍坚持围绕理论展开，与旅莫支部的要求背道而驰。在回国前不久，旅莫支部对他发表力的评语极低：“对主义虽有研究，但不能应用到活的事实上去，往往离开书本即难自作解答，说话与作文流于背诵和注疏的形式”，不具备宣传动员才能。

李季明显更适合革命理论家而非实干家的角色。他回国后主要从事理论工作，是中国社会史论战和社会性质论战中的重要成员。即使在1929年加入托派，李季同样游离于托派组织之外，以著述研究为业。1934—1949年，李季“在上海度过十五年孤独的译著生活”，发表力已无从谈起。1950年11月他在《人民日报》的声明书中坦言：自己因长期受秘密生活的影响，“养成了一种偏于读书译著而绝少行动的习惯。我的知识大都是从书本上而不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李季的谈话训练游离于组织之外，表面上是其自视甚高、对革命干部培养自有见解所致，实质上是由性格内向固执、难以被改造决定的。李、贺二人的情况说明，留苏学生的谈话训练难以冲破个人性格的局限，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干部训练的限度。即便如此，留学生毕竟受过系统的谈话训练，相对具备当时国内干部较少具备的宣传动员和组织能力，组织决定派贺果回安源工作，是因“安事重要而且可为”，隐含着对其既往工作成绩的肯定。

叶挺是东大中国班谈话训练的“困难户”，这与其经历和性格有关。叶挺1897年生于广东惠阳县，如果从1912年读广东陆军小学算起，到1924年7月留学东大，他已有13年军龄（包括担任6年军官）。叶挺因此显得少年老成，寡言多思。他服膺共产主义，很快加入旅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接受旅莫支部训练。叶挺学习能力突出，提升很快。1925年初，同学佘立亚、冉钧认为他“入团以来大有进步”，决定介绍其入党。叶挺不喜言谈，中国班学生普遍反映其发表力薄弱。在旅莫支部看来，孤独冷静的性格是导致叶挺训练不足的原因。1924年底，旅莫支部对他的评语是“对团体忠实，思想清楚”，但“活动太不积极”，要求他进行系统训练，尤其须提高“谈话的技术”。

叶挺

叶挺发表力不强的原因，除上述性格因素外，还包括：第一，他到莫斯科主要为学习军事技术和政治理论，勤于钻研，喜欢谈军事或学术问题，少问他事。1924年11月中旬，叶挺和李季进行了一次长谈，题目为“关于法国社会科学及中国学术界的新旧人物”。叶挺懂德文、法文，李季则挚爱学术，从北大毕业后留学德国多年，学林交游丰富，两人相谈甚欢。然而，他们讨论的问题在旅莫支部看来只会增加革命者的学究气，党支部书记罗亦农就曾告诫叶挺须“力矫学院派的倾向”。第二，对谈话重视不足。1925年3月第一周，因赶写论文，叶挺“谈话及读书均没有做到，所指定谈话的人也因此忽略过去了”。按照旅莫支部的培养方针，此举无疑颠倒了活动次序。总之，叶挺在东大的谈话训练并未达到要求。3月底，旅莫支部认为其活动和思想不切实，“发表力亦薄弱”。这时叶挺已在红军学校学习，难以再进行密集的谈话训练。但不能否认，叶挺理解发表力的重要性，并掌握了一定的发表技术。此前，叶挺与同志谈“我们怎样去练习发表能力”，得出颇具可行性的结论：“应注意搜集材料，分析，注意听力，要实际去练习，而不是空谈问题。”

回国后，叶挺寡言少语的性格并未改变，然其发表力并不差。叶挺独立团在广东时，他亲自为干部上政治课，反响较好。叶挺还将在莫斯科学习的谈话训练方法应用于实践。1926年5月北伐行军中，叶挺根据旅莫支部的工作模式，让全团以班为小组讨论“能不能吃苦耐劳”。他同时以自身经历作战地动员演讲，士兵颇受鼓舞。叶挺的动员演说极少长篇大论，这一特点颇合军队需求。1940年5月反扫荡形势严峻之时，叶挺在“总共不到几分钟”的时间里，通过问答的形式动员新四军干部，听者热血沸腾，众志成城，在短时间内夺取了泾县县城。

四、谈话训练的成效及限度

对可塑性强的学生而言，谈话训练中出现的问题克服起来相对容易，训练效果更为明显。部分学生说话语速快，或者喜欢抢话、插话，甚至在说话时“拍桌子打板凳”，这些毛病多是表达欲望强所致，经过训练一般能够改正。

在青年人中，在公开场合说不出话来的情况比较常见，陈乔年即是一例。出生于1902年的陈乔年系陈独秀次子，1917年进入上海震旦大学读书，1919年与其兄陈延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他参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最早成员之一。次年3月，陈乔年随赵世炎、陈延年等人到东大留学。陈乔年形象俊美，虽比较自信，在公开场合却总是张不开嘴。郑超麟在法国与陈乔年见面极频，他发现陈十分腼腆，总是“一声不响”，“开会不说话，多人闲谈时也不说话”。陈乔年最初在中国班谈话训练时常被取笑，赵世炎多次拿其“脸嫩”来奚落一番以调节气氛。陈表面上不以为忤，却下定了改变的决心。

陈乔年以小组谈话为起点，渐渐“克服腼腆而在会场中演说了，而且说得相当好”，特别是从1924年秋季开学以后，进步明显加快。11月初，陈乔年所在小组对其上月发表力的评语为：说话“稍欠”动员能力，建议他“以后宜在可能范围内多活动”。月底，小组要求其“说话时的声音宜力求响亮”。他努力在谈话训练中克服以上问题，提升显著。旅莫支部年底给他发表力的评语是“对主义认识深邃，思想有系统，能发表”。次年3月底，旅莫支部以“扼要有力”进一步肯定其发表力。中国班学生获此评语者并不多，这正是旅莫支部所期待的发表力。在此期间，陈乔年在组织等方面的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他于1924年11月被团支部补选为训练部主任，次年春改任党支部训练部主任，此外还曾担任党支部研究部主任、国际状况问题研究会主任等职。党支部认为陈“明了忠实，作〔做〕事精细、灵敏，对团体工作努力负责且有成绩，观察同志很周到，领导同志有方法”。

陈乔年

陈乔年的发表力乃至个人能够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第一，性格开朗，私下并不沉默。陈乔年少时“喜欢说笑打闹”，在法国和好友相处时也有说不完的话，与王若飞“闹着玩”时就“有说有笑的”，说明其有较好的谈吐基础，在跨过心理障碍后发表力易于提高。第二，聪明伶俐，学习能力强。陈乔年法语和英语水平高，到莫斯科后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俄语，多次担任课堂翻译。他学习理论知识比一般同学快，在缺乏教员的情况下经常为中国班授课。这不仅增加了他公开发言的机会，自信心和发言欲望也随之提高。第三，陈延年的离开。陈氏兄弟相差四岁，两人一同上学和留洋，形影不离，在法国因条件简陋甚至同睡一张床铺。陈延年能力出众，表达能力强，在任何场合总能成为焦点，他时刻关心爱护弟弟，客观上也影响了后者的独立成长。罗亦农发现，陈延年1924年7月先期回国后，陈乔年的能力迅速提升至可以独当一面的程度。于是，他在11月郑重同陈乔年谈话，要其准备好“为团体服务”。

陈乔年的才能在国内亦得到验证。他于1925年夏回国工作，先后担任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中国共产党中央代理秘书长、湖北省委书记等职。北京的同事认为其“口才很好，讲话很有条理”，“理论上有较高的修养，分析问题比较全面、细致”，助手根据其口授记录的文字，常常发表在北方区委报纸《政治生活》上。

但是，可塑性强、性格开朗者的发表力培养也有限度，旅莫支部对刘伯坚的培养即说明了此点。刘伯坚于1900年12月生于四川平昌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革命经历丰富，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不久开始从事工人运动，是1922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后任旅欧团执委委员。1923年11月，刘赴东大留学，先后担任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编辑委员会委员、支部委员、组织部主任等职。从发展轨迹看，刘伯坚的能力颇受认可，是较理想的革命干部。旅莫支部对他有“对团体忠实明了，思想清楚，对团体工作极负责，且有成绩，做事有条理，研究努力且有进步”的评语，但其发表力有明显不足。1924年10月底，不少同学在团小组批评会中对刘的发表力提出批评，李林的评语较有代表性：“说话有时过于软弱。”易言之，李林承认刘伯坚具备谈话能力，却未能将革命的果敢决绝体现出来，认为其性格软弱，“欠一点刚毅气”。旅莫支部对此早有批评，指出“性情如果失之于太温和，即表现懦弱，不能做事”。考虑到刘伯坚在东大训练已有一年，此问题应时日已久，难以克服。

获评“软弱”，可能与刘伯坚对待同志的宽和表现有关。在批评风气甚浓的旅莫支部，他却常肯定同志，也常劝告同志应处世宽容。1924年12月，刘伯坚反复劝告严瑞生改掉“固执的毛病”，让王奇岳解决“有时气量狭”的问题。宽和本有利于人际交往，然而党组织认为这样易使人觉得有事可商量，不利于凝聚组织和进行残酷的革命斗争。刘伯坚此后的做事风格未见明显改变。旅莫支部几乎每次给他的评语都要督促练习发表力，如1925年一季度的评语是：谈话应提高动员能力，“作事应求敏捷与果断”。

一般而言，说话“软弱”者在表述同样内容时需要花费更多口舌，可能比一般人更善谈，更易与外界打交道。1926年夏，冯玉祥到苏联寻求帮助，蔡和森、刘伯坚、朱务善等人奉命与之接触。刘伯坚与冯玉祥相谈最为投机，“感情日愈融洽”。冯对刘伯坚的政治宣传极感兴趣，甚至“要求他同住”。回国之时，冯玉祥强烈要求苏方派刘到自己部队从事政治工作。而后在回国的火车上，两人“日谈话三次，每次一小时半”，细致谋划冯军投入国民革命的工作。冯玉祥确立与苏联、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各方合力的结果，刘伯坚起的作用较为关键。他后来被任命为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主任，是中国共产党在该部的负责人，在他的建议下，冯玉祥成立培养政治人才的中山学院。刘将东大中国班的培养模式应用到中山学院，取得“特殊成绩”。刘伯坚的演说才能也得到肯定，听过他和邓小平讲课的人称：“他们口操四川音，谈锋甚健，语言生动形象，分析问题精辟透彻，对比强烈，引人神色向往，如痴如醉。”冯玉祥称赞其“有热心，有毅力，有才干，有卓著的工作表现”。

刘伯坚的发表力在旅莫支部和在冯玉祥部时的表现差别明显，判若两人。细加分析，其实并不矛盾，刘在西北军展露的是善于表达的特长，说服动员、理论灌输、课堂讲授，均得心应手，与在莫斯科表现出的长处相契合；旅莫支部关注的则是其发表“软弱”的缺点。冯玉祥一直让刘伯坚等人从事政治工作，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冯过分强调“谨慎妥协”，忽视了政治改造。刘伯坚在其中负有重要责任，其工作统战联合有余，开拓不足，改造冯部的任务并未取得实质成效。其中，刘伯坚性格上的进攻性不足、不够“敏捷与果断”，应是原因之一。在共产党人被礼送出境前，他没有警觉，也未发出警讯。蔡和森对此早有担忧，他在刘执行任务之前曾向中央有 “伊政治能力不够，又少经验”的预警。

总体而言，女性平时较男性更喜欢倾诉，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培养发表力。然而女生群体谈话训练普遍存在困难，这在中大表现得尤为突出。与东大中国班开始招收女生晚、数量有限不同，中大办学伊始即“要求选拔的女性学员数量不少于总数的15%”。到1928年，中大女生数量已接近要求，妇女部5月统计全校共有女生80人，约占总人数600人的13%；到1929年1月，中大女生已达“百余人”，且还有女生到来。在学生总数大致不变的情况下，女生占比已达20%。与男生相比，女生思考问题方式、价值观念、自我调节能力颇有不同，她们谈话训练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不喜欢发言。从中大各年级不同时段的会议记录看，女生普遍发言不积极。1929年初，一年级三班称仅有的两位女生“很少发言”。联共中大党支部局也认为，各种会议“女同志发言的很少，平均连一次一个发言的都不到”。第二，日常谈话随意，缺乏政治性。少数女生“很少有自动的起来谈一切政治问题”，甚至有女生说话“像大家庭的妯娌，总是乱嚷嚷”。刘奇峰即反映有位女生只喜欢谈花边新闻，有极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但是一转到政治问题，她便眉头一皱”，“在她身上已找不出一个革命细胞”。

在某种程度上，留学生的谈话训练更适合男生。女生喜欢政治话题的比例一般较男生低，担心说不出新意或因羞涩而默不作声的情况居多，训练成绩比男生差，这也是女生整体训练效果的缩影。中共中央曾致信中大，指出中大回国的女干部“特别少起作用”，要求予以改进。中大此前出现轻视培养妇女干部的情况与此不无关系。1929年元月前后，一些中大学生干部主张取消妇女部，甚至出国前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的杨之华也表示同意。站在培养妇女干部的角度，共产国际和校方反对解散妇女部，并搁置遣送部分女生回国的提议。此后，中大在强化女生政治学习和训练上下工夫，鼓励她们在各种场合多发言。

其实，仔细梳理中大对女生发表力的评价，可发现多是整体性的，失之笼统。资料显示，如果一个班中的女生不是极少的三两个，她们的发表情况并不差，且能形成风气。再结合中国女性普遍含蓄、不事张扬的性格特点，男女在发表力上的差异可能并没有那么大。中大妇女部部长认为，在小组会和课堂上“女同志的发言并不算少，平常可以说不差于男同志的兴趣和积极性”。有小组的统计数据能够佐证其说法，某班的学期总结显示，“男女同志发言的比例，男同志百分之四十是最积极的，女同志百分之五十是积极的”。也有小组全部积极发言，自然包括女生。中大在校生中不乏发表力突出的女生，李沛泽即为代表。李在出国前曾在河南短暂工作，1925秋作为第一批留学生被派往中大。在校期间，李沛泽的发表力提高明显。她担任中大处理学生错误的机构——同志审判委员会的公诉人，该职务对发表力和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要求极高，这是对其训练成绩的肯定。

女生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发表力也并不弱。谢怀丹（1908—1992）在实习时即有突出表现。她在1926年秋申请留苏时，被组织以不够年龄为由拒绝，后经苦求才得以留学中大。在校期间因反感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谢怀丹表现相对沉寂，但这不妨碍其发表力的提高。1928年秋至1930年春，谢与12位同学分别到苏联远东边疆区华人中从事工人政治教育。独立工作对革命者的能力要求非常高。她克服各种困难，办夜校、同华工谈话，每逢重大革命节日均召集华工开会，“自己上台讲话”，动员他们回国革命。谢怀丹的工作成绩受到联共边疆区党委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周恩来等人的充分肯定，回校后立即由联共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在1925年入学中大时仅17岁、后在列宁学院学习的庄东晓（1908—2000）则在回国后显示出异于常人的发表力。她于1931年到湘鄂西苏区负责宣传工作。次年10月，由于夏曦推行冒险主义和“肃反”政策，湘鄂西苏区革命失败。在撤退前，夏曦命人杀掉庄东晓。庄在刑场对行刑人“厉声抗议”，晓以大义，最终使行刑人“弃置而去”。可以想象，庄东晓在莫斯科练就的发表力，在关键时刻迸发了巨大的能量。

女性谈话细腻、感染力强，在很多时候更易获得信任。这些特质经谈话训练激发和提升，可以使其产生不亚于男性的发表力。同时，相当数量的女性性格更具韧性，更为忠诚和不惧牺牲，因此女革命者体现出的战斗力同样不让须眉。

莫斯科东方大学旧址

五、余论

留苏学生的谈话训练旨在使学生成为谈吐优异、表里如一、性格坚韧的革命领袖。人各有秉性，都在为克服和超越自己努力，实现不断进步，却总有一定限度。贺果、李季、叶挺、刘伯坚以及文中相当部分的女性均无法超越自己，难以摆脱家庭、成长经历以及年龄对自己的制约。但党组织的目标，已显示其非同一般的追求，留苏学生的谈话训练足以使他们成为同时代发表力最为卓越的一群人，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群体特征。

据盛岳观察，经过中大的谈话训练，半文盲的工人也能学会公开发表意见的本事，甚至“一个人什么都不会写，甚至一字不识，可是却一般都能侃侃而谈”。此话可能有夸张成分，但大致可以反映留苏学生谈话训练的效果。中共四大后，留苏学生首次以整体面目出现在党内，当时“党内重要职务几乎都给莫斯科回来的”，以至于出现诸如“旅莫支部派”或“莫斯科派”的传闻。他们主导了党组织的全新改造，这些人的各方面能力赢得普遍认可。此后，更多留苏学生归国充实到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对中国共产党产生持久而重要的影响。他们在莫斯科练就的发表力得以充分展现。

中国共产党由擅长于宣传的先进知识分子建立，但其宣传多限于报纸和文字，缺乏列宁主义政党所需的动员力。留苏归国干部将联共宣传动员方法和谈话训练经验应用于党内，拓展了中国共产党话语系统中的“宣传”意涵。以他们为主导，列宁主义政党文化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传递、弥散，党团员的宣传动员能力普遍增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风貌、气质，以及革命动员能力均发生明显而积极的变化。20世纪三四十年代，蒋介石、阎锡山等人常常对中国共产党善于口头和书面宣传的能力颇感无奈。竞争者的观察往往更能切中肯綮。国民党几乎与中国共产党同时师俄，两者的宣传动员能力却不可同日而语，这与中国共产党留苏干部的影响不无关系。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动员能力与时代互相激荡，与时俱进，对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具有留苏学生特色的“发表”“发表能力”“发表力”等特定词汇并没有在国内传播，主要原因为留苏学生的“发表”含有留学环境下要求党团员通过口头发表进行系统训练之意，国内干部训练没有语言等方面的限制，不必过于依赖口头表达进行培养。中国共产党国内组织也较少出现“鼓动员”等特定词汇，往往以“讲演员”或“宣传员”代替，除中国共产党较少像列宁那样强调革命者的宣传家、宣传员、鼓动员、组织员之角色区分外，也与近代以来中国形成的重视口头表达风气、讲演员大量出现有关。清末以降，中国社会形成浓厚的重视演说或讲演的氛围，梁启超甚至将其视作国民教育的利器，称为“新学”的象征；鲁迅于1927年呼吁继续文学革命，用白话“大胆地说话”，催生出一个“有声的中国”。五四前后，各地纷纷设立各种形式的讲演员，进行社会教育，北京即设有讲演所，让讲演员巡回讲演。这里的讲演员实际上指口头宣传员之意，个中潜蕴着留苏学生将俄国革命经验应用于中国的调适。

党组织虽然强调留苏学生应理论联系实际，但莫斯科毕竟缺乏中国革命的土壤，所以谈话训练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导致留学生谈话较多存在理论化、教条化、空洞化问题。罗亦农回国后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他致信旅莫支部表示自己“回国后打破了不少空梦”，要求在莫斯科的同志“做工、研究，要十二分踏实”。整风运动以前，在崇尚莫斯科的氛围下，加上王明等人的影响，许多共产党人的说话与行文存在“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语言无味”等病症，毛泽东以“洋八股”称之，要求改变话风、文风。不过他没有否定口头宣传动员的重要性，而是将重视调查研究、语言大众化、实事求是等要素整合其中。这又一次深刻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