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超麟，陈独秀秘书的曲折人生

来源:《上海滩》

郑超麟（1901年4月15日—1998年8月1日），福建漳平人。笔名有超麟、林伊文、林超真、曹真和绮纹等。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家、思想家，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国的代表人物。

年前往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与发起成立“少年共产党”，1923年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回国，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共上海区委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央出版局局长。编辑《向导》《热血日报》《布尔塞维克》等党报刊。担任“四大”记录员，参加“五大”“八七”会议。翻译《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籍，是早期传播马列主义宣传者。1931年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统一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部长。一生三次入狱，共达34年。1979年后任政协上海市第五、六届委员。

1998年8月1日，郑超麟病逝于上海，享年98岁。

许多人都不知道郑超麟是何许人也，让我告诉你一个小故事：

1931年5月，陈独秀的机要秘书郑超麟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有人劝陈独秀赶紧搬家，如果郑超麟供出陈独秀的住址他就会被捕；陈独秀岿然不动，自信地说：“郑超麟，我放心，我决不搬家！”

陈独秀用生命来投信任票的郑超麟先生，就是本文主人公。

陈独秀先生

郑超麟先生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

郑超麟1924年7月奉命离开莫斯科，登上了归国的旅途。

这时，他尽管才23岁，已经是一个颇有革命阅历的中国共产党员了。1919年夏天他前往法国留学，3年后的夏天即1922年6月，就与周恩来、赵世炎和尹宽等18位留学生在巴黎开会，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决心把一生贡献给共产主义事业。1923年春天他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春天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主持他入党仪式的是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他在苏联参加过列宁的葬礼，在红场看见过阅兵台上的斯大林，还聆听过苏共领导人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演讲。

1924年9月下旬，郑超麟到达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洪流之中。他在《向导》编辑部工作，负责校对和搜集资料，他的顶头上司是总编辑蔡和森，日常接触的中共领导人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和张太雷等。

蔡和森

他回国亲历的第一次重大事件是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郑超麟记得，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四大”在离北四川路不远的一幢三层楼石库门房子里召开，会场设在二楼；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王荷波、项英和向警予等20人；郑超麟是会议记录者，外地来的代表由他带入会场。楼下的楼梯口装有拉铃，一有意外就可通知楼上，以便党代表收起文件并拿出英文教科书假装在上英语课。会议议程有陈独秀作中央委员会报告、蔡和森和瞿秋白讲话和各地代表报告当地情况，大会讨论和通过11个决议案；最后一天，选出9个中央委员、4个候补委员，常住上海的5个中央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和彭述之组成主席团即中央政治局。

“国际代表伍廷康（魏金斯基）来了一次，瞿秋白翻译他的演说。‘四大’的政治议决案以及其他重要文件都是瞿秋白起草并译成中文。在理论问题上和政治问题上，大会简单接受国际的训令，中央委员没有不同的意见，各地代表也没有不同的意见，开会经过如此平静，好像举行一种典礼，一种仪式，以至我这个记录员，记录了全大会十分之八九的发言，也没有保留深刻的印象。”郑超麟事后追述道。

纵观党史，“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此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高潮来临了。

郑超麟是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亲历者。

1927年5月30日，郑超麟吃好早饭，顶头上司蔡和森告诉他，“超麟，你没有事情可以到热闹马路看看，今天各学校学生要到租界里宣传。”

他马上明白中共中央已经指示学生上街示威，中共中央领导着全国和上海学生联合会。

郑超麟一个人走到大马路（今南京东路），弯到四马路（今福州路），再回到大马路，在日升楼遇见中共领导人俞秀松。郑超麟听他说下午3点钟学生要在新衙门示威，于是和俞秀松走到北浙江路会审公堂。他们等了好久，也不见学生动静，又慢慢地往回走。他们走到大马路上的先施公司附近，看见许多神色紧张的人，他们诉说着刚刚发生的血案：老闸捕房门口，巡捕开枪打死好多学生。

郑超麟和俞秀松赶到大马路上的老闸捕房门口，没有看见聚集的群众，只见地下有血迹，被枪杀的学生尸首已经被车走了。

郑超麟和俞秀松挥手告别，回到办公室写了一篇“五卅运动”惨案记事，发表在《向导》杂志上。

俞秀松

让郑超麟难以忘怀的是他亲历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1926年10月24日，中共上海区委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以失败告终；1927年2月21日，中共上海区委下达武装起义的指示，最后仅有闸北和南市的工人响应，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半途而废；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决定成立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以陈独秀为首，由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和肖子璋组成。陈独秀是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人，郑超麟是领导人之一。

据郑超麟回忆，特别委员会就第三次武装起义总共召开过31次会议，陈独秀参加了30次，每次会议都发表了指导性意见。比如，他指示“武装起义离不开军事行动，而军事行动，目标要集中，不要散漫。”他还为武装起义提出口号：“收回租界，民选政府，市民代表大会，拥护武汉国民政府。”

1927年 3月20日晚，北伐军占领上海近郊龙华镇。第二天中午12时，上海市总工会一声令下，全市总同盟罢工开始，参加罢工的工人多达80万，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

陈独秀通过郑超麟等人与在前线指挥的罗亦农、周恩来和赵世炎保持联系，指挥武装起义。深夜，他还亲自赶到前线指挥部视察。上海工人经过28个小时的巷战，占领全部华界，起义胜利了。

“暴动是中午开始的，下午和当夜打得很激烈。我们坐着汽车到闸北去看了看，黄昏就回来了。这天夜里，我来往于中央宣传部和施高塔路恒丰里之间，那时陈独秀住中央宣传部，恒丰里则是区委的一个机关，传递前方战斗消息的。我们整夜听着闸北传来的疏疏密密的枪声，有几个时候密得同爆竹一般，恒丰里把重要的消息派人送宣传部，陈独秀有时有指示。”郑超麟事后清晰地回忆道。

很快，蒋介石率领北伐军进驻上海，他对工人纠察队明确表态，“在此军事期间，应该受军事当局的节制”。

陈独秀感觉形势不妙，在中共上海区委会上指出：“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

面对生死威胁，4月3日，陈独秀和周恩来一起面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汪精卫。4月5日，《时事新报》等报发表了由陈独秀起草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苏联《真理报》和中共上海区委高度评价联合宣言，上海市临时市政府以及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市党部也都发表宣言表示拥护。

让陈独秀没有料到的是，蒋介石在4月12日镇压工人纠察队，并通缉陈独秀、鲍罗廷和谭平山等197名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汪精卫随即宣布反共——国共两党彻底决裂。

共产国际于6月下旬下达指示调回派出代表鲍罗廷，并明确表示：“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领导权。”其锋芒直指陈独秀，因为他在中共会议上公开批评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国情，发出的指令往往前后矛盾。

鲍罗廷在7月12日重新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局，陈独秀被停职了。陈独秀十分不满，写信给临时中央政治局辞去总书记职务。

郑超麟难以忘怀的还有“八七”会议。

1927年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尽管陈独秀此时在武汉，可是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不让他参加会议。时任湖北宣传部部长的郑超麟代表湖北省参加“八七”会议，会议在汉口俄租界一个西式公寓里召开，当时在汉口的中央委员全部到场，总共有十七八个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报告，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了工作报告。

八七会议会址

约在9月20日，郑超麟和瞿秋白二人同船回到上海，郑超麟和留法同学邓小平同在上海局，即中央中央办公所在地工作；此时，中共中央已由武汉撤回上海。郑超麟早在法国留学期间，到法国夏莱特市的哈金森橡胶厂制鞋车间打工，在那里认识了邓小平，他们同在一个车间劳动，同住一间公共宿舍。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创刊，郑超麟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主编。

那一段岁月，郑超麟才20多岁，他把最青春的年华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共产主义事业。

凄美的爱情故事绵延半个多世纪

1927年11月中旬，郑超麟正在家，同事王若飞跑来了，拉着他就走，说是去参加喜宴。

郑超麟来到聚丰园，原来是一对革命同志举行婚礼。王若飞把陪伴新娘的刘静贞女同志郑重地介绍给郑超麟，他立刻被她吸引了。她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云南人，短袄黑裙，胖胖的脸，白白的皮肤，红红的双颊，带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

“吃饭时，我少注意新娘，而多注意这位同我一般来吃喜酒的女同志。饭后，我找着若飞多问一点关于这个女同志的情况。若飞说，他今天是有意让我和她见面的，因为他知道这个女同志对于恋爱的见解和议论和他的朋友郑超麟差不多。”郑超麟回忆道。

原来，王若飞有意邀请郑超麟赴宴是为他介绍女友，郑超麟走进了爱情之门。

王若飞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刘静贞似乎对郑超麟的兴趣不大。

“我和这个女同志之间于是开始了斗争。她并不拒绝同你见面，同你说话，但装作完全不知道你为什么去看她，去同她说话，装着对待你和对待其他同志没有两样，话正说得投机时，她忽然告诉你准备回云南去。有几次我实在失望了，接着她说了几句或作了什么动作，重新唤起了我的希望。这一个月内，我是在患得患失的心情中度过的。每次都是我去找她，她不肯到我家里来。”郑超麟真实地坦露了他的内心想法。

一个月后，1927年12月24日，圣诞节的平安夜，王若飞告诉刘静贞，《布尔塞维克》编辑部邀请陈独秀讲话。王若飞问刘静贞：“你要看‘老头子’么？今晚在一个地方吃饭，我带你去看他。”

能够见到党的创始人，刘静贞十分高兴，兴冲冲地跟着王若飞来到愚园路上的《布尔塞维克》编辑部，她发觉编辑部其实就是郑超麟的家。

当天，郑超麟宴请。晚饭后，郑超麟送她回家，两人兴致勃勃地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地从愚园路底走到静安寺。他们分坐人力车前往福熙路和金神父即延安中路和瑞金二路路口，那里是刘静贞的家。

第二天一大早，郑超麟来到刘静贞的家，接她前往北站，然后一起乘火车直到吴淞口的炮台湾。他们在长江旁的沙滩上散步，聊天，彼此有说不尽的话，就像那滚滚的江水滔滔不绝……

这一天，郑超麟告诉她，他有过一次婚姻。他八九岁时，有媒人介绍了一个地主的女儿。母亲前往“相亲”，结果很满意。家长作主，郑超麟就和她订了婚。她因为父亲夭折在12岁时就来到郑超麟的家，尽管朝夕相处，但他们在结婚前彼此一句话都没有说过。郑超麟16岁时，母亲病危，郑超麟的祖父和父亲主张举行婚礼，于是郑超麟就奉命结婚。3年后，他前往法国留学。1927年，郑超麟回国，遭遇大革命失败，他在武汉看见共产党人随时被捕被杀的情景，就写信给父亲说，“我随时会牺牲，老婆可以随时改嫁。”后来，她改嫁他人，此是后话。

刘静贞听了他的“坦白”，一笑了之。刘静贞表示最讨厌抽烟喝酒，郑超麟当场就把手上的香烟扔掉。不过，他一辈子没有戒掉酒，一直喝到98岁生命结束。

1928年4月初，他们结婚了，开始了新的生活，从此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郑超麟和刘静贞夫妇投身革命，旨在颠覆推翻政府，因此面临着生命危险。

1929年年初，郑超麟辞去中央宣传部秘书职务，准备和夫人刘静贞前往苏联学习，后来因故未能成行，只好滞留上海。1929年3月18日，郑超麟和夫人在家中被捕。经过周恩来等军委同志的营救，他们关了40多天后被释放。1929年4月底，他们从龙华看守所出来，雇了汽车直接开到上海二马路新旅社，次日郑超麟把患上严重肺炎的妻子刘静贞护送到红十字会医院。她前后疗养了一个多月，病情才明显好转。

1931年5月，郑超麟再度被捕，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服刑。刘静贞在上海教书，每年暑假和寒假都要赶到南京探望郑超麟。她在学期中，也会抽时间一次或两次前往南京看望丈夫，同时也去看望被关押的陈独秀。刘静贞每次探监，总是把组织要送的书信和文件放在洋铁饼干箱底下，上面放好饼干，悄悄地带进监狱。

1937年，南京政府内迁重庆，郑超麟被保释出狱。当时，南京和上海交通中断，郑超麟回不了上海，陈独秀提议他去安徽避难。1937年9月，郑超麟和刘静贞来到安徽绩溪。1938年刘静贞有了孩子，他们为他取名郑弗来，名字是德语“自由”的谐音。夫妇两人中年得子，十分兴奋，郑超麟又是拿尿布，又是端脸盆，忙得十分开心。1940年春，他们夫妇带着孩子离开绩溪回到上海。

悲剧从天而降，他们的儿子郑弗来，1945年患肺结核病逝，终年7岁。他们心如刀绞，悲痛欲绝。

20世纪40年代初，郑超麟全家合影（郑晓方女士供图）

岁月流逝，1952年12月，郑超麟和刘静贞双双被捕。刘静贞被判刑10年，后来因病关了5年获释。1959年中秋节，郑超麟和夫人刘静贞取得了联系，她每月来监狱探望他，送上药品，送上鱼肝油、维生素C等营养品。夫妻两人长话短说，更多的是用眼神交流心声。

郑超麟在监狱内苦度岁月，刘静贞在监狱外也是日子难熬。她穿的裤子不断地缝补，到后来最初的颜色已经不能分辨；她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症，走路困难；她靠着朋友接济勉强生活。“文革”爆发，她尽管两腿瘫痪，双目接近失明，还是被造反派从楼上拖到街头批斗，侮辱她，殴打她。每次批斗后，批斗者一走了之，她瘫在地上无法动弹，邻居家大孩子将她背上楼去。

1979年，郑超麟夫妇在南汇周浦劳动玻璃厂（郑晓方女士供图）

1972年9月，郑超麟从提篮桥监狱被送往南汇周浦镇上的劳改工厂劳改，刘静贞也到了那儿和丈夫一起生活。他们在劳改厂生活了将近7年，1979年6月，郑超麟终于获得释放。夫妇俩历经艰难，此时才迁入石泉新村两居室，开始了自由的生活。1979年10月14日，刘静贞心脏病发作，不幸逝世，终年78岁，这时跟她离开劳改工厂仅仅3个月10天。

郑超麟出狱后近20年的人生最后时光，十分怀念妻子和儿子。他在墙上挂着三人全家福照片，还在照片下面写了一首词，表达他的思念之情：

记当年双栖梁燕，一雏初展毛羽。甘泉烽火频惊夜，四野茫茫烟雾，愁几许！但双翦差池，未改原风度。雏儿颖悟，便一笑一颦，一言一动，总有可人处。

天何意？嫩蕊先凋霜露，柔枝早折风雨。呻吟宛转三年近，旧眼无言漫注。终莫补！似清夜流星，一闪随尘土。韶华易误，况比翼分飞，故巢久破，追想更凄楚。

郑超麟的爱情生活在岁月的流转中灰飞烟灭，只留下绵绵不绝的念想。

坚守信仰“虽九死其犹未悔”

郑超麟一生命运走向和他的个性紧密相关，那就是他信仰他认可的信仰，始终不渝，坚守初心。

他19岁时从福建取道香港前往法国留学，在船上第一次看见《新青年》杂志，阅读到陈独秀写的批判孔子的文章，顿时怒从心头起，当天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大骂了一通陈独秀。

后来，在革命的大潮中认识了陈独秀，十分认同他的理念，于是就始终不渝地追随他。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9年11月15日开除陈独秀党籍，郑超麟闻讯后强烈反对，同其他80人一起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这封信导致了郑超麟当年年底也被开除党籍，可他并不感到后悔。

陈独秀于1942年5月27日逝世，那时候陈独秀已经是一介平民，甚至还被许多人大加鞭挞，郑超麟在31日写就了《悼陈独秀同志》一文。郑超麟说：“……斯大林以及一切斯大林主义者将这次失败完全归咎于陈独秀的‘机会主要路线’，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郑超麟高度评价陈独秀：“我们在中国近代史中找不到像他这般的革命家。”他在文章最后豪迈地宣告天下：“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曾经中国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为领袖，是足可自豪的！”

郑超麟追求信仰的品质，特别体现在追求“托派”的理论上，尽管他的人生因此起伏跌宕，饱受磨难，可他仍然“虽九死其犹未悔”。

托洛茨基

早在1929年4月，就是郑超麟第一次被捕出狱不久，他读到一篇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深以为然。之前，苏共领导人斯大林将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驱逐出苏联，并镇压那些托洛茨基的追随者。郑超麟经过思考，认同了斯大林的敌人托洛茨基的理论。郑超麟和朋友把托洛茨基的有关文章汇编成《论中国革命》一至三集陆续出版，他还写了小册子《不断革命论ABC》，介绍托洛茨基的政治主张。1931年5月1 日到5月3日，中国4个“托派”组织召开了统一大会，联合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托派”政党。大会选举7名中央委员，郑超麟是其中之一，陈独秀担任总书记，郑超麟担任宣传部长。此后，郑超麟担任陈独秀的机要秘书。

1931年5月21日，郑超麟正在家里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巡捕闯进来逮捕了他。郑超麟先是被关在租界巡捕房，后来引渡到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侦缉队看守所。

一天，押进来一个犯人，郑超麟一惊，原来是老朋友傅大庆。他并不知道郑超麟已经不是中共党员了，走近郑超麟轻声说：他有事情要报告中央。郑超麟点头答应了。

傅大庆悄悄地说，他在印度办英文报纸时被捕，从广州押来，要押到南京受审。他在广州看守所遇见越南革命党人胡志明，他们在法国留学是同学，胡志明请他设法通知中共中央营救。傅大庆希望郑超麟将胡志明的要求告知中共中央。

胡志明

郑超麟感到义不容辞，他判断看守所一定有中共秘密支部，他在中共政治犯中只认识陈为人和关向应。郑超麟判断负责人应该是陈为人，于是直接找到他说：刚才解来的犯人傅大庆，他有重要的话要报告中央，我现在要告诉你。

陈为人神情立即严肃起来，默默地听他全部说完，仍旧一言不发。

郑超麟知道自己完成了任务，松了口气走开了。

郑超麟晚年，有一位穿着朴素的女性来看望他。他请她入座，她拿出介绍信，上面写着：戴晴，新闻记者。
“我不认识你啊。”郑超麟说。

来人从包里取出《郑超麟回忆录》一书，翻到某页指着傅大庆三个字，“我是他女儿。”

傅大庆女儿戴晴女士

继续说郑超麟在狱中的事。秋天，传来消息，郑超麟要判死刑。

“有一天，提我出去照相，胸前挂的是我的姓名牌子。当时，看守所的犯人都知道，照了相之后三日就提出去抢毙。同案的人都把家里送来的最好的菜给我吃。我也做好了准备，把眼镜脱下来，交给同案朋友，设法送给我的爱人作为纪念。可是，三天过去了，平安无事。不久之后，全案犯人都解往漕河泾监狱了。”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说。

原来，郑超麟原定为托派首犯判处死刑，后来因为警备司令换了人，他被改判15年徒刑，押往南京监狱服刑。

郑超麟在南京监狱期间，翻译了几部外国作品，其中法国纪德的作品《从苏联归来》出版后重印多次。1937年抗战爆发，”郑超麟8月29日被释放，他已被关押了6年。

郑超麟1940年从安徽回到上海，加入中国托派组织的机关报《斗争报》编辑部，他同时翻译托洛茨基的著作《俄国革命史》。1949年4月，王文元、郑超麟宣布成立“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选举王文元为书记，郑超麟等人被选为为中央委员，该党党员100余人。

1949年中共建政，郑超麟的命运再度遭遇大转折。

1952年12月22日晚上10点多钟，郑超麟作为托派首领被捕。那天，全国所有的托派分子均被捕。郑超麟先是关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后来移送上海市监狱。

1966年10月24日，监狱领导组织了30多人开会批斗郑超麟。

“斗争会开始，我宣读发言稿，大意说：托派并非反革命，托洛茨基不是反革命，陈独秀不是反革命，我本人不是反革命，所有托派犯人都不是反革命……”郑超麟发言道。

他发言稿还没有读完，整个会场喧闹起来，一群人冲上来，把他拖到会场中间，用蛮力压迫他跪在地上，骂他，打他，强迫他收回反动言论——郑超麟仍然拒绝。

连续批斗七八天，最后逼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还在记录上签字盖指印，批斗会方才停止。

1972年9月28日，郑超麟被送往南汇周浦镇的劳改厂改造。7年后的1979年6月5日，他才被正式释放，获得了自由，开始了人生的最后岁月。

郑超麟的身体残废了，视力几乎失明，看书写字摘去眼镜，要用放大镜看字写字，尽管如此，他仍然投入地工作。他协助历史学家编写中国革命与中共(包括托派)的信史，特别是纠正歪曲陈独秀的历史记录；他重新思考中国与世界革命的历史，并把思考结果一一写下来。

因为信仰托洛茨基主义，他已经两度入狱，特别是后一次入狱长达27年之久，52岁到79岁，都是在监狱度过的，可是他在释放后仍然坚信托洛茨基主义。他经常对来访者说：“我是托派，观点不变。”他的《郑超麟回忆录》被允许内部发行时，出版社在出版说明中写道：作者至今在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种种重大问题上，仍完全支持手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并仍然拥护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的种种主张。

他晚年感到欣慰的是，在他出狱后10年即89岁时，看到苏联最高法院向世界宣布：斯大林30年代制造的“莫斯科审判案”即1936年反苏联等案，没有事实根据，予以撤销。

他在1997年4月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常言道‘善恶到头终有报’，可我不相信。又常言‘历史是公正的’，我也不相信！但我服从‘唯物史观’！即历史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就算一时偏离了规律，也会最后走上正路的。其‘偏离’本身也有一定规律可寻！”

郑超麟倍感幸运的是从1979年秋天起，即他出狱后第3个月开始，他的日常生活全部由他的侄孙女郑晓方料理，郑晓方和他一起生活，她是他的秘书，是他的办公室主任，更是他唯一相伴的亲人。

1993年，郑超麟和曾孙子毛毛（郑晓方女士供图）

郑超麟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他平时总是西装毕挻，领带鲜明。他唯一的嗜好是天天喝咖啡，他笑称不喝咖啡没精神。

晚年的郑超麟被老朋友称为第二春：他撰写回忆文章，接受党史专家访问，被电视台采访，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直到97岁那年秋天，还动笔写了一篇7万多字的长文。

郑超麟终于走近生命的终点。1998年1月7日，他因胃出血住院查出晚期肝癌。他拟好了讣告，坦然地把身后事安排一一告诉了郑晓方。7月20日晚上，中央电台台将播放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其中有他接受采访的镜头，可惜就在中午他跌了一跤，郑晓方接到告急电话赶忙从单位赶回来，送他到附近医院缝了6针，然后护送他回家。晚上6时，郑超麟昏迷，郑晓方把他急送仁济医院，她陪伴着昏迷的爷爷整整11天，直到1998年8月1日凌晨病逝。

“爷爷死了，这个世界从此没有人郑超麟这个人，我没有了爷爷，从此下班回家再也看不见爷爷，从此外出归来爷爷再也不会焦心地等待……”郑晓方悲伤地说。

“你陪伴他将近20年，您对他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笔者问。

“他一身正气，刚正不阿，”郑晓方女士说，“他又是一位慈祥的老人，整整笑呵呵的。”

郑超麟活了98年，却有34年的岁月是在监狱中煎熬着，实在是他人生之大不幸。任凭坐牢几十年，他仍然坚守自己的信仰而不改其志，这种坚守，实在是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正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郑超麟让人敬仰不已。

他的回忆录记载了中共党史的许多人物和事件，记载了他的苦难经历，给中共党史，给中国现代史留下了丰富鲜活的史料，这也是是一大杰出的贡献。

郑超麟走过了他的漫漫人生，在历史的长廊里留下了鲜活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