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主义时刻——中国革命视野下的阿拉伯民族独立与第三世界秩序观的形成（下）

来源: 开放时代     作者: 殷之光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以中国革命的语境下发展起来的对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理解为基础，尝试从思想史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去分析中国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话语的形成及其对现代世界秩序的描述方式。同时，本文还尝试再现作为知识的“阿拉伯反帝民族独立运动”，在中国革命语境下，构成了改造“世界观”这一政治历程中的重要经验。这种知识还进入到了建立“中国人民”这一政治主体性、调动民众进行政治参与、塑造“世界人民大团结”这一国际主义认同中，将“国际主义”这一命题融入进了“民族独立”的政治体验内。

四、用建设支援世界革命

新中国的成立，并不意味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与进一步“世界革命”的开始，而应当被理解为，通过建国这一“政治翻身”以及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经济翻身”这些标志性事件，将新中国的独立变为“人类解放”这一“世界革命”进程中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事件。同时，这个过程也伴随着“文化翻身”、建设“人民”政治主体性的实践尝试。在这个过程中，以《人民日报》为平台进行的宣传活动，以及民众有组织地对《人民日报》内容的学习讨论，则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党的“喉舌”的《人民日报》，一方面将党的世界观通过多种形式，传达给作为读者的广大民众，另一方面，它所提供的这类信息又为民众讨论与学习，而内化为自身认识世界的知识。

我们可以看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政治理想，成为抗日民族战争之后，新中国进行社会建设时重要的政治调动力量。而在这一时期，发生在亚非拉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及其所遭受的经济，甚至武装干涉），则让“帝国主义”这一抽象的不平等秩序成为一种具象的政治体验。

从对中东地区民族解放斗争的认识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对国际主义的理解延续了1949年之前的一些基本观念。它包含了从战略角度出发，超越阶级认同而进行世界范围内反帝民族大联合的愿望。中东和近东作为一个地理范畴，在1949年之后，随着阿拉伯世界的解放运动而再次被重新介绍给了新中国的民众。1957年《人民日报》的“答读者问”中，便解答了什么是“中东”和“近东”的问题。这些地理观念基本沿用了当时苏联百科全书中的解释。其中，中东地区包含了伊朗和阿富汗；而近东则包括：“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埃及、苏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约旦、也门、阿拉伯半岛上英国的殖民地和保护国以及巴林群岛”。同时，在习惯中，有时这两个概念会被不加区分地使用，并且有时还会包括“巴基斯坦和北非一些国家”。虽然，中近东的概念在当时的中国也经常被使用，但是也有读者表示，这两个概念所指的地区，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处于西方，因此，不能“跟着别人称这些地区为中东或中近东”。《人民日报》的编辑对此表示赞同，并表示，虽然在习惯上，我们“没必要反对使用这些名称”，但是“我们称这个地区为西亚和北非地区是更为准确的”。[65]从实际运用上，我们可以发现，在正式的官方文本中，“西亚北非”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便开始成为指代“中近东”地区的正式概念。

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讲话

对这一地区的地理命名，是与对该地区的战略与政治认识密切相关的。中东被看作是欧亚非的连接点，是帝国主义“保证它对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控制，维系崩溃中的殖民体系”的关键。因此，“中东人民如果取得了独立”，那么“帝国主义不但不可能继续保持在亚洲的残存的殖民地，而且连非洲也将保不住。影响所及，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也将高涨”。[66]这一判断，很大程度上也是延续了中国革命经验中一个关键的辩证关系的理解，即对民族独立这一地区性革命诉求与反帝这一对世界范围内平等秩序的追求。1957年11月18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论述，其中提到，这个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67]这可以被看作是从战略角度出发，对世界范围内的团结问题的一个基本认识。

从实践层面，这种“人类解放”的理想对新中国的人民来说，包含了保卫和平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两个重要内容。成立之初，新中国尝试通过保卫和平运动的形式与非共产主义国家进行接触。然而，直至万隆会议之前，这类和平运动仍主要在国际共产主义民主运动的框架内展开。并且，新中国早期的和平运动，基本上延续了解放战争期间对于民族解放运动反帝反封建任务的认识。其目的，在于要将“不同类型国家”的各类代表，“集合在一起，团结一致，相互学习，交换经验，建立深厚的友谊，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侵略战争，为争取民族的独立，人民的民主，为保卫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共同奋斗”。[68]这一时期，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成为和平运动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延续了新民族主义革命进程中对于民族团结的塑造。

在针对1952年10月2日—12日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展开的动员和宣传活动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备委员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出现在公众媒体上。[69]在这个语境下展开的对“保卫世界的持久和平”的讨论，其目的在于为战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提供重要保障。这与受到帝国主义干涉的“伊斯兰教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目标一致。也与整个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任务相一致。[70]同时，当时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对亚非民族独立运动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案例，在与会代表的讨论中，与中东地区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的斗争发生了联系。伊朗和伊拉克的代表发言中强调，“中国、朝鲜、越南和马来亚的人民为争取和平与独立而进行的光荣与英勇的斗争”不单单是“鼓舞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榜样”。中东地区，特别是“苏彝士运河”（今译苏伊士运河）、“达达尼尔海峡”等“战略动脉”，对帝国主义来说，甚至要比“朝鲜更为重要”。[71]此外，没有中东地区的石油，帝国主义的“战争机器”就“不能开动”。[72]因此，亚洲与中东地区进行的民族独立运动与武装保卫和平的运动，则是在世界范围内反抗帝国主义秩序，追寻“全人类的繁荣生活”的斗争过程中，极为必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也意识到，这种在共产主义运动框架下，通过与各国共产党以及亲共力量进行联合的和平运动，并不能真正在世界范围内说明“反帝”这一战略任务的普遍性意义。并且，这种在共产主义运动框架内进行的和平运动受到苏联国家利益变动的影响极大。[73]在1946年—1955年万隆会议之前这段时间里，苏联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伊朗与土耳其这类与苏维埃安全直接相关的国家。[74]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国际主义政治理想受到了这种政治现状的限制。

在抗美援朝之后，随着南亚与中东地区独立斗争的兴起，毛泽东意识到，“非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可以和美国闹独立性”。他特别提到“印度、印度尼西亚、叙利亚、埃及等国”。[75]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之后，毛泽东在1957年于北京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便表示，国际形势上，帝国主义国家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这种冲突反映了世界上“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而对中国来说，“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76]在这之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一讲话中，又进一步阐发了“三种力量”的概念，并界定其为“一种叫社会主义，一种叫民族独立运动，一种叫帝国主义”。在这其中“第二种力量在某些问题上，如和平问题，反对帝国主义问题，可以跟我们合作”。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对两类矛盾的判断，基本上同1946年以后《人民日报》中反映出来的对巴以问题的认识相一致。而在此基础上延伸出来的对“三种力量”的判断，则直接构成了之后作为理解世界秩序关系的“三个世界”理论的政治基础。

新中国这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意见，其基本考虑在于体现一种最广泛的反帝斗争的团结。这种团结不但包括了与民族独立运动力量的团结，也包括了在社会主义力量内部的团结。这一点在1957年毛泽东最后一次出访苏联之前，便通过尤金转达给了苏联方面。中国方面表示，需要在团结的立场上，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并且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这种支持一方面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另一方面也需要“按照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工作”。之所以这么提，也考虑到需要照顾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尽可能地谋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不要让帝国主义揪住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而“大肆宣传”。[77]从战略上，帝国主义的目的“是拼命地想保持住自己的地盘”，而只要“我们内部巩固”，那么来自帝国主义的三个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马尼拉条约、巴格达条约）的性质便不会是侵略性，而成为防御性的。[78]也正是这种维护世界霸权利益的企图，引发了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反帝斗争，这就好比“在全世界钉了许多桩子”，把美国“自己的腿也钉在桩子上了”。[79]

随着1958年伊拉克革命之后，英美武装进驻黎巴嫩和约旦，新中国的和平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契机。195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苏联大使尤金的时候表示，“我们搞和平运动很难，人家说是共产党搞的，效果不大。现在美英侵入了黎巴嫩和约旦两国，起了宣传员的作用。谁主张和平，谁搞战争，不是很清楚吗？世界各地蕴藏着革命力量。在保卫和平的口号下，在亚非拉美三洲到处酝酿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80]很大程度上，1958年伊拉克革命对后来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观念的形成影响巨大。虽然，伊拉克在1958年7月14日卡西姆领导的自由军官革命中，伊拉克共产党力量也起到了一定帮助，并且共产党人在随后的卡西姆政府里也有很大影响（一个例子是，1959年1月25日，虽然伊共还未成为伊拉克合法政党，但其官方刊物《团结报》［Ittihad al-Sha’b］仍获得了出版许可），然而，卡西姆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默契却并未维持很久。到了1960年初，开始出现安全部门拘押共产党人与工会领导人的事件。当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游行中，游行队伍又遭到了伊拉克民族主义者与反共分子的冲击，造成50名亲共人士受伤，5人死亡。5月下旬，几乎所有在共产党支持下开办的民主青年联合会（Union of Democratic Youth）活动中心都被关停。[81]然而，就在1960年5月9日，毛泽东在河南省委交际处接见伊拉克文化代表团时，仍旧强调，帝国主义作为一种世界秩序，需要“团结人民的大多数”。他表示，“人民就是上帝”，因此“要战胜帝国主义，需要广泛的统一战线，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这是我们的经验”。[82]甚至，“为了接近群众、团结群众”，共产党人还可以进清真寺，进教堂。[83]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是通过“反帝”和“建设”这两个目标联系起来的。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由于这个目标而构成的团结，将中国变成了阿拉伯世界的“朋友，是你们的兄弟”，而阿拉伯世界也同样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84]

1958年7月，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黎巴嫩贝鲁特海滩后不久的海滨场景

8月6日的《人民日报》又开始进一步讨论拉丁美洲的反抗活动。像之前介绍中东地区形势一样，《人民日报》在这一期中介绍了拉丁美洲的基本政治地理情况，配发了一张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和地图出版社共同提供的拉丁美洲反抗活动形势图，并对巴西、智利、墨西哥等国的罢工及抗议活动进行了报道。还通过“国际知识”栏目介绍世界情况。同期中，还报道了农村广播网在黑龙江省的普及对农民了解“天下大事”的重要意义，以及对“改变人民政治思想面貌和提高农民政治觉悟”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看1946年提出的“中间地带”的观念，便具有更丰富的内涵。1964年，毛泽东在回顾了中东北非世界独立运动的基础上，对“中间地带”做出了一个更接近“三个世界”的阐发。他认为，“我们说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加拿大、澳洲、日本是第二个中间地带。……这个话不是现在才讲的，一九四六年就讲了。那个时候没有分第一、第二，只讲了中间地带，讲苏联同美国之间是中间地带，包括中国在内”，而帝国主义侵略中间地带的目的同“反华的性质一样”，其目的“是要整个中间地带”，“想控制世界”。[85]1965年3月23日，在会见叙利亚外交部部长哈桑·穆拉维德一行时，毛泽东说：“我们是友好国家，有共同目标，第一是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国家”。[86]因此，在“中间地带”进行的联合，与整个世界反抗帝国主义霸权的目标是一致的。1967年“六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在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时，毛泽东进一步总结了这种对阿拉伯民主主义反抗运动的理解，以及对其内部出现的大联合态势的希望。他认为，这种发生在地中海和中近东的、目的在于争夺石油利益的局部战争，使得英美帝国主义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阿拉伯国家可以通过封锁苏伊士运河、截断运油管道的方式，对帝国主义进行严重的打击。也正是在这种战争进程中，“阿拉伯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仅是埃及、叙利亚这些阿拉伯民族主义国家之间，甚至包括沙特、约旦在内的“老殖民地国家”都开始团结起来，用联合的方式来进行斗争。[87]

五、建设国际主义共时性

1963年10月，当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第一次正式提到了“第三世界”的概念。他提到，西方报纸上有两种“第三世界”的说法：一种指亚非拉，另一种是指西欧共同市场。[88]这与毛泽东1958年在读了宦乡针对西欧自由贸易区谈判破裂问题的报告后表示“西方世界的破裂”这一判断相结合，突出强调了在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过程中，美国那种霸权式和平状态的不稳定。[89]对霸权秩序不稳定的认识，也伴随着新中国希望通过在广大被压迫民族中间建立起反抗霸权，寻求平等政治的外交努力。透过社会建设与中东地区国家建立联系，在新中国，特别是万隆会议之后的和平运动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也同时回应了新中国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

通过《人民日报》，中国人了解到，在万隆会议之后，“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亚丁、阿曼、巴林等国的许多厂商，都来和中国作生意。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贸易，从1955年以来，逐年增长”。[90]1955年8月中国与埃及签订了贸易协定之后，两国开始互相派遣贸易代表团。就在1956年4月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埃及期间，双方便完成了将近四百万英镑的贸易额。中国购买了大量埃及棉纱，而埃及则购买了中国的钢材、机器以及植物油。[91]1956年，《人民日报》上甚至还喊出了“为了和平，开展国际贸易！”的口号。[92]在这一时期，人们甚至在《人民日报》的头版，读到了诸如这样的故事：“中国制造的五灯收音机开始出口”，“供应叙利亚、黎巴嫩”等地，由于“每个零件都加有一层防潮湿的蜡”，因此“可以适应亚非热带地区的环境”。[93]

对新中国的建设者来说，在媒体上读到那些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可以支援世界革命前线武装斗争的故事，无疑又调动了他们对中国本身革命及反帝军事胜利的记忆与自豪。就在1956年支持埃及人民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政治动员中，《人民日报》上除了大量刊载关于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的法律依据、埃及报纸新闻摘要、纳赛尔讲话、埃及社会建设情况、历史介绍、伊朗、叙利亚等国共产党代表团在中共八大上发言等消息之外，还通过各类社会文化新闻、读者来信、文艺作品等形式，共同构建一个以反帝与国家建设为目标的国际共同体想象。新中国的民众会在报纸上读到诸如“我国一批牛羊肉运到了苏伊士港……及时供应了埃及人民新年的需要”这样的新闻，也会看到一户来自“上海江苏路五十四弄二十七号”的人家给埃及家庭写的公开信，了解到这家人“这几天”起身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收听有关你们正义的斗争的消息”，了解到这户人家相信，“中国水利工作者正在利用和改造江河为人民谋福利”，并“对埃及的同行”抱着“殷切的期望”，因为他们“根据自己亲身的体验”，“坚决相信埃及人民一定能够管理好苏彝士运河，阿斯旺水坝也一定能够在埃及人手里建造起来！”[94]

这种丰富的国际主义共同体认同，构成了当时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人们可以从报纸上读到包括世界青年联欢节（1955年）、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1955年）、埃及电影周及埃及电影代表团访问（1957年）、亚洲电影周（1957年）、伊拉克共和国电影周（1959年）、突尼斯中国电影周（1962年）、伊拉克中国电影周（1962年）、亚非电影节（1964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电影周（1965年）等一系列文化体育交流活动的新闻。人民政府强调，通过电影而促进“亚洲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友好和团结”，是为了“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进行的努力。[95]这类电影周首先一般会在北京、上海、天津等主要城市集中举办，随后还会有部分电影被送往全国各大中型城市进行播放。例如，在“亚非会议所创导的文化合作精神”下，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举办了“埃及共和国电影周”。[96]电影周一共播放了《七月的风云》《山谷里的斗争》《我们美好的日子》《生与死》等4部故事片，以及《幸福的日子》《英军撤退节》《埃及的石油》《工业复兴》等8部纪录短片。同时，埃及还派遣了一支由国家指导部文艺处处长耶雅·哈基带领的电影工作者代表团访华，其团员便包括了埃及当时著名的女演员法登·哈马玛（Faten Hamama）和她的丈夫男演员奥玛·薛里夫（Omar Sharif）。[97]

除了看到来自亚非拉国家电影之外，人们还可以通过阅读中国电影在阿拉伯国家被接受情况的报道，来进一步体验这种通过文化交流而建立起的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认同。1956年，中国电影《鸡毛信》和《智取华山》在埃及播放，并“得到埃及人民的热烈欢迎，而且被认为是中国人民对埃及人民正义斗争的一种实际支持”。[98]新华社从开罗发回的报道也进一步向中国读者加强了这种感受。中国读者们看到，“身材魁梧的纳赛尔总统”在1957年9月16日晚上，走进了“按着中国风格装饰”、门口“挂着两盏红灯笼和中埃两国的国旗”的开罗“歌剧”电影院。从来“没去参加过任何电影节”的纳赛尔，在这一天晚上，不但参加了“中国电影节的开幕式，看了中国电影《祝福》”，还“接见了中国电影代表团”。9月20日，纳赛尔夫人还举办了茶会，招待“电影女演员白杨和秦怡”，并和“她的五个儿女一起”，跟中国客人“度过了一个很愉快的晚上”。[99]

这种通过文化交流与新闻而建立起的共时感，还通过群众运动成了一种直接的斗争政治体验。这种斗争体验，在对1958年伊拉克革命的支援中表现得最为全面。从1958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五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表示全力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开始，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中国各省市各阶层与民族的民众，都在这一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主题下被调动了起来。这种社会调动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相结合，强调工人、农民、学生等社会各阶层劳动者不但应当在劳动间隙或者下班后进行学习与抗议集会，而且更应当以支援中东人民斗争为目标，抓紧生产建设。我们看到马鞍山钢铁厂的工人们提出“多产钢和铁，打击侵略狼！”，全椒县机械厂职工“在集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侵略中东的罪行后”，不但贴出许多大字报，表示“以实际行动支持中东人民的正义斗争”，而且还“连夜投入生产”。来自铜川市的抗议大会上，“采煤工人和钻井工人们一致表示，中国工人誓作阿拉伯工人的后盾”。同样的增产运动也出现在各地的农业合作社中。渭南县隐乡村“在举行了声讨美帝罪行大会后，全乡农民当晚就深翻挖地一百多亩”。来自新民县的三千多名社员，在抗议大会之后，“连夜苦战干旱”，“以增强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声援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100]同样的故事，在这段时期里不断得到报道。[101]

在支持“我们的阿拉伯兄弟”的政治调动中，对少数民族以及宗教界人士的动员及其他们的反应，则更能显出国际主义认同为新中国的政治主体性建构所带来的巨大灵活性。1958年7月18日，在中国各阶层共同支援中东人民的活动中，伊斯兰教协会副主席达浦生也发表了讲话，表示“中国穆斯林支持阿拉伯弟兄”。在这一则简短讲话的开始，达浦生表示，“我们中国穆斯林和全国人民一同，热烈祝贺伊拉克人民的伟大胜利”。而“美帝国主义的行为”，“完全是魔鬼的行为”，是对“阿拉伯各国人民的狂妄挑衅”，而且“威胁亚非和世界的和平”。随后，达浦生强调“爱护祖国是伊斯兰教信仰的一部分”，他引用了《古兰经》中“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第2章，第190节），证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的爱国主义战争，是一种“为主道而战”的正义战争。[102]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看到中国伊斯兰学者利用《古兰经》对巴格达条约集团国家做出批评。在1958年8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马坚发表了一篇题为《重读古兰经》的文章，其中将《古兰经》的诞生，作为阿拉伯人文化进步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并且，由于“我们现代比古人远为优越和丰富的历史经验”，需要对“古兰经做出新的解释”。随后，他引用《古兰经》中“你们不要纷争，否则，你们一定胆怯，你们的气势一定消逝”（第8章，第46节）一节，来证明“团结就是力量”，并提出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发展道路，需要建立在一个广泛的团结基础上。而来自“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和费萨尔王朝的伊拉克”，由于“甘心做帝国主义侵略中近东国家的工具”，而违背了《古兰经》“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助”（第5章，第2节）的教训，背离了作为伊斯兰国家的道德与律法准则。在这里，伊斯兰的大圣战（Jihad）观念，被诠释为一种被压迫民族“拿起武器来反抗侵略者”的反帝斗争。这种斗争经验，便是“全世界的三亿七千万穆斯林”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千千万万人民”一起组成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也是中国穆斯林作为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阿拉伯国家的弟兄们扑灭侵略战争的火焰，保卫世界的持久和平”的基础。[103]这种讨论也被带到了中国许多伊斯兰社区，在各地清真寺阿訇分别组织的活动中，成为表达中国人民与阿拉伯人民团结，以及与帝国主义侵略者斗争决心的话语资源。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前往阿拉伯国家，或者有过朝觐经历的穆斯林，则用这种经验，向民众传达“中东人民对中国人民非常热情”这种团结讯息。通州区清真寺阿訇杨品描述着自己曾经看到过的“埃及小学生给中国青年代表团演出的《打英国兵》话剧”，昌平区清真寺阿訇陈广元则描述他在叙利亚看到的诸如“兄弟们，被奴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类动员性的标语，表示“要全力支援阿拉伯人民的斗争”。[104]

这种“用斗争取得和平”的观念，一面同中国自身的民族独立经验发生了直接联系，另一方面，也与当时对赫鲁晓夫和平观的批判联系在了一起，[105]构成了新中国武装“保卫和平”的基本态度。在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帝斗争的背景下，包括《古兰经》、伊拉克诗人白雅帖（Abdu al-WahabalBayati，1926-1999）[106]、黎巴嫩“和平战士”诗人萨依德[107]，以及伊拉克、黎巴嫩、埃及电影[108]，阿拉伯谚语[109]等在内的文艺作品，则与阿拉伯历史、“国际知识”、阿拉伯领导人讲话等政治资料一起，成为当时中国人民国际主义反帝斗争想象与理论讨论中的重要文化资源。

陈光镒（绘）：《阿拉伯小英雄》（连环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版

围绕着阿拉伯人民反帝斗争，特别是一个曾经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黎巴嫩小孩”形象而创作的文艺作品也大量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联系中国抗美援朝的经历，以及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共同形成了当时中国人的来自被压迫民族语国家反抗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体验。这些作品包括诗歌[110]、游记[111]、音乐、短篇小说[112]、儿童剧[113]、活报剧[114]、京剧[115]、地方戏曲[116]、宣传画与漫画[117]等形式。配合着当时经济建设“大跃进”，这种以反帝国际主义为基础，用“写诗当武器，唱歌当战鼓”来支援“阿拉伯兄弟的斗争”的形式，也体现了当时在“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中进行的旨在树立社会主义新人，实现“文化翻身”的目标，[118]可以被视为一种“文艺大跃进”的表现。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通俗文艺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和新文艺出版社均出版了大量阿拉伯文学作品和诗文画集。其中不少还以极为通俗的语言，“及时供应各地群众反对英美侵略阿拉伯的宣传材料”。而各种收录了快板、山东快书、相声、小演唱、相声、京剧等内容的《说唱集》以及《活页歌曲集》，则为“街头宣传和晚会演出”提供了素材。[119]

这种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支援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阿拉伯世界媒体的注意。在多个阿拉伯世界的新闻报道中，美英的军事行动不仅仅被看作是对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威胁，也被看作是对和平的威胁以及对国际法和联合国秩序的挑战。同时，也描绘了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对立。[120]媒体也开始讨论，美国在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的战略活动与中东世界的事件是密切相连的。[121]伊拉克的媒体则将革命看作是创造性的人道主义行动（creative humanitarian mission），因此也强调超越民族国家而进行世界大团结的重要性，并号召亚非人民要在联合国大会上揭露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122]位于大马士革的约旦人民电台（Jordanian People’s Radio）则更号召阿拉伯人针对帝国主义进行圣战。[123]

六、结语

冷战时期，不少新独立的国家都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工作。他们一方面试图找到一条使自己国家实现物质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尝试在这个过程中寻找一种对现代世界的描述方式。传统外交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只关注国与国之间的直接互动，或者审视在国际组织会议中进行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活动。这种视角具有巨大的局限性。虽然国与国之间的直接互动构成了国际交往中最稳定也最直接的活动模式，但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正在自我创造过程中的国家时，这样的叙事方式其实无法承载这一新生时刻所传达的神圣历史重任。同时，在这个国家诞生的新生时刻，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也在激烈且富有新意的互动中形成。从冷战时期的外交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世界秩序的整体想象，以及这诸种想象图景之间，通过外交事件体现出的矛盾冲突及其变迁。

与今天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想象不同，从中国革命经验中走出的国际主义话语消除了阶级差异。作为一种随着政治任务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国际主义精神，其基本内涵则围绕着对“团结”与“和平”两个关键主题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反帝（霸权秩序）”这一形式开展的对新时代平等秩序的追求。新中国第三世界视角下的世界新秩序强调，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潜在的政治理想，是通过国家内部的民族独立行动，刺激并促进社会结构变迁，培养人民政治意识，进而成为世界范畴内人民民主实践的铺路石。强调中国革命经验的特殊性，恰恰从逻辑上奠定了中国第三世界世界观叙事的普遍性基础。这种需要团结，以“自己为主，外国援助为辅”，“要靠人民”的独立经验与对未来世界秩序的理解，也被毛泽东认为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唯一一个可以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124]新中国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是在对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这四者的辩证关系的理解中形成的观念。也正是在这种国际主义认同的基础上，新中国对平等的理解才得以超越民族／种族主义的局限，但却同时包容民族主义本身所体现出的政治与历史价值。而对于新中国的人民来说，国际主义精神是一个不断被教育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互动过程中，“中国人民”这一政治概念的主体性，才得以在“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这一组辩证中逐渐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