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太虚和蒋介石——1930年代的佛教与政治

作者: 侯坤宏

一、前言

蔣介石是1930年代中國最具政治權力的人，而釋太虛是同時代最具有影響力的宗（佛）教界領袖。由釋太虛與蔣介石在1930年代的交往，可以了解當年中國的政教關係。但他們兩人的關係，應該上溯到1927年秋，蔣介石電邀太虛赴奉化雪竇寺始，直迄戰後1947年太虛圓寂於上海玉佛寺止，其間約有20年的時間。

蔣介石的故鄉，在浙江省奉化縣溪口鎮，雪竇寺是當地名剎，談到蔣介石與太虛法師的關係，不能忽略雪竇寺。雪竇寺全稱「雪竇資聖禪寺」，地處奉化溪口西10公里的雪竇山。該寺前身是晉時女尼所建的瀑布院，原在山頂瀑布口，唐會昌元年（841）遷到今址。咸通元年（860）寺毀，867年修復，改稱「瀑布觀音禪院」。景福元年（892），南岳常通禪師來主寺事，刺史黃晟施田1300餘畝，擴建佛殿、鐘樓、經閣、禪房等凡數百楹，成為十方禪院。南宋寧宗時評定寺院等級，被列為天下「五山十剎」之一，明時又被列為「天下禪宗十剎」之一。清光緒31年（1906），御賜雪竇寺玉佛、玉印、龍袍、袈裟、銅磬及經書等。可見，雪竇寺在中國佛教史上，確有其特殊之地位。

蔣介石家族與雪竇寺頗有淵源，蔣宗霸為蔣氏家族遷四明第二代祖，為布袋和尚弟子，跟隨布袋和尚雲游3年，以後世代信奉佛教。蔣母王太夫人信佛極虔誠，而蔣介石每次回鄉，都會到雪竇寺參訪。太虛與蔣介石之結緣，也由雪竇寺開始。

雪窦寺

本章主要以1930年代為重點，探討太虛法師與蔣介石的關係，為全盤掌握這兩位政教領袖間之互動，文中不可避免地會論及1930年代前後兩人的關係。全章除前言及結語外，分由釋太虛初識蔣介石、1930年代的釋太虛與蔣介石、1930年代以後的釋太虛與蔣介石等階段加以論述，希望透過這樣的分析，可以清楚呈現釋太虛與蔣介石的交往情形，進而了解民國史上佛教與政治關係之一般。

二、釋太虛初識蔣介石──1930年之前的釋太虛與蔣介石

1924年秋，釋太虛因他所提有關武昌佛學院革新方案未能落實，加上胃病，而離開武昌佛學院，乘船轉往南京、上海，並在寧波休養，因曾聞知奉化雪竇寺山水殊勝，乃轉往一遊。才入寺至天王殿，雨已驟下，朗雲方丈迎居法堂的西廂房內。「一雨三日，竟不及出門縱觀。翻閱山志，哦詩遣悶，所題八景詩，皆臥遊所成。三宿未晴，乃於晨餐後雨霧濛濛中喚輿下山。過入山亭，天氣放晴，但興闌不再返登。」這是太虛第一次造訪雪竇寺，雖然因雨，未能暢遊，卻因此留下〈雪竇寺八詠〉的詩篇。

1927（民國16）年8月15日，蔣介石發表辭職下野宣言。8月16日上午，蔣介石到雪竇寺，自本日起，蔣常寓於寺中。8月17日，遊飛雪亭、妙高臺，見風景幽雅，有終老故鄉之意。

太虛與蔣介石初次會面，據《太虛自傳》云：

〔民國〕16年仍為個人出洋之預備。夏間、已收得楊性塵居士捐助5千元，南普陀寺誦經移助2千元。中秋前，蔣總司令暫回故里，以聞黃膺白先生稱述，電杭州公安局長某，邀我赴奉化晤談。我抵溪口公館，由何君翼龍之招待，登雪竇山與蔣公初次相會見。翌日、長談，蔣公擬邀我同去日本住一些時，把陽明學和佛學作一番研究。偕我及吳禮卿、張文白兩君同游千丈崖下，與寺僧規劃建橋築路和修理飛雪亭、妙高台等工程，興致甚高。當晚、有一美國人來謁；談後，蔣公趣向上似有了遷變。中秋的早晨，美國人辭去後，我亦辭行；但蔣公約我同到溪口過節，下午乃偕吳、張二君等下山，路經蔣母墓菴暫停，轉至溪口文昌閣。閣上蔣公藏書頗富，山水尤占形勝。晚餐畢，團坐賞月。蔣公集親友，請我為講《心經》大意。我次日返甬，致函申謝，並告以欲赴歐美考察游歷。蔣公旋過滬、東渡扶桑。過滬時，囑陳君果夫以3千元贈余，作歐、美游費。

上引太虛自述有關他與蔣介石初次交往經過，是了解太虛與蔣介石關係的重要文字，有必要作進一步的分析，以下擬由：1、黃膺白從中介紹，2、蔣介石邀請太虛講《心經》，3、蔣介石贊助太虛游歷考察歐、美旅費，4、太虛詩贈蔣介石等方面，略加論述。

1、據太虛說，1919年夏，湖北留日生陳定遠，憤日人挾弄喇嘛，回國邀覺先、道階及太虛等發起「中國五族佛教聯合會」，並請張思緘、湯鑄新、張仲仁、張仲膺、胡瑞霖等出面提倡。時穆穆齋為浙江旅津中學校長，偕太虛訪嚴範孫及黃膺白，太虛與黃膺白的友誼從此而起。在第一次見面時，太虛與黃膺白相談甚歡，太虛後過平津，曾數訪黃，太虛雖屢次贈佛書予黃，但未嘗以佛法相論究。可見太虛與黃膺白剛認識時，黃膺白對佛教並不熟悉，故兩人談話未涉及佛法，直到1927年，黃膺白掌上海市府，曾以護持佛寺、興辦佛校之事，屢商於太虛。太虛在黃膺白心目中的地位，逐漸重要，黃膺白乃有在蔣介石面前「稱述」太虛之舉。

2、蔣介石初次邀請太虛前往奉化故里，正逢當年中秋，蔣除邀集親友共度佳節外，特請太虛為眾宣講《心經》大意。太虛有詩云：

天上人間跡未周，攜將布袋又明州。看山雨阻懷前度〔甲子冬至至雪竇，因雨未遊〕，讓國風高快此遊。千古相知有明月，一生難忘是中秋。劇憐黑野鬥群魅，欲放慈光照五洲。

此時的蔣介石，對佛法仍存好樂之心。主要其因是：當時蔣介石尚未與宋美齡結婚，未受宋美齡家族影響而改信基督教也。

1930年代的蒋介石

印順法師在其所著《太虛大師年譜》中說：太虛為蔣氏夫婦，及張文白（治中）、吳禮卿（忠信）等略說《心經》大意，其中「蔣氏夫婦」，指的是蔣經國之母。印順解說：「國民政府下之佛教，得以從狂風暴雨中復歸安定，得以泄沓混日，確與此夜此人有關。」印順特別指出，由於太虛與蔣介石這次的交往（此夜），使得佛教在動盪的時局中，可以受到政治上的庇蔭，尤其是能夠得到蔣介石（此人）的支持。

3、太虛此次與蔣介石見面後，返甬，致函申謝，並告以將赴歐、美考察游歷。蔣即囑陳果夫，致贈3千元給太虛，贊助太虛游歷歐、美旅費。這是太虛第一筆從蔣介石那裡得到的資助。太虛對於這次蔣介石的資助，非常感念，除在《太虛自傳》、〈寰游記〉述及外，在〈放洋寰遊啟事〉中，也特別感謝「奉化蔣公之資助」。甚至於到了1940年7月，太虛在漢藏教理院暑期訓練班講〈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時，還提到，蔣委員長下野，回奉化休養，約太虛到雪竇寺住了幾日，太虛便把出國的意思告訴蔣委員長，承蔣委員長「力予資助」。

4、太虛身處新舊交替時代，受過中國傳統教育，擅作詩，《太虛大師全書》錄有〈潮音草舍詩存〉、〈潮音草舍詩存續集〉、〈潮音草舍詩存〉、〈潮音草舍詩存遺〉、〈潮音草舍詩存別集〉，以及他人酬答之〈潮音草舍詩存外集〉。太虛此次雪竇之行，有〈和玉皇禪友贈蔣總司令歸隱原韻〉，詩云：

黨國安危繫，青山未是歸。出曾驚鬼侮，退豈貽人譏！此日藏雲豹，他年縛海豨；大雄能大忍，莫使此心違。

可見太虛對蔣介石評價頗高，在往後日子裏，亦常有詩贈蔣介石，如在蔣介石五十歲及六十歲生日時（詳後文）。

太虚大师

《太虛自傳》中還有一段文字，可以作為吾人進一步了解太虛與蔣介石的交往關係的線索，太虛說：

〔民國〕17年春間，蔣公蒞杭訪余於靈隱寺，同攝影多幀，蔣公訂出洋前再一晤談。……時余風痛雖未全愈，已可行動如常。6月初，蔣公暫由北伐前線返京，余電告行期。承函託周枕琹先生親至余所寓普陀山報本堂下院，邀去南京晤敘。報本堂瑩照和尚陪余抵京，寓毗盧寺，蔣公派張希騫副官長來寺招待，遂謁於總司令部，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亦出相見。蔣公數日後，又招游湯山。旋再出發前線，派張副官長送余旅京費300元，余移捐作中國佛學會籌備處的經費。

上述史料，透露幾點訊息：

1、太虛與蔣介石曾有多回見面交往的經過，蔣且曾到杭州靈隱寺訪問太虛，同攝影多幀；並邀太虛前往南京晤敘，同游湯山。

2、太虛謁蔣介石於總司令部，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亦出相見。案：蔣介石與宋美齡於1928年12月1日，在上海結婚，從此之後，宋美齡對蔣介石宗教信仰的轉變，產生極大的影響。有關蔣介石信仰「由佛轉耶」問題，在結論中再作進一步討論。

3、蔣介石中招太虛同游湯山後，送太虛旅京費300元，太虛移捐作中國佛學會籌備處經費。據太虛說，他在放洋出國前，蔣委員長約他到南京會見，由蔣的介紹，訪問黨國要人，太虛覺得全國應該有個「佛教會」之類的組織。但蔡元培、張靜江等人，認為民初的信教自由，此時已失效，不便提倡宗教，所以應先設「佛學會」為宜，因為佛學會是研究學術的機關。太虛應南京要人之邀，講了3天〈佛陀學綱〉後，發起成立「中國佛學會」，設立「佛教辦事人員訓練班」，預備等到他次年回國後，再召開全國佛教代表大會，把「中國佛教會」組織起來。1928年7月28日，太虛於南京毘盧寺，成立中國佛學會籌備處，開預備會3日。此即得蔣總司令介紹訪晤之成果。至此，國民政府下，中國佛教始有正式組織雛型。由上可見，中國佛學會籌備處之成立，亦得到蔣介石間接之助。

1928年9月某日，佛學會常會議決另設佛教會。蓋以南京會議時，圓瑛猶多和同。迨返滬，為滬、杭名流居士所包圍，競主佛會設上海覺園，南京設辦事處，王一亭則認為，佛會應設首都南京，雙方堅持不下。王一亭以維護佛法，面請於蔣總司令。蔣謂：1、真正依佛教行持的僧徒，可以保存。2、藉教育以造就有知識的僧徒，可以保存。3、寺院須清淨莊嚴，不可使非僧非俗的人住持。且對於社會，要辦有益的事業，可以保存。由上述，可知佛學會無法正常運作，其間牽涉到太虛與圓瑛新、舊派系間的不協，乃有王一亭面請於蔣總司令之舉。

1928年10月15日，太虛訪法途中，有名印度學者希爾筏勒肥，與談發起世院事。20日，太虛召集巴黎友人於東方博物院，商組世界佛學院事。明定世界佛學院宗旨為：「昌明佛學，陶鑄文化，增進人生之福慧，達成世界之安樂」。發起人有：太虛、希爾筏勒肥、阿甘、葛拉乃、胡雪、愛斯嘉拉、馬古烈、臘爾華、伯希和、馬格爾、龍舒貝勒等20餘人。會中商定設通訊處於東方博物院，並先付5000法郎為籌備費。太虛並發表：〈告國內佛學同志書〉、〈致蔣總司令書〉。在〈致蔣總司令書〉中，太虛説：

環顧中國，唯公〔蔣〕有此遠大之眼光心量，故請公〔蔣〕先電駐法之中國公使館，轉示東方博物院，認捐10萬元，作世界佛學院建設費；并先匯存巴黎之里昂信託公司1萬元，以示倡導，是所切禱！

太虚于英国伦敦期间

然據筆者所閱史料，並未發現蔣介石認捐之事，卻見有蔣介石在1929年5月18日復太虛函云：

太虛法師法鑒：頃展 手翰，并承惠貝葉古經，及德人所著中國名勝記，珍蹟奇編，良深感謝。 大師遠適異國，佛法宣揚，玄奘以還，斯為第一，甚盛甚盛。此覆，順候 興居 蔣中正啟印。

由上可知，太虛在訪問歐州期間，仍與蔣介石保持密切聯繫。

三、1930年代的太虛法師與蔣介石釋太虛初識蔣介石

一、戰前（1930至1936年）

探討1930年代太虛法師與蔣介石的關係，由於自1937年7月7日以後，中日第二次大戰全面爆發，中國東南半壁淪為戰區，國民政府西遷。為便於討論計，故將1930年代太虛法師與蔣介石的關係，以「七七事變」為界，分為前、後兩階段，分別討論之。

就前一階段（1930至1936年）言，太虛法師與蔣介石的關係，是以雪竇寺為中心而展開的。

1930年6月，太虛再遊奉化雪竇寺，有〈雪竇為石侯畫師題山水〉，〈仿宋覺範禪師畫梅贈奉化蔣公〉二詩。其中〈仿宋覺範禪師畫梅贈奉化蔣公〉一詩云：

三冬寒徹石門禪，傲雪凌霜道骨堅；聞說石奇今再世，故應開在百花先。

1932年1月，太虛復遊奉化雪竇寺。時蔣介石辭職返鄉。太虛有〈雪竇贈某君〉詩：

四登雪竇初飛雪，乍惜梅花未放梅；應是待令寒徹骨，好教撲鼻冷香來！

1932年10月8日，太虛應蔣介石之請，住持雪竇寺，行進院禮。瑩照、寬融、玉慧觀，均上山觀禮。太虛步抵山門下，說法云：「八字打開，一塵不立，四明第一山，中道從容入。」向彌勒佛，又說法：「攝化閻浮，應居兜率，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復又轉入彌勒佛龕後，向韋馱菩薩說法語云：「戡天縮地逢今日，護法安僧仗將軍！」後至大雄寶殿，參禮釋迦牟尼及諸佛菩薩，又說法語：「巍巍堂堂，眾聖中王，現身雪竇，不離華藏。」繼行至方丈，即陞座云：「禪門艷稱雪竇頌，海外猶傅碧巖集，今日當場拈出時，清風匝地起何極。」

〈浙東名山雪竇寺紀遊〉一文，係玉慧觀應太虛之邀，前往參加太虛晉山雪竇寺住持之後所作。據玉慧觀所見，當他們一行人走至雪竇寺山門時，全寺僧眾，咸披袈裟，拜接於山門之外，並有當地駐軍約50餘人，荷槍實彈，特來護衛。蔣介石特命蔣經國、蔣緯國發來賀聯云：「共拔迷途同登覺岸，長存妙道永固福田。」

由上所述，值得留意者有三：一、太虛住持雪竇，乃出於蔣介石之延請；二、太虛行進院禮時，當地駐軍出動荷槍實彈50餘人前往護衛；三、蔣介石特命蔣經國、蔣緯國發來賀聯。可見蔣介石對太虛住持雪竇寺之重視。據張明鎬說，太虛在主持雪竇寺期間，山上山下，奉化當地公安機關，均派有警察護衛，並以小包車代步。張批評太虛說：和尚儼然變成了顯官，乃因受蔣介石賞識，擡高了身價之故。

太虛自1932年10月，接掌雪竇寺後，即展開如下各項施設：1、整頓職僧住眾，2、舉辦講經弘法，3、治理農林工場，4、培修道路風景，5、編纂雪竇小志，6、展布地方教化（溪口雪竇下院），7、振興上海虹口雪竇分院。致雪竇氣象，為之一新。惟以上所列各項，僅屬太虛重建雪竇之原則，以下列舉具體事實6項，以明太虛在雪竇寺的實際作為：

1、太虛在雪竇寺講經：1933年3月19日，太虛在雪竇講《出生菩提心經》，時寶忍畢業自閩南佛學院，從太虛至雪竇司會計，寶忍精《成唯識論》，而迴向兜率。太虛於開講後即命代講。1934年1月，太虛回雪竇寺過春節。2月14日，於雪竇寺開講《彌勒上生經》。1935年春，太虛在雪竇寺講：〈儉勤誠公〉，並將此四字，列為雪竇寺訓。1936年4月，太虛在奉化雪竇寺講〈慈宗的名義〉，指出：「慈宗」，就是「彌勒宗」。梵語彌勒，此譯為慈氏，依據慈氏為宗，乃立「慈宗」的名義。同年10月，太虛在雪竇寺說〈歸依開示〉。並開講《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

2、以雪竇寺為禪觀林：依太虛計畫，「世苑」是把世界凡足以為研究參考的教理，依之修行證果，而樹立世界的佛教為目的。在整個世界佛學院計劃的名稱下，擬以雪竇寺為禪觀林，北平柏林佛學院為中英文系，閩南佛學院為華日文系；直接屬於世苑系統的，有專為研究漢藏文佛學的漢藏教理院，及武昌佛學院改設之世苑圖書館。為完成以雪竇寺為禪觀林之計畫，太虛在1933年春，訂「禪觀林大綱」，規定：（1）禪觀林屬世界佛學苑之一部，以專習禪觀為主，就雪竇禪堂改設之。（2）每日除早、晚課外，禪觀3時，講授2時。（3）請班首4人，首座提唱宗門禪，西堂講授淨密禪，後堂講授大乘性相禪，台賢禪，堂主講授餘乘禪。（4）晚禪1時，全寺僧皆須入林隨習。（5）每年分為兩季，3月9月23日出堂，4月10月初6進堂。（6）禪觀林於癸酉冬季開始。（7）4月16起，先設禪觀研究組，研究《俱舍論．定品》，《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攝大乘論．增上心學品》，《法苑義林．唯識章》。雖禪觀林因主持無人，迄未能如法進行。然其規模與格局，頗值有心人士借鏡與深思。

3、談玄法師與雪竇寺：太虛自主持雪竇以來，對於各種法務之振興，不遺餘力，而寺中講學，時講時輟，乃因無長駐寺中主講法師之故。1937年中，談玄因事往謁太虛，被太虛請為雪竇寺主講，並自當年7月開始招生辨學，談玄親任主講，所授科目有：《永嘉證道歌》、《佛乘宗要論》、《佛學abc》、《佛教宗派源流》、《密教概論》、《彌勒上生經》、《天台學概要》、《佛教歷史研究法》、《一切有部律》、〈比丘戒頌〉等。到了1938年初，由於戰火漫延，「敵人到處殺人放火，人心異常恐慌」，「雪竇寺開學以來，總算讀了5個月的好書」，但辦學之事，也因戰爭影響，不得不作罷。談玄在短暫的辦學期間，編成《佛教研究法》、《天台學綱要》各十萬餘言，《佛教大事年表》正編輯中。

但談玄主持雪竇寺，並非一帆風順。據1938年10月，談玄曾呈文內政部，指控寺僧湛泉刁頑成性，酗酒滋事，目無法紀；又聯絡僧圓方迫走前任監院，毆打現任副寺心光，且教唆學生碧峰、式文等，掀動風潮，藉詞調查辦學經費，妄圖誣陷。太虛曾為此事致內政部長何鍵乙函，懇電令寧波徐專員、奉化王縣長，護持談玄，將湛泉等僧擯出。案經奉化縣府派科員姚賛唐，前往該寺暨溪口鎮公所、警察分所等處調查，發現：1、雪竇寺寺產豐富，雖為十方叢林，但寺內住持，向採子孫相傳制。自太虛進院後，將原有寺內執事完全改組，無形中成為新、舊兩派。太虛在時，舊派敢怒而不敢言，及至太虛離寺赴渝，由談玄代理主持，因待理職未正式公告，故舊派不承認。2、談玄既為主講，自己管理經費與帳目，公佈時，學僧妙慧、證空、寶戒、傳德、碧峰、式文、覺福等7人，認為與實際開支不符，要求公開帳目，談玄不允，風潮遂起。亦可見，談玄主持雪竇，確有不周之處。

談玄法師，湖南籍，通英、梵文，1926年赴日，入密教佛學院，從玉山大阿闍梨學東密，得灌頂位，圓滿回國。1934年夏，又東渡日本，從前任大正大學校長福田堯穎大僧正學台密。談玄逝世於1943年初，太虛輓聯云：「獻身學業能拼命，病榻來書不忍看；密法東台承復絕，哀哉繼起得人難！」

蒋介石与太虚合影

4、太虛為蔣介石祝壽：1936年9月，太虛在蔣介石50歲生日前1個月，發起全國各寺庵誦《藥師經》，為蔣祝壽，太虛說：

中國今值多難興邦之際會，而應運復興中華民族者，實惟蔣委員長為領袖，自當與國同壽。敬案《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云：「若剎帝利灌頂王等災難起時，所謂人眾疾疫難，他國侵逼難，自界叛逆難，星宿變怪難，日月薄蝕難，非時風雨難，過時不雨難。彼剎帝利灌頂王等，爾時應於一切有情起慈悲心，赦諸繫閉，依前所說供養之法，供養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由此善根及彼如來本願力故，一切有情無病歡樂，於其國中，無有暴惡藥叉等神惱有情者，一切惡相皆即隱沒，而剎帝利灌頂王等壽命、色、力、無病、自在，皆得增益。國曆10月29日，恭逢蔣公五秩誕辰，本寺於27日起，設壇供藥師如來誦經3日，並啟請全國一切比丘、比丘尼所住持寺庵，及在家佛徒之團體等，均於29日供藥師如來誦經1日，祝延蔣公之壽康，禳消民國之災難，普祈國泰民安，咸慶消災延壽。

太虛又有詩祝蔣介石五十壽辰云：

乾坤鼓鑄仗風雷，一代權威泰運開。直欲聖賢承道統，豈惟軍政展天才！國家正氣懷興復，民族頹流誓挽回，薄海同伸知命慶，金剛不壞仰如來！

5、西安事變發生時太虛發表為蔣介石祈禱通電：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劫持蔣介石，要求抗日，停止勦共，在蔣未脫困前，太虛發表〈為蔣委員祈禱安全通電〉云：

全國佛教寺院會社公鑒：委員長蔣公，一身繫國家安危，民族興替；頃蒙難西安，祈即或聯合或分別修法誦經，祈求早獲安全返京，不勝憂痛迫切之至！

6、西安事變後太虛與張學良同遊雪竇：1937年3月1日，太虛回雪竇。清明前數日，張漢卿（學良）居雪竇寺附近，太虛偕遊徐鳧巖，自亭下乘竹筏至沙地。太虛留下兩首詩，其一是〈張漢卿邀遊徐鳧巖（丁丑）〉：

重睹丹山赤水流，徐鳧巖下逐魚游，春光過半清明近，生趣泱然翠稍頭。

其二為：〈張漢卿邀自亭下乘竹排至沙地（宴桃花間用前韻）〉：

悠揚妙樂激湍流，溪上偕乘竹筏游，萬樹桃花灑紅雨，無邊春色溢枝頭。

按張學良自西安事變後，卸除本兼各職，暫居中國旅行社在雪竇附近開設的四明旅行，其間經歷7個月之久，故有與太虛同遊雪竇的機緣。

二、戰時（1936至1939年）

1937年7月，中國抗日戰爭全面展開，蔣介石忙著「抗戰建國」，太虛法師將活動重心移往大後方。國難當頭，雖屬方外之人的太虛，也投入宣傳反日、抗日的行列。

追溯太虛反日宣傳，早在七七事變前，即曾發表〈致日本佛教徒電〉、〈為瀋陽事件告臺灣朝鮮日本四千萬佛教民眾書〉、〈為日本犯中國電告其國佛教徒〉、〈致日本佛教聯合會書〉、〈告日本佛教大眾〉等篇文告，希望日方能即時煞車，停止對中國的侵略行動。

抗戰爆發後，1937年7月16日，太虛在牯嶺發表〈電告全日本佛教徒眾〉，他說：

中日衝突已達危迫之極點，將陷中日民族於數載數十載相爭相殺，卒致日本自殺，遺地球至慘之禍！抑懸崖勒馬，速停一切軍事行動，從平等外交以尋諒解途徑，使中日民族終獲真正攜手，開人類大同之運，唯在日本之能繫鈴解鈴與否而判！吾知日本佛教多優秀之士，且人民過半數為佛教信徒，此正宜大啟慈心慧眼，以之自救救人時矣！

不久，太虛又以中國佛學會理事長名義，發表〈為國難電告全國佛徒〉，電文中太虛說：

茲值我國或東亞或全地球大難臨頭，我等均應本佛慈悲：一、懇切修持佛法，以祈禱侵略國止息兇暴，克保人類平和。二、於政府統一指揮之下，準備奮勇護國。三、練習後防工作，如救護傷兵，收容難民，掩埋死亡，維持秩序，灌輸民眾防空防毒等戰時常識諸項，各各隨宜盡力為要！

上列太虛兩電，分別電告日本及中國佛教徒，一方面希望日本佛教徒能夠發揮作為佛弟子應盡的本份，一方面希望中國佛教徒能夠奮勇護國。

抗日前线的“僧侣救护队”

同年9月，太虛在北碚三峽實驗區講：〈新中國建設與新佛教〉談及有關新中國建設之趨勢時說：

日本於我國內力統一將完成之時，特加緊壓迫侵略；尤其最近不惜用非常橫暴殘酷之武力，對付中國，此實由現在新中國建設內力統一到解除外患的過程上必經階段，故中國全國國民，在今政府領導之下，莫不一致與日抗戰。……現全中國對日抗戰，雖中國犧牲甚大，人民所蒙痛苦甚深，然為整個國家人民計，若中國能統一抗戰到底，則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固不用其惶恐也！

1938年春，太虛為擁護抗戰建國綱領作：〈日偽亦覺悟否〉，太虛云：

茲所欲問者，則日本之軍財閥與民眾，尤其是因誤解國民黨而甘心為日軍侵略作倀，遼、瀋、察、綏、北平、南京等傀儡的偽組織中之漢奸！今已到最後覺悟之機會，其亦能覺悟否耳？中國之抗戰由日本棄和平解決方法而不用，突以武力進攻所迫成，其目的在求民族之獨立與國家之自由平等，不達不止。此不惟理事昭然，而最近亦已在戰場表現相當之抗戰能力，確有達到勝利的把握。則欲以少部分日軍將中國征服、及欲在日軍下成立鞏固之偽組織的迷夢，應可以醒覺矣！

同年6月，太虛在成都文殊院講：〈佛教之新認識〉云：

一般人以為現在中國需要的是全國一致的趨向抗戰救國，佛法以慈悲為本，等視眾生，充其戒殺無我之精神，必近於不抵抗，於保衛國家、救護民族之戰鬥，恐無益有害。不知佛法慈悲為本，更要以方便為門──門者所以通行者也──。若無方便，即有行不通之弊。所以慈悲不僅是不殺，而方便即是適當的辦法。若有惡毒有情欲害多數眾生命者，為救多數眾生及免彼惡毒有情造大惡業，此時若無他法可止彼惡行，菩薩正應以大悲心斷彼惡毒有情命。今有少數瘋狂惡魔，不惜為禍世界，驅其國內人民與他國人民，互相殺戮；為制止此種瘋狂行動，採取抗戰方式，正是佛法的方便之門。所以疑佛法違反抗戰精神，實為錯誤。

太虛強調：中國若能抗戰到底，必能獲得最後勝利。日軍雖然佔領中國部份領土，並在佔領成立偽組織，仍無法瓦解中國抗日意志。或有人會懷疑，佛法以慈悲為本，如何參與保衛國家、救護民族之戰鬥，不知佛法雖以慈悲為本，更要以方便為門，而方便即是適當的辦法。為制止日本侵華行動，採取抗戰方式，正是佛法的方便。

太虛認為：信奉佛教的國家，如中國，近年陷於水深火熱之中，而不得挽救危亡解除束縛之道。日本雖有興隆的佛教，但有其形式，其實際行為所表現，適與佛法相反。成了有名無實，形存神亡的佛教。其原因應歸咎於佛教徒，不體會教法的真精神，不能依了教法，身體力行。不能抱定佛教宗旨，實行教義，或者竟做出與佛法教義完全相反的行動，這是佛教徒該引以為最可恥的事。

依太虛之意，中國的抗戰建國，與降魔救世的宗旨，不但不相違，而且是極相順的，抗戰並非以戰爭為本質。因為抵抗外來惡勢力的侵略戰爭，非自己發動戰爭。故中國抗戰，乃是為除掉戰爭，止息戰爭，而起來抵抗於戰爭。故抗戰的本質，是自衛的，和平的，為保衛全國人民及世界人類正義和平幸福而發動的。

1940年4月，太虛在星洲作〈日本三千萬佛教徒可起來自救救國民矣〉，太虛説：

民國26年「七七」以來中國的抵抗戰，是死裏求生，實出萬不得已。……日本野心的軍閥和支那通，更有太不夠認識中國民族領袖蔣委員長的錯誤，日本的軍閥和支那通，往往以李鴻章、袁世凱等中國以前的首腦人物比蔣，以為可用兵力征服，或者可用漢奸來分化；殊不知蔣為第一流軍事家，在盧山集訓軍官時的演說，早已預見到近三年抗戰的情狀，絕非日本現在的任何軍人能企及。既有遠見又有堅強意志，未發動抵抗則已，一發動後，自必抵抗到底，豈能被日本兵威所屈！且蔣在率領國民革命軍奠都南京以後，雖幾經退職，不旋踵即重起，已見他為全國唯一重心，離他不可。至21年後、他的刻苦耐勞，竭忠盡智，以為國為民服務，取得全民及海外華人之一致欽服。尤其「七七」抗戰之後，不唯成為中國國內軍民大團結的最高領袖，且亦為國際所信仰的偉大人物，絕非二三寡廉鮮恥的落伍舊官，或投機取巧的搖動份子所能使之分化。

太虛認為，蔣介石是第一流的軍事家，既有遠見又有堅強意志。自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後，他是全中國的重心，並得到全民及海外華人一致尊崇。抗戰以後，不但成為中國國內軍民大團結的最高領袖，且亦為國際所信仰的偉大人物。中國自發動神聖抗戰以來，幸賴朝野上下精誠團結，在蔣委員長領導下，誓死奮鬥，前仆後繼，愈戰而兵力愈強，愈抗而人心愈固；敵焰雖兇，敵械雖利，而泥足愈陷愈深，愈莫克自拔，固已奠定「最後勝利必屬於我」之基礎。由上所述，可見太虛對抗戰的態度，與對蔣介石之推崇。

以上是太虛法師在抗戰初期所發表的抗戰言論，以下敘述他與蔣介石在此時期的交往經過。

據太虛〈己卯日記〉，1939年3月初1日記載：

因余昨接蔣委員長函請為國民精神總動員會設計委員，及渝辦事處函告，中央社會部派員商擴大組織中國佛教會。

此時之太虛，已多年未與蔣介石見面，直到同年9月11日，張治中在國府黨政軍聯合紀念週結束後，蒞訪太虛，兩人商談數十分鐘，並約定9月13日進謁蔣委員長。當天下午3時餘，李國華用汽車來接太虛，4時達蔣委員長官邸。根據太虛所記，他與蔣介石見面情形如下：

別來數年，轉欣神釆逾昔，精光奕奕。除談訪問團及佛教會之事外，偶及民生史觀之社會哲學，應更有唯生論之宇宙哲學為根據。因蒙詢大乘佛學之體系，須若干時日可以講明。並問歸期，當告以約須5個月可還，遂致珍重而別。出，訪張主任文白，云委員長託帶致佛教聖地禮品，當於次日送交。遂轉赴陳部長五時之約于教育部。除訪問團外，談整理佛教僧寺及設佛教研究所等。原擬訪陳布雷主任、許靜仁委員長，以時不及而歸。

這次太虛與蔣介石的會面，是在太虛出訪緬、印、錫、暹等國之前，所以蔣介石託太虛帶了「致佛教聖地禮品」。值得留意的是，蔣介石詢問太虛，大乘佛學之體系須若干時日可以講明，可見蔣介石似有一探大乘佛法奧義之興趣。

太虛自1939年10月27日，正式展開長達7個月的緬、印、錫、暹等國訪問行程。同年12月15日，太虛在仰光與前任內閣總理答茂稅務部長宇峇宇議員宇吞旺宇滾等談話說：

承各位發願幫助中國的佛教，非常感謝，我這次到緬甸來，蔣委員長等亦有所贊助。

1940年1月11日到達印度，12日晚出席歡迎會演講。歡迎會首由比丘等領導祈禱三皈課誦，次由大菩提會秘書長法理性海讀歡迎詞，再請太虛開示。太虛講演後，即將蔣委員長贈送大菩提場之特製金色銀寶塔一座，贈於法理性海，法氏當場致謝，力言決保存此神聖紀念品於永久。太虛以中國佛教法師的身份，前往緬、印、錫、暹等國進行友好訪問，可以看成是戰時國民外交的推展，具有濃厚政治意義的，也難怪蔣介石要加以支持。

四、1930年代以後的太虛與蔣介石（1940至1947年）

太虛的緬、印、錫、暹之行，從1939年10月起，直迄1940年5月3日止，其間橫跨兩個年度。1940年，1月12日晚，太虛赴摩訶菩提會歡迎會，到中、印、錫、英政學界200餘人，太虛演講畢，以鍍金銀塔奉贈菩提會為紀念，上刻：託太虛法師攜存佛教聖地，蔣中正，二八，一一，二六。

1940年1月，太虛在加爾各打華僑歡迎會講〈中國佛教的近況〉，他說：

抗戰以來，蔣委員長屢次昭示精神重於物質，對於在中國有幾千年歷史的佛教，當然更加重視；所以、這次我們出來，備承政府各機關和社會各團體的幫助。中國佛教已不是從前那樣萎靡，而已成為精神總動員的要素，建國的精神基礎了。

太虛在講詞中強調，他的這次行程，曾得到中國政府各機關和社會各團體的幫助，也特別提到蔣委員長對中國國運的重要。同月16日，太虛在加爾各打與波史先生談話中說：

我們中國的領袖蔣委員長，也自信決定可以克服國難。中國勝利後，相信其餘在中國的不平等勢力，均可用和平方法解決。而中國亦決援助亞洲其他國家同得平等自由，所以真正建立亞洲新秩序的關鍵，仍繫在中印兩民族間聯合。

1940年4月，太虛在星嘉坡總商會講〈南洋華僑與宗教〉云：

我國從民廿年九一八被敵寇侵入以來，全國國民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的確大大的進步了。例如團結一致以同禦外侮，忍耐勞苦以努力建設，國內壯丁之普受軍訓為國出力，海外僑胞之輸財輔力為國效忠，都是很難得的。

由上可見，太虛十分肯定蔣介石領導中國對日抗戰的重要，對蔣介石可謂推崇備至。

抗战期间的蒋介石

1942年2月，蔣介石前往印度訪問。太虛〈元旦賀蔣公訪印成功〉云：

精誠一至融英印，華梵重通啟大同；自喜前驅曾負弩，壇坫今慶奏奇功！

1942年3月，太虛在為舉行印度日作〈中印之回溯與前瞻〉云：

印度之政治，沒有其宗教和哲學之發達，其古史上僅奉佛的阿育王、迦膩王、戒日王暫盛一時，而統一印度之年期極短；明清來、成為回教統治及英國統治時代，益加支離複離。中國亦只唐太宗曾派行人王玄策察臨五印；至元太祖部將之曾征印度，乃蒙古人之向歐州、中國同施侵凌者。故真正之中印政治關係，實從此次蔣委員長之訪問印度開始。

太虛強調蔣委員長訪問印度，是一次成功的外交，促進了中國與印度的雙方關係。1943年3月，太虛在重慶獅子山作〈對於文藝政策之管見〉云：

以言現代文明，則基督之宗教，歷史之哲學，自然之科學，工業之經濟，國族主義、民治主義、社會主義之政治也。而三民主義為針對國族、民治、社會之政治，分析之，綜合之，批判抉擇之，選取其精英，擇去其弊害，融成一體而又統持超越於其上之政治哲學也。所以能統持超越於其上者，一由其集取中印古化精意之中國民族文化為淵源，二由中山先生之特見，三由蔣委員長率全國同志之力行，則於政治固可遵循之以建成現代民國而更促進大同之世。

太虛於此，特別標出蔣介石對中國現代政治哲學的貢獻。

1943年11月，中國國民黨11中全會公選蔣介石為國民政府主席兼海陸空軍大元帥，太虛以中國佛學會理事長名義，去電賀云：

頃披官報，敬讅十一中全會公選鈞座為國民政府主席兼海陸空軍大元帥。眾望所歸，曷勝欽忭！揆文奮武，負抗建之重任；邁古鑠今，致國族於復興。同盟居四強之列，世界奠和平之基，偉烈豐功，永垂萬代！景瞻吉座，謳頌無量！特電申賀，恭叩崇綏！

1945年7月，太虛於抗日戰爭結束不久前，在重慶廣播〈告日本四千萬佛教徒〉云：

日本佛教徒不乏徹了萬法因果者，於此寧能不速速覺悟懺悔以求自身及全民滅罪除苦，而甘隨惡貫滿盈之軍閥俱盡，如柏林之隨希特拉而銷毀乎？…日本佛教之善知識，可以呼籲四千萬佛徒起來自救救國民矣。今日本有思想知識之國民，固無不深知此已絕無勝望之苦戰，能早停止，可多保全也。其如全國無一大力量人，能負起投降之責任乎？此誠日本國民實際之苦衷。然此正須佛教善知識本大慈悲，運大智慧，發為大雄大力大無畏精神，不惜犧牲個人身命，冒死犯難，大聲急呼全日本國民，勿再擁護主戰之軍閥政府，同時為一而再、再而三的向當政請願停戰，甘受戮辱而不退屈，並由個人或集團不斷的對主戰軍閥實施襲擊，則必能喚起厭戰懈爭之高潮，而為息戰造成有利形勢，則可共進於世界和平之運動矣。日本佛教徒誠能如此犧牲個己，救國、救民、救世人，其俠義之大仁大勇，必為全世界人所能傾倒，而中國暨各國之佛教徒，尤當引為無上光榮，不勝其馨香禱祝，敬仰欽崇者也！吾佛徒在緊急關頭，貴能提起正念，突破魔障。日本佛教徒乎！浩然其無畏，其猛然蹶起！

1945年9月，抗日戰爭結束，中國政局進入另一階段，蔣介石忙著接收、復員與「勦共」，太虛則準備將弘法重心東移。但不幸的是，太虛竟然在1947年3月17日圓寂於上海玉佛寺，而中止了兩人的關係。以下由：1、戰後太虛重回雪竇寺，2、太虛寫詩慶祝蔣介石六旬大慶，及以中國佛學會理事長名義上書國民政府蔣介石，3、太虛圓寂與《太虛大師全書》的編纂等問題，略加敘述如下：

首先就戰後太虛重回雪竇寺言：太虛於1946年秋，將雪竇寺住持一職，交與大醒。1947年1月3日，太虛偕芝峰等去溪口，回到一別十年之雪竇寺。太虛留3宿，不勝廢興之感。有〈重歸雪竇〉詩云：

妙高欣已舊觀復，飛雪依然寒色侵。寺破亭空古碑在，十年陳夢劫灰尋。

這是太虛最後一次到雪竇寺，距離他圓寂，僅兩個多月時間。

次就戰後太虛寫詩慶祝蔣介石六旬大慶，及以中國佛學會理事長名義上書國民政府蔣介石一事言：1946年10月，太虛撰〈祝蔣主席六旬大慶〉，其詩云：

武侯躬親，國民胥賴，宣聖耳順，仁壽同登！

而太虛以中國佛學會理事長名義，上書國民政府文官長吳鼎昌轉陳國府主席蔣介石，是在1947年1月13日，書的主要內容如下：

太虛領導中國佛教會。辦海潮音月刊，躬率佛教訪問團於國內國際，呼起同情，闡揚抗建，并有多處僧徒組救護隊等，救治災傷、振濟難胞，雖不足言有何大勳，至少於一般國民之盡力於國家民族者，不相差也。今值勝利和平，歡騰大地，而僧眾之被欺壓，寺產之受侵占，仍未消滅。近以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名義，曾呈由內政部、社會部轉請行政院、軍事委員會會同布告全國僧寺重申保護，此為安定全國寺僧俾能繼續服務國家社會之公益者一也。太虛又嘗聯合耶、回各教徒成立宗教徒聯誼會，對宗教調協、國際宣傳頗有貢獻。為令職業宗教師如佛教僧侶、回教阿衡、基督教牧師、天主教神甫等各得其盡力國事之途徑，曾由宗教徒聯誼會呈中央黨部請求以職業團體選國民大會代表之例，全國各性宗教團體亦得選僧等代表各若干名，已荷中央吳祕書長交審察會議，尚祈賜予裁定，俾宗教徒在國民平等立場亦同享參政之權利者二也。本會南京中山路萬壽寺會所，二十六年冬被敵機炸毀，寺中殘屋迄今為通信隊等所分佔，失去本會還京之會址。又本會上海市分會會所在虹口，亦於全面抗戰初起時被敵軍燒燬。兩處圖書器物等，損滅無遺。茲已呈南京、上海兩市政府就沒收之敵產〔上海有日僧本願寺等〕撥一份以資恢復會所。而武昌手創之佛學院，陷敵時殘存餘屋，為敵駐獸醫隊，今國軍接收仍佔居之；雖已呈請發還，尚延未實施。此為發揚佛教學術文化以啟迪社會人心計，祈飭令武昌、南京、上海軍政當局迅即發還及指撥者三也。太虛所住持奉化之雪竇山寺與所屬妙高台等，亦受敵機及游匪殘毀甚多，前者毛穎甫先生曾談及將來須藉提倡重修；而在上海東有恆路之雪竇分院，亦於八一三時被敵燒毀，亦祈飭上海市政府撥封閉之日僧寺屋一所，恢復滬上分院。此有關修復珂鄉風景名勝古蹟者四也。」

歸納太虛這次上書蔣介石，主要希望國府當局，能過：1、重申保護全國僧寺，2、全國各宗教團體亦得同享參政之權利，3、祈請飭令武昌、南京、上海軍政當局迅即發還武昌佛學院、南京中山路萬壽寺、上海虹口會所，4、重修奉化之雪竇山寺與所屬妙高台，及在上海東有恆路之雪竇分院。可見太虛是站在覆護教、衛教的立場，為佛教爭取應有的權益。

太虚大师全书

最後談太虛圓寂與《太虛大師全書》的編纂。1947年3月17日太虛圓寂於上海玉佛寺，治喪期間，重慶法尊，武昌葦舫，西安超一，開封淨嚴，杭州會覺、巨贊、宏妙、印順、妙欽、續明，南京曇缽，鎮江雪煩、茗山，常州明智等，均先後來集。弟子集議對於太虛志業之推進。議決：重慶世苑漢藏教理院，由法尊主持；武昌世苑圖書館，由葦舫主持；海潮音由塵空主編；太虛色身舍利塔，建於奉化雪竇山，各地得分請舍利建紀念塔；太虛法身舍利，由印順負責編纂；太虛遺物，概移存武昌紀念。時政要、名流、海內外佛教緇素，電唁哀輓，備極哀榮！4月8日，舉行荼毘典禮。14日，大醒、亦幻、淨嚴、塵空等，恭奉太虛舍利靈骨至雪竇。翌晨，抵寧波，緇素集迎致祭。專車入雪竇山，安供法堂。1947年5月20日，印順、續明、楊星森等，開始於雪竇寺圓覺軒，編纂《太虛大師全書》。

據續明法師所撰〈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始末略記〉，全書的編纂，早在抗戰期間（民國34年）太虛卓錫重慶漢藏教理院時。起初，太虛擬編印一部《太虛學要》或《評傳》之類的書，並責由塵空法師收集材料。未幾，抗戰勝利復員，太虛回到南京，倡立「佛教文化社」，以李子寬居士為社長，宗旨為「流通經教，編印高僧大德之言論著述，及發行佛教書報雜誌為職志」。而主要意旨，則在搜集太虛大師所有言論著述，集成一大叢書，正名為《太虛菩薩藏》。並聘請重慶法尊，武昌葦舫、印順，南京塵空法師為編勘委員，分別各負一部分材料收集整理的責任。但因編勘委員散處各地，材料集中不易。

時續明法師自汴至滬，利用候輪返平機會，隨侍印順赴杭州一遊。及至杭州，忽得太虛圓寂消息，時太虛出家、在家弟子，更感遺著編纂工作不容再緩，咸推印順或芝峰出而領導最為理想。籌議10餘日，正苦問題無法解決之際，印順忽與普照寺住持曇缽法師相偕來京，經李子寬一再懇請，印順不忍濬拒，遂允加考慮。至太虛遺體荼毘之日，續明隨侍印順前往參加，此時太虛眾弟子，均齊集上海，對太虛一切事業共做通盤的集議商討，席間一致公推印順負起領導編纂全書的責任，印順至此，亦義不容辭。《太虛大師全書》在印順、續明、楊星森等人努力下，經過1年的時間，而完成了全部的編纂工作，地點就是在奉化雪竇寺圓覺軒。

太虛自民1932年膺任雪竇寺住持以來，直到勝利復員後，舉大醒法師入主法席止，太虛與雪竇寺的關係，甚為密切。太虛圓寂荼毘後，其靈骨在雪竇山建塔供養，而法身舍利之《全書》，亦在雪竇編纂完成，太虛與雪竇的因緣，可謂極深矣！

五、結語

綜合前述，可知釋太虛與蔣介石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尤其是在1930年代。太虛與蔣介石兩人的關係中，除含有私人交情外，更涉及政治與宗教的互動與關涉。

由本章第貳節所述，太虛與蔣介石第一次見面，是在雪竇寺；由第參節可知，在1930年代的前半期，他們兩人的交誼，也是環繞著雪竇寺而展開。由於他們的關係良好，使得在政界擁有實權的蔣介石，能過在政策上支持佛教，在經費上支持太虛；由其太虛入主雪竇寺，更增加太虛在佛教界的聲望，也因此有人批評太虛是政治和尚者。此由太虛寫詩祝蔣介石五十壽辰、六旬大慶，及西安事變發生時太虛發表為蔣介石祈禱通電等事，或可窺知一二。

自1937年7月，中國抗日戰爭全面展開後，太虛曾先後發表〈電告全日本佛教徒眾〉、〈為國難電告全國佛徒〉、〈日偽亦覺悟否〉、〈日本三千萬佛教徒可起來自救救國民矣〉、〈告日本四千萬佛教徒〉等反日文告，呼籲中、日佛教徒對戰爭應有的認識與作為，這在本章第參、肆節中有詳細的引述。太虛的看法，可以視為近代中國佛教徒對於動盪時局的一種態度反映。

探討釋太虛與蔣介石的關係，雪竇寺在其中扮演著重視的角色。據太虛〈雪竇小志序〉說：雪竇山為浙東名山之一，其寺則為天下十禪剎之一，雖與天童太白齊名，而山水之靈秀，岩壑之雄奇，蓋遠過之。智覺延壽、明覺重顯諸大師，既禪高海內；而清初重興雪竇之石奇雲禪師，意尤清遠。自蔣奉化於民十六，易寺門應夢名山舊額為四明第一山，不惟名實核符，且因以交通利便，風景培養，妙高臺、飛雪亭、千丈崖、觀瀑橋諸勝蹟亦重修刱建，大增林泉之美。臺灣釋斌宗在1936年所寫的〈雪竇寺遊記〉上說，「雪竇得蔣奉化之整理，其靈勝益彰」，太虛及斌宗兩位法師所謂之「蔣奉化」，即指蔣介石也。而太虛這篇在1932年10月13日發表的〈雪竇小志序〉，文末署名「雪竇山人太虛」。由此可知，雪竇寺在釋太虛與蔣介石關係之重要。

最後再就：1、雪竇寺為第五名山之議，2、釋太虛是不是「政治和尚」？3、釋太虛對蔣介石的評價，4、蔣介石的信仰問題等項，進一步加以討論，以結束本章。

1、關於雪竇寺為第五名山之議：釋太虛說：「昔年常惺法師序余《彌勒上生經》講要，曾有以雪竇為彌勒名山之議。」據常惺〈觀彌勒上生經講要序〉：

太虛大師深研彌勒教義，廣說彌勒上生經，使佛徒知西方淨土外尚有此同界同業之人天淨土，功德殊勝，匪可思議！近更住持彌勒示化之奉化雪竇寺，故惺客歲在閩院與大師清談之際，曾主張以雪竇為彌勒紀念道場，列為五大名山之一。

但這只是個提議而已，及至1939年12月，釋太虛在吉桃靈石塔前講〈佛塔的光明〉時，提到：中國向來也有四大名山：如南海的普陀山，山西的五台山，四川的峨嵋山，安徽的九華山。近來，有人提議以我的雪竇山為第五名山；但雲南雞足山造了一個大塔，也有稱為第五名山的。可見第五名山到底是那一座山，還是有爭議的。

2、關於釋太虛是不是「政治和尚」的問題，由於太虛與政界關係良好，故有批評他是「政治和尚」者，太虛對此問題的答覆是：自古以來，不分中外，政教都相輔以行，宗教昌盛，有賴於統治者的倡導護持；反之，必因統治的阻力而衰頹。所以歷來宗教家，必須和統治者周旋。又從佛教教義上說，昔釋迦佛也曾接受各國國王的供養，所以僧人與政治接觸，並不違反教義。太虛認為，「政治和尚」這外號，也不壞！抗戰期間，包明叔曾至雪竇寺，見寺中滿壁字畫及照片，都有太虛落款，他以為叢林大剎有太虛任方丈，聲價大漲。包明叔稱太虛是「政僧」。依釋太虛之意，政教是可以相輔以行的，「宗教家，必須和統治者周旋」，「僧人與政治接觸，並不違反教義」，後人要理解釋太虛與蔣介石的關係，必須掌握太虛對政教關係的看法。

1940年5月，釋太虛在雲南昆明佛教會回答妙欽問有關「中國的佛教和政治應該合一或分離？」一問題時，他答稱：

政教分合，原是沒有一定的好壞。譬如錫蘭、緬甸、暹羅、西藏等處，他們在沒有佛教之前，都無原有的文化學術，故佛教就是他們的文化學術；同時人民的宗教信仰濃厚，所以他們主教者就是執政者，「政教合一」在他們的情形下說來是很好的。至於中國，文化學術很複雜，人民宗教信仰並不濃厚，而且在佛教輸入之先，已有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學術文化，並不需要佛教來參加政治，所以還是政教分開好。我一向就主張：裁減僧數，提高僧格。這少數有高深智學的僧人，站於超然的地位，專門做些弘揚佛法、辦理社會公益的專業。既不障礙於行政，且可補助政治之所不及；政治方面則負保護佛教的責任。如是、政教不合一，亦不是截然無關係；這種不即不離、相互裨益的政教關係，是最切合於中國的環境和情形的。

雖然太虛承認宗教師可以和統治者周旋，但是「不即不離、相互裨益」的政教關係，可以說是他對政教關係的一種基本態度。

3、在釋太虛對蔣介石的評價上，1939年2月20日，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報告國民精神總動員。太虛在2月底，看到美國羅斯福總統向德、義建議和平方式全文，及中國蔣總裁國民精神總動員之廣播。他覺得：「近年來國際之大貢獻，無過羅氏前數年汎美會議之演說，及次，此和平方式之建議。國內之大貢獻，無過於蔣蔣介石數年前發表的〈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以及此次報告之精神總動員演說。而近年來當得起大政治家者，只有美國羅斯福總統，以及中國的蔣介石二人而已。若歐洲各國政治家因作風庸劣，日本更卑瑣而無足道已！釋太虛將中國的蔣介石與美國的羅斯福並列，只有他們兩人才是「大政治家」！

1943年8月1日，國府主席林森逝世，中央常會推蔣介石代理國府主席。10月10日，蔣主席正式就職。太虛推崇蔣主席說：

中國近十幾年來，無論軍事、政治等，能有一個中心的力量，對外抗戰，乃至使戰事穩定，取得國際的同情等等，都是蔣主席努力奮鬥的結果──所以國民革命軍自北伐到現在，中華民國已有光明的前途。現在就任國府主席，不但是他個人實至名歸的榮譽值得慶祝，也是全中國的獨立自由乃至全人類的永久和平上值得慶祝的事。

由上可知，釋太虛對蔣介石評價與寄望均極高。

4、關於蔣介石的信仰問題：蔣介石的宗教信仰，基本上是由佛教轉向基督教的。1936年間，有向太虛請問說，蔣委員長與太虛很友好，且對太虛之為人非常的愛護，蔣委員長信仰佛教嗎？太虛的答覆是：蔣委員長的母親篤信佛教，所以蔣委員長少時，很信仰佛教，現在亦信仰佛教！釋太虛說蔣委員長的母親篤信佛教，是不錯的，但蔣介石在娶了宋美齡之後，在宗教信仰上，即慢慢傾向基督教。此中問題，有進一步深入探究的必要。

1921年，蔣介石之母王采玉逝世，蔣曾親撰事略云：

先妣長齋禮佛，已20餘年。其於釋教信仰之篤，人嘗謂先妣清素堅操，險難不足動其心者，蓋得力於釋氏為多。先妣於《楞嚴》、《維摩》、《金剛》、《觀音》諸經，皆能背誦講解，尤復深明宗派。中正回里時，先母必為諄諄解析，指示不倦。近年來中正嘗治宋儒性理家言，而略究於佛學者，亦未始非先母深信釋氏之力所感化也。

如蔣介石所言屬實，其母能背誦並講解《楞嚴》、《維摩》、《金剛》、《觀音》等佛經，於佛法應有相當造詣。蔣介石因受其母影響，曾略研究佛學。在國史館出版的《事略稿本》第24冊，登載1934年1月18日蔣介石手撰〈少時軼事〉一則，其文曰：

當余十歲時，侍先母王太夫人，往遊鄞阿育王寺與鎮海靈峯，時適佛期，四方來禮拜者甚眾，而山徑偪仄，步行艱難，入夜途窮，險象堪虞。乃在途中雇籃輿一乘，請母乘輿而行，余則步行隨其後，形同護衛。回至小白河頭船中，時已午夜，其餘同伴蓋步行猶未回也。方是時，余母子二人煢煢然相依以為命，先母憐余甚切，問兒：寒乎？欲食乎？足力疲乏乎？其慈祥之色盎然見於顏面，而獎贊不肖之情，尤不可言喻。猶憶先母贊余曰：此洵佳兒也！其後數數言之。嗚呼！至今乃不可復聞矣！」

觀上列蔣介石之憶文，可見其早年因母之故，而信仰佛教，亦可見其母子情感之深。但自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與宋美齡在上海結婚，他的宗教信仰，逐漸由佛教轉向基督教。但他每回奉化故里，還是會到雪竇寺去。又蔣介石除遊奉化故里雪竇寺外，據《事略稿本》所記，他曾於1928年6月13日曾遊焦山、鎮江招隱寺。6月13日遊南京棲霞山。1930年2月14日，遊寶華山。3月20日，再遊焦山。中國佛教著名寺院，每每設在風景名勝之地。蔣介石到這些寺院，可能另有目的，但其內心，對於佛教應仍存有些好感的。

影響蔣介石宗教信仰轉向的關鍵，是宋美齡及其家人。1927年9月23日，蔣介石抵上海會宋美齡，據《事略稿本》記載云：「宋美齡女士與公敬慕久，自公離職後，函電往來不絕。今日無晤語，情意殷拳。公曰：相憐相愛，惟此稍得人生之樂也。」12月1日，蔣介石與宋美齡在上海結婚，蔣自撰結婚感想說：「余今日得與余最敬最愛之宋美齡女士結婚，實為余有生以來最光榮之一日，自亦為余有生以來最愉快之一日。」、「余確信余自今日與宋女士結婚以後，余之革命工作必有進步。余能安心盡革命之責任，即自今日始也。」、「余二人今日之結婚，實為建築余二人革命事業之基礎。」蔣介石將他的婚姻，跟他的「革命事業」混在一塊，顯露出蔣宋聯姻的不單純，頗有拉攏孔祥熙、宋子文等財團的意味在。

蒋介石与宋美龄婚礼

1930年10月23日，蔣介石接受基督教洗禮。據《事略稿本》載：

先是，宋太夫人屢勸之入教，公〔即蔣介石〕婉辭之。今晨到上海，謁太夫人，見其病態頗重，精神遠不如前，公甚憂之。太夫人愛婿無殊愛子，公曰：先慈既棄養，但願外姑長壽耳。太夫人又申前言，勸公入教。公本有討逆成功以後當受洗之約，乃即從之。下午，請江長川牧師，在宋宅受洗禮。太夫人對之，精神頓佳，公亦良慰。

可見蔣介石接受基督教洗禮，與宋（美齡）母的力勸很有關係。宋美齡在〈我的宗教觀〉一文中說：

……我母親的宗教精神，給了蔣委員長很大的影響，我於是想到，我在精神方面，不能鼓勵我的丈夫，實在覺得萬分遺憾。委員長的太夫人，是熱心的佛教徒，他的信仰基督教，完全由於我母的勸導。為了要使我們的婚約得她許可，委員長允許研究基督教義，並且誦習聖經。後來我發現他謹守規約，我母去世後，也絲毫不變初衷。但教義中他起初很有一些不能瞭解的地方，讀時很覺沉夢，他每天誦習舊約，苦思冥索，自多困難，所以我在日常談話中，實有把難解之處，委婉示意的必要。于是我方始明瞭，我祇要就丈夫的需要，儘力幫助他，就是為國家盡了最大的責任。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園地，引導丈夫進去。同時我因生活紛亂，陷於悲愁的深淵，也想找一自拔的途徑，于是不知不覺地重又回到了母親所信仰的上帝那裡。我知道宇宙間有一種力量，它的偉大決不是人們所可企及的，那就是上帝的力量。母親鼓勵委員長精神生活的任務既由我擔負了起來，我也日漸和上帝接近了。……

在宋美齡眼中，讓蔣介石了解基督教，就是她「為國家盡了最大的責任」，而她也確實做到了，蔣介石並將黨義與基督教義緊密結合，他自言其入教之宗旨曰：「黨義為余政治行動之信仰，耶穌乃為余宗教精神之基礎。此生以基督為余唯一之模範，救火救世，余當永矢勿渝也。」國民黨黨義及耶穌教教義，同為蔣介石之精神基石矣！

儘管從釋太虛和蔣介石交往，來探討1930年代中國（佛）教與政治的關係，當然會有無法掌握全盤的缺憾；1930年代（或者整個民國時代）中國的宗（佛）教與政治的關係，也都有再進一步研究的空間。但是太虛所提出「不即不離、相互裨益」的政教關係原則，直到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