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宜都县长陈宗荣及其女儿陈润珠
作者: 张海德
敲下这个题目,我本应当从抗战后期(即1943年3月至1945年3月)任宜都县长的陈宗荣写起,但我真正要写的主要对象是他的女儿陈润珠——一个始为国民党官宦之家的美丽小姐后又成为中共潜伏在台湾的地下党员,并于1959年被台湾国防部判处死刑,最终成为名字镌刻在北京西山森林公园无名英雄广场的革命烈士。于是只好从陈润珠写起。

我之所以能接触到陈润珠,是因为1979年上半年,我负责了宜都一中里1958被错划为“右派”的10多位教师的摘帽平反工作。其中有一个廖盖亚老师被平反后,分配在先锋中学(即现在的“宜都市清江职业教育中心”)教数学。廖老师退休后,洋洋洒洒写了数万字的回忆录。廖老师的儿子大概感念我在“右派”平反中对他爸爸的细心关照,就将回忆录打印后,给我传了一份。我看到回忆录里,廖老师有较长的篇幅讲述了他于1943年在“宜都县立初级中学”读初中时,因其成绩优秀,表现突出,赢得同学的尊敬的情形。其中一段写到了陈润珠与他交往的经历。现照录:
有位漂亮的官家娇小姐,过去见到我总是用花手帕捂鼻子,而今却一改常态,常找些无关紧要的小借口主动接近我,我多次发觉她的神态不自然,精神有些紧张,有时在说话间突然脸红,有时说话上气不接下气,我敏感地意识到,她对我有“意思”。老实说不管是哪方面,她都是个难得的好女孩,可以说无可挑剔,美丽大方,成绩优秀,尤其是语文成绩特别好,擅长写抒情散文。但是,我无法接受她。因为一则门不当户不对,不敢高攀;二则我认为谈情说爱为时过早,还是学习最重要。那时我一心只想由初中而高中到大学,最后读牛津,孤芳自赏地在那里憧憬着未来远景,做着美丽的牛津梦。还有,虽然她是我喜欢的那种女孩子,但是我潜意识里的有色眼镜,仍然固执地认为她作为富贵家庭的娇娇宝贝,必然“腹内草莽”。喜欢但又不敢爱慕,我挣扎在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在日常接触中,我们一方面在学习上常交流心得体会,而另一方面,在与学习无关的其他方面严格戒备,层层设防,总是不让话题偏转到情爱方面。
初中毕业后我被保送湖北省立四高,那位女同学考进省立第四女子高中,我在恩施见过她一面,她的言谈中五味俱全,搞得我十分尴尬,无地自容。好在最后还是互道珍重,在微笑中握手道别。这是最后一次握手,后来即无片纸往来。世事变迁,沧海桑田,也不知她到底是去了台湾,还是留在大陆?如果留在大陆,她是否能挺过历次的政治运动?
如烟往事情悠悠,梦境重温何处求?
雨露润珠珠更艳,孤灯独坐平添愁。
我当时读了这段文字,我虽然为廖老师没有应承女方的求爱而有点遗憾,但因为不知道那位女同学姓名,而没有太放在心上。到了2022年,廖老师的儿子又给我转来了他费了不少周折而弄到的台湾国防部1959年审判陈润珠等人的“检视影像”资料。并且希望我能再补充一点资料,写一篇文章。通过这份资料,我才知道那位曾经暗恋过廖盖亚老师的女同学名字叫陈润珠。
资料里,我看到了1959年4月20日陈润珠在台湾被枪决前的黑白照片。只见她着白色衬衣,短发浓密,脸略圆,鼻梁直,显清秀。头略右倾,双臂被绑反卷于后,眼睛平视前方,嘴唇紧闭。虽然胸前由上至下挂有一长块布条,上书“叛乱犯陈润珠”,但整个人就是波澜不惊。
通过这份资料,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在解放前夕,陈润珠及其丈夫张洸二人加入共产党、到台湾潜伏直至被捕牺牲的大致经历。
陈润珠,1929年生于福建古田县。1943年初,14岁的陈润珠随其父陈宗荣到“宜都县立初中”(即宜都市第一中学的前身)读初中二年级。其时,宜都江北地区仍为日军占据,宜都处于江防前线,陈宗荣以第六战区长官部中校机要秘书身份而调任宜都县长。我们知道,抗战时第六战区的长官是陈诚,陈宗荣能外派任江防前线的县长,显然是作为陈诚的心腹而重用。1944年秋季,陈润珠初中毕业,考取湖北省立女子四高读书。按照学制,她应该是1947年秋季毕业。湖北省立女子四高的校址在恩施,但根据台湾国防部的那份审判资料,记载陈润珠毕业的学校是南京市立第二女中。于此可见她在湖北省立女子四高并没有读完,而是在抗战结束后,随其父到南京读书了。1949年初,蒋介石开始考虑退路,于是调陈诚任台湾主席,作为陈诚的嫡系陈宗荣也随之到了台湾,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文书组组长。陈润珠当然也来到台湾。此时,她应当还只是一个国民党官员的千金小姐,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但是,同年5月,因张洸的来台,她的人生轨迹就有了改变。
张洸,又名张次龄,1921年生于湖南湘潭县。1949年初任国民党驻上海陆军工兵第20团上尉连长。因其热恋的女友陈润珠此时到台湾去了,他就于1949年5月1日乘该团准备移防之际,擅自离职跑到台湾。因为其时上海处于戒严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战役是1949年5月12日打响的),他刚到台湾,蒋军国防部对他的通缉令也传到了台湾。刚好,陈宗荣作为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要员,首先看到了该文书。为了避祸,陈宗荣马上安排张洸和陈润珠又到了广州,并正式结为夫妻。其时,他们大概已经有心靠拢共产党了,不然,何以同年12月,夫妻二人来到已经解放的南京?
到南京后,经中共地下党一个姓喻的负责人的介绍,双双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1949年5月成立于江苏丹阳)受训。受训期间,党组织因得知张洸的胞妹是张曼玲,而张曼玲的丈夫就是当时驻守金门的国民党第十九军军长刘云翰。因这一层关系,第三野战军的一个叫陈录的干部就征求张洸夫妻意见,能否到台湾做策反和搜集情报的工作。在征得二人同意后,又做了相关培训,并于1950年5月、7月,安排张洸、陈润珠二人先后经香港到达台湾。
到台湾后,又通过陈宗荣的运作,为张洸弄到一张曾在蒋军辎重汽车九团任连长的军官证明,籍此掩饰张洸1949年5月1日从上海战场脱逃的事实。这样,张洸得以进入国民党军队工作。并于1951年,任国民党陆军第七十五军战斗团绘图员。1952年4月,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一厅参谋。直到1958年暴露被捕时,其已经是台湾国防部人事管理处中校参谋。
陈润珠的工作是台北市税捐稽征处第三课委七驻厂员。他们到台湾后,搜集到了当时国民党七十五军主官姓名、兵力部署、嘉义地区沿海地形和海军峨嵋军舰舰长姓名等情报,且分六次通过香港中共地下党联络站的郑毓辉传回了大陆。1958年8月1日,他们夫妻的案件开始起诉。与其一同起诉的还有陈宗荣等。经过三次审理后,1959年4月20日,张洸、陈润珠夫妻被宣判死刑。牺牲时张洸37岁,陈润珠29岁。
据悉,1949年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有关解放台湾的决策,秘密派出1500多名干部赴台湾。1950年代初,因叛徒出卖,台湾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破坏,1100余人被蒋介石政府公审处决。为了纪念这些无名英雄,2010年,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的名义,在北京西山森林公园建设无名英雄广场。2013年10月,无名英雄广场建成。
无名英雄广场是一座建在山坡上的高台,坐西朝东。高台前的草地上有《修建无名英雄广场铭文》其铭文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批无名英雄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秘密赴台湾执行任务,牺牲于台湾马场町一带。不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普天欢庆新中国诞生的时刻,他们始终坚守隐蔽战线,直到用热血映红黎明前的天空,用大爱与信仰铸就不灭的灵魂。
总政联络部
二零一三年
高台的台基正面悬挂着毛泽东的题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这是1950年1月上旬毛泽东赞“密使一号”吴石而写的五言绝句《赞“密使一号”》。台基正面两端各有一座阶梯,可曲折地通往广场上。南端阶梯正对的墙上挂有《追梦》匾,北端阶梯正对的墙上挂有《忠魂》匾。在广场围墙上镌刻了800余名英烈的姓名。姓名按照汉语拼音顺序排列,十几人为一组,共约五十余组。笔者在第六组中发现了陈润珠的名字:
第六组:
陈启旺、陈清祈、陈清顺(1041)、陈清祥、陈荣华、陈荣添、陈润珠/福建、陈沙、陈生财、陈盛景、陈盛妙、陈诗俊/福建(C23)、陈实/福建、陈士潜/福建、陈淑端(15名)
作为陈润珠的父亲陈宗荣,1959年,49岁的他,时任台湾国防部少将参议。因为他1950年利用职务之便,为张洸进入台湾军队工作假造了有关文书,也一同宣判:处有期徒刑9年,褫夺公权4年。
写到这里,不由产生好奇:陈宗荣,作为曾是国民党第二号人物陈诚的心腹手下,1943年以战区司令部中校机要秘书身份来宜都担任县长,其表现如何呢?
笔者于是来到宜都档案馆查找有关史料。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宜都市政协文史资料数据库》找到了罗迟烺1988年写的一篇文章《抗日后期宜都县长陈宗荣的二三事》,登载于《枝城市文史资料第三辑》。1943年2月至1945年3月,在陈宗荣任宜都县长时,罗迟烺是他的随从。因此,其文章应有很高的可信度。
罗文重点介绍了三个方面情况:一是陈宗荣1943年3月上任伊始,就严格执行“三禁”,即禁烟、禁赌、禁酒。其中讲到县府禁烟令颁布后,抓到了当时汉流大哥朱泮卿。当时朱泮卿正在横碛黄家河一带一边吸食鸦片,一边准备迎接日军渡江南犯。而朱泮卿的姐姐当时是省参议员,是湖北教育界名流。但陈宗荣听说后,说了一句“治乱世,当用重典”,加之日军已经于枝城石鼓渡江南犯,于是吩咐其秘书曾筑珊在县府撤退前将朱泮卿押赴姚店枪决。如果此事还可看作因战事紧张,又加上朱有通敌嫌疑,枪决朱泮卿还可看作不得已而为之,那么,拘捕并枪毙陈临川就可看出陈宗荣较为正直的一面。在枪毙朱泮卿不久,县中队又抓到了吸毒犯陈临川,而陈临川又是其秘书曾筑珊的密友,宜都的头面人物,族大望重。这时社会上就有了议论,说陈宗荣“鹰子钓了个猫儿头进窝”,看他处决朱泮卿于前,再如何发落陈临川于后。结果,陈宗荣还是枪毙了陈临川。因为有禁烟严惩在前,禁赌、禁酒,都得到了很好的落实。
二是积极配合部队抗日。1943年夏季,日军发动鄂西会战。随着敌人渡江南犯,宜都县府就不断西移,由油榨坪、肖家隘直至聂家河。但是,当日军败退,陈宗荣又带领县中队深夜渡过渔洋河追歼逃敌。同时布置料理善后,重建家园,维持治安,安排姚店商家立即开市营业,使宜都在鄂西会战后没有出现真空地带。而且,仅仅1943年,日军就先后两次渡江南犯,宜都两次遭到敌寇蹂躏。就在这样动荡的情形下,宜都县府仍然在坚持运作。
三是说到陈宗荣是一个表面廉洁实则十分贪婪的人。他曾对心腹吐露实话:“我做官,要大钱,不要小钱;吃顺钱,不吃逆钱。”的确,平时受贿收礼,浮报揩油,他不沾边。可是在1943年,日军第二次南犯宜都溃退后,在松木坪南观音桥收缴了一大批无人认领的绸缎布头、皮毛衣物。这批东西先是放在县政府保存,最后由姚家店严茂记布点销售出去,收入却全部进入了陈的私囊。另外,对上级政府配给宜都县的平价盐指标,陈往往挪用公款,将多余的盐指标私自购进,运到松滋等地黑市交易,所得利润又在当地买进棉花,转运至茅坪售卖。如是者累,所获颇丰。这些,当然是大钱也是顺钱了。1945年初,陈宗荣响应国民政府军政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以现任县长身份,率领全县报名的知识青年,参加青年军,离开了宜都。而实际上,他只是带队到巴东,即弃船上岸,转恩施回到战区长官部了。
从以上就可看到,陈宗荣不乏正气担当,也颇为虚伪贪财。当然,其女儿陈润珠及女婿张洸1950年再次来台的真实意图,他一定有所猜测且心照不宣。而且出面找人出具假证明,为张洸进入国民党军队潜伏提供了方便,从这一点看,陈宗荣还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