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商在民众运动中的博弈——以1928—1929年的北平为中心

作者: 齐春风

摘要：在国民党统治北平的起初两年中，北平市党部领导的民众团体商民协会以中下层商人的代表自居，积极推动民众运动，与北平商界上层发生了两次激烈的冲突。在冲突中，国民政府和北平地方军政当局与商界上层站在一起，反对市党部及商民协会的主张，双方呈对垒态势。市党部与商民协会由于没有实际权力，其目的常常难以达到。国民党中央对市党部的要求则虚与委蛇。中央、地方各党政机关对这些纠纷的态度和处理手法不同，缘于国民党内存在着新旧之争、党政之争，其根源是“打天下”、“坐天下”的路线之争。

1928年6月，随着国民党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由地下转入公开。7月29日，在市党部的直接领导下，北平市商民协会宣告成立，执行委员有吕和璧等23人，由此可以说该协会完全是国民党势力扩展到北平的产物。1北平商民协会成立后，以中下层商人的代表自居，积极推动民众运动，在此过程中，与北平商界上层及其代表总商会2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从国民党控制北平到1929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双方即有两次大的冲突，即因总商会征收“五个月铺捐”而起的争议和因商民协会成立店员公会而起的风波。

地图上的北平

关于商民协会与商界上层及商会的冲突，学界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我们认为，这一问题仍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理由是，一、以往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多聚焦于上海一地3，对其他地区的情况则关注不多4；二、以往学界多关注商民协会与商会在取缔与反取缔问题上的缠斗，对两者并存期间在日常活动中的其他纠纷则鲜有论及5；三、以往学界对此问题多关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立场，忽视地方政府的态度。6然而，这些冲突事关社会安定，地方政府也会像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以及地方党部一样对事态进行干预，很难想象它会袖手旁观。北平即是如此。在地方，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临时分会(以下简称北平政治分会)7、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北平市政府，在中央，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都被卷入到这些冲突中，为我们认识当时党政商之间复杂的三角关系提供了难得的范例。

我们拟利用的基本史料是当时北平几家主要报纸关于这些冲突的详尽报道。本文之所以选择报纸作为主要的史料来源，一是由于当时北平市政府、市党部、总商会、商民协会的档案大量散佚，相关档案已十不存一8，单纯利用档案重建当时的历史事实已不太可能；二是我们在调查这些报道的来源时发现，各家报纸相关报道中的重要新闻多采自通讯社提供的稿件，一小部分为各社记者所采写。对于这些涉及党商冲突的新闻，各家报社态度谨慎，力求不偏不倚，只报道客观事实，不对事件品头论足。报社的这种中立态度，使其能够平衡报道党商双方的动向和说法，因而这方面的新闻报道具有较大的利用价值。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新闻报道有许多问题，曾业英先生曾谆谆告诫我们报纸的记述存在着种种“陷阱”9，因此，在本文的写作中，我们没有片面地利用一两家报纸的报道，而是兼采北平几大报的报道，斟酌鉴别，择善而从，相信本文所揭示的事实应与真相相距不远。

01

北平商民协会与北平商界上层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它与总商会之间，由商民协会反对总商会向商户征收“五个月铺捐”而起。

1928年6月8日，国民党北伐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属下韩复榘部抵达南苑，与此同时，第三集团军新桂系所属的先遣军也抵达北京。两支部队的食料供应发生困难，全由总商会出面向米面商筹借，先后计达6万余元。此外，在北伐军接防北京之际，负责留守的奉军鲍毓麟旅向北退却，计划撤回东北。在鲍旅开拔之前，按照惯例，为防城市遭散兵抢掠，总商会向鲍旅支付“赞散费”2万余元。两项费用合计8万余元。总商会当然清楚这些款项十有八九有去无回，为避免米面商单独承担损失，6月20日，遂商定向商户征收五个月铺捐筹集资金来偿还。10

1928年北伐军进入北京

9月1日，征捐开始。但征收工作进行得非常不顺利，到月中，仅征到1万余元，不少商家拒不缴纳。11在这种情况下，总商会副会长冷家骥致函市政府，请求每区指派警察两名，协助催取铺捐。市长何其巩接函后，认为事关捐务，即交财政、公安两局核议答复。两局认为总商会的请求“尚无窒碍”，予以同意。12总商会的征捐得到了政府的首肯。但以强迫手段向包括未加入商会的所有商人征捐，立刻引起了中小商人的不满。以中小商人利益代言者自居的商民协会，特召开会议商议办法，决定当加入商民协会的商户因无力缴纳铺捐而受到商会压迫时，商民协会将予以援助。13

进入10月，商民协会反对总商会征收铺捐的态度转趋强硬。10月11日，商民协会致函总商会，指责总商会征收五个月铺捐的理由及摊派手续极为不合理，要求三日内给予圆满答复。为此，总商会于12日召开全体会董会员大会，冷家骥指出征捐已在卫戍司令部、市政府和公安局备案，对于商民协会的指责，决定派四人前往解释。14次日，总商会代表卓本愚等人携带各军征索给养垫借款项和当局核准备案征收铺捐的文件前往商民协会解释。15

商民协会并不认可总商会的解释，发表宣言力陈商会对商民的利害漠不关心，对商民的疾苦不加体恤；指责历任会长借着团体的地位，勾结官厅，逢迎当道，以为猎取富贵的工具；此次更来敲吸商民的膏血，勒征五个月铺捐，商民协会要领导商民一致反对，誓死抵抗，不达到取消铺捐的目的绝不停止斗争。16

10月28日，商民协会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并印发传单。总商会见事态扩大，急忙托人前往调停，表示愿意停征铺捐。29日，商民协会在市党部民训会召开执监委员会议，提出停止宣传的条件，包括总商会必须登报声明停止征捐；已收的款项需由商民协会、总商会和调停人会同存入银行，再发还各商家。市政府也悄悄地改变了态度，令公安局不得再派警察随同征收铺捐，实际上铺捐的征收至此已陷入停顿状态，很难再进行下去。17

与此同时，商民协会除在电车上、街道边张贴反对总商会的标语外，还将标语贴到了总商会大门的两侧。18 11月1日，商民协会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明反对总商会征收铺捐的理由，认为在北京政权交接的时候，有维持会来负责经办事务，不用总商会来越俎代庖；国都南迁后，北平商业凋敝已达极点，不能让商人再增加重负，即使要征捐，也要持平办理；米面商垫付给养，不过六七万元，而五个月铺捐可以征收13.5万元，多出的数额做何用途，令人起疑。19

由于总商会表示愿意停征铺捐，总商会与商民协会争执的焦点已由铺捐征收与否转移到已征款项的退还上面。在北平素有威望的王士珍出面调停，但总商会方面表示，已征的4万元已拨还米面商，无法退还。总商会决定于11月7日派人前往商民协会接洽，请商民协会协同总商会向赊借米面的各军政当局索还垫款，以便顾全商民的血本。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便与商民协会商议可否将加征铺捐改为预借，这显示总商会在退让中还隐含着抵抗。20

总商会派人与商民协会洽商的结果很不理想，商民协会寸步不让，对总商会所提的两项办法均不赞成，至于如何偿还垫款，则概不过问。总商会也不愿意再做让步，声称征收五个月铺捐是在总商会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商会会董无权推翻。会长孙学仕提议，召开全体商民大会。当时北平加入商会的商户有7000余家，每家以20人计，约有十四五万人，在北平的130万人口中，扣除妇孺及军政各界，约占全市人口的七八分之一。此不可不谓盛大的民意，铺捐是征是停，诉诸民意，求一总解决，以免征捐被外人疑为少数人的意思。于是决定13日召开大会，要求70行每行至少派40人参加大会，届时请警察维持秩序，并请北平政治分会、市政府、市党部派人出席。21

11月13日，总商会召集的全体商民大会召开，参加的商民达3000余人，警备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和市党部民训会都派人参加。关于征捐问题，65行中有63行同意，仅有两行反对。不过，在表决时，当主持人要求赞成者举手时，各行均不置可否，只是随声附和而已。而且在付诸表决前，会场秩序大乱，吆喝声如雷贯耳。民训会代表滕珂、汪道余、金嘉勋等在听到“打倒市党部”的口号后，认为系暗中有人操纵，愤然退席。22于是，总商会挟民意继续征捐的目的不但没有达到，反而演化为“反党”问题。

11月14日，市党部所属的五大民众团体农民协会、总工会、商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及妇女协会派代表向何其巩联名递交公函，请市政府逮捕冷家骥、孙学仕，并没收其财产。同时，商民协会向市党部汇报商会开会情形，指摘参加大会的人员大半是以金钱雇来的流氓，冷家骥与众人随问随答，并无真正商人讨论的余地，要求通令严缉冷孙，并处以死刑。23

面对党部所属民众团体兴师问罪的严峻局面，总商会紧急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商民大会散会后，总商会立即派秘书长赵公瑾前往市党部向参加大会的三位民训会代表道歉，表示此事是误会。24 15日，总商会开会议决派人赴卫戍司令部、警备司令部、市政府等机关解释13日大会上发生的事件是误会，并另日致公函分呈以上各机关，函件由到会各行会盖章，保证无反党言论。还决定设法使总商会继续存在，如个人有错误时，宁使个人牺牲，不可累及总商会。25按照这种精神，冷家骥先是登报声明已在总商会辞职，并赴西山养疴，后声称奉母命返回原籍。26同时，总商会在报上刊登声明，坚决否认在大会上有人呼喊反党口号。27

尽管总商会采取了这些补救措施，但事态的发展，已超出了它的掌控范围，其命运取决于北平和中央党政机关如何处理这一事件。

11月16日，党部所属五大民众团体集合200余人，手持“枪毙冷家骥”的标语，呼喊“解散反动的总商会”、“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分赴市党部、市政府请愿。市党部的答复是：已于14日下令逮捕冷家骥，并已转请市政府和卫戍司令部查明拿办，一俟捕获，即交由各民众团体处分。再赴市政府，何其巩的答复则没有这么痛快，他虽然声称此事已令公安局和社会局详细查复，但同时表示，此事属于司法范畴，市政府是行政机关，职责只在详查事实，上报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至于逮捕冷家骥等处置，照中央颁布的条例，系由特种法庭或普通法庭处理，在国民党治下，一切均应遵照程序进行。市政府因权限有关，不能越俎，只能在行政职权范围内行事。何其实表明了市政府不会答应民众团体的要求，去命令警察局逮捕冷孙等人的态度。民众团体对这个答复当然不会满意，前后四次入见何其巩交涉，何的答复均同。28这反映了地方党政当局对此问题的态度大相径庭，市党部站在了支持民众团体这一边，市政府则对总商会网开一面。

市党部虽然对其所属五大民众团体逮捕冷孙的要求予以支持，但它手中没有警察权，在市政府按兵不动的情况下，它所能做的，只有向上级党部呼吁和向市政府施压。11月17日，市党部致电中央党部，指称总商会会长冷孙等召集安福余孽，收买地痞流氓开会，并在会上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北平特别市党部”等口号，要求中央党部转令国民政府，电饬市政府将冷孙速予缉捕严办，以维党纪。同时致函市政府，指冷孙系张宗昌的走狗，应将其逮捕处死。29在围剿冷孙的舆论中，市党部走到了前列，表明它与其支持的商民协会的态度完全一致。

市党部及其控制的五大民众团体屡次要求逮捕冷孙，已不容市政府在此问题上抱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它必须表明立场。11月20日，何其巩就商民协会等要求对冷孙逮捕治罪的呈文做出批示：“此案业已令行社会、公安两局，彻查真相，以凭处置。所有逮捕治罪各节，事属法律范围，非本府职权所及，应俟查复后，依法办理。”30其实是将他在接待五团体时的谈话书面化了。

中央党部对此也有表态，11月22日，市党部接国民党中执委会复电，称查办冷孙反动案，已交国府照办。31

与此同时，何其巩也在将这一事件的原委向上呈报，不过他的说法与市党部的说法迥然不同，而与总商会的口径一致，称此事掀起轩然大波系党部方面误会所致。市党部民训会对此相当不满，称冷孙唆使党羽高呼打倒党部口号的情形，为该会参加商会大会的三同志所耳闻目睹，绝非有何误会，请市党部再电恳中央函达国府，饬令北平市政府查办。并派代表三人质问何其巩，何以冷孙明白叛党，而不速即查办。32

12月10日，在市政府答应彻查真相迟迟没有动静的情况下，五大民众团体再次致函市政府和市党部，重申了逮捕、查办冷孙的要求。33

12月14日，北平政治分会因国民党中央民训会来函要求调查、处理总商会反动情形，也对此事表态，决定照总商会证明为误会的结论加以回复。34

在市党部的屡次请求之下，到12月底，终于等来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就此事的批复，结果令市党部及其控制的民众团体大失所望。蒋的意见与市政府的意见类似，认为此事系属法律范围，应循司法渠道解决。五大民众团体认为这种意见具有袒护性质，一面致电蒋介石，一面致函市政府，仍请查办冷孙。35

直到1929年1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民训会致函北平政治分会，要求它转饬北平市政府令总商会停收铺捐，指出如果确有借垫给养情事，或呈请各军酌予归还，或由当地富商分别摊派，不得侵犯政府权限，自由征收铺捐，致起纠纷，并要求市政府查办总商会中的反动分子。市政府接到来函后，立即要求社会局会同公安局制止总商会征捐，并查明已收铺捐的用途具报，同时致函总商会命令即日起停止征收铺捐。其实市政府这是在故作姿态，因为铺捐已于上年10月末无形停止，就这一点来说，这是一道迟到的命令。对市党部及其控制的民众团体一再请求而这次中央民训会已要求的查办冷孙事宜，市政府在给社会局等的训令中则只字未提，说明在这方面北平市政府并不买中央民训会的账，致使此事再无下文，不了了之。36

不过经过这次风波，总商会和商民协会在气势上实现了此消彼长。商民协会是新成立的组织，此前参加的商家不多，五个月铺捐取消后，退出商会、加入商民协会的商家开始增多；而总商会则受到了沉重打击，会长孙学仕长期称病不出，副会长冷家骥又已宣布辞职，总商会负责无人，外界开始认为它“恐不久将无形消灭”37。

民国北平市商会饭庄业同业公会铜珐琅章

在这一关系总商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北平市政府、北平政治分会都开始过问总商会陷入瘫痪的问题。1928年12月5日，市政府举行第16次市政会议，何其巩提出临时动议，指出总商会负责无人，不能任其长期停顿，社会等局应寻找一妥善的解决办法。38 12月16日，政治分会致函市政府，指出总商会宜在市政府的监督之下，速按新制改组，以免贻人口实。39政治分会给总商会指明了改组以免消亡的挽救之道。

1929年1月12日，总商会拟妥了改组办法，并报社会局备案。40本来总商会决定按部就班地举行选举，但各方均认为总商会宜早日改组成立，不必拘泥，可直接召开执委会议选举常委。41 1月25日，总商会举行选举，高金钊、冷家骥、李廷翰、高伦堂、杨以俭、孙学仕、杨绍棠等七人当选，冷家骥和孙学仕仍榜上有名。42 2月13日，总商会选举主席团委员，北平市政府财政局长、社会局长均到场，政治分会和公安局也派人参加，市党部则拒绝与会。会议选举高伦堂、冷家骥、杨以俭三人组成总商会主席团，饱受民众团体和市党部抨击的冷家骥仍当选。43

在政治分会和市政府的支持下，冷孙等人涉险过关，国民党中央则顺势承认了现实。1929年3月，中央民训会常委胡汉民、戴季陶、缪斌等人联名致函市政府，请其对新当选的总商会主席团成员冷家骥加以指导，以免再有逾越常规的言论和举动。这等于解除了中央党部对冷家骥等人的追查。44总商会新瓶装旧酒地维持了下来。

02

北平商民协会与北平商界上层的第二次冲突，因瑞蚨祥等商号反对商民协会成立店员公会而起。

在与总商会因征收五个月铺捐争论的同时，商民协会紧锣密鼓地开始健全组织。原来商民协会只有总的机构，没有下属分支机构，而按照1928年7月19日国民党中常会第157次会议通过的《商民协会组织条例》，商民协会应下设商人、店员、摊贩三个总会，其代表大会的代表总额为12—120人，三总会代表比例为5：4：3。45商民协会已估计到店员总会因涉及与店主的关系，恐不易组织，但也在积极推进，并已在瑞蚨祥等商号组织了分会，计划在旧历年内(1929年2月9日)组织成立总会。46

1928年的北京瑞蚨祥

商民协会组织店员公会的消息使商店店主极为不安，他们纷纷要求市政府和北平政治分会禁止店员公会的成立。北平地方当局又一次倒向了商人方面，市政府社会局致函市党部民训会，称正值训政时期，店员应否成立团体，请加以慎重考虑。民训会复函解释了成立店员公会的依据和意义。社会局于1929年1月23日将民训会复函抄送瑞蚨祥密阅，民训会得知后，深为不满，认为社会局不无勾结奸商破坏民众团体之嫌，于24日致函市政府，请其查究，并将这一情况呈报中央。47

北平政治分会对市党部主导成立店员公会也极为不满，但它只有监督地方政府之责，地方党部与它没有隶属关系，遂于1月21日向国民政府请示处置方针，声称，“查平津各商，以鉴于前年武汉店员工会之横暴，谈虎色变，忽闻平津发生此项组织，纷纷来会陈请禁止，本会查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服务规则第三条第一项所载云，中央未颁布民众训练具体方案以前，关于民众运动，须经中央之许可，此次店员工会，应否设立，自不能不请示中央”。政治分会此电故意将“店员公会”写成“店员工会”，虽仅一字之差，含义却大不一样，因为组织店员公会是国民党中央民训会颁布的《商民协会组织条例》明文规定的，政府自无阻止它成立的理由。而将店员公会纳入工会系统，国民政府自可以借口工会法规尚未颁布而禁止它成立。国民政府当然知道北平政治分会此电中的“工会”并不是无心之误，在23日的复电(漾电)中也就顺水推舟地给店员公会划上了休止符：“查工会法规，尚待审查，店员工会既多流弊，应暂饬禁止成立，免滋纠纷。”48

市党部及商民协会则不理会国民政府禁止成立的命令，辩称店员公会系依据《商民协会组织条例》组织，国民政府系将“店员公会”误为“店员工会”，所以还要照旧成立。在禁止声中，店员公会下属的五个区分会已次第成立。49

接到国民政府的命令后，市政府决定予以执行。何其巩向公安局发布手谕，称“查本市店员公会，现已逐渐成立，据报颇多轶出法律范围，难保无不良分子乘机阑入，滋生流弊。应由局依照党义，随时分别矫正制止。倘有违犯警章及现行刑法者，并应依法惩办，以遏乱萌。”并发布《处理店员公会应行注意事项》，将中央党部颁布的《民众团体组织原则及系统》、《民族主义训练纲要》、《商民协会组织条例》中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的内容抽出来，作为北平市制止店员公会成立的所谓“党义”依据。50于是，在北平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行政当局反对党部及其领导的民众团体，其依据竟与党部及其领导的民众团体一样，均是国民党中央颁布的条例。

不过对于这种政府命令与党部指示互相“打架”的难堪现象，市政府在制止店员公会时也颇感为难。在市政府有所踌躇之际，商人已看出北平行政当局其实是在为自己撑腰，开始大胆地阻止店员公会的成立了，首先发难的是瑞蚨祥商号。

瑞蚨祥号称北平“唯一之大生意”，在总商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总经理孟觐侯为特别会董，其东西两号经理姚秀岩曾任总商会副会长。在发生五个月铺捐风潮时，该店有一部分店员加入商民协会，姚极为不满。商民协会组织店员公会，其中洋货店员公会即设于瑞蚨祥鸿记皮货店内，店员时常开会，姚啧有烦言。2月11日，正值春节期间，店员又聚集开会，姚前往干涉，与店员发生冲突，姚威胁“凡我铺中人在公会者一律开革”。店员群起反对，通电市党部报告冲突情形，并主张赴地方法院起诉姚。51

姚秀岩决心彻底扼杀设在店内的店员公会分会，乘店员不备，秘派大批店伙赴鸿记皮货店，将店内所有货物搬出，移至货栈封存，并将该店封闭，以达到将参加店员公会的店员逐出商店的目的。店员得知情况后，已无法阻止，只好具情呈报商民协会和市党部民训会。并以该店内悬挂的总理遗像被砸毁及党国旗被撕毁，事属侮辱总理，应予查办，向市政府社会局和公安局呈报。瑞蚨祥经理等声称，对此事完全不知情，店伙搬移货物，绝无捣毁党国旗及总理遗像之举。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公安局、市党部民训会、商民协会、瑞蚨祥代表都到场验视。52

在国民党治下，砸毁总理遗像及撕毁党国旗的罪名不轻，如查实，定属反革命无疑。瑞蚨祥店主当然知道这等罪名的杀伤力，为免引火烧身，赶紧撇清与此事的关系，特登报辩解，指设在鸿记皮货店内的商民协会分会办公处(即店员公会办公处)悬有“闲人免进”的木牌，除会员外其他人一律不得擅入。意即发生砸毁事件与商店方面无关，并暗指旁人无法入内，只能是店员自为，报警有对资方栽赃陷害的意味。53

据报商店店主与店员发生冲突的还不止瑞蚨祥一家，恒隆广货店、元昌南味店、张一元茶店、吴德泰茶店、同济堂药铺等也因店员成立公会问题而发生冲突。商店店主多以停业或威胁停业为武器来阻止店员公会的成立。瑞蚨祥即声称连年赔累，无法继续经营，报市政府社会局歇业，同济堂经理刘翰臣也呈报歇业。社会局将上述情况向市政府汇报，市长立刻派人到各商店调查情况。公安局和总商会都派人调停纠纷，但各商号经理以财产攸关，表示不能自失用人行政的自由，店员也各不相让，一时双方纠纷的解决陷入僵局。54

设于鸿记皮货店内的店员总会第二区会办公处被捣毁后，尽管市政府方面也曾派人验视，但对于调查真相和查处肇事者的态度极为消极，毫无进展。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封闭商店使店主有所损失，但店员也因此没有了收入来源，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在与店主的对抗中明显处于劣势。由于店员因响应市党部和商民协会的号召成立店员分会而失业，市党部有义务为店员提供支持。但问题是，市党部并没有行政权，只能依靠市政府来解决问题，而市政府对市党部成立民众团体并不支持，因此市党部在解决地方纠纷时也处于不利地位。

尽管力不从心，市党部还是竭力处理问题。2月15日，市党部民训会召集公安局、社会局及商民协会在市党部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解决办法。经商议，决定由到会各机关团体组织调查委员会，共同查明究办。但公安、社会两局代表声明需由局长同意后才能成立。并决定由社会局去函劝告瑞蚨祥，在此问题解决以前，该店店员不得调动或遣散回籍。55

这次联席会议可谓是毫无效果，孟觐侯毫不理会劝告，拟将店员调往济南、天津等处联号工作，店员表示绝不认可，坚持不肯离店，并以究办侮辱总理遗像来应付。于是孟觐侯于18日向地方法院控告店员不法，请求依法诉办，以维营业。56

2月20日，警备司令部也加入阻止店员公会成立的行列，与市政府会衔贴出布告。该布告称北平民众团体繁多，漫无稽考，店员公会将依国民政府漾电予以制止，店员公会的招牌将予摘除。已入会的会员，则交各商店自行处理。57这个布告等于将店员的命运完全交由商店店主方面摆布了。

有了官方的明确支持，总商会也开始积极地介入。2月21日，总商会向北平政治分会呈文，要求在制止店员公会后，将被店员占用作为会所和办公处的房屋索回，并将写有会名的木牌及“闲人免进”的木牌一律摘下，以恢复原状。58

2月24日，瑞蚨祥经理呈请公安局派警察前往鸿记皮货店，劝导坚守在该店内的解职店员早日离店。59商民协会愤恨姚秀岩等对成立店员公会分会的阻扰，于同日呈请民训会转市党部，函请市政府饬交公安局，将“反动分子”姚秀岩逮捕治罪。60

店员按国民党中央的命令成立组织反被禁止，这种咄咄怪事令党方十分尴尬，市党部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由民训会函请中央党部，请函北平市政府，从严惩办社会局勾结奸商，破坏民众团体之事。2月26日，中央党部常委胡汉民、戴季陶、何应钦、李济深、缪斌联名复函北平市党部，称已函请北平市政府申斥社会局。61其实社会局执行的就是市政府的命令，由市政府来申斥社会局，这个决定令人啼笑皆非。

不过“申斥”对推动社会局有所作为还是起到了些微作用。28日，由社会局长赵正平亲自主持，邀公安局、市党部民训会、商民协会、总商会、瑞蚨祥代表开会，调解争端。有了警备司令部和市政府联合制止店员公会的命令，瑞蚨祥店主更是有恃无恐，提出复业的先决条件是将充任店员公会分会执委的9名店员全部解职。甚至在赵局长提出折衷办法，由参加会议的各方担保出任执委的店员不会再有轨外行动时，瑞蚨祥店主方面也表示绝无通融的余地。调解遂以失败而告终。62

总商会也在这一角力的关键时刻继续向当局施压。3月1日，总商会开会，议决就店员公会问题，全体向当局请愿。63 3月2日，茶商吴德泰、东西鸿记茶店、张一元文记等商号联名报请总商会，请转呈当局，设法取缔店员公会。总商会接报后，当即用快邮代电请市政府据国府漾电查禁。市政府当即令行社会、公安两局迅速查明，劝令查处店员公会的会名木牌。商店方面并施行消极的抵抗策略，方法是不再循旧例于春节后添置新货品，仅将旧有存货售卖，售完为止。有的商家不但不再进货，甚至还阻止已订购的货物运平。这导致财政局的税收锐减，每月计减收10万元之巨，这对入不敷出的北平财政无异于雪上加霜。64

在“钱袋子”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市政府在总商会转呈各商请求的当天即雷厉风行，谕令公安、社会两局对店员公会严行制止，以维政府威信，于晚间将各商店店员公会的匾牌强行撤去，并勒令店员将占用的铺房腾交店主接管。65

军警当局的严厉态度使瑞蚨祥被开除的店员陷入绝境。2日，由瑞蚨祥店员组成的店员公会二区一分区通电全国，指出集会结社是人民的自由，店员公会是按国民党中央颁布的组织条例成立的，谁破坏会务，谁“就是反革命，就应当按(惩办)反革命的条例惩办”66。

这个通电也未见效，瑞蚨祥店员此时已是无计可施，因为支持他们的只是一个虚弱的市党部。2日，市党部民训会曾讨论瑞蚨祥店员问题，议决呈请市党部与市政府交涉，转令社会局饬瑞蚨祥立即复业，并派员前往慰问失业店员。67这样的交涉途径前已证明是无效的，现在当然也不会产生作用。

大栅栏瑞蚨祥

3月4日，在斗争已无胜利希望的情况下，瑞蚨祥失业店员18人不得不屈服，接受资遣离号。瑞蚨祥争议以店主方面的胜利而宣告终了。68

瑞蚨祥事件标志北平市党部组织民众团体遭遇了巨大挫折，构成商民协会基层组织“三驾马车”之一的店员公会被强行阻止，使商民协会的基础被严重削弱，商民协会已很难开展工作。对推动工作深感无力的市党部在瑞蚨祥店员被逐出的当天致电中央，称为店员公会事已“声嘶力竭”，究竟如何处理请中央电示方针。69在这种局面下，中央党部也已无能为力，对北平市党部的请示，只好装聋作哑了。

8月，市党部还是不顾阻挠，将店员总会成立起来，但由于军政当局的限制，它绝少活动，“无声无臭”，有等于无。70到1930年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70次常会终于做出决议，将1928年颁布的《商民协会组织条例》撤销，商民协会也就迎来了它的死期。71

03

前面我们用较大的篇幅记叙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领导的民众团体商民协会与商界上层之间的两次剧烈的冲突，以及中央、地方党政当局的反应，通过这些记述，我们既可以细化已有的认识，更可以纠正某些传统的结论。

在民众团体与商界上层的冲突中，呈现出一种国民政府与地方军政当局联手对付国民党地方党部及其支持的民众团体的局面，国民党中央党部对地方党部的申诉则只是虚应故事。国民党人因身份不同而分属不同的阵营，这种状况表明，国民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表现为国民党的新旧之争与党政之争。当时商震即注意到，在国民党内，存在着新旧两派，新派人物大都年轻气盛，但空有社会理想，而漠视社会实情，因此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往往操之过急；旧派稳健老成、持重和平，令人称道，但有类似过去军阀的气味。72

商震观察到的正是国民党的实情，高高在上的旧派以蒋介石等当政者为代表。蒋介石于1927年4月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时，对执政路线的阐述给人的感觉是，除了在反苏反共这一点上与大革命时不同外，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所揭橥的“打倒帝国主义”与“拥护民众运动”两大政策并没有改变。4月18日，蒋介石在讲演中表示，他的政府要继续推行“打倒帝国主义”和“扶助农工”的政策。73蒋介石还毫不含糊地表示，“继续革命工作，拥护民众运动”74。

商震

然而，这并不是蒋介石的真实想法，他除了改变大革命时期激进的外交政策外，对民众运动的政策也渐趋保守，原来他对民众运动的表态是口是而心非，只不过是暂时还没有机会将他对民众运动的真实态度表露出来而已。1927年12月11日，中共发动广州起义，这给蒋介石压制民众运动提供了借口。起义发生后，蒋介石于13日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共产党在广东制造暴动，不仅系广东的问题，汉口、上海、天津等地，无不有共产党活跃。所以在未制定一定的办法以前，“须暂将一切民众运动制止，以免为彼等所利用”75。这才是蒋的真实态度，表明他对民众运动极为反感和排斥。

1928年2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重要的党的全会，它将全面确立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蒋介石对这次会议极为重视，亲自向大会提出关于对外政策、整理党务、民众运动等方面的广泛提案。关于民众运动，他提出：“纠正过去之民众运动之错误，从新由中央制定民众运动之理论与方略，停止幼稚之破坏运动，指导民众运动之人员，由中央及各省党部召集，严加训练，在中央未确立民众运动与方略以前，民众运动，非经中央党部许可，不得自由举行。”76可见这条提案的核心是“暂停”民众运动。

不过，民众运动不但不是蒋介石说停就可以停的，而且在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对停止民众运动的做法不以为然，因为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借助民众运动的蓬勃发展而起死回生的，许多人对此是不能忘怀的。李烈钧在国民政府的总理纪念周上就公开批评了停止民众运动的做法，指称这样做是“因噎废食，殊不经济”77。

为了应对党内外反对停止民众运动的声浪，国民党中央开始思考有限度地恢复民众运动，同时给民众运动以严格的限制，以便将民众运动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免民众运动逸出自己的控制，为其他政治势力所利用，威胁到自己的统治。8月11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民众运动决议案》，规定“人民在法律范围内，有组织团体之自由，但必须受党部之指导与政府之监督”78，给民众团体确立了双重领导。

但这次全会只规定了民众团体的领导权，并没有解决民众运动内容的问题，国民党中央对此还是不放心的。于是在1929年3月召开的三全大会上，国民党中央在宣言中宣称，以前搞的是“革命之破坏”，今后要搞“革命之建设”，甚至给民众运动画好了框框：(1)民众运动，必须以人民在社会生存上之需要为出发点，而造成其为有组织之人民。(2)全国农工已得有相当之组织者，今后必须由本党协助之，使增进其知识与技能，提高其社会道德之标准，促进其生产力与生产额，而达到改善人民生计之目的。(3)农业经济占中国国民经济之主要部分，今后之民众运动，必须以扶植农村教育、农村组织、合作运动及灌输农业新生产方法为主要之任务。(4)本党对于男女之青年，今后应极力作成学校以内之自治生活，实行男女普遍的体育训练，提倡科学与文艺之集会、结社与出版，奖励实用科学的研究与发明。79用胡汉民的话来讲，就是“破坏工作完成，须接着开始做建设工作”，“中国民众运动，决没有施用阶级斗争理论之余地”。80

然而，国民党中央发生了质的变化的民众运动方略未必能为知识、社会背景不同的国民党中下层党员和各地党部所接受，北平即是如此。

1928年6月，刚转入公开状态的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立即开展党员登记工作，到10月中旬，登记的合格党员共1863名。81 其中，35岁以下的青年党员占全体党员总数的90%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占60%以上，印证了社会上北平党员大半是学生的论断。82

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的身份也与北平学生党员占优势的状况吻合。6月7日，市党部指导委员由黄如金(师范大学)、徐超远(中法大学)、梁子青(师范大学)、李乐三(医科大学)、王季高(清华大学)、李吉辰(中国大学)、徐季吾(北京大学)、黄国桢(朝阳大学)、马洗繁九人充任。7月初，谷正鼎由南京来到北平任指委。83在这十人中，只有谷、马二人不是学生，但他们与学界的关系也很密切。谷来北平前任国民党中宣部秘书，但他刚于1927年8月自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回国；马系北京政法大学教授。其余8位都是北平各大学的学生。这些指委分属国民党处于地下状态时的几个秘密组织，其中由于国民党前青年部长、时任训练部部长丁惟汾领导的“中山主义大同盟”势力最大，所以指委中属于“大同盟”的人数也最多，黄如金、徐超远、李乐三、王季高、李吉辰、谷正鼎都是其成员；马洗繁、梁子青属于“新中革命青年社”；徐季吾、黄国桢则属于“三民主义实践社”。这些指委所属的国民党秘密组织在大革命时期都属于国民党左派，与西山会议派曾做过针锋相对的斗争。84

南京政府成立后，这些组织所属的党员仍然留在国民党内，说明他们接受了国民党中央的清共政策，但这可能是他们与国民党中央唯一的共同点，在推行民众运动等方面，国民党“二大”制定的方针政策仍是他们行动的指针。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制定了《商民运动决议案》，将商人分为“不革命者”和“可革命者”两类，前者包括买办、洋货商人、中外合办银行商人等，后者包括中国银行商人、土货商人、侨商、手工业商人、机器工业商人、交通商人、小贩商人等。该文件对商会持严厉批评的态度，称：现在商会均为旧式商会，因其组织之不良，遂受少数人之操纵，其对商人则以少数压迫多数之意思，只谋少数人之利益。其对于军阀与贪官污吏则与之互相勾结，一方面藉军阀与贪官污吏之助力，以操纵会务；一方面则藉军阀与贪官污吏之势力，在社会活动，以攫取利益(包揽词讼、承办捐务等事)，甚或与买办阶级相联合，受帝国主义者与军阀之利用，作反革命之行动，使一般之买办阶级每利用此种商会为活动之工具；“大多数之旧式商会，不独不参加革命，且为反革命；不独不拥护大多商民之利益，且违反之”。对于这种商会，国民党当时采取的政策有，“须用严厉之方法以整顿之”，“须即令各地组织商民协会，以监视其进行，以分散其势力，并作其整顿之规模”，甚至还提出了对商会以商民协会取而代之的构想，“本党当决然毅然号召全国商民打倒一切旧商会，引导全国商民以有组织的、平民的团结，重新组织可以代表大多数商民利益之商民协会”。85

北平市党部公开后，开始组织包括商民协会在内的各种民众团体。在组织商民协会时，市党部是公开站在被压迫的中小商人、店员等这一方面的。1928年10月26日，市党部民训会训政科主任汪道余对商民协会代表训话，称“北平各商店待遇学徒，实太无人道，每日工作十五六小时，食冷饭余菜，居凡龌龊琐碎之事，均归学徒担任，此非切实改良不可”86。商民协会成立后，在抵制商会征收五个月铺捐的斗争中，表现出一种毫不妥协的姿态，在停征铺捐的目的达到后，对总商会仍不依不饶，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借铺捐问题使总商会名誉扫地，“将总商会强敛捐税、鱼肉商民、献媚权要、升官发财之种种不法情形，宣传于市，俾众周知”87，以便借机取代总商会，这与二大决议案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由此可以看出，市党部和商民协会仍沿着二大路线前进，然而，令它们始料未及的是，中央已改弦易辙了，已不再打算以商民协会来取代商会了。1928年7月19日，国民党中常会第157次会议在通过《商民协会组织条例》的同时，又通过了《民众团体的组织原则与系统》，对商会大肆抨击的调子不见了，对取缔商会的政策也绝口不提了，它这时设计了一个商会与商民协会分立并存的方案，以商会代表大商人的利益，以商民协会代表中小商人的利益；还对他们实行分头管理，商会受政府管理，商民协会则受党的领导。88在国民党中央做了初步的政策转向后，国民政府即开始予以贯彻。1929年1月23日，国民政府应北平政治分会之请，禁止店员公会成立，使商民协会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少了一个，已露出取缔商民协会的端倪。1930年2月，不是总商会被取缔，而是商民协会走向了末路。这样，从商民协会、商会并立，到同意禁止店员公会的成立，再到明令取缔商民协会，构成了中枢一步步地取缔商民协会的完整的政策链条。原来学界认为国民党中央在三全大会以后才开始采取取缔商民协会的步骤，这种看法似并不正确。商民协会被取缔，与它继续奉行二大路线的态度密切相关，国民党中央将商民协会的工作态度视为它推动“革命之建设”的障碍，这种认识，葬送了商民协会。

党的新旧之争又经常以党政之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北平政治分会秘书长王用宾曾提出解决党政纠纷的办法：“以老同志办党、新同志做官”。89言外之意，是将新老同志所从事的工作进行对调，意即当时的国民党，是老同志当政，新同志在办党务。王的观感大致不差，国民党的当政者均是以实力为后盾的，没有实权的“书生”党员只好去搞党务。北伐军进驻后的北平政坛，是阎冯在分赃，结果冯系只捞到了北平市长这一个位子(何其巩)，平津最高军政首长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兼任，由商震代理)、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和北平市各局局长职务主要为晋系人士所囊括。市党部指委等工作人员则是清一色的教授和学生。党政双方背景迥异，自然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尽管各实力派在组建北平市政府时矛盾重重，但在面对党部时，却能团结一致，将党部及其支持的民众团体推动民众运动的做法视为“捣乱”，王用宾即曾极其坦率地抨击了党部。90

北平政治分会秘书长王用宾

国民党的新旧之争、党政之争，说到底，并非是单纯的人事倾轧，或者说，人事倾轧只是一种表象，其根本原因则是党内存在着深刻的路线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党内老派所持的保守的训政时期建设论和新派所持的激进的民众运动继续进行论上，老派在国民党执政后把社会安定放在首位，要“坐天下”，新派则要继续改造社会，还要“打天下”，两者的矛盾很难调和。这种矛盾又扩散到党政中间，形成党政之争，因为老派往往是大权在握的实力派，新派则是具有满腔热情的党务工作者，老派将敢闯敢冲的青年党员看作是“准共产党”，新派则将安于现状的老派视为新军阀一类的人物，两者的冲突频发就不足为怪了。而且，双方冲突的结果往往是旧派胜、新派败，或者说是政府胜、政党败，因为行政权、警察权、司法权没有一样操诸党部，党部赤手空拳，怎么能占上风呢?

一般说来，国民党中枢和各级政府是社会安定和社会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它们自认为是超脱的裁决者，并未刻意去维护特定的阶层，但维持秩序本身即意味着不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亦即取悦了既得利益者。国民党中枢坚决否认中国存在阶级，漠视社会阶级的差别，在固有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一味以安定为目的。在这种政策下，当不同的阶级发生矛盾时，政府只能在所谓维护社会安定的前提下予以调解，作用有限，强势阶级的让步相应地也极其有限，而受伤害的社会下层所获得的改善亦有限。在北平商界与民众团体的几次冲突中，五个月铺捐的解决有点虎头蛇尾，在争议中，中央关心的只是政府权限受到了侵害；在成立店员公会的争执中，国民政府和地方军政当局联手制止了公会的成立，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店主有参加商会的权力，店员当然也有参加工会的权力，一旦店员连组织公会的权力都被剥夺殆尽，店员对国民党的感受可想而知。无论在任何时候，中央与地方都未在维护社会公正上做出主动安排，人们对国民党的强烈印象自然是旧有秩序的维护者，无论它怎样高唱“革命”都无济于事。如果问国民党是怎样失去群众的，它执政后二三年内的作为已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