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犹太人的职业转型

作者: 马丹静      来源: 史学月刊

摘要：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犹太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领域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犹太人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公民权,但政府的有关社会政策却又使犹太人成为所谓的“被剥夺权利者”。他们不仅丧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在教育、医疗、福利等诸多方面遭受歧视性待遇。为了摆脱生存困境、恢复公民权利,犹太人积极向劳动阶级靠拢,投身于诸如工业、农业、手工业等社会生产和社会服务行业,努力实现职业转型。对犹太人来说,这种职业转型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他们必须放弃原本擅长的例如商业之类的行业,涉足极为陌生的行业。20世纪20—30年代既是苏联犹太人在政治领域大放异彩的时期,也是他们对苏联国家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考察这个时期苏联犹太人的职业转型,有助于说明同一历史时期苏联经济政策和民族政策的性质。

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曾说过,那些试图将犹太人变成农民的人是在犯一个令人震惊的错误【1】。犹太作家、农学家伊扎克·沃卡尼(Yitzhak Volcani)认为,对两千年前就离开土地、每根纤维都与城市生活紧密相连的犹太人来说,让他们回归土地无异于逆流而上,需要付出非同寻常的努力【2】。然而,20世纪20—30年代,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苏联,却成功地把犹太人改造成了农民和其他行业的劳动生产者。这主要归功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与之相应的政策。苏联【3】第一部宪法规定,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苏维埃国家,劳动是全体公民的光荣义务,而资产阶级或非劳动阶级在苏维埃国家没有立足之地,不能享受劳动阶级所享受的公民权利【4】。受这种方针、政策的影响,一半左右的苏联犹太人被剥夺了公民权利,成为二等公民。为了摆脱经济困境、恢复公民权利,苏联犹太人就必须放弃商业等非生产性行业,改行从事工业、农业、手工业等社会生产部门的劳动,实现职业转型。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犹太人的职业转型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不仅得到苏联政府的支持和外国犹太慈善组织的帮助,而且对苏联国家发展、犹太历史发展以及苏联犹太精英群体的重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高尔夫·阿里斯波尔：《斯大林的放逐者：异类、公民与苏维埃国家（1926-1936）》

目前,国内外犹太史学界还没有研究苏联犹太人职业转型的论著,但对与其相关的问题有比较具体的研究,如对苏联犹太农业垦殖运动【5】、比罗比詹计划及其影响【6】、参与苏联犹太农业垦殖运动和苏联犹太人职业转型的国际犹太慈善组织【7】、苏联的“被剥夺权利者”等的研究【8】。在关于苏联犹太人的通史类著作中,也能看到一些对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犹太人经济变迁、职业变化的论述和分析【9】。本文将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犹太人职业转型的背景和过程,分析其历史影响和意义。

乔纳森·德克尔-陈：《在红色土地上耕作：犹太农业垦殖与苏联地方政权（1924—1941）》

一

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初期犹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初期,犹太人的职业转型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是分不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内战给“栅栏区”【10】。的犹太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而政府的社会改造政策又进一步加剧了“栅栏区”犹太人的经济困境:众多的犹太人被剥夺公民权利,丧失基本谋生手段。为了帮助苏联犹太人走出经济困境,西方犹太慈善组织在进行缓解性救济的同时,提出一些建设性援助计划。在苏联政府的积极配合下,它们开始了将犹太人从非劳动阶级改造成劳动阶级的社会工程实验。

1.战争对俄国犹太社团的巨大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犹太社团的影响是以往任何战争都无可比拟的。作为典型的跨域族群,在战争开始时,全世界1300万犹太人中有950万生活在交战国【11】,其中一半以上生活在俄国。俄国犹太人的居住地(主要包括波兰王国【12】和“栅栏区”)处在德俄交界地带,所以,他们是最先经受战争洗礼的。对俄国犹太人来说,虽然战争开始于1914年,却并未在1918年终止,接下来的苏波战争和内战继续在“栅栏区”上演。除了经受战争带来的各种苦难,如人员伤亡、物资短缺、房屋和必需品被军队征用外,犹太人还要承受额外的苦难。作为不受信任的少数族群,一战爆发后,一些生活在前线战区的犹太人被遣送到“栅栏区”或其他地方,原因是担心他们充当德国间谍。1914年年底至1915年年初,俄国军队将库尔兰省(Kurland)、科夫罗省(Kovno)、格罗德诺省(Grodno)和波兰诸省的犹太人集中到“栅栏区”。因为这条命令,超过五十万的犹太人在一天内离开原居住地。据估计,在强制迁移期间,大约有十万犹太人死于饥饿和严寒天气下的旅途【13】。

动荡的战争年代也是反犹主义猖獗的年代。战争期间,多种政治角逐势力把犹太人当成出气筒。白军因为犹太人大多是布尔什维克党人而屠杀他们,乌克兰民族军因为犹太人亲俄而屠杀他们,波兰军队一战期间因为犹太人亲德、苏波战争期间因为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党人而屠杀他们【14】。据犹太经济学家尤里·古尔德(Iulie Gol’de)记载,1917—1920年,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戈梅尔的911个城镇共发生了1520起屠犹事件。这些事件造成20万犹太人死亡、70万犹太人受伤、30万犹太儿童成为孤儿,犹太人住宅的三分之一遭到毁坏【15】。战争和屠杀给犹太社团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内战结束后,俄国西部的犹太社团一片荒芜,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犹太小镇的经济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真正恢复。

2.苏联犹太人中的“被剥夺权利者”问题

除了战争创伤外,苏维埃政府的社会改造政策也给犹太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苏维埃政府开始根据阶级出身界定一个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其基本方针是:只有劳动阶级出身的人,才能享受完全的公民权利,而非劳动阶级则属于被剥夺公民权利的阶级。1918年颁布的俄罗斯共和国宪法划定了被剥夺公民权利者的范围。它包括被认为具有资本主义成分的人和不受信任的旧政府官僚系统成员,如私营商贩、教士、沙皇警局官员、白俄军队士兵、以盈利为目的而雇用他人劳动的人、以非劳动所得为生的人以及所有以某种方式阻碍社会主义革命的人。1925年的俄罗斯共和国宪法和俄罗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的《苏维埃选举条例》进一步明确了“被剥夺权利者”的范围,明确规定“非劳动所得”包括利息和地产收入,“资本主义成分”包括私营商贩和中间人,“旧政府官僚系统成员”包括前警察机关、宪兵队伍、监狱机构和安全部门的成员【16】。

对苏联人来说,一旦被剥夺公民权利,成为所谓的“lishentsy”(俄语“被剥夺权利者”的英语音译),失去的不只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有享受公共福利的权利。到20世纪20年代晚期,失去选举权的人同时也失去众多其他权利,如接受教育,享受住房福利、医疗服务和基本食物配给的权利。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许多“被剥夺权利者”甚至被拘禁起来、强制劳动【17】。

虽然上述方针、政策不是针对犹太人的,但由于犹太人的职业结构特点,因此对犹太人来说意义特别重大。1897年,俄国犹太人38.65%从事商业,18.4%从事手工业,17.9%从事工业,只有3.5%从事农业【18】。这种职业结构决定了在“被剥夺权利者”当中,犹太人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其他族群。内战期间,当苏维埃政府要求基辅的资产阶级为政府捐款时,四分之三的捐款来自犹太人。当苏维埃政府要求资产阶级做挖壕沟等后方工作时,征募过来的几乎都是犹太人【19】。一些调查数据显示,1925—1926年,乌克兰“被剥夺权利者”的平均比例从1.4%增长到4.6%,而在乌克兰的犹太居住区,“被剥夺权利者”的比例从23.6%增长到39.1%【20】。就整个苏联而言,犹太“被剥夺权利者”的比例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艾伦·莱恩·卡吉丹和伯纳德·瓦瑟斯坦认为,全苏被剥夺权利的犹太商人就有100万【21】。还有记录显示,1924年,将近70%的苏联犹太人被剥夺了公民权,但埃利斯·基墨林(Elise Kimerling)、本杰明·平库斯(Benjamin Pinkus)和萨洛·巴龙(Salo Baron)认为,将近50%的苏联犹太人被剥夺公民权【22】。总之,在犹太人中间,“被剥夺权利者”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本杰明·平库斯：《苏联犹太人：一个少数族群的历史》

3.西方犹太慈善组织对苏联犹太人经济困境的关注

苏联犹太人的生存状况受到了欧美犹太人的深切关注。一战期间,美国犹太慈善组织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The 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简称JDC)通过俄国犹太福利组织EKOPO【23】等救助受战争、屠杀和自然灾害影响的俄国犹太人,将美国犹太人的善款、救济品,美国犹太亲属的汇款、食物和衣物包裹,发放到俄国犹太人手中。战争结束后,JDC工作人员跟随美国救济署一起来到俄国,直接参与俄国犹太人社区的恢复和重建工作。除JDC外,国际犹太慈善组织犹太垦殖协会(Jewish Colonization Association,简称JCA)和世界ORT联盟(World ORT Union,简称WOU)也参与到援助、救济俄国犹太人的工作当中,它们的救济对象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犹太垦殖者。

在苏联的工作和活动让西方犹太慈善组织了解到苏联犹太人的经济困境及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被剥夺权利者”问题。JDC领导人詹姆斯·罗森博格(James Rosenberg)在给同事的信中写道,“一个人只有来到俄国才知道……一个做小买卖的犹太穷人在看病时必须排到工人和农民之后……只有当农民子弟都有学上时,他的孩子才能入学。”【24】世界ORT联盟也在致美国民众的信中说:“现在俄国有超过一百万‘地位低下’的犹太人。这些人被剥夺了所有的谋生手段:他们不能享受赋予工人、农民和雇工的各种特权,孩子不能入学,医院对他们关闭,不能在价格相对合理的合作社中购买食物——他们实际上是不容于社会的人,处在极端贫困之中。”【25】不幸的是,1924年美国出台“里德-约翰逊法案”,严格限制东欧犹太人移民美国。英国也颁布类似法案,限制犹太人进入其委任统治地巴勒斯坦。美英两国政府的做法无疑向处在危机中的苏联犹太人关闭了移民大门。JDC行政长官约瑟夫·海曼(Joseph Hyman)说:“这一立法意味着移民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欧洲犹太人将不得不在客居地寻找救赎,而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他们适应变化了的环境。”【26】JDC在苏垦殖项目主管约瑟夫·罗森希望通过大规模农业定居计划解决犹太人的“被剥夺权利者”问题。他说:“俄国犹太民众不管愿意与否都必须留在他们的国家。农业定居计划是让大批犹太人适应俄国新环境的最具建设性的计划,因为犹太商人和中间人在俄国当前的经济结构中是完全没有希望的。”【27】考虑到苏联当时的经济状况,在工业水平低下、工厂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从事农业不失为改变阶级身份和经济状况的明智之举。1924年之后,JDC、JCA、世界ORT联盟、ICOR【28】,开始同苏联政府组织KOMZET【29】和OZET【30】合作,共同推进苏联犹太人的农业垦殖和定居工作。

耶胡达·鲍尔：《我兄弟的守护者：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历史（1929—1939）》

二

苏维埃政府对“被剥夺权利者”的政策及其对犹太人的影响

因为经济形势的变化,所以不同历史时期苏维埃政府对“被剥夺权利者”的政策有所不同: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相对苛刻,到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短暂放松,再到工业化时期的不留余地。这些政策对犹太“被剥夺权利者”的影响是非常直观的:在政策宽松的时候,犹太“被剥夺权利者”尚有生存空间;在政策收紧的时候,他们除了改换职业,别无出路。

1.战时共产主义时期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因为战争、白军等的屠杀以及政府取缔私营工商业的政策,许多犹太资产阶级选择移民国外。对于拒绝向苏维埃政权妥协的犹太资本家、战争和屠杀受害者以及因战争而被迫与亲人分离的犹太难民,政府允许他们移民出去【31】。1918—1921年,大约有二十万犹太人从苏维埃俄国移民到波兰、罗马尼亚,再经由这些国家移民到德国、美国和巴勒斯坦【32】。未能移民国外的犹太资产阶级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下艰难谋生,一些人被征调入军队做辅助工作,还有一些人隐瞒身份成功混入政府机关。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初期,因为经济混乱、资料不全,很多人得以隐瞒出身,混入政府的官僚队伍。1920年,一份应列宁要求进行的调查显示,苏维埃各机构中20%的雇员是地主、教士、前沙俄军官、前沙俄高级官员或资产阶级专家出身【33】。十月革命以后,大量犹太簿记员、统计员、艺术家和教师涌进政府机关。很多人并不是真心拥护苏维埃政权,只是为了在乱世中养家糊口。因为犹太人在政府中特别是在高层领导人中的显著存在,旧政府的追随者们一度称苏维埃政府是“犹太人的政府”,苏维埃俄国已经“落入犹太人的手中”【34】。然而,能够进入政府机构就业的犹太人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犹太商人、手工业者因为政府的经济政策而宣告破产,很多人陷入贫困之中,只能靠国外亲友和犹太慈善组织的救济生活。

2.新经济政策时期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苏联逐步放松了对私有部门的控制,允许商品自由买卖,允许发展私营企业和手工业。因为犹太人中商业、手工业者居多,所以该政策对犹太人的影响最为明显。1926—1927年,苏联20%的商人、40%的手工业者是犹太人【35】。新经济政策还造就了为数众多的犹太耐普曼(俄文Нэпман的音译,小店主、小厂主和小商人)。1924年,虽然犹太人只占莫斯科人口的5%,但莫斯科75.4%的药品和香水店铺、54.6%的制成品店铺、48.6%的珠宝店铺、39.4%的男装店铺和17.7%的烟草店铺是犹太人开的。犹太经济学家尤里·拉林认为,在莫斯科,三分之一的耐普曼是犹太人【36】。

虽然新经济政策时期犹太人的境况有所改善,但他们的经济活动仍深受国家政策的影响。苏维埃政府时不时地通过贷款、税收、行政等手段限制私有部门的发展。1924年,国有银行给耐普曼的贷款从4240万卢布减少到1780万卢布,这导致30万私营企业在几个月里关门大吉【37】。政府控制私营企业发展的另一个手段是税收。在哈布诺(Habno),一个制革厂的年营业额是6000卢布,而每月要交的税却高达160卢布。在普罗斯库罗夫(Proskurov),一个贫困的犹太小店主因为没有能力纳税而被判入狱6个月。经调查,该店主拥有的货物总价值为17卢布,但他要上交的税额却高达40卢布【38】。沉重的税收使犹太商人不堪重负,很多人要么宣告破产,要么放弃正常途径而加入黑市贸易。20世纪20年代,苏联城市居民80%的食物是通过黑市贸易获得的【39】。

犹太手工业者的处境也相当不妙。他们不能在市场上自由竞争,他们的货物只能按政府定价出售给政府。政府通过控制贷款和原料供应,挤压私营手工业者的生存空间。在这种打压政策下,成千上万的犹太手工业者加入失业大军。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犹太小镇日托米尔(Zhitomir),40%的人口是犹太人。到1922年,该镇62%的犹太制鞋匠和49%的犹太裁缝失业。在白俄罗斯的戈梅尔(Gomel)地区,70%的失业者是犹太人【40】。

3.工业化时期

1927年12月,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说,共产党要运用各种手段限制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从1926年夏开始,苏联政府大幅度增加私营工商业的纳税额,提高私营商贩的交通费和摊位费,减少发放给他们的贷款,这些经济手段使许多私营商贩宣告破产。1927年,基辅私营批发公司和零售公司的数量下降了40%,销售额下降了47%。1926年,私营商贩控制着苏联40%的零售贸易,但是到1927年,苏联80%的商业贸易掌握在国有机构和合作社手中【41】。

在取缔私人贸易的同时,政府扩大了“被剥夺权利者”的范围,加重了对他们的惩罚力度,以消除社会上的非生产性成分。1926年11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的选举条例将曾经从事过商业活动、使用过雇工、依靠非劳动所得为生的人,以及依赖这些人生活的家庭成员全部划入“被剥夺权利者”之列【42】。1927年以后,国家对“被剥夺权利者”的歧视和惩罚更加严重。1929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这样描述“被剥夺权利者”的处境:“你知道被剥夺权利意味着什么吗?它是把一个人逼入绝境……这不是简单地剥夺选举权,而是剥夺一个人的所有权利……对现在的我们来说,剥夺选举权就是剥夺一个人的生命。”【43】一个被剥夺权利的人将不能加入工会,不能领养孩子,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没有退休金和保险金,不能享受医疗服务,不能获得甚至租赁国家分配的住房。从1928年起,苏联开始实行食物配给制度。对“被剥夺权利者”,国家不会发放供应票据。一位“被剥夺权利者”说:“如果他们拿走了我母亲的供应票据,我将不得不忍饥挨饿。”【44】

受政府清除非生产性成分政策的影响,1928—1931年,被剥夺公民权利的犹太人数量达到187.5万;其中,小商人100万,手工业者87.5万【45】。这意味着这个时期苏联将近三分之二的犹太人被剥夺公民权利。与之相比,1927年,苏联农村只有3.6%的选民被剥夺公民权利,城市只有7.7%的选民被剥夺公民权利【46】。总的来说,随着工业化的开展,犹太商人和手工业者逐渐丧失了活动空间。在生存危机面前,作为“被剥夺权利者”的犹太人,除了谋求职业转型之外,别无他路可走。

三

犹太“被剥夺权利者”谋求职业转型的途径

犹太人的经济状况受到苏联政府和外国犹太慈善组织的深切关注,它们想方设法帮助犹太人摆脱“被剥夺权利者”的身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身处困境中的犹太人也努力谋求职业转型,寻找恢复公民权的途径。当时,摆在犹太人面前的选择有以下几种:从事农业、工业生产劳动,加入手工业者合作社,进入职业领域和政府机构。

1.从事农业

20世纪20年代初期,因为缺乏资金和技术,苏联工业发展缓慢,能吸纳的劳动力数量有限。所以,一开始,政府倾向于将被剥夺权利的犹太人引向农业部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彼得·斯米多维奇(Peter Smidovich)总结了当时苏联领导人的看法:“给许多人带来希望的革命却使普通犹太人陷入绝境,因为在贫困年代,犹太人无法适应生产性劳动。苏联政府面临着复杂而紧迫的犹太问题。目前,苏联人还没有能力开办工厂,为犹太人提供工作。从各方面考虑,现在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无偿给犹太人提供土地。”【47】当时正值国外犹太慈善组织在苏联开展饥荒救济工作,它们愿意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苏联政府安置犹太农业垦殖者。于是,在西方国家集体孤立苏联的时候,苏联政府携手美、德等国的犹太慈善组织,开始了将不事生产的犹太人转变成劳动人民的社会工程试验。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政府将克里米亚、南乌克兰和比罗比詹近百万英亩的土地划给犹太人从事农业垦殖,以JDC、JCA和世界ORT联盟为代表的西方犹太慈善组织斥资两千多万美元,派出大量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苏联犹太人从事农业垦殖。苏联政府非常重视将资产阶级的代表犹太人转变成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农民,为此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宣传、资助犹太农业垦殖运动,不仅免费提供土地,而且减免犹太人的赋税和兵役、恢复他们的公民权、为他们提供农业贷款。然而,受政策吸引从事农业的犹太人相对较少。一是因为犹太人没有从事农业的经验和传统,二是因为犹太人对农民和农业存在固有的轻视心理。大部分犹太人从事农业只是为了套取政府的政策红利,在摆脱“被剥夺权利者”身份后,很多人离开农村,回归城市。1926年,苏联境内犹太从业人员中只有8.3%从事农业。1930年,犹太农业垦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犹太从业人员中也只有11.1%从事农业【48】。1934年,为了鼓励犹太农业垦殖运动,苏联在远东南部建立了犹太自治州,但是这里的犹太人口从未超过州总人口的15%【49】。

2.从事工业

五年计划开始以后,随着工业化的进行,犹太“被剥夺权利者”大量涌入工业部门,通过工业生产改变自己的阶级身份。在这个过程中,苏联政府和国外犹太慈善组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27年以后,因为政府对私营工商业活动的打击,“栅栏区”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犹太穷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经济状况引起政府官员的注意;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引导犹太人进入工业领域。1927年,政府将1427名犹太穷人和犹太青年安置到工业生产领域。1928年2月,民族人民委员部同意对犹太穷人和年轻人进行职业培训,使他们成为合格的无产阶级。各共和国的劳工人民委员部和相关人民委员部也接到命令,要将犹太人安排到机械化制衣厂、制鞋厂、制糖厂、建筑工程和林业部门工作。五年计划开始后,政府授权KOMZET为犹太青年开设职业培训课程。联合农业公司(Agro-Joint,是JDC在苏联的代理机构)也在自己的职业学校开设6—12个月的职业培训项目,其中一些项目是专门为犹太“被剥夺权利者”开设的【50】。

在多方努力下,犹太“被剥夺权利者”的职业转型之路进行得非常顺利。1926—1931年,犹太无产阶级的人数从39.4万增加到78.7万。其中,体力劳动者人数从15.3万增加到34.2万,白领工人(主要是政府雇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的人数从24.1万增加到44.5万【51】。值得注意的是,犹太工人中白领工人的数量要比蓝领工人多,这是苏联犹太人不同于苏联其他族群的地方。另外,在轻工业部门,犹太人占据着很高的比例,但在重工业部门,犹太人的比例则相对较低。例如,1931年,缝纫行业犹太工人的占比是60.9%,食品行业25%,印刷行业34.3%,制革行业48.2%。相比之下,金属行业中只占11.1%,煤矿企业中只占1.4%,化工行业中只占11%【52】。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缝纫业、食品业、印刷业、制革业属于犹太人的传统行业,进工厂做工只是用机械化生产方式代替手工劳动,所以在行业选择上,犹太人倾向于选择原本熟悉的行业;另一方面是因为革命前,俄国的重工业基地大多建在“栅栏区”外,而沙皇政府将犹太人限制在“栅栏区”,所以从事重工业的犹太人比例相对较低。但是,“栅栏区”废除后,随着工业化的开展,犹太人的这一职业特征并未发生大的改变。

3.加入手工业者合作社

与犹太商人、资产阶级和神职人员相比,犹太手工业者的职业转型之路相对容易。他们要么进入比较熟悉的轻工业部门,要么加入手工业者合作社。政府鼓励手工业者加入手工业者合作社,并在贷款和原料供应方面给予合作社各种政策倾斜,外国犹太慈善组织也帮助犹太“被剥夺权利者”组建手工业者合作社。

20世纪20年代,困扰合作社的最大问题不是销售,而是原料供应。在物资紧缺的年代,政府优先供应由普通手工业者组成的生产合作社,如果物资富余的话,再考虑由私营手工业者和“被剥夺权利者”组成的合作社。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犹太慈善组织的援助变得尤为重要。联合农业公司通过它名下的互助协会为犹太手工业者和犹太手工业者合作社提供贷款、机器和原料。1929年,联合农业公司主管约瑟夫·罗森联合世界ORT联盟从国外进口20吨纱线,解了69个犹太手工业者合作社和3000名犹太手工业者的燃眉之急【53】。

4.进入职业领域和政府机构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政府虽然剥夺了犹太资产阶级的公民权利,却并未堵上他们社会升迁的途径,犹太青年可以通过工业、农业改变自己的阶级出身,还可以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

苏联政府并不限制“被剥夺权利者”进入高等教育机构。20年代上半期,苏联高校中犹太学生的比例远高于犹太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例如,1923年,犹太人在乌克兰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到6%,但在乌克兰高校中犹太学生的比例却高达47.4%。1928年,犹太人在俄罗斯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到1%,但在俄罗斯高校中犹太学生的比例却高达12.5%。另外,在俄罗斯高校的经济和医学院系,犹太学生的比例一度超过60%(1929年)。后来,随着国家有意增加出身工农家庭的学生比例,减少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比例,苏联高校中犹太学生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政府并没有向他们关上高校求学的大门。根据国家法令,“被剥夺权利者”的子女可以到工厂进行劳动改造,然后以工人的身份考入大学,劳动改造的时间一般为5年。1925—1929年,进工厂镀金的乌克兰犹太学生数量从7429人增加到14 533人。1926—1928年,通过该途径进入大学的白俄罗斯犹太学生人数从471增加到747【54】。

经过大学深造,很多犹太人得以进入党政机关或职业领域。截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犹太人在苏联政治精英【55】中的比例为6%,在苏联经济精英中的比例为10%;相比之下,犹太人在苏联总人口中的比例从未超过2%【56】。1926年,苏联24.7%的政府公务员是犹太人。1939年,苏联40%的犹太从业人员是政府公务员,就整个苏联而言,只有17.2%的从业人员是政府公务员【57】。在职业领域,犹太人的表现也非常突出。以列宁格勒为例。1939年,列宁格勒69.4%的牙医、58.6%的药理学家和45%的医疗机构管理者是犹太人;在法律领域,45%的律师、34.7%的法律顾问、12.4%的法官和检察官是犹太人;在文学和艺术领域,31.3%的作家、记者和编辑是犹太人,24.6%的音乐家和乐队指挥是犹太人;在科学家和大学教授中,犹太人的比例是18.4%【58】。

经过十几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犹太人的职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商人而言,1897年,俄国38.65%的犹太人从事商业;后来,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犹太商人的数量不断减少,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犹太商人作为一个阶层湮灭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洪流里。就手工业者而言,1897年,俄国18.4%的犹太人从事手工业;到1939年,苏联20.1%的犹太人从事手工业,但大部分是合作社成员,只有4%是私营手工业者。就工人而言,1897年,俄国17.9%的犹太人是工厂工人;随着苏联工业化的开展,犹太工人的数量不断增加,到1939年,犹太工人在犹太总人口中的比例已经达到30%。就农民而言,1897年,俄国3.5%的犹太人是农民;随着苏联犹太农业垦殖运动的开展,犹太农业人口比例一度达到犹太总人口的11.1%,但1939年,因为各种原因,从事农业的犹太人数量下降到犹太总人口的5.8%。还有一个变化比较大的群体是政府公务员,1897年,只有10%的俄国犹太人是政府公务员;到1939年,40%的苏联犹太从业人员是政府公务员【59】。

四

苏联犹太人成功实现职业转型的历史意义和影响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犹太人的职业转型是在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中开展的最大规模的社会工程试验。它涉及数百万犹太人,不仅有苏联政府的支持,而且有国外犹太慈善组织的积极参与和西方犹太民众的人力、物力援助。历史地看,它的影响和意义有以下几点。

1.是世界现代史上改变犹太人非生产性职业结构以实现社会融入的典型案例

长期以来,犹太人因为经济和职业结构的非生产性特征而饱受世人的诟病。在古代和中世纪,因为不能拥有土地,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的犹太人普遍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中世纪晚期,随着西欧行会制度的确立,犹太人又开始涉足借钱取利的放贷业。在基督教神学的影响下,欧洲民众对劳动和财富有着独特的认识,普遍认为商人及其从事的商业活动是低贱的,甚至是罪恶的【60】,而放贷业是禁止基督徒涉足的行业。在中世纪的欧洲,之所以产生经济反犹主义,一方面是因为犹太人从事的都是令基督徒不齿的行业;另一方面是因为犹太人从事的商品买卖和放贷活动,不生产任何东西,不创造任何价值,只以剥削他人劳动成果为生,犹太人也因此而经常被反犹主义者称作吸血鬼、寄生虫等。

进入现代以后,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欧洲思想家、改革家对犹太人的职业有了较为客观和理性的认识。他们承认,非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是犹太人选择商业活动、变得贪得无厌的重要原因,但时代已经发生改变,在启蒙的春风下,犹太人可以回归农业、手工业等尊贵行业【61】。犹太启蒙思想家也认为改变犹太人的职业结构有助于他们融入周围非犹太社会。哈斯卡拉运动(犹太启蒙运动)的一个中心理念就是让犹太人在思想上、职业上和外在形象上作出改变,以使主流社会接纳犹太人。它呼吁犹太穷人放弃行商、放贷等职业,选择农业、手工业等受人尊重的职业【62】。

德里克·J. 彭斯勒：《夏洛克的孩子：近代欧洲经济学与犹太身份认同》

受启蒙思想影响,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和犹太慈善家开始支持、引导犹太人从事生产性行业,以解决困扰欧洲社会的反犹主义问题。三分波兰【63】后,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统治者都曾允许犹太人在其新获得的波兰土地上从事农业垦殖【64】。19世纪后半期,犹太慈善家和慈善组织也加入改造犹太人职业结构的行列。为了帮助受迫害的俄国犹太人,1891年,德国犹太慈善家莫里斯·德·赫尔施(Maurice De Hirsh)男爵成立犹太垦殖协会,斥资 4650万美元,将成千上万的俄国犹太人转移到阿根廷从事农业垦殖【65】。法国犹太慈善家艾德蒙·德·罗斯柴尔德(Edmond de Rothschild)男爵从1882年开始资助巴勒斯坦犹太农业垦殖运动,投资数千万法郎,指导、帮助这里的犹太人从事农业生产。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众多心怀梦想的犹太青年放弃欧洲优越的生活条件,来到自然环境恶劣的巴勒斯坦,建立基布兹(即社会主义集体农庄)、莫沙夫(即合作制农业社区),不仅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征服荒地,而且创办工厂,建立部门齐全的工业体系。

总之,在苏联犹太人大规模地实行以职业转型为目标的社会工程试验之前,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已经为改变犹太人的非生产性职业结构进行过各种有益的尝试。但是,从结果来看,只有苏联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成功实现了从非生产性职业到生产性职业的转变,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大多回归非生产性职业。从规模来看,在以色列建国前,苏联犹太人的职业转型无疑是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近百万犹太人因为从事生产性行业而恢复公民权利,不仅成功融入苏联社会,而且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而它之所以获得成功,除了生活所迫、环境所需外,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帮助和外国犹太慈善组织的积极参与。另外,历史时机也非常重要。犹太人的职业转型正值苏维埃政权四面楚歌、急需外来援助之际。这个时候它对跨域族群的利用之心多于警惕。它希望利用犹太人等跨域族群打破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封锁、孤立,苏联的邻国波兰、罗马尼亚都有大量的犹太人口。苏联政府认为,可以通过优待境内的犹太人赢得波、罗两国犹太人对苏维埃政权的好感,进而依靠这些人推进苏联在东欧的政治和安全利益【66】。另外,苏联政府希望借助外国人道主义组织重获西方国家的认可。犹太农业垦殖运动期间,苏联政府多次通过JDC代表传递与美国政府交好的信号【67】,这是它包容外国犹太慈善组织在苏活动的重要原因。总之,诸多因素的有利结合,促使苏联犹太人在20世纪20—30年代成功地实现了职业转型。

2.引发了社会层面的反犹主义回潮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犹太人的职业转型,刺激了苏联非犹太民众强烈的反犹情绪,导致了反犹思潮在苏联再次兴起。

苏联政府将大片土地划给犹太人,意味着很多民族因为犹太人的到来而失去土地,这在当地民众中引发了强烈的反犹情绪。在这一历史时期,苏联民众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占据上风,很多人认为犹太人不可能真正成为农民,犹太人来垦殖地只是为了搞投机活动【68】。因犹太人的到来而遭受惨重损失的克里米亚德意志人,就指责其犹太邻居与被犹太人控制的苏维埃政权相互勾结,从而获得各种特权和福利【69】。

诺拉·莱文：《1917年以来的苏联犹太人：生存悖论》

在苏联城市,反犹现象尤为突出。苏维埃政府放开对犹太人的居住限制后,一批批犹太人涌进大城市,抢占这里的教育和就业机会。面对突如其来的犹太人的教育和职业竞争,苏联非犹太民众的反犹主义情绪高涨。从工人、农民到政府高官,从东正教教士到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痛恨犹太人。就连革命前以开明著称的知识分子也改变了对犹太人的态度。1921年,大学图书馆长谢尔盖·热别廖夫(Sergei Zhebelev)院士拒绝让自己的犹太学生使用图书馆,理由是:“我们所有人都该为革命负责,包括我自己——我竟然让犹太人待在大学里。”【70】列宁格勒人将一切不幸都归咎到犹太人身上,责怪他们带来布尔什维克主义、迫害宗教、引起消费品短缺和工人生产额不断提高。地方报纸《列宁格勒真理报》和《红色新闻报》经常报道发生在城市、郊区、工厂、学校和大街上的反犹主义事件。20世纪20年代末,当一名17岁的工人用斧头砍死一名年轻犹太人时,他是如此受大众支持,以至于陪审团只判了他5年刑【71】。

犹太人职业转型引起苏联社会如此强烈的反应,是由一系列原因造成的。第一,这是主体族群面对少数族群强势崛起时的普遍反应。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长期遭受歧视的少数族群在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后,在追求社会地位上升的过程中都会遭到主体族群的排斥和压制。美国解放黑人奴隶后,南部白人群体的反应如是;法、德赋予犹太人平等的公民权后,主流社会的反应如是;19世纪60年代,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部分解放犹太人后,俄国社会的反应如是;到苏联时期,在犹太人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可以与他人公平竞争后,普通民众的反应也是如此。面对犹太人在各个领域的强势崛起,很多人产生嫉恨心理,而政府对犹太人的优待政策又进一步刺激了他们的反犹主义情绪。第二,苏维埃政权初期,犹太人在政府机构中的大量存在使许多人产生这样的错觉,即十月革命是“犹太人的革命”,苏维埃政府是犹太人的政府,于是,普通民众将自己遭遇的各种不幸都归咎到犹太人身上。第三,苏联非犹太民众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传统。从15世纪的“犹太异端”运动【72】开始,俄国政府一直对犹太人怀有恐惧和厌恶心理。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沙皇政府禁止犹太人踏上俄国土地,虽然后来因为吞并波兰土地而被迫接受大量的犹太人口,沙皇俄国也选择将犹太人禁锢在靠近边境的“栅栏区”。政府的恐犹厌犹心理影响着普通民众,加上日常生活中犹太人对农民的经济剥削、东正教的反犹宣传,民众的反犹情绪很容易死灰复燃。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反犹主义思潮的沉渣泛起,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即犹太人职业结构的历史性改变和职业形象的根本扭转,并不能解决历史遗留的反犹主义问题。从现实角度来看,反犹思潮的回流,更多地是因为犹太人的经济、教育和职业竞争,犹太人对社会公共资源的过多占有,以及犹太人在获得平等的竞争权利后的优异表现。

3.展现了犹太人的团结、韧性以及顽强的适应能力

犹太人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就失去了国土,流散世界各地,客居他乡。但是,在流散客居过程中,犹太人作为一个族群之所以能够流而不散,“瓜瓞绵绵,尔昌尔织”至今,原因就在于犹太人特别地团结互助,具有超强的韧性和顽强的适应能力。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犹太人的职业转型很好地展现了犹太人的这一族群特性。

20世纪20年代初,当苏联犹太人遭遇屠杀和饥荒灾难时,远在美国的犹太人捐钱捐物,帮助他们渡过战后危机。当苏联犹太人因被剥夺公民权而失去生活来源时,JDC、JCA、世界ORT联盟、ICOR等外国犹太慈善组织进驻苏联,教授苏联犹太人职业技能、指导他们从事农业或到工厂做工。在政府资源有限的年代,国外犹太慈善组织和海外亲友是苏联犹太人唯一的依靠。20世纪20年代晚期,诺海姆·哈宁(Nokhem Khanin)在访问明斯克后写道:“无论在哪里遇到犹太人,问他靠什么生活时,我得到的答案都是相同的:靠美国亲戚给我寄钱。”【73】犹太慈善组织的运营资金通常来源于所在国家的犹太人,除了富人的捐款外,犹太工人、妇女、儿童也在竭尽所能地帮助遭遇困难的外国犹太同胞。犹太妇女捐出自己的首饰,儿童通过做义工筹钱,工人则1美元、5美元地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1918年,纽约布鲁克林的犹太小学生为JDC捐款2.5万美元。1917年,美国犹太工人通过人民救济委员会(People’s Relief Committee)为JDC捐款10.1万美元【74】。可以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慈善传统是苏联犹太人能够渡过经济危机、成功实现职业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犹太人非常懂得变通。为了绕开法律对“被剥夺权利者”的种种限制,一些犹太人选择隐瞒自己的家庭出身,到远离故土的地方求学、工作。在看到自己的哥哥姐姐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被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开除学籍后,明斯克犹太人阿伦·罗津(Aron Rozin)选择到列宁格勒上大学,因为这里的人不会发现他父亲的“被剥夺权利者”身份【75】。为了解决犹太“被剥夺权利者”的就医问题,明斯克的犹太医生决定成立自己的医疗机构。1926年,他们在Z.列文(Z.Levin)医生的领导下成立犹太医疗卫生协会,专门为明斯克的犹太穷人和“资产阶级”提供医疗服务。由于该协会是民众自发成立的公共服务组织,不属于任何苏维埃机构,也不受共产党犹太局监管,因此成立一年后,明斯克地区党委仍试图弄清楚是谁批准成立了这个机构【76】。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犹太人随机应变、适应周围环境的能力。

4.对苏联国家发展和犹太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十月革命前,因为政府的歧视和限制政策,绝大部分犹太人不能从事公职。十月革命后,随着居住、教育和职业限制的取消,犹太人开始大量涌入苏联的党政机关。20世纪20—30年代是苏联犹太人在政治领域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他们政治参与程度最高的时期。如前所述,1926年苏联24.7%的政府公务员是犹太人,1939年政府公务员在犹太从业人员中占到40%【77】。在政府高层领导人中,犹太人占据着很高的比例。其中,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Yakov Sverdlov)在1917—1919年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苏俄的首任国家元首;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在1923—1926年担任苏联部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Grigory Zinoviev)在1919—1926年担任共产国际主席。“大清洗”前,先后有十几名犹太人在苏联政府部门担任部长或人民委员,其中包括军事人民委员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外交人民委员阿道夫·越飞(Adolph Joffe)、财政人民委员格里戈里·索科尔尼科夫(Grigory Sokolnikov)、新闻人民委员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重工业人民委员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和1929—1937年担任苏联外交部长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此外,罗扎利亚·泽姆利亚奇卡(Rozalia Zemlyachka)在1939—1943年担任苏联副总理;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妻子柏林那·热姆丘任娜(Polina Zhemchuzhina)在1939年当选苏联渔业人民委员;苏联部长联席会议副主席A.A.安德烈耶夫的妻子多拉·莫伊兹叶维娜·哈赞(Dora Moiseyevna Khazan)在1938年当选轻工业部副部长,后又担任纺织业部副部长【78】。

在基层党组织、苏维埃组织和国有企业中,犹太人也占据着很高的比例。1922年,在白俄罗斯共产党地方党委中,45.9%的成员是犹太人;在白俄罗斯共产党执委会委员和成员中,犹太人的比例分别是50.7%和34%。20世纪20年代中期,白俄罗斯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的70名成员中有38名是犹太人。因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是革命前俄国犹太人的主要聚集地,所以这里犹太人的参政比例更高,经济活跃度也更高。以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为例,1926年,地方苏维埃机构雇用了将近3000名犹太人;1924年,在城区25个党组织中,有19个党组织的主席是犹太人;在商业企业中,56%的员工是犹太人;在工业和制造业中,54.6%的员工是犹太人;在轻工业中,71.2%的员工是犹太人【79】。

不可否认的是,掌握政府权力的犹太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苏联的政治、经济发展,在各个领域为苏联的国家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在犹太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塑造(建设)苏联的同时,苏联也在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塑造犹太人和犹太文化。布尔什维克党执政的前20年,犹太人的经济结构和职业特征都发生了大的改变,革命前人数最多的犹太商人群体在30年代后期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犹太工人、公务员和专业人士。这种职业导向对犹太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涌入以色列的犹太移民中有数量众多的医生、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些人为90年代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再者是对犹太文化的影响。在苏维埃化政策影响下,苏联的犹太宗教文化发展遭到压制,世俗意第绪语文化发展得到鼓励和支持,由此产生了一批致力于发展世俗意第绪语文化的犹太知识分子。政府的苏维埃化政策无疑加速了苏联犹太人的世俗化和现代化,以至于几十年后移民以色列时,他们身上带着明显的苏联文化标志,最好的证明就是如今遍布以色列的出售猪肉的俄裔犹太人超市【80】。如今,俄裔犹太人群体是以色列的一个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亚文化群体。他们有自己的报纸、电台,有自己的支持党派,已经成为以色列政治中的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最后是对重塑苏联犹太精英群体的影响。千百年来,宗教人士和富裕商人一直是犹太社团精英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教俗领导人,他们传承着犹太社团文化,决定着犹太社团的内部事务和未来发展方向。然而,在苏联的社会改造政策下,商人阶层和宗教人士成为政府重点打击的对象,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的领导者角色逐渐让位于拥有更多话语权的犹太工人、公务员和专业人士。在传统的犹太社会,精英群体不仅仅是社会秩序的设计者和公共权力的管理者,更是精神潮流的引领者。苏联犹太精英群体的重塑对未来犹太社团的发展趋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宗教影响的减弱,犹太人不再在社团内部寻找认同,而是在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寻找认同,这削弱了他们的族群身份(犹太身份),加强了他们的社会身份,是二战前犹太人快速融入苏联社会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