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革命实行家’’的迷惘与痛苦

作者: 言九林

东京是孙中山的福地，也是伤心地。

1905年8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科学补习所等团体，在东京宣布合组“中国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孙氏自此成为一名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革命领袖。多年后忆及此刻，孙氏仍感慨万千：

“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

至1914年7月，也是在东京，孙氏宣布成立“中华革命党”，却遭到了旧日同志的强烈抵制，与会者不足流亡东京之革命党人的半数，不但李烈钧、程潜、谭人凤等老同盟会员拒绝加入，连黄兴这样的老战友，竟也选择与他分道扬镳。

在这段历史进程里，孙中山与老战友们愈走愈远；在后世关于这段历史的叙述中，孙中山的个人形象与专制愈走愈近。其实，在这两重变化之外，也还有一种“革命实行家”（胡适语）的迷惘与痛苦，值得后人体察并引为经验与教训。

孙中山

一、组织涣散之痛

同盟会曾被简单粗暴地定性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

“资产阶级”之说的不确切，已有许多研究，不必赘述。同盟会究竟能不能算作一个“政党”，则仍有廓清的必要。若能摒弃先入为主的成见，其实不难发现，同盟会不过是一个“革命大拼盘”，只是诸多革命小团体的简单联合。虽然它有“纲领”、有“口号”、有“总理”、有“会员”，像极了一个标准的政党，但其领导体制，从该会成立之日起，即已陷入瘫痪。

据该会章程，其领导体制，采行的是总理领导下的三权分立的权力架构。本部暂设东京，以总理是最高领导人，任期四年。总理之下，本部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执行部承担行政职能，由总理直接领导；评议部承担立法职能；司法部乃是执法机构。三部独立行使职权，立法、执法分割，总理的权限受到高度制约。包括总理在内的主要领导机构，由选举产生。

若同盟会乃是执政团体，上述领导体制，无疑是极好的。但它是一个以“造反”为本职的革命团体，而且是一个由众多秘密小革命团体，组成的秘密大革命团体，总部还悬居海外。采用这么一种权力高度分散、决策速度迟缓的领导体制，同盟会运转不灵，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据执行部书记田桐披露，“当时以秘密结社，最忌手续繁复，稽考时日，司法、评议二部，尤难实行”，为迁就现实需要，自成立之日起，评议、司法二部就“未曾独立行使职权”。9个月之后，1906年5月，新修订的同盟会“总章”，干脆取消了司法部；同时还削弱了了评议部的职能，将其改成“议事部”，弹劾总部的权力被取消，只余下“制定本会规则之权”。相应的，总理的权力略有提升，除对外代表本会、执行会内事务、节制执行部各员外，还可以“提议于议会，并批驳议案”。

即便如此，同盟会的运转也还是无法摆脱瘫痪。核心原因有二。1、总理及其所直接领导的执行部，没有约束会员的权力；2、盟内会员，亦缺乏服从组织的自觉。

比如，1907年1月4日，宋教仁接替黄兴代理同盟会庶务干事一职。2月28日，同盟会总部开会，孙中山与黄兴因未来国旗样式问题发生争吵，孙定欲使用青天白日旗，黄兴坚持认为该旗设计不美观，且与日本旭日旗相近，主张用井字旗，二人均以退出同盟会为辞要挟对方——孙放言“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则“发誓脱同盟会籍”。宋教仁自黄兴处闻知此事，认为孙“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遂于3月1日辞去同盟会庶务干事一职，径自前往辽东运动“马贼”。稍后，黄兴虽回心转意同意孙的主张，但至辛亥年，共进会在武汉所用乃是十八星旗，陈炯民在惠州所用乃是井字旗；陈其美在上海所用乃是五色旗。可见孙中山名义上虽为同盟会总理，事实上并无办法（无论是符合程序的办法，还是不符合程序的办法）使盟内会员接受自己的意见；盟内会员也只是抱着一种“以义相合”的理念而来，并无服从组织的觉悟，宋教仁的轻于去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身为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其实相当痛苦。在他看来，自己名义上虽是党魁，实际上却不过是个傀儡：

“曩同盟会、国民党之组织，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内部分子意见纷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

简言之就是：会员填过盟书，举行入会仪式后，并无切实的组织管理和组织监督。总部无力约束会员及下级组织，会员及下级组织也不必向总部履行义务。总理亦只能靠革命理想、传统道义、个人威望来指导各人的行动。

类似“内部分子意见纷歧，步骤凌乱”这样的感受，并非孙中山个人所独有。1910年广州起义失败，黄兴总结教训，也曾这般感慨：

“广州之败，半在统筹部组织之不善，纯慕文明参议体制。所以有二十七忽而解散，二十八忽而集合之活剧。不知发难之事，非专断不可，一容异议于其间，立可见其破败。……吾党发难时之组织，不可不以军律行之，补救其偏，在多设参谋。凡事先重计划，由参谋作成之计划一定，只有命令，不得违抗，如此庶可收指臂之效。”

武装暴动之时，尚且如此这般儿戏，组织涣散的程度可见一斑。

认为孙中山“作事近于专制跋扈”而不愿与之共事的宋教仁，对同盟会病症的诊断，其实与孙中山完全一致。1911年，宋教仁等人另起炉灶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其宣言如此形容同盟会总部：

“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也。”

所谓“有共同之宗旨”，正是孙中山说的“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所谓“ 无共同之计划”、“无切实之组织”，正是孙中山说的“内部分子意见纷歧，步骤凌乱”、“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党员则有类散沙”。

对病症的诊断虽然相同，但孙身为“总理”，宋身为“革命大拼盘”之一员（华兴会领袖），位置不同，立场不同，对病因的理解，于是也就各异。宋很自然地把同盟会总部瘫痪、组织运转不灵的责任归咎于孙——“同盟会中部总会”宣言中说：“呜呼，有此二病，不从根本上解决，惟挟金钱主义，临时召募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岂可必之数哉？此吾党义师所以屡起屡蹶，而至演最后之惨剧也！”所谓“挟金钱主义，临时召募乌合之众”，显然是在指责孙中山。孙则很自然地抱怨“革命大拼盘”的成员们没有团结精神，也不懂得服从组织，让他这个党魁形同傀儡。

今人已无必要去纠缠孙、宋二人对病因的理解孰对孰错。在宋的立场，他希望同盟会能够健康运转；孙也同样。但无论孙、宋，实际上都无力将一个“革命大拼盘”，改造成一个“切实之组织”。革命的现实需要，和将“革命大拼盘”拼合起来的权力架构，本身就难以相容。

故此，尽管在病因上互相指责，孙、宋二人所选择的“治病之路”却又是相同的，即脱离“革命大拼盘”另造新组织。

宋教仁

1910年，宋教仁筹划纠合同志另组中部同盟会。孙中山自1907年3月离开日本，即渐有抛开东京同盟会总部，另设严密组织的计划。1908年，孙整顿南洋各地同盟会，新订立的《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与东京总部的章程已大有不同。其第十三款特别规定：

“本会欲使会众团体密切，声气灵通，特仿革命军军队编制之法以组织会众。”

具体办法是八人一排，三排一列，四列一队，四队一营。孙还在该条款后着重批示：

“此条请即施之实事。”“注意：组织会众为营、为队、为列、为排一条，为极紧要。有此则会员之感情乃能密切，团体乃能坚固，不致如散沙。”

至1910年，孙中山甚至干脆将美国旧金山同盟会分会更名为“中华革命党”。同年，在给邓泽如的信函中，又再次强调，在接纳、训练会员时：

“最要者为十三款，务望切实举行，将新旧人员编为排列，则团体可以团结矣，否则仍如散沙也。”

简言之，孙希望通过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来造成一个真正有组织力的革命团体。这种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在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里，是无法实现的。

当然，“同盟会总理”这个头衔仍有其价值，尤其是在海外筹款方面，其号召力能带来不少便利。这也是孙中山虽然有意另造组织，但却不愿意抛弃“同盟会总理”这一头衔，新组织的名称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也仍挂靠同盟会（如“同盟会南洋支部”）的缘故。

这种做法，自不免与“革命大拼盘”中的其他派系发生矛盾。如陶成章、章太炎等作为光复会首脑，虽加入同盟会，但在其指导之下，江浙一带的革命活动仍以光复会的名义进行。用陶成章自己的说法，则是“是时浙江内地多不知有同盟会事，仍其名为光复会”。如此，孙中山1907年3月被日本政府礼送出境前，仅将所获赠的一万七千元款项中的两千元拨给章太炎，作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为经费，其余则欲全部用于自己所谋划的南方边境起事。此举引起章的极大不满。章希望获得其中的一万元，未果后，不但要求报社将孙的画像取下，且提议革除孙的同盟会总理职务。此乃同盟会内部第一次反孙风潮。

章太炎

1908年，陶成章前往南洋，要求孙中山为《民报》拨发三千元印刷费，为“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协会”（以光复会名义而非同盟会名义组织）筹集五万元活动经费。孙未满足陶的要求，陶自行在南洋筹款也收效甚微，且怀疑孙在“暗中设法播弄”，终于又在1909年掀起第二次反孙风潮，要求撤销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组同盟会。1910年，光复会在东京重设总部，实际上也脱离了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二、思想分歧之痛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困扰孙中山的，并不仅仅只是同盟会的组织涣散。会内成员间的思想分歧，同样也很严重；甚至可以说，同盟会的组织涣散，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各“拼盘”之间的思想分歧太大——虽然在推翻满清这一点上众人立场一致，但具体该用何种手段推翻，推翻后该成立何种政府，实施何种政策，却一直都没有统一的意见。

比如，1907年倒孙风潮的核心人物之一张继（写公开信要求孙辞去总理职务），乃是无政府主义信徒，1903年即翻译有《无政府主义》一书，主张在推翻满清之后，在中国“行无政府”之道。第二次倒孙风潮的核心人物陶成章、章太炎，也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按陶成章的理想，革命成功之后，“或是因为万不得已，暂设一总统，由大家公举，……或者用市民政体，或竟定为无政府，不设总统，也未可知。……到那时候，土地没（公）有，也没有大财主，也没有苦百姓”，“要把田地改为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呢。”

按章太炎的看法，孙中山孜孜于发动武装起义，乃是误入歧途，真正的推翻满清的办法，是发动劳动者，“一市之内，闭门七日”，如此，不但官府的“馈饷役使”无人供给，军队也将“虽有利器，且缩不前”。

光复会重组之后，陶成章所制定的革命方案，是“专主个人运动”，也就是谋划暗杀行动。他曾批评孙中山把所筹巨款“转用地方起兵”，乃是“东放一把火，西散不把沙”的“丧民费财，祸莫大焉”之举。陶甚至设想过一种“中央革命”之妙法，欲一举颠覆清廷：“与女士孙晓云密谋，欲在北京开设妓院，以美人诱满清贵族，席间下毒，以为一网打尽之计。”

陶成章

其实呢，和宋教仁一样，陶成章也很清楚同盟会的病症所在。1910年6月，他曾致函南洋光复会同仁，如此解释光复会既已重建，为何又“专主个人运动”，不愿大量扩张会员：

“今者革命之党遍于国中，人人有一方针，人人有一目的，各欲向其目的之地，以谋进取，于是有欲向云、贵以进取者，有欲向两广以进取者，有欲向江、浙以进取者，有欲向两湖以进取者，有欲向山东、河南以进取者，有欲向中央革命者。如此纷纷之热心人，各欲乞此总会以运动款项，其将奈之何？当是时也，不与则名不正，言不顺，欲与则无款以绐之。即令有稍稍之款，与其一不与其二，不可也，与其先不与其后，又不可也。全力助他人，未见他人之能集事，而本已之方针且先乱矣。”

陶所描述的，乃是光复会大量吸纳会员走扩张之路，所必然面临的困境。这也正是孙中山作为同盟会党魁，曾面临过的困境。只不过，身在同盟会时，陶并不能体谅孙；至光复会重建，陶做了“党魁”，又不得不如孙中山一般要求同仁体谅于他。

比如，陶曾一再指责孙中山逃避改良同盟会的组织沉疴，也曾一再要求孙为自己的革命方针承担筹款之责；但至此时，陶也不得不承认：若光复会收纳那些“人人有一方针，人人有一目的”的革命党人，自己也并不比孙中山高明，既不能将他们拧成一股绳，也不愿意在筹款问题上对他们雨露均沾，因为那样一来，“未见他人之能集事，而本已之方针且先乱矣”，不但同仁的目标难以实现，自己的方针也得打水漂。

再如，虽然“平均地权”四字被列入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之中，不过会内真正赞同此说者，却并不多。据冯自由记载，筹立同盟会，首次集议时，便“有数人对于‘平均地权’有疑义，要求取消。孙总理乃起而演讲……剀切解释至一小时之久，众始无言”。

无言，并不等于接受了孙的意见。事实上，很多同盟会的地方组织采取了“删改平均地权一项，以应付时宜”的办法。如欧洲同盟会骨干胡秉权、史青、魏宸组、贺之才等人，另立名目“公民党”，其誓词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十二字；共进会领袖张伯祥、焦达峰、邓文辉、刘公等，则把“平均地权”四字，更改为“平均人权”。组织之纲领，尚且可以轻易删改，成员思想分歧之大，组织涣散程度之深，也就不难想见了。

当然，孙的“平均地权”理念，脱胎于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既非没收富人土地，简单粗暴地重演史上农民军“打土豪分田地”的快意剧；也非任由土地在市场自由流动（地价因社会文明发展而上涨将征收土地增值税）；更非如陶成章那般要搞“土地公有”“土地国有”。这套理论，无论对错，均非一般同盟会成员所能理解与消化。

亨利·乔治

三、止痛之法过于激进

孙在同盟会时代所经历的上述痛苦，也是他在1912年国民党成立后（由同盟会、统一共和党等多个政党、政团合组），虽被推举为理事长，却刻意回避介入党务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选理事长后，孙即表示“此后欲脱离政界，专从事于社会事业，故不欲任事”，委托宋教仁代理理事长之职。其后，孙与黄兴寓居上海、南京，忙于规划铁路建设。宋教仁则奔走于长江各省，为选举宣传造势。

此时的国民党，仍不脱“大拼盘”的格局。不过，与同盟会不同，国民党诞生于和平时代，所欲谋求者，乃通过选举获得执政党地位。故“大拼盘”所带来的权力分散、决策迟缓、意见分歧等弊端，影响不算太大；国民党仍很顺利地在选举上取得了大优势。直至宋教仁被刺，这些弊端，才又再次成为孙中山的心头之痛。

自九十年代以来，关于宋教仁被刺案，大陆民间学术界捕风捉影之说层出不穷。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宋教仁被杀乃国民党自导自演，幕后主使系陈其美”。所幸的是，学术界对此类阴谋论，近年亦有深入的研究作为驳斥。尚小明教授在《洪述祖——“刺宋案”唯一主谋》等论文中对宋案的还原，可谓迄今为止，对宋案最接近实际情形的研究。其结论是：

“‘宋案’是由多个情节次第演进而成的复杂案件，杀宋是最后一个环节。杀宋之意产生于袁世凯主导、赵秉钧参与的洪（述祖）、应（桂馨）构陷‘孙黄宋’计划失败之后，造意者为洪述祖。赵对洪、应图谋杀宋并不知情。洪、袁关系极为密切，洪曾试探袁是否同意‘收拾’反对党一二人，被袁拒绝，洪遂转而以子虚乌有的‘燬宋酬勋位’及‘债票特别准’，诱使应杀宋。洪实为‘刺宋案’唯一主谋。袁虽与刺宋无直接关系，但由于案发对其竞选正式大总统造成极大冲击，一旦宋案其他情节再曝光于法庭，对其将更不利，故他明知洪为杀宋主谋，仍故纵其至青岛德国租界，明知赵与杀宋无关，仍竭力阻止其到沪自证清白，洪因此得以暂时逃脱严惩，赵则牺牲了个人声誉，成为袁的‘挡箭牌’。”

扼要言之，孙中山与陈其美等人，对宋教仁被刺杀一案并无任何责任。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黄兴在上海重建国民党的领导中枢，与袁世凯对垒。此时，“大拼盘”的弊端开始显现。国民党北京本部议员走“稳健派路线”，拒绝奉孙、黄的决策南下；国民党籍都督阎锡山、张锡銮等，则联名通电，指责黄兴等人“不爱国家”“牵诬政府”；谭延闿、陈炯明等亦对武力讨袁态度消极，不愿参与；……邹鲁后来感慨说：“（同盟会）竟改革命党为政党，继复合各党而成国民党。官僚、政客、投机分子悉行渗入党中，……国民党以数十万党员举义讨袁，不匝月而先后败亡，非无故矣……总理忧愤交集。”

在这“忧愤交集”之中，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第三次成立“中华革命党”。虽然前两次也是为了强化组织（一次是在1903年，系针对松散的兴中会的改造；一次是在1910年，系针对松散的海外同盟会组织的改造），但这一次孙中山走得格外之远。以至于多年的挚友黄兴不但拒绝加入，而且在给张继的信函中，如此激烈抨击：

“今日之中华革命党有包办公司之性质，非该公司之人俱当视为仇敌，……该党中之手段其阴险处，较赵秉钧尤甚，其专制处较袁世凯尤甚，……是诚不知其用心，只可谓之发狂，想以后更狂而乱噬，直至自杀而后已。政治革命之希望均被此等狂徒打消，诚可痛也。……袁贼卖国，党人乱动，国亡无日。”

黄兴

黄兴之痛，痛在中华革命党之誓约中，有“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之词，在黄看来，革命应服从主义，而非服从个人，后者有违共和民主；且入党“盖指模”的程序，实属人格侮辱。中华革命党之成立，乃是孙中山在“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曾为孙中山保管过中华革命党入党志愿书的萱野长知，曾目睹孙、黄二人因此事“有时声震四壁，有时晚饭后还争，有时深夜还争个没完，吵得几乎不能见面。”

但在孙中山看来，以上种种，正是自己痛定思痛后的深刻反省：

“当时立党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耳。殊不知党员之于一党，非如国民之于政府，动辄可争平等自由，设一党中人人争平等自由，则举世当无有能自存之党。盖党员之于一党，犹官吏之于国家，官吏为国家之公仆，必须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绝对服从国家，以为人民谋自由平等。惟党亦然，凡人投革命党中，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则当先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为国民谋自由平等，故对于党魁则当服从命令，对于国民则当牺牲一己之权利……是以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

“革命党”不同于“执政党”，不能说孙的反省没有道理。但这一次孙确实也走得过远。言辞上的锋利，让许多人对新组织望而却步。宫崎滔天曾接孙之函，内有“中国人都不行，只有我一豪杰，我是中国的救世主，所以必须服从我的命令”之语；居正也听到孙说：

“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事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服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不是包办革命，而是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对于革命道理，有真知灼见；对于革命方略，有切实措施。同志鉴于过去之失败，蕲求未来之成功，应该一致觉悟。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的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杀，这是我不能答应。”

党章中的“论功行赏”，更是遭人诟病。按孙的设计，中华革命的党员，按入党时间先后，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三类。“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笔者注：即军政、训政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必待宪法颁布之后，始能从宪法而获得之；宪法颁布以后，国民一律平等。”此种党内等级制度，其终极用意虽佳，但若付诸实施，多半是要酿成灾难的。

当然，孙也清楚自己手段过激。故把造成上述形态的中华革命党的希望，部分寄托在了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之上。在给黄兴的书信中，孙曾恳切要求黄不要暗杀袁，理由是：

“若兄分途并进，以行暗杀，则殊碍吾事也。盖吾甚利袁之生而扑之，如兄计画成功，袁死于旦夕，则吾之计画必坏。果尔，则弟从此亦不再闻国事矣。”

从这个角度来看，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的突然病故，对中华革命党亦可谓一个“沉重的打击”。7月25日，中华革命党本部转达孙中山指示：“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

胡适曾言：“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理想很纯粹，很美好，故理想家往往易在史书中留下饱满的正面形象。实行家却必然面目模糊，因为任何理念的付诸实践，必然涉及人际、取舍、妥协与立场。古往今来，所有的实行家无不留存着褒贬不一的材料；孙中山从1905年的同盟会，一路走到1916年的中华革命党，自然也不例外。今人体察这段往事，既应有深度的反思，也应于反思之余有一些“同情之理解”（同情不等于认可，理解不等于赞同）。

对孙中山当如此，对与孙存在冲突的众人，亦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