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困局: 中华革命党山东讨袁之役的策动、组织与社会基础

摘 要

1916年中华革命党山东讨袁之役的受挫，是中华革命党自身反袁方略失误、组织整合失效以及“联日反袁”军事行动悖离社会民意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次革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山东省内虽然存在反对袁世凯的革命力量，但相对分散弱小，并遭受到北京政府与占据青岛控制胶东的德、日当局的长期联合围剿。正因基础薄弱，加之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方略几经变动，内部的畛域歧见时隐时现，山东讨袁行动未能得到中华革命党本部的充分重视，缺乏资金支援，革命的客观条件远不够成熟。尽管后来在日本改变对华政策、转而援助革命党人的背景下，反袁斗争形势发生变化，但前期革命党组织整合中的隐患却在反袁军事行动中彻底爆发：讨袁军分裂为代表中华革命党本部、占领潍县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和代表山东本土革命力量、占领周村的山东护国军两大部分，此外尚有其他若干力量从革命阵营中不断分离出去，各自内部也难以统一。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分属于哪一阵营的山东革命党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当时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日民族情绪与对地方经济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使得革命迅速失去社会基础和道义合法性，陷入极大的被动之中。

作者: 王琛     来源: 广东社会科学

1911年11月，辛亥革命期间，山东巡抚孙宝琦在各方压力下亦曾一度宣布山东独立，但在袁世凯北洋势力的威慑下，不久即宣告取消独立。山东同盟会成员这一时期的武装活动也仅限于胶东一隅，未能影响山东全省局势的发展。但发生于四年之后的山东讨袁之役，却成为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运动期间发动的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一时震动北方。不过因缺乏统一指挥，这场军事行动从一开始便呈现出各自为战之势，社会舆论也多所指摘。随着潍县、周村讨袁军先后被北京政府正式收编，革命党人不再掌握自己的军队。此后“同志愈见凋零”，直至国民革命前，北方各省国民党党务仍多处于秘密状态，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革命形势变化如此之速，不能不说是一个充满着复杂矛盾的历史现象。关于山东讨袁之役，学界不乏关注，尤其是对主要人物的事迹、军事行动的过程和具体的战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然而，少有研究关注到山东讨袁军多处并立、各自为政以及各自内部亦矛盾重重的复杂情形，更鲜见将山东讨袁之役纳入到“大辛亥革命史”的视野下，纵深探究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外关系和国内政局波诡云谲的时代背景下，中华革命党讨袁方略的几经调整、组织内部的歧见分化、社会舆论等多重因素对山东讨袁之役的影响。而本文将对此做细致探究，以期为观察和解释作为20世纪上半期时代主题之革命的不同面相提供另一种视角。

一、讨袁方略、前期准备与发动机缘

爆发于1916年的中华革命党山东讨袁之役，前期虽具备一定的革命基础，但这一基础相对薄弱。辛亥革命后，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思潮影响下，中国同盟会由秘密的革命团体变为公开的议会政党性质，继而改组为容纳了多个党派的国民党，“不但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革命领导核心，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来就并不够强大的革命力量，终于难以粉碎袁世凯势力攫取民国政权的阴谋”。1913年“宋案”的发生和善后大借款激化了国民党与袁世凯的矛盾。7月，国民党在南方各省发动“二次革命”。山东革命党人为配合革命进行也发动了多次武装斗争。8月，赵文庆、牟焕文等6人设机关于青州，取“讨袁”二字谐音成立“桃园会”，并运动军队、谋划独立。但其谋事并不严密，“彼所运动之军人乃是官军侦探佯作入伙，以探其密秘。牟等不悟，遂将秘密尽情倾露，故就逮后证据确凿，对簿之时，亦无从置辨［辩］”，被山东都督靳云鹏枪毙于济南东关。1913年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因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所制定的宪法草案对总统行使权力多所窒碍，指斥该宪法草案“仍系国民党人所主持，其破坏行为，未得志于南方，今又肆毒宪法”；又借口查获李烈钧等与“乱党议员”徐秀钧等人的往来密电，于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国民党鲁支部也在此时被迫解散。

虽然身处逆境，但山东革命党人的反袁活动并未停止。他们密谋起事，屡仆屡起，但经验却非常不足，更缺乏可靠的军事武装、充足的活动资金与周密的行动计划，因此各自为战，容易被各个击破。1914年3月12日，革命党人刘殿华“以运动胶县民众起事，为暗探张某侦知被捕，解送济南，同年四月八日遇害于城外之山水沟”；与其一同被捕的，还有魏金亭、高俊亭等革命党人。尽管这些零散的举事均以失败告终，但山东将军靳云鹏仍然感受到这些革命党人带来的隐患，于是“屈身减从”前往青岛德国总督处，“请逐党，德督从之”。在北洋势力和列强的联合打压下，山东革命党人“俱走大连”，此后常往来于大连、青岛之间。山东革命党派庄维道、孙屹自大连转青岛赴烟台联络“林岩群雄”，准备起事，不料二人与山东内地各党人的书信被官府发现，“于是案名索捕”，王策鸿、方觉、赵华叔等均被捕遇害，此后“济南王乐平走陕西，刘溥霖亡燕晋，隋仲裕遁吉林，蔡自声亡之青岛，而党狱由是数起”，山东的革命力量遭受沉重打击。

尽管如此，但山东仍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及具有一定的革命组织基础，在中华革命党对全国讨袁军事部署的认识不断深化过程中，愈发得到重视。主要局限于南方的“二次革命”的失败引起了部分革命党人的反思，在革命发动地的选择上，他们开始重视到北方的重要性。陈其美“以为辛亥癸丑二役，以不能直薄首都，故亡以摧敌之根株，彼且得闲暇以谋我，不投其间隙，兼从事于东北诸省，而专务东南，力难而亡功”。因此他向孙中山请命，“与戴季陶赴大连，筹设奉天革命党机关部，经营东三省革命，以为犁庭扫穴之计”。在经营东北过程中，革命党人也兼及冀鲁等地的相关情况，陈中孚等“两年之间往来策应，凡冀、鲁、辽、吉一切同志贤豪义勇之士”，均有所接触。然而，北方革命不断遭受到北洋政府与列强的联合干涉。1914年6月，孙中山派陈中孚前往大连，以奉天为中心展开活动，但被日本军警镇压，此后不得不暂告停止。1915年5月，刚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党山东支部长的刘溥霖回到青岛，旋即遭日本驻青岛守备军司令部逮捕，被引渡后于次年英勇就义。日人视吴大洲、薄子明等山东革命党人为“匪徒”，称他们“屡次骚扰胶州，致使当地民众生计不得安宁”，敌视与对立的态度不言自明。8月，靳云鹏又与日本驻青岛守备军司令部神尾光臣达成协议，后者下令驱逐革命党人。这表明从德国手中接过胶东半岛控制权的日本，此时采取的亲袁态度极大地挤压了革命党人的活动空间。

东北和山东均难立足后，陈其美率吴大洲、薄子明等部分山东同志“移向之谋东北者，转谋东南”，并参与了刺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的行动。吴大洲也曾致函孙中山，称“近顷到沪，因同人避此去彼者伙也”，他计划“将同人联合到沂、曹各处，先由绿林着手筹款备械，借以运动军界，俟他处一动，即行响应”，但实际上吴大洲等革命党人未能也没能真正在山东继续巩固革命基础，“成败听天命而已”。作为山东在东京总部通信机关负责人的中华革命党山东代理支部长班麟书一再问计于中华革命党总务部副部长谢持，称“近者内地同志已纷纷来信，诘问当此天时人事，本部大计划究系取何方针”。于此更不难看出，此时革命党在山东并无通盘计划。直到1916年2月，即山东讨袁之役发动前3个月，本应坐镇东京、通盘筹划山东革命的班麟书，也只能“居此待鲁省计划”。在短暂地重新审视北方战略价值后，中华革命党重新将反袁方略的重点转移至南方，孙中山在这一阶段明确表示：“刻下决注全力于粤省，旁及福建。闽、粤一下，与云、贵打成一片；南方局势，已足自活，沿江各省，自然动摇”；至于山东，则未被纳入其战略预期，仅寄望于“南方军械补足，即图大举北发，现在定计大略如此”。

因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党内的畛域之见，中华革命党对山东的关注与谋划缺乏稳定的方针，由此也埋下了后续分裂的种子。1915年下半年，在中华革命党将反袁重心转移于南方前，山东革命党人已集中于大连，形成了刘大同、刘艺舟、刘纯一和吴大洲等多个部分，“各部纷岐，莫能相督”。孙中山先是委任何海鸣、陈其美到大连统一各部，命刘大同负责山东事务。然而，刘大同所召集的关外游勇在诸城谋划举事时，军纪涣散，不听从革命党人指挥，引起吴大洲一派党人的不满，“大洲、子明以是不直大同，乃独与赵中玉、张健斋等谋别举焉”，山东革命力量再度分裂。在此背景下，各路人马纷纷前往东京，与孙中山取得直接联系。吴大洲于1915年7月被孙中山任命为山东革命军司令长官，多次面见孙中山，同陈中孚、萱野长知、居正等“共商山东军事问题”，其所属的薄子明、邓天乙也分别被任命为山东革命军岱南司令和中华革命党山东支部长。此外，吕子人向孙中山“陈述山东起兵计划，颇蒙嘉许”；班麟书“屡谒总理陈规取山东策，蒙任为山东支部长，俾治一方党务”。虽然中华革命党本部在山东革命党人事任免上多所着力，且倾向于倚重本省革命党人担纲领导之责，却未就相关职务的隶属关系、指挥层级等关键问题作出明确界定，致使地方组织中出现“多头并驾”之局，职责不清，号令难一。

1915年9月25日，孙中山与即将回国从事反袁活动的同志在日本合影（前排中为孙中山，右3为居正）

中华革命党本部在对山东革命的资金支持方面同样乏善可陈。1915年，班麟书屡次致函谢持索要款项，并言“前次晋谒，祈求接济，实出于穷困之极，今者敝支部丝毫活动之力无有，只好坐以待毙而已”，甚至为“索款而怒，其情诚急”，但皆未能如愿。甚至到最后，在日山东革命党支部根本无法为国内革命者提供经费的支持，反而要依靠国内同志的支援，“屡蒙佐舟兄汇款接济”，陷入自身难保之境。然而中华革命党一旦谋得了部分经费之后，决策层则倾向于用诸南方，致使班麟书对时任党务部部长的居正极度不满，他愤然转行质问于谢持：“然自上月以来，对于安徽谭君及他省便有接济，对于弟便无之。同为一样困难，或有厚薄之分耶？”甚至直言“如存南北意见，不妨堂堂宣言”。这些因素导致山东革命党人与中华革命党本部之间渐生嫌隙。正因如此，当山东讨袁之役开始时，班麟书及丁惟汾、彭占元、张鲁泉等本省革命党人宁可转赴周村任内务司长和参谋一类的角色，也不愿到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的驻地潍县任职。此举在时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的居正看来，正是“山东国会议员及省议会议员，对余歧视，右护国军而左革命军”之明证。

由此可见，山东在中华革命党发动讨袁之役前虽具备一定革命组织基础，但客观条件和前期准备仍十分薄弱。讨袁护国之役最终爆发并取得迅速进展，说明偶然因素在特定环境下可以转化为关键条件，进而对某一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起到推动作用。事情真正的转机，正是发生于1915年底。袁世凯以中国参加一战为契机，联合英美以制衡日本在中国的扩张，此举激怒了对其素无好感的日本强硬派，他们决意反袁，警告袁不得实行帝制。1916年2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制定反袁政策，在陆军建议下，日本内阁于3月7日公布《对于中国目下时局日本所执政策》，明确将促使“袁世凯政府早日垮台”作为对华事务方针。与此同时，日本陆军省和外务省开始扶持反袁势力，对革命党人的活动不再限制。这使得孙中山再次看到机会，于1916年初命居正偕陈中孚频繁往来于青岛、大连间，“时日人萱野长知辅助居正，购械事均由萱野与宫崎寅藏进行”。在日本各方势力的支持下，中华革命党人在山东的活动迎来新的转机，讨袁之役迅速爆发。

二、革命组织与军队的分裂内耗

1916年3月中旬，孙中山正式任命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后文简称东北军）总司令，“统筹直隶、山东、山西革命军进行事宜”，号召北方党人“各披肝胆，协力同心”。此时东北军的编制中，第一本队司令刘延汉和预备队司令陈中孚为中华革命党本部人马，第二本队司令朱霁青为东北“泛海来鲁”的革命党人。本队之下，六个支队司令分别为薄子明、马海龙、吕子人、杜仲正、赵中玉、尹锡五，均为山东革命党人，但内中派系林立，缺乏前期统合基础。谢持在给张鲁泉的信中谈到，“据来书青岛已设机关七、八处，各不相谋”，可见当时分裂状况之严重。

根据孙中山的任命，居正本应节制直隶、山东、山西的所有革命党人共同讨袁，然而这一构划显系理想。讨袁之役发动前，在山东本省党人中颇具威望的薄子明虽接受了居正的任命，但影响力更在其上的吴大洲，却未到大连、青岛与居正会合，也始终没有接受居正的任命。吴大洲此前被孙中山任命为山东革命军司令长官，几个月后却得知要被居正所指挥，“因未得全权主持山东军事，慊于居正先生”，其心态和行为不难理解。1916年5月4日，战争伊始，东北军第一支队由薄子明奉居正命令出兵，“厥后吴大洲入据，称都督，自为一部，不奉令焉”。薄子明部攻占周村后，宣布独立，改称山东护国军，成立临时护国军政府，吴大洲加入其中任都督，薄子明为总司令，引发居正强烈不满。护国军至5月底先后占领了邹平、长山、博山等地。5月5日，居正亲率大军自青岛攻至潍县，占领县城东关。5月15日，北洋陆军第五师张树元部与革命军居正议和，至23日率部队退出潍县，东北军入城。其间，居正分派吕子人、马海龙部攻占高密、安丘、诸城等处。此后，潍县、周村始终处于分治状态，潍县称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为居正所控制；周村称山东军政府、护国军第八军，名义上统属于西南护国军军务院，为吴大洲、薄子明控制，完全独立于潍县之外。此外，高密为东北军第二师师长吕子人所占，虽未改编制，但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三处分立，且各处之间及内部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分裂与内耗。

《东北军蒋参谋长日记》封页，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

《东北军蒋参谋长日记》（1916年7月10日、7月11日），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

东北军攻克潍县后，军队扩编，居正任总司令，陈中孚任副官长兼参谋长。第一师长朱霁青驻潍县，辖尹锡五、赵中玉二旅；第二师长吕子人驻高密，自兼一旅长；独立旅长刘廷汉驻昌乐，自兼一团长，俞奋任第二团长。然而，居正对其名下山东籍的部队，如吕子人、马海龙、赵中玉等部，无法做到完全控制。一方面，这些军队接受东北军的编制和命令；另一方面，他们的兵力配置、武器装备、财政粮饷，乃至实际的军事行动，潍县方面均难掌控。时任东北军参谋长的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记道：“军队名册未报，则实员之数难知，饷项无度，其难一也。装械之数不清，则种式难分，战斗力难知；一旦有事，计划难定”，“而乃再三催报，期限早过，终未实行，甚为焦急。”较之于吕子人部截留改编前往潍县投军青年的“小动作”，马海龙部在攻占诸城、安丘后则形同叛乱，居正认为其“背约违命，通款敌军”，命令高密吕子人“就近缉捕”，吕子人率部前往却反被马部扣留，险些遇害，所部也被射杀或缴械。更为严重的问题则是在潍县内部。居正与后来的代理总司令许崇智、副官长陈中孚、师长朱霁青之间，意见也无法统一，涉及到人事任命时尤为明显。蒋介石观察到，陈中孚颇有专擅之嫌，“师长及师长以下各军官，均擅自委定，第一师师长为其腹心朱霁青，部队纪律甚坏”，以致“军中只知有陈副官长，而不知有居总司令”。到后来，居正已很难有效控制名下军队，竟到了“吴、薄、吕、□等俱仇兄，君敌太多”的境地。

周村护国军方面，薄子明最初的基本队伍系在大连招募，攻下周村后成立三团一营，后将部队整编为五个梯团，由赵德胜、李凤岩、左光华、吴季岚、谢宝瑄分任团长。不过直到6月份，“一切处使悉无头绪，亦无甚人物，至今全部内正式军人，不过一二人，尚系新到者”。因此薄子明等人请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崔炳章、徐永昌等到周村，协助新编练成立的部队。同时，吴大洲还请彭占元、刘冠三、左汝霖等为顾问，并将丁惟汾“倚为谋主”，争取山东地方革命力量支持的意图十分明显。军队之中，最为不安定的因素是由大连胡匪组成的“胡子队及五大团，共约三百余人，行为殊属不法。据个中人云此实统驭无状所致，首领只知听宵小攫钱耳”，后来成为周村护国军两次分裂的根源之一。这支部队“暴乱成性，虽已编成军队，仍复不服约束”。吴大洲亦痛恨其军纪败坏，“阳施优礼，而阴实忌之”，并将其移驻王家庄，该部徐景田、栗凤眼等“顾瞻囊橐，延不成行”。7月，吴大洲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逮捕了之前滋事的徐景田，栗凤眼等不愿束手待毙，“先开枪射击”，薄子明、谢宝瑄等“急挥军队四面兜击，凤眼立毙”，由此剿灭了两个团的兵力。8月，团长赵德胜与山东督军张怀芝暗通款曲，吴大洲密令谢宝瑄督率卫士在车站击毙赵氏，随后出动大军进攻赵德胜团驻地，“硝烟弹雨，弥漫天空，历一日夜不能决”。经过两次内乱，周村护国军已成为不满3000人的残弱之师。至11月，吴大洲的亲信谢宝瑄也率部投奔潍县，周村一度戒严。

此外，各处的分裂与不协也集中体现在军队编遣的过程中。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亡，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孙中山要求居、吴二人按兵勿动，“候商黎大总统解决”。8月初，国务总理段祺瑞派其亲信、陆军中将曲同丰任山东军务会办，协助山东督军张怀芝处理民军编遣等善后事宜。东北军方面，居正秉承孙中山之意行事，希望早日将民军改编为国家军队，对于曲同丰的前来颇为乐见，通电称“抚驭劳来，不失其道，鲁难其有豸也”。但当居正为曲同丰到潍检阅一事致信东北军内部时，代理总司令许崇智却邀集陈中孚、朱霁青等开会，最终竟“决议以不受其检阅”。此外，赵中玉部因不愿接受编遣而发生哗变，赵中玉出逃。居正因此事通电全国，宣布赵中玉“包藏祸心，阻挠编遣”，并免去其职。不得已，孙中山亲自致电陈中孚、朱霁青、吕子人、赵中玉等人，希望他们“尤应服从觉生兄主张，急办收束，不得固执己见，与政府再生冲突”，甚至通知居正，“各军如不依令解散，即脱离关系”。马海龙更是早与东北军分道扬镳，“自称系奉督军命令结束该军云云”，张怀芝则对被东北军“通令严缉”的马海龙多所包庇。尽管东北军最终被编为驻潍县的一个混成旅，驻高密的一个混成团和另外三个巡防营，共约9000人，但居正仍有感于“计自交涉开始，至告一段落，费时三月有余。中间经过无数周折，困心衡虑，莫可言宣。因此以后誓不带兵”。可见，此时中华革命党本部已经失去了对东北军的实际领导权。

周村护国军的编遣则单独进行，与东北军无关。吴大洲在丁惟汾的影响下，认为曲同丰皖系色彩明显，而“祺瑞为政必不利于民党”，始终不愿接受曲氏的收编。但其第一旅旅长尤超凡却对此非常不满，持有不同态度，他与刘冠三、吕子人等在济南另谋接受编遣事宜，显见与吴、薄二人已不同调。10月之后，编遣事宜完全由张怀芝负责，吴大洲等人开始与之接触谈判，张怀芝最初与吴大洲协商将其军队编成一混成旅，并支给遣散费33.8万元，不久张氏反悔，只允其编成一步兵旅，发给遣散费30万元，双方为此相持不下。谢宝瑄不满吴大洲迟迟不接受编遣的做法，最终率部投往潍县。随着吴大洲被招入北京后下狱以及张怀芝军队的大兵压境，1917年1月中旬，薄子明呈报官兵花名清册，周村护国军最终完成编遣，被编为一混成旅。不久，张怀芝即将编遣后的两旅一团分别调防山东各处，随后部队被解散者有之、被成建制歼灭者有之，革命党人去职者有之、遇难者亦有之，被各个击破，却毫无招架之力。

三、民族主义与地方利益影响下的舆论

居正（右3）与部属在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第1师司令部门前合影

中华革命党山东讨袁军事行动所遭遇的困境不仅来自革命党人内部的派系纷争与指挥失序所造成的严重内耗，也源于此次军事反袁行动在社会动员与道义合法性构建上的先天不足。当时的革命活动并未呈现出如五四后那样被逐渐“神圣化”的“一种最高的道德和使命实践的正当性”。究其原因，在于革命过程中与列强的互动策略存在失误，也未能妥善维护地方利益。一方面，辛亥革命爆发时山东并未形成全社会范围内的共识，多数民众“不知共和政体为何物”，因而在宣告独立后又很快取消，这反映了山东辛亥革命相对薄弱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部分绅民也对革命的激进态势抱有隐忧，认为革命“以排洋为公共之目的，棍徒一呼，乱民四起，人心鼎沸，转至不可收拾”。与此同时，面对革命后市面不靖、“全省商民，纷纷欲窜”的现象，一些人呼吁当局加强治安并密切同商民的联系。这实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革命同民族主义、社会秩序与地方利益之间的复杂关系。

1915年中日交涉的谈判过程和“二十一条”的部分内容被袁世凯披露后，不仅引起了国际舆论对日本的谴责，更引发了国内民众强大的反日情绪与排日活动。日本当局决定不再支持袁政府，转而扶植反袁势力。孙中山抓住这一机会，同日本朝野人士积极联络。1916年2月至4月间，通过久原房之助，从日本政府处共借款140万元。3月，孙中山告知居正，从日本友人萱野长知处所借得的款项可全部用于山东。从孙中山的另一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处，居正订购了七千余支步枪、七挺机关枪、五门山炮，用于武装东北军。出于与日本各方关系的复杂性及对国内高涨的民族情绪的顾虑，孙中山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与日本方面的接触合作通常是秘密进行的。4月，居正在青岛致电山东将军靳云鹏，要求其退职缴械。电文传至上海，孙中山“颇不谓然”，电嘱居正“此电无益有损”，“以后表面宜避与日人有关系”，其中显然有顾及国内舆论的考量。

日本朝野在军事和财务两方面，均为山东党人提供了诸多便利。1914年，日本借“一战”对德宣战之机，派兵在山东龙口登陆，陆续占领潍县车站、济南，并会同英军攻下青岛，强占胶济全线。居正能够在青岛设立东北军司令部，得益于日本驻青岛守备军司令部的默许。1916年5月，东北军连续两天分别自青岛抵达周村、潍县，朝发夕至，更得益于胶济铁路的运输。5月7日，日本守备队长石浦大佐面见张树元，“迫令开城，让归革党”。次日，吕子人部百余人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沿胶济铁路至高密站下车，“日军知会驻站警察署，谓革党已到，应严禁战斗”。5月23日，日军官中井野等又迫使张树元将军队退至潍县北庞庄一带。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外交部正式向日本驻华特命全权公使日置益控诉日军协助革命党攻击山东当地官宪的种种行为。如警察署长张毓瑞详报了日本军第八旅团司令部翻译冈田偕革命党人与警察署交涉，后又“强行闯入署内，并切断了署内电路，又夺去步枪一百一十支及弹药六箱”，及“驻坊子的日本宪兵均已前往潍县”帮助党人等情况。胶济铁路第二段警察署丘民则报告了5月4日下午“有党人（革命军）及日本人百余名自树林中穿过，并前往警察署，鸣枪（盒子炮），在窗后乱打”，“千余名巡警无法组织有效抵抗”等情。除此之外，日本人还参与到东北军的军队中，萱野长知任顾问，“各队各课皆有日人给事其中”，数目极为可观。吴大洲早也认识到日本帮助的重要性，护国军曾多次举借外债，从青岛购买军械。至军队编遣时，潍县、周村两处所欠日人石木贯一、山田吉泽等债务，共计近60万元。

对于北洋势力和中华革命党双方而言，如何形塑社会对此次双方乃至三方冲突的认知，或许比事实本身更加重要。据此，山东将军靳云鹏向全国发出通电，以强烈的民族主义言辞，指控日军实际操纵着革命党的军队，“假以根据代运枪枝，任其结队训练，复运胶济火车装载大股匪徒”，并表示如果日本将山东视为朝鲜，“我齐鲁誓惟有率本省之军、七百万父老子弟背城借一各死此土，纵令亡国，当表示我中华神明华胄之人格于世界，令于亡国史上留一异彩也”。在反日民族情绪日益高涨的社会环境中，依靠日本力量的革命军实在难以占据舆论上的道义制高点，反而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对革命党人借重外力反袁的做法，时论也多持怀疑批评态度。1916年5月，即有论者投书《益世报》，将国内政治问题同“外人绝无干预之理由”的主权问题区分开来，批评革命党人“尚欲借之以图一逞，不知其是何居心也”。《字林西报》通讯员则谓“革党借重于外人，外人蹂躏我人民”，并议及日本人当年占领辽东，“与今日之山东如出一辙，以致怨声载道，人民无不怀恨”。甚至有报纸将周村革命军迟迟不接受编遣的原因亦归咎于“鲁省民军依仗外力，恣意要挟”，“非官府方面承认代偿外债”不可。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知识青年高语罕在《新青年》发表《青岛茹痛记》（连续三期刊载）。他认定东北军为日本军队所操纵，“凡民军一举一动，无不仰其鼻息。我之民军司令，若木偶耳”，并对革命军与日军在财政、军备上的往来，以及日本对山东经济秩序的破坏等作出严厉批评。总之，高语罕认为：“使中国之护国军，皆如山东之民军，则吾人此次之革命，实造地狱之恶业。”这些指称未必均系事实，但却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时人所接受到的信息和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认知。

这些舆论对革命的参与者构成了不小的压力。如护国军淄博司令沈气含即曾公开表示，“鲁省民军困难之点，首在脱外人羁绊以保国权，次在严军人纪律以慰民望。”参与到军队运作中的徐永昌，很早就洞悉“此地民党原依日人，彼则分两派，一助护国军，一助中华革命军”，但当他看到革命军所使用的火炮“为要塞炮中最旧最小之铜炮”时，还是留下了“此间尽受日人所蔽而购之，耻甚”的感慨，“并悉此间真像”后更是多次想要离开。居正开始本以为“悠悠之口无关重轻”，但当同为革命党人的邓家彦对他也有所责难，质疑其“借盗资寇”时，他也不得不反复解释，“军火械物，虽取自外国，以金易贸，事同商贾，无有权利条约关系”，实是不欲背负媚外求荣的罪名。

而除此之外，希望彻底变革、带有暴力破坏性质的革命，同谋求秩序稳定、市面繁荣的地方绅商利益之间存在巨大张力。绅商对民军严重破坏秩序、强纳逼捐的行径严重不满，导致了革命军在舆论上更加被动。自1916年5月起，“铁路沿线各都市的中国商人或避难，或中断交易，进而形成观望局势。因此，贸易商及制钱买卖人等，受到了不小的冲击”。“革命军为了生存，在被占领土上征收赋税以弥补军费缺口，而政府军今年的赋税已经征收完毕，捉襟见肘，因此开始侵占沿线地区征收的赋税，或掠夺非革命党人的财产”。“中国人民遭受政府军和革命军的双重掠夺，工业和购买力逐渐下降”。仅一个半月内，革命军沿铁路征收的资金和物资共计631260元，日方认为“革命军因长期驻屯，愈发致使附近民众的资源濒临枯竭，最终将使山东全省陷入疲敝。”

这一观察大致不错，就连作为“革命方”的东北军要人，也不得不承认“窃本年自入潍以来，所用饷糈尽仰各绅商供给。数月以来，绅则罗掘俱穷，商则折亏尤甚，凋敝景况，触目惨心。”马海龙部占领诸城后，派部队“分至四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惟枪械、马匹之是求”，即使无枪、马者也不能免其讹诈，对公开抗拒者则强令限期交纳甚至以扣留人质相要挟。他们还向地主、商户强征捐税，统计前后共得“捐输”按市价洋折合计30余万元。不惟潍县、诸城如此，周村护国军受到时人的指摘更为严重。徐永昌即曾记录到：“有谓某首领曰：永和店有埋银十五万，可破门起出之。陈君启才曰：此不成为强盗行为耶？何如先使人居之，窥其果实者，然后再掘之。”两种方式，不啻均系强盗行为。时任周村商会会长的王遂善对讨袁军队更是抱有极大的敌意。1917年5月，他在《古愚轩痛定思》一书中回忆护国军兴期间，周村商会统计共损失银洋217.8万余元，间接损失约100余万元，并痛批护国军破坏地方秩序和商业运营的行为。甚至连周村教会医院的外国教士都投书英文报刊，列叙“及吴大洲来，其军官及兵士用严刑勒索金钱，时出抢劫，城内各商铺几全零落，且房屋多被焚毁，借掩抢劫之迹”，“掳人勒赎成为日常之事”。

“军队林立，饷粮浩烦”，不惟军队“不得不恃绅富量力捐输，以资挹注”，还时常引发盗匪“冒托革命军向乡民勒捐骚扰情形”。在民众认识之中，兵匪之间，几无差异。正如高语罕所言“民军征求无艺，军用浩繁，始而任意派捐，颇形骚扰”，“司令部一纸飞来，众商人如奉丹诏”，他认为“夫吾他省之人民，仅有一层之痛苦。而山东人民，则有三层之痛苦。去一层之痛苦非易，去三层之痛苦更难”，“此非民军，民军义不殃民也”。讨袁部队纪律欠佳，“甚且形同盗匪”，让一些原本支持革命的热血青年也喊出：“我们应再来一次‘讨’讨袁军的革命。”这些新知识青年最终选择站在反讨袁军的一面，或许正是因为中华革命党在山东讨袁军事行动中的种种面相，距离他们心目中的革命认知，实在是反差太大。

出于对革命军的怨忿心理，王遂善、周嘉坦、石彝祚等周村绅商积极活动，持续推动着编遣革命军和审判吴大洲的进程。7月至12月期间，周村绅商二十余次致电或谒见包括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段祺瑞及山东军务会办、督军、省长、省议会议长在内的政界人士，“痛述吴、薄蹂躏之苦”，不断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自12月吴大洲奉黎元洪之命入京后，即遭段祺瑞逮捕拘禁，“嗾人讼以军律不严，锻炼成狱”。虽部分国会议员致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吴大洲，但王遂善等绅商却接连致电政府，力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公诉吴大洲时，王遂善又先后上书国务院及陆军部，历数吴大洲逼杀前劝业道石金声等罪过，“连章控讦”，在此情形下，陆军部判处吴大洲无期徒刑。1918年11月，吴大洲病逝狱中。从个中角度观之，革命党人吴大洲非死于革命之败，而实死于绅民之手。

结语

作为北方省份，山东的地理位置与环境堪称独特。一方面，胶东半岛面向海洋，仅“烟台一埠，处山东半岛之中枢，为津、沽之门户，南北要道，交通四达，在党人运动时代，往来各地，无不经此”，青岛、威海等天然良港亦多类此，为社会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津浦铁路纵贯鲁西，使之与京津连为一体，北京政府对山东的严密控制无时稍懈。由是观之，内与外、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割裂因素，始终存在于近代山东的社会变迁之中。正因如此，山东革命始终呈现出复杂的多重面相。这种特征最早体现在辛亥革命前后，山东革命党人力量弱小分散，策动山东独立失败，后又在烟台等地发动起义，终因实力所限不得不引入同盟会本部力量，但这也导致本省党人与前来援助的外省党人之间产生矛盾，并进一步加剧了本省党人各团体之间的内部分化。缺乏统一指挥，土客分离倾向，也成为日后讨袁之役革命军队分裂的造因。

“二次革命”后，中华革命党的军事反袁方略几经调整。陈其美等人最初确曾设想将革命重心置于北方。然而一开始，无论是德国的胶澳总督，还是日本的关东都督府、青岛守备军司令部，均在不同程度上选择支持袁世凯政府，严重压缩了革命党人的活动空间。不得已之下，中华革命党只能将反袁重心重新放回南方，在人员、武器、经费等方面多所挹注。在此期间，孙中山并未完全放弃策动山东革命，但重心多放在并无统属关系的人事安排上，具体计划实施停留于构想层面，如联合绿林人士和运动军界等。这实际上也是中华革命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讨袁战争的困境缩影。1916年革命党人山东讨袁之役得以迅速进展，与其说是革命党人长期努力的结果，不如说与中日关系突变、日本开始支持“反袁”势力的形势有着密切关系。居正等人依托山东地理区位优势和既有组织基础，抓住这一契机，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沿胶济铁路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占周村、潍县、高密等地，成为护国运动期间由中华革命党人所主导的声势最大的反袁军事行动。

随着袁世凯病亡，中华革命党的山东讨袁之役就战术层面达到了既定军事目的。然而，就战略层面来看，革命党人却得不偿失。“内”与“外”之间的平衡难以掌握，使得山东革命党人在引入外力、打破自身组织原有秩序平衡的同时，又产生了诸多难以解决的新矛盾，是以治丝益棼，疲于应对。外省党人强势介入并与山东本省党人不和，使革命军自一开始便陷入分裂和内耗之中。更重要的是，在北京政府强力控制下的山东，中华革命党人不得不借助外力开展的军事行动，适逢民族主义浪潮的兴盛，终因接受日本的军事和财政支持，及战争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彻底失掉了包含知识界和地方绅商在内的社会基础与诉诸社会舆论的道义合法性。充满理想主义的孙中山将恢复临时约法的希望寄托在其他军阀身上，命革命党人放弃掌握的军队，而事实却令他一再失望，再造共和的政治愿景更是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