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也并非所向披靡 – 致敬巴尔拉赫（上）

来源: 德国的故事   作者: 孙小平

巴尔拉赫的作品：老鸨之二（1920）

三十余年前，导师邀请复三先生来汉堡大学讲学，导师让我事先问一下先生在汉堡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打算和计划。复三先生告知想见一下关愚谦先生，如果时间允许还想参观巴尔拉赫在汉堡的画展或纪念馆。那时在德国初来乍到，根本对巴尔拉赫闻所未闻，后来打听到了在汉堡西部叶尼诗公园里有“恩斯特·巴尔拉赫之家”（Ernst Barlach Haus），是汉堡烟草大王赫尔曼·瑞兹玛（Hermann Reemtsma 1892 – 1961）建立的对公众开放的巴尔拉赫艺术馆。

汉堡“恩斯特·巴尔拉赫之家”外景

1934年，瑞兹玛经过艺术家雨果·克辛格尔（Hugo Körtzinger 1892 – 1967）介绍，慕名来到巴尔拉赫人生后期居住的德国东部小城居斯托夫（Güstrow，现更名为居斯托夫-巴尔拉赫城），与巴尔拉赫结识。瑞兹玛对巴尔拉赫一见倾心，开始收藏大师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巴尔拉赫因为纳粹上台被边缘化而造成的经济窘迫局面。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瑞兹玛成立了恩斯特·巴尔拉赫基金会，他个人收藏的所有藏品均归基金会所有，并在汉堡西部的寸金之地叶尼诗公园（Jenischpark）建造“恩斯特·巴尔拉赫之家”，对公众开放。巴尔拉赫的作品除了在世界各地的著名艺术馆有数量众多的馆藏外，德国目前共有四家专门纪念巴尔拉赫的艺术场馆，分布在汉堡，居斯托夫，拉策堡（Ratzeburg）和大师的出生地维德尔（Wedel）。这种现象据说是全球仅有。

1935年，巴尔拉赫（中）与克辛格尔（左），瑞兹玛（右）在居斯托夫，背景为瑞兹玛收藏的“听者”九件组雕

汉堡巴尔拉赫之家镇馆之宝“听者”九件橡木组雕，巴尔拉赫陆续创作于1930 – 1935年间。“听者”原初是巴尔拉赫与波恩市为纪念贝多芬的签约创作，主题为音乐聆听者，或曰音乐和人的关系。后纳粹兴起，巴尔拉赫被边缘化，波恩市取消订单。订单被取消时，巴尔拉赫已完成三件，在瑞兹玛的鼓励下，巴尔拉赫最终完成了九件组合，全部被瑞兹玛私人收藏，后捐给巴尔拉赫基金会，现为汉堡巴尔拉赫之家的镇馆之宝。从左至右依次为：做梦的女人，虔信者，跳舞的女人，盲者，远行者，朝圣女人，多愁善感者，得赦免者，期盼中的女人

感谢复三先生的启蒙，陪先生去参观过巴尔拉赫之家后，算是对巴尔拉赫有了一个初步的直观认知。先生由汉堡回到比利时后，曾有书信往来，除对生活学业多加鼓励嘉勉外，还专⻔提及巴尔拉赫。赵先生称巴尔拉赫不仅是欧洲现代最重要的表现主义艺术大师，还是杰出的作家和戏剧家，而在中国巴尔拉赫几乎不为人知，嘱我在求学之余，可考虑将巴尔拉赫介绍到国内，那将是一桩十分有意义的功德之举。

恩斯特·巴尔拉赫（Ernst Barlach 1870 -1938），生于北德石荷州紧邻汉堡的维德尔（Wedel）的一个医生家庭，后随家庭⻓期在石荷州风景如画的拉策堡（Ratzeburg）居住。据巴尔拉赫回忆，幼时他经常跟随父亲乘坐马车出诊，对德国北部的人文风情特别是对社会“低端人口”的艰难有切身的感触。中学毕业后，巴尔拉赫先后在汉堡和德累斯顿学习艺术， 1895年在巴黎游学一年。

巴尔拉赫的父亲乔治·巴尔拉赫（Gerog Barlach 1839 – 1884），长期在德国北部行医，少年巴尔拉赫时常跟随父亲出诊，这段经历对巴尔拉赫影响很大

幼年巴尔拉赫（左）与二弟汉斯

巴尔拉赫家庭曾在拉策堡居住的房屋，紧邻圣彼得教堂，现为巴尔拉赫博物馆，巴尔拉赫对拉策堡和这栋房屋感情深厚，在回忆录中称拉策堡为“美水之地”，并将这栋房屋称之为“爸爸的老屋”（altes Vaterhaus）

学生时代的巴尔拉赫

“华丽年代”时期的巴黎，乐观奔放，花里胡哨的新兴艺术流派林林总总，应该对每个小地方来的文艺范儿都诱惑力十足，不过，来自北德的巴尔拉赫却与之格格不入。巴尔拉赫自己回忆道，奇怪的是，巴黎的岁月对他的具象艺术生涯几无裨益。巴尔拉赫更多的时间是和巴黎的一批文学家诗人厮混，在他们的影响下，巴尔拉赫的生活波希米亚风满满，并开始文学和戏剧创作。

在巴黎游学后回到德国的十年间，巴尔拉赫主要在汉堡和阿尔托纳（Hamburg-Altona）活动，目前仍然有不少雕塑作品存世，他甚至还赢得了汉堡市政厅广场重新规划设计竞赛奖，但是总的来讲巴尔拉赫的精神状态和具象艺术创作是处于一个抑郁迷茫困顿的状态，用他本人的话说是“地狱般地度日”（Tägliche Hölle）。

1897年巴尔拉赫为汉堡附近的阿尔托纳（Altona）市政厅创作门楣浮雕

对巴尔拉赫的艺术发展方向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1906年为时两个月的俄罗斯游历，当时巴尔拉赫的二弟汉斯在乌克兰为一家德国供暖公司工作。四兄弟中行大的巴尔拉赫和三弟尼克劳斯去乌克兰汉斯处度假并在俄罗斯旅行。这段几乎可以说是事出偶然的阅历，使巴尔拉赫得到了空前的创作灵感，彻底改变了他的艺术风格。俄罗斯苍凉无垠的大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的文学作品，苦难窘迫而又虔敬的⺠众，健康硕壮朴拙而又不失生活情趣的俄罗斯大妈，激起了巴尔拉赫强烈的共鸣，深切的同情。俄罗斯之行对巴尔拉赫的创作风格的影响终其一生，也使巴尔拉赫的关注眼光从此聚焦在社会低端人口，在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上。

1906年巴尔拉赫（左）与胞弟汉斯和尼克劳斯在俄罗斯

孩子的葬礼（1906/1907）

巴尔拉赫俄罗斯游历后创作的“乞讨女人”

1906年的俄罗斯游历不仅意味着巴尔拉赫艺术道路的新生，在私人生活方面于其也是非常重要的年度。巴尔拉赫和他的模特罗莎·施瓦布（Rosa Schwab）的非婚生子尼克劳斯于该年在柏林降生，但是罗莎是一位裁缝，社会地位低下，当然不可能被巴尔拉赫接纳，然而巴尔拉赫不愿意放弃尼克劳斯，最后通过一场官司成功地剥夺了罗莎对孩子的抚养权。

巴尔拉赫（右）与罗莎非婚所生尼克劳斯（左），尼古劳斯为巴尔拉赫唯一后嗣

俄罗斯游历之后，在俄罗斯传统农民艺术的影响下，巴尔拉赫的雕塑作品迅速形成了自成一体的风格。巴尔拉赫用于雕塑创作的材料起初主要是不为学院派雕塑家认可的木质，后亦使用灰泥，青铜和陶瓷为质材。俄罗斯之后巴尔拉赫创作的人物形象，朴拙大器，服饰多为线条粗犷且流畅的长袍大麾，细节多注重于面部，给人以纪念碑般的稳重和庄严感。在艺术史流派归类中，巴尔拉赫被视作德国表现主义艺术的领军人物，但是巴尔拉赫本人并不十分认可这一荣誉标签，巴尔拉赫反对抽象艺术，反对表现主义艺术的其他极端流派，因此，将巴尔拉赫作品称作夸张的现实主义艺术也并不荒腔走板。就艺术理念和表现手法来看，巴尔拉赫与纳粹式的豪迈张扬好斗，追求时代正能量的艺术理念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因此，纳粹党内戈培尔等极少数真正受过像点样子的教育的高干曾经是巴尔拉赫的粉丝，戈培尔不仅收藏巴尔拉赫的作品，甚至声称巴尔拉赫是德国最伟大的雕塑家，应该将以巴尔拉赫为代表的北方表现主义（nordischer Expressionismus）艺术提升为纳粹党国的官方艺术（Staatskunst），但是，深植于巴尔拉赫内心深处的和平主义，人道精神和悲悯情怀决定了巴尔拉赫不可能与纳粹的新时代意识形态沆瀣一气。在巴尔拉赫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明确的反战立场，是巴尔拉赫与纳粹分道扬镳的关键节点。

除了在雕塑绘画等艺术形式上的建树，巴尔拉赫也是杰出的文学和戏剧作家，他的诗歌，散文和游记等均出手不凡，而他的剧作“诺亚洪水”，“蓝色的波尔”，“死亡之日”等一直是德国戏剧界的热⻔剧目，迄今仍在上演。

居斯托夫的恩斯特·巴尔拉赫剧院，定期上演巴尔拉赫的剧作

面对居斯托夫恩斯特·巴尔拉赫剧院的雕塑，原型为大师晚年的一张照片，体现了巴尔拉赫困顿颓丧的精神面貌

巴尔拉赫主要在德国北部活动，在汉堡和汉堡周遭的拉策堡，吕⻉克（Lübeck），基尔（Kiel）街头可⻅不少巴尔拉赫的传世之作。在基尔市中心尼古拉教堂前耸立着巴尔拉赫著名的无标题雕塑“神灵战士”（Geistkämpfer）。1924年，基尔市政府邀请巴尔拉赫为城市创作一座大型公共雕塑，用以“美化城市”（Verschönerung der Stadt），巴尔拉赫对此类无命题委托创作并不热衷，宁愿“自选创作主题”。几经踌躇，直到基尔市政府许诺巴尔拉赫完全的创作自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巴尔拉赫才于1928年初与基尔签约，同年创作完成“神灵战士”，并在基尔圣灵教堂前安放。巴尔拉赫并没有为他的作品命名，可能是因为雕塑安放在“圣灵教堂”（Heiligengeistkirche）前的缘故，基尔一家报纸将之称为“神灵战士”，事后“神灵战士”的名称也得到巴尔拉赫认可。尽管当时巴尔拉赫的艺术名望如日中天，但是基尔民众对“神灵战士”的反应并不友好甚至敌对，以致1928年12月的揭幕仪式几乎是偷偷摸摸举行的。巴尔拉赫曾经专门到基尔查看“神灵战士”在基尔安放后的效果，结果失望地发现当地的氛围“冷冰冰的”，“神灵战士”手中的剑茅还在夜间被人折断。

战后在基尔圣尼古拉教堂前重新安置的“神灵战士”是巴尔拉赫为数不多的无标题雕塑作品，巴尔拉赫除了顺应媒体也将之称为“神灵战士”外，对作品本身并没有过多的阐释，只是称“神灵战士”为“心路的外在展示”（die äußere Darstellung eines inneren Vorgangs）

巴尔拉赫在基尔遭到民众冷遇其实另具深层的政治和社会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之后，军方一直在私下与苏俄合作，秘密重整军备。军港城市基尔是德国海军的指挥中枢和舰船生产基地，而巴尔拉赫曾经与一批左翼和平主义艺术家联署公开信，揭露德国军方违反凡尔赛协议，在基尔秘密建造被协议禁止的重型军舰。这种向境外敌对势力递刀子的行径，政治上当然为德国爱国群众所不齿，经济上则可能葬送基尔民众的生计。1933年纳粹掌握政权之后，基尔人民对“神灵战士”的反感开始公开化，尖锐化，地方报纸指称“神灵战士”是文化垃圾，是布尔什维克的文艺样式。一位在基尔驻防的海军指挥官写道，如果用一个木箱罩住雕塑，再在木箱上胡乱喷上颜色，也比目前的雕塑更美，他建议将雕塑回炉融化，金属回收，此乃“神灵战士”对祖国建设能够作出的唯一贡献。

民意难违，为紧跟时代潮流，追悔莫及的基尔市政府开始寻求移除“神灵战士”的可能性，但是遭到戈培尔执掌的帝国宣传部要求其慎重行事的劝阻，尽管如此，1937年4月20日，适逢希特勒的48岁生日，基尔市还是拆除了“神灵战士”，移放至基尔著名的陶洛夫博物馆（Thaulow Museum）。同年11月，在巴尔拉赫被全国人民一片喊打的大背景下，帝国艺术联合会要求基尔市将进入“被没收的堕落艺术品”名单的“神灵战士”运去柏林，而基尔市政府则因为不愿意承担运输费用，坚持要将雕塑就地熔毁。1939年，帝国宣传部通知基尔市政府，根据元首的指示，作为应该被没收的“堕落艺术品”，“神灵战士”已经属于国家财产，基尔市不得擅自处置，应当由帝国卖给外国客户，以增加帝国的外汇储备。这个所谓的外国买主其实是巴尔拉赫的助手和经纪人伯恩哈德·倍默尔（Bernhard A. Böhmer 1892 – 1945），倍默尔是寥寥几位被纳粹当局授权向国外销售“堕落艺术品”的经纪人之一。倍默尔暗度陈仓将“神灵战士”分解成四截，先运回柏林，然后装箱运到巴尔拉赫的好友雨果·克辛格尔（Hugo Körtzinger 1892 – 1967）在吕讷堡石楠花垣一名叫什乃伽（Schnega）小村的工作室隐藏，“神灵战士”因此得以完好无损保存到战后。

1937年4月20日为希特勒48岁生日，基尔市成功拆除圣灵教堂前的“神灵战士”，得以与“堕落艺术家”巴尔拉赫划清界限

有趣的是，1946年，纳粹政权覆亡伊始，当初巴不得将“神灵战士”立刻熔毁，以便跟上新时代潮流的基尔市政府得知艺术品劫后余生，遂作为当然所有者要求归还“神灵战士”。可是事情并不是基尔市政府想得那么简单，同样提出所有权诉求的还有巴尔拉赫之子尼古劳斯和倍默尔之子彼得，他们的父亲已经分别于1938年和1945年离世，而冒险保藏艺术品的克辛格尔则宣称当年倍默尔已经将雕塑卖给了他，因此他才是合法的所有者。这场多头官司整整僵持了七年，基尔市最终用两万多西德马克作为和解费讨要回了“神灵战士”。1954年6月，因为圣灵教堂已经在战争中被炸毁，“神灵战士”被隆重地置放在圣尼古拉教堂西侧。从此，基尔市民以拥有“神灵战士”为荣，曾经痛骂贬损巴尔拉赫的当地媒体则声称“任何城市的纪念设施或公共艺术品都不及巴尔拉赫的神灵战士给基尔带来的国际文化声誉”。

汉堡市政厅广场西北沿临阿尔斯特内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汉堡阵亡子弟纪念碑上的浮雕 “悲伤的母亲与孩子” 为巴尔拉赫1930 – 1931年应汉堡市政府之请创作，汉堡市民当时以此为傲，将纪念碑直呼为“巴尔拉赫”。1933年纳粹上台以后，巴尔拉赫被边缘化，“悲伤的母亲与孩子”也因为表现了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哀伤悲痛，不去刻画为祖国捐躯而甘之如饴的英烈形象，不正面歌颂英雄而屡遭攻讦。1937年巴尔拉赫的作品入选纳粹操弄的“堕落艺术展”（Ausstellung der entarteten Kunst），正式跻身被横扫的“牛鬼蛇神”行列。1938年汉堡市政府迫不及待地公示铲除纪念碑上的“悲伤的母亲与孩子”浮雕，对风烛残年，生存时日可计的巴尔拉赫进行公开羞辱。“悲伤的母亲和孩子”被铲除之后，代之以出自汉堡艺术家汉斯·马丁·鲁沃德（Hans Martin Ruwoldt 1891 – 1969）之手的一只昂扬展翅的雄鹰，鲁沃德本人将这只充满时代正能量的雄鹰称为“涅槃重生之雄鹰般凤凰”。纳粹政权垮台后，汉堡市立刻把雄鹰铲除，将“哭泣的母亲与孩子”重新镌入纪念碑，碑文随后亦修改为纪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汉堡子弟，汉堡人又恢复了对其“巴尔拉赫”的习称。今天，耸立在汉堡市政厅广场前的“巴尔拉赫纪念碑”，自陈其丑，以丑为诫，向世人展说一贯以汉莎自由市自重自傲的汉堡的蒙羞之举。

1938年前汉堡市政厅广场上的“巴尔拉赫”

二战期间“哭泣的母亲和孩子”被铲除，代之以一展翅翱翔的雄鹰

纳粹政权垮台后，汉堡市政府在纪念碑上重新镌入“哭泣的母亲与孩子”，无疑是在时时刻刻提醒人们记住以自由自主自诩自傲的汉莎联盟汉堡市当年的蒙羞之举（照片背景建筑即为著名的汉堡市政厅）

距汉堡东北70公里，座落有“万般美誉加之均不为过”的汉莎联盟古城吕贝克。人们在吕贝克城内圣卡特琳娜教堂山墙上可以看到巴尔拉赫1929年开始创作的组雕“圣徒族群”（Gemeinschaft der Heiligen）。1929年，著名艺术史家，时任吕贝克圣安娜博物馆馆长的卡尔·海瑟博士（Dr. Carl Georg Heise 1890-1979）来到居斯托夫，请巴尔拉赫为圣安娜博物馆创作一些馆藏作品。海瑟在参观了巴尔拉赫的人物雕塑后，临时改变计划，决定委托巴尔拉赫创作一组12-16座圣徒人物组雕，雕像大于真人约百分之五十，全部完成后置放于卡特琳娜教堂西侧山墙的瓮龛中，命名为“圣徒族群”（Gemeinschaft der Heiligen）。同年巴尔拉赫即完成了第一座雕像“拄拐乞丐”（Bettler auf Krücken），临时置放于吕贝克的一座公园中，供市民参观。“拄拐乞丐”并不在海瑟和巴尔拉赫拟定的圣徒名单里，然而在巴尔拉赫的眼中，贫穷为大，伶仃困苦者为大，这样的社会低端人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圣徒。有趣的是，当时为“拄拐乞丐”能否跻身圣徒族群曾经在吕贝克市民中征询意见，遭到了多数市民的明确否定，愤怒的市民还发起了签名运动，要求取消巴尔拉赫的订单，吕贝克不需要巴尔拉赫式的表现社会负能量的圣徒。

吕贝克荷尔斯坦城门，德意志国家的象征，城门上的拉丁语意为“和谐和平进出（此门）

吕贝克历史上以经营盐业开通商贸闻名，富可敌国，曾经为汉莎城市联盟盟主，图左侧为赫尔斯坦城门，右侧为15-16世纪建造，至今保存完好的盐仓

在创作圣徒族群过程中，纳粹运动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具有显明人道主义和和平主义倾向的巴尔拉赫理所当然被视为纳粹意识形态的天敌。邪恶势力的兴起，导致巴尔拉赫的“圣徒族群”创作中辍，仅完成了“拄拐乞丐”，“唱歌修士”和“风中的女人”三座。在海瑟和卡特琳娜教堂的安排下，三座雕像临时被安置在教堂内唱诗班坐席之上，巴尔拉赫对他的作品被安放在教堂中的这个位置比对计划中的在山墙上安放更为满意，但是他也敏锐地意识到，雕像在这个位置会更容易被“他们”注意从而被清除。1937年，巴尔拉赫被纳粹当局正式界定为“堕落艺术家”，雕像也面临被毁的命运。所幸海瑟博士是以个人名义与巴尔拉赫签订的合同，因此三座雕像被多少还对保护私产的法律有所忌惮的纳粹当局界定为海瑟的私人财产，从教堂移除后归还给了海瑟，从而免遭被毁的命运。1947年，纳粹主权覆灭后两年，时任汉堡艺术馆（Kunsthalle Hamburg）馆长的海瑟博士终于能够将他保护了多年的三座雕像安放到了与巴尔拉赫商定的卡特琳娜教堂的山墙上，了却了多年的夙愿。今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吕贝克吸引着各国各地的游客，在卡特琳娜教堂的山墙前，人们无不驻足，向大师致敬，向圣徒族群所蕴含的悲悯通达的人文情怀致敬。

吕贝克卡特琳娜教堂西侧山墙上“圣徒族群”组雕，左侧三尊雕塑为巴尔拉赫作品，战后又增补了中部和右侧六尊塑像

吕贝克卡特琳娜教堂山墙上“圣徒族群”巴尔拉赫的三尊雕塑，“风中的女人”，“拄拐乞丐”，“唱歌修士”（从左至右）

拉策堡修院庭院中的“拄拐乞丐”，系巴尔拉赫后人重铸所赠，因为能够靠近并无遮挡观赏作品，效果极为震撼

居斯托夫格特鲁德小教堂（Gertrudenkapelle）中陈列的“风中的女人”

守护拉策堡巴尔拉赫家族墓地的唱歌修士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巴尔拉赫也和绝大多数德国民众一样，陷入了民族主义狂热，同仇敌忾支持战争。同年巴尔拉赫创作木雕“复仇者”（Rächer），表现了强烈的愤怒和昂扬的斗志。巴尔拉赫在战争爆发时写道：祖国意味着我们生长的环境，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家庭，我们是被侵犯的一方，须用至圣的勇气和至上的力量应对之。尽管巴尔拉赫已过不惑之年，且患有心脏病，仍然积极主动报名参战，于1915年被编入陆军部队，三个月后因病在其他著名的艺术家联名呼吁下复员。巴尔拉赫退出军队之后，亲身经历使他对战争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战争的血腥残忍，因国家或民族之名的杀戮，对生命的极度蔑视，促使巴尔拉赫对民族主义狂热和对所谓爱国战争完全转变了立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巴尔拉赫创作“复仇者”，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情绪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经济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得到复苏，社会上兴起了建造一战纪念碑的风气，使得巴尔拉赫有了很大的施展空间。然而，因为显而易见的和平主义立场和对战争的反思态度，巴尔拉赫创作的一系列作品，问世伊始，即引起很大争议。

1925 – 1929年巴尔拉赫用了四年时间为马格德堡大教堂创作了大型木雕，史称“马格德堡纪念组雕”（Magdeburger Ehrenmal）。“马格德堡组雕”被认为是巴尔拉赫从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转化为持反战立场的和平主义者的心路历程的外在体现。马格德堡纪念组雕表现形式为六个人物，实际则是三个士兵与他们在战争中的各自“变相”，组雕用三大块橡木雕刻后粘结完成。后排站立的三个士兵，他们扶持着标志战争年份的十字架，面容悲戚呆板，形似站立在死难战友的墓坑前。前排三个半身形象分别为恐惧的蒙面人，戴着钢盔的骷髅和胸前挂防毒面具的捂住双耳不敢睁眼的受到惊吓的男子。巴尔拉赫将马格德堡纪念组雕称作是他生平“最宏伟和最具责任感的作品”，特意将自己的面容作为受惊吓的男子脸部原型。

马格德堡纪念组雕，巴尔拉赫称后排中间的头绑绷带的伤兵是精神领袖，眼光空洞，象征着失败的理念，破碎的梦想。站立于其左右的则分别是老兵和新兵。前排三个半身形象是三个士兵的“变相”，由左至右分别为苦难，死亡和绝望，右下侧象征绝望的闭眼捂耳的面部形象是以巴尔拉赫本人的面部为原型创作的

巴尔拉赫自己解释说，马格德堡组雕的创作初衷不是纪念战争，而是对现代战争造成的空前规模的苦难的一个“反思符号”（Denkzeichen der schmerzhaften Erfahrung einer neuen Dimension des Krieges），德意志精神中关于战争能净化人类的形而上学的扭曲的历史观应该通过反思转而净化为对和平的追求。马格德堡组雕一经面世，即受到社会各方面包括教会以及“德意志基督徒”的攻讦和责难，认为巴尔拉赫塑造的不是德意志的民族英雄，作品没有歌颂保卫祖国的无畏将士，而是表现了一群懦弱猥琐的求生者，是对德国工人阶级的歪曲，是下等种族崇拜，布尔什维克文化等等。1929年，纳粹党的意识形态首脑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senberg 1893 – 1946）亲自出马攻击马格德堡组雕为“非德意志”和“种族属性可疑”，因为纳粹党当时还是在野党，巴尔拉赫对罗森贝格并不买账，以讽刺辛辣的口吻为自己的艺术观点辩护，因此与罗森贝格结下了梁子。由于巴尔拉赫是与普鲁士当局签约，根据普鲁士19世纪初的世俗化法令，国家对教堂具管辖权，身为右翼钢盔团成员的马格德堡大教堂主任牧师和教会对巴尔拉赫的抵制无果，1929年11月的“亡灵星期日”，马格德堡组雕在大教堂安放。

1933年纳粹上台，教会即迫不及待启动将纪念组雕驱逐出马格德堡大教堂的程序。1934年组雕被移除，转运到柏林国立画馆的仓库存放，之后又被伯恩哈德·倍默尔私下用1000帝国马克买下，组雕幸免被毁，得以完好无损保存到战后。马格德堡纪念组雕的坎坷波折多少有些命运弄人的味道，庆幸的是纳粹对之发难时间节点较早。纳粹掌权伊始，还多少被魏玛旧体制牵制，不能完全为所欲为，不能像破四旧那样放把火烧掉了事，如果再晚几年，组雕就很难逃脱彻底被毁的命运了。

1955年，纪念组雕得以在马格德堡大教堂重新安放

纳粹政权垮台后，帝国分裂为东西德国，东西双方意识形态对立，“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是两德关系的常态，不过已故的巴尔拉赫却左右通吃，正动和反动的两个德国均给予肯定。社会主义的东德认为巴尔拉赫是“普罗”艺术家，是为劳苦大众无产阶级服务的，资本主义的西德则强调巴尔拉赫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和基督教元素，可谓各取所需各得其所。1955年，“马格德堡纪念组雕”不事声张地被重新放回了地处东德的马格德堡大教堂内，之后却成了东德战后历史的见证和民众追求和平，推动社会公正的原动力。1981年1月16日，为纪念1945年1月盟军对马格德堡的毁灭性轰炸，教堂会众和马格德堡市民聚集在纪念组雕前祈祷，从此在“巴尔拉赫”（am Barlach）前祈祷成为大教堂的一个特定的礼仪。每年的11月，在全球教会发起的“普天下和平十年”（Ökumenische Friedensdekade）活动感召下，民众每天在“巴尔拉赫”前聚集祈祷。因为是在教堂内部，寻求出走西方的东德居民也把“巴尔拉赫”作为相对安全的聚汇处，人们在此交换信息，企盼出走平安。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直接引发东德易帜的“星期一示威”（Montagsdemo）遍布各大城市，马格德堡大教堂是全城起事中心。每逢星期一，人们都是首先聚集在纪念组雕前祈祷，在“巴尔拉赫”发散出的和平人道精神的鼓舞下走向街头抗争，当时在“巴尔拉赫”前燃烛祈祷的人数往往逾万。

马格德堡大教堂里的“巴尔拉赫”在东德时期成为人们重要的精神生活场所

在创作马格德堡纪念组雕的同时，巴尔拉赫还应他人生后期的居住地居斯托夫大教堂之请，为庆祝大教堂建堂700周年，创作一座一战被难者纪念雕塑。巴尔拉赫否定了教堂原先露天立碑的方案，放弃了流行的戎装士兵或源于基督受难图的题材，诸如悲伤的母亲抱着死去的儿子哀恸之类的艺术模式，颠覆性地另类构思，创作了铜雕“悬浮者”（der Schwebende），又被称作“悬浮天使”。全部创作巴尔拉赫分文不取，教堂只是承担了铜材费用。

已有近800年历史的居斯托夫大教堂

“悬浮天使”于1927年完成，悬挂于大教堂偏殿内。作品的立意极为独特且不寻常，悬浮在空中的天使头部竭力抬起，双目紧闭，面容悲戚，双臂合胸，双足赤裸，衣褶线条僵硬，与想象中天使悬浮的姿态全然不合。悬浮的天使与地面和时间分离，僵硬的衣褶线条使人们感觉到，天使应该是站立在地面上的，只是不忍⻅人间的残忍，不堪人性的败坏才骤然⻜离地面。巴尔拉赫自己将悬浮者称为“命运之形”，他表述过悬浮天使创作的构思来源：“在战争期间，时间对我来讲已经静止。在地面上，时间已经没有意义。我要把我的感觉通过这个在虚空中浮动的命运之形表现出来”。

居斯托夫大教堂内的“悬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