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也并非所向披靡 – 致敬巴尔拉赫（下）

来源: 德国的故事   作者: 孙小平

人们注意到，天使的面孔与德国女雕塑家，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 1867 – 1945）的形神均十分相似。珂勒惠支与巴尔拉赫相熟相知，他们人文立场鲜明，憎恶社会不公，对社会弱势和底层深抱悲悯情怀，进而反对强权，反对暴力，反对战争。1914年，不顾丈夫的犹豫，被爱国热情激励得走火入魔的珂勒惠支支持尚未成年的儿子彼得志愿入伍，彼得开赴前线伊始即在⻄线战场阵亡。铭心刻⻣的失子之痛，使珂勒惠支的政治立场更加左倾。1927年珂勒惠支曾经访问苏俄，之后长期为苏俄洗地，因此凯特·珂勒惠支的名字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艺术界耳熟能详。在鲁迅先生的大力推介下，莫名其妙成为普罗（无产阶级）专利艺术的版画一时在左派艺术圈子中⻛行，而擅⻓版画的珂勒惠支则成为了中国左派艺术家的偶像。在谈及天使的面容与珂勒惠支的关系时，巴尔拉赫说道: “在创作天使时，珂勒惠支的面容进入了我（mir heieingekommen），这是一种潜意识的接纳。如果事先就打算以凯绥为原型，事情很可能就砸锅了”。在另一个场合巴尔拉赫说起，他无法忘却珂勒惠支失去儿子后的神情。

凯绥·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 1867 – 1945）

“悬浮天使”堪称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之一，但是天使身后的命运却是跌宕坎坷，几遭灭顶之灾。和巴尔拉赫所有的作品一样，天使毫无悬念地遭到了纳粹政权和大多数德国民众的抵制。1937年天使被移出居斯托夫大教堂，送到什未林（Schwerin）的一个仓库“看管”，1941年，德国进入战时经济，在“德国人民大献钢铁”（Metallspende des deutschen Volkes）运动中，天使被回炉熔化，变成了杀人的弹药枪炮。巴尔拉赫本人十分钟爱“悬浮天使”，他在居斯托夫民众抵制“悬浮天使”的呼声甚嚣尘上的时候说过，天使如果被驱逐，他的生命也行将结束。一语成谶，1937年天使被逐出居斯托夫后，巴尔拉赫的健康状况急速恶化，一年后，身心交瘁的巴尔拉赫在波罗的海海滨罗斯托克溘然离世。

1939年1月，巴尔拉赫去世已逾两月，巴尔拉赫生前的经纪人伯恩哈德·倍默尔似乎有先验感应，私下委托柏林的诺阿克铸坊用保存在铸坊里的“悬浮者”的原始母模重新铸造了一尊“悬浮者”并藏匿于罗斯托克附近的一座农舍里，后来风声渐紧，“悬浮者”又被转移到雨果·克辛格尔在吕讷堡石楠花垣的工作室隐藏，1941年，居斯托夫的“悬浮者”被回炉，柏林诺阿克铸坊的原始母模也在战争期间被毁，如果没有倍默尔的先知先觉，今人就只能通过老照片欣赏“悬浮者”了。战后，倍默尔私铸的第二尊“悬浮者”被安置在科隆市中心的安东尼特教堂，同时由安东尼特教堂出资用此“悬浮者”翻模，制成第二代母模。1952年，用此第二代母模为居斯托夫教堂重铸了“悬浮者”，仍旧悬挂于大堂偏殿的当年的位置，居斯托夫大教堂因此成为德国知识分子和艺术爱好者的朝圣地。

科隆安东尼特教堂里的“悬浮者”，刻在天使下方石板上的年份经过三次修改，由起初的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 – 1918）改为增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份（1939 – 1945），后来又把1939改为了1933，一个数字的改动大大强化了艺术品的历史意义，体现了新一代德国人对自身历史的诠释和反思

巴尔拉赫好友雨果·克辛格尔在吕讷堡石楠花垣什乃伽村的工作室，外墙上的瓮龛是专门为巴尔拉赫“圣徒族群”之“风中的女人”的砖画设计预留的。因为地处偏僻，诸多隐藏在此的被时代唾弃的巴尔拉赫的“堕落艺术品”得以瞒天过海，熬过至暗岁月。据邻居介绍，倍默尔私铸的第二尊“悬浮者”当年就是被分置在普通木箱中，堆放在图右的扶梯下方逃过劫难

如果没有伯恩哈德·倍默尔勇敢果决，不无风险的抢救行动，后人无疑将无缘再见“悬浮者”，“马格德堡纪念组雕”，“神灵战士”等旷世无双的艺术瑰宝。然而，吊诡的是，倍默尔一方面是巴尔拉赫艺术品的护卫天使，同时又是一个在第三帝国时期利用和纳粹文化宣传部门的特殊关系，被当局正式任命的“堕落艺术品”鉴定和经纪人。倍默尔巧取豪夺，倒卖偷盗所谓的“堕落艺术”作品，其中不乏通过种族和政治迫害从犹太人等手中明偷暗抢来的珍品，赚得盆满钵满，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依附于纳粹强权发迹的文化恶棍。

倍默尔夫妇与巴尔拉赫（右）在居斯托夫

1926年，时年34岁的雕刻艺术家倍默尔携夫人玛尔卡（Marga Böhmer 1887 – 1969）因仰慕巴尔拉赫而迁居居斯托夫，得以与巴尔拉赫接近。然而，倍默尔的雕塑艺术天分与水彩美术屌丝希特勒的有相似之处，他自诩的艺术才华并不被巴尔拉赫承认，对他的艺术发展前景巴尔拉赫也不看好。没多久，巴尔拉赫还横刀夺爱，插足倍默尔婚姻，开始和玛尔卡同居。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倍默尔并没有像维也纳时期的希特勒那样因此沮丧颓唐而放弃艺术追求，转而从军从政。1931年，倍默尔再婚，娶了罗斯托克一位大工厂主的女儿海拉（Hella）。倍默尔用第二次婚姻带来的财富作为启动资金，作起了艺术品生意，同时他和新夫人海拉仍然留在居斯托夫，兼巴尔拉赫的秘书，艺术助手和经纪人于一身，即使在巴尔拉赫被边缘化，进而成为“堕落艺术家”之后，仍然不忘初心不离不弃，尽职地为他所崇拜的大师服务。

巴尔拉赫与倍默尔夫人玛尔卡，两人相濡以沫，玛尔卡陪伴巴尔拉赫走完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

倍默尔是巴尔拉赫创作“圣徒族群”的助手

1933年1月底纳粹党攫取政权，首先整肃的就是文学艺术领域。1933年5月10日，柏林的大学生在洪堡大学法学系前广场焚烧“不健康的”书籍，戈培尔亲自到场煽动挑唆，同时纳粹当局开始清除与纳粹意识形态不合拍的艺术作品。与处理书籍使用焚烧的方法不同，纳粹当局对艺术品的处理方法是通过收缴充公或强买强占收攒。德国在欧洲是现当代艺术大国，艺术品资源极为丰富，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国家组织的对本国国民的抢劫。纳粹当局一方面利用这些艺术作品作为反面教员，举办“堕落艺术”展览（Ausstellung der entarteten Kunst），用以教化警诫民众，另一方面在瑞士等地举行“堕落艺术品”拍卖会，“祸水外引”，把这些文化“垃圾”卖给外国人，故意听任外国人中毒，同时还能赚取不菲的，因为国际制裁禁运而尤显珍贵的外汇。纳粹当时将之称为“变废为宝”（Verwertung），根据1940年的统计，战争爆发后纳粹当局还占有16000余件“堕落艺术品”可在海外市场售卖。倍默尔抓住了这个时代机遇，利用他和中央宣传部分管艺术的部门负责人罗尔夫·赫切（Rolf Hetsch 1903 – 1946）的私人关系，成为被纳粹当局指定的处理“堕落艺术品”的全国四名经纪人之一，也是四人中唯一死于战争的倒霉蛋。

倍默尔在居斯托夫协助巴尔拉赫创作“马格德堡纪念组雕”

倍默尔将居斯托夫作为他开展业务的基地，在巴尔拉赫的眼皮底下作起了这一缺德生意。当时巴尔拉赫和玛尔卡居住在居斯托夫郊外临近岛湖（Inselsee）的海德山（Heideberg），倍默尔和他的妻子海拉则住在与之相邻的巴尔拉赫过去的创作室和住宅。倍默尔就在巴尔拉赫曾经工作创作的场地囤积了大量来路不正的“堕落艺术品”，最多时达到数千件。1943年，倍默尔通过赫切一次性买断了堆放在柏林帝国宣传部地下室的3000多件“堕落”艺术品，全部拖回了居斯托夫。倍默尔声称，这些作品存放在居斯托夫比堆放在柏林要使他放心得多。不论倍默尔所说的“放心”意味着什么，事实上的确是通过他的“放心行动”从柏林的战乱和轰炸中拯救了一大批艺术珍品。在居斯托夫，倍默尔一家过着“巴洛克式的”奢靡生活，只知今日，不问明天，赫切等纳粹高官是倍默尔家的常客。儿子彼得喜欢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 1867 – 1956）的作品，在他床前悬挂的居然是诺尔德的“巴布亚少年”（Pabuan Youth，现存柏林国家艺术馆，国宝级艺术品）。同时倍默尔也一如既往竭尽所能帮助照顾身心交瘁的巴尔拉赫，暗中保护巴尔拉赫的作品不被毁坏，无奈而惶惑不已的巴尔拉赫曾经称倍默尔是善恶集于一身的天使。

1945年5月初，苏俄红军占领了居斯托夫。5月2日，红军战士强奸了玛尔卡，同时还冲进倍默尔家抢劫。5月3日，自知有罪但已经来不及向⻄部逃亡的倍墨尔夫妇服毒自尽，之前他们还试图毒死他们12岁的儿子彼得，所幸未逞。另有一说是倍默尔夫妇自杀前用药麻醉了彼得，以免他经历父母双双自杀的场景。一位居斯托夫居民记录了当时从海德山传到居斯托夫的关于几位当事人的消息：“倍默尔们（夫妇）死了，彼得活下来了，玛尔卡被强奸”（Böhmers tot, Peter lebt, Marga vergewaltigt）。

巴尔拉赫在居斯托夫郊外海德山的工作室和住宅，后倍默尔家庭在二楼居住，底楼空间则是倍默尔堆放“堕落艺术品”的场所。苏联红军解放居斯托夫之际，倍默尔夫妇在二楼服毒自尽。底楼左部的画室曾被红军用作军车修理车间，堆放在画室等处的上千件“堕落艺术品”则被红军战士清除出屋，散落在庭院中。该建筑现为居斯托夫巴尔拉赫博物馆之一的“画室馆”（Atelierhaus），也是恩斯特·巴尔拉赫基金会所在地

巴尔拉赫人生后期和玛尔卡同居的住所，紧邻倍默尔夫妇居住的画室（Atelierhaus）

被红军洗劫过的倍墨尔的住处，还堆藏着近1700 件“堕落”艺术品，无一不价值连城。其中大约1000件被运回苏联，余下的作品并不被红军战士们认为属于艺术品范畴。画室被苏军改作军车修理车间，所有的画作被露天堆放在院落中。士兵们或利用画作的背面书写路标，为西进的部队指路，或用作练习射击的靶纸。据说数年后还有人在居斯托夫的田地里道路上捡到散落的“堕落”艺术品。

孤身留在居斯托夫的玛尔卡晚景悽凉，完全生活在对巴尔拉赫的回忆和思念中。然而正是由于玛尔卡的不懈努力，居斯托夫才得以发展成了巴尔拉赫的艺术圣地。居斯托夫居民回忆玛尔卡对居斯托夫的贡献时称，没有玛尔卡，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居斯托夫 – 巴尔拉赫城，图为玛尔卡晚年在格特鲁德小教堂阁楼的住所

居斯托夫城中心教会墓地里的格特鲁德小教堂（Gertrudenkapelle）原为教会举行葬礼的场所，后出售给市政当局。巴尔拉赫曾将教堂作为工作室，诸多传世之作均在此创作完成。纳粹时期盛行基于种族主义信仰的“先祖崇拜”（Ahnenkult），格特鲁德小教堂一度是纳粹拜神弄鬼的场所。战后，玛尔卡在小教堂阁楼居住，小教堂内则常年展出巴尔拉赫的主要作品

在一个强权社会，最软弱最容易被凌虐的社会群体常常是艺术家，他们为之恐惧为之屈服的往往并不是物质的匮乏，生活的穷困，而是创作的权利可以随时随地被轻易剥夺。巴尔拉赫在纳粹时期的经历无疑相当具有典型性。

巴尔拉赫（右一）和亲友在居斯托夫，居中者为巴尔拉赫之子尼克劳斯，是时纳粹已经攫取政权，巴尔拉赫饱受屈辱，后排左一为玛尔卡，在关心地注视着情绪颓唐的巴尔拉赫

1933年1月底希特勒攫取政权，巴尔拉赫尽管十分清楚他的艺术理念和纳粹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用他的话讲：“我的小船正在快速下沉”，“情况会变得糟得不能再糟”，但是他仍然多少抱有幻想，希望在纳粹的统治下通过自己的妥协甚至与强权的勾兑多少还能争取到一些创作空间和自由。巴尔拉赫的幻想并不完全是基于海市蜃楼，首先纳粹的宣传部门首脑，帝国宣传和人民启蒙部长戈培尔本人就是巴尔拉赫的忠实粉丝，还收藏有他的两件作品，与占党内大多数的手指从没有捏过字纸的同志们不同，戈培尔是海德堡大学真的哲学博士，对艺术多少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的；其次巴尔拉赫曾经和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NS-Studentenbund）眉来眼去，因为后者根据戈培尔的宣传口径声称，北方表现主义绘画具有“德意志特有的⻛格”，称表现主义绘画与抽象的日耳曼装饰艺术及其在中世纪的表现形式一脉相承。因此表现主义源自德意志的文化传统，与纳粹的文艺理念并不违背。而恰恰就是戈培尔和这个官办学生组织，1933年5月10日在柏林洪堡大学前策划并践行了臭名昭著的“焚书之夜”。焚书后不到三个月，“国家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筹划成立“德意志艺术家协会”（Ring deutscher Künstler），拟议邀请巴尔拉赫出山担任协会主席。这一邀请也确实使巴尔拉赫心动，犹豫过后，巴尔拉赫终于没有去趟浑水。他在婉拒的信中称：“艺术家（为国家社会主义）而战斗，还是以静谧，低调，退隐的方式为宜”。

1933年5月10日晚，戈培尔和“国家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组织策划了在柏林洪堡大学的公开焚书，很快焚书运动即在全国蔓延

戈培尔1933年5月10日在柏林洪堡大学焚书现场演说，煽动鼓励学生的恶行

为纪念1933年的焚书运动，柏林在洪堡大学法学系建筑前当年的焚书现场修建了别具一格的焚书纪念碑，纪念碑为建于广场地面下的书架，游人透过地面的玻璃，可以看到书架已经空空如也，意味着书籍已经烧完，而焚书“只是一个前奏，今日在此焚书，终将于此烧人”（海因里希·海涅）

1934年8月17日，德国总统兴登堡去世后，为配合纳粹策划的废除总统制，国家最高权力归于帝国总理即元首希特勒的改制公⺠投票的宣传，巴尔拉赫与德国文化艺术界37名精英在戈培尔起草的 “文创人士呼吁书”（Aufruf der Kulturschaffenden）联合署名，呼吁公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元首希特勒效忠：“我们信任景仰元首，元首实现了我们热切的期望”。这37名精英的大多数在1944年9月，战争已经进入后期，被希特勒戈培尔亲自遴选列入著名的“神佑名单”（die Gottbegnadeten-Liste，亦称为 “元首名单” die Führer-Liste）。名单上录有1041名被认为政治可靠对党忠诚的德国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等各界杰出人士，他们可免服缓服兵役，发挥自己的特⻓为帝国从事宣传工作，音乐界泰斗威廉·富特文格勒（同年12月因涉嫌与“720”事件有牵连从名单中被剔除，理查·施特劳斯，《布兰诗歌》作曲家卡尔·奥尔夫以及纳粹属意的新秀指挥家赫伯特·冯·卡拉扬等人名列其中。然而，巴尔拉赫逝世于1938年，并没有看到战争爆发，而根据他后来的遭遇，即使他能熬到战争后期，恐怕也无望列入名单。

巴尔拉赫离世前一年完成了“困惑者”（Zweifler），表现了大师晚年惶惑无奈的精神状态

晚年巴尔拉赫，身心俱疲，显露出沮丧，困顿，惶惑。在巴尔拉赫在纳粹上台后留下的影像中，鲜见有愉悦的时刻

巴尔拉赫对希特勒的效忠和对纳粹党的示好并没有使他蒙混过关，即使戈培尔对表现主义流派情有独钟也不能使他逃脱厄运。戈培尔甚至试图将北方表现主义艺术拔高成第三帝国的党粹国粹。戈培尔认为，纳粹党人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先进分子群体，他们不仅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在精神和艺术领域也是现代的时代精神（Zeitgeist）的代表，在艺术方面，纳粹党人的先进性只有一种表现形式，即现代艺术的形式。戈培尔在党内遭到以纳粹意识形态主管，在希特勒面前处处与之争风吃醋的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senberg 1893 – 1946）为首的植根于“鲜血与土地”的复古派的反击，对巴尔拉赫“马格德堡纪念组雕”攻讦时所贴的标签“非德意志”（undeutsch）和“种族属性可疑”（rassefremd）均出自罗森贝格的神来之笔。戈派与罗派争执不下，均在寻求元首的首肯。1934年9月，希特勒在纽伦堡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一锤定音，咒骂“每年翻新的”现代艺术，什么印象主义，未来主义，立体主义，还有达达主义，统统都是“（德意志）传统的腐蚀剂”，“江湖骗子”。

纳粹意识形态主管罗森贝格

1946年，罗森贝格在纽伦堡被执行绞刑

领袖一旦表态，见风使舵的戈培尔立刻转向，公开与表现主义艺术流派切割，巴尔拉赫失去了最后一道缓冲屏障。在被打入另册的日子里，巴尔拉赫对纳粹政权仍然没有放弃希望。纳粹党内的内讧内斗，往往被巴尔拉赫解读成“保守派”和“革新派”的此消彼长，比如1934年清除罗姆冲锋队的“长刀之夜”曾经使巴尔拉赫感到翻身有日，因为他毫无根据地将罗姆归于“保守派”，是现代艺术的天敌，殊不知这些不学无术的混混从根本上讲是一切人类艺术的天敌。专制政权对与自己离心离德的异己的嗅觉是极其灵敏的，而且反制和镇压措施的效率极高。从1933年开始，巴尔拉赫的创作活动被禁止，他的公共雕塑作品不断被移除，展览作品被撤展。1937年，纳粹在慕尼黑别出心裁地举办了“堕落艺术展”（Ausstellung der entarteten Kunst），希特勒亲自到场，戈培尔则为了撇清与现代艺术的纠葛，表现异常积极。“堕落艺术展”旨在向民众展示现代艺术的“丑陋，变态和荒谬”，与十年艰苦探索时期的“牛鬼蛇神亮相”，“黑画展”之类的有类同之处。巴尔拉赫的木雕“重逢”（Wiedersehen）和一套速写作品入选参展，艺术家的作品一旦入选“堕落艺术展”，就意味着问题“升级”，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转化成了敌我矛盾。与此同时，巴尔拉赫在全国各地艺术馆还在展出的381件作品根据宣传部门的指示全部被撤展，展品被没收。1938年巴尔拉赫被有“艺术神殿”之誉的“普鲁士艺术学院”（die 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Künste）除名。

元首表态之后，戈培尔立刻与现代主义艺术切割，为了撇清关系，戈培尔一手筹办“堕落艺术展”，上蹿下跳，极为卖力

希特勒参观“堕落艺术展”，戈培尔（左）陪同，大厅进口左侧即为巴尔拉赫的木雕作品“重逢”

入选“堕落艺术展”的巴尔拉赫木雕作品“重逢”，主题取自《圣经·新约》，耶稣的门徒多马不信耶稣复活，耶稣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

1938年10月24日，身心交瘁的巴尔拉赫因心脏病突发死于居斯托夫附近的波罗的海海滨城市罗斯托克。噩耗传出，纽约和伦敦立刻为大师举行了纪念艺术展。

巴尔拉赫的死亡面模

大师在孤独冷寂中，在暮秋时节，肃杀凋零的波罗的海滨悄然辞世，然而大师对后世的人文影响和艺术传承却不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政权所能掌控的，即使这个政权当时万民拥戴，看上去是无所不能无比强大，自信将傲步天下千年。1957年，二战后百废待兴的德国开始逐渐走向正常，读书界出现了一本奇书，书名读上去亦有些古怪：《桑给巴尔或最后一个理由》（Sansibar oder der letzte Grund），作者是阿尔弗雷德·安德施（Alfred Andersch 1914 – 1980）。安德施年轻时是德国共产党员，曾经担任过党的地方青年组织的书记，应该归类为团派干部。纳粹上台以后，安德施曾经因为共产党员身份被抓进集中营，其本人在受到当局迫害的同时也试图与纳粹政权勾兑，包括与具百分之五十犹太血统的妻子离婚等等，后终被编入一有战事就会成为炮灰的陆军惩诫营，在意大利驻防。在意大利安德施当了逃兵，向美军投诚，后被送往美国本土的德军战俘营，在路易斯安那，弗吉尼亚州等地辗转关押。这段战俘经历尽管没让安德施吃多少苦头，但足以成为他日后愈加左倾“疏美”的理由。在美国战俘营里，安德施与同人创办了面向德国战俘的德语杂志《呐喊》（Der Ruf）。1945年安德施获释回到德国继续出版《呐喊》，销量曾达数万，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影响极大。随着冷战态势渐现端倪，《呐喊》因为立场左倾，在东西方之间选边站队态度暧昧，加上不时有对西方占领军当局说三道四，1947年被美国占领军查禁。以后安德施参与组建了“四七社”（Gruppe 47），将战后德国最重要的一代知识分子悉数网罗麾下，其中有日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等人。“四七社”在空前的民族劫难之后，认知反省，重树文化自信，再建民族认同，功不可没。

在中国文学界有所谓“一本书主义”之说，一位作家只要写了一本好书即一飞冲天，就有了一辈子吃香喝辣的本钱。此说虚实不论，阿尔弗雷德·安德施倒确实以一本薄薄的《桑给巴尔或最后一个理由》惊艳于世，立身立业。《最后一个理由》的现象本身就给了人们一个充分的理由，为什么安德施一辈子能够高踞文学庙堂之上。

阿尔弗雷德·安德施

安德施在战争中被征入惩诫营

《桑给巴尔或最后一个理由》的故事情节相当简单，发生地点是波罗的海（在德国称之为东海）岸边的渔港雷利克，与巴尔拉赫病逝的罗斯托克城临海比肩而距，时间是纳粹战前统治时期的某个24小时。全书中的人物只有五位，来自汉堡的犹太富家少女，希望能从雷利克经海上逃离德国；对党的事业失望的共产党员渔轮主，而他的渔轮能够帮助人逃离；前来雷利克代表党组织发指示的党中央指导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一条腿的雷利克教堂的牧师和渔轮上打杂的少年。少年反感雷利克民众对他父亲的恶意相待，也对雷利克死寂阴沉的环境感到厌倦，无时不刻不在梦想着逃离，少年将桑给巴尔拟作逃离的目的地。少年并不知道桑给巴尔的确切方位，但他知道桑给巴尔是在大海的另一边，这足以成为他逃离雷利克的最后一个理由。

今日波罗的海疗养胜地雷利克的港湾，紧邻海港为《最后一个理由》中的教堂，尽管小说纯属虚构，但是雷利克因为小说而扬名天下，成为了德国战后文学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地理节点，巴尔拉赫和安德施可以说是人们来此游览的最重要理由

大厦将倾，纳粹编织的统治网络日益紧密，即使在偏远的渔港雷利克，也时时处处能够感受到恐怖和诡异的气氛，逃离成了最后的希望。在雷利克教堂里立有一件木质雕塑，表现的是一位修院的年轻修士在读书，故事发生的年代里教堂中立有世俗艺术品并不寻常，这让人们想起吕贝克的卡特琳娜教堂内也曾经立有巴尔拉赫的“拄拐乞丐”等三座雕像。这座读书修士的雕像引起了纳粹当局的警觉，雷利克教堂的牧师已经收到了通知，天明之时，当局将派人来把读书修士带走。

巴尔拉赫1930年创作的“读书修士”，安德施书中的“可见幻象”（Visuale Illusion）

牧师因此惶惶然，他不愿意读书修士被当局带走。牧师拖着假腿在雷利克四处奔走，希望能够找到船只帮助读书修士逃离，逃向与雷利克隔海相望的瑞典。被牧师求助的人们都不能理解，鸡鸣之夜，风雨如晦，人人都想逃离，怎么还能顾得上一尊木雕？更何况读书修士并不是圣人，因此这尊木雕也不是圣物。而对牧师来讲，这尊木雕是他几年前从一位雕塑家那里购得，不久后雕塑家就被“他们”禁止创作，现在“他们”要抢走木雕，所以木雕就成了圣物，而且是他的教堂中最珍贵的圣物。至于“他们”为什么要带走读书修士，我们已经知道了理由：“因为他读一切他想要读的书，所以他必须被关起来”，因此读书修士就是圣人。

至于这位雕塑家的真实身份，姓甚名谁，书中自始至终没有交代。午夜时分，少女躲藏在没有光亮的教堂里，她知道了雕像的存在，以及她将要和雕像一起逃亡。“她必须弯下身去，才能察看雕像，她需要用自己的手，才能摸清雕像的形状，她的手触摸到了平整光滑的木质。她摸到了雕像的面部，她惊喜地喊了一声，说出了创作这座雕像的艺术家的名字。”少女出自汉堡犹太富商家庭，在艺术圈中浸润已久，尽管是在黑暗中，她还是立刻辨别出了这是巴尔拉赫的“读书修士”，但是读者并没有被告知少女说的是谁，巴尔拉赫的名字也始终没有在书中出现。安德施在此并不是故弄玄虚，他是在通过“读书修士”这一可见幻像向巴尔拉赫致敬。在安德施的心目中，巴尔拉赫不仅是一位艺术先辈，更是一位苦难孤寂的圣人，一个神圣的存在，对安德施来说，写作《桑给巴尔或最后一个理由》的过程就是一场神秘的朝圣，是一次顶礼膜拜，而在朝圣时“你不可直呼圣名！”，则是每位朝圣者必守的戒律。

居斯托夫格特鲁德小教堂里的“读书修士”，与之相伴的是“圣徒族群”。有意思的是，这四尊堪称巴尔拉赫最重要的作品，都有过被陈列在教堂内的经历，或基于历史真实，或源出文学虚构，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困苦磨难之后，他们又在充满坎坷过往的格特鲁德小教堂相聚，使人不得不叹服，如此相聚相约（Rendezvous）绝非无意的巧合，而是出于某种神秘的安排

1981年12月，冷战正酣，东⻄两德处于剑拔弩张的敌对状态，⻄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 1918 – 2015）访问东德，开始了他的破冰之旅。在官式日程之外，施密特总理特别向东德方面表达了去居斯托夫教堂参观“悬浮者”的愿望。施密特总理也是巴尔拉赫的著名粉丝，因此媒体将施密特的居斯托夫之行称之为朝圣。在居斯托夫大教堂的“悬浮者”下，明显动情的施密特说，他在科隆参观过安东尼特教堂的“悬浮者”，但是能够在居斯托夫教堂瞻礼“悬浮者”，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教堂牧师在欢迎词中说道巴尔拉赫象征着东⻄两个德国共同的过去和记忆时，施密特补充道，巴尔拉赫也意味着两个德国共同的未来和希望。当教堂的管⻛琴奏响巴赫时，施密特双眼噙泪，默默地垂首静听。八年后，柏林墙倒塌，两德得到和平统一。

1981年12月，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右三）在民主德国首脑昂纳克（右一）陪同下专程赴居斯托夫大教堂，参观“悬浮者”

在居斯托夫教堂“悬浮者”前，施密特总理噙泪倾听管风琴演奏巴赫圣乐

2014年11月，作为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活动的组成部分，伦敦大英博物馆举办大型跨年德国专题展“一个民族的记忆”（Memories of a nation），展品中最为轰动的是居斯托夫大教堂出借的“悬浮者”。英国雕塑家安东尼·戈姆雷在大英博物馆关于“悬浮者”的演讲中曾经说道：“如果想知道在时空之外存在的感觉，那就闭上眼睛，向身内看。”当年天使闭上了双眼，不忍看人性的败坏，世间的苦难。战争结束七十年后，来自德国的天使在伦敦悬浮，双目仍旧紧闭，双臂仍然紧抱胸前，但人们知道，这在西方是一个无戒备表示和平的姿态，而在东方人的眼里则象征着客死异域的复三先生晚年恪守的那句人生箴言：“舍身外，守身内”。

2017年，为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居斯托夫大教堂的“悬浮者”移展宗教改革的原点维登堡宫廷教堂

在《桑给巴尔或最后一个理由》的扉页，安德施引用了威尔士诗人迪兰·托马斯的诗句：即使地动山摇，他们不会崩溃，死亡也并非是所向披靡。此文草就，复三先生作古已届六载，通过先生，巴尔拉赫的名字对我们来讲或许已经不再陌生，但是，要真正读懂大师，仍非易事，甚至几无可能，面对万仞高山，浩瀚深海，闻者观者后来者唯有惊叹，唯余敬畏。

巴尔拉赫1928年创作的“唱歌的人”，相信任何人观赏后均无法忘怀

附记：之所以用高山深海形容巴尔拉赫，实恐本文有坐井观天管中窥豹之虞。巴尔拉赫不仅是雕塑艺术大师，在玻璃陶瓷艺术方面的成就同时代亦无人能出其右，巴尔拉赫的速写造诣极高，在世时已出版多本画集。作为文学家的巴尔拉赫，除了戏剧方面的成就，还出版有小说，散文，游记，书信集等大量文学作品，是一位罕见的跨界文学艺术大师。因为条件所宥，本文涉猎范围多在木雕金属雕领域，甚为无奈。唯期冀此文能为国内巴尔拉赫绍介研究添一片砖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