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精英关注中国乡村的视角

摘要：近代知识精英对乡村持续和集中的关注书写了近代中国乡村问题。关注乡村的视角重心由农业、农民逐渐发展到农村，救亡色彩鲜明。同时，乡村也被置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视角下予以讨论和观察，时代特点显著。但值得注意的是，时人关注乡村也存在农民主体缺失、与乡村实情并不契合等不足。如何立足乡村实情，正确认知时人关于乡村的讨论、研究与实践，始终是推动近代中国乡村研究的议题之一。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探讨近代知识精英对乡村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也有其现实意义。

来源: 民国研究      作者: 蔡胜

有关近代乡村史的研究成果众多，而从“关注视角”出发，认知近代中国乡村的成果则并不多见。近代中国社会的关注点如何转向乡村？如何看待时人眼中的乡村？这些问题均仍有深究的必要，从而能更好理解时人关于乡村的言与行，进一步认知近代中国乡村，助力于乡村振兴。

一、关注视角转向乡村

鸦片战争以降，先进的中国人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探索演进中向西方学习，努力寻找富国强民的良方。民国初年，时人倡导新文化运动，探索文化救国。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是批判旧传统，创造新文明。但此时存在“矫枉过正”式批判传统文化的现象，时人也对“倒洗澡水倒掉孩子”的情况进行反思，强调要从“破坏者”转变为“建设者”。此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西化者，还是保守主义者，大都将中西方文明视为四种关系，即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乡村文明与都市文明。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被概括为乡村文明。吊诡的是，批判旧传统着眼的是乡村文明，重建新文化的立足点也是乡村文明，体现了时人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适应时代发展的思考。

1920年代，知识界关注议题从文化议题集体转向乡村议题，反映了时代思潮的转向。我们可以从李大钊、梁漱溟、钱智修三位人物的关注转向中窥探新文化运动者的心路历程。他们不再仅仅比较东西方文明的优劣，而是着眼于建设文化，甚至付诸于行动。李大钊在五四时期关注中西文明比较。1919年，李认识到“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他号召青年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

被誉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因在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被时人归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比较东西文明后，梁明确民族自救的基础在乡村，“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此后梁从文化哲学走向乡村建设，梁自述其乡村建设思想萌芽于1922年，决定于1926年，成熟于1928年。在此期间，梁将乡村建设理论付诸于实践，在山东邹平等地践行乡村建设运动，成为乡村建设的代表人物。

钱智修可作为报人代表。五四时期，钱与杜亚泉等人一度将《东方杂志》打造成为保守主义的言论空间。但1920年钱就任主编后，却提出社会下一步的任务是“建设新文化之基础”。因此当年的第1期刊载了《本志之希望》一文，明确表示，“今后所陈情于社会者，尤当注意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此后，钱本人相继发表《都市集中与农村改造》、《都市生活之美化》等文，《东方杂志》也通过征文、转载、约稿、来稿等多种方式聚焦于乡村，中国乡村问题开始得到重视。

20世纪上半叶，知识精英关注乡村的视角经历了农业、农民，农村的递进历程，而不同阶段的视角又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一战爆发后，欧洲各国忙于战争，农业大量减产。受此影响，时人开始关注粮食安全问题，“以平时足以自给之国，一朝有变，尚困迫如此。若农产物之大部分仰给于外国者，则饥寒交迫，有束乎待弊而已”。同时提出一战是振兴经济作物的机会，“中国棉业，苟乘此时机，经营改良，必可与东西各国，并驾齐驱”。各报刊翻译了大量关于棉业、丝业、茶业等经济作物的文章。中华农学会、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等农业团体亦纷纷成立。

1920年代，“农民运动”成为时代风潮，农民问题成为关注焦点。《中国农民》《农民运动》等杂志纷纷创刊，《东方杂志》出版“农业及农民运动”专号。时人认为农民如果能够生存还不成为问题，但“现在连生存的能力也快没有了，所以农民要成问题，而农民运动也因之而起了”。《东方杂志》编者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农民问题乃是中国的谜，把这个谜猜透了，中国的将来，也就决定了大半了”。《东方杂志》更将农民问题与社会革命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农民现在受了四方八面的逼迫，生活已到了山穷水尽之境，再要不改革已是不可能。中国如果革命，那一定是由农民问题促成的，是农民的要求而革命的”。李大钊也认为，“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农民运动处于低潮，朝野上下关注点转向土地改革等议题。

1930年代，知识精英的视角重心进一步转向综合性的乡村问题。关注点扩展至农村经济、农村人口、农村组织、农村教育等方面。杨开道的研究转向体现了这一过程。一开始，杨准备当农业科学家，但“在乡下住了二月之后，深感农民问题的迫切，科学方法的远水不救近火”，所以“认为中国农民问题不单是农民问题而是农村问题，不单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杨转向了农村社会研究。

与此同时，朝野上下对乡村问题的关注达到空前高度，农村问题的严峻性被广泛认知，时人认为“各地农村已全部陷入危境，经济基础急剧破裂，人民生活日益艰难，其惨苦实有甚于亡国。农村问题的严重性，已超升至最高状态，解决之切，迫不及待”。农村的重要性也被提升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层面，“我中华民族之存亡关头，迫于眉睫矣。然农村为中华民族之命脉，惟复兴农村，方能复兴民族，欲复兴民族，必先复兴农村”。《中国农村》《农村合作》《乡村建设》等专门讨论乡村问题的期刊纷纷出版，甚至综合性和商业性的报刊也重点关注乡村问题，《大公报》1934年开辟“乡村建设”副刊，《东方杂志》1935年开辟“农村救济问题”、“农村写实”等专栏，《中国经济》1933年推出“中国农村经济专号”。

然而，乡村问题的讨论热闹非凡，关注主体却是知识分子，农民反而成为失语者。正如梁漱溟所说，“乡村一天一天破坏，在农工生产者虽感痛苦，因无知识，不能说话”，但知识分子用一种俯视的姿态看待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马若孟指出，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对农民充满了“一直受剥削的无可非议的感觉引起的同情”和“断定农民太无知太可怜，不能改善他们状况的基础上产生的蔑视”。农业也受歧视，农学家顾复感受到亲友的态度，“农乃贱业，乡间细民为之有余，汝读书人，弃政治、法律不讲，而从事农业乎”。农村社会在时人眼中，“等于边疆、荒僻、野蛮、未开化的地方”。即使是对乡村建设身体力行的晏阳初，虽然秉持“化农民必先农民化”，但把乡村基本问题归结为农民的“愚”、“穷”、“弱”、“私”，是农民本身问题，而没有考虑到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仍是一种类似传教士的精神改造农民。因而时人眼中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与真实的中国乡村相较，恐怕不免存在一定的偏差。

二、世界眼光

近代中国社会对乡村的关注深受西方影响，源于关注者大都具有留学经历。其中，留学美国和日本居多。如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过探先、邹秉文、邹树文、唐启宇、沈宗翰、谢家声、徐澄、沈寿铨、章之汶、张心一等；留学日本的吴觉农、陈锡鑫、胡昌炽、许璇等。同时，西方学者的影响也颇为重要，如美国农业专家芮思娄（J.H. Reisner）、卜凯（John L. Buck）、白斐德（Lenyon L．Butterfield）等，日本学者田中忠夫、那须浩等。

因此，时人往往以国际视角观察本国情形，在关注的时间点和主题上深受西方社会影响。一战爆发后，农产品的供给紧张致西方各国重农主义抬头，国内学者也大声疾呼，“欧战以后，各国都觉悟专重工商的不可靠，已回头注意到农业方面去了，我们还可以延缓么？”随着欧洲农民运动兴起，《东方杂志》也在1922年推出“农业及农民运动”专号，介绍日本、意大利、英国、德国和俄国等国的农民状况及农民运动，首篇《中国的农民问题》开宗明义指出：“各国的农民，都已经醒悟过来了，而我国并大多数的农民，还是酣睡着，深深地酣睡着。”1929年，世界性的农业恐慌出现，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农业救济。”以西鉴中体现了中国社会关注乡村问题的前瞻眼光和国际视角。

同时，时人还大量翻译出版西方农业理论书籍和论文，介绍合作理论、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等理论，并初步运用这些理论来阐释中国的乡村问题。中国掀起了合作思潮、生育节制思潮、归农思潮等，但在利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乡村问题的过程中，时人遭遇到一系列的挑战。如卜凯1920年到金陵大学任教后，开始用美国教材讲授农场管理学，但美国农场化的经营模式和先进技术并不适应于中国，卜凯不得不实地调查中国乡村来重塑教材。西方合作经济思想移植到中国乡土社会后，也出现了政府“强迫性质”推进合作，“既未能使舶来之合作事业，适合中国之国情，以令其发荣滋长”。

中国学者们也感到，由于文化语境不同，西方的理论与经验用诸于中国，必须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东方杂志》编辑指出中外农业现状不同，“吾国今日之经济问题，与欧美生产进步诸国之情形迥乎不同。盖彼等之问题在如何调剂过剩之生产以缓和经济恐慌，而吾国之问题则在如何增加生产以裕民生也”。杨开道也认识到，美国的农村经验和理论并不能很好诠释中国，“我们读了许多美国书本，得了许多美国观念，对于中国过去农村的解释，对于中国现在农村的解释是没有用的。因为中国农村还是中古农村，美国农村已是现代农村”。董时进认为农业理论要依据国情来构建，“中国自有特殊之地理历史及社会环境，亦宜有其特殊之农业经济学，固不必模仿任何国家”。

但是，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到底是何种发展状态？时人仍然没有很好的认知。由于知识分子们在城市里生活，与乡村逐渐疏离，有的人“坐在清华大学来谈乡村建设”，有的人“见了麦子说是韭菜，却要高谈‘改良农村’，‘提高农民生活’，真是痴人说梦!”因此，了解乡村实情成为学者们探讨乡村问题的基础工作。杨开道指出：“如何可以根本认识中国农村社会，是作者许多年来时时刻刻所不能忘记，所不能答复的问题。”张履鸞也认为：“要复兴农村，我们必须先要对于农村的实况有一彻底的认识，然后才能分别缓急，对症下药，以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去获得最大的效果。”

有鉴于此，1920年代以降，各类乡村调查开展的轰轰烈烈。卜凯主持两次大规模调查，成果以《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为名刊行，侧重农业技术层面；陈瀚笙主持的保定、无锡等地的一系列农村调查，侧重土地所有制和土地占有关系；报刊媒体的乡村调查形式更加多样，比如《东方杂志》的征文形式，《大公报》的外派记者调查，《独立评论》的返乡调查，《东方杂志》和《新中华》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合作，开办“农村写实”栏和“农村通讯”栏。

尽管时人借镜西洋，着眼国情，力图解开中国乡村社会这个“谜”，但却仍与乡村实情存在错位现象。

首先是关注契合度不够。时人关注乡村在时间点上虽与国际社会的变化相适应，与现实的国情却存在一定的偏差，如1922年，在西方思潮影响下，吴觉农感叹乡村“越弄得不堪设想了！”而事实上，一战前后却是我国农业发展较好的一个时期。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中国报刊紧跟西方舆论，认为“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农业救济”，但实际情况是，经济危机“在中国，一直到一九三二年，才感受到”。

其次是区域发展特点未受重视。20世纪30年代，国内媒体充斥着国际性大萧条的冲击和丰收成灾的报道，但中国地域广大，“农村经济破产，虽到处有此现象或趋势，实以长江流域及河淮之间为最烈。其他如广东广西各省，则病不在农村经济之没落，而在华侨海外经济之破产。至于长江流域各省，原因亦不尽同：江浙由于工业化及外国工业品之侵入，江北及其他各省则由于水灾，或治安不宁，……四川则由于军阀之混战。黄河流域各省，则或由于水灾，或由于旱荒”。同时，国内广大农村自给自足，交通落后的特点，令市场价格与当地农作物丰歉挂钩，与国内中心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系不大。施坚雅即指出，“到1948年，农业经济现代化的进步极小，中国农村市场体系中只有10%发展为现代贸易体系”。对于商业化和卷入市场交易程度很低的中国农业社会来说，世界性“萧条的影响——和其他价格变化，上升或下降——对中国的内地省份来说，也许还比不上不可避免的气候波动造成的灾难”。

三、城市化视角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之所以受到朝野广泛关注，其重要原因在于现代化进程快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传统中国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城乡一体模式，“城乡都太平无事”，但现代化带来了城乡差距，“现代化改变了城市的性质，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平衡”。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在公共设施、教育、医疗、收入、思想观念等方面差异快速拉大，城乡背离化逐渐形成。时人在城乡对比中对乡村的认知不断演进。

1910年代，在城市化进程中，时人叙述着城乡的对立，但乡村仍是知识分子的情感寄托，“我国向以人们集中于农村为承平之象，而集中于都市为衰乱之征。……聚于城，则徭役繁，诉讼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以上海为例，“吾国所称为最繁盛之都市，而为各地言振兴市面者所则效者也。然其贫民之伙，盗贼之众，疠疫之多，拐骗淫赌以及种种不道德极险恶之行为，在我国各都市中，恐亦无出其右”。杜亚泉此时明确坦言居住在都市是为乡村服务，仍认同于乡村，“吾人寓居都市，乃为职业所羁绊，暂时托迹，非长此住居者也。其根本基业，永久生计，仍在故乡”。

1920年代，时人开始认识到城乡各有利弊，强调要结合城乡各自优点。市政专家董修甲指出，城市上的卫生、居处等问题很多，我国乡村，“虽空气充裕，树木众多，极合卫生，惟人生需用物具，多不设备，其不便也孰甚？”所以，应该“寓乡于市”，“除使乡间之天然安乐，固有清雅，完全保存外，更将城市之种种方便，一切美丽，介绍于乡间”。“田园都市”和“新村”等融合城乡优点的新理念开始出现。“田园都市”源于英国，潘公展称为“互助的生活”。吴觉农指出，“‘田园都市’就是使各乡间也有都市的各种娱乐机关的设备，使农民可以各安其生活——而且可以得更愉快的生活”。“新村”则盛起于日本，周作人是力推者，新村被誉为“即可改良乡村之弊，而取都市之所长，为一种新生活之试验。其收效亦可有乡村之丰厚，而无都市之罪恶也”。

30年代，乡村形象在城乡比较的视角中逐渐负面化、问题化，“农村破产”、“农业恐慌”、“农村崩溃”等成为流行话语。知识分子久居城市，对城乡现状的巨大反差感受明显。清华大学教授李景汉坦言，“农村社会的贫穷，肮脏，苦闷，愚昧，散漫等情形，是初到民间时所不能不感受的一些印象”。知识分子在返乡途中书写着家乡，《独立评论》刊载了大量学生和教师的返乡感受，皆为描写农村痛苦的文字。回乡后，“所见到的是贫穷、紊乱、人民生活的颓废，知识的浅陋；所听到是破产、分家、土匪等等”。文学家们也在城市中创作着乡土文学，正如鲁迅所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学者从各层面描写着农村的衰败和愚昧。

不过，乡村凋敝与美好乡村同时得以呈现，也折射了时人认知乡村的纠结。一方面，农村衰败，需要下乡解救乡村，“全民族全国家的命根都落在农村中。现在的中国农村，却偏沉沦在崩溃没落的苦海中，推广农业，复兴农村的迫切，当然是绝无异议”。另一方面，在工业文明压力下，知识分子却转向乡村寻找精神救赎。《东方杂志》于1932年征求“新年的梦想”，许多投稿者憧憬着乡村生活。《生活周刊》编辑艾逖生梦想着“毅然的放弃一切，效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到乡村里去，好像诸葛亮的躬耕南阳，做个十足道地的老农，自耕自食”。教育部科长吴研因梦想着“和夫人同在山明水秀的乡村，办一个半耕半读的新小学，以度其‘诗一般的人生’”。但是，现实中的农村却是回不去的乡村。城里人大多从农村里来，但“在都市里住惯了，对于农村的生活很感隔膜”。对于时人而言，“繁华的都市，必竟令人迷恋，破落的农村，终属使人生厌！结果，青年的男女们，始终在十字街头徘徊，脑袋中萦迥着‘农村回得去吗’的疑团，向着荒凉的农村，徒声惋叹！”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更多是从乡村往城市的单线流动。

在此过程中，虽然时人反思现代化中的城乡关系、农工关系，但仍存在以城市视角看乡村的偏向。如1920年，上海米价暴涨，促使媒体开始关注粮食等问题，但仍系从市民角度讨论米价问题和粮食政策。20年代开始热闹的“归农”运动中，“有一多半人说：乡村的人民都向都市迁徙，将来必至无人耕种；那时我们的食粮向那里去买？我们的工商业缺乏原料，也必至全体停顿……有的说都市无业游民败类太多，我们应该把他们逐出都市，放归田里”，并不以乡村发展为重心诉求。到了30年代，“农业萧条加剧了城市商业和工业的萧条”，“救济农村的呼声不发于乡村而发于都市，首先说话的正是上海金融界（中国银行年终报告）”。可见救济农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城市和工商业发展，如漆琪生所言，“我们强调重农，而不完全否定工业，并且主张重农是当前救急谋存的过渡阶段之意义，斯项任务达遂之后即须转变为工业重心”。 此种观念下，乡村发展更多被描述为“救济”，是一种被动的满足工业和城市发展的方式。

结 语

问题是时代的反映，近代以来，随着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二元结构开始出现，知识精英紧扣时代脉搏，秉持着救国救民的宗旨关注着乡村，时人关注视角从文化议题逐渐转向乡村问题，重心也逐渐从农业、农民发展到农村。知识精英站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高度俯瞰近代中国乡村，时代特点鲜明。时人在各自认知中探索着解决乡村问题的路径。体现了知识精英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和担当意识。

然而，知识精英书写了近代中国的乡村问题，农民是“失语者”，乡村被打上深深地“他者”烙印，与真实的乡村却存在一定偏差。虽然“全国朝野，鉴于农村之凋敝，全国经济之萧条，群欲作根本之努力，复兴农村以培养国力”。各政党和学者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探索，但乡村问题的确定和乡村建设“必得以中国农民为主人，以中国农村为主体”，不然即出现梁漱溟所感叹的：“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只有中共抓住了乡村问题的核心，解决了农民对土地的根本需求问题，带领农民进行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

当今学界仍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发展状况及原因存在争论，史料的运用是重要原因。基本史料源于时人的言与行，包括调查资料在内的史料都与知识精英的关注视角密切相关，如何更好理解近代中国乡村，需要厘清知识精英叙述的史料，以及立足农民、农村本身，发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史料，推动近代乡村史研究。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对乡村进行观察和研究必须加强农民和乡村的主体性，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服务广大的农民，将西方理论融入中国国情，厘清各区域乡情特点，从而准确认知“三农”问题，避免产生误读，进而更好地理解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