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的禁娼运动

节选自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十二章〈革命者〉，韩敏中、盛宁译

尽管妓女们用尽心计，为她们自己和她们的家庭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然而从20世纪的20年代到50年代，上海的历届政权都把她们看作危险地漂离了正当的社会位置，既是一个纷乱无序的社会的受害者，同时又是造成这种社会纷乱的成因。对于娼妓业的管理检验制度，向来就是一个国家政权将其管辖范围延伸到城市生活新疆界的大工程的一部分。国民党政权及其20世纪的市政当局，既应合了传统的孔孟之道，又对欧美现代政权进行仿效，试图把自己的管辖范围扩大到家庭。按照他们的观点——体现于对人口买卖和娼妓业实行管制的观点，家庭中的女人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的标识。拐卖人口和性服务造成的家庭关系网的分裂则预示了社会秩序方面很大的危机，作为解决这一危机的一部分，就必须使女人重新被纳入到家庭之中。

这种对于妇女应有其正当位置的信念在1949年并未受到挑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1951年娼妓业改造运动的执行者们也同意这样的认识假设，认为有必要“重新恢复”妇女在家庭秩序中的“自然地位”，进而使得整个社会恢复秩序。1949年革命以后，人民政府开始了在中国清除娼妓业的一场运动，它强大的组织能力使之成功地把它的国家管辖力伸向以往市政当局曾经失败的领域。在上海，这一运动从1951年开始，以逐步递减的力度一直延续着，直到1958年政府宣布娼妓业的彻底消灭。这一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妓女都拘留在一个妇女劳动教养所中。她们虽然不许任意地离开，但她们在那里并没有受到惩罚性的待遇：市政府公开宣布的政策是给她们治疗性病及其他疾病，让她们掌握一定的工作技能，与家人团聚或给她们找一个合适的丈夫。

对于共产党这个新领导来说，消灭娼妓业象征着中国变成了一个强大、健康、现代的国家。共产党描述这一运动的语言是一种再教育的语言，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拯救，创造新的妇女，从过去那可耻的历史中得到解放，就像中国从其自身的民族耻辱中解放出来一样。同过去的改革者一样，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机构也把娼妓制度看成一种社会痼疾。然而与过去改革者所不同的是，他们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对于国家的控制权；什么样的活动对这个政权算是恰当的，他们有一个可以不断扩大的定义。他们吸纳了过去关于娼妓问题话语中的某些部分——如性病是对公共健康状况的威胁，但却淹没了别的声音。政府运用公共媒体，让人不要相信以前谈论愉悦和消遣的那些话。它关闭了妓院，并着力把妓院在其中得以繁荣的那个社会环境也改变了。通过行政命令而导致的劳动力市场、法律、警察、报刊、妓院甚至婚姻家庭等各方面所发生的变化，迅速有力地改变了娼妓问题原先在公众讨论中所呈现的那样一种方式。

50年代，上海夜都会的妓女被解救后，迎来了人民群众的掌声

在政府官员们看来，这一整套计划之所以获得成功，关键就在于更加深入的思想干预工作：教育这些过去的妓女作为新近获得解放的下属群体进行思考，然后进行诉说。通过鼓励她们使用国家所提供的语言诉说自己的过去——她们并不说一模一样的话，但相互间却又是协调和谐的——她们对自己过去的认识与国家的认识相一致起来。她们的话常常在报刊上发表，因为这些话被认为对广大的城市居民具有某种训诲的价值，而这些居民中的大多数都多少参与某种类似的对过去的重新阐释。

在把这一次运动与以往管制检验派努力的效果作对比时，必须牢记一点：这里所谓的“国家”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实体。在第十一章中讨论的1920年那次对上海娼妓业实行注册并试图最终取缔的上海工部局，尽管它与强大的外国势力有联系，但它只是一个地方行政权力机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南京政府，其实基本上也无法将自己的权力伸展到首都以外的管区。而40年代的上海市政官员，则又受到种种带根本性的经济问题的困扰。与以上各政权相比，50年代的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央政府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它所执行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中国的其他城市配合一致的。在20年代，从事改革的是外国人，但他们的行政机构并未打算改变中国的体制，除非它影响到了外国人在上海的生活。在后来几十年中，改革者发现中国全国范围内发生了根本性的社会变化，对此他们完全无能为力。而到了50年代，改革者是中国人，他们公开宣布自己是要净化中国的社会体制以实现民族复兴的一支力量。1920年时，上海工部局迫于处于国家权力外围的改革者的压力而勉强实行禁娼，而50年代的政府却牢牢控制着这场改革的时机、性质和幅度，看不出有任何非政府团体的参与和投入。

除了这些重要的区别外，以上的各个政权都试图深入到地方社会中，去管理、限制并改变妓女的工作条件，各自都采取一些以往政府所没有采用过的办法来对商业化的性交易进行规范。所有这些运动都体现出某种相似的关怀，这种关怀往往是隐含的却又是可以辨察的，那就是关注妓女——这些置身于家庭控制之外、道德放荡因而也就无法管束的女人——对公共健康和道德所产生的恶劣影响。50年代革命的改革者是在他们前辈管理派的分析和实践基础之上来进行改革的，虽然他们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前人的影响，或许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准备

曹漫之曾担任过上海市民政局的局长，其实他在跟随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之前就已知道，取缔卖淫是他作为民政局长所要承担的任务之一。他第一次与妓女打交道是在17年前，那时他还很年轻，是山东地下党组织的一个县委书记。他当时看见老鸨和妓女们到工商局去上税；他看见住在岸上的一些人家，靠把他们的妻女送到停在码头的船上、向水手们出卖肉体来得到一些收入。曹出生于20世纪10年代，属于五四运动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五四时期有关中国社会中妇女受到压迫的许多文章使他深受感动。但是，是中国共产党使他真正认清了这一娼妓制度的性质。他阅读了克拉拉·蔡特金与列宁的谈话；他回忆说，蔡特金曾想办一份解放妓女的杂志，但列宁教导她说，只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得到解放，妓女才能得到解放。对于曹来说，娼妓制度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这一大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虽说他在谈到这一联系时，所用的具体措辞都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引来，但这种联系对于清末和民国的改革者来说却也是耳熟能详的。他觉得，如果普通妇女受到的是社会制度的压迫，那么对于妓女来说则是摧残。他在1986年的一次采访中说，“妓女不仅受到中国不良的社会关系对妇女的摧残”。

还受到帝国主义的摧残，而且相当普遍。……如果中国是一个自强的国家，民族是一个很有国际地位的民族，如果我们没有那么些外来势力的侵略，那么我们的妇女受的摧残不会那么厉害。

曹也同意许多非共产党改革者的看法，即认为娼妓制度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它是：

随着商业资本，也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自由平等博爱而来的，因为所谓的自由，就是商业自由，要经商就得有许多的商人在各个码头跑来跑去，今天在新加坡，明天到泰国，后天又到纽约；今天在上海，明天到天津——三年五年都不回家。按照生理来讲（衣、食、住、行、性），性的需要，那么就形成了妓院，妓院才变成了合法，而且议会都通过的……

对于曹和他的共产党同事来说，问题难就难在如何把中国从一个贫弱的境地中拯救出来——如何使它富强，使它现代化——然而同时又不要接受看似是现代社会必然组成部分的那样一些社会问题。把娼妓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视为同一，进而把社会主义的现代性确定为奋斗目标，他们就这样重新界定了20世纪30年代争论的总体框架；在原来的框架中，娼妓制度是现代性的一个令人哀叹却又是不可避免的标识。

自1938年以来，曹多次参加了在山东开展的禁娼运动。他知道，上海之所以不能有效地禁娼，乃是因为社会环境没有根本改变的缘故。他所指的是“青帮”和“红帮”势力，这些组织的成员经营着那些大的妓院；这意味着必须清除这些帮派势力。而他的另一层意思是，如果政府禁止妓女从事其交易，那就得给她们提供其他的生活来源。在城市被接管以后的两年内，曹一直耐心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

由于我们刚进上海的时候，没有准备好，如果马上取消（卖淫业），谁给她们饭吃？她们到哪里去呢？无家可归。所以不得不忍心，在解放以后，妓女还在街上，所以我们的干部有意见，民主党派有意见。他们以为，想不到共产党解放的上海还允许受压迫那么厉害的、受摧残那么厉害的妇女还在苦难当中。我们当时确实没办法，你要强迫，首先得有个地方给她。得有吃饭的地方，下一步还得准备给她们治病的问题。而治病我们的手段、医药条件究竟怎么样，这些都得准备好。

还得准备一批干部，而我带进来的干部很有限。接管整个全上海，我接管市政府，接管法院，接管监狱，接管区公所，接管国民党行政院在上海所有的办事机构。我这个摊子一共接管五百多个单位，给我的干部只有二十八个人，我们怎么能干得了这么多的事呢？那么公安局比我带的干部还要少，而所有治安都得它管……所以，当时心里也难过。

那时，我躺下睡觉时，有的干部就批评我，为什么还允许妓女？

为什么领导上不赶快解决妓女问题？他们首先注意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抓流氓？为什么不解决妓女？我说：“你睡觉睡好了，是不是？我连觉还没睡呢。你给我房子？我现在房子还没准备好了，我怎么把她们收容起来？收容起来，确实当天就没饭吃，把妓女再变成马路上的乞丐呀？那么这算什么政策？”所以，这一段还允许它存在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完全是不得已的，决不是我们的心愿。我们是忍着心里的痛苦，维持了这么一段，以后就收容了。

在改造运动开始之前的两年中，公安局继续给妓院和妓女发执照，与国民党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末时所做的一样。但尽管官方仍允许营业，从事这一行当的人数却在减少。1949年8月新政府作出新的规定，对妓院老板的经营自由作了严厉的限制。妓院严禁接待政府雇员及其下属，严禁贩卖毒品、赌博、摆设大型酒宴，严禁安排妓女与嫖客在妓院以外的地方幽会，严禁患病妓女接客，严禁逼迫妓女违背自己的意愿与人发生性关系，或将她扣留在妓院中。政府在其控制的报纸上公布，妓女可以控告那些不许她们离开、不许她们从良结婚、逼要她们的钱财或扣押她们个人财物的妓院主。如若妓院主对世道已变——已变得对娼妓制度不利——还有什么怀疑的话，那么他们可以看一看别的城市中他们同行的命运：从1947到1951年，石家庄、吉林、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扬州、镇江和杭州等城市都已成功地取缔了娼妓业。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确定了“只需减少不许增多”的原则。1949年北京市政府命令禁娼后，济南的嫖客锐减，一些妓院停业。1951年10月，山东下达取缔妓院的通知。图为济南316名青年妇女经过半年的政治教育、疾病治疗，重新走向工作，自立生活

面对这样一些措施，上海的许多妓院纷纷关门。一些与帮会有联系、报上称为“妓院巨头”的最大妓院的老板，在1949年解放时就逃到了境外；另外一些在1951年4月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被抓了起来，并判处了死刑。同时，由于农村经济逐步从内战萧条中得到恢复，许多妓女回到了她们的老家，或在上海找到了别的工作。《大公报》报道说，到1950年上半年，城市中的注册持照妓女数从（1949年初）1897人减少到662人，而妓院数从518家递减到158家。到1951年11月，该数字又进一步减少到了180名注册妓女和72家妓院。当然，注册妓女仅是卖淫妇女中的很小一部分，这个数字不断被她们那些从事秘密卖淫的姐妹和无照经营的妓女数所超过。而到了1951年底，当市政府终于把注意力放到关闭妓院和清理街道的时候，它所面对的已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妓女群体。

1951年11月13日，警方给妓院主们最后一个机会，让他们自动放弃他们的行当，以免受刑法制裁。公安局把全市剩下的妓院的老板召集到一起，通知他们马上关闭，并要他们自己对所有的雇员作出生活上的安排。大多数老板对这一命令置若罔闻，一周以后，警方又召集那些持照妓女开了一个会，告诉她们妓院很快就要关门。公安局的官员决定上报市政府作出一个正式关闭妓院的决定，该决定于11月23日颁布。

就在上海闹市区的警察准备抓捕那些妓院主和开始收容妓女之前，在城市的另一端另一出戏也开场了。11月初，被召集来充当教员、社会工作者和妇联工作人员的一批妇女，正悄悄地被她们的领导带到一边，通知她们到提篮桥区通州路48号的一所大房子里去报到。被选中的人必须符合以下条件：高中或大专学历，有做思想工作的经验。可是当她们听说，这幢大房子将成为以前的妓女从事劳动和对她们进行教育的场所，而她们的工作将是对这些妓女进行改造的时候，她们中有一些人拒绝服从分配。杨秀琴回忆说：

我不愿意去。我当时只十八岁，我觉得这个工作我不能做。大家印象当中妓女是下等人，下流的事情，叫我们去跟这种人打交道思想上不容易接受，不想去。我哭了，我坐在楼梯上面大哭不去。……后来领导跟我讲了好多好多。他们讲：这些人也是受压迫的，不是自己愿意的，我们解放以后，新中国不允许娼妓存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这个意义比较深远。……给我讲了一些道理，最后说服我，就去了。

对某些培训人员来说，要她们下决心从事这一改造，则需要克服过去对于妓女身上阶级污点的种种看法，而代之以一种新型的性别团结意识。正如杨洁曾所回忆的，“她们走上这条路是不得已的，生活受迫。就女同志的身份而言应该拯救她。”

招聘来的有五十多人，上面给这些思想不通的人三个星期进行培训。在这一段时间里，她们不可以回家、写信、打电话，因为政府不想让原定的发起攻击的计划受到影响。培训班由民政局的一个干部当教员，主要谈政府如何看待妓女的两重性。参加培训的人被告知，妓女们都受到残酷摧残，她们应该受到改革者的同情：

她们本身是不愿意过这种卖淫的生活。她们是受苦的。我们第一要同情她们，第二要给她们温暖，因为她们本人得不到什么温暖，她没有父母，到妓院里老鸨就是她的“妈妈”，还有嫖客。这些都以经济为主，没有什么人际的温暖。所以我们要给她们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这是主要的。我们不是采取改造的打骂的手段，而是要说服她们，教育她们，启发她们的觉悟。但是另一方面受训的工作人员又被告知妓女是一种孳生寄生虫的社会环境的产物，改造的目的就是要她们与那些旧的生活习惯决裂：

她们好多人在妓院里过了好多年的奢侈生活（我们讲不劳而获），过花天酒地的生活，你一下子叫她劳动，她不习惯。我们教育她们要劳动，靠双手的劳动来生活，不能这样靠卖淫生活。

改造计划将采用三种方法，兼顾到妓女问题的这两个方面：各方面的教育，从识字到提高阶级觉悟；医治性病和其他的疾病；培养劳动的习惯和技能。这些工作都在通州路大院中进行，它过去就被叫做妇女劳动教养所。

从11月25日晚上8时开始到第二天上午10时，警方迅速行动，将妓院业主们抓获，把妓女们也一并围住，把妓院的大门封了。总共抓了324名妓院主，后来分别将他们判刑入狱或送去劳动改造。而与院主加以严格区分、被警方遣送到妇女劳动教养所的一共是181名持照妓女和320名街头野鸡，总共是501名妓女。

改造的内容：相互交锋的话语

当警方的大卡车载着妓女到达妇女劳动教养所的大门口时，工作人员们列队对她们表示欢迎。对于没有经验的改造人员来说，集中在一起的妓女们给她们的第一眼印象是震惊：

我们以前也没见到过妓女，总想妓女大概蛮漂亮的，很好看的，或者脸长得好看，或者打扮得好看。结果来了以后，这些人一点也不好看，她们来的时候，因为这天她们不做生意了，铺盖行李装好以后，有些人就不打扮了，有些人在哭，样子不好看，脸也不好看，这些人好像比一般人好像难看一些。

由于警方强行让她们脱离了熟悉的环境、社会关系网和收入来源，这些女人那副邋遢消沉的样子，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惊诧的。但围捕时的报纸文章，却把这些新近拘押起来的妓女都描写为如何地渴望获得国家的解放。在供大众消费的故事中，妓女们在她们的卖淫生涯中都受到残酷的虐待。几乎每一个故事都讲到，她们在家里是如何忍受贫穷的煎熬，许多妇女如何被绑架和拐卖到妓院，妓院的老板和老鸨又如何虐待折磨她们，她们生病不能再接客时又如何受到打骂甚至被杀害。这些妇女被描写成真正觉悟到了她们是被压迫的，认识到了受压迫的原因，并非常地向往解放。围捕行动的第二天，报上发表的许多报道都引述了两名妓女的反应，一个叫吴彩凤，另一个叫王阿彩，据说她们是在公安局等候处理时作的即兴讲话。据说吴彩凤站在老闸分局的一张凳子上宣布说：“姐妹们，我们解放了，我们新生了！姐妹们，我们清白的身体，为什么要任人家糟蹋呢？我们，都是受过父母疼爱的，我们为什么要堕落到如此地步呢！这都是国民党反动派害的我们！今天，我们兴奋，我们快活，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帮助我们大翻身，今天，是我们最可纪念，最感到光荣的一天。”在驶向妇女劳动教养所的路上，当有一名妇女不当心用了“妓女”一词时，据说另一个妇女这样回答说：“谁再说‘妓女’这个丑恶的名字，我可不回应！”

1956年，上海全市取缔娼妓，业者被送去学技艺或赴边疆开垦

这就是当时报纸上对她们心态的再现——这种叙述认定，在所受痛苦和阶级觉悟之间，在压迫和愿意接受改造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虽然读起来激励人心，但这样的故事不仅把妓女世界的社会关系搞得简单化了，而且使改革者所要面对的种种问题也变得无足轻重似的。1948年，也就是在革命性变化来临的前夕，一项对上海市500名妓女的调查则提供了一种不那么清晰和乐观的读解。访问者调查了所有各个等级的妓女，他们非常吃惊地发现，56%的妓女对她们的职业表示满意，主要是因为这一职业比起她们所能从事的其他职业来，收入更加丰润一些。有一半人表示无意改换职业，而有略微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还表示想找一个有钱的丈夫。她们最主要的担心是如果她们去参加性病体检，那就会被报告警方，被勒令改换职业。调查者同时还注意到。

她们中的一小部分对生活抱无所谓的态度，大部分人（211例）只关心“吃喝玩乐”。……（另外的）108例则在人生观方面比较悲观。总的来说，她们对别人根本不相信。

相对比较满意的收入，对国家权威的害怕，漠然、压抑的心理和对外人的怀疑，所有这些混合在一起的心态，是无法说明这个群体渴望改造的。

再者，围捕行动切断了妓女们认为惟一可靠的关系，即她们与鸨母及鸨母的情夫之间的联系，而后者对于妓女们来说，往往既是过房爷娘，又是雇主。妓院生活也许可以说是剥削性的，但它对这些女人却既提供了工作机会，又是一种家的形式。在妓院关闭的前夕，各种谣言不胫而走，诸如妓女们要被剃光头，要把她们分配给解放军当共妻，在解放台湾的战役中把她们送去滚地雷阵等等，当然这更加重了她们的恐惧。在这样的情况下，围捕场面不可能出现报刊报道的那样图像清晰的阶级觉悟。曹漫之在许多年之后承认说：

用汽车把她们装上，这些人都哭了，都不上车，每一个人都管老鸨子叫妈妈，叫爸爸呀，共产党要杀我们呀，我们不愿意去等，又要卖我们了，我们愿意跟着妈妈爸爸呀，又哭又叫，叽叽哇哇。

……

（她们）不愿意接受改造，也并不都是愿意从良的。什么玉堂春呀，也都是极个别的，属于这类的问题的，我所接触的，一百个当中找一个还不大有呢。愿意自愿不干这一行，生活特别好的少。……一般地讲，一个妓女在妓院有半年之后，心里就转向。

……

我们叫游民成性，就像一个小偷偷东西一样，偷惯了，有利可图。这种生活非常习惯，特别是年轻时，这段生活，除了人格及肉体受摧残以外，其他的生活，比工厂的工人生活得好，因为妓院必须把她养好，养好了才有颜色，这种生活离开妓院还享受不了呢。所以决定一个人的性质，她的性质变了，心理状态整个都变了，不能单纯地讲破坏了她的贞操，或叫破罐破摔，不能这样理解，这个理解不是我所接触的工作的实际情况。我们还是叫作“游民成性”。

吴彩凤和王阿彩或许的确对她们那些被抓起来的姐妹们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可是，即使她们讲了，那一番教诲也是落到了受到惊吓而充满怀疑的耳朵里。当妇女劳动教养所的女干部看着她们所负责的教育对象满面泪痕、神色阴沉的样子时，她们知道要赢得这些女人的信任非常的困难，而要改变她们的行为或许还需要强迫。

改造的过程起步就不顺利。是的，这些女人所得到的生活条件比许多上海居民要好。每人有自己的床铺，被子，一条毛毯，床单，两个脸盆（洗脸和洗脚用），牙膏牙刷，筷子，还有两只碗。她们可以穿自己的衣服，工作人员待她们也很有礼貌。她们的伙食不错，屋子里面也暖暖和和。但是，当曹漫之给她们做动员报告时，他发现自己成了一次很有创意的抗议行动的靶子——哭声示威：

我到她们住的地方，有一个比较高的台子，我站到上面要给她们讲讲话。我刚开始要讲，有一个妓女喊了一声：“姐姐妹妹，哭！”

很灵，她这么一喊，三百多人一齐哭，没一个不哭的。她们哭得确实很伤心，开始是假的，越哭越伤心。这下弄到共产党手里，本来的日子还过得下去，这下子死活还不知道呢。越想越难过。有的叫：妈妈呀，你在哪里呀？孩子在这里连通信给你都不行啊！什么话都有。当时她们一直在哭，哭了两个钟头。

我坐在那里，叫警卫营的营长搬来了一个凳子，坐在那，看她们哭。……她们在几乎哭完了的时候，正是送饭给她们吃，她们都出来盛饭，盛完了把饭泼在地上，没有一个不泼的，没有一个吃的。

我知道哭的这种心理状态。以后我找几个人谈话，她们说：“开始我们哭的时候，是给你们施加压力。最后不是了，我们真哭了以后，一切都是伤心的事。我们不知道把我们弄到哪里，也可能把我们枪毙，也可能抽我们的血，军队打仗不得输血吗？”等等，思想混乱得不得了。但是没有一个以为共产党是来救她的。

改造的过程

妇女劳动教养所的头头杨洁曾有点出人意料地使用了污泥和清洁这样的半殖民主义语汇，把改造的过程比喻为“扫垃圾”。对她来说，垃圾并不是妓女们，而是她们身上的疾病，她们在文化上的愚昧，种种错误的感情联系，以及对待工作的错误态度。改造计划就是要对这些逐一进行改造。

取得这些“姐妹们”（围捕行动之后她们就再也没有被叫做妓女）信任的第一步是给她们医治性病和其他的疾病。但这个问题本身又有点问题，因为这些女人中的许多人都相信，抽她们的血是为了到市场上去卖。她们进所的第三天就开始体检，这群人的总体状况非常不好：501人中一半人患有性病，90%的人都有健康问题，从心脏病和肺病到斑秃癣不等。此外，大多数人都有吸食鸦片或海洛因的毒瘾，强行戒毒过程使她们一会儿无力，一会儿狂躁。

市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地给这些“姐妹们”治疗，仅用于治疗性病一项的花费就高达18万元。医生们来自上海性病诊所，她们在劳动教养所内安装了设备的地点为这些女人治疗；需要更复杂处理的病人被送到当地医院去，而她们的费用也是由政府支付的。非常稀罕的青霉素是从人民解放军那边调拨来的，逐步取代了洒尔佛散，后者的疗程比较长。或许正是有了治疗性病这一条，它比改造计划中的任何其他措施都更有效地使这些女人相信了改造人员真的没有恶意，如果政府认为值得花钱把她们的病治好，那或许在新社会中还真有她们的位置。

第二步是给这些妇女上一系列的课程，她们每天要花半天的时间学习。鉴于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而不识字往往正是她们“受骗”而干上这等营生的一个原因，她们的一些课程主要集中在帮助她们掌握基本的读写技能上。当然最重要的课程仍是向她们灌输阶级觉悟，让她们接受政府关于妓女的两重性的认识：她们必须仇恨旧社会，必须认识到她们在那个社会中所受到的压迫，必须认识到她们过去的所作所为是不光彩的，在现在则是违法的，绝不能再犯。许多课程都针对着参加学习的妇女们的心理状况，正如她们的队长所说的：

上课的内容也根据我们班长向他们汇报，当时她们有什么思想情况，根据她们的思想情况再对她们进行教育。

她们各种各样的思想都有，有的认为在外面一天到晚不做事，到我们这里来要爱劳动，要生产要劳动，她们不愿意做。根据这个情况我们给她们上课，进行教育。对她们讲那样对自己身体不好，对社会也妨碍。

小组讨论一般是集中解决个别妇女的思想问题，而大型的集体活动则主要使这个妓女群体加深对她们过去的认识。在这些女人被关进来一个月之后，他们采用一种生活模仿艺术的做法，让她们看一部电影《姐姐妹妹站起来》，讲的就是经历改造的妓女的故事。与当地剧团给她们演的一出名叫《姊妹》的戏一样，这部电影据说也是让她们回忆起自己过去的境况而热泪盈眶。

电影《姊姊妹妹站起来》截图

教育妇女把自己想成是某一个被压迫群体的成员，这意味着缩小了将她们区别开来的因素。与大多数上海居民一样，娼妓也可以认同她们的出生地，与那些从同一地方来的、讲着与她们一样方言的人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在上海的许多劳动部门中，同乡好感伴随着对外乡人的敌意和排斥。尽管娼妓业结构中籍贯很重要，但对于个体的妓女来说，她们之间相互认同的基础显然更多的还是所在妓院而不是自己的籍贯地；她们都说上海话，因而籍贯地已并不是建立认同感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些女人还因她们早先服务过的客人的不同阶层而划分为不同的群体；高等妓女的生活与属于工人阶级的街头拉客妓女的生活就很少有共同之处。但是，这些来自各个层次的妓女统统被关进妇女劳动教养所以后，比起禁闭和改造这一共同面对的现实来说，她们原先的等级显然就不那么重要了。

切断她们与鸨母的情感联系是改造这些妇女的一个关键因素。围捕行动过去几周后，劳教所组织了一场大型控诉会，让妇女们与从前的老板公开对阵；在有些情形中，老板曾对她们握有人身所有权。在这场控诉会上，老鸨和妓院业主们种种极端行为受到戏剧化的控诉。杨洁曾描述了这场大型控诉会的精心准备过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教育妓女们要认识到自己是被压迫的：

（我们）利用控诉大会启发她们憎恨妓院、憎恨这种生活、憎恨压迫她们的人。最终的目的就是憎恨旧社会。我们要达到目的，必须有材料，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些皮毛，不够生动，所以要她们自己来讲，也算是一种自我教育。我们就像交知心朋友一样，她们能把自己的苦水向你谈，心里的话都倒出来了。……开会前，先找好几个典型的、最受痛苦的，做好工作。……大会上，我们布置了许多标语，像“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当时的气氛是很愤怒的，有人叫口号，妓女控诉时，一方面掉泪，一方面气极了。

这一工作还并不能完全瓦解她们与鸨母的联系。围捕行动七个月以后，劳教所对妇女的进步情况作一次正式的评估，每一位妇女都被告知要作一次自我批评。有个人坦白说她与过去的老鸨一直还保持着联系，甚至还把自己的孩子留给她看管。而经过这一次运动，她与老鸨断绝了联系，把孩子接了回来。

在帮助她们切断与老鸨母亲之间这种“母女”关系的同时，劳教所的工作人员又千方百计地设法增进做了母亲的妓女与她们的亲生子女之间的关系。有17名妇女把她们的孩子带进了劳教所，加上后来出生的，到1952年8月，在所孩子的总数达到了49名。哺乳期的妇女被允许在最初几个星期里把孩子带在身边；然后孩子与母亲可一起住到劳教所内的一个托儿所里，与其他的妓女分开住。改造人员回忆说，当工作人员确认这些妓女可以当母亲，而不是像过去的老鸨们那样要她们吃蝌蚪打胎的时候，妓女们的满腹疑虑终于打消了。

改造之道的第三个重要特点是参加生产劳动。妇女们每天在劳教所的某个车间参加半天的劳动，生产袜子和毛巾。在改造者们的思想中，传授实际工作技能是第二位的，最主要的是养成劳动的习惯。这并不容易：

她在外面连洗自己的衣服都不肯洗。到这里来，上百斤的东西也得要举起来。她们思想不通，我们要做工作，要她们自觉地接受我们对她们的指点。

妇女们这样工作还有一定的工资；对某些人来说，这是她们第一次得到自己能够支配的收入。在这一点上，劳教所的章程是直接建立在以前那种不甚全面的改造措施之上的，从1900年设立希望之门开始，到后来的上海社会福利机构都曾这样做过。

要使所有这些改造措施——医疗、教育和劳动——得到保证和加强，必须有一个有规律的、集体的作息制度和习惯。妇女们每天6：30起床，大多数时间都是从事有组织的活动。她们被分成队、分队和小组，每个小组都有组长以及另外几名妇女负责学习和日常生活。小组长是妇女们自己选举的。虽然妇女们不能随意离开这个大院，但她们被允许定期与亲属见面，后来有了请假制度，可以请假回家探望。被允许回家一方面是一种奖励，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来衡量她们是否取得进步：

[请假]是经由姐妹小组评审通过让谁出去，另一方面也请家里做工作，还请周围的群众也做些工作，帮我们考查她们请假出去以后到底如何。请假前，先讲好何时回来，有的出去过夜，有的早上出去晚上回来，绝大部分出去后都准时回来，主动地向工作人员报告一天的情况。在家里帮忙洗衣服、打扫卫生、烧饭……等。我们听了以后也要考查是否真实，所以我们跟她的家属联系，问她回家后做些什么，另外也从周围群众中去进行了解，她是否回来后没有出去，有没有什么行动。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她是不是好。所以这个请假制度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这样一种制度在过去的改造措施中从未听说，它依靠的是在国家权威之下城市各个阶层被动员起来所形成的一种力量。它对在家承担了家庭责任的妇女给予褒奖，在家表现好，以后就还允许外出。通过这些例行的程序，在一个被改造了的城市环境中，妇女的行为，显然还有她们的思想，都被逐渐地改变了。

1952年9月，改造成果受到一次非常戏剧性的检验。第二批妓女被收容了进来，人数比第一批将近翻了一番。这些人都是无照妓女，她们在禁娼令正式颁布后仍继续在街上拉客，或者当酒吧女、按摩女等，经常卖淫。在警方的一次周密安排的围捕行动中，她们给抓了进来：

我们弄了几百人，化装嫖客。马路上一个电线杆子下面一两个，到处都是。大卡车提前都隐蔽在弄堂里面，这个手段有点野蛮了。有一个挂上钩了，男的带到了，我们的便衣上去把毛巾就塞在嘴里，否则她大叫，叫的声音非常难听。而且还得把她们捆起来，她跳车。有一个跳下去，快死了，抢救了两天才抢救过来。

自打强行逮捕开始，这些女人对劳教所的工作人员来说就要比第一批进来的难对付得多了：

第二批进来的时候吵得厉害。这些人小流氓很多的，有一些年纪很轻，不像第一批好像是被人家卖到妓院里面去的，她们在社会上搞流氓活动，有些人家里情况还可以，甚至于有一些是学生，她愿意这样搞。所以你叫她进来她跟你的情绪是对抗的。

这一批使通州路418号大院的入住人数扩大了三倍。新进来的许多人都习惯于争吵。工作人员于是让原先在组里的妇女去管新来者，后来第三批被抓进来了——这一批有500人，大多数是舞女——他们又再一次如法炮制，以老带新。（后来是单个地带进来的，不再是一大批进来了。）这项办法是一种市井智慧，让早先的妓女对她们的姐妹们施加改造的压力；它同时又给早进来的人一个机会，来展示一下她们自己的改造达到了什么程度。

释放

1953年，妇女劳动教养所开始释放那些改造好的收容人员。这些女人有三条出路。乡下有亲戚的一般都送交她们的家庭带回。劳教所与某个女子的籍贯所在地的地方政府联系，确认其家人能将她领回后，还要同家人见面。有时，还会出现该女子被拐卖以后第一次与家人重新团聚的情况；有时，被送回的妇女的丈夫也完全知道她们曾经是妓女，当初是他们把她们送到上海去谋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劳教所的工作人员还要批评她们家人的疏忽大意：

上海没有亲戚，没有熟人，怎么放心妇女到上海来呢？有困难应该在农村自己克服，而不是叫她到上海来，靠她来解决。

无论是什么情况，劳教所的工作人员都设法保证回去的妇女不受歧视，不再被她的家庭回绝或重新卖淫。这一番重返家庭和社会的努力，应和了二三十年代当地政府处理被拐卖妇女的程序，且比前者做得更加全面。但它究竟是否保证了这些妇女完全被所在农村接受，则不得而知；但看来只有很少数人又重新卖淫。

第二类是态度和表现最好的或上海有亲人的，她们被分配到城镇工厂里工作，如果可能则送她们回家。第三类是无家可归的，她们由劳教所的一些工作人员陪着（显然是永久性的），被送到甘肃、宁夏或新疆的国营农场中。对她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同意去是因为有结婚从良的机会：

新疆没有女的，大部分人找不到老婆……我们这儿的妓女无家可归，妓女出身找对象也不大容易，我们就介绍她们到那里（新疆）。去甘肃的人是由于那里缺少劳动力，她们可以带家人去。我们向她们说明那里的情况，到那儿做什么，愿意去的报名，不愿意的可以不报。1955年到新疆有500多人。不管这些妇女被送到哪里，工作人员们都把已经结婚的妇女与家人团聚、没有结婚的能够嫁人看成是她们分内的工作。在后一种工作中，一些未婚男人帮了忙。他们听说劳教所有一些没有结婚的女人，便写信来要求娶一个妻子：

有的未婚男子知道妇女教养所的情形，他们就自动来信说他们未婚，也受过旧社会的痛苦，所以同情这些人的遭遇，愿意找这样的伴侣。这些人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商人。来信的人并不是都被接受，我们也先做调查，了解他的工作、家庭情况，了解清楚以后，再给他们找年纪相仿，而且本人愿意的，就给他们介绍。当一个在所妇女被释放时，工作人员媒人的责任并没有结束。正如劳教所的前所长回忆的那样：

以后若跟厂里男工谈恋爱，我们就找那个男工来谈，让他知道女方的过去，以免婚后反悔，发生问题。我们也要求女方自己向男方说明，有的人在知道女方的过去后，明白她们是旧社会的受害者，反而更加爱她。

把前妓女们安顿在一个安全的、在意识形态上能够接受的家庭关系中，使她们有一个稳定的生活，这样的一种关怀与20世纪初的希望之门所采取的政策相比，就不止是表面的相似了。但是这种介入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1949年以前的任何私营的救济组织。

但不清楚的是，政府在防止她们受人歧视和被人嚼舌头方面究竟收到了怎样的成效。我虽然访问了1950年改造妓女运动中的许多当事人，但未能有机会与先前的妓女谈话，即便是在当时的运动中已经公开了身份的，也未能见到。他们的理由是，尽管她们的配偶知道她们过去的历史，但她们的孩子不知道。许多人在上海市内搬迁了多次，为的就是与过去知道她们曾当过妓女的邻居们离得远一点。如果一个外国人突如其来地上门，他们担心会引起邻居们的猜疑。这种担心被看见与外国人接触，或许还有与娼妓问题并不相关的多种含义，但它仍可说明一点，即她们个人的被压迫的历史，无论从国家意识形态来说多么容易被接受，却仍然具有颠覆她们眼下平静生活的力量。

1953年以后，被妇女劳动教养所收容的越来越多的是一些年轻的失足犯罪者，而不再是过去的妓女。1958年，该所原先的使命已经完成，因而关门撤消了。总的算来，一共有7000多名妇女曾经在这里接受过改造。

对历次改革者的比较

共产党改造妓女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全新的：每天的作息安排，对工作和婚姻的强调，都与希望之门的做法相似，而治病和警察监管与公共租界当局及后来的国民党政权所采用的措施也差不多。但是，同与之最接近的20世纪20年代公共租界的禁娼运动相比，50年代的运动有显著的不同。在20年代，上海工部局的改革是犹豫不决的，是被道德促进会中的激进派逼上马的。上海工部局的成员更希望搞的是检验管理，通过对妓女的体检和对妓院的注册，要他们达到，一定的卫生标准，并遵守秩序，从而使公众健康得到保障。道德促进会的活动分子相信，娼妓业是一种“商业性的罪恶”，必须镇压取缔，不能对它发放执照，从而使它得到（由市政府所体现的）国家政权的宽容。但作为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机构，上海工部局必须经过纳税人大会的决议才行；在20年代的那次运动中，尽管工部局中有许多人深思熟虑，反对取缔，但它被要求实施对妓院的注册和取缔。工部局虽掌握着租界的行政管理权，但它却必须得到被管理者们的同意才行。由于道德促进会的成员是有组织的，有代言人，而且持之以恒地努力，因而他们有效地控制了不情愿的行政当局，并将之纳入了他们自己的道德改革议程。

在50年代改革者的队伍中，则不存在这样明显的分裂。取缔娼妓制度的运动是由市政府机构实施的，在实施过程中体现了高度的统一和协调。政府的各个部门——公安局、民政管理局、卫生局、民主妇女联合会以及居民委员会等等，按照上海市各界人民协商会议通过的决议行动，分头执行所分配的任务。警方逮捕妓院业主，收容妓女。民政局设办妇女劳动教养所，对这些妇女进行收容、治病和再教育。卫生局安排对她们进行治疗的人力物力。妇女联合会提供劳教所的工作人员，而里弄干部则配合对她们及其家庭进行监管。居民委员会运用群众监督的方式防止娼妓现象重新抬头。

上海妇女教养所的干部为被收容的妓女上课

共产党在方方面面起着协调的作用，而这在整个取缔娼妓制度运动的公开记录中基本上是看不到的。中国共产党对待娼妓问题的态度，在它还在解放区的农村时就已经形成；在进入上海之前，北方一些城市就已经在它的控制之下，在处理娼妓问题上它又积累了一些经验。民政局局长曹漫之在山东等地就从事过取缔卖淫的工作，在这方面很有经验。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它的理论基础都理解，有制定有效的计划的组织能力和魄力。与20年代那一次不同，1951年的运动是由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指挥的，对娼妓问题有全面的把握——这个政府不受任何外来压力的影响（即使有人想赞成另一种方式的话），它看上去受到民众广泛而巨大的支持。

尽管1920年时上海工部局的代表都来自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些国度，但是在上海，他们却不是万能的。他们的权威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受到限制，他们改革努力的深度、广度也都有限——只要在公共租界中取缔妓院，而不是要消灭一切形式的卖淫和改造妓女。而且，即使是这种有限的努力也失败了，部分的原因是他们在公共租界范围之外是没有任何权威的，而许多妓院则以迁移到公共租界之外的法租界和中方控制区的办法来对抗运动。它之所以失败，还因为在上海的外国势力无法改变那个把娼妓制度作为自身一部分的社会体制。上海工部局不能够或没有向失业的妓女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保障；它没有去惩罚那些人贩子，没有去阻止嫖客；有那么多的商业场所间接地从娼妓业中获利，但工部局没有做任何事情去化解它们的恐惧，平息它们的抗议。它把妓院，而且仅仅是妓院，作为一个需要管制的单位。妓院墙外发生的任何事情，包括无照营业的妓女，买卖妇女和儿童，以及与淫业交织在一起的那部分城市经济，统统都在国家的管理范围之外。

与之形成对照，5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不仅控制了上海，而且控制了农村，而妓女们正是从那里出来的。它能够把改造好的妓女送回她们的老家，或把她们派遣到遥远的边陲去开始她们的新生活。政府大力地重振经济，这就使之有可能为那些改造好的妓女提供就业的门路。它甚至担当起媒人的角色，为的是使这些妇女能被安置到稳定的家庭中。在上海的里弄里，它建立起一整套得到群众广泛支持并积极参与的相互监督网，与国家的权力机构相连，这使得妓女、老鸨和人贩子们根本别想再重操旧业。50年代时国家的权力所及，至深至广，成为上海民众日常生活中一个强大的存在实体，远比它所痛斥的帝国主义势力要大得多。

虽然20年代的改革者们在对待娼妓卖淫问题上究竟是应该管制、检验还是取缔意见不一，但是他们却都同意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种看法，即把它看成是人类本性的产物——尤其是男人性欲的产物。他们的分歧大多只是在控制人性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上。主张管制者争辩说，既然娼妓现象是自然的，它就不可能被消灭，国家就应该把自己限定在如何保证将娼妓业限制在得到营业许可的地点，并保证从业人员符合卫生标准。而主张取缔者，则希望男人在宗教的帮助下超越其本性，把他们的性欲置于虔信宗教的男人以及所有人品端正的女人所赞同的道德法则之下。他们争辩说，在通过法律的方式来推行一种道德准则的同时，政府也能够帮助妇女挣脱男人们毫无节制的性蹂躏，从而为妇女们争取自己的权益出一重拳。

但对于50年代的改革者来说，娼妓卖淫现象的背后则不存在任何自然的原因；它完全是一个社会的产物。他们认为，娼妓和卖淫产生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统治下的一个混乱不堪的社会制度，它与农村的地主阶级和城市中的帮会势力联系在一起。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破坏了中国的经济，使农村萧条。支持地主阶级势力的国民党和军阀更加深了这一危机。流离失所的农民中许多人是妇女，她们被自己的亲属变卖，被迫沦为娼妓或以此作为养活家人的手段。城市的买办势力掌握着帮会网络，通过充当中间人或直接开设妓院赚钱，在此过程中，它们又支付给警方一定的好处。无论是外国势力控制的政府还是中国当地政府，都从娼妓业的营业税中大获其利。按这样的说法，这个政治和社会势力体系是一个毒瘤，中国人民要想有一条活路，就必须将它切除。娼妓制度是这个毒瘤上一个小小的、却又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它的取缔，是纯洁中国的社会制度所必须做的一件事。这样，中国才能开始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作为半殖民地和资本主义制度之构成成分的娼妓和卖淫，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是绝对不能有它的位置的。

20年代和50年代的改革者都认识到妓女的两重性：她们既是受害者，但有时她们又从自己被害者的境遇中得到好处。前一批人承认妇女是经济压力的牺牲品、是被迫沦为娼妓的，但更强调她们在性的方面所受到的伤害，她们要反反复复地满足男性的欲望，而她们本人想必并没有这样的欲望。有些道德促进会成员的文章还暗示，妓女都是一些虚荣贪婪的女人，她们将本应该用来行善的钱财转用到了个人的妆饰上。然而，在20年代关于娼妓问题的话语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妓女本身并不在那个话语的中心。很少有时间或注意力放在她们的境况上，更不要说她们的欲望了。相反，讨论总是集中在“商业化卖淫”对外国人社群的危害和影响上。造成这样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大多数的妓女是中国人，而改革者心目中所关心的嫖客是白人。种族歧视和文化沙文主义使这些女人在这些改革者面前变得模糊不清了，他们更关注的是从娼妓业中拯救出那些白人（还有女人和孩子），而不是把妓女从她们那个环境中拯救出来。尽管外国人开办了希望之门一类的社会福利机构——这与把妓女视为受害者一点是吻合的，但是与他们在谈论所谓“社会罪恶”上花的时间相比，他们对妓女本身的谈论则太少了。

1949年在上海白俄开设的酒馆里寻欢的美国水手与店里接客的华人陪酒女

相反，50年代的改革者们把作为受害者的妓女放在了他们改革话语的中心。她是“旧社会”许多不幸者中的一个，但她在50年代关于社会改造的文字中，则属于受到了多重压迫的受害者：经济剥削，性迫害，绑架，强迫劳动，看不了病，肉体的摧残。无论是妓女一方还是嫖客二方，性和性欲在这一话语中都没有位置。改革者的描述和妓女的描述都是一样的，性要么被描写成强奸（被地主，被人贩子，被妓院主），要么被描写成一种强迫性的劳动（在经期，在流产后，被毒打）。但就像在20年代的运动中一样，妓女作为受害者（当然不会是性行为者）的说法被阴郁地影射她们性格缺陷的说法冲淡了些。警告的说法是，女人很容易习惯于一种奢侈的生活，但她们这种吃得好、穿得好、闲适轻松的日子，却不是她们通过劳动挣来的。改革的过程不仅意味着要让妓女远离剥削她们的人，给她们医治生理的和心理的创伤，而且还要让她们习惯于劳动，使她们以后能走上生产岗位，纠正过去那种生活给她们造成的性格缺陷。这两种描述同时存在，有点不伦不类：如果说一个女人是通过她被迫从事的下贱的性劳动来养活一个妓院主——如果她反反复复这样地被剥削着，成为它的受害者，而且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那么，她如何又同时能成为一个社会寄生虫呢？然而，这样的双重形象——受害者和寄生虫——却有某种重要的共同之处，即都不承认女人在决定自已解放前的处境问题上有任何的能动性。相反，她们被给予另一种能动性，即通过全身心投入改造过程获得重塑自我的机会。

于是，这两种改造话语都把妓女描写成基本上是被动的，从而把妓女部分地遮掩起来了。这样一种典型的表述，一方面无疑反映了20世纪上海的妓女无法掌握自己的身体、劳动和性事。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这两批改革者在面对摆脱了家庭所代表的良好社会控制的妇女时所感到的一种尴尬。20年代的改革者未能消灭娼妓业，因为他们无法改造那个让妇女们脱离她们的家庭的社会制度。而50年代的改革者们则成功了，他们让上海的妓女重返贤妻良母的行列，而这又是一个更宏大的计划的一部分：重新建构家庭体制，并使妇女“重归”家庭。

毛泽东的国家消灭了娼妓业以及中国城市人心目中代表性耻辱和民族弱点的许多别的习俗；与此同时，它又大力宣传能起社会稳定作用的一夫一妻婚姻制，认为这才是发生性活动的惟一正确的地方。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性的看法不仅体现在取缔娼妓业的过程中，也通过改革婚姻法的工作以及50年代讨论婚内性生活的著述得以表达，这种看法很有力地将社会性别和性的问题从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造的中国习俗的单子上一笔勾销了。城市知识分子不再为现代性的理想而苦恼，而在过去，现代性似乎永远受到威胁、永远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即、却又需要在一切领域——包括性的领域——中去奋力追求的。在毛泽东的中国，衡量现代化的标准不是街上没有了妓女或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这两项已经写进了法律），而是不断增长的生产数字和在世界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民国时期的一些通过性的话语表述的问题，现在被转移到了其他的方面——拖拉机的生产、公共卫生的改善以及合作化步伐的加快；正是这些东西，而不是性的卫生和管理完善的娼妓业，成了现代性的标记。然而，与先前那种想确定娼妓问题同中国现代性的关系的企图一样，这一次也不是一劳永逸的。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家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娼妓问题及其与现代性的关系所引起的公众争议又一次重新浮出了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