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文化阵地:《中国妇女》（1949-1966）

节选自:《社会性别》

作者: 王政，美国密西根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及历史学荣休教授

本文是我正在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女权主义研究课题的一部分。通过聚焦新中国头17年全国妇联的机关刊物——《中国妇女》，我试图回到已经被当代中国“遗忘”、在被中国“遗忘”之前也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被英语世界所了解的那段历史。本文并不是对该杂志的全面研究。这本到1966年底已发行了238期的杂志，其丰富内容起码需要一本以上的专著来解析。在本文有限的篇幅里，我仅着重讨论该杂志的一些特点，以此来阐释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文化实践。“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指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机构中有意识地推动妇女的赋权和男女平等的国家干部们，本文中特指专门做妇女工作的女干部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女权”这个词经历过从被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提倡的褒义词到变成与“资产阶级”相连的贬义词这样的词义转化过程，所以共产党员极少用“女权”这个标签来定义自己，尽管早期妇女工作者一般明确地以提倡和争取“妇女权利”为己任。我在此使用“国家女权主义者”来将她们与那些并不追求实施男女平等理念的国家干部区分开来，同时这也是为20世纪的中国女权主义续“家谱”，即通过对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的研究来审视一个世纪里中国女权主义历史的延续和演变。此外，使用这个词也意味着我是把这些女共产党员的行动置于全球女权主义运动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的。

相比以往关于毛泽东时期大众文艺和媒体中文学与视觉艺术对社会性别与阶级的再表现的研究，本文的不同之处在于采用了民族志研究方法，把社会性别视角引入对象征体系、符号和话语生产的历史过程的考察，来揭示社会性别和阶级在“共产党宣传”或“毛泽东时期社会性别话语”生产中的动态关系。通过挖掘那些对我们理解社会主义中国的女权斗争至关重要的“幕后的故事”，本文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文化产品《中国妇女》视为一个女权主义运作的动态场所，以此来探究被隐藏和删去的社会主义女权史。我从2006年到2010年在北京访谈了8位妇联退休老干部以及《中国妇女》已退休和尚在任的部分领导和编辑，阅读了过去20年中国出版的一些女共产党员的回忆录和传记。这些访谈与阅读都有助于我形成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们的努力的认知，并解答了我在阅读早期《中国妇女》杂志时产生的许多困惑。全国妇联80年代末开始编纂的内部资料，也提供了有关妇联内部运作的重要信息，以及这个以社会性别为基础的群团组织与党的关系的背景信息。

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的实践与男性主宰的权力中心既有共同点又存在分歧之处。详细考察国家女权主义者以何种方式认同党中央的议程、或公开挑战党内的性别歧视、或悄然偏离党中央的紧迫议题，将帮助我们理解社会性别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意识形态构成中是如何发生作用的。本文描述社会主义国家中女权主义者的策略，既不是为了在社会主义中国寻找公民社会，也不企图将那些女共产党员定义为持异议者。相反，本文试图通过将女共产党员置于历史舞台的中心来重新定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革命。女党员们在政治体制“内部”创造性运作的史实，挑战了在西方被广泛接受的“极权国家”的假设。事实上，正是因为忠实地遵循党在领导以草根为基础的社会政治运动时形成的群众路线，国家女权主义者们才有效地创建了一个公共空间，供来自不同社会地位和地理位置的男女发出多元的声音。而她们对于党中央的认同，既赋权予她们同时又限制她们，她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妇女解放愿景的多种创新策略，正是建立在这个矛盾的现实基础上。我认为，理解她们的策略和愿景是更全面地理解新中国早期历史的关键所在。

《中国妇女》具体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在多方面努力的复杂状况，有助于我们追踪以下几组诉求之间的张力和争斗：国家女权主义者执著地以妇女解放为要务与党中央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不断变化的优先次序；国家女权主义目标与由男性主宰的社会机制和大男子主义文化造成的障碍；国家女权主义者努力跟随党的中心任务与力图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满足不同妇女群体的需求。本文通过聚焦于杂志社的核心人物、杂志内容的变化以及封面主题来探究复杂纠缠的关系网以及矛盾的动态关联。本文将突显该杂志领导人物的人生故事，来为她们的革命表现添加个人维度。此外，本文将特别关注一个差异，即杂志内容的主题与形式的不断变化以及声音的多样性与封面图片再表现主题的持续性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以及封面与内容不衔接的潜在意义，是我对妇女干部们建立女权主义文化阵地的调查中力图解答的一个谜团。

幕后的主角

《中国妇女》是“文化大革命”前唯一持续发行的全国性妇女杂志。它在1939年6月1日创刊于延安，是中国共产党动员妇女参加抗战的一个宣传阵地。创刊号的封面由丁玲设计，封面木刻由艺术家江丰创作。画面上表现的是一位穿军装梳短发的女青年抗着镢头自豪地站在刚开垦的土地上。这幅木刻象征着一个新的女性主体的出现，即城市知识青年投奔抗日根据地成为能种地能打仗的女革命者。这个主体既是刊物的创造者，也是刊物的主要读者群。抗战时期的《中国妇女》于1942年停刊，但在1949年7月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以《新中国妇女》为名复刊，为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机关刊物。该杂志在延安以及1949年之后的编辑主要来自30年代加入革命的那批城市女青年。妇联的常务委员、宣传教育部部长沈兹九（1898-1989）担任该杂志复刊后的第一任主编。

沈兹九属于五四新女性那一代，出生于浙江德清县商人家庭，学名为沈慕兰，毕业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因成绩优异留任该校附小。她17岁结婚，育有一女，孩子交给母亲带，自己继续求学和工作。但沈兹九第一次伴侣式婚姻很快以悲剧结束。她年轻的丈夫以优异成绩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后不久，在回家探亲时突然死于伤寒。沈兹九21岁就成了寡妇并带着一个女儿，但她拒绝在富裕的夫家守寡。她将女儿留给母亲，自己考进了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艺术系，成为官费留学生，从1921年到1925年在东京学习油画。回国后，她继续追求一份独立的事业，在杭州母校教美术。但她发现，她“小寡妇”的身份仍然给她带来不少闲言碎语和令人讨厌的关注。她决定以再婚来“推翻贞节牌坊”。

沈兹九的第二任丈夫是南京政府的一个官员，他在婚后暴露出大男子主义。多年后，沈兹九这样回忆他们之间的一次争论：“他争不过，气愤愤地说：‘女子不应多说话，多说话就是长舌妇。’这是多么辱蔑人的话啊！总之他希望我处处附和他，他说‘是’，我也说‘是’，他说‘非’，我也说‘非’，这样他会亲亲乖乖地待你很好，才是他的‘心肝’，我却不能。我不能自己没有灵魂。”沈兹九因不能容忍婚姻中的从属地位，在1931年“九一八”后结束了第二次婚姻，回到杭州。直到此刻，沈兹九一直在通过坚持婚姻中的平等和争取独立事业来追求五四女权主义的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理想。失败的第二次婚姻、日本的入侵以及她父亲丝绸公司的破产促使她寻找新的人生方向。她到松江教了一年书，然后到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谋职，为期刊《时事类编》翻译日语文章。在上海，沈兹九扩大了社交圈，结实了许多新朋友，其中大多数是左倾青年职业人士以及中共地下党员。因为与她的哥哥电影导演沈西苓合租一住处，沈兹九也认识了许多上海文化圈的左翼文人。在做了一年的翻译后，《申报》的主编史良才聘请沈兹九主编新辟的《申报》周刊《妇女园地》。这个新职位成为沈兹九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在1934年2月18日发行的《妇女园地》第一期上，沈兹九撰写的发刊词分析了不同阶级妇女的情况，流露出她对左翼思想的熟悉。她批评了那些变为时髦摩登女郎的解放了的妇女，以及那些陶醉于爱情与艺术的知识妇女。这些批评流露出她对原本自己也支持的五四女权主义成果的不满。她对农村和工人妇女苦难的描述体现了对底层妇女的强烈同情。她强调《妇女园地》是妇女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诉说自己苦难的地方。在周刊发行了几期之后，就有女青年络绎不绝地来访，她们或是提供稿件或是给刊物出主意。沈兹九猜出她们是共产党员。在地下党的支持下，沈兹九在1935年《妇女园地》被国民党政府停办之后创办了一份杂志《妇女生活》。

民族独立与妇女解放是《妇女生活》的两大宣传主题。这份妇女杂志实际上是左翼知识分子的一个论坛，它很快就使沈兹九成为名人。这位娇小文静的女子成了抗日救亡运动中重要的活动家，用她犀利有力的笔锋动员妇女们参加救亡运动。她是1935年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1938年她参加了宋美龄在庐山召开的各界知名妇女谈话会，并在会后成为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组长。在这个位置上，她积极推动来自不同阶级和政治背景的妇女联合抗战。她还参与开办了旨在培养女工领导能力的识字班和政治训练班。1939年，沈兹九正式加入共产党，但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保持其无党派社会活动家的身份，不公开其党员身份。1940年，她被周恩来派去协助1922年即加入共产党的著名作家、翻译家、编辑胡愈之在新加坡华人中的抗战工作。不久沈兹九与胡愈之结婚并与其成为终身的革命伴侣。战后这对夫妇合作创办了南洋出版社，对海外华人发行杂志。新中国成立前夕，这对夫妻回到祖国。沈兹九担任了《新中国妇女》的主编，胡愈之成为新中国首任出版总署署长。沈兹九这位文化名人的就职提升了这份新杂志的名声，同时保证了五四女权主义的传承。

《妇女生活》杂志不仅开启了沈兹九的政治事业，也将许多初高中的女学生引向了共产党。一些年轻的读者在1949年后成了沈兹九在《新中国妇女》以及全国妇联的同事。杂志社里沈兹九的继任董边（1916-1998）就是其中之一。董边的父亲是山西忻县的一个小地主。董边出生时，她的父亲对第三个孩子还是女儿感到十分失望，当时就想把婴儿溺死。接生婆抢过婴儿说，“这也是一条命啊！”董边虽然被救，但依然是个不受欢迎的家庭成员。生了她之后，母亲再没能生育。父母因没有男孩的怨气常发泄在董边头上，歧视和虐待伴随着她的童年。5岁后她就开始下地干活和做家务。在上完小学四年级后，家里就不允许她继续学业。但是，年幼的董边的梦想就是能够接受教育获得经济自立。小董边以绝食来抗议她父亲的决定。绝食三天后她父亲妥协了。董边在忻县完成了小学和初中的学业。那时，她是初中班上唯一的女生。然后她孤身赴太原参加高中的入学考试，因考试成绩优异，被山西省省会的精英女校太原女子中学录取。这个来自小乡村的沉默寡言的穷学生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那时她的梦想是能够在毕业后考北京大学。董边通过阅读《妇女生活》而成为沈兹九的青年仰慕者之一，她希冀通过高等教育成为一名独立的新女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使得无数年轻学子离开学校，涌入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也彻底改变了董边的人生轨迹。在《妇女生活》所倡导的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激励下，董边在1938年加入了八路军。她在延安生活了8年，是女子大学和延安大学的优秀学生。1941年她被抽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分配在政治组工作，成为该组中唯一的女同志。在那里她遇到了来自成都的有才华而又刚刚离异的男青年田家英（1922-1966）。田家英3岁时父亲去世，9岁丧母成了孤儿，也有着艰辛的童年，少年时期便靠卖文为生，养活自己并完成了初中学业。田家英在十几岁时不得不辍学当学徒，期间勤奋自学，阅读广泛，对文学有强烈的兴趣。他从13岁开始发表文章和诗歌，是成都小有名气的神童。他也是七七事变后奔赴抗日根据地延安的。董边和田家英在一起阅读报刊书籍，分析国际形势，互相倾诉不幸的童年身世，同事关系不久就发展为恋爱关系。当田家英向董边求婚时，董边因事业和婚姻之间可能的冲突有所犹豫，考虑后提出了约法三章，“第一，家里的事要由女方做主；第二，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第三，不能因为工作调离了感情就分离。”田家英接受了这三个要求，于1942年底与董边结婚。

1944年董边头胎生了个男孩。当时延安普通女干部生了孩子必须自己照料，无法继续工作。而董边不仅不愿中止工作，还希望到前线去战斗，于是她决定将孩子送给产房里生了三次死胎的一位农村妇女吴桂花。田家英遵守了他的承诺，接受了董边的决定。1945年后，董边如愿以偿地被派往冀东区党委工作，担任过土改工作团副团长和遵化县二区区委书记，与田家英分别了3年。1948年底，他们在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重聚。田家英刚被委派了新的工作——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董边则被派往中央党校学习。尽管她一直是个优秀的学生，但在新中国建立的前夕，董边无法安心坐下来学习，她迫切希望到基层去工作。主持中央妇委工作的邓颖超（1901-1992）得知了董边的愿望后约她面谈，问她：“你想做基层工作，愿意做个妇女干部吗？你知道，中国的妇女姐妹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最深，为妇女谋解放是妇女干部神圣的使命。”邓颖超的话拨动了董边最敏感的心弦。因性别而致的痛苦的童年记忆浮现于脑海，使她产生了强烈的激情与抱负。从那一刻起，为妇女姐妹们谋解放成了她毕生的使命。

董边被调到《新中国妇女》杂志社担任编辑，在她崇敬的楷模沈兹九的指导下，很快升任为副主编。1956年沈兹九调往中国民主联盟后，董边担任了主编，直到1966年5月，董边将所有精力贡献给了杂志的最初17年。她的两个女儿记不得妈妈带她们去过公园、商场或医院。都是父亲带她们出去。田家英的同事讲过一件趣事，一次毛泽东派田家英出差，特地嘱咐他要带上爱人董边，田家英说：“我带不动她。”董边的独立和敬业精神得到丈夫的理解和尊重。她对事业毫无保留的奉献精神也得到了体制的支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还是供给制时，组织上给有孩子的干部家庭雇有保姆。一位满族妇女负担了董边家所有的家务，也负责把董边新生的婴儿送到她办公室让她哺乳。为了方便省时，董边在衬衫上挖了两个洞，这样在办公室可以解开外套就哺乳。作为哺乳期的母亲，董边也没有中断过她繁忙的编辑工作。

在杂志社工作的17年里，董边写了大量的文章。在初期当编辑时她的文章用自己的名字署名。成为副主编以后，她的名字从杂志上消失了。杂志社领导写的文章一般署名为“本刊编辑部”或“本刊记者”。沈兹九的名字以作者身份出现的情况也只在早期有过。当时刊物不刊登主编的名字。在那个提倡做无名英雄的时代，董边这位全国独一无二的妇女杂志的主编的名字不为大众知晓。当然，名和利都不是她所关注的。撰写社论和发表文章或者为全国妇联起草工作报告对她来说仅仅是工作的一部分。作为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董边可以有专车接送，但她为了“给公家节省汽油”坚持乘公交车上下班。有这样一位保持着延安传统的领导，整个《中国妇女》杂志社在有着大量盈余的情况下，没有购置过一辆小车。“文革”后，上级在为部长新建的公寓里分配给董边一套居室。起先她拒绝接受，觉得面积太大了。但后来只好接受是因为全国妇联没有别的房子给她。当她走出这栋部长楼与附近居住区的妇女一起做晨练时，她常因为身上陈旧老式的衣服和朴实无华的性格而被当作是哪个干部家的保姆。

“文革”后，全国妇联开始编撰中国妇女运动史，董边是发起人之一。她还发起并编辑了许多“老大姐们”——那些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去世的第一代女共产党人——的回忆录。董边晚年在这些出版物上的呕心沥血表明了她对书写中国革命妇女史的执著。但是，她从没写过自传。克己奉公是董边和许多共产党女干部所崇尚的美德，而这个美德也成为这些重要历史人物被遮蔽的因素之一。

在社会主义中国办妇女通俗杂志

对沈兹九、董边和那些在战争年代历尽艰辛与牺牲的许多编辑来说，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盼望已久的妇女解放将不再被搁置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新中国妇女》首刊中明确表达杂志的目的是“帮助读者正确地全面地认识新中国妇女解放的途径”。它同时鲜明地号召妇女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因为在这些女共产党员看来，妇女的全面参与是实现妇女解放的必要途径。以“参与”与“解放”为刊物的两大主题，以党的群众路线为主导办刊方法，杂志很快发展为国家女权主义者们表达她们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构想的公共论坛，以及她们为了追求妇女解放而进行的话语实践的主要场所。

在办刊初期，沈兹九对这个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杂志的塑造起了极大的作用。是她提议并坚持实现了杂志的自负盈亏。董边在对沈兹九的回忆录中透露，沈兹九对于最初人民出版社负责出版发行时的杂志发行量上不去有所不满。建立一个财政独立的《新中国妇女》杂志社，可以说是体现了沈兹九的构想，即开创一个完全由妇联运行，不受制于政府其他机构的妇女文化空间。《新中国妇女》从1953年起财政独立，自己负责发行，自负盈亏。当《新中国妇女》开拓了自己的发行渠道后，杂志的发行量迅速上升，从1949年第1期的1万册增加到1955年的30多万册，到60年代则将近100万册。当时还因为纸张短缺，不得不限制订阅。发行量中的百分之九十五是个人订阅和零售，其余则来自政府和妇联系统。在毛泽东时代这份全国发行的妇女杂志是全国四大刊物之一。1967年2月，当杂志因“文革”而停刊时，杂志社盈余600000余元，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财富。

《中国妇女》在“文革”前发行量的迅速上升说明了什么？除了有效的发行工作，还有什么机制促进了杂志的畅销？杂志内容的变化体现了编辑为了扩大杂志的影响力所做的持续探索。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妇女是文盲。受限于这一现实，杂志的主要目标是两个妇女群体——受过初中或以上教育的妇女以及县以上的国家干部。虽然杂志最初的定位是妇女干部交流妇女工作经验的媒介，但同时也强调教育有文化的妇女，使她们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妇女。为了扩展妇女的知识面，改变她们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新中国妇女》划出专门的版面报道国内外政治形势（为了把中国妇女与国际妇女运动联系起来，形成世界妇女的姐妹情谊，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活动得到频繁和醒目的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妇女史，还有一些关于工农妇女或城市女学生如何成为社会主义新妇女的报道或故事。

这种学究式的，甚至可说是教条式的教育模式对于已经“皈依”了的妇女，即在各个工作岗位上的女共产党员来说可能是合适的，因为杂志也是她们教育各界妇女群众的教材。但对理论和国际知识的强调也暴露出沈兹九的偏好，她在重复30年代《妇女生活》将城市有文化妇女作为目标人群的模式。当然，此刻将城市作为焦点有着不同的历史语境，因为党中央的重心已经从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战争转向了以城市为基础的工业化建设。杂志的发刊词对女工和城市工业发展的强调就反映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而沈兹九亲自选定的首期封面图片——一位保定纺织女工在欢迎解放军入城的游行队伍中打着腰鼓跳着舞——也明白无误地转达出该杂志将以城市妇女为中心的信息。

但是，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编辑方针很快就受到读者质疑。应杂志编辑部1949年12月对地方妇联反馈意见的征集要求，陕甘宁边区妇联宣传部给杂志社发来了两封信。这两封信在1950年5月被刊登出来，目录中“对《新中国妇女》的意见”专栏被粗体字醒目标出。两封信前的“编者按”说，陕甘宁边区妇联宣传部提出了很好的批评意见，杂志社已经研究了这些意见，将它们作为改进刊物的重要依据，她们希望其他地方妇联的干部们能学习信中体现的“这种认真负责爱护《新中国妇女》的态度，这种严格执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

署名为陕甘宁边区妇联宣传部的信上说，为了给《新中国妇女》提供建议，她们专门召集了一次座谈会来收集全体妇联干部的意见。来信是对会上提出的意见的归纳概括，包括对杂志的优点的描述和对将来在内容、封面设计、推销方面改进的详细建议。在九点具体改进意见中，首要的一点是对杂志城市倾向的批评。“整个篇幅偏重城市，农村较少，我们希望今后在不忽视城市工作下尽量扩充农村方面的篇幅。”更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这样坦诚的批评之前，来信用了很大一部分叙述她们如何检讨自己的工作，以及自己在报道农村妇女和少数民族妇女方面的不足：西北地区仅提供了4篇关于西北地区妇女的报道，而关于“西北农村和少数民族妇女的情况没有一篇报导，这个缺点是要我们严肃检讨和担负的”。为了纠正这个缺点，该宣传部制订了一些措施，如规定今后每个月向杂志发一篇关于西北地区妇女的报导，在整个地区发展基层通讯员网络以保证对农村妇女的充分报导，以及关于积极参与杂志销售的计划。

署名李屺阳的第二封信对杂志中的《工农妇女常识课本》栏目做了仔细分析，指出课本脱离农村妇女的生活，对大的政治概念的解释比较适合女干部却超出了文化程度不高的妇女们的理解范围。“总之，工农妇女常识课本不适合农村，而今天中国妇女的绝大部分又是农村妇女，所以希望以后《新中国妇女》介绍的通俗教材最好多照顾全国妇女的大多数。”

这位思路清晰、言语坦率的李屺阳究竟是谁？1950年年仅35岁却有着13年党龄的李屺阳是陕甘宁边区妇联（不久改名为西北妇联）宣传部部长，长期在延安等西北地区的农村妇女中工作。显然，是她组织了会议来检讨对本地区妇女宣传工作的情况，并制定了有效方案和建议以促进《新中国妇女》和她们宣传部的工作。1950年，李屺阳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农村文盲妇女为对象的妇女画报《西北妇女画报》。农村妇女可以用一个鸡蛋换一份画报。1952年，她被提升为全国妇联宣传部代部长，这表明《新中国妇女》的编辑们对她建设性的意见和她在西北妇联工作的肯定。出生于陕西三原县大户人家的李屺阳（原名刘德植，为同盟会员国民党军官刘润民之女），少女时期也是《妇女生活》的忠实读者，1937年是沈兹九将高中毕业生李屺阳介绍进共产党的抗日阵营。

在此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杂志的领导层比中共中央更早地发起了征求读者批评的做法。中共中央在1950年4月19日发布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领导着全国的政权，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很容易危害人民的利益；领导者的地位，又容易产生骄傲情绪，拒绝批评、压制批评。为此，中共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并不清楚党的高层领导是否是从他们在妇联工作、在四个月前就实行了这样的行动的夫人们那里获得的灵感，但《新中国妇女》的编辑们认为强调她们在党中央的决定之前就已经实行检查工作是很有必要的。1950年8月那期刊登了一篇编委会的“《新中国妇女》月刊一年总结”。文章强调了为如此多样的读者群编辑一份杂志颇具挑战性；编辑知道她们必然有很多缺点。因此，“在今年的四月之前我们已经安排了检讨工作”；现在，根据党的决议，她们决定延长时间进行更详细的检讨。这份总结正是这个过程的产物。这一事例证明这些妇女干部并不仅仅是党中央的被动追随者。她们对妇女解放事业的热诚促使她们不断探索如何改进自己的工作，而她们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则使她们成为党内的先锋。同时，中共中央1950年的决议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成为国家执政者初期的精神面貌。

接受李屺阳的建设性意见之后，杂志最明显的改进表现为农村妇女开始出现在封面上。1950年5月前的杂志封面上从没有农村妇女，但之后的封面上，农村和少数民族妇女形象很快超过了女工形象，成为毛泽东时期最突出的形象。这种在视觉再表现倾向上的变化，先于中央政府重点转向农村集体化的变化，显示了低层妇女干部对边缘妇女群体进入文化再表现的有效干预。虽然农村文盲妇女以及少数民族妇女不大可能阅读杂志（更不用说直接发表她们的观点），但地方妇女干部确实力图代表她们的利益。

图1 1955年第11期封面

从1950年6月开始，一系列农村和少数民族妇女微笑着走上《新中国妇女》的封面。照片中她们捧着大捆的谷物、棉花或蔬菜水果（见图1），开着拖拉机或从事农业试验，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在国宴上向毛泽东主席敬酒。这种崭新的视觉再表现有力地促进了一个新的象征秩序的形成，它毫不含糊地颠覆着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阶级和民族的等级秩序。这些形象在杂志封面的持续呈现传递了一个有力的信息，即最底层的劳动阶级的妇女，或者用当时流行的词汇来说，劳动人民，现在是新中国的主人翁了。照片中农村妇女们自豪地穿着农民的装束与国家干部与城市劳模站在一起，流露出对自己农村劳动人民身份的自信和自豪，而没有一丝担心被看成“落后”或“土气”的焦虑（见图2）。城市精英的“他者化”修辞策略上升为话语主流是198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现象，是与阶级关系的重组和现代化被重新定义同步出现的。从这个角度看，农村以及少数民族劳动妇女的形象在国家媒体上被突出呈现，正是一个历史证据，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奋斗的共产主义目标是消除中国的社会性别、阶级以及族裔的不平等。

图2 1955年第 8期封面

为了增加杂志的吸引力，编辑们还着手组建了“三支队伍”。第一支是通讯员队伍。编辑部扩大了在地方上的通讯员网络，延伸到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到1950年8月，在全国各地已经有超过1300名通讯员，还定期对地方通讯员进行培训。第二支是读者队伍。在地方妇联的协助下，编辑们在每期杂志发行后，在城乡召开读者小组座谈会听取意见。第三支是专业作家和艺术家队伍。杂志经常向知名作家和艺术家征集文学艺术作品以提升艺术吸引力和权威性。漫画作为一种受欢迎的批评错误思想和行为的手段于1955年出现在该杂志上。文学编辑段永强（1932-）自豪地回忆道，那时向著名作家约稿很容易。从中央美院毕业的美编时玉梅（1925-）则充分利用她的社会关系网来获得名画家的作品，还往往不需付稿费。

为了保证杂志与群众的联系，一个由4位编辑组成的小组专门负责阅读读者来信、分类、回信，还汇编读者来信简况，并每月总结这些来信以作为决定下一期刊物内容的依据。每一期杂志百分之八十的篇幅被分配给读者来信、地方通讯员的投稿、专业作家写的小故事以及英雄人物传记。剩下的百分之二十是编辑们的文章。根据党的“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编辑们还定期到农村或城市的工厂里去做田野调查。1954年底加入编辑部，1956年成为副主编的侯狄记得董边常常强调，“我们的编辑部好比是个加工厂。工厂的原料就在群众生活之中，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要我们眼明手快腿勤就可到手。再经过编辑部的精心设计和巧手制作，加工出来的‘产品’才会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常青常新，产销对路，受读者欢迎。”在我对侯狄的多次访谈中，她从没忘记强调群众路线，并将杂志受到读者欢迎归功于编辑们坚持使杂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

一个偶然事件引出了杂志有效的创新形式。1954年，当沈兹九在阅读读者给杂志的投稿时，读到一篇关于一个女干部自杀的报告。女共产党员杨云因为战争与丈夫分别十年，等找到她挚爱的丈夫时，才知道他已经再婚，于是自杀身亡。沈兹九决定组织一次关于“杨云为什么自杀”问题的讨论，以此来引导妇女建立革命的婚姻观和对革命理想的追求。报道一个共产党员的自杀在国家出版物上是无前例的。读者对杨云和其丈夫的评论热烈和多样。在讨论进行的5个月间，杂志的销售量从170000册猛升到340000册。

当邀请读者参与讨论的形式被证明是扩大杂志影响力的有效形式后，被选出来进行辩论的问题就不再局限于塑造妇女的革命人生观。关于自杀事件的讨论结束几个月后，担任读者来信小组负责人的侯狄将一封来自一位女教师刘乐群的信，放到了编委会面前。信中刘乐群谴责她的高干丈夫与一名女青年的婚外恋。刘乐群的事件在当时颇具典型意义。那时不少男性党员干部在入城后忙着换妻（将年纪大的换成年轻的，农村的换成城市的，文盲的换成有文化的）。当时31岁的侯狄以及同代的同事们都“对这种现象很反感”。她在访谈中解释说，“在根据地，女同志少，男女比例有时是一百比一，男的能找到一个就要了。但是进城后，他们就想换了，我们说他们是‘骑驴换马’。”显然，比侯狄年长的女共产党员也有同样的不满。在刘乐群的指控得到证实后，沈兹九同意将其曝光并以“我们夫妻关系为什么破裂”为题，做成一个大胆的问题讨论，以此“教育人们在婚姻和家庭问题上树立共产主义道德”。但是，当这位丈夫罗抱一得知《新中国妇女》发起的行动后，登门请求编辑不要刊登刘乐群的来信，并保证不同刘乐群离婚。主持全国妇联工作的副主席章蕴（1905-1998）为此专门与刘乐群会面，告诉她是否公开她的信由她决定，让她判断她丈夫的保证究竟是真的想维系他们的婚姻，还是为了逃避曝光。刘乐群认为是后者。于是，以刘乐群的原信为主题的轰动性的讨论在1955年11月那期开始。

读者对讨论的反应十分热烈，读者来信成倍增长。长达8个月的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讨论使杂志1956年发行量猛增到50多万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百货大楼前，一位新华书店的营业员用车推了一批杂志，高喊：“本期《新中国妇女》登有北京市22中女教师控诉其丈夫——外贸部部长助理进城后喜新厌旧、道德败坏的事情！”上千份《新中国妇女》迅速销售一空。当我问批评这样一个在男性高级干部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她们是否有所顾虑时，侯狄答道，“我们当时根本没有那些顾虑，不像现在人考虑这考虑那。那时年轻、脑子简单，什么不对就说什么，天不怕地不怕。”但是，她们也谨慎地采取了批评策略。党内也有高层男性领导婚姻稳定，也对换妻现象反感，因为这影响党的形象。杂志社编辑就努力争取这些领导的有力支持。在问题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文章，还有罗抱一的单位领导、外贸部党委书记解学恭的文章。这些文章批评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并号召党员们维护“共产主义道德”。为了向谢觉哉约稿，一位编辑花了好几个小时在最高法院大门口等他出来。

这次对男性干部婚外恋的曝光，说明这份妇女杂志并不仅仅是单一的教育妇女树立社会主义人生观的工具，它也显示了编辑们是如何利用主导性的政治话语（在这个案例中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为对男干部的性行为展开的批判合法化的。在此，杂志的教育对象明显地转移了。编辑们通过大讨论也强有力地对“共产主义道德”注入自己的定义。这种限制男干部性行为的谋略，也透露出因1950年的新婚姻法而在党内产生的社会性别矛盾。当时许多女干部担心新婚姻法的无条件离婚条款会威胁到她们的婚姻；在社会性别不平等以及双重性道德的社会中，离婚自由可能让拥有权力和金钱的男性获益而使离婚妇女处于困境。50年代初男干部的“换妻”风潮证明了她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虽然参与这个批判决策的编辑们都有稳定的婚姻，她们对讨论的积极策划则表露出她们对于党内存在的不平等的性权力的反感。她们求助于“共产主义道德”话语力量的做法，在今天看来显得保守，而在当时是策略的，表达的是她们在不平等的性权力关系体系中寻求制衡机制的愿望。

“向社会宣传妇女”

与杂志内容不断变化的主题和多样的声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中国妇女》从50年代到60年代连续稳定的封面主题：对妇女在各行各业中工作的颂扬。将工作中的妇女放在视觉再表现的中心有着多重意义。它通过突出新中国妇女多元的公共角色表现了妇女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认同。它赞美了劳动妇女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从而美化和拔高了她们无论多么普通的工作，并由此把她们提升到社会主义政体中领导阶级的地位。

图3 1952年第 8期封面

如果仔细审视杂志封面，我们会注意到，50年代被选入封面的城市妇女大多数都从事传统男性领域的工作。我们看到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正开着列车驶离车站；新中国培育出来的第一组女飞行员挺拔地站立在点缀着降落伞的蓝天下（见图3）；从家庭妇女转变为砖瓦工的妇女正在建设中的大楼前砌墙；一位未来的女船长在船上接受训练；一位女电工爬在高高的船桅上；一位列车乘务组的女组长踏上正要开出的列车（见图4）；一位配电站的女值班长正在检查设备；一位女电焊工握着焊枪自豪地微笑着等等。这些形象可以有多种阐释。首先，如Tina Mai Chen所解释的，这些似乎是解放了的妇女形象被用来象征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社会变化。其次，它们可以被理解为激励女读者跨出熟悉的家庭领域参与到工业化中的一种手段。但当我们更仔细地考察这些形象产生的政治和经济背景时，一个非常不同的阐释出现了：它们是妇女干部挑战党内外性别歧视现象的一种运作。

图4 1955年第 4期封面

50年代初经济刚刚从战争灾难和资本流失中复苏，失业率还很高。城市的失业妇女，尤其是急需挣取工资养家糊口的底层妇女，强烈渴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有报酬的工作。但是，忙于动员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的妇女干部们很快发现通往妇女解放的道路被有些共产党干部堵住了。这个问题是如此严重，以至于邓颖超不得不向党中央提出强烈呼吁。1951年7月，在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邓颖超在发言中毫不含糊地指出党员和干部头脑中“封建思想”的严重性：

其中最主要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妇女一切不行”的思想，从各种角度用各种形式限制妇女，表现在社会方面，就是歧视妇女或以种种理由拒绝或限制妇女参加工作和学习的机会，甚至曲解政府政策法令，不给妇女以平等的权利等现象。

为了解决这一严峻问题，她提出应该“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去进行反封建思想的斗争，反对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出现的限制和束缚妇女的封建思想，坚决打破那种认为‘妇女一切不行’的思想，代之以‘妇女一切可做’的思想。”她强调，教育工作首先必须在共产党干部中实行：只有把干部中的封建思想残余肃清，然后在人民中才能起更好的领导作用，才能有效地实现党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政策，发挥妇女群众的无限积极性，参加人民祖国的各种建设工作。

这种严厉的批评口吻体现了1951年共产党内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及邓颖超本人享有的威望。作为一位资深老党员和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在党内很受尊敬。但邓颖超对共产党员和干部的批评也证明了党内的分歧。虽然理论上妇女解放从建党之初就被纳入党的纲领，但在制度层面却不存在一个一致性的“国家”或党迫切地将每一个妇女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相反，构成中国共产党“国家”的大部分男性干部在阻止着妇女进入公共领域。显然，以男女有别的劳动分工和内外空间分隔为基础的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制度，并没有因为共产党获得国家权力而突然消失。相反，如邓颖超所指出的，这种社会性别制度扎根于许多党员干部的头脑中。1956年的《中国妇女》上一幅题为“三个女不顶一男”的漫画最为生动地表现了妇女是如何经常遭遇男领导的辞退。一个傲慢的男领导对第一个妇女说：“家务事多，辞职回家吧！”对第二个请病假的妇女说：“休息不行，退职吧！”对第三个怀孕的妇女说：“怀孕期间耽误生产，退职吧！”当终于实现了一个全是男性的工作环境后，男领导心满意足地说：“这样才能保证工作。”

正是在这次重要的发言中，邓颖超明确提出了一个以后成为全国妇联宣传指导方针的原则：“向妇女宣传社会，向社会宣传妇女。”在这种特殊语境下重点是在后者。党员干部成为国家女权主义者要教育和改造的“社会”的主要部分。从50年代初期《新中国妇女》披露的大量针对妇女的歧视来看，这显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1957年3月6日，邓颖超再次到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呼吁党员干部们“要树立全党做妇女工作的思想，宣传工作中也要树立‘妇女一切能做’的思想。”这表明，在1958年“大跃进”开始之前，为妇女尤其是底层妇女打开男性主宰的就业大门是一场艰难的斗争。妇女就业困难的现实导致了这样一个现象，即对于妇联系统内外的许多妇女来说，“大跃进”是中国妇女解放的一个分水岭。

邓颖超用上升的社会主义与没落的封建主义的概念来描绘激烈的社会性别斗争。这提醒我们，若要探寻国家女权主义者们的话语运作，需要学习如何去破译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话语密码。“封建主义”是共产党承诺要推翻的“三座大山”之一。1949年后，共产党可以宣布已经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邓颖超强调要推翻剩下的这“一座大山”，当然就有了绝对的合法性和紧迫性。但是邓颖超使用“封建主义”这一词的语境，则使这个词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性别歧视”、“男权制”、“男性中心主义”、“仇女主义”等等具有相似的意义。在阅读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文本时，理解这样一种“封建主义”的意义，我们才能透过霸权话语的表象，去理解对这类语言的调遣可以在具体语境中产生什么样的政治意义。女共产党员们并没有偏离党的路线，而是援引了党的议程中极为重要的“反封建主义”目标来使她们的社会性别特殊诉求获得合法性。正是在这种词汇的一致与含义的偏离中，国家女权主义者们最有效地使她们自己的议程或嵌入、或转变、或扩展了党的路线的定义。具有社会性别含义的“封建主义”、“封建思想”或“封建”这一套词汇，建国后不久就在国人日常生活中被频繁使用，甚至很快被农村文盲妇女接纳，这证明了妇女干部的策略在社会主义国家“宣传”中的极大的成功。

邓颖超的讲话以及妇女杂志刊登的许多文章和漫画说明，对妇女打破职业领域中性别樊篱的视觉形象的凸显，是女共产党员们“坚决打破那种‘妇女一切不行’的思想”的再表现策略。当编辑们将妇女再现为多才多艺十分能干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时，她们是在进行目标明确的社会性别斗争，而不是刻意去代表“国家”。杂志封面就是为从事社会性别斗争专门留出来的文化平台（参见图5、图6及本文其他插图）。这样的理解有助于解释封面始终如一地赞美妇女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成就，而杂志内容中则充满回应妇女日常生活需求的各种话题这两者间的醒目差异。在封面上，育儿、照顾老人或做饭的形象几乎没有。即使偶尔出现，也大多是在“大跃进”时期的托儿所或食堂这样的集体机构的背景中，表达的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对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呼吁。家庭环境以及家庭为背景的家务在毛泽东时代的这份妇女杂志封面上明显缺席。

图5 1956年第5期封面

当我问到侯狄为什么那些年在封面上从没出现妇女的家庭生活，她立刻回答道：“我们当时没有想到这些。你知道，全国解放初期中国妇女的地位很低。”她回忆起有一封读者来信对杂志宣传的妇女解放提出质疑，说“女人是在床底下放风筝”（飞不高）。侯狄强调说，“这句话刺激神经很厉害，所以一直记住了。”正因为对妇女的视觉再现关涉妇女解放要义，所以编辑们将封面的珍贵空间当作一个橱窗来抓住读者，来传达她们最希望大家听到的讯息，那就是，“妇女一切能做，并且能在公共领域里干得很好！”这同样也是她们选用照片作封面的原因，而当时其他刊物则极少用真实人物照片。用侯狄的话来说就是：“真人真事，宣传作用大。”

侯狄说编辑部从没有想到在封面上把妇女置于家庭背景中来表现，这个“没有想到”值得进一步探究。在一个层面上，它说明了这一代妇女干部对于妇女解放的基本理解。根据恩格斯的理论，妇女的解放只有通过妇女在公有制经济中参与社会生产才能实现。在过去30多年里，国内外的女权主义者都批评过这一简单化的恩格斯理论对毛泽东时代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的适用性。然而，本研究揭示了，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一特定文化语境中，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们面对的任务并非仅仅是通过社会化生产使妇女能够摆脱私有制小家庭的控制，因经济独立而实现自主权，而是一场摧毁以内/外空间隔离为基础的社会性别制度的革命。社会主义公有制并没有自动地拆除社会性别隔离。男性干部阻碍妇女进入公共领域并非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而是为了维持社会性别秩序。换言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事业在中国这个特定地区引发了强大的震动和抵制。除了包罗万象的“封建主义”这个词，国家女权主义者缺乏分析工具来应对不断增强的挑战和阻碍。她们只有靠着自创的日常实践来往前推，这些实践包括抓住所有可用的再表现空间来宣传妇女在公共领域的成就。

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的成果，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挖掘对劳动妇女持续的视觉再现的激进内涵。季家珍（Joan Judge）指出清朝的“妇德制度”（regime of feminine virtue）在20世纪之交被颠覆，当时精英阶级的女子大胆冲破家庭桎梏到女校就读、出国或卷入革命活动。她们在公共场所的亮相改变了社会性别规范，而在这种规范里，妇女最高美德——贞操——与妇女足不出户紧密相连。Louise Edward论证了20世纪上半叶的精英妇女是如何利用她们在教育上的特权，来将她们对政治参与平等权利的要求合法化，因为历来统治的权力与男性文人的教育特权相关联。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关于民国时期的研究，都说明了精英阶级妇女在大都市成功挑战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隔离，在公共领域赢得了尊重。但是对底层妇女来说，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妇德制度直到新中国成立时仍在延续。贺萧（Gail Hershater）和罗丽莎（Lisa Rofel）对1949年以后的社会性别研究指出，在家庭外从事体力劳动，无论是在地里还是在工厂，都会损害妇女的贞操和名誉。如果我们记住这个语境，妇女杂志编辑们专注地对公共领域中的劳动妇女进行视觉再表现的意义就变得更加清晰。它表明了她们对于是什么困住了大多数中国妇女非常敏感。是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性别与阶级制度，将在户外从事体力劳动的妇女置于社会等级的最底层。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让那一代的女权主义者使用妇女在家内的形象来表现妇女解放是不可想象的事。

图6 1960年第9期封面

意味深长的差异

杂志内容与封面之间的差异还有另一层意义。封面并非总是与政治形势保持一致，而杂志内容则基本跟随党的指令，最少每期都会有一篇社论关于中央政府的中心工作或法令。封面上最显著的不协调音发生在1957年。1957年5月中旬，反右斗争开始席卷全国各地城市。5月22日，全国妇联召开会议向各个部门的干部和职工宣布这次运动的重要性。6月的杂志封面却没有反映这个运动主题，而是用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儿注视着一只毛茸茸的小鸡的照片（见图7）。内容目录中的照片标题是：“真好玩！”全国妇联作为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成员，根据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决定在中国也将6月1日定为国际儿童节。因此，《中国妇女》6月那期的封面是保留给儿童的，其含义也包括间接地赞美妇女的母亲角色。如果说6月的封面是不容更改的，那么反右斗争更加高涨之后的几期又是如何呢？1957年7月那期的封面是一位笑容可掬的女理发师在为一个女孩理发。理发师的关爱与温馨通过镜子的反射在照片中加倍体现出来。这样的封面使读者对杂志里面的刀光剑影和严厉谴责毫无心理准备。在整个反右斗争风暴中，杂志始终坚守其视觉再表现原则：颂扬女劳动模范或过着新生活的普通妇女。只有11月那期的封面偏离了这一主题。那是一幅纪念俄国革命四十周年的绘画，画面上一个俄国女孩和一个中国女孩一起向列宁敬礼。封面对于国际政治事件的关注使得它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冷漠更加令人困惑。

图7 1957年第6期封面

当我向美术编辑时玉梅询问编辑部是怎么决定在1957年6月用那张可爱女孩的照片时，她为我解开了这个谜团。她很自豪地告诉我那张照片是她拍的，小女孩是她的街坊。我接着追问：

王：那是1957年6月。封面是“真好玩”！杂志里面都是反右斗争。封面跟内容不需要一致吗？

时：不一定一致。

王：那当时是怎么讨论的？主编和您是怎么商量的？

时：像这个封面就是我自己主动要这么拍，我自己就去找了。找了以后，拍了以后，她们非常喜欢，就用了。封二封三是她们决定要什么内容，我就根据内容去找照片。每期封面我要准备好几张，让领导选。

王：那这期封面大家都挺喜欢？

时：对，大家都挺喜欢。给领导一看，领导一下就冲过来，“就这张，这张！”

王：当时领导有没有说要配合反右斗争？

时：没有。没说。

王：您也没有说咱们是不是要配合这政治斗争？

时：没有。那时老实讲，不喜欢那斗争。（笑声）

王：所以您也从来没想过要积极配合？

时：没想到要积极配合。

王：我注意到封面跟内容不一致。里面有时候刀光剑影的，封面却非常祥和。

时：因为我那时侯就想什么呢？像我这摊儿工作吧，就等于妇女社的一个门面，它要漂亮，要吸引人，你搞得政治太强的话，人家不喜欢看你这个，人家不买你这个杂志，不是没用么？你也宣传不出去了么？所以我的一个思想就是这样，一定要美，因为搞美术的啦，想到美。配合政治内容什么的我就放松一点，不那么很紧。一点不紧也不行。但有时候就想尽量还是给人一种祥和啊美啊这样的感觉，人家喜欢看。（不然）人家拿着杂志一看，好，你这阶级斗争，整天打架，我就觉得这没什么意思。

如此看来，妇女杂志的封面略去了经常性的政治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编和主编的审美情趣和政治立场。从《中国妇女》封面和社论之间明显的不一致，可以发现国家女权主义者与男性主宰的权力中心在理念和实践上意味深长的差别。

我们还可以在《（新）中国妇女》与《中国青年》的封面之间发现一种有意义的差异。《中国青年》也是毛泽东时期名列前4名的全国性刊物。1952年的《新中国妇女》有4期使用了一幅工农兵三人素描——一个以常见的形式表达的常见的主题。但是，与这个时期常见的工农兵形象不同的是，《新中国妇女》封面上的工农兵全是妇女。三位女工农兵手挽手昂首阔步满怀豪情地占据了画面的中心（见图8），象征着劳动妇女成为新国家的主人的新历史时期。男性在常见的工农兵造型中缺席，显示了女权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里男性中心的视觉再表现的明确拒绝。而在《中国青年》上的工农兵造型（大多是绘画和雕塑）通常以男性为中心，如果有女性，她总是代表农民，站在男性工人的旁边或身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阶级中的微妙等级序列通过妇女在社会性别等级中的从属地位获得再现。这个造型是如此流行普遍，无处不在，以至人们无法想象如果把居中的男性工人换成女性，这幅造型会是什么样。在这一语境下，1952年《新中国妇女》封面上女工农兵造型再现了女权主义者对毛泽东时代主宰性的象征符号的一次重要挑战。这个主宰性的象征符号所指的是同步发生的、在意识层面上对阶级等级秩序的颠覆，和在无意识层面上对社会性别等级秩序的延续。

图8 1952年第2期封面

通过研究两份刊物封面上女民兵的照片，我们可以进一步找到女权主义觉悟的证据。1961年毛泽东发表了《为女民兵题照》这首诗后，媒体中开始流行对女民兵的视觉再现。《中国青年》上的女民兵照片总是表现为在男性指导下的女民兵，凸显的是妇女的从属性。但是《中国妇女》则始终如一地将女民兵置于中心，充满了自主性（见图9）。当我把《中国青年》的女民兵封面给时玉梅看时，她立刻回应道：“男的是主要的。这个很普遍，可是像这样的我们多半不用，因为这个主题是男的，我们得要突出女的。这个我们很清楚，跟主编是一致的。我要选出这种样子的，她肯定不会用。我也不会要，我们是《中国妇女》，就是要突出妇女。”

图9 《中国青年》与《中国妇女》封面对比

“文革”前，《中国妇女》的编辑们将杂志封面视为她们生产的以劳动妇女为中心的视觉文化的阵地，创造出与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中将女性作为消费主体和消费对象的封面女郎截然对立的文化蕴意。直到“文革”开始，她们才中断了颂扬劳动妇女各方面成就的再表现手法（见表1）。我问时玉梅为什么毛泽东的形象代替了女劳模，她回答道：“那保险啊。那时连中央领导一个个都挨批了，我们没法保证劳模不出问题。封面放上毛主席最保险。再说，”她坦率地补充道，“我那时也很崇拜毛主席。我在旧社会生活过，新中国的变化这么大，我从心底里感激他，尽管我个人在政治方面有不顺的时候。”让毛主席像垄断了妇女杂志的封面，是杂志社服从当时政治规范的一个突出例子，它实际上宣告了全国妇联妇女干部开创的女权主义文化阵地的陷落。

结论：国家女权主义者与社会性别民主

正如沈兹九和董边的人生经历所体现的，20世纪上半叶令人炫目的国际国内大事件将两代个性很强的“才女”送进了中国共产党的阵营。随着共产党的胜利，这些女革命者们成为国家缔造者中的一部分，参与了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塑造。《中国妇女》，这个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文化阵地的建立，只是她们广泛参与改造中国人民、中国社会、中国文化这一宏大规划的一个方面。但这一微观个案，却是女革命者复杂的多方努力的缩影。

并非所有的革命者们都有一致的革命改造目的。女共产党员们在父权文化中的个人经历决定了她们对改造社会性别等级秩序的真诚追求。社会主义国家的平等原则与国家女权主义者的追求一致，然而，将男女平等纳入社会主义国家构想和构成则是她们的责任。在她们的革命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棘手的情况：对于妇女解放的追求使她们在新中国建国之初就与党内男权势力发生冲突。反对“封建主义”，坚持“共产主义道德观”，都体现了妇女干部毫不迟疑地要把男性党员干部纳入她们的女权主义文化改造目标。她们有效地调动起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作为社会性别斗争的话语资源。通过这样的策略，她们也重新定义并改变了党的意识形态和议程。

妇女干部们既卷入党的政治斗争，又坚持对女权主义社会文化改造的追求，这使她们在作为共产党干部的日常实践中经常陷入杂乱无章难以摆脱的矛盾中。而利用主宰性的党的话语来掩饰其具体的社会性别斗争的话语策略，则进一步遮蔽了她们独特的女权主义创议与目的。要勾画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们的运作，就需要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理论框架和民族志的方法。幕后故事有助于加强研究者解读关键词的能力，以及从多种资料中爬梳出具体的社会性别冲突的能力。我要强调的是，若想获得对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运作和动态较复杂的理解，就必须密切关注国家女权主义者的愿景、策略以及这一切对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意义。由于她们自己的策略，由于她们的克己奉公，由于知识生产中的性别偏见，她们的历史活动被长期尘封起来。

我相信，揭开历史对她们的遮蔽，将展示出一幅不同于国内外学界建构的毛泽东时期的画卷。对女共产党员们在《中国妇女》的文化实践的讨论，我突出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作用。最后我想进一步探究她们对群众路线的坚守意味着什么。群众路线生发在革命战争时期，是共产党联系群众，表达群众利益和发动群众的有效手段，在成为执政者后，群众路线仍被共产党所强调。妇女杂志编辑们对群众路线的忠实贯彻，使杂志日益获得读者欢迎。她们创造性地探索联系各种妇女群体的方法，标志着毛泽东时期的一大特色：在以草根为基础的社会运动中形成的实践与党的官僚体制的发展巩固并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女权主义者对群众路线的实践，使得社会主义公民，尤其是往日边缘和弱势的妇女，得以在党巩固其中央集权的时候，民主地参与到一个以妇女为中心的、靠近权力中心的话语空间的形成中。这种两个矛盾方面并行的发展是毛泽东时期公民经历过的社会现实，被《中国妇女》鲜活地捕捉到，使之成为一个难得的窗口，让我们能走近那个在全世界最多的人口中进行的激进的社会试验，了解其重重复杂矛盾、冲突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