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胡宗南与1943年闪击延安的计划

作者: 贺江枫     来源: 抗日战争研究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相对缓和，但国民党对陕北地区控制权的争夺并未停止，1943年夏季蒋介石误判日苏冲突在即，命令胡宗南7月10日闪击延安。此后因日苏关系趋于缓和，中共又获悉计划详情，蒋被迫暂停军事行动。随之中共全面改变“和国”政策，展开大规模政治攻势，国共紧张的军事对峙演变为舆论宣传战。而苏联公开介入国共冲突，刺激蒋介石再度计划进攻陕北，但罗斯福的反对态度及党内人士对英美停止援助的担心，军事制裁方案最终放弃，重新将中共问题定位为政治问题。由此可窥知，国际因素成为蒋介石考量战时国共关系的关键所在，但随着美苏深层次的介入国共冲突，国共关系及其实力的变化又转而成为影响美苏在华存在的重要变量。更为重要的是，闪击延安计划促使中共重新定位与国民党的政治关系，国共关系迅即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1943年夏季，国民党胡宗南部计划秘密进攻陕北边区，因中共提前获知相关情报，积极应对，最终在国内外压力之下，蒋介石被迫取消是项军事行动，中共党史将之称为第三次“反共高潮”。第三次“反共高潮”作为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史的重要内容，中共党史学界对该问题极为重视，且已有诸多成果问世，但所用材料均源自中共方面，对国民党如何策划此次“反共高潮”往往语焉不详。近年随着《蒋介石日记》等核心资料的开放及研究视野的拓展，学界对之的探讨亦不断深入，不仅展现出蒋介石闪击延安计划的制定、变化及取消过程，更考察日苏关系变化对此的影响，极大丰富了今人对该问题的认知。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学界有关研究仍有诸多问题尚待深入，如胡宗南在此次闪击延安计划中的作用、美苏介入的影响、蒋介石的心路历程等。因此，本文试图利用蒋介石、胡宗南等核心人物的日记及档案文献，重新梳理1943年蒋介石、胡宗南闪击延安计划的相关史实，展现其发生、演变、终结的全过程，俾使今人对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的复杂面相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1、陕北地区的国共军事对峙

自皖南事变至1943年6月前后两年多时间，国共关系一度相当缓和，且有过一段较为密切的接触。但国民党对陕北地区控制权的争夺并未停止，摩擦时有发生，国共两党在陕北呈现出高度军事对峙的状态。即如毛泽东的判断：“蒋介石的政策是外宽内紧”，蒋介石及胡宗南等军政干部确曾多次研究武力攻取延安的可能，虽均是虎头蛇尾，但却使得中共中央相信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终将来临，为双方谈判蒙上了些许阴影。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后，14日何应钦致电陕西省省政府主席熊斌，请其转告胡宗南：第三战区已将新四军约5000人解决，恐中共报复，务必做好相应准备。此后胡宗南不断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压力。1941年3月，国共两党围绕榆林展开激烈争夺，蒋介石判断中共将攻取榆林，故而3月3日决定“甲、令榆林积极准备防守工作。乙、准备进攻陕北”，并于当日命令蒋鼎文“密商熊斌、胡宗南二同志，榆林增加精兵，此事已不可能，只有使榆林驻军积极设防守城，增强防御工事，然邓宝珊、高双成等恐无守城决心与能力，可否密派重要人员前往榆林主持其事，并带领经费准备一切，激励将士固守榆林，只要其能守城一月，则西安援军必可直达榆林，以此与之相约，但此事必须极端秘密，惟恐榆林城内共探密布为虑”。3月4日，蒋鼎文与胡宗南、熊斌密商后，电复蒋介石，表示“榆林情况，近已和缓”，为防患于未然，拟定“由胡宗南选派精兵一团，绕道赴榆，归高指挥，作最后固守之用”。蒋认为局势严重，试图整体解决陕北问题，令何应钦赴西安协调进攻陕北边区的具体事宜。4月10日，何应钦召集朱绍良、熊斌、胡宗南等西北军政高级长官“讨论对陕北方面应准备事项”，认为陕北边区“易守难攻”，若采取军事行动，应采取围困蚕食之法，“先取‘匪区’之鄜县、马栏、庆阳、环县、曲子镇、定边、盐池等外围据点，及截断吴堡以北黄河各渡口，尔后依情况再取延安”。

中共迅即获知国民党在陕北边区将有所行动。4月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根据各处消息，蒋介石有从北面布置兵力向我压迫的可能”，要周警告国民党：“盐池为我给养命脉，如被占领非与蒋拼命不可。”4月12日，周恩来起草公函质问蒋介石：“今何总长竟欲与此大兵直攻边区，是以发动内战，为天下倡矣。危机所在，实非皖南事件可比，苟一发动，恐全国糜烂即将随之。职孰知钧座之不忍见此，故敢以此直报，敬乞迅予制止，以利抗战，实为至幸。”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处长张冲随后转告蒋之答复，保证绝无此事。尽管蒋矢口否认，但中共已知悉何应钦西安军事会议的具体内容，并积极展开军事应对。12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等：“准备机动部队集结集训”，主张此时作战仍应以内线作战为主，“不是打出去，一二○师兵力须在保卫边区同时，又相当兼顾晋西北之两点上”。

1941年4月13日，日苏突然签订中立条约，使得国共两党所处的国际环境迅速易势，蒋介石自然明白其中的厉害。“倭与俄协定以后，恐其将不参加世界战争，而先专对中国解决中倭战事为惟一目的，则我殆矣”。毛泽东同样敏锐地观察到此点，4月14日致电周恩来，称蒋进攻延安恐难实现，为缓和国共关系，建议暂不公布国民党的阴谋，“如蒋知难而退，则饶他一次，以免引起紧张局面”。而中条山战役的失利，更令胡宗南自顾不暇，进攻陕北的军事计划遂不再提及。

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认为日苏战争已为时不远。1942年4月，蒋经国前往西安，14日与胡宗南会晤，提出“陕北问题应即解决，先从政治入手，地方入手”。毛泽东迅即获悉蒋经国前往西安的消息，并将蒋经国此行与第三次“反共高潮”联系起来，认为“反共高潮”即将来临，要求各部严阵以待。

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现蒋经国已到西北。蒋介石对我们现已组织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我们准备对付蒋的进攻。”13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就时局报告时，提醒党内同志：“今明两年是我党最困难的两年”，“我们的困难有两种，一种是反共高潮的困难，另一种是我们自己的经济困难”。与此同时，4月中旬，周恩来在重庆向南方局全体党员报告时，“阐释了三个月来蒋介石发动一系列反动事件的背景条件，历数反动事件一〇九起”，称第三次“反共高潮”即将来临。4月15日周恩来将自己的判断电告毛泽东，中共中央感到形势严重，17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并致电各地党部及八路军、新四军负责同志，令其做好应对措施：“有各种材料证明，蒋及国民党现正准备于日苏战争爆发后举行第三次反共高潮，我们必须准备团结全党和人民适当的应付此次高潮及今年的极大困难。高潮到来时必须表现沉着态度，不可随便发表意见。必须向干部指明要认识困难的严重性，方能有步骤的克服困难，同时应指明困难的性质乃是破晓前的黑暗，整个国际国内条件都和十年内战时不同，克服困难之后，就有我们与全世界人民的胜利。”5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陕甘宁边区与晋西北的防务，统一军事指挥，组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以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5月上旬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建议速调大军准备给胡宗南以迎头痛击，“只有打得痛，才能使他知难而退”。2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致胡宗南电：“据报贵部正在积极动员进攻边区，采取袭击办法，一举夺取延安，此种军事行动归陶峙岳指挥，总兵力为五个军等语。事属骇人听闻，大敌当前，岂堪有此。”

局势的演变不及中共预料的那么严重，此时无论是内外环境，均不允许国民党发动大规模的反共活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未如期到来。即便就胡宗南部而言，该部也尚未具备军事攻取陕北边区的实力。5月26日，胡宗南召集幕僚会议，研讨进攻边区的利弊得失，认为中共“增兵囊形地带，为防我进攻，而一面夺取神木府谷，造成榆林放弃之事实”。国军若攻取盐池，与会将领担心“何文鼎、马鸿逵有无力量”；若进军囊形地带，又无力狙击中共向陇南、南山、宝鸡等地突击；特别是组织进攻陕北的突击队难以实现，否则将顾此失彼。鉴于“关中方面，救榆林不可能。榆林方面，有无力量。非攻盐池以救榆林不可能”，胡部遂决定暂取守势。国共关系在随后的一年时间内进入相对缓和稳定的时期。然而在胡宗南等强硬派军人看来，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及中共力量的不断壮大，当国共政治谈判迁延不决，难以达成协议时，军事进攻陕北就愈发具有紧迫性与必要性。即如1943年1月18日胡宗南与汤恩伯会谈时所言：“战争日延长，共党力量益巩固，敌后工作，益应重视。对共党如用政治方法进攻，结果徒劳，非用力量控制，决不能就范。”

2、闪击延安计划的制定与中止

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日苏不战是世界局势的一个枢纽，国共关系要看日苏关系的变化。”此后国民党再次策划进攻陕北边区的军事行动，主要缘于蒋介石对日苏冲突在即的误判。3月29日，蒋介石注意到日本潜艇击沉俄船的消息，故而在本月反省录中特别强调“俄、倭开战之期尚难预料，但其因素并未消弭耳”。恰巧4月1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出访长春，蒋认为“此举必为攻俄之先声”。蒋因此开始着重关注日本攻苏的可能，认为“俄对德军不能继续取攻势，而且其力已竭，甚为显著，故为倭、德生存计，必使俄国不能有休息整补之时间，在此两月之内，发动对俄攻势，东西响应，双方夹击，是为其今日惟一之上策”；同时蒋获悉日军成功袭击新几内亚军港，判断日本空军实力并未衰减，进而推理“其进攻西比利亚之威力与形势，并未减少，更可知矣。而且俄国空军并不能优胜于德国，则其亦必不能压倒倭国之空军，此时正倭寇进攻俄国，惟一难得之良机也”。因4月日本向苏联提出交涉，希望苏联向其住德日侨200余人发放过境护照，蒋介石得知“须于初夏以前使倭侨能启程，经俄返国”，因此判定“倭俄如果开战，其期当在五月之后也”。4月20日，希特勒生日当天日本内阁宣布局部改组，调重光葵为外相，而文部省由东条英机自兼。蒋介石疑问日本“何以急遽如此”，经再三研讨，判定日本内阁改组乃讨好德国之举，在德国压力下必将全力攻苏，“不得不于希特勒生日发表改组内阁，以示倭寇攻俄决心，奉慰希氏而已”。4月23日，蒋介石反复考虑后，“结论其必攻俄无疑矣”。

蒋介石判断日苏战争爆发为时不远，苏联将面临德日两面作战，自身难保，故而须在对华问题上有所让步。“接盛晋庸报告，俄领事正式书面声明，对驻哈密俄军第八团，与空军及新锡矿，与飞机制造厂皆一律撤回，此为中俄在新疆最重大之要案，彼决撤去，是其对新疆政治军事侵略政策之一大转变，若非日本对其西比利亚之进攻，已有切实征兆，决不致此”。蒋介石还认为，中共立场亦必然趋于软化，“本月‘共匪’之形势，始甚险恶，而后渐趋憯服”，“若非俄、倭形势骤变，决不能憯服如此也”。现实政治验证蒋介石判断的同时，蒋处理中共问题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4月25日，蒋介石电令胡宗南“准备‘共匪’之变乱”，强调“对‘共匪’之政策与时期之研究”“为今日之急务”，军事进攻陕北边区的计划再次进入蒋介石的视野。

恰巧1943年4月榆林地区国共对峙的军事形势突趋紧张，国民党指责中共“正对榆林作蚕食包围之行动，靖边及米脂之我军，均在其四面包围之中，此种情形与过去在河北者，如出一辙”。4月15日，胡宗南、陶峙岳等召开会议，决定由三十六军、暂五十二师、暂十九师必要时负责进攻陕北边区；同时认为部队战斗无力主要是输力不健全之故，乃发“剿匪”部队驴马，“输力筹拨由陶岷毓办理，并发二百万元”。因此，当4月25日胡宗南收到蒋介石制裁中共的命令后，于5月3日立即与陶峙岳讨论“收复囊形地带事宜”，决定由陶亲赴洛川指挥，并由五十三师接替骑二师。当晚，陶峙岳将收复囊形地带计划亲自呈递给胡宗南。6日，胡宗南会见三十六军军长李延年等，重点就增强部队运输力量及中共企图进行指示，闪击延安似已箭在弦上。

5月22日，共产国际提议解散。蒋于24日获知消息，立即意识到“此乃中国民心与内政之一大事，岂啻世界思想之一大转变而已哉。故此后对于国内共产党之方针与计划，应重加研讨，是乃对内政策之重要时机”。5月31日蒋介石收悉毛庆祥来自苏联的情报，称日俄渔区争执未决，日方向苏联抗议：“我国于三月廿日苏方声明及其说明，认为不满，于同月廿三日再行提出公文，苏方虽坚持拍卖主义之方针，拒绝受理”。6月11日，蒋介石召见熊式辉，“示以最近日本情报，以为日将攻苏”。熊式辉表示“日本除非救德之危，否则攻苏可能性殊少”，但仍提出“不论日苏战争之果否实现，在两种（即战与不战）情形之下，所应有之处理，皆应先事研讨，以作准备”，蒋介石予以肯定。熊式辉当晚拟定应对方案，提出日本进攻苏联之时，国民政府对苏外交运用要点三项，并指出仅消灭中 共有实现之可能。至于消灭中 共的方式，熊认为“不如得苏联谅解而派遣国军北进策应，乘机将素来破坏中国军事统一、无作战力量之中共军队加以改造”。6月12日，蒋介石审阅熊式辉所拟计划，甚为满意，“以此实为我国生死存亡之所决也”。

6月17日，蒋介石致电胡宗南，询问“对于边区之准备，现在如何程度，详复”。胡宗南遂即加快军事部署。6月18日胡宗南“经同官、宜君、中部而达洛川”，19日召集第九十军军长李文、第五十三师师长袁杰三等会谈，提出“由云岩直赴北赤仅三十里。绕开晋军驻地，而截断‘晋匪’交通，则此后封锁更易为力”。袁杰三建议：“一、改造地形，尤其是沟地、隙地，如能改造地形，可以弥补兵力之不足。二、龙坊镇可直下中部富县永乡镇一带，亦甚重要，应屯一部粮，以备万一。”胡宗南“研究多时”，“默审军事问题” ，于25日下定最后决心“以第八、第一六五、第一六七、第二十八、第七十八各师攻取囊形地带，并定于七月十日开始攻击”。胡宗南将该军事计划上报蒋介石，“对边区作战，决先收复囊形地带，对囊形地带使用兵力，除现任碉堡部队外，另以三师为攻击部队，先夺马栏镇，再向北进，闭锁囊口。预期主攻在宜君同官间，攻击开始时间，预定七月勘日，并预定一星期完结战局”。然而蒋此时似乎还未下定最后决心，批示“可照已有岗电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

蒋介石缘何又犹疑不决，主要因日苏冲突并未出现。6月14日，日本无条件放还被扣俄船，日苏趋于妥协。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几乎难以接受，称日本此举“为个人最忧虑之一事”。即便如此，蒋仍未完全放弃日苏即将冲突的判断，“倭对俄迁就退让极矣，若非完全屈服，即为其虚伪掩饰，以期闪击之得计”。待至27日，日本放还被扣俄国船只，蒋介石方才意识到日苏冲突将不可能，承认自身存在严重的战略误判：“明知敌军实力已不足攻俄，而犹望其攻俄冒险，此非军事家与政治家之精神。”日苏战事既然无从谈起，那么藉此闪击延安也就成为无本之木，失去实施的前提条件。

中共初始并未窥悉国民党闪击延安的企图，相反认为国民党此刻尚无力量向中共展开大规模军事进攻。周恩来自重庆返回延安前，6月16日还特意与熊式辉会面，提出“不妨由中央多派人前往陕北，如党务、情报等工作，俱可照中央计划与各省区同样办理。我再返渝时，拟多带陕北不常出来同志来此，以便了解外间情形”。同样，毛泽东在6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亦乐观地认为：“对国民党不采用决裂态度。国民党内部弱了，没有力量向我们大举进攻。”

局势瞬息万变，7月3日，中共中央获悉胡宗南密谋闪击延安的情报，毛泽东立刻意识到情况危急，当即致电周恩来，“数月以来，迭据西安情报，蒋严令胡宗南准备进攻边区，巳巧（6月18日）胡曾到洛川召集军官会议，部署军事，此事请在西安加以探询，并向胡商谈军事冲突对抗战团结之利害”。身处重庆的董必武则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七七宣言、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胡宗南电、延安新华社揭穿西安特务假造民意的新闻及延安民众大会通电，秘密印发各报馆、各外国使馆、各中间党派及文化人士，并设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实力派”。强大的舆论攻势使得国民政府面临巨大压力。同时，中共积极展开军事部署，做好全面军事斗争的准备。7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已调晋西北四个团渡河南开准备作战，晋西北现仅留六个小团，颇为空虚，同时事变有可能发展至两党破裂，我党不能不事先有所筹划。如至那种局面，拟实行前年春季所定计划，从五台、太行抽调十个大团（约两万人）西开应变。”国共全面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此外，中共设法策动地方实力派联合反蒋。7月八九日董必武连续与章伯钧会晤，在章伯钧表示“如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拟在四川发动反蒋军事活动来策应”之后，董必武指出“如万一胡宗南敢于冒险，地方军队如起而反对也是重要的”。

事实上，此时蒋介石制裁中共的有利条件已不复存在，日苏关系趋于缓和，中共又已获悉闪击延安的详情，掀起全面反击国民党的浪潮，因此，蒋介石不得不暂停军事行动。7月9日，蒋介石电话告知胡宗南，“对陕北暂不动作”。同日，周恩来抵达西安，7月11日，胡宗南与周恩来、林彪会谈，向周表示对陕北边区无动作。经过两日与胡宗南的交涉，周恩来判断“蒋令胡宗南准备进攻，尚未进入行动阶段”，13日在返回陕北前，特意致电中共中央，认为“中央考虑戒备有必要，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刺激太甚’，重庆、西安宜暂缓印发”。然而中共中央并未采纳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13日致电周子健，“你们仍应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密发社会各方，不得停止不发”。周恩来的判断并非毫无道理，此后蒋介石确因中共的宣传攻势“刺激太甚”，当苏联强势干预国共冲突时，意欲再次重启闪击延安的计划。

3、国共矛盾激化与闪击延安计划的重启

1943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认为“我们过去两年采用不刺激国民党的‘和国’政策，保持了两年多的比较平静，是正确的。现在情况变化，就不适用了，而要采用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7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采取政治攻势，全面反击国民党的“反共高潮”，“进行揭露国民党种种罪恶行为与反动思想、政策的宣传工作”。

7月8日，《解放日报》刊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及抗战爆发六周年，公开批判国民党内的反共份子“不惜儿戏抗战前途，以军事进攻为威胁，以言论进攻造舆论，欲使已经很困难的抗战中国更加分崩离析，更加支离破碎而后快”。21日，当蒋阅悉此文后，怒不可遏，“延安解放日报所发表之言论，其对我个人之污辱与党政军恶口痛骂，乃为从来所未有”。蒋于当日召集党政军联系会议，“谈对付中共荒谬宣传之对策”，决定掀起反击中共宣传的全面攻势，陈布雷代为宣读蒋之指示：“（一）如果发动宣传，应侧重于揭发奸党少数人之罪恶而启迪彼党多数人之觉悟；（二）须知此乃奸党内部动摇，故造作谣言，希挑起战争，以促其党内之团结。”因党内意见纷呈，会议无果而终，“总裁略示意见，命再研究”。就在国民党商讨掀起宣传反击战的同时，事态影响日趋扩大，中共将国民政府闪击延安的计划告知美苏后，美、苏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忧虑与关注。

7月7日，中共驻重庆代表将胡宗南密谋闪击延安的相关材料递交给美国驻华使馆，但是美国驻华使馆官员的态度明显偏袒国民政府。8日美国驻华代办艾哲逊（George Atcheson）致电美国国务卿赫尔（Hull）：“尽管目前的情况毫无疑问有非常严重的方面，但是在大使高思（Gauss）看来，中央政府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可能对中共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首先，它将在盟国之间形成非常不利的反应，特别是美国和英国，而国民政府目前需要盟国援助它在抗战期间的军事及战后重建计划”，认为国民党此举应是向中共施加军事压力，迫其接受国共谈判的条款，“而不是希望将它扩大到战争的边缘”。史迪威态度则要强硬的多，得知闪击延安计划后，向董必武明确表示“如中国内战，他必将飞机带走”。苏联态度更趋积极，7月14日苏联驻华使馆参赞就国共目前冲突的状况与艾奇逊交换意见，“认为国民政府在边区周围调动如此多的兵力是希望向中共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蒋委员长的谈判条款，而从中国国际关系的角度而言，他不希望在此刻看到对中共军队实施军事攻击”。

面对美苏驻华官员对中国内战的担忧，蒋介石感到必须有所行动。7月23日，蒋介石与陈布雷“详谈对中共驳斥宣传之意见”，决定“发布劝告中共党员书，说明政府对中共一贯政策”。陈布雷颇有异议，认为“此时发书，如出以宽容之意，则适中‘匪类’此次反宣传之计，否则如出以严正态度，则又为‘匪类’藉口，作反宣传资料”。陈向蒋建议：“当此轻重皆非之时，惟有暂取静默，以事实足以证明‘匪类’反宣传，全出诬妄也”，否则政府此举有越描越黑的嫌疑。蒋最终接纳陈布雷建议，“决定对中共谣言诬蔑暂置不理”。至于中共问题如何解决，蒋此时愈发相信斥诸武力是唯一的办法，“‘共匪’既非仁义所能感化，则除武力之外，再无其他方法可循”，但亦承认此时“时间未到，惟有十分隐忍，必以犯而不校之态度处之”。

7月29日，蒋介石收到驻美大使魏道明的报告，得知美国《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刊登的鲍尔温（Baldwin）批评国民政府抗战的文章影响甚广，魏道明特别提及“鲍尔温出身海军，成为海军代言人”，且“此次对我国谬论似有英国背景之意向”。蒋介石认为鲍氏所言“不仅毫无价值，而且谤毁造谣，使倭寇因之乘隙离间，此乃英国与共党双方在美中伤之影响也”，“颇为震怒”，命令中央宣传部“加以研究或发动几个报馆写文章，一方面在美国发动人士著论驳斥”，另一方面改变对中共暂置不理的方针，“欲以舆论压迫之”。7月30日，蒋命令陈布雷“通知各省参议会与民意团体，驳斥中共七七论文，并质问毛泽东”。

8月2日，陈布雷、吴国桢、蒋廷黻、董显光等根据蒋之指示，商讨如何批驳鲍尔温的文章。吴国桢认为“鲍尔温此文我们若完全不理他，固然不好，如果正面去反驳他，也要有考虑”。经过多番讨论，最终陈布雷提议：“可以由重庆一家报纸根据总裁之指示要点，著论辩驳”，“其中微似动怒之言辞，可以不必写出，我不主张多在新闻纸上写东西，有一家报纸写也就够了”。8月5日，《大公报》发表驳斥鲍尔温的文章，蒋介石认为鲍文毕竟是民间言论，“无大害也”，故而8月5日“决定不别撰评论焉”。批鲍一事，即告结束。但国民政府面临的舆论攻击并未停歇，反而有愈发严重的态势。8月上旬，中共中央以“揭穿国民党的实质并教育革命队伍”为名，“拟于八、九两月发动反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运动”。批判国民党反共独裁的舆论浪潮此起彼伏。乃至陈布雷亦惊叹：“中共近月来竟直接攻击委座，想见其企图之恶劣也。”

相较于中共的舆论攻势，苏联官方媒体的批判更具杀伤力。1943年8月7日，塔斯社记者罗果夫在《战争与工人阶级》发表《中国内部发生严重问题》，“极力攻击中国政府。对于第八、第四军之压迫，指系政府中主和及妥协派之所为，认为于中国抗战前途甚为妨碍”。8月8日，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判断“俄国政策对‘共匪’并未放弃，而犹想保留其势力也”。8月10日，国民党中宣部立即通过美联社、《纽约时报》在渝记者向国际声明：“莫斯科所发表之文字，谓重庆有败战主义情绪，重庆所得之消息显足以压倒之。据谓中国已一再明白表示立场，任何和平建议均不加考虑，惟继续抗战至日本完全战败。”

与此同时，8月8日美军参谋长马歇尔致电宋子文：“中国政府与共党摩擦日烈，据最近消息虽未确实证明，然显示已限共党于八月十五日以前归顺国民政府，否则采取对付办法。查现值我同盟国正应全力应付日本之时，如所报属实，诚可焦虑，能否设法避免此类情事。”宋子文将马电转发给蒋，强调“来电虽系马歇尔出面，当得罗总统授意，是否并由苏联密告，此间一时无从查悉”。蒋介石不仅将之视作苏联的策动，更与此时的国际局势联系起来，判断苏联将阻止国民政府进入世界四强行列。而中共此时强大的政治攻势，在蒋看来“其政治上之目的，即秉承其第三国际之指示，趁滇缅路未克打通以前，阴谋破坏中苏英美四国协定之订立，或于英美苏三国议定协定时，使中国牵于内战，损失信誉，而不克参加。此其企图所在，无非破坏抗战危害党国。故对彼党之挑剔行为，我一用兵，他之诡计获逞，我即陷于失败”。苏联则“看到滇缅路没有打通以前，我们中国战场还是孤立的，而一旦打通以后，抗战局势必为改观，乘此时机他即欲利用中共在内部捣乱，而威胁英美，使英美对我采取观望态度，不即进攻缅甸。……否则，如果我国滇缅路重开，国际交通之阻碍已去，不仅第三国际与中共的国际挑剔之可能性大大减少，而且日寇侵华军队亦必自南向北后撤，而退守华北一带。到此时无论中国与国际之局势，皆于他为不利。此即他怂恿中共阴谋趁此时机在我国内部捣乱之一主要原因”。

蒋感到必须在苏德战争结束前，解决中共问题。如果说8月7日蒋介石还认为解决中共问题尚非其时，那么13日时，蒋介石已经开始“对‘共匪’计划，无时或忘”。可知苏联介入国共冲突，确实刺激蒋加快武力解决中共问题的步伐。蒋介石认为“共俄在美对我反宣传之阴谋毒计，必须彻底破除”，命令宋子文向罗斯福特别说明，“如中共猖獗，则抗战失败，中国与亚洲皆沦为赤化，太平洋即无和平之日，使其知中共之阴谋及其背景之不可忽视”。8月16日，宋子文在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顾问霍普金斯会晤期间，特别提到“苏联人似乎正在恢复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援助。中共刊出了有关委员长向中共发出最后通牒的诽谤性言论，这并不是事实”。霍普金斯回答道：“当然，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但中国迟早都必须面对苏联”，虽然未直接就国共问题表态，但表达了对苏联的不满。如此更加坚定蒋介石重启进攻陕北边区的计划，“对‘共匪’之计划，至此不能再事被动消极，顾及太多，长此以往，则我愈迁就退让，则‘匪’更放肆猖獗”。国共两党由舆论对抗再次走向军事冲突的边缘。

4、美国干预与闪击延安计划的终结

1943年8月2日，毛泽东分析时局时提出“国民党为进攻陕甘宁边区新调来的六个师，现已撤回四个师，此次反共高潮已被打退”。即便如此，毛仍于8月13日特别提醒党内注意国民党进攻边区的阴谋“并未放弃，同时在全国广泛发动要求解散共产党的舆论”。毛对于国民党反共举动的警醒，并非毫无道理，就在8月13日，蒋介石决定重新实施军事制裁中共的计划。

蒋介石首先抓紧做好进攻陕北边区的军事准备与部署。8月17日，蒋“研究陕北地形与‘剿匪’计划甚久”之后，于当日致电胡宗南，称中共“必至攻击我”，要求五十七军之驴马、枪弹迅速补充，加强海固防御力；命令胡宗南限时完成桃力民与沙王府之机场的修筑，同时重点考虑与何文鼎的通信办法及无线电通信的保密方法。8月24日，蒋反复思量“剿共预想之变故，甲、持久不能解决；乙、倭寇乘机进攻洛阳、西安；丙、俄国干涉，侵犯新疆；丁、‘共匪’窜于晋西或陇东或宁夏；戊、我军反攻倭寇时之扰乱我后方”。为防患于未然，蒋介石决定采取三项措施：“一、调青海骑兵两团到陇东。二、令宁夏积极准备防‘匪’西犯。三、后方补训部队与各军师长之召见。”

更为重要的是，8月25日，蒋介石拟定解决中共问题的总体方略。蒋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央现在之地位与形势，已处于主动，决非如民国卅年夏季以前完全处于被动之时期矣”。虽然蒋亦明白“中共问题无根本消灭之法”，但现今用数十万军队封锁边区，反倒不如闪击延安，“使之变成流寇，无立足之地为上策”。待占领陕北边区后，“可抽出十军兵力在后方各地，一面防范，一面搜剿，较为得计”。最终，蒋介石决定解决中共问题的具体步骤：第一、宣传重于军事；第二、分化中共，“使之内部分化，增强其归顺中央之心理”；第三、准备军事行动，“在此三个月内为积极准备时期，于此期内，非不得已时不加实剿，乃以威胁与压迫之态度，造成其内部之恐怖状态”。第四、选择日苏和战与德俄战争二者未决之前的有利时机实施，“此时实为我有利之时机，而且英美对俄之心理，正在转变之间，英美亦不致中俄共宣传之毒，其当表同情于我也”。

蒋介石在完成各项部署后，罗斯福突如其来的反对之声，打破了蒋的原有计划。8月29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告知当日与罗斯福会谈，罗斯福特别提及：“盼望改编共军不斥诸武力，盖如有内战，恐玉石俱焚，且予人谓中国不能统一之机会，故望委员长能以政治手段解决”。8月31日，罗斯福再次与宋子文会晤，并示意：“我由衷希望你们不要与八路军开战。在他们中有一些良好的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的萌芽。你们万万不可浪费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9月6日，史迪威更以备忘录的形式建议：“胡宗南以数师向东转调，并于数点渡河进攻郑州及新乡两地。”蒋介石阅悉备忘录后，大骂史迪威：“此其必受‘共匪’所主使，而且其语意有威胁之意，且名为备忘录，是将来制裁中共时，证明曲在于我之意，此史实一嘴卑劣糊涂之小人。”对于史迪威的要求，蒋介石“不屑驳复，乃置之不理”，但罗斯福的意见，蒋则颇感应付困难，“中共在美宣传，几乎已使罗斯福及其左右迷误难醒，此为最大之困难”，不得不考虑改变制裁中共的方案。

9月5日，胡宗南前往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当日与蒋介石商谈对延安作战意见。胡宗南表示“以主力由宜川、洛川间，直取肤施，以一部攻取三边，然后包围而歼灭之”，对此蒋认为“现时进攻，不甚相宜，因其有备”，暂时以封锁边区为妥，否决了胡的建议。为缓解美国疑虑，9月7日蒋致电宋子文，保证对中共问题“不用武力讨伐，惟以法纪制裁之方式出之”，要求宋子文“对于此点在美国宣传应有特别之准备，请即召集美有关全体之宣传人员积极进行，务使其重要日报与杂志皆能全文登载对我政府加以赞扬之评论，期收大效”，至于宣传经费“当可不惜一切也”。至于中共问题如何解决，蒋计划提交五届十一中全会讨论，以便做最后的决议。

蒋所言的法纪制裁，即一方面封锁陕北边区、取消八路军番号，另一方面宣布中共为非法组织、公布其罪行。9月9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党政军核心干部商讨对中共决议案。王世杰与孔祥熙“发言最多”，孔认为军事进攻陕北恐使得英美停止援助，甚或延缓英美对日的进攻计划，王世杰表示须待英美对日作战取得更大成果之后，方可对中共示以严厉态度。最终，蒋介石采纳众人意见，“决将隔绝区与取消其军队名号之处分二点，完全取消，以国际环境与战争局势，尚非制裁之时机，故亦不加以处分，但将其罪恶仍全部声明，以明功罪与是非也”。同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强调对中共问题“不得不用纪律处治，以明功罪而整纪纲，但决不加以武力讨伐”，命令宋子文口头密告美国要人，“勿使其为此悬念，总使美国政府要人能了解中共与第三国际在美国种种宣传阴谋之所在为要”。宋子文在收悉蒋电后，9月10日与驻美大使魏道明等商议中共问题，并当日复电蒋介石，反对公开批判中共，称大会宣言“若连带共党问题，一般不明真象者，必曲解本党大政方针，不过为解决共党之手段，故宣言不如不提处置共党问题，俟一两个月后，根据此项大政方针，促使共党就范，一面更广事宣传，必有良好效果”。

9月11日，蒋介石召集吴稚晖、戴季陶、孔祥熙等再次商谈对共方针。蒋介石此时已认识到军事进攻陕北边区将使得国民政府面临严重的政治外交危机，“如我进攻迁延不决，则‘匪势’更张，国际舆论对我更劣；如我能速战速胜，则‘匪’不过迁移地区，不能根本消除其‘匪党’，而我国内战既起，复不能根本解决，则国家威信仍有损失”。故而蒋介石明言军事进攻陕北尚非其时，称“尤其于滇缅路未获重开与四国协定尚未成立之时，更不可不镇静坚忍，以免中其毒计”，提出对共方略三策。第一策为军事解决，但该策“在目前滇缅路未打通与四国协定未订立以前，吾人倘遽尔采取此策，致影响外交之失败，则殊为失算”。第二策为“对中共不进剿，仅宣布促其觉悟，而予以自新之路”。然而“此项办法恐亦无何成效。盖无论吾人发表何项文字，在中共方面，不仅不会接受，而且将多方曲解利用，徒供其作反宣传之资料”。第三策秘密处理中共问题，不公开批判：“全会对于中共问题尽可作详尽之检讨报告，仅可成立一妥善决议，指定由某一机关或某人负责处理中共之事，而对外绝对秘密。”蒋此时接纳了宋子文的建议，认为第三策最为合适，“尤其在此时切忌公开的、正式的向他攻击，以免中彼奸计，致使国家受到影响”。不料党内元老对蒋“大事小作”的方案颇多不满，如戴季陶提出“对于共产党必须有一应付之腹案，即令泄漏亦无妨碍。因不如此，则不仅社会人士怀疑，即党内同志亦无所适从也”；蒋被迫答允“全会中应作一报告，可以书面朗诵，至决议案取何种形式，及如何方式发表，明日须再加研究”，但仍再三强调中共问题为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求得解决”。

9月13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第八次大会，讨论中共决议案。蒋介石特别强调“今天的问题不是共产党的问题，而是对于国际如何宣传的问题”，“我们现在无论在事实上或在理论上，都要注重共产党，现以政治方式来宣传”，该案遂即通过。同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询问“美国官方与各报对于全会开会词以及各种所发表文字及议案之舆论观感与注意程度”。15日，宋子文复电蒋介石：“美政府及一般人民皆谓惟有此种切实宣示，可使美国民众对华信仰益坚，中国与民主集团提携更易，并谓处置共党办法确有大政治家风度。”蒋介石为此颇为自得，认为“处理‘共匪’案之决议文与指示发表以后，中外一致颂扬，实为今后对‘匪’宣传转败为胜之枢机，‘共匪’对美国之宣传奸计，从此或将失效矣”。

蒋介石虽认识到政治解决的必要性，但五届十一中全会后，并未立即放松对陕北边区的军事压力。至于陕北军事紧张局势是否缓和，蒋介石仍在观察中共及苏联的态度。10月6日，中共提议自即日起不再发表攻击国民党的言论，27日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徐佛观致电中央：“共党同意委座在十一中全会及参政会政治解决之表示。”同日，美英苏在莫斯科召开的三国外长会议，通过四国协定，而苏联对美国所提中国位列世界四强的建议，并未持反对态度，蒋介石获悉后，感叹“此乃对‘共匪’容忍之政策见效之明证也”。10月31日，蒋介石认为中共“态度渐变，暂时缓和之方略或可达到，此乃政策正确所致，是亦容忍之效”，遂即开始缓和对陕北边区的军事压力。12月12日，蒋介石致电胡宗南，决定“抽调一军赴渝，并令缓和陕北形势”，长达数月的国共内战危机至此方彻底消解。此后国民党封锁陕北边区的部队第一线碉堡部队虽未撤防，但1944年1月13日第二线控制部队八师开始后撤至咸阳，蒋亦于当日令邵力子转告董必武，“我军在陕北囊形地带已令撤除一二师，至于共军撤不撤，则听之”。国民党又再次走向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道路。

5、余论

1943年9月23日，国民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收听重庆广播时，得悉“张道藩对沦陷区民众广播，提及中共不法行为，十一中全会决定设法劝其改过”，感叹“大约国内对于中共问题，数月来想甚紧张，在此抗战中有此，殊为痛心”。1943年胡宗南闪击延安计划看似波澜不惊，但其背后所隐藏的全面内战危机更令人胆战心惊，通过对该计划的史实重建，或可对1943年的中国政治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首先，国际因素成为蒋介石考量战时国共关系、决定国共和战与否的关键所在。不仅日苏冲突在即的判断成为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主要依据，并且苏联对国共冲突的公开干预，亦成为刺激蒋介石重启闪击延安计划的首要原因。美国总统罗斯福旗帜鲜明地反对内战，更是迫使蒋介石重新回到政治解决中共问题老路的主要因素，否则蒋介石也不会在最终决定是否闪击延安时，明言中共问题的解决根本取决于美国态度，称“对‘共匪’之急务，乃为对美国之宣传战与神经战，为成败之关键，而非军事强弱之关键也”。但是，随着美苏深层次的介入国共冲突，国共关系及其实力的变化又成为影响美苏在华存在的重要变量。当史迪威态度鲜明的反对国民党军事进攻陕北边区时，蒋介石对其不满与日俱增，无疑为1944年史迪威事件的爆发埋下了冲突的种子。1943年9月10日，蒋介石特意致电宋子文，斥责“史迪威不知共党十年来经过之历史，更不明了最近共党之内容及其阴谋之所在，徒听共党之煽惑，助长共党之气焰，殊为可叹！”

其次，国民党党内弥漫的反共意识则是闪击延安计划出台的重要背景。尤其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党内对中共内部形势产生严重误判，主张趁机军事解决中共问题者更是不乏其人，胡宗南可谓代表性人物。1943年6月13日，胡宗南收悉国民政府就共产国际解散所拟定之指示，直呼“政府今后处理中共问题时，可减少投鼠忌器之顾虑”。8月11日，胡宗南密电蒋介石，“延安最近情形非但无和平表现，反变本加厉，其备战情形，尤为积极”，特别强调中共内部已呈分裂局面，“据报周恩来抵延安后，除出席欢迎会外，甚少见其踪迹，据传或受软禁”。问题是蒋介石未能作出准确判断与评估，政策制定出现严重偏差，8月25日拟定解决中共总体方略时，乃将分化瓦解中共作为关键选项。胡宗南的鼓动请求，在蒋重启闪击延安计划的过程中，作用不可忽视，以至于1944年7月蒋介石在总结豫西战役教训时，还特别责怪胡宗南：“你看现在大家谁还看重你？假使上半年如剿‘赤匪’，你一定失败，那时影响之大，不知如何也！”

此外，国民党闪击延安计划促使中共重新定位与国民党的政治关系。中共不仅改变过往的“和国”政策，掀起大规模政治攻势，更将《中国之命运》作为法西斯经典重点批判。1943年3月《中国之命运》出版后，蒋介石颇为自得，甚至在1943年感想与反省录内仍自诩：“本年心理建设方面收效颇多，尤以《中国之命运》出版以后，青年思想渐收统一之效。”然而7月中旬，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建议组织力量批判《中国之命运》，“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一个宣传攻势”。董之提议，无疑将矛头直指蒋介石。毛当即采纳董的提议，7月19日将陈伯达所写《评〈中国之命运〉》“看过改过”后，又致信《解放日报》社社长秦邦宪、总编辑陆定一，建议《评〈中国之命运〉》“在今日或明日发表”，“以此作一次大宣传”。20日《评〈中国之命运〉》刊出后，毛泽东致电董必武，“要求中共中央南方局将《评〈中国之命运〉》一文，印译为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发”，“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中共如此半公开的批判蒋介石，在抗战期间还是首次，此举虽对蒋有所刺激，1943年8月25日蒋介石制定制裁中共总体方略时就曾骂到：“‘共匪’对余中国之命运第七章，最近乃露骨攻讦”，“今其态度已毕露，对于政治方法之解决完全绝望，乃不得不准备军事，积极进剿”。但亦表明中共试图获取与国民党对等的政治地位。蒋介石对此也有所觉察，强调中共政治攻势的目的是“使中央声明不起内战之保障，以达其掩饰破坏抗战、扰乱社会之‘匪寇’行径，即间接承认其组织，使与中央对立，获得敌体之地位”。随着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国民党执政地位遭受严重冲击，中共适时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国共关系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