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苏为虑与争取美援: 国际视野下蒋介石处理皖南事变的考量

作者: 李俊杰     来源: 史学月刊

皖南事变是抗战期间国共合作的一个转折点。蒋介石在皖南事变前态度复杂，举棋再三，皖南事变后虽然在国民党强硬派的要求下撤销新四军番号，但其仍试图缓和与中共的关系，避免内战发生。1940年至1941年间的国际局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蒋介石处理新四军问题的举措，其中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牵制最大。苏联希望蒋介石坚持抗战牵制日军兵力，蒋介石则希望拉拢苏联避免其与日本联合不利于中国，同时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以及苏联对中共的制约。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后，美国对华态度好转，而当时中国国内经济状况日趋恶化，蒋介石希望美国对其抗战给予政治支持和经济、军事援助。为此，除了向美国表示坚持抗战的决心之外，蒋介石还必须表明其有统制全局的能力，保证中国不会发生内战。国际局势的变动迫使蒋介石和平解决皖南事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但是，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以及此后的第一次国共内战，国共双方互有成见，缺乏战略互信。因此，国共之间摩擦冲突不断，从1938年起就开始逐渐增多，呈现出“按下葫芦又起瓢”的态势，1941年的皖南事变即在此背景下爆发。

目前学界对皖南事变的研究多注重梳理皖南事变发生的经过、善后结果，探究皖南事变中的苏联因素，如苏联对华政策、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关注皖南事变发生后的舆论反应以及中间势力的对策。皖南事变研究者使用的资料多为中共的官方出版物，着重于从国共关系视角来展示新四军的发展历程以及皖南事变的演变过程，目的是揭示国民党攻击中共和新四军、破坏抗战的反动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影响皖南事变的复杂的国际因素。

中国的内政与外交往往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于一些大事件，皖南事件即是如此。皖南事变发生是轰动中外的大事件，国共双方关系已成剑拔弩张之势，国共合作面临破裂，国际舆论热切关注中国是否会发生内战，再加上中共与苏联的特殊关系、蒋介石对外援的争取，使得皖南事变成为牵扯美、苏的国际性事件。本文利用蒋介石日记、“国史馆”档案资料和国外档案资料等，从“内政—外交”联动视角来探讨皖南事变前后国际因素对蒋介石处理新四军问题的影响，揭示在抗日战争特殊情境下，蒋介石如何在美、苏压力下处理皖南事变。

一

举棋不定：蒋介石对处理新四军问题的战和抉择

蒋介石1940年初对中共的核心政策是“限制其范围，严防其‘叛变与暴动’,使之守纪律，奉命令，弗过骄横跋扈而已”,蒋狡诈地计划通过命令中共军队与日作战来消耗中共实力，以为“后方‘共匪’无几，其力全在战区，故抗倭即‘剿共’,可以双管齐下，且‘共匪’适夹在敌我之间，更易为力”。蒋介石估计中共此时不会发生叛变，“以理论言、以共党利害言、以革命整个局势言，皆无背叛革命与抗战之可能”。但蒋介石并不放松对中共的监视，1940年初他曾给第三战区的顾祝同发电，要求顾严密注意防范第三战区内的新四军以及中共的其他行动，“如有越规行动，应不稍留情，从严制裁”。

抗战时期，新桂系控制着安徽省政府。1940年李品仙接任安徽省主席，与新四军的摩擦不断，逼新四军就范的意向十分强烈。李品仙、李宗仁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经常指责新四军，报告新四军所谓的“非法行动”,希望蒋介石严惩新四军。

李品仙和李宗仁给蒋介石的电文中，对新四军的指责主要集中以下两点：一是指责新四军收缴民枪，吸收地方武力，扩充实力。李品仙指责新四军“在津浦南段一带颇为活跃，收缴民枪，扩充实力”。李宗仁报告，新四军在滁县“勒夺民枪”,“组织民政军联合会并勒令地方武力组织游击队，委派不良份子充任领袖”。二是控诉新四军通过控制地方政权，赤化民众。李品仙报告，新四军撤换安徽第六行政区县长以下各级行政人员，并“派大批工作人员鼓惑江南我军哗变”,新四军建立中学，“迫青年受训宣传赤化”。

1940年初，李品仙、李宗仁就极力渲染新四军扩充实力及其后果，认为新四军游击纵队“预图在全皖扩充50万”,判断新四军的战略意图包括“打通鲁南、苏北”,“夺取皖东政权及人口税收”,“先取洪泽湖为根据地，进攫大别山恢复豫鄂皖赤区，以为相机‘窃国’之准备”。李品仙、李宗仁迭次报告难免让蒋介石产生一种感觉，即新四军不断扩张，逐步侵蚀国军地盘，意图恢复昔日根据地。这与蒋介石限制中共军队范围的方针背道而驰。

以往研究较少关注新桂系在新四军问题上发挥的作用。实际上，由上述可知，新桂系与新四军在控制区域上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不希望看到新四军发展壮大。李品仙、李宗仁的迭次电报为国民党攻击新四军提供了信息资源，也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从著名的皓电中可以看到，国民党对新四军的指责与李品仙、李宗仁的迭次来电内容基本吻合。在1940年10月19日的皓电里，何应钦与白崇禧指责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皓电还要求“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而所谓的中央提示案所规定的作战地就是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地区。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致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历陈八路军、新四军抵御敌军、收复失地的战绩，谴责当局以内战代抗战，以分裂代团结的阴谋，同时也表示为顾全大局，新四军遵令北移，但是要求宽以限期。

皓电虽然发出，但是并不代表蒋介石下定决心武力解决新四军问题。其实，蒋介石在新四军问题上举棋不定。面对军令部主战派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蒋介石当时并未批准。实际上，皖南事变前，蒋介石对中共的想法是“应依法制裁，不使坐大，但仍以刚柔并济，不使即时破裂”。他是在做两手准备，一方面研判形势，做好与中共作战的准备；另一方面，极力避免作战，利用皓电与中共进行谈判。

不可否认，蒋介石亦确有武力解决新四军问题的企谋。10月12日，蒋介石“在黄山新草堂手拟对‘匪’之方针”,10月15日上午“约军事干部来谈大局与以后‘剿共’抗战计划”,下午“约干部谈防制异党计划”。10月20日，“电第二十九集团军王总司令缵绪，令注意防范共党对我军进行兵运”。其中尤须注意的是蒋介石对陕北的严密防范。他多次电令胡宗南加强构筑防御工事，10月22日要求蒋鼎文、朱绍良和胡宗南“对陕北第三道防线工事完成后，应即连续构筑第二道防线工事，并限本年内一律完成勿误”。11月2日又发电督促三人赶筑碉堡线，并且要求“昼夜轮流换班赶筑，可以竞赛方法”。蒋介石对陕北的防范早已开始，但这段时间蒋介石对胡宗南等人的电报如此频繁，不能不令人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

11月4日，蒋介石致顾祝同电，要求顾祝同“如对江南新四军展开行动时，事前须充分准备与详细侦察其内情，并须派优良部队担任此项任务，不可随便行动，反为其所乘，则后事更难收拾矣。务希十分谨慎为要”。论者多以为此时蒋介石已作武力解决新四军问题之准备。时隔一个多月后的12月13日，蒋介石又电顾祝同，提出了内容大致相同的要求，蒋在电文中提醒顾祝同“必须先妥筹预防对策，作一网打尽之计谋，谋定而后动，切勿轻易行动，反为其所制也”。那么这一个多月蒋为何对新四军迟迟不动手呢?主要原因是蒋依然借用皓电命令与中共谈判，压缩新四军和八路军的生存空间。

10月21日，蒋介石同意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北岸日期展期至11月底，意在“试观其能否遵令”。12月9日，蒋介石发布手谕，令新四军向河北移动，命令除了再次展期以外，蒋介石允许新四军先开到长江以北，然后再开到黄河以北，而不再坚持新四军直接开到河北，满足中共新四军开到江北的要求，这显示蒋介石再次做出让步，但是他没有放弃让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到河北的最终目标。

为了促成中共遵守命令，蒋特别派军令部次长刘斐与周恩来、叶剑英约谈。刘斐与周、叶两人进行了三次会谈，但未获得实质性结果。虽然蒋介石看出中共采取拖延战术，但是他仍认为以防制为主，“对共用兵此时不宜积极，应以制阻为重”。他还于12月25日主动约见周恩来，面对周恩来提出的要求，他做出了“只要你们说出一条新四军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的保证,心中以为“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面破裂”。周恩来看出了蒋介石外柔内刚的态度取向，认为蒋介石的话靠不住。他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分析，蒋介石是“在吓、压之余，又加哄之一着”。

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要求新四军移至黄河以北是中共所不可能接受的，国民党提出这一条件只是一厢情愿。但是，蒋介石可以利用这一条件与中共周旋，以此不断压缩中共的生存空间，消耗中共的实力。此外，国民党在抗战情势下亦无足够的实力能够消灭中共。因此，蒋介石对白崇禧要求歼灭中共军队的提议不以为然，认为那是“不识大体与环境之谈，明知其不可能”,他的看法是“决令放行，只要其(新四军)求饶而能从命，足矣”,“对中共决以消灭其组织为主，而对其武力次之”。1941年1月16日，他听到顾祝同已经捕获叶挺和项英的消息后，直言“违反我意”,但是事已如此，“则应撤消其番号，将叶、项交军法会审，澈底解决，以立威信而振纪纲”。同日，军事委员会约集党政各有关机构，商讨关于皖南事变的宣传方案，白崇禧、程潜等主张撤销新四军番号。1月17日，蒋介石在官邸听取关于处置新四军问题的意见，决定撤销新四军番号。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王世杰力主不将其公布，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密电通知各军政机构。蒋介石虽然没有完全听从，但是感觉到了“此令颁发，文人多疑惧，而军人皆赞成”,他折冲了两方的意见，以为“公布文件中应不涉及共产党或第十八集团军，而以指斥新四军为限”。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真相发表谈话，斥责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是有阴谋有计划的。

蒋介石对新四军的指斥局限于军纪范围，透露出他无意扩大皖南事变的影响。1941年1月27日，在皖南事变发生半个多月后，蒋介石在国民政府扩大纪念周上讲话，蒋介石借此场合着重申明整饬军纪的合理性，并将新四军问题定性为军纪问题。他特别强调，“政府此次制裁新四军，既然完全为整肃军纪，当然不牵涉其他问题”,“这次处置新四军纯然为制裁违抗命令危害抗战的军队，对于其他遵守命令努力抗战的军队，固毫无关连，也绝无什么政治性质”。对于蒋介石的这种论调，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中采取的策略是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必须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全局问题，是与外交分不开的问题”。

1941年3月，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2月15日，董必武、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秦邦宪、吴玉章、邓颖超等7名中共参政员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提出对于“皖南事变”善后处理办法十二条，并强调，在政府未予裁夺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国民参政会。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采取柔和战术，他接受中间派的调解，先是以中共参政员出席大会为条件，同意选举周恩来为参政会主席团主席之一；国民参政会开幕前又委托黄炎培再次邀请董必武、邓颖超等人参加会议；最后董、邓以国民党未能接纳中共提出的十二条办法为由拒绝出席，蒋介石虽有不满，但亦同意王世杰提出的将国民参政会主席团选举延期一日举行的意见。而且，国民参政会仍然选举董必武为大会休会期间驻会委员会委员。

蒋介石在皖南事变前后的心理与采取的措施，表明他在以武力解决新四军问题上举棋不定。蒋介石这样的处置态度，与1940—1941年间的国际形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中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牵涉最大。

二

以苏为虑：中苏关系对蒋介石处置皖南事变的影响

1940年9月，日本、德国、意大利三国外交代表在德国首都柏林签署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成立所谓的轴心国集团。此时中国正进入全面抗战的第三年，中国与日本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以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契机，此前恶化的中苏关系逐渐升温，中苏于1937年8月20日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此基础上，苏联为中国提供军事和物质援助。

三国同盟条约以英美苏为敌国，蒋介石对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充满希望，他希望能够拉苏联共同抗日，在对苏联态度的持续研判中，蒋介石倾向于认为苏联与日本关系会趋向恶劣。为此，他特别指示驻苏大使邵力子向斯大林表达中国希望得到苏联协助的愿望。但是蒋介石对于苏联是否会趁机灭亡中国或者培植中共力量仍然保持警惕。

在皓电发出前，苏联计划援助中国一批军事物质，包括200门大炮、250架飞机，这对于缺乏援助的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当时英美并未积极援华，尤其是英国，多以国内战事紧张，无法提供更多援助为由，拒绝了蒋介石的援助请求，蒋介石对此愤愤不已。在这样的背景下，苏日关系的走向、苏联对华援助以及苏联与中共的特殊关系，都使得蒋介石在处理新四军问题上分外谨慎。

抗战以来，蒋介石一直将中共与苏联捆绑对待，将中共的态度视为苏联对华政策的寒暑表。1940年10月12日，蒋介石曾经对苏联与中共进行过分析，认为苏联现在不致促使中共发生叛乱，仍然要其继续抗战，在他看来，“此时俄仍需要我抗倭，不致使中共叛乱。一则要消耗倭寇兵力，此尚在其次；二则更要消耗中国兵力，如不抗战，即不能消耗中央兵力，而且反使中共不能坐大；三则要养成中共势力，可在全国宣传组织，如其明白叛乱，更不能生存。故俄与共此时仍要我继续抗战也”。虽然如此，蒋介石对苏联和中共依然不放心，认为中共“无民族性和自主性”,听任苏联“措置”。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皓电发出后，蒋介石虽然对江南新四军开到河北一再展期，但并不放弃把新四军逼迫至河北的目标，刚柔并济。蒋介石也想通过观察中共是否遵守命令来“判断俄国对华最近期间之政策”。

这一时期，蒋介石与驻苏大使邵力子电报来往频繁，主要谈论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运输和接管问题，了解苏联对于中国的态度，以及苏联对德国、日本的外交动作。斯大林曾经致函蒋介石，对中日可能和谈的传闻表示了疑虑，希望中国能够“保持及加强中国国民军”。蒋介石请邵力子转达斯大林，表明其将坚持抗战的决心，“中国对日抗战国策始终不变，必当贯澈而后已”,同时向苏联提出军火尤其是飞机的救济请求。11月24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会见蒋介石时表示，苏联政府已经将约定的援华武器准备完妥，即可开始运输。

在此情势下，蒋介石对江南新四军北调的问题不得不严正考虑，皓电既已发出则无法收回成命，则对叶挺部只能继续“严令其限期调防，警告其既不听命，以后不再下令，从前所约定各事亦一律作为无效”,同时面对动荡未定的国际局势，蒋介石考虑到“如过于硬性反于我不利，而且彼于此时，决不肯轻易调防河北。如此，则徒失威信，或引起纠纷”,所以决定“不如以弹性，留有旋转，操纵在我之余地为宜也”。蒋介石寄希望苏联能够影响中共，避免中共发生叛乱。12月底，他看到苏联最近对中国态度转佳，同时苏日关系一时难以妥协，蒋认为在此形势下，“对中共只要我刚柔弛张，统制得道，更不患其决裂矣”。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密切关注苏联对此事件之态度，他注意到苏联对国民党政策并没有明显转变之反响，而且新任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还通知蒋苏将增援飞机。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蒋担心苏联借新四军事件支持中共发动武力的担心。但是这并不表明苏联能够忍受蒋介石对新四军采取措施。

1941年初，崔可夫刚刚履新，就为皖南事变一事密集地拜会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并且表明苏联的态度。他拜会何应钦的时候质问何：“现在，正在和侵略者打仗，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人民应该团结一致。何以要打自己人，要屠杀自己的士兵和军官呢?”他在与白崇禧会见时表达了不满，“对于所发生的事件，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并表示他“将不得不把政府军蓄意进攻在和日军作战中表现得不坏的新四军一事详细通报给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崔可夫的一系列举动都是要向国民党高层传达内战只会有害于反侵略斗争，并且有意暗示国共内战可能导致苏联方面停止援助。

1941年1月16日，崔可夫拜会蒋介石，主要目的亦是质询蒋介石皖南事变的真相。蒋介石开始试图以真相尚待调查敷衍，不料崔可夫一再追问，蒋介石将新四军的行动认定为“自由活动”“违反军纪”。

1月17日，陈布雷承蒋介石之意发给邵力子的电报中明白指示：“苏友来问真相经过，不妨直告之，以后对于新四军之处置问题，今以军纪关系不得不严明赏罚，以利抗战，对于其他政治与党派问题绝无关系。”邵力子根据重庆来电去苏联外交部解释，洛佐夫斯基次长回复他，“请转告贵国政府，勿做使敌人快心的事”,洛氏并问，“果有不扩大与妥善处理，俾不影响抗战的把握吗”?

蒋介石在会见崔可夫的当晚研究新四军事件，感觉到苏联希望借此事件向其施压。在此情势下，他决定早日撤销新四军番号，虽自言是以立威信而振纲纪,实际上是他对中共采取“破坏其组织为主”思想的表现，也借此作为采取军事行动的替代方案。1月17日，蒋介石手拟撤消新四军番号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

为了不使中苏关系受到皖南事变的冲击，他通过张冲转告苏联，“在第三区部队和新四军之间发生的事件应被看做地方性的军事事变，不应赋予其政治意义，不应对其作出广泛反响”,他还保证“这一事变绝不会影响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而且不会影响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继续合作。新四军的高级将领将被释放”。1月25日，潘友新会见蒋介石，指出中国内战意味着灭亡。蒋介石再次表达了相同的态度，同时保证中国不会发生内乱，“大局决不因此次事件而有任何变动，中国当继续抗战，直至最后之胜利为止”。

苏联在皖南事变发生后虽然对蒋介石非常不满，但是苏共高层并不支持对国民军队发动军事攻势，依然要求中共与国民党保持合作的姿态。斯大林以为，此时中共地位尚未巩固，力量孱弱。斯大林指示崔可夫在华的主要任务是使蒋介石树立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要蒋介石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避免苏联在遭到德国入侵时两线作战。1月30日，蒋介石在给宋子文的电报中亦言“俄国态度，无论军事政治皆一如往常，并无变更征象，武器亦如常运来”。

为了展示善意，2月13日蒋介石借苏联红军创立纪念日之际接受崔可夫的邀请特意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致贺，他自解此举意在“使中俄邦交于最近期内不致变化，或能增进友谊，而中共或亦可受若干影响，以期其早日就范”。

在蒋介石看来，只要与苏联保持合作的关系，苏联就会牵制中共，使其不致做出过激举动。4月12日，苏联和日本签订中立协定，蒋介石虽然认为苏联此举损人利己,但还是向潘友新表示对苏联不会改变对中国的态度“深信不疑”。可见蒋介石并不想让苏日中立协定影响中苏关系，况且在皖南事变余波未平，中共借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之机向蒋施压之际，维护与苏联的关系可以为蒋处理皖南事变创造出更多的空间，避免与中共全面决裂。

三

争取美援：中美关系对蒋介石处理皖南事变的影响

对于德意日“三国公约”,蒋介石求之不得，他认为德日同盟会使得日本将战事引向太平洋，美日之战已不可避免，而他“自九一八以来，时刻计谋导引太平洋问题总解决之时期，能早日到来”。果然，1940年9月29日，美国官方对三国同盟表示强硬态度，并且允诺给予中国2500万美元的贷款，只是要求中国以钨砂作抵。

经过三年的抗战，中国的经济实力受到了空前打击，出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其中1940年度赤字激增至3971百万元，占实支总额的比率增加到75.1%。严重的经济问题弄得蒋介石焦头烂额，忧心忡忡。恰在此时，罗斯福连任美国总统，其在“炉边谈话”中公开宣布中国与英美两国的命运有密切的联系，美国除以财政援助中国外将进而以大批军需援助中国。1941年1月13日，白宫宣布总统府经济主任居里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将访华，主要是考察中国的经济问题。这也让蒋介石看到了获得美援的巨大希望。

蒋介石对美国援助有几大诉求：一是“希望美国遴选一等政治人才与经济人才来华充任顾问”;二是希望美国在法币、外汇、物价和运输等经济方面援助中国；三是希望美国参与投资滇缅铁路以及美国顾问协助管理滇缅公路；四是希望美国援助各种武器，空军装备以及飞机，构建“空中堡垒”。

但是，蒋介石欲获得美国和英国的援助，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国坚持抗战，而这又有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是中国是否会与日本议和，二是中国是否会发生内战。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前，尤其是德意日三国协定签订之后，蒋介石对未来不久抗战赢得胜利抱有极大的信心，甚至一度估计1943年即可胜利。因此，蒋介石无论是对苏联还是对英美都表示将继续抗战到底。

但是皓电之后，新四军问题的出现使英美对中国是否会爆发内战存在疑虑。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提及，他在最近一次与蒋介石的会谈中表达了担忧，认为任由国共摩擦发展为内战是极不明智的，因为内战会给英国和美国的公众留下不愉快的印象，如果那些急于帮助中国的英美民众看到中国内部的战争削弱了他们的努力，他们就会对中国失去信心。蒋介石向卡尔保证，他不会以一种会引发内战的方式解决国共摩擦。卡尔的话不可能不引起蒋介石的注意，这也让蒋介石在处理新四军问题上考虑尽量避免进一步采用武力。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后，《新华日报》拒绝刊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谈话”,而是刊登了周恩来的抗议题词。此外，其他新闻报纸对皖南事变的报道也有可能导致内战的评论。日伪报纸对此更是幸灾乐祸，预言国共将会内战，暗示日本可借机发起攻势。一些国民党高层人士也担心如果继续对中共采取激进措施，可能造成即将发生内战的景象。王世杰就认为“目前对日战事尚须争取国外援助，如予人以内战即将勃发之感，殊多不利”。宋子文也致电蒋介石，告知如果国外认为中国发生内争，那将是极大的不幸。

蒋介石在决定撤销新四军番号时，就意识到“对新四军问题，应注意俄态敌态，英美关系，德倭关系，以及决裂后如何收拾也”。撤销新四军番号令发出后的1月18日，蒋就电复宋子文，告知新四军问题已经解决，让他详告各友邦人士放心，“中央抗日之外，确能控制国内一切，决无他虑也”,以防中共的宣传使友邦人士“不明底细，易为共党摇惑”。即便已早作打算，但是面对公共舆论，蒋介石也无法沉住气，他于1月27日出席国民政府扩大纪念周时对新四军问题发表谈话，其要点在“讲明解散新四军之原因，以及中国抗战只有军纪问题，绝无内战之理，假托内战与分裂名词，以摇撼视听者乃汪兆铭汉奸之流，欲借此以掩护其降敌卖国之所为”。

蒋介石非常关注英美舆论的走向。他多次电问宋子文美国舆论对新四军事件的态度，蒋介石从宋子文的回电中，看出“美国受共党宣传，蛊惑更甚，其政府心理，援华政策，几乎动摇”。从驻英大使郭泰祺的回电，可以看出英国朝野对新四军事件也非常关注，都向郭泰祺询问。蒋介石如果此时贸然继续武力打击中共，无疑落人口实，对于其接受英美援助以及赢得国际舆论对其抗战的支持，都是非常不利的。

蒋介石一度想挽救国际舆论。蒋介石与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会面的时候，再次重申新四军事件是军纪问题，绝不牵涉政治，希望约翰逊向华盛顿方面详细说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也于2月1日电驻美、驻苏及驻英大使，告以国民政府对于新四军态度，只在严整军纪，在政治方面仍对中共采取宽大政策。宣传部长王世杰曾会晤美国《时代》杂志记者White, “与谈共产党问题甚久”。

但是，蒋介石挽救舆论的举措，并没有彻底打消美国对中国可能爆发内战的担忧。居里尚未启程即发生了皖南事变和撤销新四军番号的事情，因此美国政府感到不安，指示居里进行调查和报告。

居里在罗斯福政府中的地位相当重要，他作为罗斯福的重要助手，协助罗斯福处理财政经济金融问题。蒋介石对居里访华相当重视，希望通过居里此次访华来影响美国对华援助政策。

2月8日，蒋介石第一次会见居里。居里带来罗斯福的口信：“予自万里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深盼其能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蒋介石极力向居里诋毁中共，一是力陈中共为第三国际马首是瞻，不以民族大义为根本出发点，其抗战并不坚定；二是表示新四军事件表面上是中共反抗中央命令，实则反对国民政府与英美合作。蒋介石暗示居里不要被中共宣传所迷惑，斥责中共关于新四军事件将酿成内战的宣传是毫无根据的，向居里明白地说明他“自信对抗战以及内政终有控制全局之把握”。

2月10日，在与居里的会谈中，蒋介石谈论的中共问题为重点。蒋除了继续以军纪为辞抨击中共外，重点渲染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的危险性，诋毁中共没有民族国家观念,只代表第三国际发言，以此来驳斥美国社会对中共的同情之心。为了让居里了解中共问题的由来，蒋介石特意简述了孙中山与中共进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情况以及中共对北伐战争的“破坏”,希望以此使居里明白中共并非诚心抗战，而是从中“阻挠”、“破坏”抗战。虽然蒋介石将中共的威胁视为危害中国国家命脉，但他仍要不遗余力地向居里保证“无论中共如何变乱，中国绝无发生内战或内部分裂之危险”。

2月23日，蒋介石特向居里介绍中国政治情形，主要是介绍蒋个人十五年来统一中国之经过。蒋将一切对立势力都视为国家统一之阻碍，而把自己塑造为致力于统一中国、铲除军阀的爱国者。同时，蒋介石以自己对曾经的敌人宽宏大度为例，“国内军人反对政府，反对本人，甚之以武力威胁，但事过境迁之后，余均畀以重要地位”,以此表明自己并非追求武力之人。

但是，蒋介石的说辞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居里对中共的看法。居里在访问期间接触到了中国的政府人员、大学生、教师以及自由派和进步群体人士，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居里感受到了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失望、不满和沮丧情绪，并且看到了国民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压制。

居里与周恩来的会谈使得他有机会听到中共方面的声音，更全面地了解皖南事变。居里对皖南事变真相的判断是：中共对地主实行累进税，发展地方乡村民主、进行抗日宣传和热心倡导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做法都受到农民的欢迎。国民政府对中共实力的增强越来越感到震惊，它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应对这种增强，一是停止向中共提供任何军事补给，二是是对北方共产主义地区实施军事和经济封锁。最后，国民政府对中共军队采取了法律主义倾向的命令，认为中共军队与其他任何中国军队没有什么不同，任何不执行命令的行为就立即构成叛变和不服从。

因此，居里在与蒋介石会谈时，尽量用平和的语气向蒋介石传递美国官方的态度，他表示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抗日是非常重要的。居里并没有就蒋介石对中共的指责表明立场，但他强调，中共在美国舆论中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同情，他极力说服蒋介石应该采用消除不满而不是采用试图压制或者忽视不满的政策。居里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了蒋自信的保证，即蒋已经控制住了局势，中国不会发生内战。居里在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给出的见解是，不久的将来国共不会发生真正的大规模敌对行动，至少在战争期间，中国的内部冲突将被控制在最低限度。

居里的态度让蒋介石感受到了美国朝野普遍同情中共，担心中国发生内战的气氛，况且居里也宣称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问题不可能有何进展。因此，在由居里携回美国的备忘录上，蒋介石承诺：“(一)中国之统一可以绝对保证；(二)中国政府或任何方面绝无妥协心理。”蒋介石函谢罗斯福时也再次保证：“中国内政问题照目前情势及政府之政策，决不致促起分裂或内战，余之决心为巩固统一以对日抗战，且自信必能巩固统一。”

3月4日，蒋介石对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国民党参政员阐述国民党目前对于中共问题的方针与政策时，依然强调“对于国内政治问题，只要与抗战建国根本大计无妨，本着与人为善的宗旨，终可予以容忍”,“目前对中共仍应采取过去宽大态度，促其改过自新”。此距居里离开中国前往香港不远，蒋介石这样的态度也是向英美表明自己是有能力管控大局的。以致蒋介石不得不感叹：“对外交与对中共等问题之讲演，皆难于措辞，甚恐言之差，误及党国也。”

3月15日，美国国会通过军火租借法案，罗斯福总统亦发表演说，表示将不计任何阻力，援助英国、希腊及中国。可以说，蒋介石对国内政局的控制能力是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可的，在得到美国援助的承诺后，蒋介石也不愿在中共问题上再起波澜。再加上中共方面表现出缓和的态度，蒋介石不再坚持中共军队北移。皖南事变后中共与国民党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逐渐降温，一场似乎不可避免的内战最终没有发生。

四

结语

皖南事变无疑是国共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转折点。从皓电发出到皖南事变爆发再到皖南事变平稳解决，蒋介石在其间实际上掌握着一定的主动权，其有中央政府之名义，又握军队统帅之实权，本可以藉机武力解决中共军队。但是蒋介石在处理新四军问题上举棋不定，最终选择以避免内战的和平方式来解决皖南事变，既有国内政治斗争的考量，也有国际局势变化的制约，其中尤以中苏关系、中美关系兹事体大。因此只有从“内政-外交”联动的视角出发，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皖南事变前后中国政局的变化。

1941年前后，苏日关系暧昧，苏联希望中国牵制日本兵力，以便其积极准备应对德国的威胁，而蒋介石也不希望放弃苏联的军事援助，希望拉拢苏联以免其联合日本作出对华不利之事，同时需要苏联对中共有所制约。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后，美国对华态度好转，以及中国国内经济状况日趋恶化，蒋介石更希望美国对其抗战给予政治之支持和经济、军事之援助，为此，除了向美国表示坚持抗战的决心之外，还必须保证中国不会发生内战，其有统制全局的能力，居里访华既给了蒋介石辩解的机会，也警示着蒋介石在新四军问题上保持隐忍态度。

蒋介石在处理新四军北渡黄河以及皖南事变时不得不对如上情况予以考虑，也正是这些变量使得蒋介石谨慎避免与中共军队发生全面的武力对抗。可以说，居里访华所施加的压力和苏联的援助，以及蒋介石获得美援的巨大渴望，都联合起来阻止蒋介石加剧因皖南事变而造成的国共冲突。而中共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一方面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在军事上取守势但立足根本；一方面在政治上取攻势，争取到国内和国际上的广泛同情。国民党限于自身力量无力消灭中共，内政与外交共同作用，迫使蒋介石最终选择用政治方式解决皖南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