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共产党是如何化危机为机遇的

作者: 童志强     来源: 炎黄春秋

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遭国民党合围聚“歼”，引起全国人民、海外华侨和等世界反法西斯诸国的震惊，使得在抗战大局下的国共合作关系濒临破裂。如何应对皖南事变，化危机为机遇，关系着中国抗战的命运和前途。

共产党在政治上全面反攻

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延安，全党全军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反击国民党，为新四军死难将士复仇。

1941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指示刘少奇、陈毅：“在全国政治上、军事上迅速准备作全面反攻。”1月15日，刘少奇综合各方意见，向 中央建议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周恩来和共产国际也在来电中持相同意见。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最终决定采取政治上全面反攻，军事上取守势的斗争策略，以避免国共全面分裂。

1941年任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时的刘少奇

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核心思想是中共中央在发起政治攻势的同时，注意斗争策略和留有余地，以示共方不会主动全面破裂。因此中共中央一再致电各地领导人，在蒋介石未提及八路军与中共中央时，不要提整个国民党和中央军，八路军人员及中共人员亦不公开出面；在蒋介石还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之前，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关于皖南事变祸首，只提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也不提在皖南事变中没有捞到实际好处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总政治部也发出指示，要求八路军将领暂时保持沉默。在重庆，《新华日报》在1月18日的第二版、第三版分别刊出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关于“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悼诗。

为驳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谈话，向国际舆论界公布皖南事变真相，周恩来请叶剑英组织有关人员，突击编写出6000余字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文章，以传单的方式赶印出来，迅速传送给各界人士、驻华使节、普通群众，甚至国民党军政要员手中，还邮寄给欧美、东南亚各国朋友和侨胞。从2月初起，华中各根据地临时参议会、各抗日民众团体、新四军军部长官家属、湘鄂赣边新四军家属等先后通过各报馆、通讯社发出通电，对皖南事变表示关心和愤慨，强烈要求当局停止反共，以绝磨擦，释放新四军被俘官兵和亲人。

《新华日报》上刊登的周恩来亲笔题词

2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关于抗议皖南事变及追悼皖变牺牲烈士大会内容发出通知，指示：

应在大会通过致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的电报，请求他们接受中共中央解决时局12条件，平反皖南冤案。驱逐亲日派何应钦等，撤销利敌误国、分裂团结的反共计划，重整抗日阵容，组织对敌反攻。在大会中不应提出成立中央政府，请求八路军派兵南下及八路军新四军开到大后方去镇压亲日派等主张。这些主张在目前是错误的，不策略的。

中共凌厉的政治攻势和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争取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2月14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电中总结了实行政治反攻一个月取得的成效，认为反共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我之政治攻势（12条）压倒了蒋之攻势（‘皓电’‘齐电’、皖南事变、17日命令、限期北移、纪律命令、华中进攻等等）。我之攻势已收成效，还会有成效的”，“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对于国共关系，军事守势政治攻势也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再进攻了，国共好转的可能性就有了”。

国民党迫于压力放低反共调子  

在皖南事变的“鼓舞”下，许多国民党上层军官摩拳擦掌，准备与中共大干一场。但因为内战必将引发世界诸强对中国国内局势的关注，故而皖南战场硝烟尚未散尽，蒋介石就在考虑如何收拾这一局面。

1月15日上午10时30分，何应钦召开会议，讨论皖南事变善后问题。会上，除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和政治部主任张治中等少数人反对与中共全面破裂，主张妥协怀柔外，白崇禧等多数人均力主取消新四军番号，叶挺交军法审判。张治中和白崇禧在会上争执许久，不欢而散。当日下午3时，由蒋介石主持继续开会，仍是军界强硬派唱主角，军令部长徐永昌甚至宣称，只要不是军事上全面破裂，“政治上全破裂与国家有利”。对于会上的争论，蒋介石一直没有表态。直到会议结束，他仍表示：“再考虑一夜。”

当晚，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对新四军问题，应注意俄态敌态、英美关系、德倭关系，以及决裂后如何收拾也。”从这则日记看，对如何处置新四军问题，蒋介石还没有拿定最后主意，但偏向于决裂，只不过还没有考虑好“决裂后如何收拾”的问题。

1月16日，国民党召开党政各机关专门会议，继续讨论“处置新四军”问题。军委会办公厅顾问处处长张冲、军委会参事室主任兼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等文职官员不主张继续扩大事态使国共关系更趋恶化，与军方领导人的意见存在明显分歧。

当顾祝同将皖南新四军被全部歼灭并将叶挺捕获的确息传到重庆后，心情复杂的蒋介石面对既成事实，最终决定撤销新四军的番号以削弱中共武力。其在1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此虽违反我意，但事既如此，则应撤销其番号，将叶、项交军法会审，彻底解决，以立威信而振纪纲。即使俄械与飞机，因而停运不来，亦所不惜也。”但此时蒋介石对处置皖南事变问题已经有了不进一步扩大事态，尽快息事宁人的设想，用他的话说，就是“以指责新四军为限”“应不涉及共产党或第十八集团军”。

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下达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命令。同一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际舆论特别是苏美英诸国的强烈不满已经使蒋介石疲于招架，但更让他始未料及的是，连日本也没有因其在皖南制造反共事变而停止对正面战场的军事进攻。1941年1月24日夜，日军第十一军出动5个师团发动豫南战役，我豫东、皖北的大片国土沦陷。血的教训给全国人民上了生动的一课，道义的天平迅速倾向中共一边，国民党反共派越来越陷入孤立。

在内外责难接踵而至的处境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月27日在重庆中央纪念周发表长篇讲话，强调这次事件“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以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蒋介石的态度已明显后退，其在内部指示中一再强调不许涉及中共及十八集团军，强调皖南事变是军纪问题非政治问题，是局部问题非全面问题，是内政问题非外交问题；始终没有宣布中共和八路军叛变，始终没有下达全面内战的讨伐令；也始终没有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

蒋介石还通过第三者向周恩来表示：允许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展期北移，允许江北新四军编成一个军归八路军指挥，企图以此让步来换取中共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

奠定了共产党在华中的基础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指出：应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刘少奇创造性地落实这一指示，抓住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机，把皖南事变这一坏事，变成了发展、扩大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好事，奠定了共产党在华中的基础。中共中央重新任命了新四军的军师班子，完全脱离了蒋介石的控制，刘少奇把这看作是天大的好事，主要抓了以下三件事。

一是着手重建新四军军部。为了整顿和统一新四军编制体制，1月26日，刘少奇同陈毅致电中央：为整理与统一新四军编制，拟将新四军部队整编为4个师，以苏北部队为第一师，皖东为第二师，李先念部为第三师，苏南为第四师，在师以下设旅、团，均以三三制编制。29日，毛泽东等复电指示：应将彭雪枫部编为新四军，共编5个师。整编重在统一思想。刘少奇针对皖南事变后出现的悲观失望情绪和部分八路军指战员不愿意改为新四军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新四军全军最后共编为7个师，9万余人，并重新划定活动区域。新四军军部重建后，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已达到了30多万人。

二是政治上建立党的统一领导。刘少奇下大力抓好各级党的建设，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新四军统一整编后，部队数量急剧扩大，驻防范围北至陇海铁路，南至皖南和苏南，活动区域远远超出中共中原局的管辖，而中共东南局因项英遇难和情况变化已不能发挥作用，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成华中局，相应地成立新四军军分会，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兼任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在刘少奇和陈毅的主持下，先后召开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和华中军分会扩大会议，对与会同志进行了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党性和思想路线教育。同时取消了部队政工干部只能配副职的做法，加强了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从此，华中全党全军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三是军事上在反对日伪军的“扫荡”中锻炼摔打部队。5月下旬，日军发动了目标直指新四军军部的大“扫荡”。刘少奇同陈毅领导新四军的三个师及地方部队互相配合，以积极游击动作打击敌人，逼其撤退，并阻止其下乡“扫荡”和建立据点。至8月20日，在3个月反“扫荡”中，新四军共进行重要战斗135次，毙伤日伪军1932人，俘日伪军1089人。通过反“扫荡”的锻炼，新四军越战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