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茶菌曾火遍神州，又迅速衰落，为什么？

20世纪80年代初，一种叫做“红茶菌”的饮品在国内风行一时。不久后，它又突然销声匿迹。1980年代中期姜昆还创作了相声《红茶菌和打鸡血》[1]，对红茶菌的流行进行过夸张描述和讽刺，把它看作那个时代的怪现象[2]。近些年，红茶菌又重出江湖，互联网上出现了很多教人养红茶菌的多媒体材料[3]，欧美的市场上也出现了红茶菌饮料“康普茶”（Kombucha）。那么，红茶菌到底是什么？它在1980年代的中国，何以迅速流行？这一势头又何以戛然而止？研究这些问题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有一定的现实价值。今天的文章，将探讨红茶菌是如何在中国火起来的。

左锟澜 熊卫民| 撰文

1、红茶菌的身份和来历

“红茶菌”在中国被称为“海宝”、“胃宝”，在俄罗斯被称为“茶霉菌”、“茶格瓦斯”，在日本被称为“红茶菇”、“红茶菌”，在泰国被称为“俄罗斯蕈”或“日耳曼菌”，在欧美被称为“康普茶”。

其制法比较简单：把泡好的红茶、绿茶（茶叶的种类不限）捞去茶渣,加糖（1升开水加2两白糖）溶解后加入少许菌种（或菌膜）,用纱布盖住瓶口。夏季4-7天、冬季20天左右液面会形成果冻状薄膜，菌液橙黄色，发出酸味。红茶菌液取用后, 菌膜可食用，也可再加入新茶汤重复发酵。在1980年代的宣传册中，红茶菌常被定位为治疗药物或者辅助药物。据称它对包括从脸上雀斑、脚上湿气、晕车晕船, 到动脉硬化、肝炎、白内障、乃至癌症等几十种疾病都有疗效，还有改善睡眠、增强体制、预防疾病的功效[4]。一些文章甚至给出了不同的疾病患者培养红茶菌的配方表和饮用方法[5]。

但红茶菌商品的开发者更愿意把它定位为一类饮料。譬如，北京市食品研究所在宣传其开发的红茶菌产品“康寿乐”、“多维香”时，首先把它们定位为“新型饮料”[6]或“发酵饮料”[7]，其次才说其有一定的保健功能。我国著名微生物学家方心芳也认为，红茶菌是“保健饮料”[8]。

关于红茶菌的起源，有很多传说。流传得较广的是红茶菌出口转内销的故事——红茶菌在中国至少有二百年的历史，起源于胶东地区，后在渤海湾一带传开,八国联军抢掠京津地区时强夺了红茶菌的培养方法和菌母，并带到了欧美异乡，但唯有传到苏联的高加索地区的得到了发展，那里的居民也因此健康而长寿[9]。

段葆兰工程师认为此说法并不可靠，因为从1852年开始，欧洲中、东部国家就有介绍饮用酸茶酒饮料治疗消化不良的文献，如果红茶菌从我国传入欧洲，应当是在1852年之前经由民间途径完成的。[10]1981年，国外一本题为《葡萄糖杆菌属和醋酸杆菌属（The genera Gluconobacter and Acetobacter）》的著作称红茶菌首先出现在日本、中国和印度，1915年左右开始在俄罗斯、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使用，1925年左右在巴尔干半岛、德国和东欧使用，1955年左右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瑞士开始使用。[11]1929年，一篇题为《葡萄糖菌，一种在康普茶（日本或印度茶菌）中发现的分裂真菌》德文文献认为，红茶菌对维生素D 的毒性作用具有拮抗作用[12]。这表明欧洲很早就有人进行了红茶菌相关研究，并且红茶菌是从日本或印度传入欧洲的。这些文献表明，八国联军劫掠说并不成立，这个故事很可能是为了赋予红茶菌光环而创作。

若红茶菌确实起源于中国，那么，它起源于什么时候？1981年，《食品科技》杂志的编辑袁洪业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考虑到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记载酿醋方法“回酒酢法”、“动酒酢法”和“蜜苦酒法”与海宝培养方法类似，他将海宝饮料的历史追溯到一千四百年以前，把有些古籍中提到的“醋蛾子”作为“海宝”的起源[13]。这个说法合乎国人喜欢把事物的历史向前追溯的心态，但蔗糖和经过制备的茶叶都是唐朝之后才在中国出现的，《齐民要术》中“回酒酢法”、“动酒酢法”根本没有提到糖和茶叶，“蜜苦酒法”没有提到茶叶，既无茶叶又无糖，又怎么能说那些制醋方法生产出来的是红茶菌呢？笔者访谈过当代的“醋蛾子”的制作者。他们制作“醋蛾子”时不放茶叶，也基本不放糖，且强调密封，培植空间为厌氧环境，所得产物很酸，当作醋来用，其风味与红茶菌迥然不同[14]。袁洪业的这种说法难以成立。

方心芳于1951年在《黄海》杂志发表了《海宝是什么》一文[15]，是国内最早对红茶菌进行科学研究的专家。他在这篇短文中谈到了红茶菌的传播情况：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方心芳就听说香港有“海宝”，可以治疗肠胃病。1950年4月，他在植物分类研究所得到一块海宝，回到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后他果然培养成功。与此同时，他注意到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内的孙老太太[16]吃的“胃宝”与他培育的“海宝”实为同一样东西。方心芳查阅了我国饮食和药物方面的重要古籍,如《饮膳正要》和《本草纲目》等，并没能从中找到与茶菌类似的东西。他认为，茶菌更可能是近代出现的饮料，但至少可以追溯到抗战之前[17]。

在刚到研究社任助理研究员的齐祖同的协助下，方心芳还对红茶菌中的微生物进行了分离鉴定。他们最初从海宝中分离出的是琉球曲霉（实际为有害的黑霉菌），一度认为这就是主要菌，几个月后觉察弄错了，这也反映出红茶菌培养过程中的杂菌污染是常见的。第二次他们分离得到了酵母（接合酵母菌和克氏酵母）和醋酸菌（不止一种，以膜醋菌为主），得出海宝是膜醋酸菌与酵母共同生活的菌体的结论[18]。方心芳还推测了海宝发酵的化学反应过程和可能含有的物质，这些东西对人体的作用还不能给出回答，但海宝中还有的有机酸似乎确实有通肠润便的作用。

图1方心芳推测的海宝发酵过程中的物质变换[19]

方心芳还在文章中谈到，另有多人在服用“海宝”；1951年7月13日《北京新民报》读者来信栏还刊登了一则消息：有人询问海宝能否治肺病，中央卫生部医政局回答，该部研究机构正在开展相关研究[20]。这些信息表明，红茶菌被当成治疗胃病、肺病的药物或辅助药物，在中国业已流传多年[21]。主要是在民间口耳相传，并没有形成流行的局面。

2、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红茶菌热

1980年代中国的“红茶菌”热潮并非土生土长，是从日本传过来的。而日本的红茶菌又是来自于苏联。

据日本北里大学客座教授、理学博士坂本政义的研究，1971年日本的一位俄文女教员到苏联高加索地区的长寿村旅行，将红茶菌母带回日本培养。后来《读卖新闻》社的社会部长小川清试饮，治好了便秘病，便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1972年11月26日，一位75岁“专门研究饮食和长生不老”的女士鸟居纯子在日本广播公司第一广播部报道了她饮用红茶菌后治好了高血压、白内障等疾病。自此许多患病多年、药石无医的病人纷纷来信询问和索取红茶菌。[22]

坂本政义还对红茶菌进行了化验和微生物检查。他声称，红茶菌能清肠理胃、通畅大便，降低血压、减少血脂，可使动脉硬化消失，心脏病好转，肾机能恢复，肝障碍消弥，肾、胆结石排除，痰喘咳嗽转轻，失眠者安睡，陈年痔疮痊愈，胖子变瘦，瘦弱者健壮，更年期功能障害减少，白内障消除……总共具备28种功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能够防癌灭癌。他还极力提及“高加索长寿村中无一癌症患者，完全赖于红茶菌中具有抗癌细胞和阻止癌细胞之功能……如常服用红茶菌，可以平均增寿五年”。[23]

尽管坂本政义的研究在科学性上相当可疑[24]，但由于他的客座教授、理学博士身份，还是有很多人相信他。稍晚，日本海老源医院院长老原谦、名古屋市立大学医学教授渡仲三等医学界人士也报道了红茶菌的疗效。媒体的宣传，科学界人士的背书，再加上一些名流的饮用，在1975年左右，红茶菌就在日本形成了热潮，据说多的时候日本的饮用者达到300万人。[25]

红茶菌在日本传播的同时，还从日本传到了美国、加拿大、台湾、香港、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26]

图2红茶菌在海外的传播（图片采自（日）坂本政义，（日）渡仲三研究白振华编. 红茶菌的科学分析[M]. 1980）

这一时期，日本民众对养生保健的兴致很高，诸多常见食品如大豆、纳豆、花生、芹菜、玉米、芝麻、红豆、胡萝卜、海带等都被宣称具有保健价值。1975年，渡边正等人发表“健康法研究——从大蒜到红茶菌”一文，对当时正爆发性增长的“红茶菌健康法”以及其他以食品命名的养生法进行了讨论。他们将那些宣称具有养生价值的食品分为三类：（1）具有特殊药用功效的食品；（2）被认为健康或常食用有助于康复的普通食品；（3）普通食品。而红茶菌被归于第二类。他们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石油危机、粮食短缺、科技进步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医源性疾病使民众感到迷茫。对于“红茶菌”，他们表示只有微生物知识水平高的人才能处理，当时常见的与他人分享是古怪、危险、闻所未闻的，而时至1975年红茶菌正在失去威力。有意思的是，他们得到的结论是“红茶菌热潮过去后，真正有用的养生法（如小蒜养生法等）有望继续悄然发展”。

3、红茶菌传回国内

“文革”结束后，中国与外国的交流增多。从1978年起，国内陆续有人通过不同途径从海外获得“红茶菌”菌种。譬如，1978年夏，中国歌剧舞剧院作曲家张定和的一个侨居美国的姐姐回国探亲，带回了菌种。从那时起张定和就开始饮用红茶菌，并且把它推荐给在南京的弟妹，以及在合肥、北京、上海等地的友人。

1979年9月，中国出现第一份“茶菌”饮效报告（油印）。它来自海南万宁县，是该县环城公社退休医生赖有山根据自身饮服“绿茶菌”的体会，以及他搜集到的饮效实例整理而成。据赖有山讲，日本红茶菌于1977年12月传到万宁县，1979年4月他本人开始自养自饮，四个月内，困扰他多年的周身骨关节疼痛和便秘就痊愈了。赖有山还收集了包括他本人和海南卫生局副局长在内的12个不同年龄的人饮用绿茶菌治好旧疾的情况，整理成册。据说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汕头、湛江等地以及山东、湖南、广西等省都有集体或个人写信向他索要菌母、讨教经验。[27]

1979年9月，第二期《中国茶叶》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海宝”的短文[28]，对红茶菌进行了国内最早的公开报道。此文介绍了日本、台湾等地的“科学权威”对红茶菌的研究，称其有促进代谢的神奇作用，还说红茶菌在日本和台湾广为流传。文章引发了读者的兴趣。不少人给杂志社来信，有的索取海宝菌种，有的询问培养方法，有的求释科学依据，有的探讨菌液奥秘，有的介绍饮用效果。[29]

4、北京市食品研究所开发红茶菌饮料

此时的中国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国家迫切希望研究机构能够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面对红茶菌在国内的自发传播，一些科研机构从中看到了市场需求，决心开发相关商品，其中行动最早的是北京市食品研究所。

该所于1980年初成立红茶菌试验研究小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研究出了一套培养工艺，生产出了一种略带浅茶色，兼有酸梅汤、柠檬茶的味道的产品。经动物试验和小范围内试饮，认定有益无害后，研究所将其命名为“康寿乐”（寓意健康、长寿、快乐），于1980年伏夏投放市场试销[30]。

《健康报》、《食品科技》杂志、《人民日报》等报刊还先后对它进行了报道。其中，《食品科技》的报道题为“‘康寿乐’——除病益寿的健康饮料”，由该刊编辑袁洪业所写。它将红茶菌汤称为“风靡日本的健康饮料”，说它具有众多的神奇保健功能，得到了日本科学权威的肯定。作者还说自己采访了中国军事科学院的一位领导，后者饮用红茶菌一年，所患胃炎、胃溃疡、白内障、冠心病、气管炎等多种慢性疾病均消失不见。作者接着重点介绍了北京食品研究所试制的“康寿乐”酿茶，说它没有杂菌污染，对人体更是有益无害。结尾先貌似谦虚地说“康寿乐”酿茶“决非包医百病的仙丹妙药”，随即又说它是“增进人体健康的营养饮品”，经常饮用，可使人身体健康、抵抗力增强，使得“百病也就无奈我何了”。这篇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文章颇具感染力，还配有如下的插图（图3）,与其说它是科学论文，还不如说它是广告软文。

图3“康寿乐”饮料宣传画[31]

顺便说一下，由北京市食品研究所主办的《食品科技》杂志[32]，在1980年代非常畅销，是“红茶菌”的重要宣传阵地，在1980-1984年间连续刊登与“红茶菌”有关的文章45篇，占了知网同类文章的一半[33]。

图41980-1984年间《食品科技》和知网上与“红茶菌”有关的文章

5、出现全国性的红茶菌热

5.1中央和地方媒体的大众传播

1980年8月12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大众科学”节目播发了袁洪业的“‘康寿乐’——除病益寿的健康饮料”一文。在电视机还很罕见、多数国民并无阅读能力的年代，广播电台属于第一等的媒体，体现出了强大的传播能力。这次播报引来各地群众纷纷来信，电台编辑人员叹为“前所罕见的轰动情景”[34]。北京市食品研究所、《食品科技》也在同期收到了大量索要菌种和询问知识的来信[35]。应听众的要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还于1980年9月12日重播了袁洪业的这篇文章。

随后，中央媒体跟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等也对红茶菌相关话题进行专家采访和报道。譬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1980年10月25日在“科学知识”节目中播发了《健康饮料红茶菌》，人民日报于1981年1月2日刊发了《康寿乐》一文。地方媒体跟着进一步扩大传播，不少地方电台和报刊都介绍红茶菌的饮效见闻和培养方法[36]。

在各种类型、不同等级的大众媒体的宣传作用下，短短三个月内，中国出现了全国性的红茶菌热：各地民众纷纷写信讨教培养方法，托亲告友找菌膜。《食品科技》编辑部则积极回复读者来信并赠予了一些菌种。譬如新疆的郭国安就于当年11月19日收到了复信和红茶菌菌种，对杂志社的乐善好施大为称赞。[37]

《食品科技》是北京食品研究所办的。面对数以万计的讨教红茶菌培养方法、索取菌种的来信，他们不可能都免费赠予。于是，北京食品研究所开始出售菌膜——不在市场上销售，只在所内出售或邮寄，每瓶售价1元，可以邮至全国，邮费与距离有关，总价3-5元不等，需汇款至“北京市食品研究所红茶菌销售组”。消息一经传开，许多远离北京的人都来寄信汇款购买，该所每月平均销出近万瓶菌膜，在1981年已销遍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38]

为了推广红茶菌，一些热心人除口耳相传外，还油印红茶菌材料，内容包括饮效报告、培养方法等。稍后，食品科技杂志社等机构还正式出版了多种有关红茶菌的小册子，有的印数高达30万册。

5.2民间的自发传播

那些从北京食品研究所等地买到菌种的人，养出菌膜后，又经常会将其中一部分分享给他人。如此一传二、二传四、四传八……鞠冉曾介绍过一个民间传播的案例：

一位六十多岁的大妈回忆说，红茶菌的流行是很突然的事。一天，她到妹妹家串门，进屋后，妹妹给她端上了一杯“茶水”，“酸甜的味道，还真很好喝……”妹妹悄悄地告诉她，这东西叫红茶菌，不但好喝还能治各种疾病甚至是绝症，据说外国一个地方的老人都长寿还没病，都是因为喝了红茶菌。听了妹妹的话，大妈深信不疑，离开前，就从妹妹家的红茶菌瓶里捞出一块像海蜇一样的东西，仔仔细细地包好，宝贝一样带回了家。她按照妹妹教的方法把糖、红茶加水煮开，冷却后放进红茶菌种，用消毒纱布封住瓶口。三四天后，瓶底生出绿色纤毛，液面长出如海蜇皮样的菌膜，又过了几日，茶液变酸，像杨梅汤一样的味道，这就是红茶菌母液了。饮用时根据个人口味，将母液加入适量开水及白糖即可。

李伟格家曾于1980年代断断续续养过两年的红茶菌。据笔者对李伟格的访谈，之所以出现中断，主要是因为菌膜方面的问题：有时候产生杂菌、长出黑霉，就不能用了；有时候没及时补充糖水，菌膜死了，再补充糖水它们也不长了；他们不但吃红茶菌液，还吃菌膜，有时候吃剩的菌膜太少，它们也不再生长了。所以，她父母曾多次和其他养红茶菌的朋友交流养菌经验，并在菌膜方面互通有无[39]。

菌种、菌膜和养菌经验的分享对象大多是身边的亲友，也有借助报纸等媒介，分享给外地陌生人的。北京广播学院讲师徐飞就是这么一个热心人。他女儿曾于1960年代带回过一块“海宝”，他从未过问，任她养了一段后就扔掉了。1980年4月，他女儿再次带回菌种，以及一份油印的红茶菌材料——上面不但介绍了红茶菌的成分、功效和培养方法，还说它对几十种疾病有疗效。这次引发了他的好奇。半信半疑的他向黑龙江中医学院、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寄信询问，得到了肯定红茶菌有益的复信。然后他就自养自饮，自觉眼花、胃酸过多、便秘等老毛病有明显好转。1980年7月底，徐飞从《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一封患血癌的解放军战士的信件，很是感动。考虑到有材料说红茶菌能“防癌治癌”，他就给《中国青年报》写信，打听到患者的地址，给他寄去红茶菌种和相关资料。《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写了一篇题为《人生观讨论中的一个插曲》的报道称赞徐飞的行为。后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40]也在报上表扬徐飞。不久徐飞就接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近百封信。他每信必复，并给需要者寄去了菌种和相关材料。收到他的材料的，有工人、农民、军人，也有干部、教员、医生，其中多数是他素不相识的[41]。而《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等对徐飞的报道也在客观上起了宣传红茶菌的作用。

5.3盗版、竞品与新品出现

红茶菌热引发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尤其是对菌种的需求。在广告极为罕见的年代[42]，北京食品研究所却得以在《食品科技》这种科学期刊、人民日报等报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广播电台中刊发貌似科学论文的红茶菌推广软文，不但将相关品牌树立了起来，还成了红茶菌菌种的头号供应商，在红茶菌的培养者中建立了声望。出名后就难免会被“山寨”，一时之间，北京及外地均有单位或个人假冒“北京市食品研究所”的名义出售“红茶菌膜”。北京市食品研究所专门发布启事，称其所制的红茶菌膜经北京市卫生防疫站检测合格，研究所只对本单位出售的菌膜质量负责。[43]

也有一些其他机构制作和售卖红茶菌产品，希望在这个新兴市场中分一杯羹。比如杭州市特产公司就从上海组织到一批红茶菌液，在西湖、梅坞等茶叶商店少量供应。[44]金华市微生物实验站也于1981年4月底正式投产红茶菌。1981年6月初，金华市街头就出现供应红茶菌液的流动售货车。[45]也有生产厂商假冒北京市食品研究所之名。刘富利工程师曾向笔者谈过这方面的情况：“当年冒我们研究所大名的企业非常多。很多乡镇企业没有和我们签订过合同，但是在他们的产品上直接印上‘食品研究所监制’。我在全国食品订货会上就亲自逮到好几个厂家。那个年代法制不健全，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

红茶菌还渗透到其他食品或饮品中。譬如，被人们利用来制成汽水、冰棒、冰淇淋等冷饮，以及红茶菌酒。[46]1981年7月上旬，温州街头出现“温州市寿康乐红茶菌联合作坊”。待业知识青年徐明雪等十多人筹集了三千多元，参照北京食品研究所的工艺，生产出了红菌液饮料，还编印了介绍红茶菌的小册子。首批二千多斤原液、清凉饮料及三万多条红茶菌棒冰上市试销，很快销售一空。[47]杭州市门庭若市的平湖秋月冷饮室也在1981年夏季新增了红茶菌饮料。[48]

5.4生产工艺优化

对菌种的大量需求和竞争对手的出现，还令相关科研机构改善生产工艺，研发性价比更高的发酵方式。北京食品研究所原用类似家庭培养的静置培养法生产红茶菌，因醋酸菌好氧，静置培养菌膜只在表面生长，全程需要10天以上。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他们改用深层发酵法来酿制红茶菌液。1981年5月，试验成功，培养时间可缩短至24小时。北京市食品酿造研究所科研工作者周毅、王先秀等，在方心芳的指导下，也于稍后完成了茶菌深层发酵研发工作，并开发出了“可乐可滋”酸型清凉饮料。1981年7月13日，这两个科研项目通过了中国微生物学会、酿造学会和北京市食品工业公司联合召开的鉴定会。

和静置培养法相比，深层发酵培养可以采用更大的发酵罐。接种培养液后，通气搅拌，发酵周期可缩短60-70%，且条件易于控制，安全卫生，质量稳定，生产周期短。学部委员方心芳指导的茶菌深层发酵仅需要通气培养64小时,发酵液的酸度即达2.99%。技术的进步使得“茶菌饮料可以大规模生产了”。

5.5 对红茶菌的医疗临床研究

既然民间有红茶菌能防治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疾病之类传言，当然也就会有医学研究者来从事相关的检验工作。1980-1984年间，不少医生对红茶菌的临床饮效进行了观察。譬如。上海徐汇区潜溪北路地段医院的王松青等人先后用红茶菌治疗迁延性肝炎[49]、高血压[50]、截瘫病人尿路感染[51]，上海某医院的黄志雄等用红茶菌治疗糖尿病[52]，泉州人民医院的蔡鸿恩用红茶菌液治疗高血压、浮肿、前列腺肥大和控制前列腺转移癌，武汉医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与武汉市一轻工业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用红茶菌治疗便秘[53]，南京中医学院附院营养室和南京市食品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用红茶菌辅助治疗乙状结肠癌手术后病人[54]。这些研究涉及案例数量较少，基本都声称得到了预期的效果，但都缺少对起效机制的进一步研究。比如王松青等人等人称“红茶菌对迁延性肝炎有降酶和降锌浊度作用，改善临床症状的效果亦较显著。至于其降酶的机制和物质基础，尚需临床和实验室进一步深入研究证实”。[55]

这些研究属于临床治疗案例分析，并不是严格的药物临床试验。如今药物的临床试验分为I、II、III、IV期临床试验和药物生物等效性试验以及人体生物利用度检查，需要数千名被试者，有严格的入选标准、随机分组、采取固定的方式盲法给药、有明确的检查指标，一到五年才能完成。而上述研究的观察对象状况各异、治疗方法多样，并不具有可比性，也没有科学的评价体系，在短时间内就结束疗程，实际上只是选择了有典型疗效的案例进行叙述，这当然是很不严谨、难以令人信服的。事实上，当时就有学者（如方心芳等）对这些研究表示质疑[56]。要证明红茶菌有临床疗效，当然得把它视为药物，当作一种治疗手段。而这也是红茶菌饮料的开发者所不愿见到的。譬如，1981年初，北京市食品研究所副所长段葆兰就在答读者问时表示，“关于红茶菌的疗效，目前还未见到长期临床试验的报导，只是民间收集有零星的结果”；虽然国内外有报道称饮用红茶菌对诸多病症疗效较显著，但并不是所有这些病的患者都能用“红茶菌”来治愈，“红茶菌的疗效还有待科研单位深入研究后才能确定”[57]。1981年5月，北京市食品研究所所长刘震也表示：国内外确有人耳闻目睹红茶菌治愈过一些病例，“但是否因这些实例就说明红茶菌是一种药，甚至是一种多功能的药……我们是搞食品科学研究的，不敢妄加评论。我本人的粗浅看法是，实例只能说明部分问题，不能说明本质问题，本质问题是应有大量的、确凿的科学依据。目前从实践上看，尚缺乏反复多次的实践考验……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说明红茶菌是药。”[58]

5.6 对红茶菌的毒理学研究

随着饮用者，尤其是患有各种基础疾病的饮用者的增加，不良反应时有发生。对红茶菌的毒理研究也随之开展。出于研究和推广“康寿乐”产品的需要，北京市食品研究所的毒理研究者王鸿荫等对红茶菌进行了急性和亚慢性毒性研究[59]、致癌研究[60]、致突变研究[61]。孙宝新等人发表了“红茶菌致畸作用的实验研究”[62]。北京市卫生防疫站的项力检测了红茶菌对常见病原菌的杀灭作用[63]。武汉市硚口区卫生防疫站检验了武汉市一轻工业科研所培养的红茶菌[64]。黑龙江中医学院微生物教研室王桂山等对红茶菌能否引起食物中毒进行了实验研究，结果表明红茶菌具有一定的抗菌作用，与其酸性和茶成分有关[65]；合理培养的红茶菌引起细菌性食物中毒或伤寒、病疾等可能性极小[66]；有发生真菌性食物中毒的可能性，但真菌污染1～2天后在液面上出现肉眼可见的菌落或混浊[67]。总的说来，这些研究对红茶菌持肯定态度，得出了合理培养和饮用红茶菌对人体无害的结论。

但确实有人饮用红茶菌后出现副作用，有些反应还挺严重。譬如患有心脏病的方心芳在喝了红茶菌后就出现过头晕、心绞痛等症状；有人皮肤上生小红点，出现过敏症状；还有腹泻的；还有喝后得糖尿病的。方心芳对此的解释是：“任何保健用品，食用不当，都会起副作用……红茶菌当然也不例外”。譬如，红茶菌有降低血压的作用，这对高血压者有利，但如果血压被降得过低，则可能头晕乃至使人晕倒。方心芳提醒民众初吃时要慎重，先少吃些，若发现副作用，即可停止饮用。[68]

红茶菌导致副作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杂菌污染，有些杂菌还会产生毒素，致使饮用后出现恶心、呕吐等食物中毒现象。刘震等专家表示，家庭培养红茶菌，容易产生菌种污染和变质。人们互相赠送菌种，既难以保障纯正,也增加了菌种污染的几率。北京市食品研究所曾对有些地方寄来的“红茶菌菌母”进行检测和培养，有的比较纯，有些根本没有红茶菌，甚至都是霉菌，还有人将青霉菌当做菌母广为宣传。[69]此外红茶菌有酸性、高糖[70]、高氟[71]，还含有0.5%左右的酒精，其中的每个特征也都会导致一些不适宜饮用人群。酿制红茶菌涉及微生物学知识和技术，民间自酿易受杂菌污染，纯种不能自备延续，因而专家、媒体鼓励大众选购正规科研机构、厂家生产的产品。

6、红茶菌热是如何被引爆的

回顾完历史后，我们可以对1980年代中国的红茶菌热做一番分析、考察了。

红茶菌在中国有较长的培养历史，但1980年代之前一直没能形成流行的局面。这可能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当时红茶菌被定位为药物或辅助药物，且只是被部分人认可的治疗肺病、胃病的偏方，健康人很少饮用，流传面较窄。譬如，1952年，中国医科大学药理系的崔秀汉在《中级医刊》答读者问就表示：“海宝”只是一种民间用药，“新旧文献上皆未记载”，据说它受到某些地方的结核病人好评，“但这仅是传说，我们尚未找到科学的根据，所以我们目前还不应该提倡或推荐以此药治结核病。”[72]。第二，并无机构提供菌种，合格的菌种不易获取；且培养红茶菌需要较多的糖，这在贫穷的年代也有些奢侈。第三，20世纪50年代初虽然有科研人员对红茶菌进行过研究，但发表的论文极少，且无大众媒体对其做正面报道，也就没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进入1980年代后，这三个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除有药用功能外，红茶菌还被认为是一种饮料，受众一下子扩展成了全民。第二，有了专业的菌种生产机构，可以源源不断的提供合格菌种；人们的收入也因为改革开放而有了一定的改善。第三，科研人员发表了大量肯定红茶菌的论文，大众媒体也对红茶菌有很多正面报道。

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认为，附着力因素法则、个别人物法则、环境威力法则，这三个关键因素中的任意一个都可能突然引爆流行。他据此提出了流行三法则和“引爆点”理论[73]。笔者发现，1980年代初的红茶菌，同时具备这三个因素。

6.1 产品的附着力

流行并不是偶然的。首先，传播物或者说流行物本身应当有附着力，能让受众容易记住并且愿意传播。红茶菌酸酸甜甜的，味道和中国传统饮料酸梅汤类似（一些受访者称红茶菌的味道比酸梅汤更好）。作为一种饮料或者甜品，它原本就能给受众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何况大家都说它能加强新陈代谢，具备显著的滋补、保健功能，甚至还能作为治疗药物或辅助治疗药物，对包括癌症在内的数十种疾病有效。在那个缺医少药、甚至口腹之欲都难以满足的时代，人们很难不记住并传播它。至于它是否经得起严格的检验，是否真的具备包治百病之类神奇功能，并不是很重要。人们乐意传播的，并不是真实的东西，而是符合自己意愿的东西。

6.2传播人物

就算再有附着力，传播物也总要人来传播。在传播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类型的人在起重要作用。格拉德威尔认为，最重要的是三类人：内行、联系员和推销员。

内行是指掌握信息比一般人多、被他人信赖的专业的人、内行的人乃至专业意见领袖。他们可以是传统意义上的专业人士，也可以仅为深度发烧友，但一定是流行物价值的发现者。在1980年代的红茶菌传播活动中，科学家方心芳、刘震、段葆兰，大学教师徐飞，退休医生赖有山，将红茶菌引入临床研究的众多医生，都是这样的内行。坂本政义虽然是日本人，但由于其作品被译成中文并得到广泛传播，也在中国起到了内行的作用。他们被认为是专业人士，有不同程度的权威性，能让一些人放下戒备、不再踟蹰，跟着他们培养和饮用红茶菌。

内行能靠自己的影响力做一些传播工作，但光有他们还不够，还需要触发一些关键的人脉节点——那些精力旺盛、喜爱社交、朋友众多、乐于分享信息、在人群中有较大影响、传播能力强大的人，也即联系员。在1980年代的红茶菌传播活动中，得到海宝后将之赠予众多亲友的张定和[74]、把红茶菌种引入学校的中学教师钱湘珠都属于这一类人[75]。那些传播能力很强的内行也可兼具联系员的身份。譬如交游广泛的内行方心芳、赖有山、徐飞，不管自己是否认识到了，实际也是联系员。内行能引发第一波传播，而联系员的推荐能引发第二波传播。

那些忠实、狂热，能不断去介绍和推广产品的人被称为推销员。其中具有拥有高超表达技巧、善于说服他人者，更是具备强大的传播能力。在1980年代的红茶菌传播活动中，有很多的推销员，而《食品科技》杂志的编辑、记者袁洪业更是其中的出类拔萃者。他是文化工作者，并非科学技术专家，对于推广红茶菌，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狂热态度。他采访了包括军区首长、医院院长、文联主席、著名演员、大学教师等在内的诸多人士，在《食品科技》、《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介绍红茶菌及其神奇饮效的报道，产生了巨大的广告效应。不仅如此，他还推出了《“康寿乐”——除病益寿的健康饮料》这种极具感染力的爆款之作。此文被其他媒体多次摘编转发，尤其那两次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产生了轰动效应，可以说是红茶菌热的导火索。

6.3外部环境

1980年代，中国已经开放。红茶菌得以“出口转内销”，从日本重新传回国内。此时正值中日关系的蜜月期，日本给予了中国很多帮助，中国从日本引入了很多物质和文化产品。而国人对于发达的友好邻邦日本的产品，则持一种近乎盲从的态度。红茶菌被视为日本先进科学的产物和正在流行的文化，受到比旧时的“海宝”要大得多的欢迎。

经过几年的改革，国人的生活水平、消费能力有所提升，尤其是其中的城市居民，也消费得起菌种和食糖了。科研机构方面，则有了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压力，进而很主动的去开发红茶菌饮料、提供红茶菌菌种。各级媒体，还没太建立起广告收费之习惯，乐意刊登软文，给物美价廉的保健品做免费广告，为刚走出浩劫、尚缺医少药的民众的健康效一份力。

这种环境，可以说为红茶菌的流行提供了必要的氛围和土壤。

就这样，本身有很强附着力的红茶菌产品，经过内行、联系员、推销员所造成的多波传播，其影响范围越来越广，随即又引发民间自发的病毒式传播，而北京食品研究所等还不断提供物质基础红茶菌菌种，终于引爆流行，造成全国性的红茶菌热。

7、红茶菌热的熄灭

全国性的红茶菌热业已形成，而家庭培养的红茶菌又较易遭到污染，这本该给红茶菌商品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不到一年，这轮红茶菌热就基本熄灭，而红茶菌商品的开发工作也就难以为继了。此事跟方心芳密切相关。

7.1方心芳发布对红茶菌不利的信息

1981年10月中旬，方心芳接受《北京晚报》记者采访。他说：“正确饮用红茶菌对人体有益，否则，非但无益，而且有害……红茶菌放置一两月后，会有曲酸出现，而曲酸对人体有害。所以，红茶菌要随做随喝，不断去掉老膜更换新液。制作时还应预防各种污染。”[1]在不久后由《北京科技报》所作的另一篇报道中，方心芳又说：“培养红茶菌的时间绝不要太长。做好的红茶菌液放置一两月后，或有曲酸出现，十几天后一定要喝完”。[2]

方心芳的学生兼助手程光胜曾跟笔者述及这些报道的幕后故事及其影响：

1981年的时候，方先生有一个很偶然的发现。怎么回事呢？当时他要从中关村10楼搬到黄庄小区的新房中去。在搬家的时候，他发现，一罐他培养的红茶菌出现异常。那罐红茶菌已在房间角落静置了一两个月，没被人动过，但其颜色发生了变化。他怀疑那是曲酸导致的，就用一个测曲酸的试剂测了一下，结果发现反应很强，里面果然有曲酸。他知道曲酸是致癌物。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觉得自己不能不把此事告诉大家。他就在接受《北京晚报》记者采访时说了一下。记者把他的话登了出来。然后，红茶菌很快就没了！他当年就跟我说过此事。他无意去破坏人家的买卖，也无心去浇灭老百姓的热情，但他的话见报后就在客观上产生了这样的效果。[3]

程光胜的回忆得到了一些访谈和文献的印证。譬如，朱占良回忆说：

红茶菌，形状就像猪板油或魔芋豆腐，颜色白色偏黃，片状，可以分层撕开很多片。将撕开的片分放到瓶中，加入吃剩的茶叶水和少量糖，泡几天就变成醋了，味道不错，可以拌凉菜，也可以直接喝，吃了又加茶叶水和糖。里面的红茶菌会越来越厚，又可以撕给别人做种。以前我们都叫他海宝、海宝醋。养的人家也很多，后来说吃了会致癌，都倒了。[4]

又如，1982年8月的《文谭》杂志就登过王世群的一篇文章，内称：“红茶菌是一种有益于人体的饮料，现在还有人培养，但再也不能风靡一时了，夸大其功效形成的热潮到底是不能持久的”[5]。大概1981年底社会上的红茶菌热就已经趋于熄灭了。

为什么方心芳的这几句提醒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是国内最权威的工业微生物学家[6]，在红茶菌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中国研究红茶菌的头号专家。早在1951年，他就发表了国内第一篇研究红茶菌的科学论文；到了1980年代，他又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明确表达过对红茶菌的支持；他还曾指导北京市食品酿造研究所优化红茶菌的发酵工艺；此外，他还指导研究生李思孟对红茶菌进行了更全面的研究，并和他联名在《生物学通报》上发表论文“茶菌——一种保健饮料”[7]。因为这些原因，媒体报道中外专家支持红茶菌时，最常提到的就是日本的坂本政义和中国的方心芳[8]。由方心芳这样的头号专家指出红茶菌可能产生致癌物质，人们又怎能不警醒？从防癌治癌、包治百病，到致癌、致病，反差实在太大。就算是迷信之人，在这种剧烈冲击之下，也难免会变得不再相信——就算不太信此时的负面评论，也不会再信之前的夸大宣传。

方心芳真心支持红茶菌，不但自己培养红茶菌，当作保健饮料天天喝，还经常走到1公里外的中关村邮局，给来信请教者邮寄自己培养的红茶菌菌块，并认真指点培养方法[9]。他也真心支持红茶菌饮料的工业化生产，不但参与改进红茶菌酿造工艺，还对红茶菌产品的研发者大加称赞：“北京市食品酿造研究所为满足群众对‘红茶菌’饮料的需要,搞成功了‘茶菌’深层发酵饮料试验，既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又为大规模生产“茶菌”饮料找到了一条新路，这种作法值得提倡。”[10]他的三言两语居然会导致红茶菌热退潮，他大概对此也始料未及。为了减小这方面的影响，他在1982年接受媒体采访或自写文章，表示“生曲酸是异常现象，一般培养二三周即饮用的红茶菌液中是没有曲酸的”[11]；“红茶菌可以继续饮用”[12]。然而，“辟谣”永远赶不上“谣言”，他的这些更全面的言论收效甚微，没能挽回局面。

图5方心芳院士（程光胜研究员提供）

7.2导致红茶菌热降温的其他人

当然，导致红茶菌热降温的还有其他的人。譬如北京市东城区卫生防疫站的宋叔容、阿正。他们于1981年10月15日在《健康报》上发表了他们对53份家庭自制红茶菌液样品的检测报告，其结果是：符合饮用要求的只有9份，污染杂菌、菌种变异、不可饮用的有29份，另有15份因含糖量过高而无法检验。他们还说，在PH值为1.0-2.5的强酸培养液中黑霉菌仍可能生存，而黑霉菌可能产生毒素，事实上，不久前北京市和平里医院就发现了因饮用红茶菌而中毒的病人。他们还认为，长期服用活菌饮料，可能会导致肠道正常菌群失调。因此，宣传和推广红茶菌，“应慎重和恰如其分”[13]。1982年6月，西湖区人民医院的医生包文俊对“饮用红茶菌对人有害吗”的问题作出了与宋正荣等类似的回答。[14]再如，1983年沪州医学院刘晓辉等人通过实验表明红茶菌不能阻止肝癌细胞向小鼠体内移植且对癌细胞的增长无限制作用，说明红茶菌不能“治”癌。[15]

事物往往一体两面，一面是优点，另一面是缺点。在广告宣传方面，红茶菌取得了堪称卓越的成功，但正是相关信息爆炸般的急剧扩散导致了在红茶菌在实际培养方面的严重问题。杂志、报纸、广播等时间偏向的媒体能打开局面，但落实到行动时，依靠的主要还是口语这种能平衡空间和时间的媒体，但口耳相传、言传身教，一级一级传播，信息必然会变形。菌种没有标准化、培养流程没有标准化，必然导致出现品质不一的产品。譬如，笔者在访谈时就发现，出现了不加茶叶的“红茶菌”，加糖很少乃至不加糖的“红茶菌”，培养时密封、人为制造厌氧环境的“红茶菌”……这些不规范的操作会使菌落构成发生变化，杂菌也更容易滋生，进而令“红茶菌”的形态发生变化、味道发生变化，乃至产生相当比例的不合格产品。饮用之后，副作用很多，不但达不到所宣称的效果，还可能产生不良反应、毒害身体，进而令红茶菌信誉扫地。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在红茶菌热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7.3导致红茶菌热降温的其他因素

据笔者对大量红茶菌培养者的访谈，除上述“泼冷水”者外，导致他们不再养红茶菌的还有其他的因素。

有人是因为养得不好，菌液味道不佳，喝了之后感觉难受。初次出现这类情况，他们会向人学习，重新索取菌膜，努力去改进技术。但如果多次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就不会再坚持下去了。

有人培养的红茶菌质量还可以，但喝了几个月后，仍没发现它有明显的医疗保健效果，就不想伺候了。养红茶菌会让人感觉麻烦：需做密封、保洁等工作，稍有不慎就会生杂菌，这里面不但有技术含量，还有一定的工作量。人们可以图新鲜养上一个月、几个月，但很难长年坚持下去。

有人愿意坚持，但在经济上负担不起了。制作红茶菌需要菌种、茶叶和糖，糖的消耗量还不小。以一人养一罐红茶菌自饮计，若严格按小册子上的配方执行，一个月下来，仅买糖就需花费约10元钱。在城镇职工人均月收入仅三四十元的1980年代初，这是一笔不小的花销。

很多人是跟风养的红茶菌。小圈子或大社会中的时髦人在养，他们也就跟着养。不久之后，又有了新的流行物、时髦品。他们也就跟着去追逐它们去了。1982年前后，气功已经兴起，新的功法层出不穷，很快又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新流行。1983年12月，《人民日报》曾登过“别把话说绝了”一文，介绍过当时的情况：

红茶菌，正像鸡血疗法和盐卤疗法一样，人们对它逐渐由热变冷，显示着对一件事物认识的辩证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吹得过分的东西，经过人们的实践，总要回到它的本来面目，不会因为夸大而改变。

类似红茶菌的事情，还有没有呢？且看某些人对一种“功”的宣传。这种“功”，姑且不提其名。说是不管什么病，只要练了这种“功”，就会“功到病除”。它的作用，远非红茶菌所可比。什么癌症、偏瘫、神经官能症，一练便可痊愈。当然，练这种“功”，对某些人确有好处。是不是好到宣传的那样，怕不见得。[16]

气功据说也能治疗很多疾病，还不用花什么钱。都是“包治百病”，就像红茶菌取代之前的“鸡血疗法”、“卤碱疗法”等一样，红茶菌也被更为神奇的气功所取代。

7.4对红茶菌的商品开发难以为继

随着红茶菌名声变坏、消费者急剧萎缩，对红茶菌商品的开发也就难以继续下去了。1981年底，北京市食品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的红茶菌商品开发还停留在中试阶段，尚未把相关技术转让出去，不但没能帮助厂商建立流水线大规模生产以降低成本，也没能解决产品的包装、标准化、存储、运输等问题。这些问题牵涉很广，并不容易解决。

拿包装来说，当时国家的基础工业水平差，还不能生产便宜的塑料瓶、利乐包，而仅考虑用玻璃瓶、金属罐来包装饮料这一点，出厂价很难降低到1元以下，再加上数倍的营销成本，其产品售价会高达每瓶数元。

拿存储来说，当时的红茶菌是活菌饮料，其广为宣传的功能大多建立在活菌的基础之上，若杀菌，就失去了其大部分功能；若不杀菌，就难以保存（时间稍长，就可能产生曲酸等毒素）。进而，在运输速度很低的1980年代，也就难以运输和分发。

大量问题没有解决，市场又基本消失，当然也就难有合作厂商来携手攻关，共同进行后续的开发、生产工作。成本降不下去，也没有哪个供销社会进货来销售这种价格高昂、注定卖不出去的产品。

8、红茶菌热的余波

1980年代的红茶菌热虽然熄灭了，但其培养并没有从民间彻底消失。譬如，国家民政部离休干部李大芳在接受《中国食品》杂志（原《食品科技》）采访时表示，1981年春，他从北京市食品研究所购得一瓶菌种进行培养，开始饮用红茶菌，此后坚持饮用红茶菌结合锻炼身体近30年，身体健康，之后还会继续坚持。[17]

1990年，北京市食品研究所的刘富利走访了当年红茶菌的主要研制者、《健康之友红茶菌》一书的作者、时任北京市二商局副局长的段葆兰。段葆兰仍坚持当年的观点——红茶菌是一种很好的健康饮料，并让他通过杂志呼吁有关专家继续研究这个课题。[18]

民间自养红茶菌需不时补充菌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上海的科技工作者在国家科委的资助下，重新挖掘、选育出了红茶菌复合菌体，以满足用户的需求[19]。1999年，鉴于红茶菌种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前来询问有关红茶菌知识和索取材料的人大为增加，北京食品研究所重新在《中国食品》杂志上做广告销售红茶菌菌种[20]。据说，在之前红茶菌被冷落的那十多年，北京市食品研究所的红茶菌研制培育工作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且经常有人去购买菌种[21]。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普及，红茶菌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新的局面：大量免费的普及或宣传文章，尤其是制作精美的教人在家中培养红茶菌的视频出现在百度百科、知乎、微信、抖音、快手等互联网平台上，不但检索、查阅起来非常方便、直观，而且可以长久的传播（以前在报刊、电台、电视上的传播，稍纵即逝，很快就难以找到了）。与此同时，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上还出现了众多提供红茶菌菌膜、菌种、菌液、培养坛等培养装置的厂商。在更好的传播、营销平台的加持下，家庭自养红茶菌又有了复兴之势。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西方的一些公司于近三十年开发出了多个品牌的红茶菌饮料——他们将这个品类的发酵饮料称为康普茶（Kombucha）。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基于对康普茶的测试，认为人类食用康普茶对是安全的（潜在的风险与过量服用或既往健康问题有关），因而允许其上市[22]。它们多为死菌型产品，但也有活菌型的[23]。一家功能性益生菌和康普茶饮料制造商KeVita还于2016年被全球饮料和食品巨头百事公司收购。据近期的一些研究，2017年，康普茶和其他发酵饮料的零售额增长了37.4%；2018年，康普茶的年销量增长了49%[24]。Grand View Research公司的一份市场调查报告预估，到2024年，全球康普茶饮料的市场将达到44.6亿美元[25]。

9、“红茶菌”和“打鸡血”、“卤碱疗法”的异同

人们经常把红茶菌热和之前的“打鸡血运动”[26]、“卤碱疗法”推广运动[27]相提并论。但红茶菌热与“打鸡血运动”、“卤碱疗法”推广运动还是有显著区别。“卤碱疗法”推广运动是由官方强制推动的；“打鸡血运动”是半官方半民间的（群众自发抱鸡去求医护人员给其打鸡血，官方强制医护人员给有要求的群众打鸡血）；红茶菌热则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完全没有受到官方的压力。更重要的是，“打鸡血”、“卤碱疗法”对人体健康危害很大，而红茶菌只要使用得当，对人体并没有危害。

红茶菌是酵母、醋酸菌发酵蔗糖、茶叶而形成的发酵混合物。它的主要成分，除水之外，还有醋酸、酮葡萄糖酸、葡萄糖、果糖和膳食纤维。醋酸、酮葡萄糖酸有酸味，是食醋的有效成分；葡萄糖、果糖有甜味，是重要的营养成分；膳食纤维有促进肠道蠕动的功能，利于粪便排出。这些成分均已被人类食用千年以上。从这些成分看，红茶菌可能具有开胃、疏导消化系统、提供能量的功能，而这也为众多饮效观察结果所支持。实践表明，它们对人体是无毒有益的，而这也为相关毒理实验所支持。

人们期望红茶菌能够加强新陈代谢，使人体各部分的机能更健全、更旺盛，进而能对多种疾病有疗效。这在理论上是有可能的，而1970年代日本坂本政义等人的研究，1980年代中国众多医学工作者所写的饮效报告、临床试验报告也基本支持这个观点。但这些研究设计粗疏，只是案例分析，不够严密、严谨，并不成其为严格的临床试验，很难据此而得出红茶菌能治疗很多或某种疾病的科学结论。不仅如此，近年来对康普茶所做的大量研究，也没能证明它具备增进健康的功能。2018年，卡普（Julie M. Kapp）等人回顾了PubMed、Scopus 和 Ovid平台能检索到的关于康普茶健康价值的310篇英文论文，发现，动物和微生物实验多表明康普茶的健康价值来自茶和发酵产物中的生物活性物质；而其中24项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并没能证明康普茶对人类有益[28]。

难以证明对人体健康有益的不仅是红茶菌，其他很多被广泛饮用的饮料也是如此。从理论上讲，益生菌饮料、碱性水、电解质水、维他命水等都可能有益于人体健康，但人体是包含众多微生物在内的生命系统，有很强的保持体内物质动态平衡的能力，还有专门的免疫系统，能有效应对多种疾病，通常不会因为摄入某种微量的物质而发生显著的变化。也许维他命水、益生菌、红茶菌等对人体有益，但很难得到严格的科学证明。

我们能得出的初步判断是，红茶菌既非治病物，也谈不上是致病物，肯定不能包治百病，但只要使用得当，不为有毒杂菌污染，还是具有一定的保健功能，至少可以作为一种风味饮料。参与进这次红茶菌热的人，并不是非理性的傻瓜。红茶菌味道不错，且信则灵，还可能有安慰剂效应。有很多疾病、痛苦，现代医学还没找到良好的治疗之法，那些并没有显著副作用、能够提供一些心理安慰的民间药物、疗法也不是不可以用。但是，家养红茶菌难以控制产品质量，可能产生有毒物质，不能说是有前途的发展方向。

与其把1980年代的红茶菌热定位为民间保健运动的一种，还不如说它是一次由产品开发引发的惊人传播。北京食品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试图将其开发成一种与咖啡、酸梅汤、可口可乐类似的新品类饮料，并建立自己的品牌。前期他们在广告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产品研发也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但直到红茶菌热熄灭，他们所开发的饮料还停留在试制阶段，并未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也就没能真正进入千家万户。这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市场观念，也不是因为他们缺乏研发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国家经济落后、国民消费能力低下。

近年来，中国的基础工业大幅度提升，拥有了相当齐备的产业链，而国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事实上，与红茶菌类似的益生菌饮料、瓶装茶饮料（如冰红茶、冰绿茶）等早已被开发出来并成功进入国内市场，而西方也已开发出康普茶进入欧美市场。在新的情况下，有些国内企业也在开发红茶菌产品。他们能否获得成功呢？

在笔者看来，红茶菌之所以能在1980年代初的中国形成热潮，跟当时缺医少药、营养匮乏、甜品匮乏的时代背景密切有关，在拥有众多更方便、更便宜、更安全、更卫生的饮料的当前时代，红茶菌产品这次或许能够成功进入市场，但不太可能再次热到和1980年代类似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