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僚到臣僚: 谭延闿与蒋介石关系的演变（1926-1930）

来源: 民国档案      作者: 肖如平，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周志永，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谭延闿，湖南茶陵人，清末进士，曾任湖南督军、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两广督军等职。国民政府建立后，出将入相，先后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与谭延闿相比，蒋介石虽为后起之秀，但自中山舰事件后，其地位日益上升，逐步超越谭延闿。自1926年至1930年，谭延闿与蒋介石的关系经历了复杂的演变，逐步由“同僚”转变为“臣僚”。期间，谭延闿对蒋介石走向权力中枢曾予以有力的支持，也对蒋介石的独裁进行了一定的抵制和抗争，但出于现实利益及共同的政治理念他最终成为蒋介石坚定的支持者。目前学界对谭延闿已有较多的成果，对谭延闿的政治立场，以及谭延闿与蒋介石关系均有论述。不过，由于资料的局限性，以往研究对谭延闿政治立场演化的心路历程，以及其与蒋介石关系复杂性的探讨略有不足。本文主要利用《谭延闿日记》和《蒋介石日记》等资料，以中山舰事件、迁都之争、宁汉分裂、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蒋桂战争等事件为切入点，力图对谭延闿与蒋介石之间关系的演变及其心路历程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从“拥汪”到“联蒋”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在苏联顾问和中共的支持下逐渐成为南方革命政权的首要人物。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任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党军司令官。8月2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议编组国民革命军，共设五军，党军改为第一军，以蒋介石为军长；建国湘军改编为第二军，以谭延闿军长。“廖案”后，谭延闿接替许崇智出任军事部长，成为广州国民政府内的军事实力派。1926年1月22日，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等9人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对此，苏联顾问在回忆录中说：“政府主席汪精卫、军事部长谭延闿和国民革命军的总监蒋介石——成了解决军队生活中一切实际问题的最高决策机关”，在军事委员会“汪精卫负责一切政治问题，谭延闿负责军需，而蒋介石总揽了一切军事行动问题、组织问题以及军队的训练事务。”此时，汪精卫、谭延闿与蒋介石各有分工，相安无事。然而，中山舰事件打破了这种格局。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下令广州戒严，逮捕李之龙，驱逐第一军党代表。并派人送信给谭延闿、朱培德等人，吿以将采取行动，宣布戒严。谭延闿等人见信后深感震惊，因为蒋介石3月19日还与汪精卫、谭延闿等人会面，与谭相谈甚洽，并无任何征兆。汪精卫见信后，极为愤怒，称：“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经过讨论，决定由谭延闿和朱培德两人共同前往阻止蒋介石的鲁莽行动。临行之前，他们还派人通知第二军和第三军做好军事准备，“以备万一之变”。

然而，蒋介石不仅没有接受谭延闿、朱培德的劝告，反而对谭延闿颇为不满，他在日记中言，“组安军长不以此举为然，书生态度，不知革命之举动也。”由于未能说服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等人返回汪精卫家后，与陈公博、李济深、古应芬商讨对策，决定再派陈璧君、谭延闿、朱培德三人与蒋介石会谈。对此，谭延闿在日记中说：“璧君与朱及余再至造币厂与介石谈，湘芹亦在，辞多枝叶，卒无效果，仍返汪家。”之后，陈璧君、宋子文、谭延闿、李济深、邓演达等人列席而谈，仍无结果。当晚，谭延闿又到苏联军事顾问住处向季山嘉等人表示慰问与致歉。

次日，谭延闿先后三次赴汪精卫家，与朱培德、邓演达、李济深等人寻求解决办法。下午，蒋介石去探视汪精卫，汪精卫对其极为不满。蒋介石在日记中说：“访季新兄病。观其怒气勃然，感情冲动，不可一世甚矣。政治势力之恶劣，使人无道义之可言也。”辞汪后，蒋介石遇见谭延闿，并再次向他解释其发动事变的缘由。谭延闿对蒋介石的解释不完全相信。然而，正当汪精卫与谭延闿、朱培德等人商讨如何处置蒋介石时，苏联顾问和中共却对蒋介石采取了退让的政策。在事变当天，张太雷对谭延闿表示，此事应化小为无，中共决无抵抗之意。周恩来也强调，中共绝无谋叛之事，希望国共冲突能得到和平调停。苏联顾问团则决定撤销季山嘉军事顾问团团长职务。苏联顾问和中共的退让政策，影响了谭延闿和朱培德等人的态度。

谭延闿

同日下午，蒋介石邀请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等人谈话，详细解释了他发动中山舰事件的原因经过，并最终获得谅解。谭延闿在日记中说：“介石电话来，吾遂起赴其约，谈甚久。于此事起源及经过言之甚详，初疑介石不至于此，今乃释然。”对于此次谈话，蒋介石在日记中却说：“下午与谭、朱、李各军长谈对俄顾问及共产党各问题，皆赞成余意。事前皆反对我出此举动，而事后将余之言奉为金科玉律，人心之变化，其如此之速也。”对于这种转变，谭延闿在日记中称：“横眉怒目变为平心静气，前事已如梦矣。”

谭延闿对蒋介石逐步消除疑虑的同时，对汪精卫的态度却悄然发生变化。21日，谭延闿曾多次赴汪精卫家，分别与李济深、朱培德、周恩来、伍朝枢、邓演达商讨应对之法。22日，苏联顾问团决定对蒋介石让步后，谭延闿虽然对蒋介石的疑虑有所转变，但对汪精卫也未失去信心。然而，汪精卫的隐匿与出走却引起了谭延闿的不满。23日，汪精卫突然留书隐匿，不知去向。对此，谭延闿在日记中说：“得精卫书，知已移居，今则正式请假矣。何香凝殊忧悬，与谈久之。……九时赴东山沙勒伟也夫（索洛维也夫）之约，谈顷之，渠亦以汪先生不宜避去为言也。”在此重要关头，汪精卫负气隐匿，不仅不利于事件的解决，也令国民党群龙无首，内部陷入混乱不安。因此，谭延闿等人一致认为问题的解决“专在精卫之出否”。26日上午，谭延闿、张静江等人向陈璧君打听汪精卫的确切住处，“（陈）则坚不说。询以理由，则曰君自知之……有顷，张静江来，舁而登楼，垂涕而道，然璧君则曰迟矣，不可追矣。吾遂出，过宋子文，相与叹息。”当晚，众人再次推举谭延闿去说服陈璧君。为了找到负气出走的汪精卫，谭延闿一日三次至陈璧君处，最后一次竟在深夜将陈璧君呼起，“与谈久之”，仍无功而返。至此，谭延闿“知精卫决不归矣”，并有“妇家料理公事久之”之叹。可见，汪精卫的隐匿以及陈璧君的态度令谭延闿极表不满。

谭延闿等人对汪精卫失望的同时，转而对蒋介石抱有希望。4月1日，当蒋介石乘中山舰返回黄埔后，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宋子文等人即前往慰问。为了向谭延闿等人表明心志，蒋介石特意将孙中山先生的手札交给谭，请其为手札写跋。4月6日，谭延闿在日记中言：“为蒋介石跋孙先生手札，卷凡二十三通，有论胡展堂、汪精卫书皆精到之，两人皆非俄式革命家。其期许介石则甚。”至此，谭延闿也认同汪精卫“非俄式革命家”。

其实，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在党、政方面均处于劣势，军事上也不占优势。然而，由于苏联考察团和苏联顾问对蒋介石妥协退让，甚至试图利用蒋介石来对付国民党右派等因素，使蒋在广州国民政府的地位迅速上升，并继承了汪精卫出走后遗留下的权力真空。而对汪精卫颇为失望的谭延闿也转向支持蒋介石。4月15日，谭延闿、张静江、朱培德赴黄埔军校与蒋介石商谈政府改组问题，同意推荐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4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上述决议。至此，蒋介石接替汪精卫成为广州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领导人，而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则进一步接任了汪精卫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谭、蒋二人成了汪精卫出走之后的最大受益者。

蒋介石掌握军权后，又藉口中共与国民党右派矛盾激化，提出整理党务案，以限制中共的发展，并获得谭延闿的支持。5月15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广州召开，蒋介石、谭延闿、孙科、宋子文、朱培德等人联名提出整理党务案、联席会议案和国共协定案。5月17日，蒋介石就中山舰事件向大会提出“自请处分”案，经讨论处分案不能成立。谭延闿认为“蒋介石自请处分，语绝沉痛，吾亦引申之，愿听处分。一误于于树德之请宣布实情，再误于孙科之提出信任案，于是请罪变为褒功。”对此，蒋介石也颇为自得，他说：“中央全体会议通过整理案党事案后，余即自请处分三月二十日案，全场决议以此案既不能完全发表，认余自认罪案不能成立，且通过以后，本党完全信托余为革命重心，完成总理未竟之志也。”19日，经蒋介石提议，会议选举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6月3日，蒋介石、谭延闿、张静江、李济深等人召开军事委员会，讨论北伐军总司令人选。蒋介石率先提名谭延闿为总司令，谭延闿则提议蒋介石为总司令，并获得会议通过。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下午会客，与张、谭二公谈总司令事，余惶愧力辞，推组安担任，而彼不允。各军长又推余不休，否则视为不负责任，进退两难矣。”至此，广州国民政府的党政军领导体制形成了以张静江、谭延闿、蒋介石三人合作分工的局面。

性格各异的谭延闿、蒋介石、汪精卫均追随孙中山多年，且都在广州革命政权内担任着重要职务。孙中山去世后，鉴于汪在党内外的地位，谭延闿与汪的关系要远比与蒋密切。中山舰事件之初，谭延闿对蒋介石颇为疑忌，但随着苏联顾问的妥协让步以及汪精卫的出走，谭延闿逐步转向联蒋，从而在党政军方面形成了张静江、谭延闿、蒋介石三人合作机制。

二、从“联蒋”到“抑蒋”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于4月3日正式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整军、肃党，准期北伐”的建议，并决定国民政府三个月内实行北伐。7月9日，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吴敬恒先生代表党部，谭延闿先生代表政府致训词，授印旗”。当晚，谭延闿宴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大家全力支持北伐。7月25日，广州国民政府在中央党部为蒋介石出师北伐饯行，谭延闿对蒋介石颇为赞誉，认为他“沈（诚）恳、直亮，有担当大事气概，可以成功矣。”

然而，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革命政权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加剧。北伐军攻克汉口后，蒋介石对武汉的革命形势颇为担忧，尤其是对军事实力大增的唐生智颇有疑忌。9月8日，他在日记中说：“上午接孟潇总指挥函，其意不愿余在武昌甚明也”，“耻辱已极，如不发奋图雪，诚非人矣”。为了牵制唐生智，蒋介石开始要求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9月9日，他致电张静江、谭延闿二人：“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主席先来也。”9月18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张、谭二人言，“中明日由长沙入赣督战……入赣期间，派孟潇代理之。惟中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必中央来人另组政治委员会，以代临时政治会议为妥。”从中不难看出，蒋介石之所以急于要求迁都武汉，主要是担心武汉革命领导权落入唐生智之手。

为了防止蒋介石独裁，鲍罗廷与中共支持唐生智牵制蒋介石，并赞同国民党左派“迎汪复职”，反对迁都武汉。代理主席谭延闿也认为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巩固各省基础，迁都“殊不以为急务也。”10月15日，国民党召开联席会议，对蒋介石提出的迁都问题进行讨论，并决议“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中央的决议令蒋介石颇为焦急。10月22日，他再次致电张、谭二人，主张国民政府或中央党部移鄂。他说：“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他还进一步强调：“政治人才太缺乏，更不宜分散各处，广东偏于一隅，且地方界限甚深，如党部移鄂，其进行必较粤为利，如欲发展，非速移不可。至于国民政府仍设广州亦可也。”

然而，随着武汉革命形势的发展，鲍罗廷与中共的态度也发生转变。11月1日，鲍罗廷首次向谭延闿表示，他赞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鲍罗廷态度的转变令谭延闿颇为奇怪。他在日记中说：“孙哲生来议政府、党部移鄂事，鲍忽作壮语，可异也。”11月9日，谭延闿、张静江、鲍罗廷等人在鲍罗廷家中开会，决议先派鲍罗廷、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宋庆龄等人启程北上，经江西赴武汉，筹备迁都事宜。得此消息后，蒋介石极为兴奋，并于19日致电张、谭二人：“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11月21日，谭延闿在日记中说：“静江送介石电，促政府迁移，吾亦无所可否也。”可见，他虽未公开反对迁都武汉，但他内心却对蒋介石急于迁都之要求不以为然。

12月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停止在广州办公。为了处理过渡期间的各项事务，先期到达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孙科、宋庆龄、陈友仁等人召开谈话会，决议组织临时联席会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以前，执行最高职权。同时，联席会议为了恢复党权，积极推动“迎汪复职”活动。蒋介石对武汉局势的发展极度不安与不满，并决心改变这一局面。12月31日，张静江、谭延闿等人抵达南昌后，蒋介石亲自到赣江迎接。当晚蒋介石与张静江、谭延闿、顾孟余商谈党务，提出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设在南昌的建议。蒋介石的提议令谭延闿颇为吃惊，但他并未表态。1月3日，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宋子文、陈公博、顾孟余等人在总司令部南昌行营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专门讨论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迁留问题。蒋介石提出政治应与军事配合，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应与总司令部同留南昌。张静江、顾孟余率先表示赞同。宋子文、陈公博强烈反对。谭延闿则说：“论道理是应该迁武汉，论局势是应该留南昌，我倒主张中央暂时留赣。”最后勉强决议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对此，谭延闿在日记中说：“议党部政府设南昌事，子文抗事，公博巽语，静江、孟余持之甚坚，吾依违而已，余皆不发言，遂决暂缓迁移。”次日，陈公博询问谭延闿为何赞成留赣。谭延闿解释说：“我的困难，难道你不知道吗？”“照理论说，国民政府当然要搬武汉”，但“我若坚持主张国民政府搬武汉，介石不难要怀疑到我要和他分庭抗礼，对立起来”。可见，谭延闿内心是不赞成蒋的建议，但他处事圆滑，提出“暂时留赣”的折中方案，既避免双方破裂，又不得罪蒋介石，并为迁都武汉留有余地。

蒋介石

1月12日，蒋介石抵达武汉，与鲍罗廷、徐谦等人会晤，要求在鄂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迁往南昌，但遭到鲍罗廷等人的严词拒绝。至此，蒋介石与鲍罗廷关系破裂，并决心驱鲍。然而，蒋介石驱逐鲍罗廷的主张，遭到大部分人的反对。1月27日，蒋在日记中说：“孟余、香凝、择生与季陶来谈，余必欲去鲍罗廷顾问，使政府与党部能运用自由也，彼等恐牵动大局，不敢决断。”1月29日，蒋介石再次与戴季陶、张静江、谭延闿会商驱鲍之事，但未达成一致意见。他说：“上午季陶、静江、组安三同志来谈，季怯而静硬、组默，皆有病也。”为此，蒋介石不得不决定暂缓驱鲍。

谭延闿不赞成驱逐鲍罗廷的同时，力劝蒋介石同意国民政府迁鄂。2月6日，谭延闿、宋子文与蒋介石讨论迁都问题。2月8日，谭延闿再次向蒋介石、张静江进言，希望政府迁鄂。他说：“吾赴总部，入介石私室，静江在焉，同商移鄂事”，“开政治会议，公博、鼎臣、友于皆至，重要议案则决迁鄂”。然而，决议通过后，蒋介石仍迟迟不同意谭延闿等人北上。为此，谭延闿又多次与蒋商讨。2月28日，他会同朱培德、陈公博、何香凝等人“与介石作深刻之谈话，始决赴鄂”。3月4日，蒋介石在总司令部为谭延闿等人饯行。张静江对谭延闿颇为不满。谭延闿说：“静江颇有牢骚，语含讽刺，一笑置之。”6日，谭延闿偕同李烈钧、何香凝、陈公博、陈果夫等400余人由南昌赴武汉。蒋介石前来送行，谭延闿“吿以决行，且约其继发，握手而出”。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幕，会议在恢复党权、防止个人独裁的思想指导下，将党的领导体制由主席制改成委员制，对党政领导机构进行了改选。蒋介石的权力大为削弱，谭延闿则基本保持了其原有的地位，而汪精卫的地位迅速上升，再次成为国民政府的核心人物。蒋介石对武汉国民政府的改组极度不满。他在日记中说：“中央会议各种议案及被选之人大半非本党信徒，全为CP所操纵，党已非党矣，而妨碍军事，削夺兵权，无所不用其及（极），必欲使本党有历史之党员一人不留，必欲使国民革命破坏无余，其用心之险如此也。”4月9日，他致电谭延闿等人，声称：“本日中正已进驻南京，东南虽已底定，北伐尚未成功，各项进行事宜，亟待解决，务请诸同志于本月14日前驾莅南京，筹商一切。”然而，4月10日汪精卫抵达武汉后，谭延闿等人对于蒋介石的要求不予理会。他复电蒋介石说：“汪先生昨日到汉，空气为之一新，弟意此时当留汉主持为佳。”4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决议对蒋介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与此同时，蒋介石则决定在南京另立中央。4月16日，蒋介石“议决成立政府与中央党部，定18日开始办公。”会后，蒋介石还致电谭延闿，“请与汪兆铭、程潜等人速来，否则益滋误会也”。谭延闿对蒋介石的“清党”和另立中央至为不满，感叹：“相煎何急也。”21日，汪精卫、谭延闿等40余人联名通电，指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进而自立中央，号召所有同志，“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宁汉分裂使谭延闿与蒋介石在政治上走向了对立。

三、助蒋再起

谭延闿与蒋介石由合作走向分裂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政治理念的差异。谭延闿在武汉分共以前，基本认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对蒋介石大权独揽，破坏党权，“驱鲍”“清党”等行为颇为不满，他认为革命“非以俄为师，断不易成功”。而蒋介石对中共力量的壮大极为警惕，“甚以两党革命，小党胜于大党为忧”。然而，随着汪精卫的“分共”，以及中共的南昌起义，谭延闿的政治立场也发生了转变。谭延闿得知叶挺、贺龙占据南昌时不禁感叹惋惜，并言：“拆台至此，欲不开杀戒得乎？”同时，谭延闿对蒋介石的态度也有所好转。8月13日，蒋介石通电下野，谭延闿在日记中说：“得南京电，介石已下野，不知自动欤，抑被迫也。然就个人论，得此结束，尚可有复起之机，吾平日总信其有此一日也。”8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再次写道：“沪电云，介石通电下野，辞甚和平，果若此，必当再起矣。”从日记可以看出，谭延闿对蒋介石抱有一定的期望，相信蒋必能再起。正因如此，在宁汉合流后，谭延闿虽然在新政府中担任重要角色，但仍支持蒋介石复出。

1927年10月，在日本考察的蒋介石心系国内政局，力谋复出再起。为了打击特别委员会，蒋介石决定联合被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排挤的汪精卫，以达联汪复出之目的。汪精卫虽有唐生智和张发奎的南北呼应，但对联蒋深表赞同，他甚至有意向外界透露蒋介石想与其合作的信息。10月2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接子文电称，余致汪函，彼在报端发表，藉以自重，其狡伪诚可恨也。”尽管如此，蒋介石仍积极推动蒋汪合作。11月2日，蒋介石派宋子文赴粤与汪精卫密谈。11月10日，即蒋介石由日返沪当日，便致电汪精卫，邀其到沪共商合作。

汪精卫

蒋汪合作立即引起各界的关注，“恨汪刺骨”的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对此极表不满，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济深、李石曾、张继等人则借广州事变猛烈攻击汪精卫，并怀疑蒋介石联汪将不再反共。然而，与桂系和西山会议派不同的是，谭延闿与蒋介石、汪精卫均无实质性冲突。更重要的是，随着唐生智的下野，桂系在两湖势力的扩大也威胁到了谭延闿在湖南的利益，因而他积极支持蒋汪合作。早在蒋介石派宋子文南下广州与汪精卫密谈时，谭延闿就致函汪精卫，表示：“以公义论，公在党国历史，有识所公认，其所主张，虽一时偶有异同，终必欣合无间。愿公恢宏大度，无所不包，勿以一时一事而疏远大之图。以私情论，自辱下交，未尝以弟为不肖，虽不敢托于知心，而决非势利结合之辈，知人论世，于燕间时亦尝有所陈。”

11月17日，谭延闿由京赴沪，与宋子文等人参与调和蒋汪关系。21日，谭延闿在日记中说：“至精卫家坐，无他客，谈乃甚深，子文继至……出至孔庸之家，介石宴客，日本友人佃信夫，中山先生旧人，由日本同志推来调和汪、蒋者。”蒋汪达成一致意见后，汪精卫、谭延闿、李济深等人于11月24日共同发起召开国民党中执监委员谈话会，决定12月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解决党内纠纷。

为了进一步打击桂系和西山会议派，蒋介石利用“一一二二惨案”，猛烈地抨击特别委员会，要求国民政府委员会负责查办。他说：“闻南京军队惨杀巡行民众，而以党务学校学生受死伤更多，不胜愤激，要求政府委员会负责查办……决以恢复我十三年前秘密革命生活，领导群众，与军阀与西山派奋斗也。”1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在上海召开，决议成立特别法庭，审判“一一二二惨案”负责人，西山会议派的谢持、居正等10余人被停职监视。谭延闿深知事件是由蒋介石筹划的，不仅对会议查办西山会议派保持沉默，而且主动提出特别委员会时效已过，应该取消。10日，汪精卫等人为了联蒋自保，率先提请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蒋介石为了消除元老派的疑忌，则提出了对俄绝交提案，两案一并获得通过。至此，蒋介石复出已成定局。

1928年1月2日，国民政府电促蒋介石回京复职，谭延闿则亲自赴沪劝驾。4日，蒋介石偕谭延闿等人一同返京，南京民众相率聚立车站欢迎。谭延闿对蒋介石说：“观于今日民众之欢腾，可知去年八月吾子下野以后，全国民心之惶惶为何如矣。”当晚国民政府开欢迎宴会，会议由谭延闿主席，李烈均、蔡元培先后致欢迎辞，吴稚晖、蒋介石等人相继发表演说，谭延闿则高呼口号。1月7日，蒋介石通电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2月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正式选举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则因广州事变与中共的广州起义遭到反对派的弹劾再次被逐出了权力中枢。

下野后的蒋介石在不足半年又重新复出与再起，除国内政局的变化及其个人的谋略外，谭延闿在其中也起了重要作用。期间，谭延闿虽然在南京特别委员会担任重要职务，但面对唐生智、桂系势力在两湖地区的迅速扩展，他主动向蒋介石靠拢，支持蒋介石复出。他甚至公开表示：“介公东山再起，吾复何忧？”蒋介石一方面为感念谭延闿对他的支持，另一方面也需要谭来牵制桂系，填补汪精卫、胡汉民出走后的权力真空，因而支持他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由此，谭、蒋二人再次走向了合作，形成共主中枢的局面。

四、休戚相关，共同讨桂

蒋介石与桂系的矛盾由来已久，桂系的逼宫是蒋介石1927年下野的重要原因。然而，为了拉拢桂系北伐，复职后的蒋介石不仅未对桂系采取报复行动，还任命李宗仁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甚至在李宗仁武力囚禁程潜时，蒋也予以支持。然而，桂系势力的过度扩张，不仅严重损害了谭延闿在湖南的利益，也对蒋介石的中央权威产生了挑战。“湘案”发生后，蒋介石、谭延闿最终决定讨伐桂系。

1928年2月，为了拉拢各地方实力派参加北伐，蒋介石决定成立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个政治分会，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任分会主席。然而，在正式任命之前，外界对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的人选颇为关注，谭延闿则是最热人选之一。事实上，在1928年1月，蒋介石确有“将两湖事交由谭延闿主持”的想法。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已形成谭、蒋合作共主中枢的局面，谭延闿自然不会再兼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而蒋介石为了拉拢桂系出兵北伐，也决定将武汉政治分会交给李宗仁，并表示“两广由李济深，两湖由李宗仁负责处理”。然而，湖南是谭延闿的桑梓之地，其虽不能兼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但也不愿轻易放弃对湖南的影响。当时，在湖南的部队，除鲁涤平第二军为谭延闿嫡系外，湖南省主席程潜的第六军也与谭延闿关系非常密切。

随着第二次北伐的进行，桂系的势力也随之向北扩张，延伸到黄河以北地区。湖南是两广通往中原的门户，为了使南北控制区域相连，桂系力图掌控湖南。5月21日，李宗仁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将湖南省主席程潜囚禁。李宗仁拘禁程潜，出乎谭延闿的意料。他在日记中感叹“处世难于蜀道，人心险于孟门。吁，鸟兽不可同群者久矣”。 5月23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程潜被拘事。谭延闿支持程潜，但除李烈钧外，多数人的意见与谭延闿向左，“为颂云（程潜）事，协和（李烈钧）侃侃不阿，狠（很）够朋友，孑民至与相抵，静江助之张目，信乎孤立无助之不可也”，“何敬之来，乃有主张杀颂云者，亦可谓全无人心矣，相与太息。”其实，李宗仁之所以敢武力扣禁程潜，一是南京中央正忙于与日本交涉，二是蒋介石正利用白崇禧率领的桂军北伐。更何况蒋介石早就对程潜不满，欲除之而后快。5月23日，蒋在日记中说：“程逆潜在汉为李德邻扣留，以惩其罪恶，穷凶恶极之徒，我不加处罚，必有人代为我处罚也。”失去蒋介石的支持，谭延闿独木难支，程潜最终被免职，其第六军番号也被取消。为了平息谭延闿的不满，蒋介石与李宗仁同意由鲁涤平继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白崇禧与李宗仁戎装合影

然而，桂系对湖南势在必得，同意鲁涤平继任湖南省主席乃为权宜之计。1929年1月，国民政府召开全国编遣会议，通过裁兵编遣方案，从而引起桂系等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的警惕与不满。为了应对蒋介石的“杯酒释兵权”，桂系决定彻底控制湖南。2月21日，武汉政治分会突然下令解除鲁涤平湖南省主席职务，任命何键继任。同时，派桂军南下驱鲁，使湖南省主席鲁涤平被迫从长沙出逃。同日，武汉政治分会致电南京中央历数鲁涤平在湘罪状，指责鲁“滥用权威，把持中央税收，紊乱行政系统，致饷糈计划，无法统筹，似此拥兵恣肆，若不亟予惩处，大局前途，何堪设想”。

2月22日，在溪口的蒋介石得知“湘案”后立即致电谭延闿，告以：“咏安万勿轻动，则湘局必无变动，请即电告咏兄。”23日，蒋介石返回南京，途经上海时，特意偕谭延闿与李宗仁会面，商讨“湘案”处理办法。与此同时，蒋介石还致电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敦促他们到南京共商此事。2月26日，鲁涤平抵达南京，向蒋介石、谭延闿等人汇报事情经过，蒋、谭二人深感事态严重。当晚，蒋介石致电刘峙、顾祝同等8位师长，以“长江上游形势严重”为由，命其“即日集结兵力，停止剿匪任务”，“自三月三日以前，完备出师准备，以消弭长江上游变乱。”

2月27日，蒋介石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湘变问题，哲生颇持正，蔡（元培）则主查明，易吟村（培基）颇侃侃，展堂、庸之皆发言，余亦作尊攘派论，余无言者，介石主支蔡、李查办”，最后决议“派监察院院长蔡元培会同国民政府委员李宗仁澈查湘事，并令双方军队应各驻原防，不得自由行动。另派国军编遣委员会总务部主任李济深与中央编遣区主任何应钦会同查办”。蒋介石虽然会议上主张派人查办，但其内心却准备军事解决。他说：“查办事，未知结果如何，中央应有实力准备也。”为此，他再次致电刘峙等人，告以：“湘事严重，汉方积极备战”，令其秘密准备。

谭延闿对湖南局势早有洞悉，深知鲁涤平在湘为桂系所不容。2月22日，谭延闿在日记中说：“武汉政分会发表免鲁、谭（道源）职，遣散军队，是不能怪咏安（鲁涤平）之不沉着矣”。因而，在中央政治会议上，谭延闿主张讨伐，对派蔡元培查办不抱希望。3月6日，蔡元培自上海返回南京，报告其与李宗仁会谈情形。谭延闿在日记中说：“孑民（蔡元培）言在沪调协事甚悉，胡尚有正言，孙尤侃侃，蒋述所闻甚详。事已至此，固非书生所能办矣。余谓孑民，李诚不知，则无与谈之价值，设知之，则视南京无足语者，其言又可信乎？”可见，谭延闿已不信任李宗仁，并力主讨伐。

在蒋介石、谭延闿等人主导下，国民政府决定武力讨伐桂系。3月21日，蒋介石扣押李济深，瓦解两广联盟。对此，谭延闿说：“李济深上书求去，羁于总部，吴老来求，遂改汤山……李之看管势所必然，有自取之道也。”3月26日，国民政府正式下令：“免去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本兼各职，听候查办。……仰前方各军痛加讨伐，以遏乱萌而彰法纪。”至此，蒋桂战争正式爆发。

在军事讨伐的同时，蒋介石对桂系采取分化瓦解政策，对湖南的何键尤为拉拢。何键原属唐生智部，唐生智下野后，何键又投靠了桂系。“湘案”发生后，桂系任命其为湖南省政府主席，但他忌惮于蒋介石和谭延闿，不敢贸然就职。直到2月27日，蒋介石命令他为代理湖南省政府主席后，方才进入长沙。谭延闿对何键本有恶感，但为了打击桂系，主动放低身段向何键示好。在国民政府会议讨论湘省主席人选时，谭延闿主动提议由何键担任。在讨桂战争中，谭延闿还致电何键，勉励其“继续进取，扫荡逆氛，完成统一”。同时，谭延闿同意将谭道源师从湘西调赴武汉。谭延闿对何键态度的转变，有利于何键放下历史包袱，转向南京中央，对讨桂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力图取消政治分会，编遣军队，树立和维护中央权威。桂系利用武汉政治分会驱逐鲁涤平，发动“湘案”，与此前的“倒程”明显不同，其不仅严重损害了谭延闿的利益，而且“超越了中央所赋予政治分会之权力，违背了国军编遣会议之决议”，极大地挑战了蒋介石的中央权威，从而使蒋介石和谭延闿同仇敌忾，共同讨桂。“湘案”及蒋桂战争，既使谭延闿与蒋介石形成了利益的共同体，但也使鲁涤平、谭道源部调离了湖南，削弱了谭延闿的势力，使谭不得不更加依附于蒋介石。可以说，蒋桂战争是谭、蒋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由相对平等的合作逐步转变为依附关系。

五、“同僚”变“臣僚”

自国民革命以来，谭延闿、蒋介石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然而，相较于谭延闿，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长期被视为军事领袖。而谭延闿虽担任过湘军总司令和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但因长期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和主席被视为政治领袖。除宁汉分裂和蒋介石下野外，两者同朝为官，分工合作，互为“同僚”。然而，随着北伐完成，军政结束，这种格局逐步被蒋介石打破。

为了消除各方的疑虑，蒋介石在复出前后一再宣示将专事北伐。1928年1月5日，蒋介石拟定此后政策：“先复总司令，以统一军令；专心北伐，不问西南局势之变化如何，更不计较过去之恩怨。先求北伐之完成，再谋全国之统一。”2月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选举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会议刚闭幕，蒋介石就由南京前往徐州慰劳军队，召开军事会议，筹商北伐事宜。为了专心北伐，蒋介石将后方党政事务交给谭延闿等人负责。2月14日，蒋介石致电谭延闿：“后方诸事，务请先生裁决，万勿因中正未回，而延误要公；党事则请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孑民、张静江诸老抉择之。”3月8日，蒋介石提醒自己说：“北伐未成之前，其他问题置之不理。如待后方事事妥善而后北伐，则永无北伐之日也。”毫无疑问，蒋介石专事北伐的决心，既消除了党内反对派的疑虑，也为蒋获得了良好声誉。谭延闿在日记中称赞说：“介石尚有革命性者也。”

然而，在北伐即将成功，国家即将统一时，蒋介石却开始谋划由军事领袖转为国家领袖了。6月11日，他与吴稚晖、张静江研究政治现状，考虑如何使“党务统一，党基健全”。6月25日，蒋介石向谭延闿、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等提出，召海外委员胡汉民、汪精卫等回国，参加二届五中全会。他说：“事非公开广益不为功，况本党尤以亲爱团结为最要，故对于展堂、季新等海外委员，必须以至诚感化之也。”8月8日，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发表讲话，声称：“党非一人之党，国非一人之国，党国同志之有需于中正者，中正肝脑涂地所不敢辞，其必需团结一切同志，合群策群力以为者，中正惟当效个人能及之力。”当晚，他考虑亲自出任国民政府主席问题。他说：“如必欲余任国府主席，应规定主席对人有任免权；对政治会议有交复议论权；对中常会有最后决定权；而财政未统一前，各省不能向中央请求接济，政治分会不能为执行机关，亦必切实规定。必如此，始能为国效劳。”此时，他已以国家领袖自期，不愿再局限于军事领袖的地位，外界甚至谣传蒋介石要做总统。

然而，蒋介石召胡汉民等人回国，实施训政，将对已有的权力格局产生重大冲击，因而引起谭延闿、张静江等人的暗中抵制。8月9日，谭延闿在日记中说：“开会，仍介石为主席，议军事、政治两报告，虽五权诸院逐渐设立，而人选未提，不符昨议，岂有所避欤。草草完成，遂决明日闭会，五中不中，如梦如幻，劳民伤财，受怨呕气，亦何取乎？”而张静江等人则在会期中不辞而别，拒绝参加五中全会。对此，蒋介石说：“同志间之怀疑，无信如此，不顾大局，尚有何言！”8月12日，蒋介石亲赴上海劝张静江等人返京继续参加全会，他表示：“彼此当各自省察，自反自责，忠心既尽，恕道乃明，况党国大事，何可杂以个人私见乎？”然而，张静江等人仍拒绝参加。

处事圆滑的谭延闿不愿公开得罪蒋介石，只在日记中发泄其对蒋的不满。9月19日，胡汉民抵达南京。次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各委员会议，加推胡汉民、孙科为常委，商议国民政府改组办法，推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推选谭延闿为行政院长、胡汉民为立法院长、王宠惠为司法院长、蔡元培为考试院长。由国民政府主席降为行政院长，谭延闿内心显然不满，他说：“八时赴中央党部，蔡、李诸君皆来。待介石至九时乃开会，余主席，通过胡、孙常委，手续不合，意义则众所许也”，“谈行政院长事，辩论甚苦，以意义言则帝降而王，王降而霸，以形式者则生忽为丑，丑复为生，一反串也。”可见，谭延闿认为蒋介石做国民政府主席是要实行独裁。

9月24日，谭延闿对胡汉民、孙科明确表示其不赞同五院制度，他说：“吴稚晖不赞成五院办法，余意亦同。”然而，尽管谭延闿等人不赞同，9月26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还是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草案，“确定二原则：一、国民政府下设五院，各自独立，如相互发生冲突，以国民政府委员会调剂之。二、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军总司令。”10月3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常会临时会议，通过了《训政纲领》。谭延闿在日记中写道：“介石来，开中央常会临时会，为吴老头之训政纲要也，实可不必，不过如剧中道白，自述姓名履历，台下知之久矣。”10月8日为国民政府纪念周，然而除谭延闿外竟无其他政府委员参加。谭不无感慨地说：“至国府行纪念，仅余一人，乃作报告而散，颇有树倒狲散之慨。”10月10日，蒋介石正式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五院制政府成立，训政开始。无可奈何的谭延闿只能在日记中加以讽刺，他说：“行国民政府委员就职礼，李、张、吴监誓，俨然元老”，“纪念周改十时，介石新政也。”毫无疑问，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从法理上确立了最高领导地位。然而，地方实力派和部分国民党元老对此并非真心臣服，谭延闿内心同样也颇为不服。直至1929年的“湘案”和蒋桂战争，谭延闿才真正臣服于蒋介石。

蒋介石、谭延恺和冯玉祥

蒋桂战争刚结束，蒋冯战争就接踵而至，之后又是中原大战。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不得不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并规定其外出期间，“关于国府重要事务及国务会议主席，由行政院长谭延闿代理”。以行政院长谭延闿代理国府主席的职权本是战争时期非常态的临时举措，但1929至1930年期间战争不断，蒋介石不得不长期在外指挥或巡检军队，使得谭延闿的代理成了一种常态。对于蒋介石的信任，谭延闿也投桃报李，全心全意为蒋稳固后方，谨遵蒋的意愿处理内外事务。在军事平乱上，谭延闿不仅配合蒋瓦解敌对阵营，还积极为蒋解决军费；在党政方面，除代行国府主席的职权外，还运用其圆融中庸的智慧，缓解蒋介石与国民党元老之间的矛盾，确保南京政府内部的安定统一。在外界看来，国民政府形成了“谭内蒋外”的合作机制。而反蒋派则讽刺谭延闿为蒋介石的留守者。谭延闿所扮演的角色令蒋介石非常满意，他一再电告胡汉民应“与谭延闿商酌党政各事”。自视甚高的胡汉民对谭延闿也深表钦佩，他称赞谭延闿为“药中甘草”。他说：“谭先生在我们的工作中，不仅如随便配合的甘草，而且是配合之后，能使我们的工作，发生伟大的效能。”

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因病去世。正与反蒋派进行中原大战的蒋介石得此消息，不胜悲痛。他说：“忽得组安院长逝世之报，悲戚之至。我党又弱一个矣，悲乎！急思回京了（料）理其丧事而又逆军正在动摇、瞬息万变之时，又难抽身，奈何。”蒋介石在致谭延闿家人的慰问电中声称：“惊悉尊公急病仙逝，痛悼易极。前方军事未终，不获回京送殓，尤以为憾。尊公之逝，为党国极大不幸。后死者惟有勉为继述，以慰其在天之灵。”同时，他还分电胡汉民、宋美龄请宋子文等人负责筹办谭延闿的一切治丧事务，并将筹办情形随时电告。1931年2月1日为谭延闿诞辰之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到谭延闿墓前拜祭。此时，蒋介石与胡汉民矛盾已经激化，因而更加怀念谭延闿对他的宽厚与支持。3月21日，蒋介石游览明孝陵和谭延闿墓后在日记中说：“到明孝陵与谭陵参观，组安陵基不佳，拟移动之。”9月4日，国民政府为谭延闿移灵，举行国葬，蒋介石亲自为谭执绋。在“宁粤对峙”之际，蒋介石为谭延闿主持移灵，举行国葬，更具意义。

结 语

谭延闿为旧式文人，他久历官场，处世圆融，虽有实力，却无过分之野心。而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刚毅、固执、敏感，有政治野心与抱负。两人在1926至1930年间，以蒋桂战争为分界点，之前谭、蒋虽是“同僚”但有合作亦有冲突，而蒋桂战争爆发后，两人结成利益的共同体，在政治理念上趋于一致，谭延闿也转变为蒋介石的“臣僚”，甘愿臣服于蒋。

毫无疑问，由蒋介石的“同僚”转变为“臣僚”，谭延闿经历了一个调适过程。谭延闿最终臣服于蒋介石，首先是蒋介石在党、政、军各方面拥有强大的综合实力，汪精卫、胡汉民固然在党内拥有很高的地位，然而他们都缺少相应的军事实力，而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人虽有军事实力，却在党内缺乏蒋介石的正统地位。从蒋的“同僚”变为“臣僚”，谭延闿最初也存不服之心，但他深知“赵孟所贵，赵孟能贱，自古已然矣”的道理。加之，蒋桂战争后，谭延闿自身实力削弱，为了稳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依附于蒋。其次，谭延闿在政治理念上与蒋介石较为接近。蒋虽然权力野心很大，但同时也具有打倒军阀，统一国家的政治抱负。对此，谭延闿曾不吝予以高度的赞赏，称蒋勇敢，有担当，具有革命性。相反，谭延闿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为地方军阀，反叛中央。最后，从个人情谊上，谭延闿与蒋介石，谭延闿与与宋家之间逐步建立起了深厚的私谊。这种私谊，也让旧式文人的谭延闿产生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想法。

从谭延闿与蒋介石的关系变化与权力转移中可以看出，谭延闿在政治方面灵活务实，又不缺乏圆融折冲的智慧。正是这种性格和处事方式，使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在历经多次转变后，最终能够形成利益的共同体，使他由清末的传统文人转变为国民党的元老，在历次政治变动中成为“不倒翁”。谭延闿由蒋介石的“同僚”转变为其“臣僚”，从另一侧面说明蒋介石拥有相当的政治策略和用人技巧。对待谭延闿、朱培德等不具有实质性威胁的支持者或潜在的支持者，蒋介石既晓以国家大义，又予以实际利益，使他们更加坚定立场；而对待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具有超强威胁的反蒋派，蒋介石既武力讨伐，又挑拨离间，分化瓦解，使之不能团结一致，或至少保持暂时的中立，从而各个击破，消除威胁。值得一提的是，谭延闿去世后，胡汉民和蒋介石沿袭了“谭内蒋外”的合作机制，规定“中正出巡期间，京中职务不能如常执行，请任胡院长汉民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然而，由于蒋、胡二人在政治理念和性格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又缺少圆融的谭延闿从中调解，这一合作机制不仅未能持续太久，反以蒋介石武力扣押胡汉民告终，使国民党高层再次走向了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