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日常生活（上）

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发生巨大变化，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战争环境造成的普遍匮乏是当时日常生活的底色，但中共通过自己的努力，又改善和丰富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日常交往、家庭生活，到语言观念、两性关系，根据地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都与之前拉开很大距离，这是中共进入后呈现的一个革命性变化。

来源: 抗日战争研究     作者: 黄道炫

1944年，成长于冀中根据地的作家王林读完苏联小说后，因为未从中看到革命对乡村风俗习惯的影响，发出疑问：“十月影响只在于土地关系、阶级关系上吗？如果然，则十月革命比之今日中国抗战，可又不如今日冀中人情风俗的大变动了。”

王林的判断的确有充足的根据。抗战时期，尽管中共进入乡村、建立根据地并没有太长的时间，但对各根据地社会造成的冲击却是此前几个世纪大概都无法比拟的。无论是衣食住行、日常交往、家庭生活，还是语言观念、两性关系，根据地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都与之前拉开很大距离，中共意识形态通过政治组织强势介入根据地社会生活，整个根据地的社会生活和权力关系都不再如既往。当然，无论是军队、地方还是干部、普通百姓，人们的恒常生活有强大的惯性，中共强大政治体系的介入会改变很多，不会改变的则可能更多。再强大的政治力量，面对社会生活的日常，也存在难以逾越也无需逾越的权力边界。常与非常、变与不变，是我们观察历史时需要注意的不同侧面，单纯强调任何一面，可能都和复杂的历史相去甚远。本文主要以华北地区为对象，观察战时中共根据地日常生活的一些面相，不打算也不可能穷尽日常生活的所有。

一、战时的温饱问题

民以食为天。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严重破坏中国民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共根据地大多数身处敌后，直接面对日本军事力量的压迫，遭受影响尤为巨大。整个战争时期，日军对根据地的摧残和打击从未间断，烧杀可谓家常便饭：“敌几次在井陉杀良民，填满了米汤崖、黑水坪、温塘等地吃水井，上面以大石压着，周围四方人民来找自己亲人者，观此情形泪流满襟，捞上往往不是自己亲人，因此死尸铺满了附近广场，无首的无四肢者、一身两段者、割生殖器者、女生殖器插物者、割五官者等死的悲惨，观不忍观。”抢夺更不可免，抢夺对象包括粮食、牲口、农具、衣物等各种物资：“抢夺办法多是组织灾民，利用灾民之饥饿进行抢取和灾民对半分，或抢一石交敌八斗，小的农具家具归灾民，所有在敌武装掩护进行，能抢走的抢走，不能抢走的即进行破坏，烧毁。”遭受日军破坏地区，民众生活空前困难，“当你在任何一个庄村开饭时，都会有一群全身很瘦，肚子很大的小孩群集在你的周围，目光不动的盯着你，时刻可以看见嘴中在吞着自己的唾液”。日军烧杀抢掠既缘于野蛮本能，也是对根据地民众的示威，冀望以此打击根据地的战力，离散根据地的民心，这些举措起初收到一些效果。出于对八路军不能阻止日军“扫荡”的不满，山西省武乡县民众一度流传歌谣：“八路军来至［自］四川，穿的黄小布衫，吃的是合理负担，敌人来了钻到后山，敌人走了出来宣传。”极端的例子，甚至“老汉从茅厕里跑出来，用拐棍打要粮的军队，以及把军队吃饭的饭碗夺了，不叫吃饭”。

烧杀抢掠固然可以吓阻民众于一时，却无法让民众归心。随着根据地顽强坚持，民众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群众在几年的斗争中特别在去秋的反“扫荡”中，有他的政治经验，知道敌人不能长期控制我根据地，信赖我军与抗日政权，他不会轻信敌人的话而受其欺骗。”八路军干部冯毅之的亲身观察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个村（长秋村）自从抗战以来，敌伪顽曾焚烧过无数次，头几次我也在场，情景与现在完全不同。他们见到自己的房屋用具燃起熊熊烈火，一切化为灰烬，真是痛不欲生，怒骂敌人，也埋怨我们，大哭大嚎，象活不成了的样子，现在却再听不到埋怨的话语和哭嚎声音了。他们除了尽力扑灭火焰，抢救剩余用物外，只是满怀着复仇的沉默。

连续的烧杀，激起民众的敌对情绪。山西武乡的调查说，日军“残暴的烧杀（烧房三万余间，烧粮二万余担，杀人七百多，伤一百三十余人），粉碎了武乡人民‘哪个朝廷不纳粮’的幻想，激起深刻的民族仇恨”。刘荣观察到，是否遭受日军烧杀直接影响民众态度：“下午到白家惠，借书，均碰钉子。当时对该村印象特别不佳，探其原因，百姓没有受到敌人施毒，人民的思想进步、开化较之于别村差。”当然，民众情绪的改变，也和中共艰苦的努力分不开：“有些地方在敌人烧杀后，情绪很低落，悲观失望，不满八路军，以为八路军不打日寇，不保卫他们的村庄，这时到一地方……亲自帮助群众造房子，捐粮食等——经过这个过程后，群众看到到底是自家人，又特别相信、爱护，把仇恨心转移到敌人方面。”

日军的烧杀抢掠破坏根据地的生存资源，造成民众生活水准急剧下降。1940年，王紫峰在根据地找一些群众调查当地物价，发现“各种物价都较卢沟桥事变前涨了三、四倍，而工价一般只增加了一倍或不到一倍，吃亏的主要还是工人和军人”。关系基本生存的粮食普遍匮乏。1941年，晋冀豫根据地的报告写道：“冀西、晋中人民无糠可吃，树皮吃光，平定、昔阳、和顺、邢台、赞皇等县平均每月饿死45人。”山西辽县战前粮食产量年均24万石，1939年减少到12万石，下降50%。尽管后期有些地区出现改善的趋势，但战时根据地民众基本生活尤其粮食供应的紧张状态应无实质改变。1944年，晋冀鲁豫边区的调查显示：“冀西、豫北一带，终年不断吃糠，而且占着相当大的比重，即所谓‘半年糠菜半年粮’。晋东［西］南各县，过去生活虽也同样简朴，但吃糠的地方还是很少的，但自抗战以来，不断遭受敌人的破坏掠夺，人民原有一些积蓄已消耗殆尽，加之四二、四三，两个连续的荒年，到现在吃糠的也比过去增加了。”

艰困的局面，直接影响和威胁到个体生存。张南生日记写道，由于日军“扫荡”的破坏，民众流离失所，一间破庙里住着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人和四五个小孩，“老头说原有数间房，2头毛驴，四十亩地，好地往年吃不了，还剩下一点（估计是个中农），房子被鬼子烧了，驴子被拉走，地被去年大水冲了32亩。今天只得在庙里住，卖点饭过日子”。相对富裕的地主、富农生活也不好过：“现在有2个地主和一个富农（地主降为富农），吃的是红粮或玉黍蜀，其他6个富农是红粮配上多半数的花生饼子□吃窝窝头的。大多数是吃树叶稀饭。”山西阳城、沁水一带民众生活极端贫困：

普遍的群众是喝着米羹饭(水里边下一些米和菜，加一些调和)。当然这种饭也因阶层的不同而有好坏之别了，普通的中农每日三餐米饭能下米6合—9合(以人为单位)。贫农就又不同了，每日每人用米3合—6合，而且不是纯米，要拌一些玉米渣子或糠的。富农人家每日3顿米羹饭仍同中农一样，只是每隔数日吃一次豆面条和子饭而已。地主一般的情形和富农同，但和子饭吃的次数比较多些，有时还吃一两顿小米干饭或吃干豆面条罢了。

刘荣经过阜平时，到一个老百姓家中，“烧茶水，要做饭，但没有东西做，吃的只是枣泥和树叶子。阜平好多老百姓都是如此，……阜平地区贫瘠，走遍四省真是罕见”。这样的情景，不一定为战时所独有，但战争的确加剧着贫困的状态。极端困苦之下，选择自尽的也不罕见：“自从4月底下了一场雨，至今没再下雨，旱情仍然相当严重。……有个孤苦的老人，挑了一担瓦罐来担水，在回去的路上，眼看就要到家了，不小心失足，把瓦罐打碎，水全洒在地上。他想来想去，感到没了活路，解下腰带在树上吊死了。”

匮乏的环境下，人们的心理企求大大降低，刘荣写道：“昨天王永炎有幸搞来了一点驴肉，虽不多，每人还是吃了六片，觉得格外香，因为好久好久没有吃过肉了，环境使得把吃肉的念头也打消了，只是想有新小米做一餐焖米饭吃，就真心满意足了！”当年的回忆中提到八路军想尽办法解决吃饭问题的场景：“五花八门的‘饭’做出来了。一种是用杨槐花和杨槐叶，先在开水里烫了，掺上榆树皮磨成的面，还少量掺上一点豆面，放些盐巴，和成饼，在锅上蒸熟，色黄，战士们高兴地叫它为‘鸡蛋糕’。……再一种是把杨槐叶、杨槐花和野菜洗净后放在锅里煮，等煮烂后，加上一些榆树皮面和盐巴，再放上一点油星子，因为汤里有树叶、树皮和野菜，所以战士们风趣地叫它为‘三鲜汤’。”相比战士们，农民的想像力有限得多，他们想像中，“蒋委员长也不过是每天吃饺子吧”。

大生产运动前，八路军的生活常常比当地民众还更艰苦，“沿滹沱河边群众生活较部队上好几倍”。山西口述访谈中老百姓心目中的八路军形象是：“连旱烟也吃不上，吃的就是那芥黄黄苗子，好多那种都是。（后来）住下和老百姓惯了，问老百姓寻上些旱烟，纸烟根本没有。后来部队生产自救，在粮食问题上才缓过来。那会儿就是吃煮黑豆、煮荞面，那可是艰苦咧！”晋西北地方贫瘠，部队生活更为困难：“四〇年晋西北部队异常困难，士兵受冻受饥，因而致病而死，逃之而亡的数千人，……兵士中吃黑豆者有，抢饭吃者有，完全无被盖者有（独二旅一个营三百多人只有三十床毯子）。”平时伙食太过清淡，偶尔会餐，就出现这样的场景：“红烧肉吃了两块便没有了，虽然馒头每人五个是吃饱了，但肉并未解过馋。在吃的时候，刚吃下两个馍菜就冲光了，在冲的时候谁也不肯讲话，冲锋结束喝开水时，都称赞这个会餐还很好，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机会。”这里的“冲”字，贴切传达出会餐时人们心无旁骛、争先恐后的情景。

当然，不同地区情况并不完全一样，陕甘宁后方地区的干部、军队比之前方，处境明显更好一些。曾志回忆，1939年到延安时，发现延安的生活比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好：

在上海天天与我们作伴的是酸菜和开水泡饭，就这么还经常吃不饱。延安虽吃小米，且壳子多，口感不好，拉嗓子眼儿，但管饱。这很重要。道理明摆着：吃饱肚子比什么都好。菜也不错，不是白菜，就是土豆，没有断过顿，量又多。……延安的群众很少种菜，也不大会种菜。可是大路菜，例如萝卜、白菜、土豆、红枣都还容易买到，就是猪肉、鸡蛋之类也并不缺，还便宜。一斤猪肉就两角钱。

如果说曾志是干部或许供应好一些，何方当时还是普通学员，他的回忆代表更多普通人的感觉：“在延安的吃饭问题，除一个短时期外，基本上都可以吃饱，只是油水太少，作为细粮的面食很稀罕，大米饭好像没吃过，一年四季全是小米干饭和稀饭。……由于很少吃面食，所以大家，特别是北方人，一遇到吃馒头或面条就像没了命一样。”大生产运动后，延安伙食状况更为好转，从敌后来到延安的八路军干部发现：“延安党校伙食，每天都是四菜一汤。大盆四方块红烧肉，让你吃个够。我问他们是不是都是七大代表吃这么好。答复的是你来已减少了一半，过去是八个菜。”相比之下，直到1944年，太行根据地的军队生活仍很艰苦，“只能吃小米一斤四两，七钱清油还吃不到三钱，用菜蔬弥补，勉强够吃”。

延安生活较之前方根据地更为优裕的现实，不免引发一些牢骚：“我到绥德见到大光商店、独一旅商店，吃得很好，架子很大。我说王八蛋们吃的和肥猪一样！我们在前方和敌人拼，挡着敌人，你们在后方快乐逍遥。咱们应该换换班！”这应该是当时不少前方将士到延安后的共同心理。由于客观环境的差异，即便中共这样一支强调平均、平等的力量，也不可能消灭地区间的差距，放到历史的环境中观察，这应该不难理解。同样在前方，官兵差距也客观存在。抗战时期，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后，按照正规军的标准，官兵差距较之红军时代放大，所谓“干部生活从营以上即很好（连的倒很苦），越上越好”。当然，这里的所谓“好”，只是内部间的比较，整体上说，贫穷、匮乏是普遍现象，解决温饱问题始终是当务之急。

二、战时的衣、住、行

食物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即便战时，相关记载也较多，相较之下，衣、住、行尽管也是生活要素，但因紧迫性相对不那么高，记载要少得多。偶尔可以看到的一点反映民间状况的材料，也多和食物放在一起，比如有材料说到山东菏泽县第六区大杨湖村：“村民主要生活依靠是种地务农，生活程度是低的，穿的都是粗布（自己织的布），吃的大部是高粱、大豆、玉米。”刘荣日记记载平西民众衣不蔽体的惨状：“一个十六岁姑娘在推碾子，同样烂得大腿都露在外面，是很健壮、很朴实的好女孩儿。观其脸与剪发头很好看，观其下身，引起我无限难过。当时把自己一件破的衬衫脱给她。回头又往里面一走，很多，还有一个十二岁姑娘，除小肚子上盖一块布外，赤身一条，小孩儿也是剪发头，大眼珠儿好看，细细询问一番。这孩子从小长到现在十一二年还没有穿过衣服。”

相对而言，八路军干部的日记中，留下了一些军人在战争中衣、住、行状况的记载。军人长期背着武器、干粮袋子行军，衣服、鞋子消耗极大，战争时期，供应紧缺，衣着问题构成不小的困惑。高鲁日记记有军人衣不蔽体的状态：

战士们衣服最破的地方是扛枪的右肩，裤子最破的地方是屁股、裤裆、膝盖。没有布补，便把裤脚的布剪下来，裤脚虽然短了，但打了裹腿也行。秋末冬初，战士们还穿着单薄的破军衣，冻得牙齿咯咯作响，脚也打颤，像得病似的。不少人咬紧牙，手拢在袖子里，还要向前揣，两脚并得笔直。但不过多长时间，牙齿又冻得发响，像打架一样，肩也耸起来，将头缩进肩里，脖子一点也看不见了。

林以行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到前方发现：“战士们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今年只发了一套单衣。现在已进入秋天了，阵阵西北风早晚已感寒冷，战士们几乎都没有铺盖。”已经晋升为下级军官的刘荣，情况也好不了多少，1945年他写道：“公家规定三年一换被子，今天盖的被子是一九四〇年发的，里面已成糟的。另外在一九四三年残酷反‘扫荡’战斗中，铺的穿的已掉光了，按理说应补充，然而忙于调动没有补充。现在没有铺的，真的不论到哪里都是溜着光席或门板。没有衬衣，是高来弟给了一件旧的，匡蓝同志给了一件快要破的，如此度过这几年的岁月。”

中共武装游击作战，常常大幅度移动，河北宁晋有民谣说：“八路神，八路仙，一天不见走一千。”不断的长途行军，鞋子消耗极大，北方寒冷的环境又无法长期光脚。八路军干部铁冲写下行军时鞋子坏了的处境：“一天的行军，通过了汽路和马路，在泥泞的山路上一步步的行进，山泥、石头、水、沙……在脚下流在后边，我的鞋子好容易走到了南庄，一支〔只〕鞋底破了三瓣，一支〔只〕开线断了两截。晚上睡都睡不着，如何处理鞋子问题？又想开口向别人要，又怕对方没有时难为情，后来没有办法不想它吧，可是说马上出发就得打赤脚。”铁冲这段日记写于9月底，此时北方地区还未到严寒季节，再过一两个月，失去鞋子的痛苦肯定会成倍增加。鞋子成了军人的大问题，一旦丢失，会有切肤之痛：“吕司令给我的那双鞋，我忘记带，所穿的倒是非常坏的牛粪纸的鞋。当想起来时，已出来了二十多里路。这本是件小事，但一路上气愤得简直出不来气了。”为了鞋子，触犯纪律的事也时有发生：“有个战士没鞋穿，出发前偷了老百姓一双半新旧的鞋。出发后才穿上。有人问，他才将鞋的来历说出来，并且说：‘我没鞋穿呀！’。还有个伙夫，把老乡的一件破单衣藏在水缸下准备撕开打草鞋。”

为保证军鞋供应，地方上付出很多努力，“富人出材料，穷人出人力。有的人家很穷没有布，便撕下自己的褥子来做鞋”。中共也尽力减少民众的做鞋负担，强调：“军鞋只应军人穿，军鞋必须保证。这是一。其次，每双鞋老百姓赔的很多，要减少数目，要尽量穿旧鞋，钉补旧鞋。团体干部每年动员鞋数规定的太多，应减少到四双。……第三，军鞋分配基本上依有人出人原则，但须同时照顾有钱出钱，以村为单位调剂之。第四，游击区还可以作一点鞋，以补根据地之不足。”同时，号召部队官兵自己动手，解决鞋子问题。高鲁记下自己打草鞋的经历：

我们把马莲草晒干，用水泡后再蒸，就可以用来打草鞋。如果一次用不完，还可以再次晾干。同时，再用水浸一下。挑选长的打成绳子，拧成三股打草鞋。较短的马莲草可以换钱，每百斤可换25张纸。这种草鞋可穿十天半月。如果没有行军，草鞋能穿1个多月。草鞋底也用马莲草打成，只是绳子是4根合为1股。

八路军艰苦的处境，看在民众眼里，有时会被过度解读，比如：“我们不少人穿短裤背粮，老百姓说：‘看这些队伍穷得没长裤子。’”其实八路军不是没有长裤只是背粮时怕热才脱去的。又比如：“晚饭后，大家打篮球。主任、干事、小鬼都上场了。老百姓见许多人在抢一个球，说：‘当官的也来抢球，一人买上一个球多好呢！’”因为衣服缺乏，1942年10月，晋西北乡村已经是冰冻时节，部队仍然穿得很少，脚上只有草鞋，老百姓见了后说得很形象：“八路军真能干，穿上麻鞋(草鞋)在冰上站。”

前方军人衣履供应紧张，后方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何方回忆：“延安生活中衣食住行中的衣，更是随便，谁有什么就穿什么。一开始，各人都带有行李，衣服能穿一阵，穿破了还可以撕成布条打草鞋，或自己改一改，缝个裤衩什么的，公家只发一套从国民党那儿领来的军装制服和有青天白日的军帽。1940年起就每人每年发一套衬衣，两年发一套棉衣。棉衣，许多人都是凑合着穿，破了补。”至于衣履的质量，更是无法保证：“延安工厂是有缺点的，衬衣不结实，去年我的一件，洗了两水，用手一抠就是一个窟窿；礼拜鞋，去年的毡鞋底子只作了七八针，有的上下山一次，底子就脱落下来，大衣原料羊皮、洋布很好，但做的又小，样子又难看，而且非常臭。”

部队流动的最大难题是宿营。八路军纪律严明，生活细节非常注意，行军宿营通常能够做到：“大小便能找厕所或自己挖，行进中自找掩蔽处，或离开道路较远的宿营地，每个人员都能热水洗脚，早上也能将脸洗了。休息时能洗衣、洗澡。”困苦的条件下，这体现了一个有高度自我期许的政治力量的自控能力。即便如此，为士兵的安全、卫生和健康着想，还是需要寻找相对较好的宿营地，这就需与当地居民沟通，征用居民房屋。而经过战争尤其日伪军的破坏，百姓住房已经十分紧张，“大部分村庄是被烧掉了，许多村庄所剩的便是房屋的土框子，完好的房屋所剩无几”。高鲁日记记载了寻找宿营地的经过，大致可以看出当时部队宿营的一般状况：“吃饭时，通讯员带来一个老乡。连长问：‘你是邻长吗？’‘是。’‘请找些破席子来，我们要搭放哨的棚子。’那人说：‘我没办法，找不到。’连长便请老乡吃饭，饭后，那人说：‘我替你们找，总不能让你们淋雨吧！’”这是耐心工作的典型案例。林以行的日记写道：“我们队伍分到各家住宿，遇到一家娶媳妇办喜事的，炕上挤坐了十几个妇女，他们不肯离开暖炕，我们的同志也不能在野外冻着，北方二月的夜间实在太冷了！他们只好在屋内找靠墙的地方挤坐下来。”

当然，八路军也是人，也有性急的时候，下面的案例就可以看出：“天晚了，队伍到了一个老乡家。这家有四五个人，老乡说：‘这是我的家，我不让住就不能住！’有人说：‘非得住不可。日本人来了，你敢这样说吗？我们打日本人，你看着办吧！’老乡想通了，军民都挤在一间屋里睡了。”高鲁说到的现象，在徐光耀的日记里也可以看到：“早晨找房子，找了好久，发现一新大陆，叫了好久门，都不开。玉山用力一推，把门推开了，大家到了里面，都大发雷霆起来。使房东很难为情。待住好房子后，我本想解释一下，可是有人还是怒火未熄，使我无法开口。后来，居然把关系又弄好了。”

尽管不可能没有磕磕碰碰，但中共军队尽力不侵害民众利益，注意民众情绪，双方关系总体融洽。鉴于住宿问题处理不易，房东群体被列为非常重要的团结对象，王林日记记载中共专门开会招待房东后他们的反应：“房东老太太回来乐得不得了：‘还来这个，俺招待得你们多不周到啊，跟着我们受罪呗……还叫我们说话，俺哪会说那话啊……’。”

在外住宿，最困难的是部队中的女性。林以行跟随部队行军时，夜晚宿营，找房子住非常困难，每到一村只能是老百姓各家挤出一两间给部队住，不可能为女性单独安排一间。有一次，林以行被指定和政治处黄主任住一间。林在日记中写道：

我认为黄主任是领导人，是同乡，尤其重要的他已结婚，所以我没在乎和他同住。我睡在老乡存粮的大柜上，夜间黄表现很坏。他故意多次咳嗽，隔一会外出一次小解。到后来他竟到我跟前问我：“冷不冷？”我立即惊坐起来拉紧被子怒吼“你要干什么？”——可能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声不响地回到炕上睡了。

林的日记中多次记载和男同事同住一屋，只有这一次发生状况。为此，她担忧、气恼了很多天。有趣的是，林后来的丈夫就是在这样的合住中遇见的。1940年10月1日，她日记中写道：“我们科和宣传科的十几个人分住一个屋子，屋内一铺大炕，……我们科里小鬼帮我找来块木板支在墙角，免〔勉〕强能睡下。”此时，是百团大战之后，大家睡下开始讲战斗故事，“我躺在靠墙角的木板上，静静地听着。心想，他们都为自己在战斗中做出了贡献而自豪。后来却又听到一个小伙子讲什么大脸鬼的故事，我也很有兴趣地听完了”。这个讲鬼故事的小伙子叫胡昭衡，后来走进了林以行的生活，他回忆：

记得我们相见是在“杀声震天在华北”的百团大战时候，那时队伍住在一个荒僻的村落里，我们十几个人住在一个屋子。你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男孩子般的女子……之后我们分别了，你到雁北过了几个月的游击战争的生活。但那时我并不奇怪，因为已经有过一位女同志跟队伍在雁北跑过，她有马骑，她有流言追踪。……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从别人口里知道你在雁北的艰苦生活时，我肃然了。

部队作战期间，住宿更为简陋。刘荣日记记载：“战斗后，村里房子被鬼子烧掉一百五十间，老乡的住房就成问题了，二十五家人只住十五间房子。这次我们两个连也住在这里，实在不行，有的同志就住到村外小庙的棺材里，卫生员、司号员不住，怕鬼，经解释才住下。”抗战行将结束时，刘荣参加绥远地区作战，夜晚宿营，战士常常只能在门板上将就睡下：“战士们个个睡得很熟，除鼻鼾声外，万籁无声。有的几个合睡在连在一起的门板上，有的是单个睡在门板上，除少数着雨衣外，都是着单衣而睡。这时雨后气候相当秋末初冬，不禁捏了一把汗，如果病了怎么办呢？”

吃穿住之外，战时其他基本日用品也十分紧缺，只能因陋就简。没有笔，解决的办法是：“自己造石板，将不用的砖瓦磨光，可以用石笔在上面习字。自己造石笔，用硬土、硬石灰和水成泥，用水搓成长圆条，晒干，可以在石板上写字。自己造钢笔，用硬芦苇杆，一头削尖，把里面松软的芯去掉。在削尖的地方用刀子划开一道缝，使墨水容易流出来。”日常洗漱用品更是简陋：“一块钱的津贴，只够买点儿生活用品像毛巾、牙刷、牙粉什么的。国民党加紧封锁后，牙刷、牙粉也买不到了，就自己做牙刷、用盐水刷牙。有好几年，我用的牙刷就是自己用猪鬃做的。……只要用丝线把猪鬃绑起来，从窟窿眼儿里穿过去，把鬃毛剪得整整齐齐，牙刷就做成了。”林以行是女干部，相对注意卫生，她观察到：“天还没大亮就开饭了。大家不洗脸也不漱口就吃饭，这是很平常的，我也看惯了。但我自己总是想办法弄点水擦擦脸才吃饭，尽可能地讲卫生。”

日常生活中的有些困难常常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战争时期，人员流动频繁，日常交流会遇到语言不通问题。彭柏山写道：“在洋河镇，一个战士向老百姓借脚踏车游戏，当时一个妇女要战士先付了钱才能骑车。战士回答骑了之后才付钱。结果，那妇女误会，以为战士骂她是‘妓女’，做了‘生意’以后才付钱，因而吵闹起来。由此，使我想到语言的不通，实在是人与人接近的莫大障碍。”正因为要克服语言不通，中共强调行军时对民众展开宣传，“最好是本地人，学会讲本地话，这样群众才爱听”。不过，汉语语言结构相近，尤其长江以北地区，大部分语词发音相似，方言障碍也没有想象的那样巨大。林以行是湖北襄阳人，她到山西兴县后与房东交流时发现：“她的口音、土语我听不懂，我的口音说的话她也听不懂，但我们毕竟都是中国人，边说边比划加上猜测，有时大笑起来。她说的主要意思是羡慕我识字，又能当兵，真好！”

三、政治话语下的民众

中共根据地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政治权力空前贴近民众，政治介入民众生活，实现社会思想包括话语权力的全面渗透，这可以从社会生活的各个细节显现出来。深处大山之中的平西地区，由于八路军的到来，有了巨大的改变，“我军没来以前如涞水县五区等地，差不多完全同外面隔绝，用的还是皇历，不知道有中华民国，国家大事世界大事根本谈不上”。刘荣初到平西山区时，对这里民众的贫穷和闭塞印象深刻：“抬起眼睛望一望那无际的层层叠叠的荒山，那些山沟里都住有人家，他们辛辛苦苦终年劳动，却不得一饱，每年有三四个月吃菜度生活。有的地方终年甚至终生很少吃到麦子，吃一次馒头那是最佳的点心了。”八路军到来后，“在我党我军教育之下知道打日本、了解国家世界大事，妇女也讲究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更重要的，中共的权力体系也开始向乡村渗透，民众切身体会到政权的影响：“一位四十余岁的老乡见到我满脸笑容说道：‘共产党八路军真是给人民带来了幸福。不是八路军来，我这光棍不知今天漂流到什么地方。自从八路军来，我才由村长介绍了一个女人，小孩儿已三岁了，我也算幸福呀。’”

随着中共话语的不断深入，根据地新型观念文化逐渐生成。王林日记写道：“冀中兴了一种一层皮底的绿鞋，竟有三十来岁的回到家也要穿那么一双绿鞋在街上晃来晃去，以为美。同村人：‘嘿！绿鞋！’他自己以为八路化，抗日了。”八路、抗日成为流行的时尚，尽管未必那么理性，却体现着中共的话语权威。中共文化权威影响下，许多观念都在发生变化，刘荣日记中说：“沿拒马河而下，到河东桥边碰到一群穿旗袍少女和三个着西装青年，他们连连不断瞅我数眼，不知他们做何感。我立刻想到外面敌人统治下那种黑暗生活。”西装、旗袍在根据地虽没有禁绝，但新观念下，已是旧的陈腐社会的象征。崇尚朴素、苦干、卖力气成为风尚：“村中明白人劝人：要维新、卖力气、傻干。”

根据地人们习惯使用的语词也在变化。高鲁日记形象记录了一个到村里收购洋烟的乡村贸易局经理的语言：

昨晚，听说贸易局在康秋那对面的店里收购大烟，村公所不知真假，请我去看看。在村公所后院的楼上，见到了贸易局的经理，他说：“我们是公家派来收洋烟的，那个河西马镇的老乡是我认识的，有本地人容易办事，便一块来了。我们用公家的支票，国家法律规定贸易可以用支票。但老百姓不相信支票，这是政治问题。我们为公家办事，不会违反政府法令。如果我们是抽大烟的，无话可说。但我们是收购洋烟是为公家办事。”他说话滔滔不绝，孙铁赘靠墙点着头。经理又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东西，现在才有了感性认识，不过还不行。会看烟的也会看烟土，现在熬成了烟膏就非得抽才能看出烟的好赖。”

高鲁总结：“这位经理像个知识分子，或是毛主席所说的‘半知识分子’，他用了‘基本内容’、‘感性认识’等新名词。”

语词的转变，不仅仅是增加几个单词那么简单，后面还有思想背景的变化。“同志”的称呼在根据地普及，刘荣日记记载：“有次到房东家借棒子推碾子，叫‘大嫂子你的棒借用一下’。这位大嫂子是位年轻的媳妇，她立刻脸红起来，带着怒容说：‘同志，你应该叫我名字呀！’……后来研究了一下，这样妇女一般都喜欢让人叫她的名儿。很不愿意叫她‘什么媳妇’为头，若再加上‘同志’二字，那就格外高兴了。”即便是老年妇女，也学会使用同志一词，刘荣写道：“离阜平城五里处碰一老妪，年逾七旬，领一不足十岁小童，距我有五十米远处。小孩儿很天真地说：‘那是一个兵。’老妇立刻纠正说：‘那是个同志。’”

在中共集体主义观念范导下，公家一词使用得越来越频繁。王林日记记载，反“扫荡”中，为防范狗叫暴露目标，根据地曾发起打狗运动，对此农民的本能反应是：“感情上很不高兴，受了一下打击似的：你看这不是性命吗？再一说也是人的耳朵啊，黑更半夜的有点事，它还有点用啊。”然而，一旦解释这是为了公事时，农民的反应即变成：“公事？那还了得，那谁能反对。”被认为是小私有者的农民有了“公”的概念，并愿意为这个“公”付出代价，不能不说是崇尚集体主义的共产党人巨大的成功。

中共十分重视精神的力量，尽管条件艰苦，根据地还是尽可能创造较为丰富的精神生活。刘荣日记留下根据地集会的场面：“午后到北庄村前的大森林里开反内战大会，到会者数千人。步入会场，人们情绪格外激动，精神倍增，充满反内战歌声。片刻，儿童们打起霸王鞭，吸引了人们视线，各个村里比赛起来。”延安的集会尤其多姿多彩，几乎每次集会都要唱歌，彼此拉歌，成为习惯：

每天早上集合，先唱歌，唱完歌再吃饭，晚上点名，也要唱歌。开联欢会或纪念会、晚会，更要唱歌。集体唱的，主要是救亡歌曲。这种歌子，我现在还能记得几十首。最热闹的还是集合开会的时候。无论会议规模大小，歌声总是此伏彼起，拉拉队也是喊个不停。连队开会，各班相互拉；全校开会，各队相互拉；几个单位或全延安的大会，就“一致对外”地拉，例如“鲁艺来一个！”或“抗大来一个！”。

对中共而言，歌声代表着团结和凝聚力，是动员和宣传的有力武器。不仅仅是延安，各根据地都喜欢唱歌，都有着庞大的文艺队伍。晋冀豫根据地的文件说得很明确：“民兵一般热爱唱歌，很容易教，以歌曲灌输一定的精神，或贯彻一定时期的工作内容，是极有力的动员方式。”和唱歌一样，演剧也是中共宣传自己理念的感性途径。王恩茂日记记载，新剧团表演新剧时，“群众到了相当多，部队亦参加。当跳完一个舞后，即下雨，但群众没有一个动摇的，而两眼注视着不动”。王林则观察到一个细节：“夜宿邻街一彭姓家南屋，他谈到鲁南战事中国为何不用毒气事，颇令我惊奇。不久又来一位他的侄子，他满腔欣喜地谈他今天在城里看我们演戏的情节。我这才了然他叔对用毒气的见解，完全是侄子看过我们演戏后的印象。”中共宣传的多样性和影响程度，可见一斑。

经过中共政治文化的洗礼，中共阵营自上到下形成自觉的宣传意识。刘荣记载：“晚饭后，我们六人去推碾子。一班一班地推得正起劲，老孟说咱们八路军这样的游戏方式，拍个电影给大后方人士演演，多么好呀。一边推着碾子，一边等着、笑着，多么痛快呀！我们这样快乐大概传播到很远，不知什么时候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也来不言不语地站在我们身旁，只是手里捻线子。不知她看到我们哪里有好笑的地方，她独自微笑。老孟又发觉：‘你们看这小姑娘，生产多么积极呀！捻的线子真好呀，拍个电影到国际上叫人看看吧。’”看到美好的事物，马上想到拍电影宣传，共产党人政治宣传意识已深入骨髓。

中共政治文化的影响在各个年龄段都有体现，少年儿童、青年受到的影响尤大。根据地少年儿童被前所未有地组织起来，成为一支特殊的政治力量。“马家琉村一个儿童站岗，儿童干部查岗，发现哨位没人，便到儿童家问情况。原来是放哨儿童家人把儿子叫回去给家里送东西。连长和儿童干部批评他家人反遭到辱骂。干部则召集了所有村里的儿童把那孩子的父亲捆起来。为了支援这些儿童，做了十几支木枪”。“青救会会员经常到敌人堡垒附近，以手榴弹或炮竹袭击敌人，扰乱敌人。一次，一个儿童要用手榴弹到堡垒顶上炸敌人，年龄大些的团员不让他去，他便哭了”。

青年在中共的新体系中脱颖而出，黄敬说得很形象：“农村中，真正支持民主的力量是青年和妇女。因为封建社会是以家长制为基础的，青年和妇女在家长制中最无地位，故青年和妇女的走出家庭是农村中解放的可靠标志。……青年唱几个歌子，他们笑起来就走向共产主义，农民则非要吃几布袋粮食不可。”黄敬的描述可以得到许多实例的支持。例如，王林发现一个乡村士绅家庭的年轻人主动报名参加县政训练班，关键就是“他还年轻，有梦想，有易于受影响受激动的青年的血。他受了这大时代的这广大群众的潮涌的激荡，于是他也不安于家了”。

青少年像一张白纸，很容易被影响、改变，中共政治文化鼓励的大义灭亲，往往都是青少年予以践行。高鲁日记记下一个案例，临县二区歧道村刘家圪塔青救会会员刘清大，年17岁，其父刘二贵系村中流氓讼棍。敌人开始“扫荡”后，“有4个汉奸在刘二贵家吃饭，其妻秦氏劝说：‘现时局不定，你请这伙人在家里吃饭，中国军队知道了要生事端。’刘二贵见妻发现秘密就将妻痛打。……不久日军溃退，刘二贵为了掩盖自己的汉奸行为，反诬陷当村刘恩典有汉奸嫌疑，经八路军民运部同志调查实无此事，又开始调查刘恩典为何人诬告问题。刘清大挺身而出向刘恩典说：‘报告人是我父亲，八路军在调查你时我父亲一夜起来七八次，心中非常不安’，八路军将事实调查清楚后，遂于4月4日夜逮捕刘二贵”。刘二贵后经公审被枪决。

中共政治文化的深入程度，在根据地不同年龄段中有区别，各个阶层中也有差异。比如对中共和八路军的态度，贫富之间就不完全一样，王林发现：“富农妇与贫农不同之处：贫者希望从我们得点好处，所以极殷勤，不辞劳苦。富农，不是不想贪便宜，但是却做出不在乎的神气，沾上一点倒怕吃大亏。我们想给他点小油水，也无法。可是他吃亏又不肯，实际上又极力往进步团体中钻，用进步的口吻和神气蔑视进步军队对他们的勒索，二重性。”同样是贫苦农民，态度也不尽相同，地方党委的报告详细列举了各种不同反应：

现在如果把农民对党的态度分别起来，有下列数种：1.认识党是为穷人，对党非常同情。这样的农民特别是贫苦的，是有很多的。2.同情党而怀着恐惧不敢接近党的(因为受打击，现在受反共恐骇)。3.觉得“共产党是和老蒋争天下”，与自己不相关，因而不拥护也不反对，这种人在农村有相当大的数量。4.认为共产党不会成事，是胡闹的，也有一部分，但也不十分反对，这种人特别是老年人。5.至于说反对党的，在农村除了地主富农外，贫苦农民是很少的。

由于抗战民族战争的性质，加之中共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即便是地主，也不一定都反对共产党，而且在抗战这样的民族战争背景下，并不是地主越大就越和抗战背道而驰。有材料发现，中小地主“因私人关系，剥削地盘小，有的倒比大地主不抗日。有的大地主，因个人文化高，高明，反倒有的接受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