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日常生活（下）

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发生巨大变化，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战争环境造成的普遍匮乏是当时日常生活的底色，但中共通过自己的努力，又改善和丰富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日常交往、家庭生活，到语言观念、两性关系，根据地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都与之前拉开很大距离，这是中共进入后呈现的一个革命性变化。

来源: 抗日战争研究     作者: 黄道炫

四、女性

女性由于生理特征，在动荡的战争环境中最容易受到伤害。林以行记下跟随部队行军时女性独特的困难：“这两个月来，每次长距离行军中倒霉的月经就来了。这时我走路腿就发软，简直是一步步地腿拖着往前走。走得疲乏极了，真想在山头上坐一会再走。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论怎样困难，我都得和队伍一同到达目的地啊。”这种困难是男性无法体会的。另外，女性爱美，战争的残酷扼杀着女性的这种天性，根据地的艰苦条件也让女性之美难有展现的机会。不过，即便如此，人们对于美、爱、性的追求也没有完全封闭。陈学昭笔下的延安，“有些青年，特别是女孩子，在我平日的观察，也常常为要表现自己的特点，把帽子恰恰偏向左边或右边，或斜下一点或耸起一点。如果偶有一天如此，那是疏忽所造成的，但若天天如此，那或者同‘美’这种观念有了关系”。高鲁记有：“侦察员到临县时，城里出来一男一女。侦察员问两人是哪里人，答是老百姓。突然，女的将侦察员抱住，男的要抢枪。这个侦察员很机灵，用力挣脱女人，向男汉奸开枪，打死了男的。那女的正想跑，他追上去摔倒她，踢了她几脚，我问他为什么不打死那女汉奸。他说那女的长得漂亮，打死了可惜。”这种对美的不忍，或许会付出血的代价，却是人的瞬间反应，自然而又真实。

当然，美的柔和与战争的阴冷确实不无违和，抵触、看不惯爱美的抗战新女性者所在多有。八路军干部窦尚初反省他初到延安时，“到市场去玩，见到女同志歪戴帽子，腰中系小绳子，胸前三个小钮扣，我说这股子妖怪劲，真是在大街上卖风流！我用白眼珠子瞪了她们几眼”。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共宣传的朴素观念，造成这样的认知，也不奇怪。很多生活在根据地的女性自己也自觉排斥女性性征，赵超构写道：

有一次我曾放肆地向那边一位C女士说：“你们简直不像女人！”

她反问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像女人？”

这种执拗的答语，竟使我无辞可驳。

政治生活粉碎了她们爱美的本能,作为女性特征的羞涩娇柔之态,也被工作上的交际来往冲淡了。因此,原始母权中心时代女性所有的粗糙面目,便逐渐在她们身上复活了。而我们也可以从她们身上直感到思想宣传对于一个人的气质具有何等深刻的意义！

出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男女平等理念，中共革命运动一直特别注意动员妇女，强调：“她们占有人口的一半，在一切参战参政及建设运动中，没有妇女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依靠支部的努力，要逐渐破除农村中轻视妇女、束缚妇女和对于妇女不平等待遇的现象，培养乡村中的妇女领袖，提高妇女的政治经济的地位。”邓子恢要求注意妇女工作的一切细节：“在与妇女接近中应注意小节问题，那〔哪〕怕是最小的事，都要注意到。要求能注意妇女的小气狭隘，要想领导她，先要迁就她，尤其要爱护其孩子。”

由于中共的努力，妇女在中共的社会体系中，是改变最大的群体，苏维埃时期如此，抗战时期也是如此：“边区有许多娘和乳下孩了。她们并非像以往女子只会在家里做饭养孩，什么事情都会做——下地、种田、赶集出差、抬担架……”山东的报告写道：“对各种工作之估计：一般的是以妇女工作最活跃，其次是青年（在鲁西不次于妇女，在其他地区仅次于妇女），农民又次之。……工人最重要却最落后。”正因妇女地位发生巨大变化，中共开展妇女工作相对容易，冀西的报告总结，该地工作进展程度，“按部门说，妇一、青二、农三、工四”。

妇女在根据地的积极表现和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传统中国，妇女缺乏社会地位，基本不具有公共领域的话语权，在家庭中居于弱势。抗战时期，中共继续倡导社会平等、人格平等、妇女解放、男女平权，具体措施则较之苏维埃时期有所调整。以家庭为例，从倡导家庭革命转而强调保护家庭，注重维护现存秩序的稳定。关于战时中共的妇女政策，赵超构有精彩的解读：

共产党人是尊重实际的，他们知道在陕北的农业环境，家庭依然是生产的堡垒，破坏了家庭，也就妨碍到生产，从前那些女同志下乡工作，将经济独立、男女平等等一套理论搬到农村去，所得报酬是夫妻反目，姑媳失和，深深地引起民间的仇恨。现在呢？决不再提这一切，尊重民间的传统情感，家庭仍是神圣的。妇运的同志决不再把那些农村少妇拖出来，或者挑拨婆媳夫妻间的是非了，而只是教她们纺线，赚钱，养胖娃娃。一句话，是新型的贤妻良母主义。

这一点，从毛泽东对战时妇女的期许中多少可以窥察到一些脉络：“妇女在抗战中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需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了，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这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即便是新贤妻良母，也不能忽视这个“新”字，中共秉持现实主义的态度时，不会放弃革命党的立场。正如毛泽东说的，妇女要动员起来。新贤妻良母的“新”，关键在于这是经过了动员的妇女。她们有强烈的政治权力和参与意识，比如：“鲁西有一个庄子，因改选村长时没有通知妇救会参加，为全体妇女所反对，而终于另行改选。”王林观察，乡村中青年妇女最起码的要求包括：“1.提高自己的地位，参加生产与男子一样工作，最讨厌：‘某某生了妮子’，感到羞恨。2.理想的丈夫：青抗先队长，年轻漂亮，会指挥唱歌，挎着湛蓝的独角龙、手电筒。再一个是家中有钱（教育问题）。”根据地妇女不仅在家庭中有了更高地位，而且有了社会政治的发言权，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吃穿问题，妇女一般不受什么苛待，行动也不受什么无理之限止了，能自由参加工作及村中各种会议活动。她们的要求确实提高一步，愿意参加各种会议、选举，上识字班。去年村选中统计，全区妇女参选的达70%以上”。

妇女问题，婚姻是关键。妇女曾长期在婚姻中失语。中共在根据地尽管不再提倡家庭革命，一再强调：“妇女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她们所受的压迫是旧社会制度的压迫，家庭的压迫是次要的，因此在解决她们痛苦的时候，要照顾到家庭利益。强调政治口号而不照顾家庭统战，不照顾社会统战，作出来的情况是超现实的，是不对的。”但男女平等的宣传及妇女地位的提高，还是让妇女们萌生寻求自由婚姻的冲动，这也给中共的应对带来考验。高鲁日记记载了他参与处理一起婚姻纠纷的经过：女方19岁，群团干部，在公家的纺织厂做工，发现丈夫与他师母通奸，提出离婚。接下来的经过是：

丈夫不同意离婚，认为感情没有破裂，她却请20天假回来要办理离婚手续，顺便从家里拿些衣物。出乎意料的是到家后，丈夫和家人监视她，使她失去了行动自由。……丈夫和家人开始打她，使她寸步难行。区里的女干部也曾找她两次，也都被她家的人挡了回来。

对此，高鲁等人的态度是：“她在家里挨打，丈夫家人犯法，她要冲出来告状，区政府才可以出面调解，否则就有困难。现在厂里需要她而她却出不来。我们要帮她冲出来。要使群众知道情况，她离婚完全是自己的事，而不是我们作祟。”

从高鲁记载的处理过程看得出来，地方政权对婚姻问题十分审慎，既要支持妇女争取平等权力，又尽量不使民众发生误会，不触动乡村既有社会秩序。这一点，也是战时中共政策的普遍导向，不独婚姻问题为然。

然而，向往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一旦政策给了摆脱既有束缚的空间，这种天性就会迅速释放。新政权在两性问题上更为重视个体自主选择的政策导向，让乡村中潜存的对两性关系的开放态度得以展现。王林日记记载了时势变动下，随着异性间接触增多，乡村普通男女婚姻中潜在的变化和危机。王林的房东原先家境不错，但境况日不如前，已穷得无一亩地，儿媳妇被选上村干部，家中干活很不耐烦，王林“暗中怀疑，儿媳妇当分队长又当代表，可是成天成夜往外跑，家中杂务一点不管，家中又极穷。夫给人当长工。长得很不舒展，不能说不能道，抗日工作更不活跃，难道会没有矛盾？”他的怀疑很快得到证实，儿媳妇不愿继续呆在婆家，要回娘家，“走时，她与青救主任两人相距数丈，脸向墙，身微微曲着，也不知在争吵什么。（曾有一晚他叫她开会，她入屋大哭，他进内劝。我看她似在撒娇，而他们之间必有爱情的关系了）”王林感叹：“这女干部，正在暗与明的交点上，如被旧势力压制下去即完了。如在这期间乱与男恋爱，不得正确解决婚姻关系，恐怕与前途也大有碍。”刘燕瑾则发现，农村出身的乡村妇女：“作风近于放荡不羁，朴实，简单，热情，粗鲁，因此她们的趣味即和一般刚被解放出来的妇女一样疯癫，甚至有时解放的过火，而使人感到低级，厌烦。……比如她们可以赤身裸体的在大柜上比大腿。可以一丝不挂的在炕上‘下仙’‘请仙’玩，而忽的被一个男同志闯进去也不以为意。”

两性婚恋自由风气一开，趋势难以逆料。王林日记写道：“遇西安老同学，谈到男女关系。现在女子男子都不以失恋为痛苦了。搞就搞一阵子，不搞就离，另搞一个。这倒好，总没有失恋的苦恼。LU竟浪漫到每夜在村边上野合，而且写的情书颇诗意：在村外林中等县长，夜色如何，月色如何变化，她如何着急想念，但是这热情仅只是一阵而已！据说，村中这种乱交风气也大开了。”这种风气不可避免激起一些反弹，饶阳县士绅“对村中的男女关系颇不满”，指责妇女“老是半夜的开会，家中去找时，正在吃‘人生果’”。

有意思的是，婚姻自由让民众有了选择的权力，打破了之前的买卖婚姻，由此也带来男子心理的微妙变化。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文件谈到一个男子的心理状态：“他这个老婆是自由得来的，没有出钱，所以他非常感谢红军。现在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老婆的问题，因为这个老婆是自由得来的，不是拿钱买的，如果是拿钱买的，她要走，他还可以制止她，‘我是拿钱把你买来的’。但是他这个老婆是自由来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可以自由出去，所以家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老婆是自由来的”，也会影响男人心理，不能像花钱娶的，理直气壮占有，所谓“娶来媳妇买来马，又能骑来又能打”。革新的时代，新和旧往往相互缠绕，不是一往无前那么简单。

中国幅员广大，同样是根据地，各地风气不一，妇女处境与地位也不尽相同。比如说妇女缠足，民初以后虽颁令禁止，但各地反应不一。晋冀豫根据地“大多数妇女皆小脚。以武安、沙河最凶，多是7岁即开始缠足”；河南林县北庄村“此间缠足之风仍甚，小女孩几乎全包脚”。而山西平顺“王家庄有30余户，妇女装束十分奇特。……年轻妇女不缠足”。一般认为闭塞地区妇女受限制更多，地位相对较低，其实也不尽然。高敏夫在平顺王家庄观察到：“此间过去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地区，从目前妇女的装束和她们不受礼教及一切传统观念束缚，可以看得出来。她们和我们谈些什么，态度十分坦然。这在别的地方是不允许的，是要遭到唾骂的”；“平原工作团队长张丹同志在一个庙后边遇到男女谈情说爱，态度十分自然”。武乡地处山区，这里风气更为开放，“结婚不需要任何介绍，完全是自己恋爱，有所谓三部谣：第一部，男的跟在女的后面；第二部，女的表示态度，如愿意就回头看一下；第三部，约定会面地点，正式谈判。但有些地方则变成性乱现象”。

家暴是婚姻生活中的频发事件，由于男女身份、地位、体力的不同，女性遭遇家暴较为普遍。阮章竞观察到一起家暴事件：“有一天，他（她丈夫）从陵川回来，看见他女人和四个男女在院子里说笑，他以为那女的与男的有关系，借故说她的不为他做饭（女的已为他端了一碗饭），一脚把她踢倒。夜里用麻绳浸水，把她打了。初时，女的还会叫唤（男的母亲说），以后就不会叫了，打昏了。”

传统中国，这样的家暴事件司空见惯，根据地则不然。针对这一事件，全村召开妇女大会，有的妇女哭了。按理，接下来可以看到妇女斗争家暴男的场面。然而阮章竞发现，大部分妇女都不敢说话，因为“这个男的是个民兵，在村里也是乱七八糟的胡搞，这个女的，也和别人乱搞。像这种风俗在此地是很普遍的，差不多都有外遇。因此在大会上就有点谁也不敢说谁”。生活日常的复杂总是超乎想象。不过，不是所有时候都这么无奈，更多地区妇女得到政府支持，起来斗争家暴男子，使之不得不有所忌惮：“有的男人一发脾气，女的就警告说：‘注意！男女平等啊！’”

家暴的现实说明，即便经过努力，女性社会地位提高，妇女的弱势地位仍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妇女总体保守性仍然很强，甚至革命阵营中的男性干部常常也有意无意强化着这一趋向。陈云谈道：“我问了四个乡村支部书记，当他们抽象地说到‘妇女工作重要’的时候，似乎也很认真，可是我问：‘你的老婆参加了党没有？参加了妇救会没有？’他们虽然在不同地方不同的谈话中答复我，但答复的内容是半斤与八两：‘她懂什么事？有什么用？’”妇女一般在家庭中承担着较多的家务，社会活动又需要牵扯精力，社会参与困难重重。山东清河区反映：“组织识字班，建立各种会议，但没有顾及到她们的家事及孩子的拖累、所处地位的限制、生活的困难，结果是浪费了她们的劳动时间，增加了她们的负担。尤其某些方式较生硬的地方，一直遇到她们或她们家庭的反对。”

五、日常中的非常

战争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大量青壮年人口非正常死亡，生命的非正常凋零，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中共干部冯毅之的日记记载了一个特异现象，这在承平时期很难出现于一个共产党干部笔下：

精神现象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若拿它当迷信和疯癫是不对的。我回家去看母亲，大妹妹和二妹妹都在，二妹妹忽然精神失常，说话变成了男人腔，粗声粗气。大嫂说，她中了邪，母亲说是大妹夫孙同山附了她的身。二妹妹胡言乱语地说：

“俺是孙同山你们不认得吗？我死得多么冤枉啊！我不是叫鬼子打死的，而是叫自己的人打死的，俺和他一无仇二无恨，为什么打死俺？”她一面用粗哑的声音喊叫，一面指手画脚地哭嚎，她看着大妹妹和孩子说：“俺的老婆孩子有谁管？俺老娘有谁管？俺不放心呵！俺才来家看看，俺心如刀割，老的老，小的小，日子怎么过？”

她说得很动人，哭得很伤心，家里人围着她劝说，也陪着伤心地流泪，大妹妹更是泣不成声，悲伤万分，我看看这情景，明知是精神上的一种特殊现象，却无法给他们讲清楚，只好暂时离去。

孙同山是冯毅之的妹夫，一起组织抗日游击队，冯任益都县县长时，孙任武装科科长。益都县部队内部出现叛徒，孙同山被杀害。冯毅之回家时，目睹了孙同山“附体”的场面。

中共干部戴翼讲过一个破案的故事，也颇具传奇色彩。有个侦察参谋失踪，不久，侦察参谋可能路经的村里一个治安员投敌。两名公安人员到治安员家中调查破案，未能发现线索。其中一人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进到家里，捆住他扛着往外跑，经过大门口时，头碰到门框，碰得满头是血。第二天，公安人员说起此事，看了看大门，发现门框上真有一道深红的颜色，仔细观察，像是血迹。公安人员由此锁定治安员为重要嫌疑人，经过审讯，治安员招供是他把侦察参谋杀了，往门外扛准备抛尸时，尸体带血的头部碰到门框，留下血迹。戴翼感叹：“从一个恶梦中得到了这一重大发现，太重要了。是巧事，还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发现成了破案的重要线索。”这两个案例，前者或为偶合，后者或不无记录者的书写加工，背后体现的是战争环境下的不确定心理。

灾难影响人们的心理，更严重威胁基本生存，战争进一步加剧灾害的破坏力。1942、1943年，河南大旱，灾情严重，波及冀鲁豫、晋冀豫、冀南等根据地。1944年，冀南区党委的文件提到：“去年与前年的灾荒给我们困难更大，估计2年死亡人口二三十万。”当时材料记载了灾荒的惨烈状况，沙区共300村受灾情形为：“逃灾的人口，在重灾区约40％，逃走青壮年男子约占男人50％，逃走的女的约占女人30％。现有的人口中，是女的多而男人少，同时无生产能力的男女约占现有人口的半数。逃荒的人，大部是忠实而受苦的农民到外边卖苦力，其中有一部分是因怕匪而逃的富户，但为数很少。”

大灾之下，民众生活苦不堪言：

有东西可卖的灾民，卖地，杀枣树卖，卖家具，换点粮食吃，地价是1斗谷可换1亩到3亩，枣树劈柴每元15斤，桌子、纺车每个可换枣1升到2升，有的人卖人（大部卖女人到河西），重灾区的村庄，每村卖到几个到十几个，有小孩也有大人，每人从2斗豆到2800元，成沙区重要出口品了。……现在灾民的生活，能吃糠、花生、稻子、棉籽物都算有办法，而其大部是三天二天的不开锅不动烟火。一部分人对生活不感兴趣，尽想死的办法：有的全家睡到炕上不起等饿死在炕上，自己烧死的，自己挖坑等着死了有地方安息。年关前后重灾区的村庄，因饿而死的灾民少则几个，多则十几个。

极度饥饿时，吃人现象时有发生：“堂邑县外逃人口达2/3。冠县桑阿镇一个小孩死后，被袁菜庄王××烧着吃了；杜庄的牛××，曾吃过三个死人。冠县东部大花园头、烟庄等33个自然村饿死11000多人，桑阿镇一带63个自然村饿死21000多人。出现‘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的现象，屋内、村中、路旁到处都可看到尸体。”

根据地政权面对灾情，积极展开灾难应对，组织生产，调度资源，保证民众最低限度的生存。这体现在国民党方面的报告中就是：“1.在安阳邯庄设一粮店，米每斗售廿元，企图收买人心。2.在安武实行清债清租，凡以往欠债及租值均宣布无效。3.向山西勒索粗糠二百万斤，赈济武安涉县林县等地灾民。4.赴会就食。难民每人发米二斤，壮丁被诱充奸兵者甚众。”这样的救济措施尽管无法完全消解灾情，却减轻了灾害的破坏。刘荣记载：“阜平一般人们都公认是边区内最苦的地区：去年枣未收，再加上敌人三个月的残酷扫荡，今年生活普遍地成问题，菜树叶子都卖二元一斤，小米简直没有，一个村里普遍没饭吃，这个困难是异常严重呀！我这样想，若是在河南，简直都要人吃人，但是我走了阜平很多地区，……并没有饿死人，并没有形成恐慌，使我感到很大惊奇。”中共救灾时尤其注意照顾民众的情绪，形成同甘共苦的氛围。覃应机回忆，1944年春节前夕，有人带来半斤肥猪肉，围绕着怎么吃这半斤肉，大家展开讨论：“有人主张炼油吃，说这样吃，味道香，还可以分多餐来吃。有人不同意，认为这样做，香是香了，但香气四溢，群众知道了会造成误会，影响我们和群众的关系……结果决定，把这半斤肥猪肉和干菜，一起剁成肉菜馅，用红高粱面来包饺子。我们大家就吃了这样一顿饺子，过了一个年。”

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社会控制非常态可比。为防范汉奸特务破坏，根据地实行路条制度，出入村庄需要路条。王林日记记有：“路过某村水坑沿，忽有光屁股小孩（至多不过十二三）从水中钻出，一手胡噜脸上的水才追呢，追上我们的车子把住不叫走。我们不知何故，因为他未言语。我们下车问后才知他要看通行证。我们将通行证拿出，他似懂不懂地接过去看——这真有趣，这乃中国新主人翁也。”《冀中一日》也有相关记载，一个纺线的老太太拦住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问：

“上哪去呀？带着通行证没有？”那人说：“有！”在车兜里拿出来了。老太太东看西看的也没有人，好象〔像〕看不清这通行证似的：“同志你委屈一下，跟我一块去找人看看吧！”那人说：“走！”老太太紧走了两步，看见个孩子，便喊道：“波！波！看看这通行证对不？好让人家走！”小波便跑过来拿起通行证来看了看，并没什么错误。看完后便给了那人。

路条制度实行后，渐渐衍化成一种乡村权力，村干部控制路条的发放，成为管理村民的方式，有人甚至利用权力牟利：“发路单受礼极多。”

不仅出行要路条，通信也要检查。山东北掖县委社会部的总结报告讲道：“在检查邮局信件上感觉到没办法去检查，同时也因没干部去作而影响了。……机关来往信件，凡属私人的都要经过检查，但有时因环境关系，不住一起，有的未曾检查。后指定专人负责检查，如有问题的信，即交社会部。”这时的邮件检查尚属秘密。整风之后，邮件检查进一步公开化。1943年4月，在延安军事学院学习的马千里写道：“今日的朝会上宣布：‘个人枪支交公家保存，遵守学习制度，边区以外的来信要经行政检查。’”沈霞在日记中记有：“昨天写了信给逸要字典，我非常想多写几句，怕那样，他反而收不到，因此，一句也没有多写，不知他是否能收到。”这里的担心，应该和审查有关。

抗战时期，后来兴起的户口制度尚未在根据地普遍实施，流动人口管理由村治安员负责。《冀中一日》的文章中提到，村治安员“晚上，他到各店铺中，检查了旅客登记簿”。不过，不是所有村治安员都会这样做，下面讲述的现象尚非罕见：“我住的这个村子像个大旅店，闲杂人员来往频繁，居无定所。这些人分两类。一是好吃懒做的，他们不愿‘动弹’，想出来吃好的；二是怕当兵、交公粮。这些人多是较富裕的人。秋儿说，这些人住一年半载就走了，连村公所也掌握不了他们的情况。有个外村人，被摊派了村款，他说出来就是要躲避村款，没想到这里反而要多交。我想，这些人的流动与战争有关，只要能征上公粮、村款就行。”

根据地内部的人口流动难以完全控制，区域之间的流动亦属经常，当时存在多个势力区域，不同区域间走私牟取利益，也不罕见。国民党控制区域内的走私尽人皆知：“沿河各县甚至离河较远的县份，走私人的数目是不断增加着(可惜我们没有精确统计)。这个现象已经不是什么特殊现象了，这成了目前沿河各县社会中间一种普遍现象。你走到向关口去的路上，你就会有‘车马如龙人如蚁’之感。”日本人也在走私：

在云南与越南边界的河口，中、日占领地区之间一条活的通路，一定数目的驳船在一定时间内往来河上。中国防卫部队即如此自日本占领区获得定量的食米。元月份一天上午，食米未能按时运到。中国司令官不禁勃然大怒，同时提出严重抗议。这只是前线随便捡拾的例子。日本人与中国人同样腐败。不过，不同处是：日本军队尚能奉上级之命作战，这一点尚未腐化。

根据地内最大限度地控制走私，但边缘区域也难以完全避免。山东文登县第六区的席子成村，“300多户几全都走私，党员57人，成了走私的领导者，组织走私大队，下分三班，村长（党员）任走私大队长，只有一个较好党员把他们的罪恶事实透露给我们，他们要在半路上把这同志打死。把村长送给政府，只党内停止他的关系，而行政不教不响的就放了。结果回去走私更起劲，有许多党员为了走私，为了搞女人要求退党。”这些，都和战争造成的非常态环境相关。

根据地和敌占区犬牙交错，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根据地干部民众和日军间，有时会呈现奇特的场景。时任冀南行政区公安总局副局长的覃应机回忆，有一次，开完公安会议，“人们刚要走，恰遇驻南宫的日军出动到马君寨方向对根据地进行‘扫荡’，从我们开会的村边经过。这样，我们白天就走不成了。太阳快落的时候，敌人‘扫荡’回来了，当地干部对我说：‘可以去看看。’我们混在群众中，蹲在路边看敌人走过。没有伪军，日本人分不清谁是八路军，谁是老百姓。群众知道我们是八路军，但是个个都很镇静，显得若无其事”。中共公安干部就这样和“扫荡”日军实现了超近距离的接触。还有更惊险的场景：八路军干部张常慎路遇日军，日军拦住去路，“伸手抓起车把上提兜里那付〔副〕开士米手套，说：‘你的，我的心交心交的！’（意思是要。）张常慎看到这个鬼子是爱上了这付〔副〕手套，并无其他怀疑，便沉着地装着不同意的样子说‘你的心交不行，不行的。’那个鬼子拿起就跑，张常慎假装追撵，光跺脚不迈步。心里说：你跑的越快越好。那时，鬼子在敌占区还假装和善，和他越亲近，他越不怀疑。其中一位伍长，喊住那个鬼子，将手套还了”。

战争年代，日常生活呈现许多特殊变化，让人感受最深的就是艰难。艰难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使活下去本身成为一种考验，人们的生存智慧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最大程度的展现。非常的环境，出现许多特殊的现象，很难为承平环境中的人们所理解，却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存在。当然，变中也有不变，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内容不会有大的变化，质量则随着战争的破坏及根据地的建设有所浮沉。中共根据地最大的特点，就是政治力量的观念、意识形态，随着组织的落地生根，逐渐弥散到根据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使原本远离政治的生活日常，也具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呈现中共治理区域通常可以看到的严整景象，这就是王林为之骄傲的变。这样的变化，不仅在战时，对战后乃至1949年后的中国，实际都有绵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