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皖南事变前后看国共合作的困境

来源: 中共党史研究     作者: 刘大禹

皖南事变是国共两党在抗战相持阶段发生的一次烈度较大的冲突事件，是在国共合作的政治环境中，由数次小冲突最终发展而成。对于该事变的探讨，目前学术界已有相当高水准的研究成果，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者主要关注事变发生的过程或具体细节，关注国民党上层人物对皖南事变的处置态度等方面。但研究成果亦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未能系统考察蒋介石本人对皖南事变的真实态度及其转变；二是未能由此进一步探讨国共合作存在的困境及其出路。本文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以皖南事变前后为考察对象，以试图弥补上述两方面之不足，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一、冲突源头：编共到限共的矛盾积累

自1927年之后，国共经历了十年内战，积怨颇深。在日本入侵不断加深之际，两党合作曙光重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2月9日，经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酝酿与起草，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为国共合作奠定了谈判基础。

国共谈判之初，蒋介石对中共并不信任，试图采取“先监视后统制”，但为抗日之需，把“编共”、“容共”与“抗日”并排。蒋认为“编共”时，“只可编其部队，而决不许成立军部或总指挥部。”“编共”意味着“收抚”，其条件相当苛刻，“不能设立总部”，“不能成立特区”，“不能编地方警甲为武力暴动之张本”，“对其高级干部保护其自由权，如其愿出洋，则可由政府资送”。3月26日，蒋介石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开始讨论国共合作的根本办法。此后通过数次电文往来后，蒋认为“共党之态度，当以诚意感召”。

在如何“收编”中共问题上，蒋认为“不与公开为宜”，“应使其取消名称与改编组织”，中共应当取消党名与改组，誓行三民主义，确立蒋的领袖地位，中共军队改编为国军。“中共主要领导人不能留在党内，其他问题可以考虑从宽。”蒋在5月25日的日记再次明确了“编共”方针，即严格限制中共军队数量与所占区域，经济与政治问题可以从宽。饶有意思的是，蒋担心因“编共”招致地方实力派反对，询问中共是否将站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一边。蒋欲“问其各省军阀籍口中央容共叛变时，共党武力是否共同讨逆”。5月31日蒋谈到，“应防军阀与倭寇籍口容共为名攻击中央，故暂不公开”，提议在国共合作框架下，“组织国民革命会，双方各推代表五人”，作为国共合作的协调机构。

因中共属于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故国共合作很难避免苏联的影响。如两党合作顺利，蒋可通过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络，获得苏联支持或改善中苏关系。蒋不愿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系过于紧密，“应令断绝或设法间接联络”，最重要的应使中共“明了中国抗倭须以中国为本，而非为其他国家抗倭也”。蒋希望中共对第三国际关系“由领袖主持负责”。

应当说，西安事变至抗战全面爆发前，蒋介石对国共合作表示出了一定诚意，某些主张亦具一定合理性。譬如，考虑组织国民革命会作为两党合作的协调机构，对苏外交以中央政府名义进行，以避免外部势力插手等等。中共领导人亦表示愿抛弃前嫌，尽力合作抗日。但国共合作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中共提到需将其部队设立总机关，蒋表示“此决不能允许也”。6月8日，蒋与周恩来等商谈解决中共问题。次日，中共仍坚持设军事总机关，遭到了蒋的“严厉拒绝”。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迅速展开了实质性合作。7月15日，周恩来致书蒋介石，表达“国内问题应迅速解决。”7月17日，蒋发表庐山谈话后，要求对中共武装的编组应即解决。8月下旬，中共主力改编基本完成，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战斗序列。改编后的八路军（不久编组为第十八集团军）设置了军事总机关，按照中共中央的意见，“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

八路军开赴抗日战场后，处理国共合作小心谨慎，对国民党颇为防范，引起蒋的不满。在历史积怨之下，国共两党尽管为抗日而携手，但误会甚深，互不信任之事时有发生，蒋欲着手制定对中共的防制计划。随着中国军队抗日失利，蒋并未从国民党政权自身找寻原因，反而认为“国内反动派逐渐猖狂，共党尤为跋扈”，担忧中共趁国民党政权危机之际快速崛起。

1937年底，王明自苏联归国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中□重新调整国共合作关系，改变了洛川会议对国民党过渡防范的方针。中共政策的调整缓减了蒋介石的忧虑，蒋亦注意到了中共“提国共合作代独裁口号”，期图让中共参加政府之组织。蒋希望统一抗战指挥，使中共归服，以消除矛盾行动。蒋对中共的方针，虽然犹豫于“放任乎，统制乎，保守乎”，但以全局计，“共同抗倭似为相宜”，故应与中共“从速谈判开始”。12月20日晚，王明、周恩来在武汉与蒋见面，蒋即要王明等人，与陈立夫就两党关系等问题“共商一切”。蒋在次日日记中言及与中共代表谈组织事，对中共“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也”。

不难得知，抗战初期，蒋主要着眼于“编共”，编组中共武装开赴抗日战场。至南京沦陷后，国共两党均面临国家生死存亡的危局，共产国际亦支持中共与国民党合作。蒋希望两党由此融合，对中共的方针转变为“容共”。1938年初，蒋介石对中共“主张消化而不可排斥。”对中共之方针，“使之融化”。

然而，蒋之“容共”是欲“融化”中共，断然不会得到中共的认同，因该政策违背了中共的组织独立性原则。蒋注意到中共反对合并，因此“此事亦缓处”，思考中共“反对合并不能就范之研究”。为此，蒋决定约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来谈。尽管双方未能达成共识，蒋预定对中共“主感召而不主排斥”，“对各党派使之联合，使之就范而不加以强制”。

大敌当前，国共双方虽有分歧，暂不致于冲突扩大化。毛泽东认为，此次国共合作具有永久性，“只要我们的友党能有和我们一样的诚意，加上全国人民的监督，这个合作是长久的。”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民党所表现的进步性，尽管“在这进步的河流中有一股逆流”。国民党内的这股“逆流”对内表现为对中共的遏制与敌视，对外则谋求对日妥协。

在国共合作的政治环境中，中共开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军事力量快速发展，政党组织发展空间不断扩大。此种现状虽有助于全国抗战的进行，亦必挑战国民党政府的地位。蒋介石对此心生恐惧，因中共“纪律最严，方法最精，组织最密，任何党派所不及”。蒋期图对中共采取“防制之道”，“容共”逐步转变为“防共”，由此导致了1939年初国共小规模冲突事件的频繁发生。

在此背景下，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决定调整国共合作方针，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以绝对保守秘密为原则。4月27日，国防最高委员会讨论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撤销问题，决定先令党政军各最高机关共拟撤销方案，再约共产党协商，会中并已预定最后制裁办法。

对此，中共试图通过沟通，表明合作立场。周恩来1939年1月16日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明言：“一方面，中共绝无排挤或推翻国民党之意图；另一方面，国民党在钧座领导之下，突飞猛进，必然日益巩固其政权之领导，则对中共部分之发展又何足惧。”

当然，中共面对国民党的“防共”政策，并非一味退让，态度日渐强硬。毛泽东认为，“尽一切可能扩军是对的”，指出“发展则应着重鲁、苏、皖、豫、鄂五省”。蒋则要求中共取消党的组织，并用“妨碍抗战”之词予以压制，中共不能成立特区，否则“乃成割据而反统一”。

显然，国共两党基于抗战而第二次合作，其进程却磕磕绊绊，矛盾不断积累。一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已退至西南，生存空间日益缩小，对局势掌控的自信心减弱，因而，对中共有从“编共”到“容共”到“限共”的转变。二是中共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根据地，武装力量快速发展，使国民党具有潜在的政权危机。三是两党合作伊始，即有苏联的介入，蒋介石与中共合作抗日，主观上有利用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试图获得苏联军援之意；蒋并不希望中共与苏联交往甚密，苏联对中共稍加友好，易被蒋解读为苏联支持中共以干涉中国内政的意图。蒋为对抗或削减苏联对中共的支持效果，便会尽量获取英美的支持。国共合作伊始，与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合作如出一辙，均需面对国际第三方势力，难以独自处理其相互关系。

二、冲突发展：国际势力的推波助澜

如上所述，在国民党“限共”方针之下，中共逐渐具有强硬态势。蒋决定对中共“此时当先严密防范，相机制裁”。不过，面对日益增加的冲突，国共双方领袖并未因此而使统一战线破裂。蒋认为“应特别注意，适心调剂之”。相形之下，毛泽东更加注重依靠斗争谋求团结的方式。毛泽东的处理意见是：“在自卫原则下，在有理有力条件下，坚决反抗并彻底消灭之。”在蒋看来，中共并不惧与国民党冲突，这与苏联对中共的支持有关。1940年1月3日，王世杰见蒋介石，研讨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据王1月7日所记：“此事是否与苏联有关，亦须注意。中苏商约原定即予批准，今日蒋先生密嘱外部暂缓批准。”

为何国共合作最终走向了诸如皖南事变这样激烈的武装冲突，几至统一战线破裂呢？很难认同，国民党试图或阴谋在抗战中歼灭中共军队。如杨奎松先生所言：“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蓄谋。”杨先生认为对中共中央来说，受到莫斯科态度的影响，它在这段时间里对国民党的政策估计和对事变的应对态度，也曾有过一个颇为复杂的变化过程。杨先生主要从中共的角度探讨其强硬态度所受到莫斯科方面的鼓励或外交政策的影响。事实上，作为第三方势力的苏联，在皖南事变之前，因其对国共的模糊外交，既影响了中□的判断，也导致了蒋对国共合作形势的误判，英美亦得介入国共关系之中。

抗战之初，蒋介石即希冀改善中苏关系，以获得苏联军援，期待苏联能参加对日作战，以缓减中国抗日压力。1939年3月，孙科访问苏联，“即为接洽购炮等事。”但是，苏联对中国政府的援助非常有限。苏联与日本逐步接近，欲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据王世杰所记，“苏俄日前对日表示愿意改善邦交，意在使日本对美强硬，引起日美冲突。”苏联为实现苏日友好或相互中立，并不符合中国的抗日需求。

但是，苏联又希望中国具有持续的抗战能力。否则，即便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如中国战败，日军亦有可能北进。苏联支持中共，是基于反对国民党对日求和倾向。苏联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影响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就是军援。皖南事变之前，苏联曾向蒋介石指出，如果冲突能和平解决，并不再对中共采取军事行动，苏联才同意继续提供武器。

苏联此种态度，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蒋在1940年3月1日记：“俄员又以共党问题不解决，俄国不能接济之间接表示为可痛。”蒋表示，“我人决不对外有所希求，更不肯迁就外援而贻内患也。”王世杰与蒋谈对苏、对共问题时，蒋认为，“苏联名虽贷我二万五千万美金，但实际上交贷极少，其接济于我初无大助。”在蒋看来，苏联以军援向国民党施压，无异于充当了中共“不守纪律”的支持力量。蒋在1940年3月22日的日记中所言，共产党“一面挟苏俄以自重，一面又乘倭寇深入之机，挟制政府，以为政府无奈我何”。蒋因此认为：“余决不以苏俄与倭寇之关系受其挟制，且必执行余之职权。”

不过，蒋料定苏联不敢大张旗鼓支持中共，判断“此时俄仍需要我抗倭不致使中共叛乱”，其原因为：“一则要消耗倭寇实力”，“二则更要消耗中国兵力，如不抗战，即不能消耗中央兵力，而且反使中共不能坐大”，“三则要养成中共势力，可在全国宣传组织，如其明白叛变，更不能生存，故俄共与共此时仍要我继续抗战也。”

蒋介石虽不满意苏联援华，亦不敢完全无视苏联之态度。蒋就国共问题多次电商斯大林，寻求化解冲突的可能，但是，“斯大林对余前后各电竟置之不理。”斯大林如此怠慢蒋，其理由不得而知，但因此使蒋之自尊受到伤害，决定“中共事不必通知俄顾问”。10月20日，邵力子自莫斯科电蒋介石，说斯大林对蒋电已有复函，但关于外交政策仍无明白表示。

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即将签订，苏联在远东的压力减轻。据王世杰判断，苏联将不会重视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而明确支持中共方面。不过，共产党的报纸却认为此种条约即令成立，亦无妨，言似第三国际已有暗示。至于暗示内容如何，却未有所指。苏联游离于国共两党的暧昧外交，既以军援施压国民党，又对中共有所支持，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蒋不惜采取刺激苏联的行为，以验证其对华政策的走向。

蒋为应对苏联与中共的压力，便试图获取美英的支持。如此，英美亦得介入国共冲突之中。据王世杰所记，蒋在10月15日、16日与英国大使卡尔详谈，告以两个月内，如英美不能与我合作（指军事政治经济而言），则我将另谋出路云云。此言王世杰本人并不认同，并力劝蒋勿以此种意思向美使表示。王世杰观察到蒋介石与英使卡尔及美使詹森谈话录，蒋对英谈话，着重于中英军事合作，但措辞颇有牢骚及威胁之语；其对美谈话，着重于空军接济与借款两事，并告以共产党问题之严重。

英美对蒋介石的支持力度是国民党政府制裁中共的重要筹码。随着远东局势逐步紧张，据王世杰记，英国方面援华委员会有三十万人，要求政府开放滇缅公路。当美日冲突愈为临近时，美国对日态度渐趋强硬，中国与美英的利益逐步接近。据王世杰引自外交部长王宠惠的报告称：“美政府正式告我将助我到底，惟须在实际上可能范围以内。并谓美国政府深信中国抗战必获胜利，而使中国得到重大势力。1940年10月15日，蒋介石与陈纳德美国空军顾问谈美国空军援华办法。蒋对美国寄予厚望，美国亦愿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双方迅速接近。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苏联对中共支持的一种反应。詹森10月20日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说：“我们不能把（蒋介石提出的）这一间题仅仅看作是国共两党的冲突”。美国拒不提供援助，将会迫使中国人“在日本人和共产主义之间作出选择。”“美国和英国如果不能及时对中国提供援助，最终将导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蒋虽有制裁中共之意，却并未有武力制裁之打算。在抗战大局中，思考“对共党妥协之方针是否可能”。蒋尝试与中共继续沟通，譬如1940年5月蒋要求朱德来重庆商谈，但“朱德不来重庆”。此举或使蒋较为恼怒，决定“对中共宣告隔离与绝缘”。不过，蒋依然有所顾忌。1940年7月6日，蒋约见了周恩来，思考“委中共任察省主席之作用及其利害与将来之结果如何”，准备在政府职位上对中共作出让步。中共也适时表达了“我们始终拥护蒋介石先生及国民政府抗战到底的国策。”蒋在1940年7月25日所记：“对中共方针用政治解决为主，对苏俄至少维持现状不宜恶化。”

然而，当蒋有了英美支持后，处理国共问题更为大胆。蒋认定苏联对中共的支持，才使“中共态度已放肆无忌，对于命令显不听从而加以条件矣”。蒋指示何应钦、白崇禧于10月19日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限电到一个月内，所有在黄河以南的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部队，统统开到黄河以北抗战。“试观其能否遵令，即可断俄国对华最近期之政策矣。”显然，蒋对中共的制裁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观察苏联对中□支持的一种冒险实验。

面临此境，1940年11月，中□中央认为，蒋介石是想摆脱苏联，公开向日本妥协投降，因而提出了“反对投降”的主张，制定了“政治上进攻，军事上也是进攻”的具体方案。毛泽东致函共产国际，要求“苏联能再加以压力”，以配合中共的斗争。或许苏联劝说中共表示了一定的让步，蒋认为中共形势“以俄令有暂趋缓和之象”。11月9日，中共中央虽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佳电”，驳斥了国民党当局对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无端指责，但为顾全抗日大局，亦同意将皖南新四军北移。11月22日，蒋在转移日期上也同意“展缓至下月底，以示宽大”。

如果苏联察觉国共冲突可能加剧，通过高层明确阻止蒋制裁中共的行为，结果或许会稍微转佳。事实上，苏联采取尽量满足蒋介石所需的军援，此举促长了蒋“制共”的决心。据1940年11月26日王世杰日记所言，苏俄大使接政府令，面告蒋委员长，谓将继续将飞机重炮及汽油等重供给国民党军队。蒋认为，“在俄国表示继续援助之时，更应以严正态度对共。”

蒋介石既然不担忧苏联方面的压力，“对中共不再顾虑”，但仍以为“对共用兵此时不宜积极，应以制阻为重”，将可能出现的冲突限定在一定程度内。实际上，蒋虽从“限共”到“反共”，亦是处于摇摆之间，即便“反共”，亦未做大张旗鼓的或不计一切的“反共”，而是为留有余地的“限共”。蒋并未就此中断与中共的沟通渠道，12月初，蒋欲继续约见周恩来、叶剑英，并修正答复朱德、彭德怀的电报稿。

客观的说，如果中共驻留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及皖南的新四军适时转移，避免两军直接接触，不失为暂时避免冲突的办法。但如中共军队不按蒋之规定时间与路线移动，同样易于被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当作不遵军令的借口。1940年12月25日，蒋介石面见周恩来，告以朱部渡河不可再缓。面临冲突危险，中共中央并非一味遵从蒋之命令，对蒋要求朱德所部渡河之期限，周恩来并未答应。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是：“对于蒋及国民党急于要我们表示最后态度，答复蒋之命令，中央决定报之以冷静与不理。”皖南的新四军也一直要求国民政府提供开拔费及军械军饷，延缓了移动时日。终究，烈度较大的皖南事变发生了。

不难得知，在走向皖南事变的路径中，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政策较为暧昧。苏联既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投降派，使中共态度较为强硬；又未对国民党政府施加足够压力，在冲突可能性增加时，苏联对国民党的态度反而转好，促长了蒋“反共”的尝试。王子壮认为，皖南事变所表现的国共冲突，主要是苏联政策的错误。“近察苏联之态度，显然有其阴险之处”，中共之所以敢于与国民党做对，主要是苏联的支持。“以英美共同援我，远东声势大盛，日本有不得不败之势，此苏联之所不愿也。”苏联“对我国初以旧飞机大炮相助，但自有英美相助，彼即不再接济，现在远东英美积极，有击溃日本之可能，彼又在中国捣乱，所以间接助日也。”当蒋认定苏联支持中共时，便极力寻求美、英援助。英、美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援，虽有助于中国抗战，但亦使蒋介石敢于进行一定烈度的国共武装冲突，以达到最终的“限共”目的。

三、冲突平息：国际局势的抗日要求

有关皖南事变的具体进程及其善后，学术界已有相当研究。问题是，究竟何种因素使国共两党平息冲突？或者说，国共美苏四者之间找到了何种交点。如蒋所思，取消新四军的番号问题，不得不考虑外界因素，如“俄态”、“敌态”，“英美关系”、“德倭关系”、“预防决裂后之收拾与利害”。这种考虑意味着皖南事变的平息并非单方面的要求。

首先，中共争取苏联支持，作出了理性的抗争。事变之后，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当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等十二条，认为事变的发生是日寇与亲日派的阴谋。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电文中说：“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犯严重错误。”旋即，毛泽东转变了对国民党的策略，他在1941年2月14日对周恩来的电文中称：“蒋从来没有如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对于国共关系，军事守势政治攻势也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同时请周恩来将其多条意见向崔可夫解释，并问他意见如何。可以推理，中共针对皖南事变并未采取激烈军事行动，而向苏联的询问，体现了苏联对华政策的意图。据蒋介石1月16日日记，“俄武官（崔可夫——笔者注）来问新四军冲突之消息用意”，“上午回渝后，见俄正式武官，其神情较正。”中共中央对国民党虽针锋相对，主要限于政治层面，宣传对象亦未将蒋作为明确斗争目标，而仅指国民党内的投降派。

其次，蒋介石并不愿此时国共分裂，“抗日”是其头等重任。国共如分裂，正中日本下怀。如蒋所言，“敌对我解决新四军案表示惊异且有佩服之意，而其一面甚望此事之扩大与不即了结，此乃皆在我人意料之中也。”蒋在1941年1月13日记对皖南事变的看法：“对皖南新四军冲突实违反我意”，“余决定放行，只要共知求饶从命足矣。”蒋表示冲突并非其本意。

第三，苏联希望蒋介石继续领导抗日而迁就国民党当局。皖南事变发生时，蒋“忧不成寐”，但苏联并未因此有过激言行，蒋“心神颇安”。事变之后，蒋发令决定撤销新四军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项二人交军法会审。蒋认为此事对俄关系最大，特别担心中共“更藉俄势以要挟”，“故因俄械将到未到之时，以表示我对中共制裁之决心，决不为俄国大炮二百门、飞机二百五十架等大量武器接济之故，而有迁就与疑虑。此等得失存亡之大事，决不为外人物质之关系而动心也。”蒋介石认为，“以后如无斯大林函电，不再求见俄使。”针对苏联的质询，“更增添我坚决不冗不卑之意态，虽觉悲愤，然毫无疑虑。”蒋基于苏联对中国内政干预的判断，“对俄尽量周旋，不使其丧失体面”，并“准备俄态之恶化”。

尽管苏联对国民党政府有所谴责，但并未以减少军援为压，亦未由斯大林等高层人物与蒋直接沟通或施压，只由俄国大使或武官多次向蒋表明态度。苏联由于对德作战之准备，并未过分刺激国民党政府。蒋注意到苏联各报27日登载新四军消息，其字句“尚无逼甚之词”。 “对新四军讲演发表以后，俄国态度如常，而且飞机与大炮亦照约运送，则其他问题当易处理矣。”苏联此举显然有基于支持蒋继续领导抗战的考量。

第四，英美担心国共冲突影响抗日。皖南事变发生后，英美等国均较关注。王世杰日记言，美国左派记者E.SNOW（斯诺）自港电某报，称中国将有大内战，英美已向蒋委员长与周恩来警告云云，王世杰嘱张冲向周接洽否定之。王力主此种冲突仍应避免表面化……以免美国援华之计划受其影响。随着远东局势的紧张，美国希望一个稳定的合作的中国，更利于其远东战略。美国一些主要报章陆续发表了埃德加·斯诺和路易丝·斯特朗等著名记者对该事件真相的报道。1月29日，蒋介石下午与美国大使谈话，“明告中共实情，彼亦甚了解矣”。如蒋所言：“无论美俄，今日决不能缺乏或离弃我国抗倭之局势。”

皖南事变之后，中共广泛的进行了国际宣传，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美国对国共冲突反响强烈，蒋介石不得不尽早通过正常途径解决两党纷争。蒋感觉到新四军问题余波未平，美国受中共的鼓惑更甚，“其政府心理援华政策几乎动摇”。1941年2月8日，蒋会见罗斯福总统顾问居里，居里表示美国政府不赞成发动皖南事变的反共行径。蒋欲继续取得美国的支持，必须消除国共冲突的影响。2月27日，蒋写宋子文信，托言居里转其总统，宋可以全权代表。如蒋所言，“居里来川三星期，与之交涉谈话，约在十二次以上。”

由上所述不难得知，皖南事变的平息，是与复杂的国际局势紧密相关的。毛泽东也注意到了极端复杂的中国政治，指出“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正因如此，国共冲突暂时平息，抗日成为国际政治与国内两党合作的交汇点。事变虽已平息，国民党并未有实质性的收获，反而在外力介入之下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新四军番号在中共下令重建中未能取消。蒋的“反共”行为亦未得到苏美等国的赞同，因之在国际上树立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不良形象。按照毛泽东的判断：“此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为平息事变，中共作出一定退让，体现了谋求国共合作的诚意。此后，中共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形象进一步提升，处理国共合作的手段更为丰富。

四、反思：国共合作困境与出路

国共两党因抗日而合作，在矛盾的逐步积累中，事变的发生与平息与国际势力的介入息息相关。当国共双方利益共同点模糊或共同敌人消失后，国共冲突成为了国际势力角逐的外在表征，在中国逐步形成了“苏联与中共——美国与国民党”的对抗模式，这种模式的存在也是国共合作困境之缘由。当然，两种性质与阶级利益不一且有历史积怨的政党欲进行良好合作本来就较为艰难。由此可以进一步反思国共合作与外部势力的介入问题。

第一，国共双方需要相互妥协，寻求共同国家利益。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是因日本入侵的加速，民族矛盾优先于阶级矛盾，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日渐相交，“抗日”成为合作的基础。合作伊始，双方并无共同的政治信仰，具有独立的军事实体，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性。不过，两党基于抗日之需，能够相互妥协，最大限度避免冲突的扩大或控制冲突的烈度，这种理性控制的根源即为共同国家利益。面对合作中的摩擦，毛泽东认为“是必须给以坚决抵抗的”，“但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不能过此限度”，“这种自卫的防御的反摩擦斗争之目的，在于巩固国共合作。”当冲突有可能扩大时，毛泽东要求中共“在军事上立即转为守势”。基于这种理念，皖南事变之后，中共主要进行政治斗争与宣传斗争，并未直接将斗争矛头指向蒋介石。蒋面对外部舆论与美、苏压力，在抗日的需求之下，为事变的折冲亦留有余地。

第二，国共合作应正确对待国际势力的介入。皖南事变前后，国共两党均受国际势力或第三方势力所援或所制。苏、美对国、共事务的介入，既影响中共对冲突的判断，也制约着国民党的政治选择。国际势力是以其本国利益为归依的，对国共关系的介入是一把双刃剑。在抗日的大环境中，虽然有时表面能够维系着国共党际合作的场景，但亦使国共关系扑朔迷离，从而引起双方对形势的误判。皖南事变的最终发生即与蒋的误判直接相关。

第三，国共合作需建立互信机制与沟通渠道。化解政党冲突的关键是应建立常设的沟通渠道与机制，建立充分表达各自观点的场所。本来，国共合作伊始，中共派代表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以随时沟通或谈判。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第十八集团军驻渝代表叶剑英以及十八集团军在国统区的一些办事处均作为及时联络人或交流场所。正是具有沟通渠道，彼此能够寻求利益共同点乃至相互妥协，避免了危机的进一步升级。遗憾的是，由于长期历史积怨，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之下，并未建立稳定的沟通渠道与互信机制。当共同的敌人日本被打败后，双方被压制的分歧迅速扩大。美国调停国共冲突的努力，在苏联对中共的支持下无济于事；国内其他民主党派如民盟等政党试图调停与走第三条道路的呼声，被湮灭在冲突扩大化的刀光剑影之中。

皖南事变的冲突不单纯是国共之间的冲突，亦展现了美苏等大国在中国的利益分野及其外交选择。战后烈度巨大的内战是国共冲突扩大化的表现，延续着“苏联与中共——美国与国民党”的对抗模式。这一模式在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亦继续存在，并一直延续到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美台关系出现裂缝为止。故而可以推测，国共合作的出路大体可有三途：一是双方寻求共同的国家利益，政党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二是双方正确对待国际势力的介入，尽量独立处理党际关系。三是双方建立互信机制与沟通渠道，彼此以诚相待，方能最大限度推进合作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