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希特勒塑造成精神病人，会让我们更好受一点吗？

来源: 短史记

本文摘选自:《历史与记忆中的第三帝国》第九、十两章， 理查德·埃文斯/著，梁本彬 孙匀/译

一、希特勒有病吗？

1941年5月，希特勒的副元首鲁道夫·赫斯突然飞往英国，妄图说服英国人与纳粹德国讲和。德国媒体对此事进行报道之后，一个笑谈便在柏林的小酒馆和酒吧里流行开来——赫斯被带到丘吉尔面前，丘吉尔问：“你就是那个疯子？”“不，”赫斯回答，“我只是他的副元首！”

在战争的后期以及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德国人都认为希特勒精神错乱。他们这么说，也是想避免为希特勒的行为负责。他们声称，如果在1932年，即德国人把数以百万计的选票投给希特勒的时候，他们预先知道10年后发生的事情，那么他们肯定不会把票投给希特勒。600万名犹太人惨遭杀害，苏联与其他国家的无数士兵和平民丧生，德国城市被摧毁。他们熟悉的德国被永远毁掉了，但他们认为这些都不是他们的错，错误是元首的，这是元首一个人的错。

其实希特勒精神错乱的想法只是人们的各种猜测之一，通过这些猜测，人们试图在当时和以后解释纳粹领导人的行为。

比如有人声称希特勒之所以反犹，是因为他有犹太血统，哪怕这与所有家谱证据相悖。还有人说，那是因为一个犹太医生在希特勒母亲快要死的时候蓄意加速了她的死亡，并为此服务多收了他家的钱（事实上，这位医生的治疗按照当时的标准是常规的，而且他几乎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也有人说希特勒反犹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从一个犹太妓女那里染上了梅毒（奇怪的是，在希特勒的体检报告中，并没有发现这种疾病的症状）。按照精神分析学家沃尔特·C.兰格（Walter C.Langer）的看法，希特勒是一个性施虐和受虐狂，他将其性变态投射到世界的舞台上，兰格在战争期间曾向美国特勤局报告过“阿道夫·希特勒的头脑”问题。据一位心理历史学家所言，希特勒强烈的毁灭欲望起源于他母亲在他还是婴儿时给他的母乳喂养（没有将

他交给奶妈喂养），这是一种“乳嘴乱伦”行为，使他“无法适应任何正常的性爱关系”。但奇怪的是，母乳喂养似乎并没有对历史上其他几十亿有过同样经历的婴儿产生过这种效果。

德国后来展开了试图分析希特勒人格的研究，据此研究，希特勒患有“狂躁型精神分裂症”。还有一种更不可信的说法，就是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在西线遭到了毒气攻击，患上了暂时性的“癔症性失明”，接下来，据说他接受了催眠术的治疗，但他再也没有从催眠中醒来。这两种论断都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许多此类揣测的问题在于，它们使用的证据都是无法证实的，它们只是以传闻为基础，这些传闻在战争期间的欧洲和美国的酒吧里传播开来并被反复讲述，而且毫无疑问，还被酒吧常客们添枝加叶，比如普奇·汉夫施滕格尔（Putzi Hanfstaengl），他的逸事为兰格的精神分析报告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图：希特勒，1938年拍摄

当然，还有希特勒的生殖器这件小事。与战争期间英国军队哼唱的流行小曲《布基上校》相呼应的，是战后检查元首遗体的苏联法医的笔记，笔记宣称“左侧睾丸找不到了”，然而，希特勒尸体的其余部分也大都找不到了，因为他在柏林地堡自杀之后，尸体已经被他的勤务兵彻底烧毁了。不管怎么说，医生在他生前为他检查身体时，发现他一切正常，这也就说明了一位据说在“一战”期间为希特勒看过病的医生的报告是虚假的，该报告通过几个中间人传递，随后被剧作家罗尔夫·霍赫胡特（Rolf Hochhuth）接受了。该报告指出，当希特勒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阴茎被一只公山羊咬掉了。［“这只山羊一定瞄得很准，”亨里克·埃伯尔（HenrikEberle）和汉斯—约阿希姆·诺伊曼（Hans-Joachim Neumann）在2013年出版的《希特勒有病吗？》（Was Hitler Ill?）一书中评论说， “而希特勒对其阴茎被咬掉却没有生理反射。”］《布基上校》的歌词说“可怜的老戈培尔根本没有睾丸”，实际上戈培尔有6个孩子（战争快结束时，他和妻子在自杀之前将这6个孩子都杀害了），这表明，说得客气一点，歌词并不是基于对所有可获得证据的清醒评估而作的。

其他人，包括德国历史学家罗塔·马赫坦（Lothar Machtan），都认为希特勒是同性恋，据说这就解释了为何1934年他在“长刀之夜”谋杀了如恩斯特·罗姆这样的已知的同性恋者，据说还有其他知道希特勒性倾向或真正与他发生过性关系的人［马赫坦列出的希特勒可能的性伙伴名单中，包括了希特勒的司机尤利乌斯·施雷克（Julius Schreck）和埃米尔·莫里斯（Emil Maurice），他的朋友普奇·汉夫施滕格尔，甚至约瑟夫·戈培尔和鲁道夫·赫斯，但奇怪的是，在1934年6月30日至7月1日的大屠杀中，这些人都没有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如何准确地用同性恋或否认同性恋的意愿来解释大屠杀的行为，马赫坦对此不愿谈论，而他的金牌证人——希特勒在“一战”期间前线的一个战友，后来被判犯有多桩伪造罪和性侵妇女罪，而他所说的希特勒的故事也改了好几次。

事实上，尽管希特勒很小心地对公众隐瞒他与女人的关系，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自我牺牲、全身心奉献给德国人民的人，但众所周知，他曾与多名女子发生过性关系。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与比自己年轻得多的爱娃·布劳恩（Eva Braun）保持着传统的异性恋伴侣关系。爱娃健壮而充满活力，对希特勒的性能力构成了挑战，希特勒试图在医生西奥·莫雷尔（Theo Morell）的帮助下迎接挑战。在希特勒与爱娃共度良宵之前，西奥·莫雷尔会为他注射睾丸激素和其他激素制剂，比如前列腺激素等（毫无疑问，这就相当于现在的“伟哥”）。《希特勒有病吗？》的作者分别为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医生，他们在书中“希特勒的药箱”一章中列出了多达82种药物和其他注射或口服制剂，包括镇静剂、镇痛剂、兴奋剂、泻药、止痛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当然，并非所有这些药物都是在同一时间或长期大剂量使用的。

希特勒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因为患上各种小病而使用过这些药品。比较严重的是，他在“一战”服役期间，左大腿被一块飞来的弹片擦伤，这在以后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另外在1918年10月14日，希特勒受到芥子气的攻击，出现了暂时性的失明。希特勒总是在演讲，在上台之前的竞选活动中更是如此，这使他的声带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导致他声音嘶哑。1932年4月，他接受医生建议，由著名男高音保罗·德弗里恩特（Paul Devrient）对他进行发音训练，他的嗓音才不再嘶哑。说来奇怪，在“二战”期间，西欧两个主要参战国的首脑——希特勒和乔治六世—由于相反的原因，都从语言治疗师那里得到了帮助——德国元首是说话太多，英国国王是因说话困难而说得太少。

1935年，希特勒的声音又嘶哑了，他担心自己患了喉癌，因而对自己的死亡问题感到更加焦虑，他也因此在随后的4年中加快了对外侵略的步伐。关于此事的报告通过玛莎·多德（Martha Dodd）传给了斯大林。玛莎·多德是美国驻德国大使的女儿，因而可以获得在柏林社交圈迅速流传的八卦消息，她还是苏联间谍，经常向莫斯科发送情报。然而，实际上希特勒嗓子嘶哑是声带息肉所致，专家给他做了外科手术，切除了息肉，而且显微镜下显示息肉是良性的。1944年11月，息肉再生——也许希特勒在令人绝望的战争后期阶段大喊大叫得太多了——又再次被切除，没有留下不良后果。

1941年8月，希特勒患了痢疾，恶心呕吐，昏睡了两个星期，一时丧失了做决定的能力，但这丝毫不影响战争的进程，因为他在当月月底就恢复了对军队的指挥，并发出了决定性的指令，从进攻莫斯科的军队中调出相当大一部分兵力去入侵乌克兰。更普遍的说法是，他长期患有肠易激综合征。有人认为这是他从1930年开始就严格按照素食食谱进食的原因。作者提供了1944年12月25日希特勒圣诞大餐的菜单，食物少得可怜，只有麦片、多维茶、面条汤、油炸菜花、酥皮点心和土豆泥。不过虽然他的饮食单调，但不太可能造成严重的消化问题，肠易激综合征通常由压力造成，希特勒很可能就是这种情况，特别是在战争期间。

埃伯尔和诺伊曼讨论了希特勒患有高血压和冠状动脉硬化的可能性，并复制了一系列心电图测试的结果。在这方面，压力似乎也是主要因素，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一些传记作者夸大了希特勒病情的严重性，他的病是没有生命危险的。比较严重的是，1941年，人们开始注意到希特勒左手和左腿在震颤，他走路时往往拖着腿走。虽然这符合帕金森病的特征，但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希特勒似乎都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当时他无论是讲话还是思维都依然非常清晰。

关于希特勒尸体的说法，最严重的错误是关于其牙齿的。他在1933年有了一个新牙医胡戈·布拉施克（Hugo Blaschke），此时他的牙齿已经严重龋坏，并已被拙劣地修补过，他的口臭肯定很严重。布拉施克不断地为他治疗牙齿，还在1944年的秋天给他拔了两颗牙。此时，希特勒的嘴里塞满了牙冠和牙桥，其中一些很可能是用集中营内的犹太人受害者口中取出的金子制成的—布拉施克在他个人的实验室里藏匿了50千克黄金，用于他的牙科工作，鉴于黄金如此之多，这些黄金也很可能被用于其他目的。

图：希特勒发表竞选演讲

1944年7月20日，上校冯·施陶芬贝格暗杀希特勒的计划悲剧性地失败了，但他设置的炸弹无疑对希特勒的身体造成了伤害。爆炸震破了他的耳膜，使弹片射入了他的身体，还烧焦了他的头发，灼伤了他的皮肤，但这些都没有阻止他迅速做出反应，对策划者及其支持者和亲属立刻采取野蛮的暴力行动。

奇怪的是，正如他事后所说，他的震颤“在这次袭击之后几乎完全消失了——倒不是我要推荐这种治疗方法”。但后来他的左手又开始震颤，他总体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完全恢复。1945年初，就像军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在后来的报告中所说的，“他四肢颤抖，走路时驼着背、拖着腿，甚至他的声音也开始发颤，失去了往日的专横和强势，他说话结结巴巴、单调沉闷，已经丧失了感染力”。

是不是因为他的医生西奥·莫雷尔给他吃了太多不合适的药物呢？当然，莫雷尔热衷于为人开药和注射，这是出了名的（希特勒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每天服用28粒药丸，赫尔曼·戈林戏称莫雷尔为“帝国的注射专家”）。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在战争结束后采访了希特勒随从人员中的幸存者，他毫不怀疑莫雷尔带给人们的有害影响：

“他是一个庸医……骗子……对科学或真理漠不关心。”

莫雷尔从1936年起就开始给希特勒治病，他对希特勒的影响主要来自他在病床边令人宽慰的态度。他对元首的影响与日俱增，引起了元首随行人员特别是另一位私人医生卡尔·勃兰特（Karl Brandt）的嫉妒，他们对特雷弗—罗珀的看法充满了个人敌意，因此不太可信。

事实上，莫雷尔是一位合格的医师，他的治疗方法符合当时公认的医学与药物标准。这甚至包括他最喜欢的多维药，这是一种可能含有甲基苯丙胺（“快速丸”）的兴奋剂。在1943年7月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一次峰会期间，希特勒“极度兴奋，喋喋不休，墨索里尼几乎插不上嘴”，有关希特勒此时行为的报告表明，莫雷尔预先让希特勒服用的药丸的主要成分很可能就是甲基苯丙胺。然而，并非所有的多维药片或希特勒早餐喝的多维茶都包含此物质，药片和茶似乎是以咖啡因为主的，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希特勒曾经对它们上瘾。战争期间，希特勒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莫雷尔则在设法阻止情况恶化，很少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特雷弗-罗珀的说法，即莫雷尔让希特勒的身体变得更糟糕了。

希特勒从来就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人。他很少运动，当他从上萨尔茨堡山（Obersalzberg）的家中出来，在拜恩阿尔卑斯山间散步的时候，总是朝山下走，在山下有一辆车待命，等他到达山脚的时候再把他送回来。纳粹政权痴迷于通过日常的体操训练来培养锻炼出一个健康的雅利安种族，工人、教师、军人，甚至小学生都被迫参加日常体操训练，这与希特勒的运动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纳粹精英对其他德国人的外表或行为有一定的要求，而他们自己却不喜欢与这些要求保持一致。有个流行的笑话说“真正的雅利安人要像希特勒那样金发碧眼，像戈培尔那样机敏，像戈林那样苗条”。然而，戈林是个十足的瘾君子，戈培尔是个先天性畸形足患者，希特勒不像他们，他的健康状况不比当时的许多中年德国人差。事实上，他既不喝酒，也不抽烟，自然比许多人都健康，尽管他厌恶体育锻炼。

埃伯尔和诺伊曼做了十分有益的工作，澄清了几十年来有关希特勒健康状况的所有多余的猜测。对“希特勒有病吗？”这个问题，他们给出了响亮的否定回答。也就是说，希特勒的身体状况并不比大多数人在一生中某些时期的身体更糟。他当然没有精神失常，至少在已知的医学或精神病学的意义上说，他不是精神病患者。

他的行动和信仰是否理性则是另一问题：非理性与疯狂并不是一码事。作者仔细研究了希特勒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各种看似非理性的决策，发现这些决定并没有受到任何他当时可能患有的疾病的影响。数百万德国人和希特勒持有同样的信念和野心，而战后他们当中很多人描绘出来的画面——一个语无伦次的疯子诱骗了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民族——从来都没有多少说服力。

埃伯尔和诺伊曼的回顾性诊断紧凑、清晰、权威、说服力强，但并没有特别令人吃惊的内容，也缺乏独到见解。因为这一切之前都有人做过了，此人就是奥地利已故的精神病学家弗里茨·雷德利希（Fritz Redlich），他于1938年移居美国，随后成为耶鲁大学医学院院长。1998年，雷德利希出版了《希特勒：对一个破坏性先知的诊断》（Hitler: Diagnosis of a Destructive Prophet）一书，在书中，他仔细研究了许多同样的证据，从莫雷尔的笔记本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各时期希特勒的心电图记录，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雷德利希得到了德国历史学家诺伯特·弗雷（Norbert Frei）和其他一些第三帝国历史权威专家的建议，有关希特勒患病的许多谣言都被破除了，这主要应归功于他。埃伯尔和诺伊曼以雷德利希的研究资料来源不可靠为由，对其成果不予采纳，然而，虽然他们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较为详细准确，但他们的研究并非意在挑战雷德利希翔实的医学论据。两本书都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即希特勒没有精神错乱，没有发疯，也没有药物引起的妄想症，没有受梅毒这样的慢性疾病影响，也没有在未苏醒的催眠状态下做事。相反，希特勒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神志清醒的，并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图：成为德国总理后，希特勒通过窗户向支持者致意

二、阿道夫和爱娃

1945年4月29日凌晨，人们已经可以听见红军的火炮和坦克轰击柏林市中心的声音了，此时，在旧帝国总理府花园地下深处的希特勒地堡里，发生了一件离奇事件。在帝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和纳粹党总理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的见证下，一位柏林当地的官员正式主持了一场不采用宗教仪式的结婚典礼，德国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迎娶了33岁的巴伐利亚女子爱娃·布劳恩（她比希特勒小23岁）。一位当时在场的亲历者后来回忆，仪式结束后，一小群秘书和纳粹党主要领导人也加入了在希特勒起居室举行的派对，一起举杯回想 “过去的愉快时光”。

这是在死亡阴影下举行的婚礼。因为不久前，希特勒才在地堡里向他的一个秘书口授了 “政治遗嘱”。他在遗嘱中宣布，他的生命即将结束，他已决定“娶这个女人为妻，我们之间有着多年忠诚的友谊，而且她在柏林已经被围困的时候来到我的身边……这是我的愿望，她将以我妻子的身份和我一起走向死亡”。4月30日下午，他们二人退到希特勒的私人居室，在那里，已经成为爱娃·希特勒的她坐在沙发上，咬破了氰化物胶囊，当场死亡。希特勒想让自己的死万无一失，因此他在咬破氰化物胶囊的同时，还向自己的右太阳穴开了一枪。听到枪声后，地堡的其他人员进入房间，将尸体抬到花园，然后遵照指示，将汽油浇在尸体上，把尸体烧得面目全非。仍然在运作的纳粹宣传机器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希特勒已经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声明中没有提到他的新婚妻子爱娃，她死了，就像她活着的时候一样，除了希特勒的几个密友，没有人知道她。

爱娃·布劳恩是谁？为什么她要将自己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与这个德国独裁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她存在的秘密被保持了这么久？她只是一个被希特勒的魅力迷住、不关心政治、天真无邪的年轻女子吗？她与这位独裁者的关系只是柏拉图式的吗？《爱娃·布劳恩：和希特勒在一起的生活》（Eva Braun: Life with Hitler,2011）是关于这个女子的第一本严肃的学术性传记。爱娃死后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女性之一，历史学家海克·格特马克（Heike G.rtemaker）对可利用的文献资料进行了彻底而仔细的筛选，努力找到这些令人费解、关乎人性问题的答案，并查明了她与希特勒的确切关系。

图：爱娃·布劳恩与希特勒

历史学家们早就知道，希特勒依靠一小帮亲密朋友和熟人为他做事。第三帝国是由生手和外行来管理的，绝不是由专业人士管理的。然而，他的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在这个小圈子里的作用，正如格特马克告诉人们的那样，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霍夫曼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名纳粹分子，他在1923年的啤酒馆暴动之前就结识了希特勒，并通过捕捉希特勒最具吸引力的形象，减轻了希特勒对可能被拍到有损形象的照片的忧虑。霍夫曼的工作确保了希特勒的照片在20世纪20年代末铺天盖地地出现在媒体上。霍夫曼拍的照片总是最好的，他几乎随时随地陪伴在希特勒的身边。霍夫曼的家为希特勒提供了如同自己家一般的避风港。他因而赢得了希特勒的信任，后来还得到了丰厚的收入和在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力，他的画入选了1937年展示纳粹艺术的“伟大德国艺术展”。霍夫曼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扩大自己的业务并雇用了新员工，其中一名新员工就是年轻的爱娃·布劳恩。

1912年2月6日，爱娃生于一个中产阶级下层家庭，父母分别是弗里德里希·布劳恩（Friedrich Braun）和法兰西斯卡·布劳恩（Franziska Braun），姐妹三人中，爱娃排行老二。爱娃父母的婚姻既不幸福，也不稳定。事实上，在1921年他们已经离婚，但18个月后又复婚了，因为失控的通货膨胀已经开始让许多像他们这样的人收入大幅贬值：在一个家庭里养3个孩子比分开在两个家庭里养划算。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经济稳定之后，这个家庭又继承了一笔遗产，生活又恢复到可以搬入一所大房子、雇用仆人和买车的状态。但是家里的情况仍然很紧张，因此爱娃大部分时间是与朋友的家人一起度过的，最后她把朋友的父母称作父亲和母亲。爱娃在寄宿学校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应聘了海因里希·霍夫曼在当地报纸广告上登出的职位。1929年9月，爱娃成了海因里希·霍夫曼快速扩大的员工队伍中的一员。

此时，霍夫曼已经将自己的工作室宣传为一家纳粹企业。弗里德里希·布劳恩是纳粹党的狂热支持者，毫无疑问，他鼓励女儿申请这份工作。17岁的爱娃担任销售员，并接受了基本的摄影技巧训练。工作室大部分生意都是纳粹党提供的，鉴于霍夫曼与希特勒的亲密关系，她接触的第一个客户是希特勒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一天，爱娃被指派到附近的商店去给希特勒买一些食物和饮料。他们围坐在一起吃东西的时候，希特勒显然对爱娃这个新助手着了迷。战后，一位记者采访了布劳恩家族幸存的亲戚，并出版了一本书。根据书中的记述，希特勒甚至主动要求开车送爱娃回家（那时，爱娃已经回到父母身边了）。不久之后，希特勒便常常造访工作室，向她大献殷勤，还送她一些小礼物。他对爱娃太着迷了，于是秘密派人调查了她的世系血统，看她是不是“雅利安人”。调查人员向他汇报了结果：爱娃是“雅利安人”。

从未受过如此关注的爱娃·布劳恩开始报之以李。很快，她对希特勒的真实感情就已经笃定无疑。霍夫曼意识到这将进一步拉近自己和纳粹领导人的关系，于是开始鼓励他们进一步交往（格特马克说霍夫曼后来否定了此事，这是不可信的）。

图：希特勒与海因里希·霍夫曼（前排右一）等人合影

在希特勒和爱娃第一次相遇后不久，两人就发生了关系，他们的初次性爱很有可能发生于希特勒在慕尼黑高档社区博根豪森租住的一套公寓里。格特马克在这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中避开了心理分析和推断，不过推测爱娃在比她年长得多的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她那无法令人满意的父亲的替代品，似乎也是个合理的假设。除此之外，他们两人有着类似的社会背景，受教育程度也相似（仅受过基础教育），并且都远离当时德国社会的权势集团。了解他们的人都指出，他们两人都有个人洁癖，保持着整洁的外表，但他们生活中大部分时间却是在非常规的环境中度过的，希特勒是在战前慕尼黑和维也纳的波希米亚世界里，而她则是在摄影工作室的艺术环境里。

毫无疑问，这种关系对于他们双方而言都是异性恋的正常表达。格特马克根本不屑提及美国心理学家沃尔特·C.兰格的战时分析《阿道夫·希特勒的头脑》（The Mind of Adolf Hitler），也没有提到花花公子恩斯特·普奇·汉夫施滕格尔传播的酒吧八卦。汉夫施滕格尔是希特勒在20世纪20年代的密友，他在写给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报告（被罗斯福称为战争期间的“睡前读物”）中说，希特勒参与了各种性变态活动。尽管也许很难让人接受，但最可能的似乎是，希特勒的性生活在各个方面都是很传统的，只是他一直对此讳莫如深。这个人邪恶至极，但并不是在所有事上都扭曲或变态。

希特勒与爱娃的关系很快就给希特勒带来了麻烦，随着他们的关系不断加深，这些麻烦也变得更加严重了。希特勒还没上台，便开始避免公开表露自己的感情。他这样做的理由不止一个。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与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劳巴尔（Angela Raubal）的女儿吉莉有染，并将在慕尼黑摄政王大街租用的一套豪华公寓中的一间转租给了吉莉。1931年9月18日，吉莉开枪自杀，也许是因为对和母亲同父异母的弟弟发生乱伦关系感到愧疚，也许是因为嫉妒，也许是因为无法忍受希特勒对她生活的控制。她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她是不是自杀的？有人认为她是被谋杀的，为的是避免纳粹党领导人的秘闻被曝光而引发尴尬，不过这种看法有些不合情理。

无论此事的真相如何，希特勒都觉得让私生活影响自己的公众形象实在是太危险了，更何况是在纳粹党正大受迎、地位日益提升的时候。他甚至对戈培尔这样的密友宣称，他只爱德国，永远不会结婚。为了公众的利益，必须牺牲个人的幸福。他说：“我已经结婚了：和德国人民以及他们的命运！”由于希特勒开始在柏林而非慕尼黑运作一场狂热的政治运动，因此无论如何他都没有多少时间培养与爱娃的新关系。1932年的8月或11月（有不同的说法），悲痛欲绝的爱娃拿起父亲的手枪，装上子弹，朝自己的心脏扣动了扳机。

但爱娃·布劳恩瞄得不准。不管是机缘巧合还是刻意之举，子弹错过了所有重要器官，在医院毫不费力就被取了出来。希特勒闻此大为震惊，很快就去医院看望了她。希特勒告诉霍夫曼，从现在起，他“必须照顾她”，否则第二次自杀丑闻可能会毁了自己。现在希特勒意识到“这个女孩真的爱他”，他却没有提及自己的感情。不过从那个时候起，他与爱娃的关系就成了他生活中不变的也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如果爱娃自杀是在迫切地恳求希特勒的关注，那么她成功了。但她知道保持这种关系必须遵守的规则，这种关系必须处于保密状态，甚至在私人场合也是如此，如果有外人在场，他们两人之间不能有任何爱意的表示。婚姻更是不可能的事。“第三帝国第一夫人”的公众角色只能留给以下3个女人去争夺了：宣传部部长的妻子、狂热的纳粹分子玛格达·戈培尔（MagdaGoebbels），第三帝国“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的第二任妻子、女演员埃米·戈林（Emmy G.ring），以及副元首鲁道夫·赫斯的妻子、很早就投身于纳粹党的伊尔莎·赫斯（Ilse Hess）。

在希特勒的授意下，爱娃·布劳恩与他的私人信件在战争结束前都被销毁了，但有一本残缺不全的——显然是真实的——从1935年开始写的日记保存了下来。爱娃在日记中记述了希特勒与她在前一夜度过了“令人销魂的两个小时”后，却突然“不辞而别”去柏林时自己的沮丧心情。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希特勒一直忙于处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务，从萨尔州的全民公决到引入征兵制，“爱情此时似乎不在他的日程安排之中”，她写道。在慕尼黑的一次招待会

上，她期待他会对自己说些“甜言蜜语”或者“问候一声”，结果却让她大失所望，他离开的时候，只是给了她“一个装着些钱的信封，他以前已经这样做过一次”。更糟糕的是，希特勒如今在柏林参加社交活动的时候，身边总有一位名叫西格丽德·冯·拉弗尔特（Sigrid von Laffert）的年轻漂亮的贵族女子。

面对这种表面上的冷漠，爱娃企图第二次自杀，这次她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这会使她“必死无疑”，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事实上，她活了下来，而且她的招数奏效了。她从父母家搬到了慕尼黑的一所公寓，距希特勒的公寓仅5分钟路程，在那里，希特勒与他的姐姐及一个佣人住在一起。爱娃的租金由希特勒支付，霍夫曼是中间人。几个星期后，她被允许出席纳粹党在纽伦堡的集会，并坐在主席台上，这让纳粹党统治集团里几位地位显赫的夫人感到十分厌恶，她们直到此时才知道爱娃的存在。不久，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姐姐离开了希特勒位于拜恩阿尔卑斯山乡间幽静的住所伯格霍夫别墅，她在这里待了7年，负责这里的日常管理—也就是说，她已经清楚地表明，她不喜欢这位年轻的对手爱娃·布劳恩。很明显，希特勒不允许别人批评这个已经成为他永久伴侣的女人。

如果爱娃与希特勒在公开场合露面，去歌剧院、体育场或社交场所，爱娃就必须待在不显眼的位置。她现在经常与希特勒一起旅行，甚至随他出国旅行，但都是伪装成“私人秘书”或霍夫曼的工作人员。最终，她得到了柏林旧帝国总理府的一套公寓，这样，希特勒在首都的时候，她就可以与他在一起了。在幕后，她也开始慢慢地显示自己的权威，尤其是在伯格霍夫，她现在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希特勒会去那里放松自己，恢复他曾在20世纪20年代享受的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这个住宅虽然由希特勒谦逊而高效的事务总管马丁·鲍曼管理，但是爱娃·布劳恩还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确立了自己女主人的地位，她在这里策划社交活动，并被希特勒的密友圈子自愿或非自愿地接纳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鲍曼非常谨慎地与她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确保她得到所需的一切，包括金钱，还进行了精心的安排，不让公众知晓她的存在。

当然，既然纳粹政权高层人物已经知道希特勒有一个长期伴侣，那么细心的记者们自然也能够弄清情况——只要他们愿意。只不过对于德国记者来说，这样做太危险了。但爱娃·布劳恩的角色没有逃过一些敏锐的外国记者的眼睛。比如1939年5月15日，《时代》周刊以当时八卦专栏的风格，以“轴心国的春天”为标题，登载了一则故事，讲述一位名叫爱娃·布劳恩的年轻金发女子，得到了“柏林的老朋友提供给她的一套公寓，每当他来到柏林的时候，总会去看望她”。文章还错误地报道说：“爱娃·布劳恩向朋友们透露说，她希望她的朋友在一年之内娶她。”在当年的12月，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还就此刊登了一篇文章《希特勒结婚了吗？》。1938年从德国逃到美国的德国记者贝拉·弗洛姆（Bella Fromm）似乎听到了一些八卦消息，也觉察到布劳恩是希特勒的女友。弗洛姆把这种想法写进了她于1942年在伦敦出版的日记《鲜血与宴会》（Blood and Banquets）中，书中特别提到霍夫曼的前助手“爱娃·海伦·布劳恩”似乎已经俘获了元首的心。然而，纳粹的审查官会确保这样的报道不被德国的广大读者看到。

尽管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之前可能认为有必要对他们二人的关系秘而不宣，但一旦建立起他的独裁统治，他实际上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这对情人既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孩子呢？在公开场合，希特勒会不遗余力地展示他对孩子的疼爱，尤其是对密友们的后代的喜爱，比如，他的建筑师和军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的孩子们在伯格霍夫总能受到热情的欢迎。此外，纳粹思想非常强调像爱娃·布劳恩这样的“雅利安”女人结婚并为帝国生育孩子的重要性。纳粹领导人都是这一思想的忠实践行者，戈培尔有6个孩子，鲍曼有10个孩子。爱娃·布劳恩和希特勒与她的朋友赫塔·施耐德（Herta Schneider）年幼的孩子们一起坐在沙发上拍了一些照片，爱娃将它们保存在一个专门的影集里，这也表达了她渴望在战争结束后与希特勒共同孕育子女的梦想，那是一个幻想的世界，类似于希特勒在查看他为战后柏林或林茨所规划的城市景观模型时所幻想的那个世界。而希特勒允许她拍摄他与孩子们的照片，不仅因为她要出售这些图片给霍夫曼作为宣传之用，而且还如格特马克指出的那样，因为他知道这些图片能让她憧憬那种无法与希特勒拥有的家庭生活。

希特勒的确是在刻意回避对家庭生活的承诺，因为他希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表面上形单影只、所有人都必须遵从的人，一个站在第三帝国社会规范之上的人。这方面他的榜样是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一战”前，希特勒在维也纳居住过，卢埃格尔是维也纳著名的反犹市长，他曾拒绝与其伴侣结婚，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需要“女人”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许多妇女，”希特勒后来宣称，“是因为我未婚才对我着迷的。”

第三帝国政权被称为“公民独裁”，希特勒需要反复证明，尤其是向国际舆论证明，民众支持他的政权，喜欢纳粹政权的政策。因此，他要不遗余力地去争取选举和公民投票中99％的大多数。女性选民——她们占绝大多数，因为在“一战”中，德国男人被大量屠杀，而且女人的寿命更长——无论在希特勒上台之前还是以后，都是选举中支持希特勒的重要力量。在他的观念中，女人也是其战争努力的重要支持者，女人们让她们的男人投身于事业，并确保士兵们无须为自己在国内的家庭担忧。他曾在1942年私下里说过：“结婚将产生法律权利！因此，拥有一个情人要合适得多。这样，负担就没有了，一切仍然是馈赠。”爱娃意识到了他的这些想法，所以她十分小心，不利用她的地位在个人或政治问题上影响希特勒，而希特勒对任何企图通过爱娃对自己施加影响的人都极其反感。赫尔曼·戈林在战争开始后丧失了权力，他试图让妻子成为爱娃的闺中密友，借此恢复自己的权力，但是被希特勒粗暴地制止了。

图：希特勒接见自己的女性崇拜团体成员

纳粹思想中的女性本质上是被动、恭顺、简单而随和的动物，她们的职责就是崇拜他们的男人。爱娃·布劳恩绝非这样的女子。她的两次自杀行为已经表明，她会竭尽全力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在伯格霍夫，在比她年长得多、想成为帝国第一夫人的女人中间，她确立了自己的支配地位，这就证明了她的人格魅力。在战争期间，来访者注意到她是如何变得更加自信的：希特勒晚餐后开始他那无休止的长篇大论时，她会示意他闭嘴；他在夜晚还无意就寝时，她会大声询问时间。她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希特勒核心圈子里不可忽视的人物了。

爱娃在其他方面也不符合纳粹理想女性的标准。一位被介绍到伯格霍夫做“管家”的访客不以为然地对别人说，爱娃一天要换好几身衣服。他严厉地指出，她不符合“理想的德国姑娘的标准”，一个理想的德国姑娘外表上应该是“自然”的。她漂白了头发，而且总是化妆（伊丽莎白雅顿是她的首选品牌）。此外，一旦希特勒离开巴伐利亚的住所，她就变了样子，开始抽烟（希特勒不仅本人不抽烟，还禁止他周围的人抽烟）、为朋友们策划消遣活动、看外国电影、举办晚会、穿着泳装做体操、晒裸体日光浴，而且一般都披散着头发。

纳粹德国不鼓励妇女从事专业性的工作，但希特勒对爱娃声称自己是专业摄影师却非常认可，并称她为“禄来福来女孩”（Rolleiflex girl）。她不但拍了很多非常不错的照片，还亲自冲印。格特马克的这项研究如果不是有几处疏漏的话，就算是很全面了。疏漏之一就是他没有讨论爱娃在伯格霍夫拍摄的大量家庭电影，这些影片是我们了解第三帝国领导人以及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信息来源。爱娃拍摄的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的彩色胶片留下了罕见的瞬间，这在21世纪人们的眼中多少比黑白胶片拍出来的真实一些。其中一些胶片已经使用自动唇读技术进行了解读，在一段怪异的影片中，希特勒与摄像机后的爱娃调起了情，这让观看这段影像的人感到很不舒服，就像希特勒是在跟他们调情一样。

尽管爱娃对自己信心满满，但认识爱娃的希特勒随从大多把她看成不起眼的小人物，认为她对外面广阔的世界一无所知。人们对于她的了解大都来自战后的回忆，特别是阿尔贝特·施佩尔发表的那些回忆录。像许多其他了解这位希特勒最终妻子的人一样，格特马克再一次证明了施佩尔那些只考虑自己的回忆是多么不可信。毕竟，这样来描述爱娃符合他们的利益：她十分天真，不关心政治，在这个她与希特勒度过了大部分时光的巴伐利亚上萨尔茨堡山的幽秘山区住所里，生活宛如田园诗一般，远离政治、军事事务的紧张和压力，她和他们从不讨论，也不知道对欧洲犹太人施加的迫害和大屠杀，更不知道对苏联战俘、德国智力障碍人群等群体执行的灭绝行动。

然而，希特勒的内部圈子，包括爱娃·布劳恩，并不只是居住在伯格霍夫，与发生在慕尼黑和柏林等大城市的事件隔绝，因为他们也有很多时候是在大城市里度过的。他们目睹了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席卷全国的“水晶之夜”，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商店被纳粹冲锋队的暴徒砸毁，数百座犹太会堂被焚毁，3万名犹太男子遭到公开围捕、虐待并被关入集中营。他们看到了通往上萨尔茨堡山附近村庄的道路两边竖起的标牌，标牌宣布犹太人“不得”进入该地区。他们阅读报纸，看到了镇上禁止犹太人使用图书馆和游泳池等当地生活福利设施的通知。

虽然爱娃没有留下什么表达其政治观点的具体的东西，但是在她的影集里可以略见端倪。她的影集里有在战争即将爆发的紧张时期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的快照，她还在照片旁写上了标题，比如“波兰仍然不想谈判”，或者“元首在收听电台的报道”。如果希特勒收听了电台报道，那么，她也听了。毫无疑问，爱娃·布劳恩密切关注着战争中的重大事件，而且从一开始，她就感到自己与伴侣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战争爆发时，希特勒在国会宣布，“只有在我们胜利之后，或者我在战争中死去”，他才会脱掉身上穿的士兵制服，爱娃坐在记者席上一边听，一边啜泣着说：“如果他出了事，我也不活了。”

战争改变了他们的关系。希特勒留在柏林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在1941年6月入侵苏联之后，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东线后方的战地指挥部。可以合理地推测，他在发动入侵之前，会告诉爱娃他要去哪里，为什么要在那里待这么久。当然，他也会告诉年轻的秘书们，这就证明了后来人们的断言，即他从不和女人谈论政治，是不正确的。希特勒现在来伯格霍夫已经不太频繁了，但在军事形势允许的情况下，他每次来这里可能会待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1943年初，德国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不久之后，盟军轰炸机开始摧毁包括慕尼黑在内的德国城市，伯格霍夫的气氛也随之变得更加压抑了。随着希特勒淡出公众视野，爱娃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了。1943年6月25日，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打算于战后出版的长篇日记中第一次提到爱娃，而且言语中充满了热情洋溢的谄媚和恭维之词。

图：希特勒、爱娃与儿童合影

1944年2月至7月是希特勒在伯格霍夫度过的最后一段时光。他直到听说有人企图暗杀自己的传闻后，才离开伯格霍夫，回到了柏林。临走时，对于他有可能遇刺身亡的事情，他和爱娃做了安排。他告诉了戈培尔她的反应：她再一次告诉他，如果他死了，她就自杀。鉴于她已经尝试过两次自杀，因此这个想法对她并不陌生，而且她知道，她的敌人，包括权力欲越来越大的鲍曼，在希特勒死后肯定会将她赶出去，因此她的反应或许也是情理之中的。但是，这也清楚地反映了她真实的情感认同。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发生在1944年7月20日，上校冯·施陶芬贝格放置在希特勒战地指挥部的炸弹爆炸了。在接下来情况不明的几个小时里，爱娃多次试图通过电话联系希特勒，当她终于打通了电话时，她告诉希特勒：“我爱你，愿上帝保佑你！”

1944年10月，爱娃对希特勒越来越糟糕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心，便立下了最后的遗嘱：把一切都留给她的家人和朋友，并在此明确无误地表示，如果希特勒死了，无论因为何种原因，她也将随他而去。希特勒在11月回到柏林时，爱娃也和他一起住进了旧帝国总理府内的公寓。后来，敌方的飞机和大炮不断轰炸，地面上的生活太危险了，于是他们搬入地堡，也就是后来他们生命结束的地方。在这里，她全力支持希特勒斗争到底的狂热决心，在大量证明他们在几周后就要彻底失败的证据面前，他们仍然怀着胜利的希望。希特勒的医生卡尔·勃兰特大胆地发给他一份详细说明帝国医疗服务灾难性情况的报告，希特勒却将他逮捕并判处了死刑。尽管爱娃以前和勃兰特是朋友，但她力挺希特勒的决定，认为医生的这种行为既疯狂又可耻。（勃兰特设法在最后几个星期的混乱中逃脱了厄运，却在战后因医学犯罪被盟军处决了。）

爱娃在慕尼黑短暂地看望了家人并与他们道别，于1945年3月7日回到了地堡。几个星期后，她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她“很高兴在他身边”。很多人试图让她说服希特勒离开柏林，她都拒绝了。她不仅自己佯装若无其事的样子，还坚持让希特勒也这样做，并鼓励他相信情况仍然可能会好转，至少表现出相信情况会好转的样子。爱娃·布劳恩及其周围的人表现出了毫不减退的继续战斗的意愿，这无疑是造成战争最后几个星期里成千上万人死亡的部分原因。

尽管爱娃·布劳恩有时会对希特勒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感到不耐烦，但她还是对鲍曼为后世记录下来的众多希特勒言论非常认同。爱娃作为希特勒狂热的崇拜者，带着一个青年尚未形成的世界观，无疑会不假思索地接受他的种族主义、反犹主义、他对对手的仇恨以及狂妄自大的信念，相信德国负有统治世界的使命。但希特勒有许多朋友、伙伴的受教育程度和成熟度均在爱娃之上，他们也接受了这些观点。海克·格特马克经过一丝不苟的研究写出的传记，彻底驳倒了希特勒的伙伴们后来往往出于自己利益考虑的一些说法，即声称希特勒的私人生活，包括与其伴侣的关系，完全是与纳粹政治意识形态的世界隔绝的。因此，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希特勒和他的随从人员小圈子里的亲密关系，还有助于我们无论是全面地还是从无数细节问题上，对许多战后记忆做出判断，而那些纳粹分子则试图用这些记忆为自己辩解。

如果希特勒在这个故事中以一个正常人的面目出现，有着正常人对家庭幸福和性满足的渴望，这是否使他看起来就不那么邪恶呢？我们是否应该相信，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邪恶的呢？假如我们认为，一个蓄意让数百万名无辜者在最恐怖的情况下死去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说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这样是不是多少让我们心里好受一点呢？

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描写纳粹主义的老套情节：集中营的指挥官经历一天的杀戮后回到家里，拿起小提琴演奏巴赫的曲子，或用留声机播放莫扎特的音乐来放松自己。这种截然对立也存在于希特勒的生活里。大多数希特勒的传记作者都认定希特勒是一个没有真正人性的人，是一个以纳粹主义为中心的感情黑洞，因在暴力和疏离的环境下长大而缺乏正常的人类情感，成年后除了仇恨和野心以外，无法感受任何真实的感情。《爱娃·布劳恩：和希特勒在一起的生活》一书则表明，这种观点太过简单了。正因为这个原因，本书读起来才让人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