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式内战”——关于国防军之罪的争论

摘自朱维毅博士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德意志的另一行泪》第十三章“另类解读”

在纽伦堡审判时，德国的国防军没有像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秘密警察那样被定义为犯罪组织，但是这批人在道义上却不可避免地要背负起沉重的历史包袱，因为他们毕竟是纳粹战争计划的执行者，而且曾经以极强的执行力给欧洲带来巨大的破坏。

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非常清楚：停战后陆续重返家园的德国老兵们需要建立起足够的自信。这个群体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德国青壮年男子，德国的重建需要他们。

我注意到，阿登纳之所以被德国民众评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德国人，和他为了重新唤起战后德国老兵的自信和创造力所付出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作为深受纳粹迫害，两次被关进监狱的一位老政治家，他一方面绝不同情纳粹，但另一方面又坚信“国防军无罪”，而且还以德国首脑的身份发起了一场为“二战”德国兵“摘帽”打气的运动，目的是要把大多数参战德国人从“道德另册”中解放出来。

1955年9月14日，刚从莫斯科返回德国的阿登纳总理在机场上受到一位德国战俘的母亲的由衷感谢。阿登纳此行苏联的最大收获是：以德国与苏联建交为筹码，促使苏联同意释放最后1万名在押的德国战俘。此举震动了德国朝野，它和“加入北约”、“德法修好”等重大决策一起，成为了阿登纳执政期的政绩亮点之一。

1951年4月5日，阿登纳在联邦议会上的发言中郑重地说道：“那些违反人类法律和战争规则的罪犯得不到我们的同情和怜悯，但真正有罪的人所占百分比如此之小，以至于前德国国防军的荣誉不会因此被损害。”

1952年12月3日，他在联邦议会上正式宣布：“今天在这座建筑里，我们愿以政府的名义宣布：我们认同所有继承军队传统的，曾在陆海空军光荣作战的人民的士兵。我们相信，德国士兵的良好声誉和伟大业绩已经留在了我们的人民中间。一个共同的、我深信我们能够完成的任务是：把德国军人的传统价值和民主相融和。”

阿登纳对德国老兵所作的结论令世人瞠目结舌，人们一时搞不清他说的究竟是在“二战”中战败的德国军人，还是那些凯旋回师的盟军士兵？

阿登纳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不仅了解老兵们在重建德国中的价值，而且知道如何促使一个集体迷茫的民族再造凝聚力。他像一个老父亲关心失落在外的儿女一样地致力于德国战俘的返乡，其不懈努力长达10年之久。1955年9月，阿登纳代表联邦德国和苏联签署了建交协议，并以此为筹码要回了仍被关押在苏联的最后一批德国战俘，共计1万多人。不夸张地说，“二战”后德国的重新崛起是在劫后余生的一代德国老兵手中完成的，而这些老兵们的重新站立是在阿登纳的支撑下完成的。

老兵戴林告诉我：“被苏军收降后，我们被送到西伯利亚的煤矿，每天在地下400米的地方干活。那里离满洲里大约有500公里。冬季最低温度到零下40度。我们一起被送去的战俘共有2500人，到返回德国时只剩下了760人。这段噩梦似的经历使我在回忆战争时心态变得平和，不觉得还欠别人什么。如果没有阿登纳，我不知道我的一生会是个什么样。”

令人心动的战后一幕。当被遣返的战俘回到德国时，经常会看见成群的妇女拿着自己丈夫或孩子的相片和名牌在向归国战俘询问自家失踪亲人的下落。这种大海捞针似的搜寻的动力来自希望，却往往以痛苦的绝望收尾。

凡是我接触过的生活在西德地区的德国老兵，都有一个相同的政治立场，那就是全部站在德国的最大保守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一边，而这个政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就是阿登纳。

老兵狄科对我说：“这正是战后阿登纳政府的明智之处：它不是从整体上否定一代打过仗的人，而是把少数罪犯和多数为国尽职的士兵严格区分开来。战后，联邦政府对普通‘二战’老兵制定了一条基本的国策，那就是一方面充分肯定他们对国家所尽的义务和付出的个人牺牲，另一方面政府从国家的立场上承担起一切战争的责任，然后从财政收入里支付一切战争赔偿金。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国家不让你在道义上替国家的过错担责任，但你在物质上必须要为国家分忧。因为国家的财政收入不就是老百姓交纳的嘛。换句话说，战后每个德国人（包括‘二战’老兵）都要通过纳税的形式为自己的民族赎罪。同时，为了补偿老兵们付出的特殊代价，政府把‘二战’中的普通士兵全部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他们当兵的时间都被记入计算养老金的有效工龄。这样一来，老兵在说到‘二战’的历史时通常更多地感到自己是一个极端政权的受害者，而不是把自己看作是戴罪之人。”

由于对第三帝国时期的从军经历不存在负罪感，很多老兵对战时的部队充满了感情，老战友们经常要搞搞聚会，活动有时还办得十分高调。

在老兵贝克的家里，我曾经看到了一本纪念册，它是为纪念国防军陆军第46步兵师16空降团老兵的一次战后聚会制作的。1953年6月20至21日，贝克参加了这次聚会。活动的地点就在16团当年的驻扎城市奥尔登堡，主要目的是参加奥尔登堡市为16团阵亡士兵建立的纪念碑的揭幕仪式，共有100多名老兵到场，奥尔登堡的市长也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

聚会纪念册是免费向16团老兵们提供的，由一家出版社负责资金运作和印制。这家精于运营的出版社在活动之前征集了很多商业广告。打开纪念册的任何一页，人们在左面看到的只有广告，右面才是和聚会相关的内容。纪念册的首页是16团首任团长汉斯.克莱辛对所有幸存战友的致辞，然后是市长对聚会的贺词，接下来是对16团从1921年成立到1945年解体的团史介绍，里面还配了一些部队当年的生活、训练和作战时的照片。

在纪念册中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照片拍摄的是雪后的奥尔登堡市一隅，近景是白雪覆盖的公园座椅，远处是几个哥特式教堂的尖顶。照片下面的文字是：“我们曾为此家乡而战”……

这本制作于50多年前的纪念册清晰地显示出这些老兵对战争的态度：就战论战，不谈是非，以尽职尽守为荣，把战友之交视为最高感情。对于生长于战后的一代德国人来说，这样的态度是难以接受的，但它在一代老兵中间却显得很平常而自然。

国防军陆军第46步兵师16空降团幸存老兵1953年聚会的纪念册。左图的扉页展现的是16团标志，右图为纪念册中的一张照片，下书文字：我们曾为此家乡而战。

战后德国的认罪反省基本上是一种国家行为。只要不去触及为纳粹翻案的政治禁区，德国的民众和普通参战士兵如何看待历史，如何在社会中自我定位，都完全是他们个人的事情。这种对内对外都好交代的做法，使得众多老兵即便不自视为继承了德军“善战和正直”传统的正义之师，至少也可以把自己归入德国历史长河中的寻常一代。在无法回避德军的战争罪行时，他们应对的原则通常是：在整体上认账认错，涉及到德军罪行时，就认准了一个“什么都没看见”，更没有跟着做过什么。这种普遍的表现被德国战后的一代人讥讽为“我不知道运动”。

就在老兵们气定神闲地安享晚年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打乱了他们的平静生活。

1995年，汉堡社会学研究所在它的主导者，德国烟草巨商之子雷姆茨玛的策动下举办了一个“国防军罪行展”。时隔50年，在德国居然有人出面来给自己的前辈军人“加罪”了，一场轩然大波在德国全境就此爆发。

面对沉重历史的德国老兵的后代。上图：1999年6月1日，一群汉堡的中学生在参观 “国防军罪行展”时聆听讲解。下图：2002年1月6日，柏林的市民利用周日休息时间前来参观“国防军罪行展”，此时在外面等候参观的人已在细雨中静静地排成了一条长龙。

这个被舆论称之为“德国历史上最受争议的展览”，反映的是德军在东线战场上犯下的诸多违反国际法的罪行，展品由照片、文件、书信和影片等资料组成。

这个展览在1995年3月15日首次亮相于汉堡时就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一大批老兵被激怒了，因为这个展览颠覆了“国防军无罪”的结论，把他们一股脑都划入了一个犯罪群体。

海军老兵迪珀尔在谈到此事时气得脸色发青，他对我说：“愚蠢的雷姆茨玛，卖他的烟草就得了，放着他父亲留下的家业不管，去研究什么‘二战’暴力，他了解什么叫暴力吗？难道历史上有过一场文明的战争吗？苏联游击队和德国军人之间的战斗到后来已经变成了仇杀，哪一方死了一个人，都发誓要让对方的10个人来偿命，今天的巴、以仇杀不就是这样吗？您说是该给以色列，还是该给巴勒斯坦办一个这样的罪行展览？”

我问他：“您去看过这个国防军罪行展吗？”

老人摇摇头说：“没有，我绝对不会去的。我想不通，‘二战’期间几乎每两个德国成年男子中就有一个是参战的军人。说国防军犯罪，德国不成了罪犯之国了？”

在鲁尔区，老兵迪尔从另一个角度抨击了这个展览。他说：“为什么这个展览在中途停办了两年？因为汉堡社会学研究所无法自圆其说！有的照片缺少注解，有些结论和史实不符，张冠李戴。德国和波兰的几个历史学家在调查后都说，展览中有一些照片记录的死尸场面实际上不是德国军队造成的，而是苏联秘密警察干的。现在，雷姆茨玛他们在停办展览两年以后，把照片数量缩减了一批，但还是有很多照片说不清楚背景情况。凭这样的证据，他们就想给国防军戴上犯罪的帽子，这是尊重历史的态度吗？过分了！”

这个展览总共展出了1400多张历史照片，其中有20多张的文字说明和真实历史存在明显出入，尽管它们在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这在重视精确的德国已是一桩严重的公共事故。右翼势力抓住这一点开始兴风作浪，意图将整个展览归结为“颠倒黑白”。

反应最为激烈的是一部分老兵的后代——新纳粹光头流氓。

德国的新纳粹组织和社会基础雄厚的日本右翼组织有着显著的不同。新纳粹分子的主体是一群鼠目寸光，且相对孤立的极端民粹主义者，他们的政治诉求不在于颠覆历史事实，而主要表现为排斥外来人口和崇尚纳粹精神。在社会主流和政府两方面的压力下，这些人的抗争更多地带有政治流氓的色彩。

在北部的基尔市，抗议这场展览的右翼分子在示威集会中大打出手，造成了10万马克的财产损失。当展览在1999年3月巡回到萨尔布吕肯时，新纳粹分子甚至在展览会引爆了一个小型爆炸物，虽然没有伤人，却已经足以让很多准备前往参观展览的市民止住脚步……

和极右的新纳粹组织相比，德国的右翼大党对展览的态度更为引人瞩目。一个小小的“国防军罪行展”居然成了划分德国政治色谱的分水岭，极左和中左的党派全部支持，极右和中右的党派全部反对！

为了呼吁民众抵制这个展览，右翼的巴伐利亚州大党基督教社会联盟（CSU）的慕尼黑市主席高威乐先生居然象散发单一样给当地居民寄出了30万封信。极右的国家民主党（NDP）乘势而上，在1997年3月1日组织了全德国4 500名右翼分子来到慕尼黑市举行抗议游行，一些面目凶恶的光头年轻人打出了醒目的条幅：“世上不存在人道的战争。我们的祖父不是罪犯，我们为他们而骄傲！”而与此同时，左翼的社会民主党（SPD）、绿党以及各个工会则动员了1万多名左翼民众针锋相对地举行了反纳粹游行……

同样，德国右翼大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在不来梅市也曾试图阻止“国防军罪行展”立足该市，国家民主党（NDP）则意图再次组织抗议游行。对此，由社会民主党（SPD）领导的当地政府不但拒绝了CDU的要求，还驳回了NDP的游行申请。

左右两大势力的对抗使展览的影响不断扩大，在慕尼黑市共有9万人参观了展览，其中有1.6万人是中学生。在不来梅市的5.2万访展人数中，中学生的人数达到2万……

从1995年到1999年4年之间，“国防军罪行展”先后在德国和奥地利的33个城市间巡回亮相，所到之处观众人满为患，观众达80多万人。

德国的左右两派围绕“国防军罪行展览”发生激烈对抗。1997年3月1日，右翼分子在慕尼黑市中心游行抗议展览的举办，左翼人士则召集了更多的群众同时举行反游行。一名“二战”老兵（右图）在右翼游行队伍中打出一张纸板，上面写着：“如果所有士兵都是罪犯和谋杀者，我就是谋杀者之一。我不感到自己有罪，世上没有人道的战争。”左翼群众（左图）则打出了“绝不让法西斯再现、绝不再要战争”等横幅标语。

鉴于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汉堡社会学研究所对展出的资料重新做了一次甄别，对明显的错误进行了更正。2001年底，停办了两年多的“国防军罪行展览”经过重新选材后在德国再次亮相，地点选在了柏林，结果马上又引起了社会动荡。

4千多名右翼的国家民主党的追随者在12月1日上街抗议游行。柏林的左翼组织和犹太社团闻风而动，也涌上街头举行了反新纳粹游行。为了防止出现暴力冲突，柏林警方将新纳粹分子的游行区域限制在一条街道里，同时出动3 500多名警察和大量防暴车辆。尽管如此，暴力冲突还是发生了。当数百名新纳粹分子试图突破警方封锁线去冲击展览馆时，游行演变成为了一场“巷战”。新纳粹把石块和酒瓶扔得满天飞，还点燃了路边的垃圾箱阻挡警车。防暴警察则使用了催泪弹和高压水枪予以还击，并举着用钢化玻璃制作的盾牌冲进新纳粹的队伍里去抓人……通常，在新纳粹和左翼分子同时上街游行时，外国人都躲得远远的，使对抗完全成为在战后出生的德国人之间的一场“内战”。德国媒体喜欢即时炒作“群体事件”，当天我在电视里就知道了这场发生在东柏林市区内的大型骚乱。

这场“战火”使我对这场展览更加好奇。2002年1月6日，在展览即将结束之际，我冒雨前往参观。那天是星期天，我上午9点多赶到展览地点时，等候买入场券的观众已经排成了一条长龙，他们打着雨伞无声无息地站在雨里，人群中除我之外清一色都是德国人，中、青年人为主，但偶尔能看见一些拄拐杖或坐轮椅的老人，一看就知道是经历过“二战”的老兵。

展厅只有1千多平方米，布置得简朴而肃穆。和1995年的初展相比，这次展出的图片有所减少，代之以大量的文件实物，同时还提供了电影短片和录音播放。

展览的内容共有7大部分：虐待战俘、强征劳工、反游击战中的杀戮、掠夺资源、报复与枪杀人质、屠杀犹太种族、见证军队罪行的战地家书。内容面面俱到，证据掷地有声。主办方的基本立场是：由德军发起的在苏联和东南欧的战争不是一场常规战争，而是一场灭绝战争，其灭绝的对象是犹太人、平民和战俘。在这个过程中，国防军以配合党卫军或直接参与的方式犯下了战争罪行，所以国防军并不“干净”。

正是这个“不干净”的说法惹怒了很多老兵。在各地右翼势力阻击“国防军罪行展”的过程中，很多老兵协会组织都站在了右翼组织的一边。但根据我的观察，知识分子型的老兵在态度上则更偏于理性。柏林工大的教授克拉茨就说过：“这个展览有可能造成对国防军的整体否定，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去整体地肯定这个群体。做错了的事，应该让后人知道。”

在这次展览中，我发现了一些展示苏军屠杀罪行的图片和文件。这些屠杀罪行曾经一度被展览主办方认定是德军所为，并因此引起了一些历史学家的质疑。后来主办方在大量核实工作的基础上对照片的说明文字进行了更改，使得展览中的一部分内容看上去倒更象“苏、德二军罪行展”，其中揭示的罪行骇人听闻：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德军的“闪电”式推进迫使处于下风的苏军仓惶后撤，在苏联西部的众多监狱也急需向东转移囚犯。在俄罗斯1999年公布的原苏联档案中，有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监狱管理局在1942年1月24日上交的囚犯转移报告。这份报告表明，在应转移的141 527名囚犯中，共有42 676名囚犯未成功转移，其中有9 817人是在转移前被处决的，其依据是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在1941年6月24日（德军发动侵苏战争的第三天）发布的一道命令：对不便转移的囚犯可在监狱里就地处决。

围绕着这个背景，“国防军罪行展览”也介绍了德军所犯的一系列罪行：

1941年6月25日，德军第11装甲师进占乌克兰的杜布诺市，很快在当地监狱发现了数百具被苏联官方处决的政治犯尸体。当地的居民为报复这一屠杀行为，抓来24个犹太人交给了德军。德军逼迫这些人在监狱的院墙内为自己挖好尸坑，然后全部执行枪决。两周后，德军在乌克兰民兵的协助下又抓捕了约150名犹太人，并将其中的多数人处死。

1941年6月30日，进入乌克兰利沃夫市的德军发现了数百具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军队处死的囚犯，其中包括两个被俘的德军飞行员。德军随即在当地乌克兰民兵的配合下对利沃夫市的犹太人展开了大规模报复，总共处死了近4千名犹太人……

1941年7月2日，国防军第6装甲师和党卫军维金师进入了乌克兰的捷尔诺波尔市，发现了600多具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军队处死的囚犯尸体，其中包括10名德军战俘。德军在当地的乌克兰民兵的配合下抓来了一批犹太人到现场收尸，在工作结束后将其全部处决。

……苏联人先杀，德国人后杀，在这一系列历史图片和文字证据的后面，充满了血腥的戾气。

为什么作为“有文化军队”的德军会如此冷血残暴？

“国防军罪行展”给出的答案是：在侵苏前夕，希特勒下达了一道“军事法庭处置免除令”，把追究士兵违规行为的责任下放到了部队的指挥官身上。在长期的种族主义和排犹思想的浸染下，这道指令无异于任由军官操纵士兵杀人。

杜布诺、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米尔、涅斯维日、莫吉廖夫、基辅……展览中展示的一个又一个屠杀地点和相关的图文资料都在明白无误地宣示着一个结论：国防军有罪！

展厅内的气氛极为沉闷。在公众场合本来就喜欢安静的德国人，此时的话就变得更少了，我能听到的，几乎只有人们的鞋底和地板的轻微摩擦声。对于战后出生的德国人来说，这个展览无疑是触及灵魂的一课，我看见几个年轻的姑娘在一张照片前睁大眼睛注视良久。在那张照片里，一群德国军人正在南斯拉夫的潘切沃行刑，地上铺满了平民的尸体。对于这种冷血屠杀我作为一个局外人都已不堪目睹，不难想象，这样的展览会对“二战”德国兵的后代们带来何等的震撼……

“国防军罪行展”展示的德军在潘切沃（南斯拉夫）处决塞尔维亚平民的照片。1941年4月20日晚，党卫军“帝国师”夜巡队在潘切沃市的墓地旁遭受身份不明者枪击，造成一死一伤。21日，驻潘切沃的德军司令本德罗中校指挥国防军协助党卫军抓捕了约百名嫌犯，经短暂审问后即对36人判以死刑，其中有18人被判绞刑，18人被判枪决。4月22日，德军在发生枪击事件的墓地内外公开行刑。绞刑放在墓地内执行，枪决则在墓地外的围墙下分两批执行。这三张照片记录的是德军枪决第二批嫌犯的过程。

在参观中，我也发现了一些缺乏说服力的屠杀场景照片，相关的说明文字或是“某某时间拍摄，地点不详”，或是“拍摄于某某地点，时间不详”等等。到底是哪里，谁干的，死者是什么人，都没有做清楚交代。展览者把这些照片当作国防军的罪证使用，理由是这些照片是由原国防军士兵自己拍摄的。于是，这些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就以“谁拍摄的就是谁干的”为原则，为这一系列杀戮的始作俑者做了定论。从探究历史的方式来说，这种做法确实不够严谨，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老兵一直无法接受这个展览的一个原因。

在电影播放室里，我利用重播同一影片的间隙，迅速采访了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此人50多岁的样子，文质彬彬，名叫霍夫曼，父亲是“二战”老兵。因为萍水相逢，我不便了解他父亲的情况，只能就这个展览来询问他的看法。

时间有限，我直接切入主题：“您如何看待那些证明力不足的证据？”

他略微思索了一下，然后说：“无论这些证据是否存在水分，国防军的罪行毕竟是客观事实。比如，330万苏军战俘死亡的责任，就不可能全部推到党卫军的头上。我认为这个展览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错。相反，它颠覆了几十年来已经定型的对国防军的评论，把一直自我感觉不错的国防军也拉进了反省的行列，这对德国全面总结和反省‘二战’来说是有积极作用的。使让我感到很遗憾的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一直是世界探讨暴力和排外现象时的研究客体，这和国防军如此卖力地打完侵略战争之后却不受追究是有关系的。你自己不说彻底了，人家就总是要问‘为什么’。”

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道：“不过，必须看到，不管有多少德国人反对，但毕竟世界上只有德国一家敢于给自己的前辈军人办这样一个罪行展览。我希望在德国人带了这个头之后，其它国家也能有勇气办这样的展览，来列数和反省自己的战争罪行，这样才能真正产生警世作用，特别是对战争的胜利者们。”

两年之后，美国的一位“德国通”式的国际法专家查亚斯博士在他的《国防军与国际法》的报告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我建议从现在起要举办建立在严谨的资料基础上多个战争罪行展览，其中要包括对德国和日本平民的空袭，战后驱赶德国平民时的罪行，还要包括“二战”以后人们在越南、阿富汗、车臣、南联盟以及两次伊拉克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

2004年3月，“国防军罪行展”在充满争议的9年巡展后寿终正寝。

其实，这个轰动一时的展览并没有揭密什么新的历史事实，它只不过是以一大堆照片和文件再次证明了一段众所周知的，也是让德国老兵及其部分后人颇感难堪的历史。展览的亮点不在于主办方的出手技法，而在于主办方的出手胆识。

的确，在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只有德国人举办过揭示自家前辈恶行的展览。尽管它不乏瑕疵，但它展示的大史实却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它最终未能实现在全世界巡展的计划，但它至少已经让德国青少年把那段历史带来的教训刻在了心头。遗憾的是，全世界至今没有第二个国家做过如此勇敢的反思，于是日本的青少年便会对自己前辈在亚洲各国欠下的累累血债一无所知，于是侵略、掠夺、虐俘、袭击平民等战争罪行便会在“二战”以后的世界一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