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云与云南五次“政变”
作者: 万揆一
从1921年到1945年，云南曾经发生过五次“政变”。即1921年2月东防督办顾品珍的“倒唐”；1922年3月，唐继尧回师云南夺取政权；1927年2月，四镇守使联合倒唐；同年6月，省府委员、军长胡若愚等囚禁龙云；1945年10月，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兵逼龙云离滇。
龙云
云南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龙云，在前三次政变中只充当了配角，在后两次中则扮演了主角。其政治地位在前四次政变中不断上升，而在最后一次政变中又跌落下来。
1920年以前
1915年12月，云南首先发动护国讨袁前，龙云只是个驻扎滇东北的小小中尉排长。后来经人举荐，来到省城云南都督唐继尧身边，也仅当上中尉副官，没有受到重用。
1916年1月7日，龙云被任命为警卫第一团第二营第七连连长（这项任命宣布前4天，即1月3日，当时朱德授任步兵第十团团长）。
警卫团，即都督身边的警卫部队。从中尉副官到上尉连长，军衔虽只升了一级，但受唐继尧信任的程度却深了一层。
龙云在个人事业的奋斗长途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唐继尧很重视警卫部队的建设。同年2月，他在警卫团官兵中遴选精华，积极筹组所谓的镌飞军。刚设计好领章的样式，就迫不及待地通知全省各军事机关、部队：“该军领章系用红色，订金五角星。其服式候订立之日起，另案饬知。”
镌飞军，全称是警卫镌飞军，亦即唐继尧最亲信的近卫队伍。龙云精明干练的为人和高明的拳术，继续受到“唐帅”赏识。1917年10月，督军公署把龙云升为镌飞军中队长，任命状上仅书“镌飞军少校”。次年4月9日，唐继尧入川途中，用“督军行营”的名义，宣布龙云为“镌飞军大队长”。
镌飞军大队，只是个营的建制，最初仍受警卫第一团管辖。到1918年11月，唐继尧把龙云再升为中校。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龙云从一个中尉排长连升三级，成为唐继尧精锐的警卫大队的首脑，受信任的程度便可想而知了。
龙云对唐继尧的知遇非常感激，他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地当好唐帅的“卫队长”。镌飞军大队长官阶不高，但职务重要，地位显赫，使得许多同袍对他都刮目相看。也有个别特殊人物持不同观点。譬如，龙云在和李培莲成婚前，曾有人为他说合唐继尧的堂妹。但被人唤为“唐四姑太”的唐小姐狂妄自大，表态说：龙云不过是她哥哥的马弁，没有什么了不起。
护国战争结束后，唐继尧最信任的是他的亲堂三弟、担任滇中地区警戒重任的第三卫戍区司令官唐继虞。唐继虞为了安插亲信，经常窜唆兄长，让杨占元取代龙云的镌飞军大队长。唐继尧被三弟说动了。但想到龙云在自己身边已经多年，一贯勤谨奉公，虽然不要他再担任警卫头目，也必须把他升级升官。因而告诉龙云，要提拔他到陆军中去当带兵官。
第一次“政变”
1921年1月，龙云果然调任步兵第十一团团长，杨占元接充镌飞军大队长的职位。这时，云南第一次政变已在进行：驻川滇军回戈云南的军情不断传来，局势一天比一天严重了。
入川的滇军共两个军，上年8月，在泸州失利，第二军军长赵又新阵亡，余部归第一军军长顾品珍节制，后撤休整。顾氏接受旅长、团长们的建议，停止兄弟阋墙，“川滇和解”，全军还乡服务桑梓。然而，唐继尧不愿失去四川这块地盘，不但拒绝他们南归，而且派人前往阻拦。因此激起官兵义愤，坚决要求回滇。顾品珍顺应部下要求，毅然决定打回云南。他的队伍纪律严明，沿途受到民众欢迎。
当顾部顺利入境后，唐继尧被迫给了顾品珍一个“东防督办”的空衔，命他率部驻防滇东北，以为缓兵之计，同时积极组织防御。可是，连年扩张军力，府库空虚。对军队拖欠粮饷，对民间加紧压榨的结果，使军心民心尽失。驻寻甸的靖国第八军军长叶荃首先倒戈，和唐部发生激战。失利撤退途中，唐军猛追不已，致使省城防务空虚。顾部因得顺利前进，日益逼近昆明。
唐继尧顾此失彼，一筹莫展。鉴于情势紧迫，为保存实力，只得吩咐龙云，把步兵十一团撤往蒙自，和第二卫戍区司令官兼蒙自道尹李友勋会合，就地待命。还说自己在必要时，会率领镌飞军到滇南来。
于是，龙云和全团弟兄们离开了昆明。
1921年2月7日，在风声鹤唳的情况下，唐继尧弟兄和几个亲信部属，乘火车前往开远。他上午动身，下午，在杨林响应“倒唐”的指挥官杨蓁，率领先头部队首先攻入昆明。8日，顾品珍和前旅长项铣、朱德等主力也进了城。2月9日，云南省议会给全省各道尹、各县知事发出如下电报：
虞（7）日唐公解职。杨指挥官、顾军长昨、今两日率队晋省，秩序安宁。现今本会会同各界，公推顾公为滇军总司令官，以维全省秩序。请即布告人民，匆稍惊疑为要！
顾品珍发动的政变成功了！他以滇军总司令官身份行使职权，分电全省各军事机构，切实维持地方秩序。同时也致电李友勋，要求护送唐公出境，不得留难。但对唐带去的团队，必须“统率收束”。
唐继尧只带了几个亲近幕僚出走越南。龙云留在蒙自，归李友勋节制。
2月底，全省秩序早已恢复正常。顾品珍除任命杨蓁为第三卫戍区司令官代替唐继虞，项铣负责警务，朱德出任陆军宪兵司令官外，对其余留下的军中旧人，一律以滇军总司令官名义，发给他们仍任原职的任命状。李友勋继续做第二卫戍司令官，龙云依然是步十一团团长（他日后的对头张汝骥则为步九团团长）。连唐继尧招安编来的土匪杨天福和吴学显，也依旧任命为游击队第一、二支队长。
李友勋原是步兵第六旅旅长，任第二卫戍司令官前，还做过第一卫戍区司令官，和唐继尧关系颇深。顾品珍虽然对他胸怀坦然，可他意不自安，萌生了率部另谋他就的念头。他竭力拉拢龙云。龙云的性格耿直，对唐继尧的提拔一直念念不忘，因而表示和李友勋一致行动。1921年7月，他们借口协助广东军政府讨伐广西陆荣廷，率部离开了云南。
龙云是云南人，他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情感，多年以来，早有了在云南创业的理想。现在被迫离去，心里恋恋之情难舍。将来能不能再回来，毫无把握；离滇入桂的吉凶祸福，也不能预见。可又不能不走。到广西后，战争很快就爆发了。在和桂军的战斗中，龙云初步展示出一个军事指挥官当机立断、勇猛善战的才能。攻占柳州后，被李友勋指派为柳州警备司令官。和李友勋旅在广西驻扎下来。
第二次“政变”
民国纪元后，云南的第二次政变又在酝酿中了。1922年初，唐继尧来到广西，策动驻桂滇军打回云南，驱逐顾品珍。于是，李友勋被指任靖国滇一军军长，龙云做该军的前敌司令官。1月下旬，李友勋被桂军流弹击毙，唐继尧派龙云代理军长，和驻桂滇军的兄弟团队一道西进（张汝骥和龙云的另一对头胡若愚也在其中）。
当唐部向西移动之际，顾品珍已响应孙中山北伐的号召，担任滇军北伐军总司令官，大部分队伍都已经向曲靖开拔。唐部进抵广西西林，云南省议会曾派何慧青前往劝阻。顾品珍的司令部即将东上的时候，传来唐部已入滇境、兼程北上的消息。他只得和参谋长姜梅龄，带领警卫营南下截堵。刚进宜良，唐继尧部已经到达路南。
顾品珍发觉敌众我寡，急忙飞电曲靖，调先遣军司令范石生率部回援。3月26日，援军迟迟未见到来。奉唐密令配合行动的吴学显部，在宜良鹅毛寨包围了顾品珍。顾、姜和警卫营长杨连升同时遇难。
唐继尧喜出望外，立即下令所部全速前进。此时，代理滇军总司令兼云南省省长金汉鼎等，已撤往滇西。唐部顺利进军，3月27日便进入昆明城。他宣布撤消了滇军总司令部，“暂以靖国军总司令名义，收束军事，兼摄省长”。接着，还发布了一份六言布告：
靖国军总司令官唐布告
滇省一年以来，到处人怨天愁。此次本总司令，俯从军民要求，回滇维持桑梓，早将宗旨传周。往事不堪回首，改良另起从头。当时执迷不悟，兴戎视若仇雠。军务现将结局，内政极宜整修。军队严申纪律，早已未雨绸缪。大家各安生业，不必格外担扰。从此同心合意，自治力争上游。挽回种种浩劫，全省共迓天麻。
总司令官唐继尧十一年三月
3月29日，唐继尧宣布了第一批任命状。龙云受任云南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4月6日，四个得力部将都得到了升官的酬报：胡若愚任靖国第一军军长（后改第二军）兼临时戒严司令官；其他三人由于资历不够，只得先走一个“代理”的过场。龙云代靖三军军长（仍兼警务长官）；张汝骥兼代第四军军长兼宪兵司令官；陈铎兼代靖国滇军第二梯团团长加少将衔。
军制方面，唐继尧作了个改革，设置四大军区。4月14日，任命了滇中、滇东、滇南和滇西四个镇守使：胡若愚、龙云、张汝骥和李选廷。
龙云离滇赴桂9个月间，步步高升，从团长而警备司令，而前敌司令官、全省警政首脑、军长，最后成为独当一面的军务大员。这是他勇敢作战、屡建功勋的结果。重返昆明之初，也尽力搞好治安，更博得唐继尧的赏识。若资历不低于胡若愚，那么，地位比其他三镇重要得多的滇中镇守使，就将非他莫属了。
受命滇东镇守使委派后，龙云依然留在省会警察厅，行使警务长官职权，一直到同年6月，唐继尧派孟友闻担任警务处长兼厅长时为止。
第三次“政变”
五个年头一转眼就过去了，云南百姓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22年8月唐继尧把省长公署改组为省公署，宣布实行“民治”，事实上是企图搞联省自治。他把手下的五个军扩编并改名为建国军，自称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他拒绝和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军政府合作，1924年还和广东叛军陈炯明部一致行动，派兵人桂，占领南宁、柳州，但在军政府反击下，没有多久便以失败告终了。
唐继尧专横独断，鉴于1921年顾品珍的政变，对手下几个军长存有戒心，不仅限制他们的兵额，克扣粮饷，还把身边的警卫部队扩充成四个旅。
1926年，唐继尧对“四镇”来了个换防。除滇西镇守使李选廷改称大理镇守使仍驻原地外，龙云从滇东调任滇中镇守使。胡若愚从滇中调滇南镇守使。原驻滇南的张汝骥则调任滇东镇守使。
这“四镇”当中，李选廷资格最老，和龙云升任佽飞军少校的同一天，他就被任命为步三旅旅长。龙、胡、张三人，原是民国初年讲武学校的同期同学，在校时每人把自己父祖三代的年庚写在《金兰谱》上，互相交换，结成调谱换帖的异姓手足。1914年从讲武堂毕业出来，胡若愚一帆风顺，5年间就当上“代行靖国军第五混成旅旅长”，而最有心机的也是他。他自忖自己比龙、张资历深，李选廷虽然资历更深，但实力有限，不在话下。当他日益感受到“唐帅”的猜忌和限制后，就萌生了联合三人共同倒唐的想法。认为事成之后，自己一定可以取唐而代之。于是，便开始游说“三镇”一致行动。
胡若愚明白，李选廷兵力不多，只要自己发动政变，出于保全自己，他一定唯唯诺诺。张汝骥一向不受重视，跟唐继虞结有怨隙，和他私交又好，劝说他起事，毫无问题。只有龙云，被唐继尧视为心腹，这才特意让他镇守昆明。而龙云一向耿直，人前人后，对唐继尧感恩戴德；拉他倒唐，不讲点策略就不行。于是，在游说龙云时，把各军受到限制、克粮扣饷等事，一齐指为老唐的亲信决策人物如唐继虞（原一军军长）、李鸿纶（军需总监）、陈维庚（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等的挑唆，从而提出联合“兵谏”，驱逐联帅身边的宵小，这才把龙云说动了。胡若愚见龙云同意共同行事，立即拍电到昭通，约张汝骥一道移兵飞速进省。而1927年2月6日，却用四镇守使名义通电唐继尧，指责他在军政大事上“全出独裁，势同专制”，要求改组省公署。龙云见胡若愚改变了调子，骑虎难下，无可奈何，只得继续走下去了。
唐继尧接到通电，获悉胡、张所部已进抵昆明，只得将计就计，假意表示愿意改组，自己引退。暗中却派人离间龙、胡、张，指望他们火并，好坐收渔人之利。离间失败，企图出走滇西投靠老三唐继虞，但也被胡若愚识破，走不脱。这样，就只能听命于人，眼睁睁看着胡若愚等组织新的省务委员会。
一气之下，他在北门街新公馆中病倒了。
胡若愚在政变获得成功后，估量自己和龙云实力虽不相上下，但张汝骥和李选廷都倾向自己，唐帅的翊卫大队长王洁修和龙云不和，也和自己联成一气，五华山的新主人非我莫属。
可是，因龙云镇守昆明，口头上只得故意邀请龙云轮流执政，借以窥测龙云的真实心事。龙云对调谱兄弟深信不疑，欣然答应下来。
胡、龙等人表面上对唐继尧还是尊重的，推他当了省政府省务委员会的总裁。此后发布命令，或对外行文，胡若愚署称“主席委员”。有时总裁列名，则排名于众委员之首。到4月中旬，龙云开始执行“主席委员”。逐渐形成了“一山难容二虎”的局面。
5月23日子夜，唐继尧病逝北门街寓所。另一次政变——即第四次政变，又在酝酿中了！
第四次“政变”
唐继尧被迫下台后，云南的局势引起了“中央”关注。在北伐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于1927年6月任命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胡若愚为三十九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第二十师师长。当时，谁也没有即时就职的表示。军方中上层人士，都明显地查觉到胡、龙间的关系日益紧张。
1927年6月13日深夜，阵阵密集的枪炮声，惊醒了一部分昆明城中的居民。这场突然发生的变故，事前并没有任何显著迹象。第二天一早，主要大街上贴出了石印布告，单方面揭示出事变经过。不难看出事变是早就有所准备的。
云南省政府省务委员会布告
中华民国十六年六月十四日
照得本政府昨奉国民政府密令，以本省前次改革，毫不彻底，实属龙云一人作梗，特令解除该员职务。兹于十三夜将龙云武装全行解除，并将大要布告周知。唯恐有不良分子，乘间报复，有碍治安。特再严谕军民人等一体知照。如有不持省政府命令、各军长署名其上者，敢于擅入人室，寻仇肆行，立即逮捕，照军法从事。切切布告。
布告后面，一反往常惯例，并没有署上主席委员的衔名。
6月17日召开了政变后的第一次省务委员会。出席七人，排名如下：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王九龄、马骢、周钟岳、由云龙。会上决定了掩埋阵亡者，抚恤受伤者，奖赏有功者，并宣慰龙云出走的部队和“迤西三团”（指唐继尧派系的“西军”）。
胡若愚除担任主席外，还兼任军政厅长；张汝骥任戒严司令和财政厅长；李选廷兼开广临时善后督办。7月1日，胡若愚在五华山主持了升旗典礼，稍后即拍电给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和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表示“本省预备派兵北伐，并誓清共产党徒”。财政上，命令富滇银行把库存的面额20元、50元的“大票”80万元提出行使，并指令造币厂，每天必需铸造并交足2万元银币，作为新政府的军政经费。
唯一的对手龙云囚禁起来了！龙部旅长卢汉和改而亲龙的前唐家军的旅长孟友闻（改名孟坤）撤到元谋，有渡过金沙江出走四川的可能。胡若愚忧心忡忡，他部下能征惯战的团长朱旭突然投向龙家军！派兵追击么？没有那么大的力量。除了派谍报人员密切探听敌军动向外，他别无他法。
在朱旭活动下，龙军和“西军”在下关开了个会，达成驱逐胡、张、李的协议。同时，派人潜回昆明，把曾任湖南靖国联军第三军总司令的名将胡瑛从昆明接到下关，推他出任三十八军代理军长，孟坤当了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卢汉任第二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朱旭则任第三师师长。在胡瑛统一指挥下，攻向昆明。
三十八军在祥云清华洞取得胜利，攻到禄丰，遭遇上张汝骥的援军时，也大获全胜，把张围困在禄丰城中。胡瑛当机立断，留下少数兵力牵制张汝骥，一面传令主力绕道，全速向昆明行进。
当三十八军即将兵临城下的前夕，胡若愚带着龙云向东撤退，7月22日，在大板桥和龙云口头达成龙云日后称为“板桥条约”的协议。龙云后来在一份电文中说：“彼等狼狈穷蹙，冀止追兵，故释云回省，嘱主滇政。彼自认不假外援，愿率师北伐，始有彼屡次借口之‘板桥条约’”（条约中还有保护胡等在昆家属、解禄丰围等内容）。
胡若愚走了，省府出现了群龙无首的状态。周钟岳、王九龄、马骢、由云龙四人（以下简称“四委员”），被推举出来收拾残局。他们命令参谋处长李伯庚负责维持省会治安；吁请对立的双方停止军事行动；邀请孟坤、卢汉两师长“即日进省，迅商一切办法”；要求孟、卢所带军队，暂时驻扎城外，“以免省垣人民误会惊恐”。接着更吁请省城各人民团体，“从速改组省政府”。没有武力作后盾的四委员，实在没有办法收拾这个烂摊子，指望另请高明。
7月下旬，三十八军进入昆明城（龙云后业在一份电报中说：胡、张等对龙部“欲一网打尽，重兵逼追。各官兵图存无术，激成反攻，乃有祥云、禄丰及‘七·二五’返省各役”）。
龙云大板桥脱险后，只身重返昆明，最初住在滇池边高峣的杨升庵祠，三十八军进城后，又移到大观楼对面的庾家花园。胡瑛以及四委员，不久就前来恭请他回城再度主政了。
巩固地位的斗争
1927年8月3日，四委员陪同龙云，重新登上了五华山。他们发出了“龙主席复职”的通电。这时，蒋介石派到云南来窥测动静的特使李宗黄，也不早不迟地到了昆明。李宗黄要求龙云，宣誓就任三十八军军长一职。
8月5日，龙云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李宗黄致了贺词。龙云在答词中有如下一段话：“六月十四日之变，本军部队被袭出走，云亦横遭禁锢凡四十余日，身虽失却自由，而奉行三民主义、服从中央之真诚，固始终不二也。兹幸民众拥护，将士爱戴，脱险幸存，义难引退！”也提到“距今三月以前”，便奉到担任军长的命令，但因“同时被任之友军（按指三十九军胡若愚）延不表示，未便单独举行。”当时龙云明白，自己虽然当了主席，但地位并不稳固。胡、张和唐继虞的“西军”还在伺机行动，他不得不依靠在北伐中不断获胜的蒋介石。
对胡若愚和张汝骥的追击，龙云并没有放松过。胡、张当时率部在曲靖会合，龙云曾派出三个师的兵力东上进攻，把胡若愚追到陆良，把张汝骥围在曲靖县城。胡、张不甘心失败，派人到四川找刘文辉，到贵州找周西成求救。结果，刘文辉派了两个团入滇。而贵州主席周西成竟组织了“援滇军”，调出二十多个团，兵分三路，进入滇境。
龙云陷入了顾东失西的窘境。“西军”乘他忙于应付东线，唐继虞竟带领三个师，由大理直扑昆明。龙云还是命令东线的卢汉、朱旭部队回援，才把“西军”打败，依然退回滇西去了。
黔军由平彝入境，一路攻向宣威，一路南下师宗、陆良，沿途封马拉夫，征收捐税，最后到曲靖和胡、张会师，准备进取昆明。川军两团，也深入到陆良马街一线，情况越来越紧急。“西军”唐继虞虽然扬言“调息内争，协力对外”，但仍旧据守安宁、楚雄一线。这两部兵马，形成对昆明东西包围的态势。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龙云或亲自出马，或由四委员出面，吁请各方停止敌对行动，要求“滇军立息内争，共御外侮”。然而，一切努力全属徒劳。三方对峙的态势毫无改变：吴学显等的“游击队”在滇南横行，为害地方；唐继尧死了快5个月，棺材还没入土。这些，都使龙云内心不安。10月4日，他给胡、张拍去一份语气恳切的电报，表明自己愿意和他们“同时下野，以谢滇人”的心迹。然而，并没有得到答复。
川黔军的深入激发了民众义愤。各界声讨“客军”入境的有关组织纷纷成立，吁请“息争御侮”。11月份，省务委员会作出了如下决定：“军事紧急，三迄道路，恐军事延长，间患阻滞。中等以上学校，提前三星期放假。”同时还制定了《临时兵站章程》，委任“东南路各县县长”兼当兵站站长。
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就要开始了。
龙云以三十八军军长名义，发给全国、全省机关团体和民众的电报中，回顾了自6月14日以来的云南情况。指责胡若愚和张汝骥“背约食言，勾结客军，欲进窥省门。为避免兵祸重临，乃有约彼等同时下野，以谢滇人之通电。至今多日，迄无回复”。同时也斥责川黔客军“未奉中央明令，复未经民众请求……助桀为虐”。因此，“本军于11月3号奉省政府命令，并迭据省民大会、各界联合保国会、农工商学兵联合救滇大会，佥以灭此枭獍，安我良民相责。现决于真（11）日出师进剿。民战则战，民杀则杀，当唯力是视，他非所问也。特揭原委以闻，俾知是非之所在！”
由于军情紧急，后来提前出征。11月11日，省务委员会拍电给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到“任命胡瑛为前敌总指挥，率领大军于鱼（6）日出发”。
刚好过了10天，省务委员会“宣布战胜川黔军情形”的铣（16日）电就发往全国各地去了。有关胜利的情况如下：左翼军在寻甸击溃了川军，并进一步收复宣威、平彝，把据守当地的黔军逐出；右翼军在陆良击走了川军；中路也取得胜利，黔军主力和胡、张所部被围困于曲靖城内。14日晚8点钟，三十八军前敌总指挥部发动猛攻，黔军四个团，胡、张各一团被缴械。
三十八军大获全胜，当胡瑛率部凯旋回省的时候，龙云组织了盛大欢迎。他本人亲自带领留省部属，前往昆明城东的归化寺郊迎。接着还在五华山大摆庆功宴，热闹了三天三夜。
龙云明白，对消除敌对势力来说，曲靖之战是关键的一战。战胜了胡、张和他们搬来的川军、黔军，他已经从极不利的劣势转为优势。张汝骥战败后，带领残部退入黔境。为彻底解除隐患，龙云接着派朱旭率部前往昭通，追击胡若愚。但胡若愚已经先期到川南投靠刘文辉。他不能越境追击，只得暂时把他们放一放，稳坐昆明，处理一些必要处理的事务。
龙云决定在12月16日为唐继尧举行公葬，训令军政、财政二厅，把唐继尧应得的公费，计算到1927年年底，拨交营葬事务处。在14日召开的公祭会上，他主持了祭礼。25日在五华山开武亭，组织了护国12周年的庆典。
为争取中央支持，龙云先后派杨晋、杨森春、马骢、王九龄四人，两批出省，向蒋介石“面陈真相，商定一是”。同时还决定由赵钟奇出任迤西宣慰使，去调处三十八军与“西军”的矛盾。
1928年1月17日，国民政府任命了新的省务委员9人，并指定：特任龙云为主席。由于局势没有完全安定，新的委员会到4月1日才正式成立。
同年6月12日，龙云“奖叙三十八军此次靖乱御侮各有功将领”：师长孟坤、卢汉，晋任陆军中将；师长朱旭晋升少将加中将衔；师长张凤春等加中将衔；张冲、刘正富（旅长）等晋升少将；旅长鲁道源、曾恕怀等晋升步兵上校、加少将衔。其余出力的官兵，还将“赓续核奖”。
6月17日，龙云用代电给国民政府汇报了省内军事简要情况，他指出：上一年7月以后，滇东是胡、张和客军“会合进逼”；滇西则“唐氏旧部东下求逞”；滇南呢？吴蒋各匪（按指土匪队伍）跳梁扰乱。“逆势异常鸱张，遽陷全滇于割据混乱之局，当攻克曲靖、东线解围之后，滇西唐部、滇南吴匪，还继续“负隅困斗”。经派所部分兵出巡，到三月底，收编了腾（冲）永（保山）的唐部（按，唐继虞接受了龙云的一笔馈赠，离开云南），窜扰通海、河西的土匪也全部扑灭。龙云宣告：“三迄全境，以次数平；全局奠定，统一完成！”因而请求参加北伐。
国府委员会主席谭延闾、李烈钧，党务委员张人杰、蔡元培、于右任，给龙云作了批复，对他“戡定全滇、统一军政、严整部队、慷慨请缨”的忠勇之忱给予了嘉奖。指出当时“逆军溃败，燕京收复，战事可告结束”，参加北伐已经没有必要。希望他维持现状，等待新命，要求他“益加奋勉，发扬党义”！
尽管1929年6～7月还发生过孟坤叛变，和胡若愚、张汝骥合兵进攻昆明的内战，但龙云的事业确是在1927年攻克曲靖时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为他此后治滇铺平了道路。1930年初，他亲自率领四个旅的兵力讨伐胡、张、孟，一举消灭了敌对武装（孟溺毙、张被俘后枪决，胡仍逃往四川），云南终于获得暂时的安定、和平。
龙云，就是在上述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攀上了事业的项峰。
第五次“政变”
1930年以后，省内内战平息，局势渐趋安定。担任省主席的龙云，和僚属同心同德，努力整顿财政，取得显著成效，实业、教育……逐步发展。
龙云在滇的统治日益巩固，这是一向猜忌非嫡系势力的蒋介石所不愿的事。然而，蒋介石殚精竭虑地对付共产党，中央政权又有待强化，因而只能对龙云暂时容忍。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对非亲信的地方大员，猜忌进一步加深。只是由于次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全民抗战开始，才迫使他不敢贸然采取打击龙云的行动。尽管如此，撤换龙云一事，蒋介石却始终拳拳于心。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到两个月，蒋介石终于对龙云下了手。他采用了一般的调职方式。然而，调令并未及时公布并通知龙云，而是交由驻军长官去执行，这是历史上罕见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谈及云南自20年代以来发生的这第五次“政变”的时候，我们得把此前的几件有关大事，并同作出介绍。
蒋介石在昆明
1941年12月，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形势日益严峻，滇西边境也受到威胁。同月下旬，《中英共同防御滇缅公路协定》签订。作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为防止我国唯一外援交通要道——滇缅公路被敌切断，决定出访印度，和英方统一步调，加强联络，共同对敌。
1942年1月下旬，蒋介石和宋美龄从重庆飞抵昆明。
龙云当时既是云南省政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滇黔绥靖公署主任。为安排蒋氏夫妇的下榻处，他煞费苦心。几经考虑，才决定让蒋介石夫妇住到昆明西郊的灵源别墅去。灵源别墅建在离城六七公里的海源寺，是龙云精心构筑的园林，交通非常便利。乘汽车沿滇缅公路到达黑林铺，向右转进一条林荫道，很快就可以到达。龙云认为住在那儿，不怕空袭。不日出国，到东南郊的巫家坝机场也很方便，一举两得。
蒋介石一行到达昆明，已经下午4点多钟。他不打算在滇多逗留，也不准备接见有关的军政界人士，只想在出国前休息几天。到机场接驾的人不多。云南除龙云外，还有行营总参谋长刘耀扬以及部分省府委员。中央军方面，只有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两人。中央航校教育长王叔铭，就住在机场，近水楼台，也是寥寥可数的欢迎者之一。
蒋介石夫妇被迎进城中，晚餐过后，龙云亲自陪送他们到别墅。当时太阳已经落山。灵源别墅附近的苍松翠柏间，乌鸦啼鸣，群鸟啁啾，四周闃无一人，环境十分谧静。走进别墅大门，通过一个小小的花园，跨过池塘上的石桥，便到达镂刻着精巧图案的古色古香的格子门前。门内一间间雅致的房舍，早已打扫得干干净净，等待贵宾驾临。为委员长夫妇效劳的仆役、警卫、轿车司机，都已经安排停妥。龙云看到蒋介石面带微笑，这才向“委座”和夫人道过晚安，告辞回城去了。
蒋介石与龙云
深冬昼短夜长，天很快就黑了下来。周围是一片深遽的宁静，蒋介石眉头深锁，心情完全改变了。熄灯就寝后不久，突然又披衣起床，走到电话机前，一连向外面拨了三次电话：吩咐王叔铭次晨亲自驾车到别墅；命令宋希濂第二天一早，派一营人到昆明37公里外的安宁温泉，让营长到达后向他报告；通知龙云，次晨他将移住温泉，不必接送。龙云听了非常纳闷，说好住在灵源别墅，怎么会临时变了主意？他不便询问原因，只得唯唯诺诺。宋希濂和王叔铭，同样猜不透蒋介石的心事，在电话中自然连声称“是”。
蒋介石一夜未眠。次晨，又和他信得过的昆明市长裴存藩通话，要裴存藩去安宁温泉安排住处。等王叔铭一到，夫妇俩就坐上那辆军用吉普，离开了别墅。
怎么回事呢？蒋介石的反常表现，不久就由宋美龄作出了答案：
蒋介石夫妇在安宁温泉卢汉别墅中住下来的第三天，宋美龄打电话给宋希濂，要他偕同夫人冷兰琴，一起到温泉午餐。宋希濂夫妇11点多如约到达，蒋介石独个儿到附近散步还没有回来，宋美龄接待了这两位熟识的晚辈。她谈起刚到昆明当晚的事。她说，那晚上，灵源别墅一片黑，乌鸦乱啼，警卫又不是自己人。自从“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的警觉性很高，十分焦急，一夜未眠。来到安宁温泉，因为有了中央警卫部队，他才完全放了心！宋美龄还谈到，上一天下午，蒋介石和她到附近散步，遇到个站岗的卫兵，敬了礼。他故意问那个士兵来干什么的？士兵回答：“来保护蒋委员长。”他高兴极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宋希濂对当时的情况，以及宋美龄的谈话，记忆犹新，曾在一篇回忆录中提到这件事。由此可见，蒋介石在灵源别墅那夜，确是杯弓蛇影，心惊胆颤。
蒋介石在安宁温泉住下没有几天，中央军和云南部队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冲突。他接报后可就相当冷静和镇定，与在灵源别墅那夜的表现，判若两人。
战时汽油紧缺，重庆当局曾通令限制用油。除军运物资的卡车、上层军政人员因公使用的轿车外，很难买到汽油。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军用油管理部门和外界勾结，盗油出卖的弊病。汽油黑市猖獗，油价猛涨。
昆明东郊有个名叫羊方凹的地方，离巫家坝机场仅两三公里，设有空军弹油库。云南骑兵大队长魏述祥，和库方达成默契，进行购油交易。2月初的一天，他派武装到羊方凹提取一批汽油，运送回城途中，碰上了空军守备司令部的巡逻班，双方发生摩擦。巡逻班人少力弱，一场枪战后，实力不支，飞跑回机场求援。班长报告情况时夸大了事实，说是云南部队袭击弹油库，企图包围机场！
守备司令部派兵赶赴出事地点，汽油桶多早已拉走，追赶不及了，与此同时，王叔铭也驾驶吉普，飞也似地赶到安宁温泉。他向蒋介石报告：“滇军袭击弹油库，企图包围机场。”请示是否为蒋氏准备飞机，立即动身，以防万一！
据侍从人员事后向云南友人透露，蒋介石闻言后非常镇定，当场责备王叔铭临事惊惶失措。
1945年3月24日，蒋介石与罗伯特—麦克鲁在昆明一招待所的麦克鲁办公室合影
2月4日，蒋介石夫妇前往印度；同月21日，从缅甸腊戍乘专机回国。在旅途中，他们真地历了一次险。
飞机起飞后不久，飞机师突然发现，18架敌机排成6个“品字密集队形”，跟在专机后面。
情况十分危急！蒋介石不得不作出应变的准备。他吩咐机上的人们，都系上降落伞。
也许，正是由于没有战斗机群护航，日本人认为那只是架普通客机，值不得穷追。进入中国国境不久，便掉头他去，蒋介石这才脱险了！
专机在昆明着陆后，蒋介石高度紧张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他决定，再到温泉住一段时间，恢复一下疲劳的身心。
半个多月后，蒋介石返回重庆前夕，向驻昆中央军发出命令：上午9点，上校以上的军官，到汽车西站旁的农业学校内，听他训话。
刚过7点，蒋介石单独召见宋希濂和十一集团军下属的七十一军军长钟彬，指令各师副师长留在师部，勿须参加会议。
各团的副团长则在团部值班。全军进入战备。说完，让钟彬立即返回军部，下达并执行命令。
下午2点，蒋介石召见宋希濂和关麟征，详细询问龙云和云南军政界高级官员们的情况。要求他们平日设法和这些人接近，掌握这些人的思想动态。
晚间8点，蒋介石又召见宋希濂，要他几天后就到西昌，了解刘文辉的内情，并设法调查刘、龙之间的来往情况。
第三天，蒋介石夫妇便回重庆去了。
蒋介石离昆前夕，突然让嫡系部队进入战备，真实的意图使人费解。宋希濂的结论是：“早在1942年，蒋就有了解决龙云和刘文辉的动机！”
撤换龙云的准备
转眼间，三年多过去了。日本军队侵入滇西，和宋希濂的部队在怒江两岸对峙。严重的局势，使蒋介石不得不推迟撤换龙云的计划。而当各路大军全面反攻，怒江以西失地先后收复、取得重大胜利之后，旧事又被重提了。
1945年4月上旬，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奉召赴渝。蒋介石告诉他，已经决定撤换龙云，要他回昆后做好准备。如果龙云拒绝接受调职命令，就用武力解决云南地方武装，限龙云3天内前往重庆，就任新职。新职是什么？没有说明。显然，考虑犹未成熟。
或许是顾虑到大战还没有结束，设若因撤换龙云而引起内战，将会动摇军心民心，对全局不利，所以并未立即付诸行动。
4个月过去了。
1945年8月11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仅一天两夜，杜聿明又应召到了重庆。蒋介石仍要他充分做好准备，应付龙云不服从调职而可能出现的对抗。这一天，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总部设昆明）何应钦因公到渝，蒋介石同样把撤换龙云的心事告诉了他。何应钦不主张动武，表示可以设法劝说龙云，主动辞职。
杜聿明回到昆明后，果然认真地准备起来。每天都到自己统辖的各师，大摆沙盘，讲授战术。
从8月下旬开始，驻守滇南的云南六十军和九十三军，编入由卢汉任司令官的第一方面军系列，同时奉命开赴越南，接受该地区内日军的投降——云南两个能正规作战的部队走了！
9月29日，王叔铭由渝返昆，给杜聿明带来了蒋介石的亲笔信。要点是，龙云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命令就要签发，希望杜聿明“最好一枪不发”，保障龙云的人身安全，限期把他送到重庆。同时也提出，如果龙云不接受调职令，“就立刻集中火力，轰击五华山（云南省政府和昆明行营的驻地）！”
直到10月1日，杜聿明仍在孜孜不倦，轮流到下属部队中讲他的“沙盘战术”。中央军的一位师长日后回忆说，10月1日上午，杜聿明在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陪同下，到安宁温泉该军所属的一三〇师，召集全体军官，摆出沙盘，讲述虚拟的街道争夺战。中午离去前，还勉励大家，“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一定要绝对服从。
杜聿明
同一天晚间，杜聿明在昆明北郊第五军一部驻防的岗头村设立了指挥部。
10月2日下午4点半，蒋介石特任的云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李宗黄，由渝飞昆，被杜聿明从机场接到岗头村，参加当晚召集的驻昆中央军团长以上军官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
杜聿明还不知道龙云是否接受调职，便准备动武了。在会上，他发布了如下命令：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指挥四十五、四十九、九十六三个师，包围昆明城内外的地方军、宪、警；第二〇〇师由滇东乘夜紧急行军，开入昆明西郊，作为预备部队；中央宪兵十三团警戒公路和铁路交通要道；昆明机场守备司令郑庭笈加强警备，严查来往旅客，防止龙云逃走；昆明防守司令部通讯营，控制电报电话，切断龙云和外界的联系；在城区值勤的部队，把事先印好的有关龙云调职的命令，分送地方宪兵、警察，要他们交出武器，不服从就强行缴械！各师进入预定战略地点后，当夜（10月3日上午）5点以前，用电话和指挥部联络，分头执行任务。
散会时，已经接近零点。个别师长、团长认为事出仓猝，恐怕准备不及。杜聿明很自信地回答说：“一切详细部署及解决龙云具体办法，就是曾经演习过的‘沙盘演习’，不会来不及！”，云南的两个军出国受降后，还剩有一些武装部队。除一个独立旅和炮兵团还具有战斗力外，其余的工兵团、高射炮大队、交通兵大队以及宪兵、警察，都不是冲锋陷阵的作战队伍。这个时候，除开少数值夜警察，全都沉入了梦乡。
中央军的行动，并未瞒过云南警察。从晚间岗头村开会时开始，城郊两个警察分局，都用电话向市警察局副局长孙炽隆作过报告，反映中央军吉普车穿梭往来的异常情况。
省警务处长兼市警察局长李鸿谟当时病假，全市治安由孙炽隆负责。孙炽隆警觉性很高，立即向龙云的副官长杨立德、云南宪兵司令禄国藩作了电话汇报。杨立德答复说，北郊向来是第五军防区，吉普车驶来驶去，可能是开什么会，不必在意。禄国藩则认为有必要面报龙云，表示放下电话后，立即亲自到市中心区威远街的龙云公馆面陈一切，但此后就音讯杳然了（禄国藩途中被中央军岗哨挡住，送到附近正义路临时成立的军事哨所中隔离起来。天明后发觉了他的真实身份，让他协同接收宪兵司令部）。
四个美式装备的中央军正规师，陆续控制了昆明。
在市中心区执行命令的是九十六师。师长黄翔断定，夜静更深，龙云自然在家里睡大觉。因此，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龙公馆。威远街上设置严密的岗哨，龙宅附近还构筑了机枪掩体。对于省府和行营所在的五华山，反而放松了戒备。
入夜以后，城区治安由各街巷的警察岗亭（当时称派出所）维持。值勤警察并不携带武器。中央军如入无人之境，顺利地进入市区。在主要大街的十字路口，架起了重机枪。
龙云在五华山
深夜3点前后，各处的电话不断打向孙炽隆家里。近郊警察第八分局完全被包围。孙炽隆感到情况越来越严重，必须向龙云本人作出报告了。
电话打到龙公馆。值夜副官说，龙主席早已安寝，不敢去惊动。孙炽隆只得让他们去请来了龙夫人顾映秋。城区突然发现的反常情况，终于由顾映秋转告了龙云。
龙云自然莫明其妙，住宅被包围的现实，使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马上起床，穿上长衫，戴上礼帽，唤起副官刘兴才。他告诉顾映秋，自己立刻动身上五华山，要顾映秋打电话到省府，让护卫营派两个人到山前的华山南路来接。说完，匆匆带着刘兴才，从后门来到寂无一人的财盛巷。
多年来，龙云有时喜欢舍轿车不坐，独自出后门，从一条条僻静的小巷中穿过，步行上五华山。对公馆后面那些曲曲折折、互相通连的巷道，他了若指掌。黄翔做梦也想不到他会由后门走小路。当时，五华山附近的监视犹未严密，龙云终于和来接的两个便衣，安全回到省政府。
龙云如坠五里雾中，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最初，还认为是中央军哗变，因而给在越南的卢汉发出急电，要他回军平乱。接着打电话到北郊北较场独立旅，找担任旅长的次子龙绳祖。可是，龙绳祖不在旅部。夜勤参谋报告说，北较场已经被中央军包围，架起了机枪大炮，正对旅部大门！
防守司令部通讯营已经控制了电信机构，龙云的电报被扣住，发不出去。但自动电话的地缆总机房设在电话局外300米的地方，没有被发现。所以在整个政变过程中，全城自动电话，依旧畅通无阻。
对云南军宪警机构的包围，拂晓前全部完成。孙炽隆用电话找到宪兵副司令杨畅和，商议如何应付变局。杨畅和告诉他，各宪兵区队同样被包围了。已经发出指示，如中央军强行缴械，就“还手”！
天渐渐亮了。驻守大东门城楼的东区宪兵队，首先还击了攻向城楼的中央军，居高临下，和中央军开了火。
大南门的警察一分局被包围起来。中央军发动了进攻，冲入了分局，受到警察还击，打死了一个排长和一个士兵。进攻者被迫退出，在邻近的近日公园水池后面，架起了机关枪，连续向分局扫射。
不久，北郊的枪炮声也随风传送过来，昆明东、南、北三方，都发生了战斗。
龙云在五华山上，一筹莫展。幸好他的旧部、曾任第一方面军第二路军司令的张冲，以及龙绳祖两人，先后设法来到五华山，他才有了可商议应付事变的人。当时，山上虽有个护卫营，但只有两个连在家，营长外出未归。龙绳祖把防守重点，放到大门方面。他指挥士兵，用一辆报废的美军大卡车，横拦在门口，匆匆构筑了防御工事。左侧门和后门，各用一个排的兵力，凭借山势，俯瞰通道，准备应付中央军的进攻。
正当东、南、北三区枪声大作之际，一架侦察机飞临五华山上空，低飞盘旋。飞机飞走后不久，陆军就出动了。
中央军准备一举拿下五华山，控制全城。他们认为正门一定有坚强的防务，因而避重就轻，首先进攻左侧门。
要进左侧门，先得通过三棵树巷内的斜坡。护卫排利用地势高的优越条件，向冲向坡头的中央军还击，彼此互有伤亡。斜坡难以攻上，来犯者只得撤退，改向后门猛攻，同样遭到猛烈还击，结果退往山脚。
杜聿明决没有料到龙云会离开公馆。这时，他终于意识到，龙云既然是调职，得把调职的命令通知他，才像回事。于是派宪兵十三团团长龙涤波，把调职令送到龙公馆。
龙涤波率领一班武装宪兵，到威远街龙公馆拍门，递交调职令，顾映秋没有开门，只告诉龙涤波，龙主席不在家，她不便接受命令。
杜聿明在云南赶印出来的调职令，已经装入防守司令部的大牛皮纸信封。顾映秋拒不接受，龙涤波便把信封从门缝中塞了进去。
顾映秋读令后，用电话告诉了龙云。龙云非常气愤，认为既然调职，来一份电报通知就成。杜聿明身为行营下属的将领，竟敢匿令行事，大动干戈，实在是公开叛变的行为。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在杜聿明方面，顾映秋透露的“龙主席不在”一语，经龙涤波报告后，他不由得纳闷起来。龙云别无他处可去，只有可能在五华山。
李宗黄带来的蒋介石致龙云的亲笔信，不久就送到五华山。蒋介石在信中，希望龙云能“早日赴渝，襄赞中枢”！
正是这个时候，包围北较场独立旅的中央军，组织冲锋被击退。独立旅想突围进城，也没有成功。而大东门城楼上的宪兵区队，全体官兵阵亡。
上午10点过后，枪声沉寂下来，双方形成了对峙状态，僵局形成了。
10月3日，杜聿明用防守司令名义发布的《布告》，已经贴在寂无一人的大街上（同一天的《中央日报〉也全文刊出）。他宣布即日起全城戒严，“非持有本部车辆通行证及佩带本部臂章者，不得通行”。听到枪响的市民们，全部躲在家里，不敢外出。所以，这份长达六条的《布告》，此后三天都没有人去看。
软硬兼施逼龙云
逼龙下台，蒋介石采取硬软兼施的两手。除武力逼迫外，也不放弃“和平”。事变发生后，他给杜聿明寄来了亲笔写给由渝返昆的考试院副院长周钟岳和云南省府委员胡瑛的一封信，要求周、胡出面，劝龙云服从调职。胡氏后来亲上五华山、并与杜聿明周旋，在规劝龙云离滇一事中，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为早日结束僵局，战斗停止后的中午，云南财政厅长李培天、教育厅长龚自知、宪兵司令禄国藩，和昆明市长罗佩荣等人，打电话到防守司令部，要求和杜聿明见面，杜聿明把他们接到了岗头村。
李培天等人表示，将劝说龙云，早日赴渝履新，希望市内早日解严。杜聿明则要求来人劝说龙云，三天内离滇。他许诺，先逐步恢复市区通讯。
李培天等获得特许，回城后到五华山谒见龙云，征询他的意见。
龙云认为，没有不办好交代就离开的道理，三天内就走，不行。但同时表示，办理交代期间，行营所属的地方武装，可以听从杜聿明的调遣。
下午4点，禄国藩、罗佩荣再访杜聿明，转达了龙云的意见。龙云不走，杜聿明不能放心。就这样，局势并未缓解，昆明继续戒严。
微妙的情况出现了。龙云深夜从家里被逼上五华山，而且被软困住，他怎么下山呢？另一方面，杜聿明的处境也不妙，贸然把他的上级——前行营主任、现军事参议院院长软困在五华山上，他将如何善其后，如何来解释他发动的武装政变？
杜聿明很有心计，他利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作出了交代。10月4日，该报刊出两则“国民政府令”（中央社重庆三日电）：一是军参院长李济深专任军委会委员，“毋庸再兼军参院长”；一是云南民政厅长陆崇仁“另候任用”。和这两条腾客让位的消息刊出的同时，接着又以“本报讯：十月二日，蒋主席电令杜司令称”的形式，公布了五条中央命令。1.昆明行营、昆明警备司令部、昆明宪兵司令部一律撤消；2.昆明行营主任、陆军总部副总司令，云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龙云，着即免除本兼各职，特任龙云为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3.昆明行营原属独立旅、炮兵团、工兵团、高射炮大队、交通兵大队，着即归昆明防守司令部指挥；4.昆明宪兵司令部原属各宪兵，着即日开往晋宁附近，改编整训；5.昆明市郊及云南各机场守备，统由昆明防守司令部派队接防，与美国空军各司令切取联络。并令所有部队妥为警戒，以防奸宄捣乱！
地方报纸《云南日报》（省政府机关报），同日用二版头条，首次刊登出“国府改组省政府，龙主席竭诚接受。已电呈蒋主席遵令实行，并望地方父老勿相惊扰”为主、副标题的消息，同时刊出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由云龙、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李耀庭和民众团体负责人严燮成等召开紧急会议的新闻，他们议决，代电杜聿明和李宗黄，吁请解严。代电提到：“两日以来，宣布戒严，交通停顿，水米断绝。望本爱护人民之德意，请迅速解严，恢复市区交通，俾人民能安生理。”
结局
云南省主席一职，特任卢汉接替。卢汉没有到任前，蒋介石指定由李宗黄代理。在胡瑛劝说下，10月4日下午4点，李宗黄驱车到五华山会见龙云。次日报载：“双方晤谈甚欢。龙氏表示，对中央意见绝对服从。当即由袁秘书长丕佑，代龙主席赶办交代手续。”
卢汉
同一天下午稍后些时，在越南河内检查受降情况的何应钦，奉命来滇调处，乘飞机到达昆明。他在机场责备前来迎接的杜聿明说：“叫你们不要胡闹！现在闹出事，弄得骑虎难下，又要我来做善后……”
然而，龙云另有想法，不愿意和何应钦通电话，也不愿和他见面。
僵局持续着。龙云难以下山，杜聿明也无计可施。昆明继续戒严，当天下午7点以后，除北门外，其他六门都不准通行。但进出北门，除验看通行证和臂章外，还要对答口令！
10月5日上午，“暂停值岗”两天两夜的云南警察，恢复上街值勤。昆明全城关门闭户，街上冷冷清清，有如一座死城。
下午2点，省市代表十多人征得同意，到五华山看望龙云。《云南日报》次日报道，龙云感谢各界的慰问，说自己“在滇主持军政，均一本拥护统一之旨。此次奉中央电令，赴渝供职，决服从蒋主席到底！”他表示：“日内起程时，望各界切勿铺张欢送。”
下午4点多，行政院长宋子文从重庆飞抵昆明，和龙云进行了较长的晤谈。龙云这才决定次日动身，并通知各机关，“听候李代主席指挥”。
10月6日，李宗黄开始视事。防守司令部接管、点编云南军、宪的工作，也已进入尾声。下午2点半，龙云和宋子文、何应钦、卫立煌等同机离滇飞渝。各界为此组织了欢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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