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语者: 绝对之恶与平庸之恶

来源: 随波逐流WHU    作者: 解晨枫

书名:《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作者: [英] 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    译者: 毛俊杰

导读

什么是“耳语者”？

俄罗斯语言中有两个词代表“耳语者”——第一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私语的人（shepchushchii），第二是指暗地里向政府举报他人言论的举报人（sheptun）。个中的区别起源于斯大林时代，其时，整个苏联社会全由耳语者们组成，或是第一种，或是第二种。

为什么要研究“私人生活”？

大多数关于斯大林时代苏联历史的研究仍与公共领域有关，譬如政治、意识形态、“苏维埃群众”的集体经验。研究中“个人”出现很少，如有涉及也主要是指向当局提出申述的人士。普通老百姓的私人领域，基本上是秘而不宣的。

在处于“冷战”高峰期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斯大林政权在西方的形象，主要以俄国知识分子撰写的“幸存者回忆录”为主，特别是叶夫根尼娅·金兹伯格和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

对于许多幸存者，尤其是矢志于自由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些回忆录确实揭露了真相。但是，它们无法为千百万普通老百姓代言。不少受害者并不同样心怀这种内心的自由或异议。恰恰相反，他们默默接受和内化了该制度的基本价值，尽可能顺从它的公共规则，甚至在犯罪过程中沦为助纣为孽的帮凶。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左图，1899-1980年），苏联女作家，斯大林时代的持不同意见者。其丈夫为苏联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右图，1891-1938年），生前曾因“反革命罪”两次被捕，并遭长年流放，1938年12月27日死于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集中营。

不同于以往的口述历史，《耳语者》引述了数百份家庭档案（包括信件、日记、私人文件、回忆录、照片、实物等），侧重于家庭和个人的内心世界。这些资料组成了一份特殊档案，是斯大林时代私人生活的最大文件汇集之一。

面具生活的开端

“在现实中，这种相互监督……鼓励人们展示自己处处符合苏维埃理想，却把真实的自我藏匿在私人领域的暗处……保密和欺骗已成了不可或缺的生存策略，全新的人格和社会因此浮现。人们学会了戴上面具，扮演苏维埃忠诚公民的角色，回到家中再偷偷遵循自己的生活准则。”

孩子的父亲“古谢夫同志”

1917年10月，当叶丽萨维塔·德拉布金娜在布尔什维克总部见到自己父亲时，竟然都认不出他。上次见面时，她只有5岁，过后不久，父亲便潜入地下活动。12年后的今天，她已把他的模样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他的党内化名——“谢尔盖·古谢夫”，他是负责首都秩序的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驱使叶丽萨维塔走向父亲的是饥饿。她在地下室食堂刚刚吃完午餐，走进来一名身材矮小但肌肉健硕的英俊男子，身着军装，戴夹鼻眼镜，尾随一长列党的干部和赤卫队员，在中央长桌旁坐下。两名士兵向饿坏了的无产者们分发菜汤和粥。对接下来的情景，她回忆道：

突然有人叫他 “古谢夫同志”。我意识到，这一定是我父亲了，想也没想就站起身来，朝拥挤的餐桌挤过去。

“古谢夫同志，我需要你。”他转过身来，显得很疲惫，因睡眠不足而双眼通红。“我在听，同志！” “古谢夫同志，我是你女儿，给我3卢布，我要吃一份午餐。”

也许，他已筋疲力尽，听到的只是我对3个卢布的索求。 “当然，同志。”古谢夫说，探手入口袋，掏出一张绿色的3卢布钞票。我接过钱，向他表示感谢，用它买了另一份午餐。

这一则列宁很喜欢的小故事，在1924年去世之前，他经常叫其时已十分熟悉的叶丽萨维塔·德拉布金娜讲述此事。该故事变成了一个传奇，生动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个人牺牲，以及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

公共生活入侵私人领域

在布尔什维克的乌托邦憧憬中，革命家是“新人”的原型——只为公众利益而活的“集体人格”，认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由这种“新人”组成。布尔什维克认为，与政治领域截然分开的“私人生活”的理念是荒谬的，因为政治影响一切；所谓的“私人生活”，无不与政治有关。所以，私人领域仍应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和控制。

20世纪20年代的布尔什维克理想主义者，将“斯巴达式”生活方式奉若神谕戒律。他们继承了地下工作的禁欲主义，更将之转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做人的原则。俄罗斯社会主义知识阶层，其文化和思想的内核，就是对物质占有的排斥。建立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革命激情，向“庸俗的资产阶级舒适”发起攻击，这两者紧密结合。

“消灭富农”&五年计划

1930年1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定出配额：6万名“恶劣富农”送去劳改营，1.5万名其他“富农”家庭流放去北方、西伯利亚、乌拉尔和哈萨克斯坦。最终将要求剥夺100万“富农”家庭（约600万人）的财产，把他们送去劳改营或“特殊定居地”。

与此同时，五年计划的宣传激发了浪漫的革命热情，他们因此相信，有了布尔什维克，人类的绝对意志可以创造任何奇迹。约有2.5万都市积极分子大军奔赴农村、开展集体化运动，其中的一员回忆：“不断的斗争、斗争，更多的斗争！这就是我们受的教育——没有斗争，就没有成果，这是社会生活的规则。”

根据这好战的世界观，创造一个新社会不但是要与旧社会力量进行一场苦战，而且是不可避免的。革命者将“反富农”的恐怖与乌托邦的信念调和起来，有人震惊于野蛮的暴力，有人憎恨自己扮演的角色，但很清楚自己是在做什么。他们都相信，如果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

举报

苏维埃年轻人意识到如不与有问题的亲人划清界限，反而会危及自己的前途。最重视这种抱负的往往是“富农”和其他苏维埃“敌人”的子女。诗人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出生于“富农”家庭，努力成为年轻诗人。1931年，除了亚历山大，他们一家都被流放，在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进进出出，四处潜逃。由于担心自己的职业生涯，特瓦尔多夫斯基刻意疏远家人。

特瓦尔多夫斯基（左图，1910-1971年），苏联著名诗人，作家。其代表作包括了著名长诗《华西里·焦尔金》（右图，该长诗1946年曾获斯大林奖金）。

1931年，父亲特里凡带上小儿子帕夫立克逃离定居地，前往苏维埃大楼寻找亚历山大，知道他在那里的编辑部工作。他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我知道他来信的内容，但我想：他是我儿子！至少可以帮助帕夫拉西卡（帕夫力克）。一个小男孩，他的亲兄弟，能给他带来什么危害呢？亚历山大出来了。上帝保佑，与儿子见面，怎么会如此担惊受怕的！我在恐慌中看着他，他已长大，修长又帅气！他父亲的儿子！他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我们，然后开口，不是说“你好，爸爸”，而是一句：“你怎么来的？”

“修罗（亚历山大)！我的儿子！我们正在饥饿、疾病、任意处罚中慢慢死去！”我回答。

“那么，你是逃出来的？”他突然问，这似乎不是他自己的声音，他的目光也变得异样，似乎要把握钉在地上。

我保持沉默——我能说什么呢？只能如此了——我只是为帕夫拉希卡感到遗憾，他只是一个小男孩，希望得到哥哥的爱，没有想到如此的结局！

“我只能把你们送回原地，免费。”——这是亚历山大的原话。我知道，进一步的请求或乞求都已无济于事。我只让他等一等，因为我还要去斯托尔波沃镇向朋友讨债，等我回来后，听凭他安排。他显然有些吃惊。

“那好，你走吧。”他说。

午夜时分，警察赶来逮捕特里凡，因为亚历山大已把他出卖。

共用公寓

1915年，前贵族阿列克谢在莫斯科市中心租了一套公寓，同妻子和两个小女儿及保姆一起生活，一直到1926年苏维埃对他实施强行“掺沙子”政策。

最先搬进来的是工人玛法·菲利娜，接着是裁缝瓦西里·卡利亚金一家，最后是老红军尼古拉·沙查诺夫——出身于无产阶级。当沙查诺夫的第二任妻子与她母亲在1936年搬来时，曾仅住三个大人和两个小孩的公寓，已经总共挤满了14个人。他们一起共用走廊、厨房（供两名保姆睡）、厕所和没水的浴室（用作储藏室），唯一可以洗涤的地方是厨房的冷水龙头。

20世纪30年代中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人口中，四分之三住在共用公寓。共用公寓成为一项重要措施，可让国家的监控进入家庭的私人空间。1928年之后，苏维埃愈益加强其“掺沙子”政策，故意让积极分子和忠诚的工人搬进前资产阶级的家庭，以便监视。

私人空间和财产会逐渐消失，家庭生活将为共产党人的友爱和组织所取代，私人生活将受到社区的相互监督和控制。公寓管理制度通过寓长和清洁工，变成了警方监视和控制的基本单位。

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期，内务人民委员会建起了一个秘密举报人的庞大网络，警方举报人遍及每一个工厂、办公室、学校。

“嘘，请用耳语”

在这集体掌控的制度中，共用公寓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居民对邻居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包括平时的作息表、个人习惯、访客和朋友、买了什么、吃了什么、电话（通常位于走廊上）里说了什么、躲在房间里讲了什么。

在20世纪30年代的共用公寓当中，窃听、刺探、举报非常猖獗，大家都受到鼓励，随时提高警觉。缺乏隐私是紧张的最大来源。

共用公寓几乎造就了新型的苏维埃人格。孩子特别同意接受集体价值观和习惯的影响。在共用公寓里，家庭失去了对所抚育的子女的掌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往往不堪一击。

叶丽萨维塔·切奇克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走廊上所有成人一起带大的。我有些玩伴，其父母是非常严厉的布尔什维克。我怕他们，在他们面前会感到不自在。现在回顾，我意识到我在成长过程中一直有不自由的感觉，不敢暴露自己的本性，生怕有人看到，生怕有人有所非议。只有等我回到我自己的房间，没有他人在身旁，才能卸下这份恐惧。”

一位居民回忆道：“要不断努力控制自己，使自己融入其中。这种感觉不同于我所经历的镇压、逮捕、监禁、流放，但在某一方面，却更为糟糕。流放中的人仍能保留自我的意识，我在共用公寓里所感受到的，却是内心自由和个性的全然窒息。我每次走进厨房，受到聚在那里的一小群人的审视，就会感到这种窒息，就要启动自我控制。成为真正的自己，那是绝不可能的。”

“大恐怖”下的私人生活

“大恐怖”的历史背景

1937至1938年，至少130万人因危害国家罪被捕，681692人（可能更多）因“危害国家罪”被处决。在1921年到1940年之间判处死刑的政治犯中，这占了91%。这两年中，古拉格劳改营的人数从1196369人增至1881570人（该数字不包括至少14万死于劳改营的人和数字不详的死于流放途中的人）。遭到处决或监禁的党员有116885人。

“大恐怖”以一系列群众运动的形式席卷整个社会，旨在清洗“反社会分子”和战争时可能的“反苏维埃分子”。到1938年秋季，几乎每一户人家，或自己失去亲人，或认识亲人被押的朋友。

古拉格的俄语简称是“ГУЛАГ”，意为“劳造营管理总局”，是前苏联政府的一个机构，负责管理全国的劳改营。日后成为镇压苏联异见人士的工具，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囚禁。（图片来源于网络）

耳语者的社会

大恐怖让苏维埃人民闭上了嘴，沉默的坚忍是失去朋友和亲戚后的常见反应。家庭逐渐生成了谈话的特殊规则，他们学会运用迂回的语言，以暗示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作家普里谢维恩在1937年的日记中写道，人们变得如此善于隐藏自己发言中的含义，可能会丧失讲真话的能力。

7月10日：莫斯科的处世之道：不能说任何东西，也不能与任何人交谈。行为的奥秘在于：什么也不说，却要悟出某某信息是什么意思，传递该意思的又是谁。你必须铲除“讲心里话”的任何残痕。

人们越来越趋于内向，社会领域不可避免地愈益缩小。普里谢维恩在10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人们完全停止了相互的倾诉衷肠，社会正在变成一个耳语者的社会。随着真实沟通的结束，互不信任蔓延至整个社会。人们戴上公共场合的面具，隐瞒真实的自我。表面上，他们复合苏维埃正确行为的公共规范，内心里，却躲进私人思想的领域，不为公共视觉所穿透。”

沉默的大多数

在大恐怖的高潮时期，苏维埃上班族的五分之一，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举报人。很多人真诚地相信，在大恐怖中写下举报信是在尽苏维埃公民的爱国义务。他们接受关于“间谍”和“敌人”的宣传，主动揭发敌人，即使是自己的朋友。

职业私心和物质奖励，几乎是所有举报人的动力。这些动力往往又以复杂的形式，与政治信仰和恐惧混在一起。在大恐怖时期，事业中的进展必然涉及道德上的妥协。

作家西蒙诺夫在1979年临危时口述的回忆录中，写出苏维埃沉默的大多数在大恐怖中的携手合作：

“让我们直面那个时代吧，你不能原谅的，不但有斯大林，还有你自己。这并不是说，你做了坏事——也许你什么错事也没做，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但你已习惯于邪恶。1937年至1938年发生的事件，现在显得离奇且狠毒，但对当时二十三四岁的你来说，反而成了一种规范，几乎是习以为常。你身处这些事件当中，对一切都装聋作哑。”

广大人民

人们以各种方式来应付内心的疑惑，或予以压制，或加以合理化。许多人对政治事件视而不见。不去想它，便是应付这种疑惑的共同对策——避开所有政治，彻底退到私人生活。

精英家庭的许多孩子受到庇护，对政治事件茫然不知。尼娜的朋友讲述过1937年的一件事，她参加朋友聚会，很晚才回家，又找不到钥匙：

“别无他法，她只好按门铃叫醒父母。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回音，于是她按了第二次。不久，听到脚步声，门打开了，站在面前的是她的父亲。他不像刚刚起床，反倒像刚刚回家，或正要出门，身穿深色的西装、干净的衬衫，配以整齐的领带。看到自己的女儿，他在沉默中注视着她，然后一言未发，打了她一记耳光。”

尼娜认识这位朋友的父亲，他受过良好教育，没有粗暴的倾向。他对深夜敲门的反应，显然基于他对“他们”前来逮捕的恐惧。起初，她的朋友感到震惊：“她自觉委屈，一下子泪水连连，怪罪于父亲。过了一会儿，便将之忘得一干二净。多年之后，她才忆起父亲苍白的脸色、沉默和那记耳光——毫无疑问，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人。她带着极大的痛苦告诉我这个故事，为她自己及整整一代人的不谙世事深感歉疚。”

大恐怖的余波

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的尾声写道：“战争爆发后，真正的恐怖和死亡的威胁，相比于谎言的不人道，反而成了一种福分。它又成了一种解脱，因为它打破了一纸空文的魔咒。”

这一解脱是溢于言表的，人们以战争前不可想象的方式处世行事。他们出于必须，寻回自己的主动性——相互交谈，相互帮助，不再担忧可能的政治危险。从这种自发的活动中，又涌现出了全新的国民意识。出于这个原因，人们以怀旧的心态来回忆战争年代，视之为“充满活力的时期”。

帕斯捷尔纳克（左图，1890-1960年），苏联作家、诗人、翻译家，1957年发表《日瓦戈医生》（右图），并获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因受到苏联文坛的猛烈攻击，被迫拒绝诺贝尔奖。

“1941年的一代”从小就崇拜斯大林，文学史家拉扎尔·拉扎耶夫回忆：“1941至1942年的军事灾难，迫使我们第一次质疑斯大林。战争之前，我们没有任何质疑。我们相信所有关于斯大林的宣传，相信党是正义的化身。但我们在战争第一年所看到的，迫使自己去反思那些被告知的东西，因而开始怀疑自己的信念。”

战争年代，人们认为自己可以有所作为，这种参与感又衍生出公民自由和个人责任。随着公民对新的自由的索求，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人们公开讲述自己亲人的不幸，袒露内心的感受和意见。人们还投入政治辩论：战争的不确定性，包括苏维埃政权的生存与否，消除了他们对谈论政治甚至批评政权的恐惧。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信任愈益增长，帮助塑造了复苏的公民精神和国民意识。这种转变的中心所在，是价值观的根本变化。保卫祖国的公民义务让人们聚在一起，独立于国家的控制，塑造了一套全新的公共态度。

职业官僚的兴起

“通过这些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即尽心尽职的数百万技术专家和低级官员，苏维埃政权趋于常规化，其行为变得官僚化，当初导向大恐怖的革命冲动，逐渐转化成忠心耿耿的专业精英的四平八稳。”

在战争的尾期，人们坚信苏联的生活将有好转。对改革的期望，更强烈的独立意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来自与欧洲的碰撞和西方书籍、电影）……这一切激发了新兴政治团体的振奋和躁动。

然而，斯大林很快排除了政治改革的可能。当时的大背景是愈益紧张的冷战气氛。斯大林呼吁苏维埃人民加强纪律，作出更大牺牲，克服战争的破坏，迎接资本主义制度必将带来的全球冲突。战争结束后，斯大林立即推行新的大清洗。

战后几年受过教育的苏维埃新“中产阶级”得到巩固发展。技术和管理的新专业阶层崛起，在此后数十年内，成为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官员和受益者。创造这个专业阶层是斯大林政权的既定政策。

在苏维埃精英的治理原则中，专业能力已开始取代无产阶级价值。升为管理和技术的精英，他们对制度的认同，与自己的专业身份紧密相连。身为工程师、技术员、经理、计划制订者，自身的专业定义就是要确保苏维埃制度的行之有效，所以欣然接受计划经济和计划社会的合理性。

苏维埃行政官员中最常见的，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主义信徒和积极分子，而是那些野心家，虽然不相信党及其奋斗目标，却认真执行它的各项命令。通过这些尽心尽职的数百万技术专家和低级官员，苏维埃政权趋于常规化，其行为变得官僚化，当初导向大恐怖的革命冲动，逐渐转化成忠心耿耿的专业精英的四平八稳。

在战后，阶级出身和政治热情逐渐让位于外表的遵循和顺应，戴上面具的艺术能耐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曾生活于战后波兰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切斯瓦夫·米沃什认为，人们已习惯于在公共场所故作姿态，开始显得极其自然。

切斯瓦夫•米沃什（左图，1911-2004），波兰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史家，代表作《被禁锢的头脑》（右图，政论集）。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为：“他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

他与自己的角色相识太久，已变得天衣无缝，以至于不再能区分什么是模拟的自我，什么是真实的自我。所以，即使是最亲密的亲友，相互交谈时也会把党的口号信手拈来。在适当的时刻作出适当的反应，已是真正的自动行为……这种规模的表演，在人类历史上非常罕见。

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的年轻专业阶层，从父母身上继承了污点履历的人群中，只有很少人笃信现行制度（与父母辈截然相反），但多数人被迫从中找出一条对策——复杂的战略性游戏，涉及掩饰（自欺）、循规蹈矩和道德妥协。

战后的“小恐怖”大大不同于1937年至1938年的大恐怖。它发生的背景，不是浩劫将临，魂飞魄散的人殊死一搏，愿意以背叛和举报来拯救自己和家人；而是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人的道德情感不再因恐惧而遭受剥夺。实施战后迫害的是职业官僚和行政官员，他们并不一定非得参与其中，还有选择余地。他们满可以像数百万人一样追求自己的职业生涯，但躲避政治责任的陷阱，所损失的最多只是特权和物质奖励。那些无法采取公开立场的人，自有更平静的方式避免参与有悖于自己道德原则的政治决定。

受害者归来

“现在，被捕的人要回来了。两个俄罗斯人，各自注视对方的眼睛。其中一个曾把那些人送去劳改营，另一人则刚刚归来。”诗人阿赫玛托娃以这些词句，预示一场即将上演的变剧。囚犯们从劳改营返回，遭遇当初举报自己的同事、邻居和朋友。

曼德尔施塔姆讲述了一名内务部高级官员的故事。他任职于塔什干城，斯大林死后，便开始领取退休金，但偶尔还会受到传唤，去见侥幸从劳改营归来的前受害者。他实在无法忍受，最后自己上吊而死。

这位内务部官员的自杀受到遮掩，秘而不宣，他在自杀前点了太多官员和举报人的名。但他的女儿，决意要责怪迫使她父亲自杀的人。曼德尔施塔姆指出：

“她的愤怒针对激发这些噩梦的人：‘他们应为办事人设想！当时担任官职的人，并没有发起这些迫害，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

自杀的还有亚历山大·法捷耶夫。他领导下的作家协会，参与了对作家的迫害，法捷耶夫为此而追悔莫及。他在给丘科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我竟是这样一个恶棍。”他尤其对老朋友约翰·奥特曼感到歉疚。法捷耶夫在“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中曾举报奥特曼，后者在1949年入狱时，自己又袖手旁观。奥特曼死后，法捷耶夫沉溺于饮酒买醉。他向一个朋友坦承，他批准逮捕了许多明知无辜的作家。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法捷耶夫（左图，1901-1956），苏联作家，政治人物，曾长期担任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以描绘俄国内战的《毁灭》和卫国战争中的地下抵抗运动的《青年近卫军》（右图）知名。1956年自杀身亡。

1953年，法捷耶夫试图赎罪，他请愿当局释放那些被送去劳改营的作家，呼吁党放松对文化领域的思想控制，但遭到忽略，后来又被撤职。到1956年 ，法捷耶夫已成孤家寡人，在文学知识分子的眼中，只是一个顽固守旧的斯大林分子，其帮助受迫害作家的努力却鲜为人知。开枪自杀之前，即1956年5月13日，他曾写信给中央委员会：

“我看不到有生存下去的可能，因为党领导的傲慢无知，摧毁了我奉献一生的[苏维埃]艺术事业……我们最好的作家，由于当权者对犯罪的默许，已被消灭殆尽，或是在巅峰未至前即已陨折……作为一名作家，我的生命已失去所有的意义。灵魂在这邪恶的生存中遭受恶意、谎言、诽谤的蹂躏。我离开这样的人世，只会感到解放和喜悦。 ”

创伤记忆的绵延

“开口说话对创伤的受害者颇有疗效，而受到压抑的情绪只会延续创伤、愤怒和恐惧。沉默持续得越久，这些受害者越有可能觉得自己已被秘而不宣的记忆围困了，压垮了。坚忍可能有助于人们的生存，但也会使他们被动任命。造就一个坚忍、被动已成规范的社会，就是斯大林的持久成就。”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言谴责了斯大林。“青年男女开始克服内心的恐惧，分享各自的见解、信息、信仰、疑惑。每天晚上，我们聚在狭小的公寓里背诵诗歌，阅读“非官方”文章，交换各自的故事。这一切揭示了我们国家中发生的真实景况。”

然而，即使在1956年之后，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仍过于怯懦，他们对斯大林政权仍记忆犹新，不敢作出公开批评。在城市知识分子当中，开放的交谈可能已成为规范，他们利用解冻来直面大恐怖的历史。但对苏维埃大众来说，对塑造他们生活的力量，一头雾水，一无所知，坚忍和沉默仍是应对过去的常见方式。

再次被捕的威胁导致了1956年之后几十年的噤声。伊娜反思：“我的一生，一直挣扎于这种恐惧之中，总是很怕。”恫吓她的到底是什么，很难说。她解释：“这不是具体的东西，更像是一种自卑，一种模糊的缺陷。”大多数受害者被迫沉寂，坚忍地压抑自己伤痕累累的记忆和情感。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在《科雷马故事》中写道：“人们用遗忘的本事来谋求生存。”

这种坚忍引起众多历史学家的注意。英国历史学家凯瑟琳·梅里戴尔在有关苏俄的死亡和记忆的书中提到，俄罗斯人已习惯于压抑自己的情感，避而不谈身受的苦难——不是无意识的回避（否认），而是有意识的策略或应对机制。

精神病学认为，开口说话对创伤的受害者颇有疗效，而受到压抑的情绪只会延续创伤、愤怒和恐惧。沉默持续得越久，这些受害者越有可能觉得自己已被秘而不宣的记忆围困了，压垮了。坚忍可能有助于人们的生存，但也会使他们被动认命。造就一个坚忍、被动已成规范的社会。

心理分析认为，创伤受害者如能将自己的经验纳入更宏大的叙事中会大有裨益，可从中获得意义和目的。受害者有两个集体叙述来安置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苦难找到某种意义。第一是生存叙述，体现于古拉格前囚犯的回忆录文学，个人痛苦被幸存者的人文精神所超越。第二是苏维埃叙述，个人痛苦在共产主义理想、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苏联的成就中获得救赎。

惊人的悖论

从劳改营归来的人，同样在也斯大林主义的理念中找到了安慰：作为古拉格劳工，他们也为苏维埃经济作出了贡献。他们颂扬自己用双手建造起来的城市。这代表一个惊人的悖论：一个由古拉格囚犯建造和居住的城市，其市民的骄傲，却植根于他们的奴役劳动。

类似的悖论又成了怀念斯大林的基础。研究公众意见的全俄中心，在2005年1月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其结果显示，42%的俄罗斯人希望“像斯大林那样的领袖”重新出现（60岁以上的受访者中，60%支持“新的斯大林”）。

这种怀念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大，在回忆斯大林年代的老人看来，主要与怀旧情绪有关——那是自己传奇般的青春岁月：商品货物琳琅满目；社会秩序良好；他们的生活围绕简单的五年计划的目标运转，并因此被赋予意义；一切都黑白分明，因为有斯大林在动脑筋，大家只需照办。

屈服于这种怀旧的，包括曾占据一定地位的人士——众多的苏维埃官僚、基层工作人员、劳改营狱警、警察、专职司机、铁路职员、工厂和集体农庄的主管、狱长和清洁工，他们回顾当年，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犹如“小斯大林”，沿指挥系统拾级而上，可与这位伟大领袖挂上钩；同时也有普通的公民，他们虽在斯大林政权中没有特别的地位，但自己的生活已与该政权的命运纠缠不清。对斯大林的受害者及其后裔来说，这种怀旧也不陌生。

1939年，当伊拉伊达·法伊韦索维奇4岁时，她来自奥萨的理发师父母双双被捕，被送去古拉格劳改营。她在2003年的采访中也认为，斯大林统治下的生活更好。“人们不会在大街上杀来杀去！那时，晚上出去是很安全的。”

斯大林统治下的生活在精神上更为富足——我们过得更为安宁、愉快。大家都很穷，不在乎物质条件，但有很多乐趣——朋友和家人之间一切都是开放的，一切都是共享的。人们互相帮助，我们相互借宿各自的房间，遇上节日，与大家一起上街庆祝。今天，每一个家庭都只为自己而活。

伊拉伊达说，那时的人对生活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和意义：“我们相信，未来是美好的。我们相信，如果勤勤恳恳地工作，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美好……我们并不奢想自己在创造人间天堂。但我们认为，正在建造的社会足以保证每个人的温饱，只有和平，没有战争……这个信念是真心实意的，它帮助我们坚持下来。这意味着，为了将来，我们全神贯注于我们的学习和工作，无暇顾及物质条件。我们当年在工作中感到的骄傲，要大于今天的。没有信仰的生活是很难过的，我们今天信什么？都没有理想了。”

不过，你实在不能指责这些普通人。面对如此的恐惧记忆与现实的压迫，倘若你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会自我调整。倘若极权主义是建立于个人意义消失之上的，普通个体就要主动忘记构成个人意义的来源——你的家庭传统、你的独立思考、你对未来的想象，你就必须压制这一切。

延伸与思考

“绝对的恶”与“平庸的恶”

在以大恐怖为高潮的年代，人们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暴力机器的压制下，成了权力祭坛上的供品。这种祭祀有两种形式：一是将恐惧与信仰、热爱、私心混杂在一起，争先恐后的举报他人；另一种则是变成“沉默的大多数”，对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麻木不仁。

道德妥协抑或是装聋作哑——这两种怪胎就是极权主义统治“绝对的恶”种下的苦果。任何的形式的思考和质疑都有被极权主义国家机器碾过的可能，最多只能在私人领域的“日记”里极为小心的呈现。造成一个沉默而顺从的民族，这就是斯大林极权主义的持久成就。

阿伦特在如何对待犹太人大屠杀记忆的问题上提出，如果人们对邪恶不那么合作，不那么顺从，那么邪恶是不是还会这么畅行无阻？

费吉斯写道，1956年以后，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斯大林罪行的数百万人，继续过着他们的“正常生活”。他们中有的作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或狱警直接参与其中；其他的作为各地的官僚直接参与。他们大多数人都能逃避内疚，自觉或不自觉地设法忘记自己的过去，借助意识形态或其他虚构的遁词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或是以“不知情”或“只是奉命行事”的理由来申辩自己的无罪。“我的工作没有伤害他人，只是在为政府服务。”

《耳语者》中的苏联历史是以战争为界，划分成两段的：在战争前是令人魂飞魄散的“消灭富农”和大恐怖，在战后则是相对平稳的“小恐怖”，彼时西方的思想潮流已进入知识界。如果说在叶若夫年代，人们因对暴力的恐惧和信仰的虔诚而尽力保护自身利益，为生存下去的可能而妥协，那么战后“恐惧”二字便不能成为为自身的懦弱和道德妥协辩护的理由。

1960年5月11日，以色列情报部门逮捕了前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艾希曼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他负责将300万犹太人遣送到死亡集中营，被称为”死刑执行者”。艾希曼被逮捕后于1961年2月11日在耶路撒冷受审，1962年6月1日被处以绞刑。

汉娜·阿伦特（左图，1906-1975），原籍德国，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著有《极权主义的起源》。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阿道夫·艾希曼(右图，1906年-1962)，纳粹德国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阿伦特认为，艾希曼在大屠杀中犯下了弥天大罪，而他的动机却是极平常的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除了一心向上爬之外，艾希曼确实没有任何动机……用通俗的话来说，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艾希曼的邪恶在于他心甘情愿地参与了极权统治将人变为多余的”伟大事业”，并毫无保留地将体现这种”伟大事业”的法规当作最高的道德命令。从根本上说，他所体现的平庸邪恶指的是无思想甚至无动机地按罪恶统治的法规办事，并因而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责任。正因为艾希曼太“平常”，“因而显得格外可怕……他比想象的更接近地狱的生活”。

联系到《耳语者》，正是苏维埃从普通群众、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乃至高层领导，在面对极权制度的循规蹈矩和犬儒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绝对的恶”的帮凶。他们就是在极权制度中起作用的个人。

在战后，苏维埃的专业精英们为了在社会阶层体系中的攀升，而心甘情愿地执行政权的各种命令并合理化。正是这些“技术”和“官僚”，在极权制度中起了不可或缺的“螺丝钉”作用，使国家机器的运转更为有效。无论是受私心控制，还是缺乏勇气和道德，他们都是这种“平庸的恶”的责任主体。

关于革命

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在《希望反对希望》一书中指出，革命其实是来自某些理念，即所谓不可辨驳的科学真理，为此着魔的人们认为可预见未来，改变历史的进程。其实这是一种宗教，新的信条对建立人间天堂的承诺，取代了另一个世界的回报。为此，人们放弃了对科学真理的任何怀疑。但由于革命对历史进程的改道以及对其阐释权的垄断，血腥的暴力与集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加缪曾说：“我们这几代人，除了革命没有其他信仰，这正是悲剧所在，因为革命即使在取得成功时，也仍然向我们展现出恐怖的一面。……革命既不是目的，也不应该成为信仰的对象，它是服务正义和真理的一种方式。如果革命没有为其目的服务，正如当前显而易见的那样，那么就应该承认并且说出来。” 加缪与萨特曾有一场关于暴力的合理性问题的争论。加缪坚持以反对暴力为基本人道价值的“形而上反抗”，不赞成以未来的名义实行暴力和“历史反抗”。而萨特则指责加缪置身于历史之外，是一个空洞的、实际上不道德的道德主义者。

知识分子与政治

在《耳语者》中，正在创建一个新世界的错觉，导致许多苏联知识分子对政权以进步的名义所犯下的恐怖行径视而不见。正如高尔基从未去过白海运河（由大批苦役犯修建），却相信劳役的救赎功能，称“我们需要更多像索洛维茨基那样的劳改营。”他们以抽象的准则（“不打破鸡蛋壳是无法煎成鸡蛋的”），为大规模逮捕作出辩护。

“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似乎使暴力变得合理化，甚至成为天真的想要创建新世界的知识分子悲剧性的宿命。知识分子在人类社会体系中一直是作为思想自由的化身，然而在这时候，其理性和道德判断竟然脆弱的如此不堪一击。这不禁形成了一个悖论：他们信仰的价值——公共服务让他们与政权合作，成为有社会作用的自由主体，而他们的才华又使得制度之恶的危害更为深重。这一困境应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