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意义(上)

作者: 冯建荣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上，宋朝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朝代。它拥有至今仍令人叹羡的高度的物质文明、至今仍不可企及的峻拔的文化高峰，却又饱受积弱之苦，迭受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大压力，并最终为其所亡。北宋如此，南宋亦是如此。

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34岁的赵匡胤黄袍加身，代周建宋，改元建隆，宋朝历史由此开启。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金军攻陷北宋京城开封。次年（1127）四月，金军俘徽宗、钦宗二帝北去，北宋灭亡。

靖康二年（1127）五月，宋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24岁的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即位，是为高宗，改元建炎，重建赵宋政权，自此至祥兴二年（1279）帝昺蹈海而亡，历时153年，史称南宋。

南宋在历史上曾经饱受争议，甚至非议。现在，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的深入人心、文献研究和考古发掘的持续推进，应该是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的时候了，应该对南宋有一个冷静理性、恰如其分的评价了。

宋高宗赵构

一

南宋为中华留下了无所不包、无上上品的遗产。

第一，政治方面。

南宋一直将今天的杭州作为“行在所”“临安”，即作为行宫所在地、临时安顿处，表明了统治集团不忘收复中原的心愿。

南宋153年历史中，涌现出了洪皓、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爱国志士、杰出军事家。《宋史·忠义列传》中收录的277位爱国志士，大部分是南宋时人。

南宋时期，进一步强化了始于宋初的“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为维护国家统一、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

南宋是中国封建时代思想文化环境最为宽松的时期，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寒门入仕蔚然成风，科举登第者多为平民。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登科的601名进士中，平民出身者占了70%1，使广大的社会精英拥有了人尽其才、脱颖而出的机会，这在客观上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二，经济方面。

农业空前发展。水田、圩田、梯田大规模开垦，田野拓辟，阡陌相望。农技创新，农机改良，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较唐代提高了两三倍，人称“农业革命”2。江浙成为中国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3的谚语和南粮北调的局面。

手工业空前发达。南方成为全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临安、龙泉继越州成为越窑青瓷的后起之秀，包括战船、商船、游船在内的造船业得到了空前发展。

商业空前繁荣。交通四通八达，“市坊合一”的商业格局开始形成，商品交易规模庞大，商业税开始超过农业税成为国家的主要税源。北宋时出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这时已在全国普遍使用。外贸空前兴旺，形成了广州、泉州、临安、明州（今浙江宁波）等20多个通商大港，与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4。2007年12月成功出水的南宋商船“南海一号”，至2019年4月29日，共打捞出各类稀世文物171600件套，其中瓷器158600件套、金器188件套约2.8公斤、银器198件套约300公斤5，足见外贸之盛。

赵构草书天山七绝诗扇面

第三，文化方面。

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大师迭出、群星璀璨，学派林立、各臻其妙，实现了儒、释、道的合流，形成了儒学的新高峰理学思想。

文学艺术空前繁荣。词在北宋基础上达到鼎盛，涌现出了豪放词派最高代表辛弃疾、“易安体”创造者李清照、词坛巨匠陆游等伟大词人；唐圭璋辑《全宋词》中，所收词人籍贯和时代可考者873人，其中南宋646人，占了74%。诗另辟蹊径，与唐双峰并峙。话本小说兴起，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南戏出现，作为元代杂剧的先驱，意味着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成熟。书画艺术鼎盛，除文人外，皇帝后妃、达官贵人中，也多有书画大家。

教育空前发展。书院蓬勃兴起，宋代397所书院中，南宋占了310所6。私塾村校遍及城乡，教育得到普及。

史学空前突破。学者们首次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修史思想。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史学著作中的纪事本末体。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创立了史学著作中的纲目体，而他的《伊洛渊源录》，则开启了记述学术宗派史的学案体先河。所有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难怪史学家邓广铭先生认为：“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两宋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在当时的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7也难怪著名华裔学者刘子健认为：“此后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8更难怪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将宋代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9。

第四，科技方面。

南宋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因而也是中国为世界科技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时期。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在南宋时得到全面、广泛、切实的应用，特别是指南针发展成为罗盘针及其在航海上的应用，预示着航海新时代的来临，为中国由陆上国家向海洋国家转变创造了技术上的条件。南宋出现的管形火器，成了近代枪炮的前身，是世界兵器史上的大事。南宋推广使用活字印刷术，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本活字印本。南宋的造纸业，规模大，品种多，质量高，与印刷业交相辉映，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农业技术领域，《橘录》是我国最早的柑橘专著。《菌谱》是世界上最早的菌类专著。《梅谱》是世界上最早的梅花专著。《全芳备祖》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学辞典，比欧洲早了300多年。陈旉是中国农学史上第一个提出土地利用规划技术的人，他的《农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有关南方农业生产经营方面的专著。

制造技术领域，南宋时发明了“冶铝吹灰法”与“铜合金法”，开始使用焦煤炼铁，比欧洲早了600年，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冶炼水平。丝绸、瓷器的加工制造技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南宋石刻《天文图》

天文、测绘技术领域，现存于浙江杭州碑林的南宋石刻《天文图》，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石刻全天星图。刻于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的《禹迹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是最古老也是最早用网格符号表现比例的地图，代表了宋代地图学的最高成就，现存于陕西西安碑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雕版墨印的《禹贡九州山川之图》，是研究中国古代自然地理区域分布及汉唐地理学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现存苏州市博物馆、成碑于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的石刻《平江图》，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城市规划图，展示了近千年前苏州城的水陆双棋盘式面貌。这些地图测绘成就，其实是南宋失土的焦虑与天下一统愿望的政治展示，是世代不忘天下观念的教化道具。

数学领域，南宋作出了极为辉煌的世界性贡献。秦九韶在《数学九章》中提出的“正负开方术”，与现代求数学方程正根的方法基本一致，比西方早了500多年。著有《详解九章算法》等10余部数学专著的杨辉，是世界上最早研究高阶等差级数的数学家。

医药领域，宋慈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比西方早了350年，标志着中国法医学的正式形成，成了古代官司检验的金科玉律，宋慈因此而被尊为世界法医学鼻祖。南宋时，还诞生了我国第一部成药规范《太平惠民和济局方》，第一具教学、临床用的实物模型腧穴针灸铜人，以及妇科百科全书《妇人大全良方》、儿科百科全书《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与《幼幼新书》。

第五，社会生活方面。

南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保障史、特别是社会救助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中的“荒政”“义仓”“义庄”“养恤”制度，更是在当时对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倡导友善风气起到了现实性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奠基性影响。

以医疗保障为例，朝廷在临安设立了4处熟药所，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改为“太平惠民局”10。宋末元初的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这些药局所售药物只有时价的三分之二，遇疫时免费赠药，药品定期检查，过期销毁。药局还实行轮流值班制，若因失职影响到急诊病人的治疗，当值医官“杖一百”。民间的药坊也十分兴盛，如当时在今杭州惠民路一带有“杨将领药铺”等，在太庙前有“陈妈妈泥面具风药铺、大佛寺疳药铺、保和大师乌梅药铺”11等。与此同时，官府通过相关制度的配套，使成药使用有所普及，便利了民众的疾病治疗，在中国医药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

正是在此基础上的不断探索，才为中国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扎实的实践基础和丰富的历史智慧。

随着城市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宋农民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他们可以较为自由地离土离乡、务工经商。宋前的“重农轻商”政策得以终结，“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12成为共识。

商人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作为城市中非农人口的“坊郭户”，成为法定户名，列籍定等，标志着市民阶层开始作为独立群体，登上历史舞台。

绍兴元宝

第六，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方面。

南宋实现了中国经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转移与路标性意义的伟大转折。一方面，南宋完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使江南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促进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南宋促成了中国经济形态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从内陆型经济向海陆型经济的伟大转折，这实际上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开启了大门。

南宋传播了自己先进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优化了女真、蒙古等中国北部少数民族的文化构成，加速了他们走向文明进步的进程，提升了他们的整体文化水平，从而促进了整个中国民族的大融合、大发展。

南宋确立的程朱理学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主导地位，一直延续了元、明、清三代，时间长达700余年之久。

南宋与北宋立国320年，撇开在西汉与东汉之间有过短暂的新莽时代的汉朝不算，宋朝是中国封建史上立国时间最长的王朝。两宋王朝在“外患”深重的情况下保持了如此长治久安的局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治的加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兴盛与科技的进步。这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极好示范。

汉族与少数民族正是在这种先进与落后、交流与对抗、一统与分裂、和平与战争的对比中，增强了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增进了对中华民族大融合的获得感，增添了对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紧迫感。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有了这种用共和与共荣换来的宝贵经验与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深刻教训，自南宋以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地方严重分裂割据的局面。

第七，世界影响方面。

南宋促进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加速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南宋的儒学文化、理学思想传至东亚及东南亚各国与地区，与他们各自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东亚儒学文化圈，成为东亚与东南亚文明发展的一大奇观。

南宋的对外贸易，使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当时国际贸易的主要通道，使中国在十二三世纪时，成为“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时期”13。

南宋时传到西方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在英国大思想家培根看来，这是“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14，而马克思则更是称之为“这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15。的确如此，这些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经由南宋在应用提升的基础上传到西方后，人类思想由此而感到豁然开朗，世界面貌由此而变得焕然一新了。

二

临安南宋遗址

南宋为杭州奠定了无可替代、无与伦比的基础。

今日的杭州，在远古时期属于于越人的活动区域。作为世界遗产的5300年前的良渚古城遗址，是越人的伟大创造。2500年前，杭州属于越国的辖区。秦汉时期，杭州属于会稽郡。

明代大文人袁宏道在《山阴道》中，通过诗句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六朝以上人，不闻西湖好”；“彼此俱清奇，输他得名早”16。这就是说，六朝以前的人，还没有听说过西湖比山阴道好的；山阴道与钱塘西湖都堪称清奇，但若论驰名先后，则前者远比西湖要早。

即使到了唐代，越州的地位也远在杭州之上。为杭州西湖留下了白堤的白居易，是杭州刺史。而他的好友、大诗人元稹，则是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统辖浙东八州。元稹有“会稽天下本无俦，任取苏杭作辈流”17的诗句，其中的“俦”字，显然是“同辈”的意思。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越州的城市，天下第一；越州的经济，举世无双；越州的人文，全国领先；苏州和杭州只不过是作为配角而已。元稹出生于中原大都会洛阳，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将当时都已经是江南出名的大州的苏州和杭州列在越州之后，固然有为越州的地灵人杰所倾倒的因素，也未免有“屁股指挥脑袋”的嫌疑，但确实也为后人留下了越州在当时处于天下无俦的崇高地位这一重要的史实。

吴越国拥有今浙江和苏南、闽北地区的13个州。由于钱镠是临安人，加上他担任过杭州刺史，于是将杭州定为都城，称西府；又因为越州在当时的现实地位，加上钱镠两次平叛的军功都产生在越州，这是他起家的地方，遂将越州作为陪都，称东府。杭州作为吴越国的都城，其周围城垣达到七十里，“富庶盛于东南”18；与此同时，政治地位也迅速超过绍兴而居首位。经过吴越国的苦心经营与北宋时的发展，杭州的整体地位日渐提升，成为声名远扬的“东南第一州”19。

而南宋将杭州作为事实上的都城，则使杭州真正实现了从蓄势待发、整装待发，到厚积薄发、后来居上的转变。由州府跃升为皇都，使杭州的城市性质与城市能级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接下来的杭州，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甚至是开天辟地的变化。我们完全可以说，南宋为今天的杭州，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历史性基础；我们也完全可以说，没有南宋作为都城，就没有今天杭州的地位。

第一，南宋使临安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一是政治中心。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二月，高宗驻跸杭州，改州治为行宫；七月，升杭州为临安府。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正月，高宗君臣从绍兴移居临安。绍兴八年（1138），宣布临安府为“行在所”，实际上是承认了杭州为事实首都这一现实。元朝末期史臣们编纂的《宋史》，则对此作了直截了当的记载，“是岁，始定都于杭。”20

南宋朝廷从绍兴迁到临安后，经过诸帝举国之力的扩建改建，临安城内布满了宫殿、官衙建筑，特别是以御街（今杭州中山路）为中轴线，周边布局了太庙、三省六部、枢密院、御史台等21。临安由此而成了名副其实的南宋王朝的政治中心。

二是经济中心。作为都城，经济自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临安手工业发达，生产品种有183种之多22。每一种产品都有专门的制造作坊，有的数量达22家之多23。它们分工专业，门类众多，产品丰富，制作精细，特别是丝织、印刷、造纸、制瓷、造船等，规模很大。按照经营者的不同，这些手工作坊可以分为官营和民营两大类，而在官营手工作坊中，则云集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考古发掘的乌龟山官窑遗址24与老虎洞官窑遗址25，分别是文献上记载的南宋时临安先后建设的郊坛下、修内司两座官窑26，它们代表了当时制瓷业的最高水平。还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在惠民路中段距地表深3米处，发现了一处三开间房屋的南宋制药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与制药相关的用品；2005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在白马庙巷西侧，发现了一处南宋制药遗址，出土了制药用的水缸、水槽、石碾子等用具及乌梅核等药材27。临安由此而成了全国规模最大、品类最全、水平最高的手工业生产中心。

与此同时，临安商贾云集，集市遍布，商铺林立，通宵达旦，竟夜不歇。特别是御街（今杭州中山路）沿线，商铺密集分布，成为临安城最为繁华的商业核心区，“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28，“无一家不买卖者”29。临安由此而成了全国最为繁华的商业贸易中心。

三是文化中心。南宋时的临安，群贤毕至，李清照、朱熹、尤袤、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等诸多流芳至今的文化名人，在这里留下了足迹。

临安教育机构众多，分工细致，仅就朝廷直管的教育机构而言，就有全国最高学府太学，也有专门培养军事人才的武学，还有专供皇室子弟读书的宗学，合称“三学”。

临安有当时全国规模最大、印制最精的雕版印刷业，宋版书的精华大多出自这里。

临安的文化娱乐业高度发达，供人闹玩的瓦子，上演百戏的勾栏，以及酒楼、茶坊等，鳞次栉比，昼夜呈现出熙熙攘攘的景象。有文献记载，当时临安城各行当的名艺人有520多人30，上规模、档次高的瓦舍有23座31。

临安文化的兴旺，一方面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壮大与城市生活的活跃，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城市的吸引力与凝聚力。临安由此而成了全国最为繁荣的文化中心。

第二，南宋使临安成为了首屈一指的国际性大都市。

一是从皇宫大内看。作为“行在所”，朝廷对临安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建设。首先是依托凤凰山，围绕馒头山，建设皇城，即宫城、大内，利用自然地形布置宫殿、园囿与亭阁。宫殿因山就势，气势浑成，是中国古代利用自然地形、因势利导组织建筑群的优秀典范。外朝的大庆殿和垂拱殿位于皇城南部，太子宫即东宫位于东部的回峰。一般宫殿、寝殿和后宫在北侧，后苑在西北侧，基本符合“前朝后寝”的皇城惯例。“皇城的四至范围大致是：东起馒头山东麓，西至凤凰山，南临宋城路，北至万松岭路南。”“皇城的东西直线距离最长处约800米，南北直线距离最长处约600米，呈不规则长方形，面积近50万平方米。”32

二是从城垣体系看。在建皇城的同时，朝廷开展了对外城即罗城的大规模改造建设。经过100多年的精心营造，形成了完整的城垣体系：北城墙，东起东河坝子桥，沿环城北路至环城西路；西城墙，从环城北路经环城西路沿河、白沙路、湖滨路、南山路至万松岭附近，向南凤凰山山脊、将台山延伸；南城墙，从将台山南经桃花关、冷水峪、包家山，在嘉会门即凤凰山东与凤凰山脚路交界处，转入平地；东城墙，北起坝子桥，经沧河下、岳家湾、东青巷、直大方伯、金鸡岭、城头巷、直吉祥巷沿河及金钗袋巷一线，至凤山路折向西南与嘉会门连接33。

值得借鉴的是，这些城墙的修筑，都采用了尊重自然、因地制宜、节约成本、不搞铺张的原则。如南城墙经过凤凰山，因基础为岩石，处理就相对简单。内外两侧包砖，中间为含小石子的山地泥土。又如西城墙，因临近西湖，土质松软，就采用了挖基槽、打木桩、填碎石等基础作业法，城墙主体则用含碎石的夯土分层夯筑，两侧底部用规整的大石块砌筑加固。

为了防御工作的需要，这些城墙十分的高大。文献上记载，“诸城壁各高三丈余，横阔丈余”34。这样的城垣，实在称得上是气势磅礴、蔚为壮观的了。

在修筑城墙的同时，还有规划地修建了城门。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增筑东南外城，有城门十三座，另有水门五座35。“其诸门内便门、东青、艮山皆瓮城。水门皆平屋，其余旱门皆造楼阁。”36这就既发挥了城墙的屏障作用，又方便了城市的交通与市民的生产生活。

我们从临安城墙的选址布局、设计施工与城门的安排布置、功能考虑中可以想象，这座一千年前的城市，规划有多么的科学，规模有多么的庞大。

三是从功能建筑看。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城内相关功能性建筑的情况。以临安府治为例，2000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上城区河坊街荷花池头地区旧城改造，对府治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发掘880平方米，发现了南宋临安府治诵读书院的亭堂、西厢房、庭院、天井、水井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瓷器、石器等制成的建筑构件、生活用具、练兵器材以及红木仕女、铜钱等，还发现了清、明、元、南宋时期的地层叠压关系。这一考古发掘，至少有两点非同寻常的意义。

其一，与文献互证了府治的辉煌。根据宋度宗咸淳《临安志》府治总图等记载，南宋临安府治的东、南两面均以刘福沟为界（即今杭州之劳动路、河坊街），西南至西城边（即今杭州之南山路），北与府学为邻（即今杭州之三衙前），占地面积超过百亩。从州桥进入府治大门，设有正厅、简乐堂、见廉堂、中和堂、有美堂、清明轩、诵读书院等数十座大型建筑，治内还建有牡丹亭、竹山阁等亭台楼阁。这次发掘的诵读书院厅堂，虽非治内主体建筑，但从其所用官式作法，以及规模之宏大、用材之讲究、营技之高超看，完全可以想见临安府治当年是何等的辉煌壮观。

其二，南宋临安府治历元、明、清三朝，未曾易址，前后达780年之久，实为全国罕见，这又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当年府治选址、规模、设计、建设的科学合理。难怪这一遗址被评为“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四是从城市人口看。南宋后期，临安府的人口达到了150-160万人，而此时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威尼斯才只有10万人。即使到了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巴黎、伦敦的人口也不过4-6万人37。至于十二世纪的美洲和澳洲则尚未被外部世界发现，欧洲现有的主要国家尚未完全形成，基辅大公国（今俄罗斯）才刚刚形成38。“仅从城市人口规模看，800年前的杭州就已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大城市”39。

“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足见杭城繁盛矣。”40我们完全可从城市的繁华、外贸的发达、科技的领先、文化的兴旺与人口的众多等当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南宋时的临安，是首屈一指的全国性大都市，独占鳌头的国际性大都市。

第三，南宋使临安成为了一座善于融合融化、拥有美食美味、令人悠然怡然、能享精致雅致的利居利游之城。

南宋时的临安城，南北人口和谐相处，南北语言融汇一体，南北饮食交相辉映，实现了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宋理宗咸淳（1265-1274）年间，临安所属九县在籍的“主客户三十九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口一百二十四万七百六十”41，这其中包括了官吏、士人、商贾、工匠、僧道、艺人、流民等大批南迁的人口。朝廷对流民生活较为重视，在府城内外设立了20多个接待处，专门负责从各地来的流民的接待安置工作。由于社保体系较为健全，这些流动人口与当地人口得到了较好的融合。

在100多年的和平相处中，北方话逐渐融合到越中方言之中，从而形成了南北交融的“南宋官话”，并一直流传延续到了今天。“越中方言受到了北方话的影响，明显地反映在今日带有‘官话’色彩的杭州话里。”42

不仅仅是语言的交融，自南宋起，杭州人的饮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以稻米为主食，发展到了米、面皆食，并且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杭邦菜系”。“‘南料北烹’美食佳肴，结合西湖文采，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杭邦菜系，而成为中国古代菜肴的一个新的高峰。”43丰富多样的美味佳肴，致使杭州人成了“吃客”，形成了追求美食美味的饮食之风。

南宋时的临安，有山有水，山清水秀。得益于隋、唐、吴越国和北宋时打下的基础，西湖已成为城市的璀璨明珠。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加上作为南宋首都后的锦上添花，使这座城市成了令人悠然怡然的好地方。

南宋时的临安，从皇宫寺观、园林别墅到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无不体现了江南独特的精致；而丝绸、瓷器、扇子、剪刀、雨伞等，更是体现了江南独有的雅致。

南宋时临安，由此而成了一座利居利游之城。人们一直将宜居宜游，作为一座城市环境的标志。其实，这是一个底线的标准。一座城市，如果仅仅适宜居住与旅游，是远远不够的。利居利游，才是城市环境的最高境界。这一点，南宋时的临安已经做到了。那时的临安人，注重劳逸结合，讲究生活品质，欣赏湖山风光，享受闲情逸致，在辛劳之余，不忘吃喝游乐、琴棋书画、花鸟虫鱼。以中秋为例，“此夜天街卖买，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44“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45一直以来，人们总以为这首诗是在批评南宋统治者的偏安江南，不思进取。其实，这首诗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临安的城市风貌、城市风情与城市风尚。

三

南宋为绍兴增添了无以复加、无可企及的荣光。

这种荣光，不仅仅是使绍兴拥有了一个好名字，而且还在于为绍兴的城市、经济、水利、文化等留下了受惠至今的丰厚遗产。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寰宇罕觏、熠熠生辉的名字。

第一，绍兴是一座城址未变、城名多变的城市。

关于绍兴城市的发展变迁，我曾在为邹志方先生编著的《唐宋诗人咏龙山》所作的序言中，写过这么一段话：“夫越之所以闻天下者，由是城也。周敬王三十年（前490），越王句践择今之绍兴龙山东南麓，筑城立都。汉永和五年（140），马守筑湖，水城桥都，始成雏形。两晋之际，成‘海内巨邑’，如‘昔之关中’。隋时，越国公杨素重修越城而定枢局。宋高宗陪都越州，升州为府，赐名绍兴。元为路，明清为府。其间几经分合易复，而城池之基，未尝移也，乡贤陈桥驿公叹谓江南独绝，举国罕觏。”46

从大越到山阴、从句践小城到山阴大城、从会稽郡城到越州州城、再到绍兴，城市的名称一直处于变化当中。惟绍兴之名，一直使用至今，已拥有了这座2510年历史古城三分之一多的时间。

第二，绍兴名字的由来。

绍兴之名，始于1131年，是由南宋的第一位皇帝宋高宗赵构赐予的。这里不妨就此作些具体的介绍。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赵构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后，在金兵的追击下，辗转各地，同年十一月南下暂住扬州。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金军逼近扬州，宋高宗仓促渡江，经建康（今江苏南京）、杭州，于十月抵达越州，居州廨，百司分寓。这是宋高宗第一次到越州。

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初五，由于金兵穷追不舍，宋高宗继续东行，由越州至明州（今浙江宁波），又由明州登船入海，流转于温州、台州海上，直至金兵追去，才在温州登岸。建炎四年（1130）四月十六日，宋高宗自明州次余姚，因海舟大不能进，易小舟北返越州，驻跸州治。这是宋高宗第二次到越州。

建炎五年（1131）正月初一，宋高宗在越州大赦、改元，敕曰：“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爰因正岁，肇易嘉名，发涣号于治朝，霈鸿恩于寰宇，其建炎五年，可改为绍兴元年（1131）。”47同年十月十一日，宋高宗仿效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巡幸梁州，改梁州为兴元府故事，升越州为绍兴府，并赐额“大都督绍兴府”。绍兴之名由此而始。

绍兴二年（1132）正月初十，宋高宗君臣一行从绍兴出发，经钱清、萧山抵临安。自建炎四年（1130）四月十六日至此，宋高宗驻跸越州一年零八个月。而如果从建炎三年（1129）十月算起至此，则宋高宗驻跸越州的时间，长达两年零两个月之久。不管是一年零八个月还是两年零两个月，绍兴都是仅次于临安府的南宋作为“行在”时间最长的地方。

第三，绍兴名字的意蕴。

绍兴的“绍”，是接续、继承的意思。“绍，继也。”48“绍庭上下。”49“弗念厥绍。”50“使寡君之绍续昆裔。”51“不绍叶公之名，而使之悦近而来远。”52“以此绍殷，是以乱易暴也。”53“绍复先王之大业。”54这些里边的“绍”，讲的都是这个意思。

绍兴的“兴”，是兴盛、兴旺的意思。“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55“稽其成败兴坏之纪。”56“兴复汉室。”57“汉室可兴。”58“天宝定尔，以莫不兴。”59这些里边的“兴”，讲的都是这个意思。

“绍兴”两个字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汉语词汇，正是承继前业、振兴昌盛之意。但这个词并非宋高宗首创，而是早已有之。如“赖先帝大惠，绍兴其后。”60“融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绍兴家业。”61“其间明圣相因，忧乱继作，未有不委用贤士，亲近正人，而能绍兴其徽烈者也。”62

承前业而壮大之，开未来而兴昌之。由此看来，“绍兴”实在是一个含义极好、意蕴深厚的词汇。宋高宗将其作为自己的年号，想要表明的，正是“绍祚中兴”——继承大宋江山、复兴大宋伟业的政治愿景，“是有望于北方土地的收复”63的美好愿望。而他升越州为府，并将自己这一意味深长的年号赐给这新近升格之府，也足以表明他对绍兴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殊为殷切的期望，毕竟这里是大宋江山星星之火的保存之地，更是他死里逃生、转危为安的救命之地。

不管怎么说，这个有着良好生态、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地方，从1131年开始，有了一个寓意深远、如意吉祥、名副其实的新名字——绍兴，并且一直叫了近千年。仅从这一点而言，绍兴人是不应该忘记宋高宗的。数往而知来。现在，应该是绍兴人赋予这座城市、这个名字以新的意蕴的时候了，那就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自己新的更大的贡献。

四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天下独绝、辉耀至今的城市。

第一，南宋时的绍兴政治地位高。

一方面，宋高宗于建炎三年（1129）十月，首次抵越州。后虽于十二月至次年三月流转于明州、温州、台州，但大兵营仍在越州。建炎四年（1130）四月至绍兴二年（1132）正月，宋高宗一直驻跸于绍兴。因此，这段时间，绍兴是事实上的南宋首都。

另一方面，宋高宗于绍兴元年（1131）十月升越州为绍兴府，更是对绍兴城市的性质及其功能定位，作出了制度上的安排，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绍兴的政治地位。南宋时，将地方最高行政单位划分为十五个路，其中的浙东路共辖绍兴、婺州、明州、温州、台州、处州、衢州等七个府、州，而绍兴是路一级军事机构帅府和浙东转运使司、浙东提点刑狱司、浙东提举常平司等路级官署的所在地。朱熹便是于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到绍兴出任浙东提举常平的。将这样的制度安排与将皇陵建在这里等举措结合来分析，可以认为，绍兴是事实上的南宋陪都。

由此可见，南宋时的绍兴，其政治地位明显高于其他州、府，仅次于首都临安。

始于南宋的绍兴石门槛

第二，南宋时的绍兴城市规模大。绍兴石门槛

一方面，是空间的迅速扩大。从城墙角度看，南宋时“罗城周回二十四里步二百五十”64“子城周十里”65。而更为重要的是，南宋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大，已不再局限于城墙的外移，而是突破了城墙的局限，向城墙外扩展，使传统意义上的城郊成了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绍兴城市发展形态的历史性转折，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也具有很大的意义。

另一方面，是与城市空间扩大相伴而来的人口的迅速增加。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山阴、会稽在籍的户为72112，丁为88008，不成丁为3014566。若按每户5人、两县人口有一半在县治所在的府城计，则府城人口当为近20万。而若按男女性别为1:1、两县人口有一半在县治所在的府城计，则府城人口当在23万多。将这两种情况兼顾起来，府城人口当在20万左右。另外，如再加上各类官员及其家属、驻军、宋室宗亲以及各类流动性常住人口，府城总人口当在30万左右。

第三，南宋时的绍兴城市布局优。

绍兴这座城市，如果说句践奠定了城址基础、杨素奠定了城廓基础的话，那么汪纲则是奠定了城网基础。汪纲不仅是位敢于任事的好官，而且还是位善于干事的能吏。一个地方有这样的好官能吏，实在是百姓之福。汪纲在任绍兴知府的8年间，颇多惠政，特别是在城市建设方面，做了三件功在当时、利泽今朝的大好事。

一是修筑城墙城门。在宋仁宗皇祐（1049-1054）间知州王逵、徽宗宣和（1119-1125）间守将刘显忠以及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知府吴格修筑城墙的基础上，汪纲于嘉定十六年（1223）又对城墙与城门进行了系统的缮治，设城东五云门、城东南稽山门、城西迎恩门、城西南常喜门、城南植利门、城北三江门等7处陆路城门，城东都泗门、城东南东郭门2处水门。至此，绍兴城墙城门相对固定了下来。

二是修缮街衢街河。针对居民增加、业态繁杂、违建占路、泥路难行、交通混乱、河道堵塞等问题，开展了大规模的建设、改造与整治。“计置工石，所至缮砌”，城内“坦夷如砥，井里嘉叹”67；同时，对与台州、明州往来的要道斜桥坊街路，也“命伐石甃砌，二州往来者甚便之”68。从此，绍兴城区的主要街道与对外道路的路面，由泥质改成了砖石铺设，这是绍兴城市的一大历史性变化。河道的保护治理，历来是绍兴这座水城的一项要务。汪纲采取的办法是，“浚治其湮塞，整齐其嵚崎，除閧（通‘巷’）陌之秽污，复河渠之便利，道涂堤岸以至桥梁，靡不加葺。”69如此大的工程，由于“经画有条”，不但整个实施过程“役且无扰”，而且实现了“悠久惠利”70的目的，真是难能可贵、值得借鉴的。

三是优化街厢街坊。嘉定十七年（1224），汪纲在前面两项工作的基础上，顺时应势，乘势而为，对府城的街区进行了重新的调整、优化，将城区划分为5厢96坊71，其中会稽县界设第一、第二厢，分别统辖21坊、19坊。山阴县界设第三、四、五厢，分别统辖31坊、20坊、5坊。这一调整的历史性意义，在于它顺应了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工商业不断发展对城市的建设与管理提出的客观要求，突破了坊与市的传统分隔与封闭，形成了崭新的、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坊巷格局，坊成了开放性的基层街区，厢则成了由一定数量的坊巷和街道组成的较大范围的街区。通过这一轮全面系统的改造建设，绍兴城内的街衢布局、河道布局、坊厢布局，大体都已定局，从此直到清末以至中华民国，都没有大的变化。即使到了今天，绍兴古城内的历史街区、残留河道、沿用地名都还有汪纲时的痕迹。难怪人们又将绍兴这座城市称之为“宋城”。汪纲所为，进一步巩固了绍兴作为京畿重镇、南宋陪都的地位。他的城建城管理念与举措，值得好好借鉴；他为绍兴作出的历史贡献，值得永远记取。

对于这样一座城市，时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客观的评价。南宋初，朝廷宣布了40个“大邑”，绍兴名列其中，位居前列72。大名臣、大文豪王十朋在府山上鸟瞰全城，发出了“栋宇峥嵘，舟车傍午，壮百雉之巍垣，镇六州而开府”73的感叹。先贤陆游更是以家乡为自豪，称“今天下巨镇，唯金陵与会稽耳，荆、扬、梁、益、潭、广，皆莫敢望也。”74我们从这些肯定与评价中，完全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非同一般。

五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空前兴盛、遗惠至今的农业。

第一，粮食生产空前发展。

农为本，食为天，这是中国古代人们早已得出的结论，南宋时期绍兴更是在这方面发挥到了极致。

一是田地大量垦拓。南宋时的绍兴，与临安、苏州等地一样，移民很多，“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75陆游称自己“少时犹及见赵、魏、秦、晋、齐、鲁士大夫之渡江者”76。移民的人口比例估计至少也有百分之五十左右。77这样的结果，是人多地少矛盾的加剧，并进而使田地的垦拓成为必然。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河湖。南宋初，鉴湖被“占湖为田盖二千三百余顷”78；至南宋中期，湖面围垦殆尽，“填淤益狭，所余仅一衣带水耳”79。上虞“夏盖湖改为田者一百三十二公顷二十四亩”80。诸暨七十二湖皆“人占以为田”81。

围湖造田，其实是只顾眼前的得不偿失之举。大自然马上对此作出了反应，进行了报复，突出地表现为旱涝等自然灾害频次的加密与程度的加剧。为了改变这一被动局面，在贤牧良守和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复湖一直是南宋时绍兴水利建设的一件大事。

与围湖垦田不同，值得大加肯定的是，海涂的改造利用得到了加强。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府属余姚知县施宿募民修筑海塘，“经营海涂，开垦旷土。总之得田千六百亩有奇”82。这就表明，利用自然滩涂，进行围涂垦田，已经摆到了官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二是农具极大改良。唐时出现的曲辕犁，以及有“辟荒刀”之誉的犁刀、人力型多用途工具铁搭、用于推荡禾苗草泥的耘荡、扯秧工具秧马等新型农具广泛应用，使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三是生产精耕细作。秋冬时“即再三深耕之，俾霜雪冻冱，土壤苏碎”；开春时，“再耕耙转，以粪壅之”83。传统的农业生产的三大环节——春耕备耕、夏收夏种、秋收冬种，南宋时的人们已经熟练地把握了。

四是水稻品种丰富。府属会稽、山阴两县所种植的水稻有56个品种84，早、中、晚一应俱全，籼、粳、糯应有尽有。

五是产量不断提高。会稽等县的稻作，亩产米在两石左右8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倍以上86。

六是麦类广泛种植。这与北方移民多、消费需求大、产出收益高、朝廷鼓励支持87等密切相关。所种作物包括大麦、小麦、荞麦三大类，每类又有很多具体品种，如大麦中有“堪作酒”的红黏糯88等。

七是杂粮名目繁多。主要有穄，即北方所说的稷，山乡高地多有栽种。粟，分早粟、晚粟、糯粟、木粟等数十种。豆，即北方所说的菽，既有一年一熟的蚕豆、红豆等，又有一年三熟的乌豆、青豆等89。

八是复种指数提高。稻麦轮作的一年两熟制已经普及，“稻麦轮作的基础上进而出现一年三熟的情况也是可能的”90。

第二，经济作物空前兴旺。

作为粮食生产之外的家庭副业，以经济作物种植和水产、畜禽养殖为代表的多种经营，在南宋时的绍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里商品经济的先行一步与活跃程度。

一是桑麻种植规模庞大。在大面积种植的同时，用途也得到了拓展。“柘，越中多有之。非但叶可供蚕事，其木文（通“纹”）理缜密而黄色可爱，堪为器具”91。“山后布，颇有名……其初缉麻为缕”；“强口布，以麻为之”92。陆游诗中对此也多有描述：如“郁郁桑连村”93、“郁郁桑麻区”94、“桑麻郁千里”95、“桑麻满野陂水深”96、“千里桑麻无旷土”97、“夹路桑麻行不尽”98、“桑麻无际岁时丰”99等。

二是茶叶遍植各具特色。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而绍兴是中国产茶最早的地区之一。绍兴产茶始于东汉，至南宋时，已遍及各县，且出现了规模化、园区化的趋势。日铸茶、卧龙茶、丁堄茶、高坞茶、剡茶等，在当时都已是名茶。其中日铸茶居于第一，最为有名。“日铸岭……产茶奇绝，故谓之日铸。《青箱记》亦云：‘越州日铸茶，为江南第一。’”“今会稽产茶极多，佳品惟卧龙一种，得名甚盛，几与日铸相亚”，“其次则天衣山之丁堄茶，陶宴岭之高坞茶（一曰金家岙茶），秦望山之小朵茶，东土乡之雁路茶，会稽山之茶山茶，兰亭之花坞茶，诸暨之石笕茶，余姚之化安瀑布茶。”100

三是果蔬种植成片成园。水果有葡萄、樱桃、枇杷、瓜、栗、梅、橘、柚、橙、桃、梨、梅等数十种。蔬菜有韭、葱、苋、芹、姜等数十种101。有的种植已有相当规模，出现了具有专业化经营特点的园区。

四是花卉种养蔚然成风。主要有水仙、荷花、菖蒲、栀子、牡丹、杜鹃花、凌霄花等。山阴县的荷花及其莲藕、莲子有八个品种，兼具观赏、食用等多重功能。特别是夏日的夜晚，信步成片的植荷区域，香风拂面，心旷神怡，如入一尘不染的一方净土。“山阴荷最盛，其别曰大红荷、小红荷、绯荷、白莲、青莲、黄莲、千叶红莲、千叶白莲。大红荷多藕，小红荷多实，白莲藕最甘脆多液，千叶莲皆不实，但以为玩耳……夏夜香风率一二十里不绝，非尘境也。”102

今人以为时尚的菖蒲，早在南宋时就已十分流行。“昌（通“菖”）蒲，今会稽有一种……今人多以拳石或沙中种之，为几案之玩……此物种之易茂，但须岁一移种”103。

种花弄草的流行，说明了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生活品质的提升，是社会新风的反映。

五是药材种植日趋活跃。主要有秋菊、玉芝、忍冬、刘寄奴等。“会稽昌安门内朱通直庄，有佳菊数十种。”104“玉芝，出陶宴岭……日三枚，可以辟谷，令人精神旺而力不衰，盖仙药也。”105“忍冬，出秦望山、鹅鼻山、三山及镜湖中水涯……治疽疮，解百毒，有奇效。”106“刘寄奴，治金疮……今乡民每腹痛，辄煮饮其汁，亦多验。”107

南宋时绍兴的药材，不仅种类多、疗效好，而且还出现了园圃化种植、药圃化经营的趋势。陆游诗中多处提到药圃：“僧招行药圃”108、“引泉浇药圃”109、“柴门药圃西”110、“药圃幽寻芒屦湿”111、“药圃按行新蔓绿”112、“一脉泉通浇药圃”113。他还专门作《药圃》五言律诗，里面写到了玉芝等数种药材。陆游活了86岁，这与他对家乡越医越药的了解、相信与应用是分不开的。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医中药，堪称精华。而越医越药，无疑是中医中药百花园里一朵璀璨夺目、光彩耀眼的奇葩。历史上，越人寿命较长，越地名人辈出，无疑有着越医越药的一大贡献。

鉴湖捕鱼

第三，水产畜禽空前兴盛。

一方面，是水产经营面广量大。南宋时，水乡绍兴的水产业得到空前发展。鱼类中，有鲻、鲈、鲤、鲫等数十种114，既有在天然水域捕捞的，也有继承发扬范蠡在越地的首创精神，创新技术，搞人工养殖的。陆游诗中多有对渔民夜里捕鱼情景的描写：“行人畏虎少晨起，舟子捕鱼多夜归”115、“斜阳收尽暮烟青，嫋嫋渔歌起远汀”116。

养鱼的经济效益十分可观，有的达到了相当的养殖规模。“会稽诸暨以南，大家多凿池养鱼为业，每春初，江州有贩鱼苗者，买放池中，辄以万计。方为鱼苗时，饲以粉；稍大，饲以糠糟；久则饲以草。明年卖以输田赋，至数十百缗。其间多鳙、鲢、鲤、青鱼而已。池有仅数十亩者，旁筑亭榭临之，水光浩渺，鸥鹭、䴔䴖之属自至，植以莲芡、菰蒲、拒霜，如图画然，过者为之踌躇。”117以鱼苗数量之多、鱼类品种之丰、饲养技术之高、经济效益之好、鱼池面积之大、配套环境之佳来看，这已经俨然就是一家实力雄厚的养鱼大户、功能多样的渔业园区了。

除渔业外，水生植物的种植也很发达，主要种类有藕、芡、菱、菰菜等118，有的种植规模也是相当的大。“越人谓六七月间藕最佳，谓之花下藕……其梢纤细者可和芥为葅，至美。”119菰菜即茭白，“今谓之茭首，盖茭心生苔，至秋如小儿臂，其白如藕，而软美异常”；芡，俗称鸡米，“今山阴梅市鸡头最盛，有一户种及十八里者。”120我们从这些规模化的水产养殖与种植业中，看到了南宋时绍兴发达的商品经济。

另一方面，是畜禽饲养品种多样。主要品种有鸡、鸭、鹅、兔、猪、狗、牛、羊等，我们可以从陆游诗中感受到畜禽品种的多样与饲养规模的庞大。“丰年留客足鸡豚”121、“陂放万头鸭”122、“丰岁鸡豚贱”123、“荒陂船护鸭”124、“儿童牧鹅鸭”125、“群鸡暮还家”126。陆游还专门作过《牧羊歌》，对牧羊的注意事项作出了科学的说明，对羊群的漫坡遍野进行了生动的描写。羊类的大量饲养，显然是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下直接相关的。

不仅如此，南宋时的绍兴各地，甚至还生产出了风味特佳的酥酪，供人们享用。酥酪“今南方亦皆作，而会稽者尤佳，会稽诸邑又推诸暨为冠。盖吴中酥虽绝多，大抵味淡不可与会稽班也。”127显而易见，绍兴的酥酪展现出了量少味浓、后来居上的优势。同时，这也表明了南北人口交融后，绍兴人饮食习惯的明显变化与商品意识的明显增强。

六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空前发达、特色鲜明的工业。

南宋时，源于绍兴的越窑青瓷，在诸多原因的交互作用下，已经衰落128。取而代之的，是同样具有明显地域标志性的丝织、茶叶、造纸、酿酒四大手工业的空前发达。

第一，丝织业空前发达。

特点之一，是产量大。得益于大规模的桑树种植、蚕桑养殖和蚕丝生产，丝织品产量大幅度增加。仅以和买为例，南宋初高达几十万匹，后因绍兴百姓负担实在太重，才逐渐减少。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累减如此，其数尚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八匹”129。宋孝宗淳熙（1174—1189）中，“浙东七州，岁发和买二十八万匹，绍兴一府独当一路之半”130，即14万匹。至“淳熙十六年（1189）八月二十三日，又特减四万四千二百八十四匹三丈六尺七寸，遂以一十万匹为额”131，至此才减至10万匹。然马上就又增加了。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绍兴府仅夏秋两税和以和买名义征收的丝织品就有21万余匹，另征绵税41万多两，其中绸8601匹、绢99809匹、小绫2500匹、和买10万匹132。有学者研究估算，宋代每年上缴朝廷的绸缎多时达355万匹，其中绍兴60万余匹，占17%，若加上当地消费和民间销售，则绍兴的总产量当在百万匹以上133。

特点之二，是技术新。宋高宗皇后吴氏命宫廷画师根据《耕织图》摹绘的《蚕织图》，反映了绍兴等浙东地区丝织业的最新技术，表明了作为我国古代传统手工缫丝机革新最高成就的脚踏缫车已基本定型、普遍使用，证明了以提高经丝强度为目的的过糊工具、缫丝工序已经出现134。织造技术的革新、进步，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为产品质量的提高提供了保障。

特点之三，是品质优。越罗、越绫、绉纱、茧布、绢等，都是绍兴所产丝织品中的上品。越罗在唐代就已很有名气，至南宋更是锦上添花，“近时翻出新制，如万寿藤、七宝火齐珠、双凤绶带纹，皆隐起而肤理尤莹洁精致，宝街不足言矣。”135剡县所产之绫，最是有名。“陵，今出于剡县……惟樗蒲绫最盛。”136剡县产的绉纱，极为精致，殊为难求，连当地人都很难经常买到。“剡出绉纱尤精，其绝品以为暑中燕服，如絓中雪。然虽剡之居人，亦不能常得也。”137诸暨产的茧布，其实是一种利用丝织成的绵绸，十分精致。“今诸暨之俗，絍缉茧绪，纤如丝缕，织之成匹，盖状似絁而缜密过之，虽名为布，其实帛也。”138诸暨产的绢，不仅为当地人喜欢，还远销杭州等地。“绢……今出于诸暨者，曰花山，曰同山，曰板桥，其轻匀最宜春服，邦人珍之。或贩鬻，颇至杭而止，以故声亦不远也。”139

第二，制茶业空前发达。

在大面积种植的基础上，茶叶的加工技术得到不断的改进，产品质量得到不断的提升，对外影响得到不断的扩大，其中的日铸茶成了朝廷贡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时绍兴的茶叶加工，改蒸青法为炒青法，改团茶为散茶，改碾碎煮为全叶泡，完成了中国制茶、饮茶史上的一场革命。陆游生长于茶乡绍兴，晚年又回乡生活，还担任过与茶叶管理相关的职务，对茶叶既熟悉又有感情。他写了300多首茶诗，占了其全部存诗的三十分之一，成了中国历代诗人中写茶诗最多的一位。他在诗中反复表达的一个愿望，是学习先祖陆羽，成为茶神。他曾对家乡的这种制茶、饮茶法作过具体而细致的描述：“日铸则越茶矣，不团不饼，而曰炒青，曰苍鹰爪，则撮泡矣。”140

日铸茶正是因为良好的生长环境、科学的加工方法，而成为当时全国茶叶中的佼佼者的。正如时人高似孙所说的那样：“会稽山茶，以日铸名天下。”141高似孙（1158—1231）主要生活于南宋孝宗、光宗、宁宗时，曾在会稽县做过官，又自称“如其精核，俟剡人”142，晚年家于越，为剡县县令史安之作《剡录》。所以，他对当时绍兴的茶叶情况，应该是了解的；他下的这个结论，应该是可信的。

日铸茶山

第三，造纸业空前发达。

越地的造纸业，早在六朝时就已有名。唐代时的影响更大，大文人韩愈称纸为“会稽楮先生”143。而其中最享盛名的，是剡藤纸。“纸之妙者，越之剡藤。”144宋时，随着经济、文化发展而致的用纸需求量的激增，得益于绍兴分布广、产量大的竹子资源优势，继剡藤纸后，竹纸异军突起。从藤纸发展到竹纸，是绍兴人聪明才智的生动体现，发明创造的极好标志，商品意识的充分展示。

竹纸是将嫩竹子反复捣练而加工制成的植物纤维纸，这是中国古代造纸史上的重大发现，标志着中国造纸新纪元的到来145。绍兴竹子资源丰富，又有优良的造纸传统，因而成为宋代竹纸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绍兴竹纸质量上乘，名扬天下，拥有高人一筹、无法模仿的核心技术。“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146绍兴“今独竹纸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仿佛”147。具体而言，绍兴竹纸具有“滑”“发墨色”“宜笔锋”“卷舒虽久，墨不渝”“性不蠧”五大优点。正因为如此，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工书者独喜之”148。

绍兴竹纸质量好，惹人喜欢，特别是因为增加了原料供者的收入来源与生产经营者的经济效益，进而促进了消费、生产与经营的良性循环。“今为纸者，乃自是一种，收于笋长未甚成竹时，乃可用，民家或赖以致饶。”149用今天的话来说，竹纸生产取得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好成果。

绍兴造纸业发达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经济方面。它在文化方面的意义，显得尤为重大。历史上绍兴书法的持续繁荣、王羲之们的不断涌现、读书人的层出不穷、刻书业的兴旺发达，等等，都是与当地造纸业的发达，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结果。

绍兴酿酒业

第四，酿酒业空前发达。

越地的酿酒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到越王句践时，越地酿酒业出现了第一个高峰。一方面，文献记载丰富。有记载王公贵族饮酒成风的，如句践年少时“入则酒荒”，“肆与大夫觞饮”150。有记载句践用以犒劳将士、欢庆胜利的，“有酒流之江，与民同之”151；“置酒文台，群臣为乐，乃命乐作伐吴之曲”152。有记载句践以酒奖励生育的，“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153另一方面，文物出土丰富。大量出土的罐、坛、壶、瓿、碗、杯等陶器与原始青瓷，在反映越国发达的制陶业的同时，更反映了越国酿酒、贮酒、盛酒、饮酒等酒类器皿的一应俱全。还有，投醪出征的典故、绍兴古城内至今尚存的投醪河及其地名，同样见证了越国酿酒业的辉煌。

南宋时的绍兴，迎来了酿酒业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呈现出了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基本条件得天独厚。突出地表现为人口增加而致的消费需求的增长，尤其是北方人的大量迁居，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酒类消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为酒类消费的增长提供了前提条件。粮食生产的发展，为酿酒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鉴湖水对酿酒的神奇妙用，开始为人们所发现和重视。

二是日常管理井然有序。官方在府城设置都酒务，作为管理酿酒、征收酒税的专门机构。都酒务旁边的桥，也因此而被称为“酒务桥”，且一直称呼至今。南宋时，绍兴府城除都酒务外，还有比较务、赡军务、和旨楼等官营酒业机构。

三是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得益于市场的需求与官府的许可，酿酒产量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作为酿酒基本原料的糯米需求也迅速随之增长，以至出现了糯米生产供不应求的局面。越地的糯米，具有淀粉含量高、黏性强、蒸煮易、发酵快、出酒率高等优点。与鉴湖的筑成时间相应，会稽早在东汉时就已用糯米酿酒。东晋时，会稽糯稻连片，主要供庄园酿酒之用。北宋时，糯米已供京城154。南宋时，绍兴糯稻凭借良好的土壤、旺盛的需求、优质的品种，得以更快发展。“越土最其所宜。糯种居其十六兮，又稻品之最奇。”155由于糯米质量好、需求大，导致价格不断上涨，甚至高出粳米一倍。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十月，“糯米一斗为钱八百，粳米为钱四百”156。

四是税赋贡献十分巨大。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越州全州酒税课额为117092贯157，位居两浙诸州第三。至南宋前期，仅绍兴府城的和买酒税课额就达62752贯，府属嵊县、萧山、余姚、上虞、新昌及萧山渔浦的和买酒税课额达80679贯，两者合计达143431贯158，如果加上当时属户部直接征管的诸暨，总额当在15万贯以上。

五是越酒开始扬名天下。越土、越水育越糯，越糯、越水酿越酒。这是聪明绝顶的越人因地制宜、地尽其利的伟大发明与创造。他们用“最其所宜”的“越土”，种出了“最奇”之“稻品”越糯，又将这最“宜酿”159之米与天然生成、源源不断且富含有益于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的鉴湖水巧妙地结合起来，终于酿制出了天下独绝的绍兴酒。“湑镜流之香洁兮，贮秘色之新瓮”160。从此，绍兴酒开始以竹叶酒、瑞露酒、蓬莱春酒、东浦酒161等品名崭露头角，走向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