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意义(下)

作者: 冯建荣

七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空前繁荣、四方互通的商贸。

农业的增产、工业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为南宋时绍兴商业贸易的繁荣，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并使商贸业呈现出了具有鲜明时代性、地域性的三个方面的特点。

绍兴迎恩门老照片

第一，航运便捷，交通顺畅。

航运交通自古以来就是商贸流通的前提，今人讲“交通是先行官”，讲的正是这一历史的结论。在古代社会，水上交通较陆上交通意义更为重大，这是因为水上交通具有运输量大、便捷、成本低、不易摔坏等特点与优势。北宋沈括根据当时的运盐之法，计算出每100里的运输成本，陆路平均4钱/斤，水路平均1钱/斤，水路只为陆路的四分之一162。这就使得官府重视了对水上交通的建设。

南宋中期，绍兴府有主要水上交通线11条，通航总里程920里，通航能力最大的为载重量500石的船只163。这些主线，加上众多的小型水路，构成了内可通达全府各县、外能联接周边江海的航运体系。其中的西小江（浦阳江）水系航道，沟通了诸暨、萧山、山阴，并与婺州、杭州相通；东小江（曹娥江）水系航运，沟通了新昌、嵊县、上虞、会稽，并与明州（庆元府、今浙江宁波）相通。

浙东运河在南宋时处于鼎盛时期，一时成为南宋政权存在和运行的生命线。它横亘绍兴北部平原，贯通了西小江、东小江两大水系，成为西通杭州、东通明州港的主要水上通道，政府纲运、商业货运、官民客运的水上黄金通道。同时，由于南北对峙，日本、朝鲜及其他一些海外国家与地区的使节、商人不能取道北方，而钱塘江口又多沙滩，航行也有困难，因此往往改从明州经运河入绍兴、临安。所以，此时的浙东运河，也成了使节往来、海外贸易的黄金水道。不仅如此，浙东运河还与汇聚于鉴湖的众多溪流、河湖相连通，造就了山会平原的水上交通网络。绍兴地处浙东运河的中间地段、咽喉部位，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一望而知的，从中得到的利益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业态多样，经营活跃。

南宋时的绍兴府城，作为全府的商贸服务业中心，有三大特征。

一是市场众多，分布广泛。城北与城南，形成了两个繁华的工商业集聚区。与城市的越墙发展相应，城内与城外形成了13处市场，其中城内有照水坊市、古废市、南市、北市、花市、瓦市等6处，城外有清道桥市、大云桥东市、大云桥西市、龙兴寺前市、驿地市、江桥市、斜桥市等7处164。这就使得商业活动扩散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

二是市场细分，业务繁多。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日用商品的消费性商业更显发达。同时，作为商品流通中心的流通性商业蓬勃兴起，原来作为商业活动补充的餐饮、旅店、租赁等服务业异军突起，成为城市商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城市商业的内涵与外延、构成与业态，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拓展与变化。

民营与官办的酒店遍布城内的街头巷尾。“激赏库酒楼，在照水坊；都酒务酒楼，在莲花桥。并郡守汪纲建。”165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两家酒楼是官办的。陆游更是给我们留下了“城中酒垆千百所”的盛况166。旅店业也是如此。府城东北的斜桥，“其下多客邸，四明舟楫往来所集。”167

房屋、店铺、仓库类出租十分活跃。作为浙东路的首府和南宋事实上的先首都、后陪都，官府机构既众多又庞大，以致“参议、机宜、抚干，旧无廨舍，皆僦居于市”168，甚至连城市驻军也一度“皆僦居于外”169。

夜市成为常态。如每年正月的元宵灯市，四方云集，百物汇聚，连周边州府、海外商人都赶来参与，场面十分的壮观。“正月既望，为灯市，傍十数郡及海外商贾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170

府城商业的繁荣，同样反映在税额上。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越州全州税额为54125贯，其中州城28916贯171，占53%。至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绍兴全府税额增至106190贯，其中府城62256贯172，占59%；府城税额是熙宁十年州城税额的2.15倍，比熙宁十年整个州的税额还要多。

三是市镇勃兴，城乡互通。府城商贸的繁荣，有力地带动了乡村商贸业的发展。其中最典型的，是南宋时的绍兴农村市镇，由北宋时的初兴进入了勃兴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是山阴、会稽两县境内的鉴湖流域。

有学者研究认为，“到南宋中期，鉴湖流域有名可考的市镇就有35处”，“整个流域平均不到12平方公里即有1处”173。这些市镇与丰富多彩、灵活多样、各具特色的会市、草市等，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乡村，成了城乡互通的桥梁与纽带，有力地促进了城乡的互动发展。特别是其中的市镇，为今日经济发达的小城镇奠定了历史性基础。

这些农村市场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出现了专业分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专业市场，如茶市、花市、鱼市、米市、酒市等。陆游在他的诗中，也多有写到这些市场，如“兰亭之北是茶市”174、“茶市纷纷趁雨前”175、“柳姑庙前鱼作市”176等。

这些市场不但分工专业，而且还出现了夜市等交易时间、活动方式上的明显变化。陆游对此也有具体描述，如“鹊飞山月出，犬吠市船归”177、“村市船归闻犬声，寺楼钟鸣送鸦栖”178。

除有固定地点与场所的集市外，广大的农村还出现了货担贸易这种形式。从事货担贸易的人，俗称“销货郎”，直至20世纪80年代，还行走于广大的农村。“销货郎”的出现，表明南宋时，市场活动、商品交易已经渗透到了农村的各个角落，从而极大地方便了农民生活，促进了农产品流通，加速了商人阶层的形成。朱熹曾对此发出过由衷的赞叹，称古时“只立得一市在那里，要买物事，便入那市中去。不似而今，要买物只于门首，自有人担来卖，更是一日三次会合，亦通人情。”179这货担贸易，简直就是今日网购与快递的前身了。

第三，对外贸易，盛况空前。

南宋时绍兴的商贸，除了在府城与县城之间、县与县之间、城与乡之间进行外，与府外、海外的往来也十分活跃。

位于浙东运河与钱塘江交汇处、与临安南郊大型草市浙江市隔江相对的西兴镇，北宋时就已是绍兴西部与外界的重要交通枢纽，“自温、台、明、越往来者，皆由西兴径渡”180。至南宋，人员往来和货物运输更是十分繁忙。“饯往迎来，常相属也。富商大贾，捩柂挂席，夹以大舻，明珠、大贝、翠羽、瑟瑟之宝，重载而往者，无虚日也。”181

西兴镇东侧的钱清镇，位于浙东运河与西小江的交汇处，因“一钱太守”刘宠的故事而得名。南宋时，这里船只、人员往来穿梭、昼夜不绝，街市、店铺熙熙攘攘、通宵达旦，成为绍兴西部的商贸重镇。陆游曾作《夜归》诗，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绍兴北部的三江口，是南宋时越地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人流物流的集散中心，既有大量客商海船从四面八方而来，又有大量客商海船向四面八方而去。文献上记载，常有“闽商海舶”182；“航瓯泊闽，浮鄞达吴，浪浆风帆,千艘万舻”183；“三江郡东北，古戍郁嵯峨……年丰坊酒贱，盗息海商多”184。所有这些，都写出了这里万商云集的繁荣景象。正是通过这里，绍兴的丝织品、茶叶、黄酒等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内外，海内外的珍品也源源不断地流到绍兴，有的还通过绍兴输往临安和全国各地。海外贸易既是南宋时绍兴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又是南宋时绍兴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南宋时绍兴商贸业的繁荣，表明商品经济已经在这里捷足先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后来市场经济在这里的率先萌芽、乡镇企业在这里的率先发展，奠定了人无我有的历史基础，因而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于今后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八

绍兴古纤道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四通八达、排灌两便的水利。

南宋时，朝廷一直比较重视水利建设，绍兴地方官府也是如此。通过治水，减轻了洪涝灾害，方便了农田灌溉，利用了海涂旷土，开发了渔业资源，畅通了水上航运，促进了水城建设，收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更为后世提供了意味深长的启迪。

第一，兴建水利设施。

经过南宋前几十年的修建、新建，到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绍兴府属会稽、山阴、上虞、萧山、余姚五县，共有堰、闸、斗门280所185，水利设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提升。

新昌县知县林安宅于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在县南创筑孝行砩，“长十余里，溉田一万三千亩，民赖其利”186。实际上，这也是一项城市防洪工程。后来，知县涂相、宋贤等又相继整修，其效用一直持续至今。林安宅还在城内疏浚了七口水井，俗名“七星井”，供居民饮用，井今尚存两口，而“七星”之名流传至今。难怪他任满后，百姓于城中为他立像建祠；也难怪后人称，宋时有功于县者，安宅为最。其实，老百姓对于为政者孰优孰劣、孰好孰坏、孰办实公事孰搞花架子，心里自有一杆秤，清楚得很，只是有时候出于多种原因，不说而已。

上虞县于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在县东十里运河与通明江交汇处，设置通明南堰，以方便船只通行。“海潮自定海历庆元，南抵慈溪，西越余姚至（通明）北堰，几四百里，地势高仰，潮至辄回，如倾注。盐船经此需大汛，若重载当谼（通“洪”），则百舟坐困，旬日不得前。于是增此坝，分导壅遏，通官民之舟。”187这真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实事工程。

第二，整治江河湖泊。

一是治理西小江。南宋之初，西小江与浙东运河交汇处的南北两堰上，“官舟行旅往来如织”，然“潮汛西下，壅遏不前，则纷然斗授，甚至殴伤堰卒，革日继夜不得休”。188在这种情况下，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浙东茶盐提举叶籈应地方乡绅之请，募得200万钱，于旧堰附近更筑新堰，并建屋供堰卒食宿，添牛助船过堰。“堰落成，人皆便之”189。这简直就是办民之所盼、解民之所急了。

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海潮冲垮江口堤岸，淹没山阴县北部清风、安易两乡。知府赵倓组织重修堤塘，逐部石砌。嘉定十四年（1221），知府汪纲进一步对江塘进行了修固，收效甚佳。

二是治理东小江。新昌县知县林安宅首创东小江上游修筑堤塘，并作县城东堤，“绵亘三里，以捍溪潦”，“东堤成，县治始获宁居，而民始免垫溺”190。林安宅所为，恰如其名，真是位令百姓安居无忧的好官。此后，宋理宗宝庆（1225—1227）年间、宋度宗咸淳（1265—1274）年间，知县赵时佺、吴均又相继对东堤进行了重修。这也算得上是一任接着一任干了。

三是恢复夏盖湖。上虞的夏盖湖，在北宋时遭到严重侵占，以致水旱频发。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因百姓之请，知县陈休锡罢境内湖田，夏盖湖得以部分恢复。建炎四年（1130），余姚人陈橐上书知州傅崧卿，详述废湖之害与复湖之策，可惜傅崧卿在任仅数月即转调婺州而未得施行，这也成了官员频繁调动之害的一大例证。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上虞知县赵不摇、绍兴知府张守奏请朝廷复湖，得到吏部侍郎李光等人的支持。于是高宗下旨，次年正式复湖。此后直至宋末，夏盖湖管护得当，不再被废为田，四方百姓普遍受益。

四是部分恢复七十二湖。诸暨的七十二湖，北宋末南宋初基本堙废垦田，以至灾害不断。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绍兴知府史浩奏请复湖，宋孝宗诏其“选委谙晓湖田利害官，相度措置”191，意思是叫这位知府选择熟悉情况的人，酌情办理，可惜没有了下文。乾道七年（1171）十二月，有臣僚再次上言复湖，孝宗诏令知府蒋芾落实。蒋芾是位好官，他动用全府之力，“开凿约用六十八万一千五百工，每工日给米二升，计用米一万三千六百三十硕”192，终于使得部分湖泊得到了恢复。蒋芾复湖，告诉我们，一个好的决策，落地是多么的重要；历史上的府县关系，是多么的紧密；一项用工68万多人次的工程的实施，是多么的了不起。

第三，为恢复鉴湖所做的努力。

鉴湖为东汉时马臻太守组织百姓所筑，是古越大地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鉴湖是一面名副其实的镜子，它的侵与废，照出了人心的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

对鉴湖的非法围垦，在唐与五代十国时，已有零星出现。进入北宋，围湖垦田日益加剧，至宋徽宗政和（1111—1118）末，“湖之存者亡几矣”193。至南宋高宗绍兴（1131—1162）间，“所谓鉴湖者，仅存其名。”194

整个有宋一代，特别是南宋，有识之士、贤牧良守们一直在为鉴湖的恢复而努力。北宋仁宗（1023—1063在位）时，给越州派来了蒋堂、范仲淹等好官，可惜他们的任期实在太短；仁宗发布了不少禁止围湖垦殖的诏令，可惜都成一纸空文；仁宗还于嘉祐四年（1059）追封马臻为“利济王”，而此时盗湖之风依然日剧。所有这些，不能不发人深思，令人叹息。

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吴芾出任绍兴知府。在废湖而致灾严重、民大饥的困难情况下，他以工代赈，开始了有宋一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复湖行动。据“估算，出工人数在4万人以上，清淤在1000万立方米左右”195，共恢复湖面270顷，修治堰、闸、斗门13所。由于复湖有功，吴芾次年调任刑部侍郎，鉴湖治理也因此而告终。吏数变易，人亡政息，终究是吏治与政治的教训。

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五月，会稽县尉徐次铎作《复湖议》，详细记录了鉴湖侵废前的状况，力主增高堤坝，恢复鉴湖，可惜得不到实施。

除了蒋堂、范仲淹、吴芾、徐次铎外，越州通判曾巩、绍兴签判王十朋等等，都为鉴湖的延续与记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与马臻太守一样，永远活在绍兴人民的心中。

第四，疏浚与维护运河。

一是疏浚萧山、山阴县段。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官府疏浚西兴至钱塘江沙河20里，西兴以东运河13里，并新置6处堰闸，“通使纲运，民旅皆利”；还报请朝廷安排专门力量负责日常管护，以落实长效机制，“差注指挥一人，专以‘开撩西兴沙河’系衔，及发捍江兵士五十名，专充开撩沙浦，不得杂役，仍从本府起立营屋居之。”196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121），绍兴知府汪纲再次组织民工进行大规模的整治；十七年（1224），汪纲“以往来渡者病涉”，又在西兴附近运河沿岸修筑沙路长1140丈，“靡钱三千万，米千斛，桩筱五万有奇，逾月而工成”，“修阔平广，莫不以为利”。197

二是治理会稽县段。为了解决鉴湖围垦而致的通航不便问题，宋高宗（1131—1162在位）“命漕臣发一万七千余卒，自都泗堰至曹娥塔桥，开撩河身、夹塘,诏漕司给钱米。”198这实际上是会稽段运河与鉴湖分离的开始。

三是浚治上虞县段。“绍兴（1131—1162）初，高宗次越，以上虞县梁湖堰东运河浅涩，令发六千五百余工，委本县令、佐监督浚治。”199宋孝宗淳熙（1174—1189）年间，上虞知县汪大定修通明坝（后称通明北坝），用于通行盐运之类的大型船只。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又在该坝南面新建通明南堰，专门用来通行一般官民之舟。同年，县尉钱绩对运河东段进行大规模治理，加固堤防，新建和修复孟宅闸、清水闸等调节设施。

九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精彩纷呈、绵延不绝的文化。

有宋一代，重文兴教，南宋尤甚。南宋时的绍兴，教育空前发展，文化空前繁荣，与城市的辉煌、经济的兴旺形成了互相促进、交相辉映、良性循环之势，文教在全国享有崇高地位，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地方官学空前发展。

一是硬件设施日臻改善。绍兴府学始建于唐代。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知府吴芾重修。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知府汪纲又大加增葺。

山阴县学始建于宋徽宗崇宁（1102—1106）年间。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知县赵汝駉请于府，得拨缗钱30万，使县学设施大为改善。宋理宗淳祐（1241—1252）年间，知县林顺再做整修。

上虞县学始建于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南宋初，知县叶颙等进行扩建修缮。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知县刘筥重修。

嵊县县学始建于唐代。后几度兴废。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知县应彬重修孔子殿。继任范仲将、姜仲开陆续增修，至绍兴五年（1135）全部完工。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县尉谢深甫再作提升完善。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知县史安之重建，为屋百区，规模宏大。

新昌县学始建于北宋仁宗庆历（1041—1048）年间。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知县林安宅重建。

诸暨县学始建于唐玄宗天宝（742—756）年间。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知县李文铸重建。后提刑王厚之又整治改造周围环境。

萧山县学初建于北宋后期。南宋初，知县陈南重建。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知府汪纲拨缗钱30万、米数十石大修。

余姚县学于南宋初，由余端礼、赵子萧、赵公豫等守臣相继整修。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增置射圃。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知县施宿扩建，筑围墙，增学田，置书甚备。

南宋时的绍兴，是除首都临安外，地方官学办得最好的地方。难怪宋嘉泰《会稽志》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今天下县亦多有学，而会稽诸邑为盛。”200

二是官民子弟一视同仁。生员来源已基本上没有出生和等级的特定标准，普通百姓子弟也能入学。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三是教育内容因人而异。小学层次的启蒙教育，主要教材为汉代的《急就章》、唐代的《太公家教》及王应麟的《三字经》《蒙训》、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等，内容包括识字、写作等语文常识，天文、地理等自然常识，生产、生活等社会常识，言行、举止等伦理常识。大学层次的成人教育，主要学习经学、诗赋、策论等知识。其中经学采用统一教材。南宋后期，随着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其著作成为法定的官学教材。

四是教育管理责任到人。主要由州学教授和县学学长负责，另有学谕、直学、斋长、斋谕等事务性学官各司其职。

五是教育经费制度保障。一方面，由官府拨款提供。另一方面，是设置学田。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史浩任绍兴知府后，多方增置学田，后为守臣仿效。学田来源为官府划拨公田、官府购买民田、民间捐献等。

南宋对各级官学的重视，是强化和传承天下一统观念的现实需要，是朝廷力量与地方政绩的政治展示，官学因此而成了化成天下的施教场所。

第二，民间教育空前活跃。

一是家学——在家庭、家族内部进行的教育活动。以言传身教为最大特色，除传授知识外，特别注重人品教养、兴趣引导。如以陆游为代表的山阴陆氏，家学兴盛，名人辈出。新昌石氏一门，家庭教育成效尤为显著，到南宋中期，先后登第者达29人。

二是私塾——私人从事的教育活动。其中，受聘于富家大族，专授其子弟的，称“家塾”或“族塾”。受聘于一村而设馆授徒的，称“村塾”。自行择地设馆，招收弟子的，称为“门塾”。私塾塾师多为未入仕或无意仕途的士人，其中不乏硕儒名流。后来担任绍兴签判的温州乐清人王十朋，就曾就聘于嵊县周汝士家塾。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汝士第进士，延十朋居家塾，宾师其弟子”，“后周氏登科相望，大都出十朋之门”201。

三是义学——民间举办、面向贫穷孤寡家庭子弟的教育活动。宋代绍兴义学不仅数量多，而且多为贤士乡绅创办，多由创办人亲自教授或延请硕儒名流讲授，因而出现了学者众多、学风兴盛、人才辈出的喜人局面。如南宋初，嵊县人周瑜创办渊源堂义塾，曾聘王十朋为塾师。同县人吕规叔创办的鹿门义塾，先后请理学大家朱熹、吕祖谦讲学。新昌石待旦于北宋时创办的石氏义塾，新昌陈祖、陈雷祖孙创办的桂山义塾，山阴韩度创办的相韩义塾，嵊县姚景崇创办的姚氏义塾，嵊县王恺创办的金庭义塾，都很有影响。

义塾的大量出现，是好人愿意做好事这种良好的社会风气的体现，也是当时的绍兴教育体系完备的体现，更是寒门子弟有机会“出人头地”的体现。这在当时实在是十分的了不起的。

第三，书院教育蓬勃兴起。

一是数量多。如由理学大家程颐弟子尹焞，于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创办的和靖书院；南宋初，由周瑜创办的渊源堂义塾发展而来的渊源堂书院；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经略使、李光之婿潘铸创办的月林书院；淳熙（1174—1189）年间，吕规叔创建的鹿门书院；宋理宗绍定（1228—1233）年间，竹柏勤创建的竹楼书院等。

二是名气大。宋孝宗（1163—1189在位）时，大理学家朱熹曾在府城龙山西岗的稽山书院及嵊县的石鼓书院、鹿门书院等讲学，又在上虞西溪湖滨注《大学》《中庸》章句。南宋前期事功思潮的代表陈傅良，在绍兴多个书院从事讲学活动。

三是主旨明。书院特别重视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学术理论水平的提升，教学方式灵活多样，倡导古今相通、经世致用的学风。这种主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四，科举成绩空前提升。

教育的会稽“为盛”，换来的是科举的会稽“为最”。教育空前发展的直接效果，是科举成绩的空前。

有宋一代，越州——绍兴府所属其中的山阴、会稽、上虞、嵊州、新昌、诸暨六县，共有进士630位。其中：文科618位，武科12位；北宋188位，南宋442位。北宋时平均每年登科1.12位，南宋时每年登科跃升到了2.29位。而此前的五代文武进士才9位，更前面的唐代为12位，此后的元代也只有24位。

再从状元情况来看，据《绍兴市志》和侯福兴主编的《中国历代状元传略》等记载，南宋时绍兴府共有7位状元，他们是：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的石公辙（特奏）、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的王佐、孝宗淳熙二年（1175）的詹骙、宁宗庆元二年（1196）的莫子纯（因有官，充第二）、宁宗嘉定四年（1211）的石继喻（特奏）、理宗宝祐元年（1253）的姚勉（一说瑞州高安人）、理宗景定三年（1262）的方山京（一说庆元慈溪人）。南宋共有状元49位，绍兴占了全国的14%多；以187个州府来平均，则每个州府为0.26位，绍兴是平均数的27倍。

由此我们可以说，南宋时的绍兴，在全国所有州、府中，教育质量是最高的，科举成绩是最好的。其实，这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了定论：“国朝崇儒右文，眡古为重，而东南儒风，宏楙盛美，会稽为最焉。”202

第五，学术流派风起云涌。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思想颇为活跃的时期，特别是宋室南渡后，理学大盛，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南宋前期和中期，主要有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吕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陆学”。

绍兴的学术思想，深受朱、陆两家的影响，而尤以朱学影响为甚。朱熹在宋孝宗淳熙（1174—1189）间，曾出任浙东提举，驻绍兴数年，学者云从；又应邀赴各县书院讲学、著述，宣传自己的思想；在绍兴多有惠政，深得百姓拥戴。这就使得朱熹的思想在绍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与此同时，以杨简等“甬上四先生”为代表的陆学流派四明心学，在绍兴也有很大影响。

这两家最具代表性的绍兴学者，为新昌的石墩、石宗昭、俞浙等。石墩的学术倾向为“陆学”，但与朱熹交好，卒后，朱熹为其作墓志铭，表明了两位大学者兼士大夫的惺惺相惜、高风亮节。

第六，方志成例影响深远。

绍兴是地方志的故乡，从《越绝书》算起，绍兴地方史志的编撰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修志成了绍兴人的优良传统。

有宋一代，是浙江方志的大繁荣时期。全浙修志197种，其中绍兴24种，占12%；其中府志71种，绍兴有10种，占14%。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载，全国现存宋代志书28部，其中属浙江的有15部，占全国的54%；浙江的15部中，绍兴有3部，占全省的20%、全国的11%。

南宋时的绍兴方志，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尤以幸存的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和《剡录》为典型代表。

嘉泰《会稽志》成书于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由当时的绍兴知府沈作宾等修，通判施宿纂，陆游为之作序。宝庆《会稽续志》成书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张淏撰。这两部志书，内容详备，体例严谨，风格独具，堪称方志“双绝”。

《剡录》成书于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县令史安之修，高似孙纂。它不仅是绍兴的第一部县志，而且是浙江现存唯一的宋代县志，更是编次有序、脉络井然、行文简约、征引赅博的方志佳作。

这三部方志在内容和体例上都大大超越了以前的各种方志，具有集既往之大成、开未来之新例的意义，标志着府县志书体例的成熟定型，为后来方志的修撰起到了承古开新的作用。

第七，刻书藏书蔚然成风。

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此时形成的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体系，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机械印刷术传入之后。

绍兴是宋代图书刻印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南宋时的官刻，尤为发达。除绍兴府衙、府学外，连驻在绍兴府的诸多路级机构，都竞相刻印，呈现出了主体多、规模大、质量高的特点，绍兴由此而成为几乎与临安相埒的全国刻书重镇。绍兴府刻印的有《古越图经》《论衡》《元氏长庆集》《吴越春秋》《越绝书》《会稽三赋》《剡录》及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等近百种。浙东提举茶盐司刻印有《周易注疏》《资治通鉴》《稽古录》等数十种。浙东转运使司刻印的有《通鉴外记》等。浙东提点刑狱司刻印的有《苕溪渔隐丛话》等。浙东提举常平司刻印的有《兰亭考》等。

除大规模的官刻外，民间家庭的私刻书籍，经营书籍的坊肆的坊刻书籍，也大量出现，陆宰、陆游父子就先后刻有23种之多。

与发达的刻书业相辉映，绍兴的读书人如雨后春笋，藏书家大量涌现。

陆宰藏书在万卷以上，宋高宗于绍兴十三年（1143）下诏征求天下遗书，特设书局负责抄录和整理陆家藏书。

陆游宦游各地，遍购书籍，将自己的藏书之室称为“书巢”，并作《书巢记》，称“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归隐山阴故里后，又将书斋改名为“老学庵”，并作《题老学庵壁》，称“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

宋时新昌石氏，也是藏书世家。陆游在《朝奉大夫石公墓志铭》中写到，石邦圻建博古堂时，藏书多达2万卷。

会稽县诸葛行仁，虽布衣出身，却颇多藏书。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六月，他向朝廷捐书8546卷，可见所藏之巨。

上虞人李光、李孟传父子，无书不读，至老不厌，藏书万卷以上。

王安石之孙王厚之，由临川迁居诸暨，据嘉泰《会稽志·藏书》载，也是位书籍、古玩、字画的收藏大家。

南宋时绍兴的刻书、藏书之风，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八，诗文大家接二连三。

宋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唐代之后又一个文学发展的高峰，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等文体丰富多彩，亮点纷呈。南宋时的绍兴，更是以作家之多、作品之佳，而声闻当时，流芳后世。

宋代绍兴地区出现的诸多文学家中，成就最巨、影响最大、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地位最高的，当推陆游。陆游爱国、敬业、尚和203，他的文学成就，在诗歌领域最为突出。他“六十年间万首诗”204，至今尚存9300多首，是中国古代作诗最多、存诗最多的诗人。他在词坛也颇有地位，存词130余首，与辛弃疾并称“辛陆”。他的散文也有很高成就，有“南宋宗匠”之誉。

除陆游外，南宋时绍兴本籍的著名诗人、词人，还有上虞人、南宋“四名臣”之一李光；家住会稽玉笥山、以咏物词见长的王沂孙等。

南宋时，客籍绍兴的著名诗人与词人有：徐俯，江西诗派大家黄庭坚外甥，以灵动自然的诗作见长，“卜居会稽山之南，卒葬伏虎山”205。

朱敦儒，曾在绍兴任浙东提点刑狱，其词作多在口语化、散文化中，展现出婉丽清畅的特征。

曾几，以浙东提点刑狱卜居绍兴，其诗多在妥帖、平夷的语言风格中，表达忧国忧民的情感，陆游等深受其影响。

李清照，曾先后三次客居绍兴，才华俯视巾帼、直压须眉，是南宋词坛婉约派代表性人物，作品个性鲜明，风格自成一家，被称为“易安体”，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辛弃疾，力主抗金，曾于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六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任绍兴知府，善诗文，尤以词名世，人称“稼轩词”，《全宋词》收其词625首，是宋代词作数量最多、词坛地位最高的一位，宋词豪放派的典型代表，作品给人以豪情激扬、飞动跳荡、横绝六合、扫空万古之感。

谢翱，宋末抗元失败后，曾留居会稽王英孙家，诗、词、文俱工，尤以诗见长，存诗200余首，作品桀骜，有奇气。

林景熙，与山阴王孙英交谊密笃，应邀约来越，成为当时山阴吟社领袖。又与谢翱、唐钰等名士相交，参与收拾六陵遗骨葬于兰亭天章寺前，存诗300余首、文40篇，作品立意深婉豪健，文笔简古凝练，语言含蓄酣畅。浙江古籍出版社于1995年、2017年，分别出版有《林景熙集校注》《林景熙集补注》。

第九，艺术大家层出不穷。

书法方面，绍兴本籍与客籍的代表性人物有：姚宽，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由嵊县迁居诸暨，工篆、隶，曾考证《会稽刻石》的位置在平水鹅鼻山，所著《西溪丛话》19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宋高宗赵构，在绍兴时正值青春时期，钟情黄庭坚，勤练《兰亭序》，于弘扬黄体与王书，发挥了上行下效的作用。

陆游书法

陆游，楷、行、草皆善，尤精于草，自谓“草书学张颠，行书学杨风。平身江湖心，聊寄华砚中。”206

朱熹，善行书，犹擅大字。在绍兴时，观王厚之所藏书画金石，多有题跋，如《题右军帖》《题曹操帖》等。其《上时宰札子卷》《赐书帖》，现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传为他书的“白泉漱玉”“梅墅堆琼”“叠书岩”，至今完好保存在嵊州贵门白宅墅村的访友桥旁。

辛弃疾，故宫博物院藏有其墨迹《去国帖》。

杨桂枝，会稽人，宋宁宗皇后，以书法名于时，曾为太清宫书《道德经》石幢。

杨珪，杨桂枝妹，人称“杨妹子”，工书，所书有秀颖妍媚之态，亦善画。

绘画方面，本籍与客籍的代表性人物有：执焕，宋高宗时曾任殿前使臣，工人物，画迹有《尧民击壤图》《右军书扇图》等。

徐本，工杂画。其侄徐世昌亦善画，尤工花鸟。

王英孙，字才翁，号修竹，宋末官将作监主簿，世称王监薄。出生世宦望族，家富财资，雅节不凡，喜延致四方贤士，林景熙、谢翱、唐钰等节概之士皆相与游。善画墨竹兰蕙，雅洁潇洒，为时人所宗。

石刻方面，代表性的有：宛委山飞来石上，现存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吴梓才楷书题刻；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知府汪纲等楷书题刻。

府山飞翼楼北下岩壁上，存有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知府汪纲等的楷书题刻。

除摩崖外，南宋时的绍兴，存遗了大量的碑版、墓志，均有很高的书艺价值。

除这些外，从宋六陵遗址出土的武士残像、瓦当残件及建筑装饰残物等来看，南宋时的雕刻艺术，也是颇为细腻生动的。

第十，佛教寺院遍布城乡。

南宋时，绍兴佛教得益于隋唐繁荣的基础与经济兴旺等优势，保持了兴盛的局面，呈现出了赐额广泛、功用广众、寺产广大、诸宗广传的鲜明特征207。

绍兴合府有寺院344所，其中府城27所、山阴45所、会稽44所、上虞34所、嵊县37所、新昌21所、诸暨66所、萧山35所、余姚35所。

代表性的寺院有：大善寺，南朝梁天监三年（504）建。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高宗南奔越州，以州府为行宫，守臣住该寺。

长庆院，唐永徽二年（651）建。南宋时，祀抗金卫士唐琦于寺侧。

泰宁寺，吴越时建。初名化城院。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陆佃拜尚书左丞，请以为功德院，赐名“证慈”，由书法家米芾题额。宋高宗绍兴（1131—1162）初，诏卜昭慈圣献太后攒宫，遂以该寺为陵寺；又因慈圣攒宫欲将归祔宋哲宗永泰陵，遂改寺名曰“泰宁”。建宋宁宗永茂陵时迁建。因南宋诸帝陵在其周围，崇葺隆盛，规模宏大。

天章寺，宋太宗至道二年（996）赐名。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重建，内有宋仁宗赐额、宋高宗御书《兰亭序》石刻。

天衣寺，原为东晋末年高僧昙翼结庵诵经处，会稽内史孟顗奏请为法华寺。南朝梁时，有天竺阿育王所铸金铜维卫佛像泛海至中国，梁武帝命置该寺，南宋时尚存。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皇子魏惠宪王赵恺卒，诏攒厝于寺旁，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被盗挖。

灵秘院，建于宋高宗绍兴（1131—1162）中。宋孝宗淳熙十年（1189），准尚书礼部符甲乙住持。

十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江南无双、意义深远的皇陵。

南宋是绍兴地区自越王句践以来，最具浓墨重彩的历史时期。建于绍兴的南宋六陵，是南宋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第一，南宋六陵是江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皇家陵园。

“南宋六陵”“宋六陵”“六陵”之名，见之于明神宗万历（1573—1620）《绍兴府志》卷首之《宋六陵图》、清万斯同辑《南宋六陵遗事》、清丁业辑《六陵劫余志》等。其实，这些名称只是俗称而已，其开始出现，可能与明代曾修复南宋六帝之陵有关。南宋一代实际修建的陵墓有14座，涉及两宋7位皇帝、7位皇后，其中南宋6帝3后、北宋1帝4后。这里依下葬的时间先后，简介如下。

孟后（昭慈圣献）攒宫。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四月，宋哲宗废后孟氏崩于越州。六月，就近选择会稽县上皇村宝山权攒，其地东南高山，西北流水，乃大吉之地。“神园方百步”；又将“一里许”之宝山证慈禅院改为泰宁寺以“寺供香火”208，作为下宫。

宋徽宗永祐陵（郑皇后、邢皇后、韦皇后祔）。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宋金和议成，宋徽宗、郑后（显肃）、邢后（宪节）梓宫南返。建永祐陵于孟后攒宫“近北偏西”209的五十步稍外，建郑后、邢后攒宫于徽宗攒宫北偏西处。绍兴二十九年（1159），韦后崩，十一月掩攒宫于“永祐陵篱寨内显肃皇后神围正西约一十九步”。210

民国时期宋六陵孝宗陵封土墩及陵碑

宋高宗永思陵（吴皇后祔）。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乙亥，宋高宗崩。次年三月丙寅，葬于永祐陵西北、韦后攒宫的“正西向南”211，从驾崩至下葬相隔五个月零十天。吴后（宪圣慈烈）晚十年卒，祔攒于“永思陵正北偏西”“委是高阜”处212。

宋孝宗永阜陵（谢皇后祔）。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六月九日，宋孝宗崩。因有闰十月，历六个月零二十多天后，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葬于“永祐陵下宫之西南，永思陵下宫之东南”213处。谢后晚十四年卒，祔“永阜陵正北”214。

宋光宗永崇陵。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八月辛卯，宋光宗崩。历三个月十六天后，于十一月丙寅葬于“永阜陵西，永思陵下空闲地段”215，大概为选永阜陵时认为“土肉浅薄，又皆窄狭”的不宜安穴之处。草草选穴，匆匆下葬，或许反映的正是这位“疯皇”的为人为事为帝吧。

宋宁宗永茂陵（杨皇后祔）。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闰八月丁酉，宋宁宗崩。历七个月零七天后，葬于前述五座陵北侧“素擅形势之区，名为绝胜之境……天造地设，储之百年，以俟今日之用”216的原泰宁寺处。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杨皇后（恭圣仁烈皇后）崩，次年四月祔永茂陵上下宫间。

宋理宗永穆陵。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十月丁卯，理宗崩。历四个月十八天后，于次年三月甲申，葬于永茂陵西北的永穆陵。

宋度宗永绍陵。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七月癸未，度宗崩。历六个月后，于次年正月壬午，葬于永穆陵西的永绍陵。

南宋皇室成员中，另有孝宗郭皇后、夏皇后，光宗李皇后，宁宗韩皇后，因先于皇帝而卒，“神灵既安，并不迁祔”217，所以不祔于皇陵，而均葬于临安西湖南山一带的寺院附近。宋孝宗嫡长子、庄文太子赵愭，宋宁宗太子、景献太子赵询，均未继位而卒，亦葬于西湖南山，今杭州“太子湾公园”之名，即因此而来。

还有，南宋九位皇帝中，除前述六位外，恭帝赵㬎与宋理宗谢皇后、度宗全皇后一起，于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三月为元军所掳北上，后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被赐死于河西。宋度宗子、端宗赵昰于恭帝德祐二年五月一日在福州即位，改元景炎。景炎三年（1278）四月十五日，端宗因在南奔途中惊恐成疾，死于雷州碙洲，年仅11岁。随即，宋度宗子赵昺被拥为帝，改元祥兴。祥兴二年（1279）二月，44岁的南宋丞相、抗元名臣陆秀夫，在宋军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宁死不屈，负8岁的帝昺于崖山蹈海自尽，表现出了为臣之忠烈、为君之为国。

南宋九帝，一帝死于河西，一帝死于碙洲，一帝死于崖山海里，六帝葬于绍兴。因此，称南宋六陵是南宋皇家陵园，是江南地区规模最大、也是唯一的皇家陵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广东的赵佗墓、江苏的朱元璋孝陵，都是孤家寡人，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第二，南宋六陵是古代史上遭遇最惨的帝王陵寝。

中国古代改朝换代之际，多对前代帝王陵寝采取保护措施。虽然中国历史上帝王陵寝被盗的记录史不绝书，历历可证，但多属个人所为，与官方没有多大关系，且以盗取墓中宝物为主。而南宋皇陵所遭受的惨烈浩劫，性质极其恶劣，程度几近毁灭，实属空前绝后，令人发上指冠。

一是朝廷支持。“宋朝灭亡不久，在元朝政府的默许之下，发生了一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盗墓行动。”218“杨琏真伽等人的盗墓行动得到了元朝政府的鼎力支持”219。曾有元朝官员和赵宋宗室请求朝廷保护宋陵，但朝廷均不予置理。盗墓所得的宝物很多献给了朝廷，朝廷曾用这些宝物装修天衣寺。

这次盗墓的首要人物杨琏真伽，是西藏僧人，高僧八思巴的弟子。元世祖忽必烈“崇尚释氏”，将以密教为骨格的西藏佛教——喇嘛教作为国教，把八思巴“尊为国师，授以玉印”220，杨琏真伽遂凭借与老师的关系，被朝廷授予“江南释教总统”之要职221，总管江南地区佛教事务。元代还实行地方“正使而下，必以僧为副使……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军民皆属统理”222的僧官制度。这一制度，赋予了僧人以极大的权力，这固然有利于佛教的发展与统治的巩固，但另一方面，也直接导致了“僧徒贪利无已，营结近侍，欺昧奏请”223。这样的制度安排，使杨琏真伽披上了朝廷重臣的外衣，拥有了号令江南的权力，从而使得盗墓成了理由充分的官方决策，一呼百应的官方差事，肆无忌惮的官方行为。可以说，这是六陵浩劫的制度祸根。

事实就是如此，宋六陵浩劫的罪魁祸首是朝廷，刽子手是髡人杨琏真伽及其爪牙。他们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是六陵浩劫的始作俑者。

二是丧尽天良。最先被盗的宋陵，是宋孝宗的次子、攒厝于山阴法华山天衣寺旁的魏王赵恺的坟墓。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二年（1285），会稽县泰宁寺僧人宗允、宗恺为讨好杨琏真伽，勾结天衣寺僧人福闻挖掘赵恺之墓，并将获得的大量珠宝送给了他。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宋六陵古松树

魏王陵的盗挖，极大地刺激了杨琏真伽等的物质贪欲与政治恶意。于是，他们招来河西僧人及其凶党，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始了对宋六陵的浩劫。

对宋六陵的第一次盗挖，发生于盗挖魏王陵的当年八月，即至元二十二年（1285）八月，充分暴露了这批盗贼迫不及待的恶毒心情。宋宁宗及其皇后杨氏、理宗、度宗的陵寝成为首批被盗的四座陵墓。宋陵护陵使罗铣拼死保护，遭到痛打，并被刀架脖子赶出陵园。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惨无人道、骇人听闻的一幕：杨琏真伽伙同演福寺僧人允泽等，“遂先发宁宗、理宗、度宗、杨后四陵，劫取宝玉极多……独理宗之陵所藏尤厚……之尸如生……或谓含珠有夜明者，遂倒悬其尸树间，沥取水银，如此三日夜，竟失其首”；“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内，有绍兴路会稽县泰宁寺僧宗允、宗恺，盗斫陵木，与守陵人争诉，遂称亡宋陵墓有金玉异宝，说诱杨总统，诈称杨侍郎、汪安抚侵占寺地为名，出给文书，将带河西僧人，部领人匠丁夫，前来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四陵，盗行发掘，割破棺椁，尽取宝货，不计其数。又断理宗头，沥取水银含珠，用船装载宝货，回至迎恩门。”224这两段记载，提供了五个重要的历史事实。

其一，宋六陵首次盗挖的时间，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八月内。

其二，盗挖早有预谋，事先煞费苦心，这从“争诉”“遂称”“说诱”“诈称”“将带河西僧人，部领人匠丁夫”等文字记载上面，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

其三，盗挖宝物数量巨大，这从“劫取宝玉极多”“尽取宝货，不计其数”“沥取水银含珠”“用船装载宝货”等记载中，可想而知。

其四，盗挖手段极其残忍，可以说是灭绝人性、惨绝人寰。他们倒悬宋理宗尸体，后又“竟失其首”“断理宗头”，将理宗的头颅割下来，用“以厌胜致巨富”225。

其五，泄愤报复。南宋诸帝总体上承袭了北宋制度，遵守“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的礼制，均在七个月内下葬，惟宋宁宗从驾崩至下葬，时间长达七个月零七天，这是因为他的陵墓选址在泰宁寺，先拆寺，再建陵，耗费时间较多。泰宁寺先是作为南宋前期诸攒宫共同的陵寺，这次又为帝陵而迁，自然会有僧人们被迫、无奈、报复思想的出现，并可能经过长期的口口相传，使得这种思想一直延续了下来。

上述两段记载中，有两处是关于盗陵次序的，一处写到“遂先发宁宗、理宗、度宗、杨后四陵”，一处写到“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四陵，盗行发掘”。这前一处将杨后排在最后，是合乎中国传统的先帝后后的排序礼制的；后一处将杨后排在宁宗之后，也是合乎皇后祔葬的礼制的。不管怎么说，一个共同的事实，六陵浩劫，首当其冲的，是宋宁宗的永茂陵。

而且从“泰宁寺僧宗允、宗恺，盗斫陵木，与守陵人争诉”这段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首先拿永茂陵开刀，是费尽了心机的。很有可能，几个月前的泰宁寺僧为首盗挖魏王陵，是投石问路；而这次的泰宁寺僧“盗斫陵木”，只不过是蓄意挑衅的伎俩而已。人们常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由此也可以说，小人报复，百年不忘。真是无良僧人，佛门败类！

三个月之后，这帮盗贼们对宋六陵进行了第二次盗挖。“又于当年十一月十一日前来，将孟后、徽宗、郑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尽发掘，劫取宝货，毁弃骸骨。”226

诸陵尽盗挖，宝物尽劫取，骸骨尽毁弃，天底下、人世间没有比这更丧尽天良的了。“宁宗”最终难宁，“永茂”究竟不永。当年独尊天下，而今任人糟蹋。真是世事无常，人生无常。

丧尽天良，必遭天谴！杨琏真伽们死有余辜，遗臭万年，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三是影响恶劣。这种恶劣的影响，除了朝廷支持、官方背景与彻底毁坏、弃尸弃骸之外，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祖陵尽盗，欲壑尽填。他们趁盗陵之机，浩劫一方宝货、田地、美女。“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塘、绍兴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戕杀平民四人；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且攘夺盗取财物，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田二万三千亩；私庇贫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227。正是在这种利益的诱惑下，不法分子粉墨登场，无耻之徒蜂拥而动，盗墓遂成风起云涌之势，江南地区此前留下来的祖宗安寝之地，普遍遭到盗挖。“因此江南掘坟大起，而天下无不发之墓矣。”228不知道有多多少少的文化遗产，毁在这帮盗贼的手上。

另一方面，是物极必反，适得其反。元世祖忽必烈本欲通过杨琏真伽们的行动来压服百姓，稳定统治，结果是适得其反，宋朝遗民的反抗情绪反而是益发高涨。直至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事的时候，还在借宋六陵被盗事件，鼓动百姓反元，这是元朝的统治者们所没有想到的。真是过犹未及、物极必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第三，南宋六陵是南宋一朝特色最浓的历史文物。

一是宋六陵见证了艰难困苦的南宋历史。将首都称为“临安”“行在所”，将陵墓称为“攒宫”“暂厝”处，这种定性与表述，所要表达的，是南宋统治者与士大夫收复中原、归葬中原的希冀。

宋六陵从始建的孟皇后陵，到最后的度宗永绍陵，总体上体现了节约的思想。陵寝占地规模、地面建筑面积等，都比北宋皇陵要小得多。整个六陵陵区仅2.25平方公里，仅为北宋皇陵的七分之一229。以北宋仁宗永昭陵与南宋孝宗永阜陵的营造费用作比较，后者约为八十万缗，不及前者的五分之一230。应当看到，从南宋的经济实力来说，是具备修建与北宋皇陵一样、甚至更高标准的陵墓的条件的。

再从建陵时间来看，秦始皇陵建了30多年。“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231，汉武帝茂陵建了50多年，因“饗（通‘享’）年长久，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232唐代诸帝陵的营造也是始于即位之初。而南宋诸帝陵墓建造时间均较短，且恪守“七月而葬”古礼。难怪后人称南宋仁政宽厚，也难怪明太祖朱元璋给出了“宋南渡诸君无大失德”233的评价。

二是宋六陵凝聚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六陵的选址、布局、设计和营建，既体现了中国传统礼制思想，又反映了古代风水堪舆理论，既遵守典礼之规制，又适应山川之胜势，堪称建筑与文化、自然融会一体的典范。六陵建筑充分表明，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时代的烙印，是百科知识的集大成者。

宋六陵在元代初期，遭到了杨琏真伽们的毁灭性盗挖。但在遭受盗挖的同时，罗铣、唐钰等仁人志士也冒着生命的危险，进行了力所能及的保护。此后虽仍时有毁坏，但也还是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护。明代时，以明太祖为代表，对宋六陵进行了大规模的重修，加以封土，立碑墓前，定时祭祀。清雍正七年（1729），朝廷要求绍兴地方官对六陵进行保护修葺，春秋致祭。中华民国时，宋孝宗陵四周尚有矮墙、享殿、御祭碑等。

新中国成立之初，孝宗、理宗陵的享殿等尚存。后将陵区作为劳改农场。1961年，被绍兴县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由劳改农场改建为东方红茶场。1965年4月15日，浙江省绍兴师范学校以采茶劳动的名义，从绍兴阮社迁往宋六陵。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宋六陵地面建筑尽圮。1984年7月，绍兴师专从宋六陵迁至绍兴城内和畅堂。1989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将宋六陵列为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绍兴县文保局对已暴露的地下遗迹进行了抢救性考古清理。2002—2004年，绍兴县文保局对陵区进行考古勘探。2004年，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国家文物局遥感考古联合实验室对陵区开展地下遥感考古研究。2010年，绍兴县文保局对南北陵区进行现场调查。

201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嘉励、李晖达等专家学者组成的考古队进驻宋六陵。宋六陵遗址有目标、有计划、成系统的考古工作，由此拉开序幕。2013年5月7日，宋六陵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考古中正式发现了皇堂石藏子即地宫墓室遗迹。2018年，在一号发掘陵区发现了可能是宋高宗永思陵上宫遗迹的全貌。2019年，在二号陵区发现了比一号陵区大殿大3倍、约600平方米的五开间大殿及28个边长为1.8米的正方形磉墩。历史的尘埃，正在考古人手中一点点拂去；历史的真相，正在考古人手中一点点呈现。

对宋六陵及其遗址的不懈保护，反映的正是中华民族对于“往圣先贤、名臣忠烈”以及所有“有功德于民”者，“虽世代久远，而敬礼崇奉之心不当松懈”234的传统美德。这种敬崇先人的美德，实乃中华民族之天良，整个人类之天良，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绵延不绝的伦理道德、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宋六陵虽然历尽磨难，饱经风霜，毁坏殆尽，但还是残留了不少一般人并不经意，而实际上十分珍贵、甚至是价值连城的遗物，这实属难能可贵，尤显弥足珍贵。这些遗物，主要有“皇帝永茂陵”“皇帝永绍陵”“帝陵”“皇后陵”及《大明敕葬宋理宗顶骨之碑》等5通碑刻，以及今绍兴市越城区东湖大桥东侧的孝仙亭董堰桥上尚存的“通灵桥”坐栏石及其铭文；有浙江图书馆藏的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御制宋理宗陵祝文》等9纸祭文拓本；还有一定数量的砖、瓦、石等建筑构件，陶、瓷等生活器皿235。所有这些，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艺术等价值，都是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

三是宋六陵蕴含着潜力巨大的发展商机。其一，宋六陵有江南独绝、寰宇罕觏的历史人文优势。宋六陵里有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有丰富多彩的知识、引人入胜的故事。

其二，宋六陵有山清水秀、风光迷人的自然景观优势。六陵四面高，中间低，宛如一个精致的聚宝盆。周边群山逶迤连绵，林木青葱茂盛，新妇尖与御河遥相呼应，青龙山水库与宝山交相辉映，山水兼备，风景如画，引人注目。

其三，宋六陵有四通八达、左右逢源的交通区位优势。这里地处绍兴古城的东侧，水陆交通十分方便，特别是可以与周边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双拥的富盛生态史林、诸葛山风景区、吼山风景区、东湖风景区、陶成章故居等名胜古迹，互补优势，互通有无。

如果将这三大独特优势充分地整合、利用起来，建设包括六陵遗址保护、南宋博物展陈、南宋生活体验、生态养生休闲等功能在内的南宋文化园，既可以使宋六陵成为文物保护、利用、传承的样板，又可以使宋六陵成为文旅融合的典范，更可以使宋六陵成为引人入迷的胜地。

十年前，知名乡贤、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曾撰文指出，“宋六陵的遭遇确实令人感叹”，“落得如此下场，实在令人痛心。而且也暴露我们对古代王陵的保护极不一致的地域差异。北方诸陵，如明十三陵……保护得相当妥帖，不仅为后人瞻观，而且都成了旅游界关心的旅游资源……早年我曾经提出过恢复这座陵园的建议，但有关方面的意见……此陵早已徒存虚名，没有恢复的价值。这种意见，其实是既不正确而也失之公允的。”他还进而由衷地表达了美好的期待，认为“这是一处不容废弃的古迹，从当前来说，也必将成为一处引人入胜的游览景点。”236令人欣慰的是，陈桥驿先生的美好期待，得到了有识之士们的赞同，更广大人们的共识也正在增进当中。

宋六陵已经经历了近千年的建陵、毁陵、护陵史。大自然早已沧海桑田，人世间也已翻天覆地。虽说是物是人非，其实已物非人非。想起这些，未免使人有悲欣交集之感。现在，应该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宋六陵进行更好的保护，在更好保护的同时进行更好的利用，在更好利用的同时进行更好的传承的时候了。

“后者视今，亦犹今之视昔”237。前人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我们也有责任、有义务给后人多留下些值得他们自豪和夸耀的东西。《宋六陵古今》一书的编写，正是基于这一崇高而又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在酝酿与编写的过程中，浙江省政协葛慧君主席自始至终给予了极大的关心，绍兴市政协魏伟主席亲自为本书取名并审定框架结构，浙江省政协文史委、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文理学院、绍兴市柯桥区政协、绍兴市柯桥区文旅局、绍兴市柯桥区文保所以及中国文史出版社等给予了大力的支持，绍兴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做了大量具体的组织牵头工作，特别是杨水土、俞志慧、郑嘉励、许学刚、宋晓以及王文运、宋晓薇和茹静文诸君，为本书的编写出版，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从中展示出来的文化自信跃然纸上，文化情怀令人感佩。我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我在想，《宋六陵古今》这本融专业性与通俗性为一体，雅俗共赏、图文并茂、古今贯通的文史资料集的出版，是会受到读者朋友们的欢迎的。因为它会告诉我们，今天的国泰民安、国强民富，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也因为它会激励我们，为了明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责任，去奋斗！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自然想到了今年这个春节的非同寻常。到今天这个点为止，全国已有30个省（区、市）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微不足道”“视而不见”的病毒，竟然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了铺天盖地之势。为了防止疫情的再扩散，人们普遍被建议待在家里，减少外出，做好自我保护。由此可见，人类其实是十分脆弱的，人类要认识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随心所欲、得心应手的时候，更断断不能在大自然面前得意忘形、忘乎所以。这与南宋与六陵颇有相似之处，南宋存在了153年，而六陵被毁却在瞬息之间。由此也可知，人类应当更加敬畏自然，更加尊重历史，更好总结经验，更好吸取教训。今天是大年初一，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只争朝夕，努力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