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主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摘 要: 对于大多数试图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历程和遗产的历史学家们而言, 民族主义是他们关注的焦点。相对而言, 对于种族主义对那场战争的全方位影响, 这些历史学家却极少关注。通过探究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充满偏见的制度框架是如何以多种方式酿成了这场遍及欧亚的战争, 能够修正学术界的疏忽。种族主义充斥了战争的每个阶段, 种族主义假设和赤裸裸的偏见推动了人们做出走向战争的决定。在这场战争中, 那些支持西方统治者或政客的殖民地人民 ( 以及非裔美国人) 遭受到歧视性的态度和政策, 这种经历塑造了殖民地人民在战争中的角色和待遇。种族主义仇恨激起了大量的暴力镇压和种族灭绝屠杀。种族主义假设导致了凡尔赛协议的失败, 同时也激起了殖民地和被压迫种族人民的反抗。
作者: 迈克尔·艾达斯, 美国罗格斯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申蛟, 吉林大学文学院世界史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 史学集刊
一
在 20 世纪几代历史学家的阐释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民族主义激情和对抗所导致并维系的一场国家间的冲突。诚然,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民族主义是引发这场全球浩劫的关键因素。民族主义亦是导致政治家远离谈判、战士继续作战的主要动力。但时隔不久, 人们清晰地认识到: 胜利得不偿失, 破坏和衰败却成为战争的主要遗产。然而, 最近大量研究显示, 从大战爆发到犹疑不决的善后事宜处理中, 战争的核心参与者并非民族国家 ( nation - states) , 而是民族帝国 ( nation - empires) 。一系列帝国主义危机所滋生的敌对情绪和偏执心态也许提供了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导火索。但种族主义假设所激发的民族主义狂热和帝国主义的强制性需求, 种族偏见驱动的战时暴行以及由根深蒂固的全球种族等级信念所塑造的战后安排, 迄今为止并未明显地引起历史学家的关注。本文试图展示, 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具有普遍性, 也以重要的方式塑造了大战爆发的本质、进程和战后遗产。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的欧洲社会理论家、自然哲学家和科学家对虚构各种种族等级秩序情有独钟, 尽管 “白色”人种或高加索人种在这些种族等级秩序中总是居于顶端, 但具有欧洲血统的各民族自身也依据种族类型进行了划分和排序。可以预见到的是, 理论家提供的种族语言身份 ( ethno- linguistic identity) 通常决定了哪个欧洲“种族”居于金字塔的顶部。因此, 德意志或奥地利作家颂扬日耳曼各民族的纪律、勤勉、音乐成就以及科学发现, 而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则强调自己在医学突破、造型艺术和建筑学方面的杰出成就, 以及对过去几千年 “文明” 进程的贡献。几乎无一例外, 上述种种情形都介入了包括高加索人种或欧洲裔衍生人种内部的种族排序, 从文化、易变的性情到体质以及与生俱来的特征, 都被他们用来作为宣称自己优于低等人类种群的科学依据。在最基本的层面上, 但在大众认知和行为方面是最重要的, 种族主义者援引肤色、发质和其他的明显特征( 尽管从遗传学角度来讲无足轻重) 来说明问题。
在 18 世纪后几十年和整个 19 世纪, 在受过教育的, 尤其是受过科学训练的人看来, 这些相当肤浅的标识至少被一整套表面上看来更具经验主义色彩的实证方法所取代, 这种方法能够对人类能力和成就的差异进行检测。从卡尺到颅测量仪等各式各样的仪器被发明出来, 用以测量和比较身体的类型和部位———如过去被预先裁定的不同人种的肌肉结构或骨盆。然而, 检测的结果越来越多地集中于人的颅骨的外形尺寸和大脑的不同部位, 它们被视为决定了个体和不同种族群体的平均智力。整个 19 世纪, 那些被约翰·斯普尔茨海姆 ( Johann Spurzheim) 称为颅相学 ( phrenology) 的发现, 被科学家、医学专家和各领域的专业学者广泛接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十年里, 那些专门推广科学发现的作家 ( 和演说家) 与畅销小说作家 ( 或许他们中最著名的是阿瑟·柯南道尔) ,曾在西欧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公众中广泛传播已删除了不妥文句的观念———即智力与颅骨的形状和大小之间存在着关联性。
颅相测量值经常被用来区分高加索人种 ( 尤其是欧洲男性, 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因其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而备受推崇) 与包括从日本人到地位低下的澳洲土著居民在内的低等种族, 高加索人种的感官能力和情感被认为更为发达。但有时欧洲以外的类似于欧洲人的种族也依照颅骨类型进行划分。在那些被视为高等种族中盛行长颅型或窄颅型, 例如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其他日耳曼民族。种族排序随头盖骨的变大而降低, 包括凯尔特人和拉丁人被归入宽颅或短颅型。颇有讽刺意味的是( 或许根据时代的逻辑完全合适) , 据说英国人和德国人是长颅型颅骨结构的完美体现, 然而英德两国却在冲突中成为主要的对手, 帝国主义列强要对战争扩展到非洲、中东和亚洲负有主要责任。从人口比率方面看, 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日耳曼各民族遭受了最惨痛的损失。英德两国在战前互为主要贸易伙伴这一事实也使战前有关战争的预言落空, 这种预言认为: 19 世纪的世界经济紧密联系以及欧洲各国相互依赖, 不可能爆发持续的、大规模的战争。
在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日趋紧张的数十年里, 民族特征常常表现为新闻报道中刻板的种族本质主义 ( racial essentialisms) , 或是表现为民众对欧洲列强间所发生的周期性危机的回应。有时, 杰出的领袖们似乎坚信这种后来被证明是敌对国家人民相互间所持有的刻板印象。这不足为奇, 德皇威廉二世 ( Kaiser Wilhelm II) 在这方面最为臭名昭著, 在许多与他同样的贵族和国家元首看来, 他似乎集中体现了被广泛公认的德国人与生俱来的侵略性和傲慢。例如, 在德国派遣军队支援在中国义和团运动中被围困的外国军营的仪式上, 威廉二世激励整装待发的士兵, 面对负隅顽抗的 “东方人”要显示出匈奴人在打击对手时的凶猛。拥有着为其他强国所艳羡的庞大帝国和制海权的英国人, 被普遍认为是无可救药的两面派而不值得信任。由于人们将英国视为 “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 perfidious Albion) , 加之典型的英国人普遍存在的骄傲自大和自鸣得意的性格特征, 即使是其惴惴不安的盟友也认为, 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英格兰分支完全是自私自利的, 只受物质利益的驱使。不论是法国人、意大利人还是伊比利亚人, 拉丁 “种族”被广泛地视为受情感驱动而非受理性考量所支配的冲动民族。通常归属于斯拉夫民族的俄罗斯人在种族排序中处于中等位置, 其落后和迟滞的发展被归入反对文明的半开化行列。西欧民族处于种族光谱的一极, 非洲人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前便存在的野蛮人处于另一极。
从开战的数周以来, 新闻界人士和脱颖而出的宣传家们站在各自民族帝国公民的立场上, 利用几十年来在大众媒体中已经成为老生常谈和政治辞令的种族本质主义来争取本国民众对战争的支持。例如, 德国评论家指控英国站在法俄一方介入战争是其根深蒂固的机会主义和口是心非历史传统的另一个例证。在鼓舞民心以击退俄国对德意志帝国东部边界的进犯的过程中, 德国官方公告利用了对蛮族军队焚毁古代城市并屠戮其四散奔逃的居民这一行为的恐惧感。当数十年来一直承诺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结盟的意大利人于 1915 年选择站在协约国一方参战时, 同盟国的发言人认为一个孱弱且狡诈的民族做出这种背信弃义的倒戈是可以想见的。然而此时德国却已将这种宣传上的成功拱手让给了协约国的宣传家们, 其中英国成为战时宣传的大赢家。德军被比利时这个中立小国的顽强抵抗所激怒, 采取了草率处决平民和彻底毁灭比利时中心城区的做法,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行为便盟军的宣传者和漫画家强调德皇和日耳曼民族野蛮残暴的兽欲是对鲁汶 ( Louvain) 及其著名的图书馆的破坏。随着德国进攻的放缓和堑壕战僵持阶段的到来, 成千上万的比利时男性被运往德国战线后方的劳工营。在协约国一方, 详尽描述这些暴行的新闻报道———继而是官方调查———至少被认为证实了战前将德国人视为匈奴蛮族的成见。战时的宣传海报和图像讥讽德国文明的自命不凡,并试图捕捉德国人的残忍和兽性, 此处展示的是两幅耸人听闻的图片。英国宣传家致力于大范围、持续揭露可耻的本质主义,其明证之一便是他们设计出左边这幅海报,并于 1914 - 1917 年间在美国各地张贴, 主要目的是力争使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

盟军的宣传者和漫画家强调德皇和日耳曼民族野蛮残暴的兽欲
二
尽管在一战爆发前的几十年间, 种族在欧洲的内部争斗中总是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 并常常从属于后者, 但它是区分欧洲人和世界上其余绝大部分被殖民民族最重要的标志。绝大多数欧洲人认为已经被他们间接或直接统治的民族, 明显区别于其自身所属的白色种族, 因此是低等种族。但他们也意识到从属的各种族在能力和历史成就上存在重大差异。一些普遍被认为是 “尚武种族” 的种族或宗教群体 ( 或许最常见的是日本人) , 在选择性和可敬性品质方面被看作几乎接近于欧洲人。随着欧洲强国的海外殖民地被卷入战争, 一场真正的全球大战随即展开, 这些例外的 ( 但仍低于欧洲种族) 种族群体首次参加这场争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站在协约国一方, 只有一个例外, 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广阔的殖民地战线产生了重要影响, 那就是德国在德属东非招募的训练有素的非洲土著兵仍旧忠诚于德国军官, 尤其是冯·莱托 - 沃贝克 ( von Lettow - Voorbeck) 少将。面对协约国联军的攻势, 莱托激发士气的指挥以及非洲土著兵的勇猛善战和适应能力, 使得这块殖民地和所有其他德国非洲 ( 及太平洋) 帝国的领土免于在 1914 年被迅速攻陷。更令人注目的是, 莱托及其非洲军队在战争的四年中一直坚持战斗, 抵抗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对手———至少是在数量方面———英国、印度、南非以及葡萄牙的军队, 直到 1918 年 11 月停战协议在欧洲宣布的数周前, 他们方才投降。
至少在战争的前几年里, 英国几乎没有理由怀疑其所招募的大量印度军队中的精英分队的忠心, 这些军队是从被视为南亚次大陆的尚武种族中招募而来的。几十年来,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多世纪以来, 成千上万的马拉塔人、贾特人, 尤其是锡克教徒和廓尔喀人已追随其英、印官员投入各种战斗中。这些 “尚武种族”的优秀代表, 以及从其他尚武品质较少受重视的印度族裔和宗教群体中进一步征召的无数印度人, 在开战后的数月中遭受了一系列惊人的挫败。首先是在德属东非,英国将军明显远逊于莱托和他的军官们, 旋即是在 1914 年末介入的西部战线。尽管他们和 1915 年早期在西线陷入困局的联军中的绝大部分部队一样为自己辩白, 但印度军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其制服、装备和训练———被证明极易受到恶劣的冬季天气及德国军队先进武器的伤害。一些观察家总结认为, 他们因为种族的原因不适合在温带环境下作战, 无法与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欧洲士兵相抗衡。在西线失利后, 印度军队于 1915 年前几个月被运回殖民地, 他们成为英国在非洲东部、南部和整个中东军事行动的中流砥柱。在战争年代里, 印度有近 150 万士兵和劳工被征召以支持英国的战争, 其中逾 10 万人伤亡。
尽管法国所能征召的来自殖民地的兵力有限 ( 数量上仅与英国在南亚所召集的殖民地兵力相当) , 但法国人的确调用了北非士兵和法属西非精良土著士兵, 将其部署在西部战线, 并参加英法在西非抵抗德国殖民地的联合军事行动。与印度士兵和德国人带领的非洲土著兵一样, 非洲士兵在各条战线上表现英勇。但法国殖民官员和其非洲下属在推动征兵时采用的高压手段导致了公开 ( 有时甚至是激烈的) 反抗, 这在西非尤其明显。尽管对征兵的抵制行为在欧洲帝国内只是一种局部现象, 但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官员与军事领袖都清楚地意识到, 在初期作为欧洲内部纷争的情况下,过度招募被征服地区人民从军这一做法是危险的。也许英国总督卢格德爵士 ( Lord Lugard) 最为直接地挑明了这一点, 他哀叹武装非洲人的做法已经教会他们 “杀死白人” , 非洲人发现 “他们不再妥协时白人便会让步” , 这意味着 “他们已经获取了很多知识, 有朝一日便可能产生令人不安的结果”。
对大量亚非士兵新近被征召到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军队中所造成威胁的指责与种族主义有关, 这明显体现在以下事实中: 对拒绝服从不称职指挥官 ( 这样的指挥官在这场消耗战中层出不穷) 命令的殖民军队进行整肃, 对潜逃或反抗欧洲征兵的土著居民采取报复性措施。如卢格德的恐惧所暗示的那样, 即便是从殖民地招募, 在战争爆发很久之前就为欧洲指挥官服役的那些士兵也不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忠心耿耿的。毕竟他们亲眼目睹了在两败俱伤的争斗中, 欧洲青年人惨遭屠戮的骇人场面, 而这场战争除了毁灭敌对的 “白色”对手之外很快便失去了意义 ( 不论战争的意义在最初就是多么的苍白) 。整场战争的荒谬性, 以及指挥非洲士兵的欧洲军官的失误, 加之战争中英国和德国士兵表现出的弱点, 这一切都使支撑西方全球霸权的白人种族优越论的神话成为笑柄。更重要的是, 欧洲人声称卓越的理性为其种族至尊提供了根基和经验主义验证, 而这套话语曾为其帝国主义征服行径和教化其他人类的使命提供了合法性, 现在看来这不过是一种空洞的自负。
我们无法准确断言卷入战争的殖民地军队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洞悉了欧洲人的弱点, 因为有关他们对欧洲文明自我毁灭场面的反应鲜有记载。但与欧洲士兵和医务人员的邂逅———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乔治·杜哈曼 ( Georges Duhamel) 带有少许演绎色彩的战后回忆录中所描述的那些———捕捉到了在欧洲军队中服役的殖民地人民所表现出的无法掩盖的幻灭感。作为一名法国的前线医生, 杜哈曼回想起这场战争是如何挫掉了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各种比喻的锐气, 而白人殖民者正是利用后者来证明其优于非洲人和亚洲人。他明确地将横跨西欧一系列中心地带的报复性毁灭和科技进步( “在极短时间内杀戮如此多的人, 毁灭如此多的城镇” ) 联系在一起, 而科技的突破性进展常常被种族主义理论家吹捧为白人男性卓越的聪明才智的经验性证据。他详述了亚非部队和劳工是如何持续不断游走于战壕的残迹中, 在此过程中目睹了欧洲青年人生活并渐次遭受屠戮的悲惨处境。这些青年人污秽不堪, 身体生满虱子, 挤成一团栖身于泥泞、充斥着老鼠的战壕中, 这些都证明欧洲人所宣称的对自然的掌控———至少是在对人类有益的方面———是虚假的。杜哈曼故意以一种本质化形式将马达加斯加担架手描绘为 “小猴子” , 他们 “原始”、“胆怯”、“温驯” 且 “顺服” , 他承认自己认为 “小猴子”一定对作为他手术室的最先进的移动救护车印象深刻。但几乎在一瞬间, 他在一个担架工 “平静、意味深长的注视”中认识到, 幻灭的羞辱感成为这些人对大战带来的恐慌的必然回应。
一战期间, 虽然与白人种族优越性这一概念有关的说辞开始受到公众层面的质疑, 但绝大多数殖民地民众还未彻底 ( 或至少是公开) 抛弃上述观念。但对许多试图观察战争的创伤性影响的欧洲( 还有部分美国) 作家, 以及受过西方教育的亚非知识分子和领袖来讲, 种族等级制和白人种族例外论的假设已经声名扫地。尽管勒内·马兰 ( René Maran) 以其高度浪漫化的讽刺手法 ( 包括如懒惰、滥交和宿命等标准的殖民主义比喻) 来描绘非洲的社会和日常生活方式, 但他也揭露了大多数欧洲殖民者自命的特性, 这些特性是殖民者主宰亚非人民种族天命的一部分。作为著名的龚古尔文学奖 ( Prix Goncourt) 首位非欧洲裔获奖者, 马兰来自马提尼克 ( Martinque) , 是一名受过欧洲思想影响的非洲人 ( évolué) , 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法国殖民行政官员。他的获奖小说 《霸都亚纳》( Batouala) 将欧洲殖民官员描绘为汗臭袭人, 令人畏惧且撒谎成性的骗子。马兰将他们那种自命的教化使命解构为虚假的承诺和空洞的辩解, 目的是掩盖其对非洲国民的剥削和压迫。通过对殖民者教化使命的批判及对非洲文化的自我认同, 马兰成为黑人性 ( Négritude) 文学运动中非洲诗人的旗手。他拒斥白人的种族主义傲慢和欧美人的假设, 即通往 “现代性”的道路已经由欧洲社会及其北美衍生物开辟出来, 而人类的其余部分注定要走这条路。
或许由于在非洲绝大部分地区正遭受殖民统治的数十年前, 一场初生的民族主义运动就已经在印度方兴未艾, 战时印度杰出的作家和政治领袖在对欧洲人的批判方面, 很少费神去明确提及欧洲的种族主义修辞。但在面对欧洲人的如下做法时, 即将物质 “进步” 和 “文明” 成就当作衡量“进步”的潜力和发展水平的最为可靠的经验标准 ( 这种做法正是欧洲人坚持用以划分不同种族群体的标准) , 印度思想家则进行了更为直接的抨击。1890 年代, 斯瓦米·维韦卡南达 ( Swami Vivekananda) 向印度和西方受众明确表述了一系列尖锐的论题, 在此基础上,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 探究了大战导致欧洲人教化使命思想发生混乱的多种方式, 此前他于 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成为世界级的文学家。在某种程度上, 泰戈尔受过度的战时暴行所启发, 譬如德军炮轰法国兰斯的教堂镇, 他认为欧洲的道德和灵性已经被其过度的物质主义所贬抑, 他们自夸的科学成就日益被用来制造毁灭。泰戈尔在其日记、文章和演讲中反转了殖民者的种族刻板印象, 认为后者对纪律的过度强调阻碍了心灵的发育, 正是他们铁路的速度将其与自然和彼此分割开来, 对权力与控制欲的痴迷将他们的文明引到了自我毁灭的悬崖边上。
莫罕达斯·甘地 ( Mohandas Gandhi) 在大战开始后迅速崭露头角, 他是印度独立运动的道德和哲学导师, 也是该运动主要的政治策略家之一。他将维韦卡南达、泰戈尔和其他印度思想家不同的关于西方退化论和危机论的叙事融合在一起。对于大多数印度思想家和许多政治活动家而言———甘地身兼两者———白人种族优越论的神话早在二战前很久就已经被摈弃了。但在甘地看来, 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和西方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争论, 甚至不是认同印度文明, 而是必须彻底批判西方通往现代性的道路, 并为印度和其他被殖民社会乃至欧美设计出相当具体的非西方式的、不以工业为中心的替代方案。他坚持认为, 大战已经清楚地昭示出:印度的命运不与西方的血腥方式同流合污……因此, 她不必慵懒无助地说: “我无法摆脱西方的冲击。”为了自身和世界的利益, 她必须足够强大以抵御这种冲击。
在殖民地对协约国提供的支持方面, 英国侨居者的殖民地所提供的军队、钱财和战争物资依照种族进行分类, 有别于其热带附属国的强制征兵等援助方式。通常, 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 在非官方层面还包括南非部分讲英语的地区) 侨居者的殖民地被归入 “白色”自治领, 它们团结起来支持大不列颠的盎格鲁 - 撒克逊 “同胞”。与所有协约国联盟的情况一样, 欧洲裔殖民地志愿兵和英国军队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在指挥层面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军团败于土耳其军队战役期间———不时达到破裂的边缘。以联盟方式整合起来而不是作为下属部队 ( 如那些从非洲和印度征召的部队) 的自治领军队, 被证明对英国抵御占有极大优势的德国军队的攻击至关重要, 尤其是在1915 年末至 1917 年初的僵持和代价高昂的消耗战阶段。由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军队习惯于法国北部的冬季气候, 与其他殖民地士兵相比, 他们更容易与英国各部配合。也许最重要的是, 他们是在某些最为杰出的澳大利亚将军麾下作战, 其中典型代表即约翰·莫纳什 ( John Monash) , 所以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军队被许多同时代的观察家视为优等白人种族美德的表率。
三
另一部分按人种界定的、遍布于欧洲民族帝国各处的民族———犹太人———也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卷入这场兵连祸结的战争中。从被西欧民主国家同化的犹太人到东欧, 尤其是俄罗斯帝国被隔离的犹太人社区, 一战都激起了迥然不同的回应, 但从长远来看却导致了类似的结果。绝大多数被同化的犹太人联合起来支持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民族主义号召, 支持各自国家的战争努力。在德国, 军方于 1917 年进行了一场特殊的人口普查, 以确定在前线服役的犹太人的数量, 结果显示有近 10 万人, 而估计其中 12 000 人已经阵亡。在奥匈帝国和俄国, 绝大多数犹太人未被同化。在俄国, 犹太人被迫居住在栅栏区中, 甚至被广泛视为 “异教种族” , 但即使这样, 仍有犹太人努力追随并参军。尽管俄国在一战前的十年中对犹太人有过残酷的迫害, 许多大屠杀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但据估计仍有多达 450 000 名犹太人在战争期间自愿或被强征入伍, 主要是承担支援任务并作为下级士兵。
对犹太人伤亡人数的估算在战时有所浮动, 但不论其总数如何, 俄国人和德国人都认为犹太人对败北的战役和一战的失败负有责任。由于遭到俄国领导人对犹太人勾结德国和奥匈帝国敌人的指控, 数十万犹太人在战争期间被驱赶出前线战区。许多人在寻找新的定居区或俄军对犹太定居点的随机搜捕中丧命。俄国在战争开始前数十年和战争期间对犹太少数族裔的压迫, 使得许多犹太人将前来的德国军队当作解放者来欢迎。在俄国人和其他非犹太少数族裔看来, 有关犹太人背叛的谣言, 以及他们与德国占领者之间真实的合作似乎坐实了这样一种指控, 即犹太人在这场以沙俄丧权辱国, 败北收场的战争中的确参与了破坏沙皇政府战争努力的活动。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伴随着1917 年十月革命而来的破坏性内战中丧生。
虽然犹太人对德国战争努力所做的贡献———包括沃尔特·拉特瑙 ( Walter Rathenau) 对于战时经济的杰出领引———几乎无可指摘, 但在战时粮食短缺抗议活动中由犹太左翼领袖发挥了杰出作用, 这滋长了德国长期存在的反犹主义思潮。在德国向协约国投降之时, 社会民主党人和中央政治家 ( 其中很多人是犹太人) 扮演的主要角色, 以及左翼活动家在战争末期夺取政权的努力, 导致鲁登道夫 ( Ludendorff) 和其他德国军事指挥官所做出的那个臭名昭著的指控被广为传播和接受, 即战争大后方的平民 “暗箭伤人” , 而非德国军队的败北应为国家的败绩和接踵而来的羞辱负责。在战后的国内冲突和经济动荡的数十年中, 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咬住这些所谓的犹太人战时战后叛国罪行不放, 以此煽动和扩大存在于德国社会中达数个世纪之久的反犹主义思潮。最终, 他们变成了纳粹身后的主要力量, 在魏玛共和国最后的岁月和第三帝国的十年中始终用心歹毒地从事针对很大程度上已被同化的犹太人的种族战争。
在奥斯曼帝国余下的核心行省中, 战时的挫败也明显塑造了一种特别不同的种族战争, 并于1915 - 1916 年达到了种族灭绝的程度。奥斯曼帝国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强国之一, 帝国的崩溃逐渐侵蚀了其土耳其统治者与主体民族历经 500 余年才培植起来的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和解。土耳其官方将这些少数民族定名为米勒特人 ( millet) , 其中人数最为庞大和最有影响力的便是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库尔德人, 自奥斯曼帝国创立以来他们就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富有雄心的青年土耳其党官员和知识分子于 1908 年控制伊斯坦布尔, 这在实质上埋葬了奥斯曼王朝, 他们多半信奉突厥扩张主义, 在对待米勒特群体问题上持有强烈的非伊斯兰教的种族优越感。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曾大体上被安置于伊斯坦布尔及其郊区, 尤其是东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人变成了土耳其种族主义替罪羊的主要牺牲品。当奥斯曼帝国在 1890 年代行将就木的时候,实际行使权力的最后一位苏丹阿卜杜勒 - 哈米德二世 ( Abdul Hamit II ) 与其谋士在首都和东部行省怂恿暴徒袭击亚美尼亚人。在这场部分是由宗教因素所驱使的屠杀中, 多达 100 000 名受攻击者丧命。然而, 法庭和党派理论家却为这一行为辩护, 认为这对于消除亚美尼亚 “结核病菌”给 “伟大的土耳其种族”所造成的威胁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在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土耳其站在同盟国一方于 1914 年 11 月参加一战之后, 他们迫不及待地展开了对沙俄的攻击, 后者一直是造成奥斯曼帝国从中亚和东南欧退却的主要因素。由于准备不足,加之在大战开始的第一个冬天里, 自负无能的恩韦·帕夏 ( EnverPasha) 领兵攻击高加索惨遭败绩,第二轮由种族主义激起的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在 1915 年的前几个月里再度开启。以俄土交界地带的亚美尼亚人与沙皇军队暗通款曲以致土耳其军队在高加索一役中败北为由, 亚美尼亚各部被解除武装, 并随后于同年二月遭到残杀。在接下来的数月直至 1916 年上半年, 青年土耳其党政权的军队和公职人员组织了对亚美尼亚平民的大搜捕。通常由库尔德游牧民和战士来执行, 尤其是在东安纳托利亚地区。这种 “放逐”行为常常演化为夺走数以万计, 乃至数十万计男女老幼生命的死亡之行。在许多地方, 整个的村镇都被占领或包围, 亚美尼亚居民惨遭劫掠和杀戮。有报道显示, 亚美尼亚人被赶进教堂宰杀献祭, 活埋, 尤其是亚美尼亚儿童被抛入海中溺毙。在这场种族大屠杀暴行中, 约 100 万亚美尼亚人罹难, 其他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人流落到邻近的阿拉伯、希腊和斯拉夫边境, 沦为难民。作为一个恶兆, 20 世纪甫一开始便目睹了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种族灭绝行径。它由恶毒的种族仇恨所驱使, 与后来在这个世纪激起了一连串堪与这次屠杀相比甚至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杀戮如出一辙。
四
与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衍生的和仓促捏造的种族非难不同, 于 1917 年延迟参战的美国所带来的种族影响, 既深深根植于这个国家的历史, 某种意义上也更为复杂。一战使得欧洲大陆满目疮痍, 欧洲大国间互相厮杀所带来的更为长远的影响使得伍德罗·威尔逊 ( Woodrow Wilson) 越发关注 “白色”文明全球主导权的衰退, 而他认为这种主导权是有种族界限的。威尔逊及其核心顾问起初为英国海军封锁北欧一事而烦恼, 后来因德国恢复无限制潜艇战于 1917 年 4 月对德宣战。在这段时间里, 他们对于与美国的盎格鲁 - 撒克逊人②拥有同样高贵品质的本质化的不列颠民族之赞许愈发明显。相比之下, 威尔逊、罗伯特·兰辛 ( Robert Lansing) 、豪斯上校 ( Colonel House) 以及威尔逊核心集团的其他人的演说、通信和官方声名都充斥着对德国侵略行径、口是心非以及非理性政策的谴责。威尔逊认为, 只有当德国人先天固有的军国主义癖好被清除后, 世界才能 “因民主而安全”。这种信念对他做出战争决定和在凡尔赛处理复杂的战后谈判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随着美国社会于 1917 年准备参战, 其深刻的种族隔阂经常被证明是国家动员士兵和调集资源的一项重大障碍。在战时和战后, 种族问题所导致的紧张也引发了国内普遍的暴力行为。许多政治家, 也许还有大多数公民也不愿意看到大量 “黑人”被征募或雇佣加入美国远征军, 这种情形引发了旷日持久且常常是争论不休的辩论。强烈的反对声音———尤其是来自南方的政治家和当地社区的反对呼声———在美国参战后最初几个月扭曲了征兵方式, 表现在征兵时提倡种族优越性。这种不正常的征兵方式固执地表明白人是服兵役的主体。威尔逊政府不顾这种高度种族化的异议, 选择吸纳非裔美国人入伍, 允许他们当志愿兵。非裔美国人的居住地和训练地被彻底隔离起来, 以此作为对强烈反对呼声的一种让步, 同时, 包括威尔逊本人在内的大多数战时策划者相信这是自然而然的常态。1917 年夏季, 都市种族暴乱从东圣路易斯和芝加哥蔓延到纽约和南部数城, 其中白人暴徒是攻击者, 非裔美国人成为受害者。这些自然坚定了决策者的信念。
一旦决定征招并隔离非裔美国人, 与居住、训练和部署这部分士兵相关的问题便浮现出来并贯穿战争期间及战后, 而且绝对不仅仅限于南方。 非裔美国士兵应该被分派到哪个军事基地? 这一问题成为争论的主要焦点, 在南方尤为如此。但在某些情况下, 在美国的中西部和大西洋地区, 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在决定征召非裔美国人的几个月内, 驻扎在临近休斯敦、得克萨斯州洛根军营( Camp Logan) 中的非裔美国士兵和当地城镇居民, 尤其是与警察之间的紧张状态引发了种族暴力行为。警察在处置拒绝遵守市内有轨电车和剧场中隔离规定的非裔美国士兵时采取了非人道行为,这激起了新兵发动的武力袭击, 致使 16 名白人平民死亡, 数人受伤。
尽管非裔美国士兵在南方之外的城市休假时较少受到限制, 但隔离制度仍主导着他们的训练、营地生活和海外服役。逾七成的非裔美国应招者被降级从事劳务而非兵役,并尽数被分配到与白人指挥官隔离的各部。尽管在官方看来, 非裔美国士兵所接受的单独训练、住宿与娱乐设施与他们的白人战友所享有的并无二致, 但在每个军事基地内部和不同营盘之间, 依服役各部的种族构成不同, 仍存在极大的不平等, 情况总是有利于白人士兵。1919 - 1920 年间迎接自战场归来的非裔美国士兵的是普遍的种族骚乱, 这证明了非裔美国人为国家战争所做出的贡献, 及其在后方所做的努力都无助于削弱战后美国的种族歧视和社会约束。事实上, 种族隔离在很多方面强化了, 暴力和公然的压迫变得更加明显, 这在南部地区尤为如此 ( 如果对私刑的发生率的统计是准确的话) 。数十年来美国历史学家的标准叙事将种族压迫描述为向 “常态”的复归, 至少在美国是如此。
种族主义假设的持续影响塑造了 1919 年凡尔赛艰难的和平谈判所达成的最终解决方案, 在许多重要方面预示了大战给后世带来的全球性遗产。正如罗伯特·兰辛的回忆录所充分证明的那样,事实上, 包括威尔逊总统及其核心顾问在内的政要在做出重大决策时, 内心都怀有种族等级制。他们所缔结的和平条约存在相当大的缺陷, 结果是结束了一场战争却引发了另外一场战争。种族主义信念明显出现于国联盟约的措辞中, 这归因于威尔逊愿意为这个他认为最能保卫持久和平的组织而牺牲一切。同时, 种族主义信念也在实际上主导了凡尔赛和会的方方面面。在战后世界安排中, 对中国山东半岛前德国殖民地的处置, 或许能够表明种族优越论的狂妄所起到的最有害的, 并极具历史影响的作用。依据英日 1902 - 1903 年海军同盟协定, 在欧战爆发后, 日本立即猛烈攻击德国在中国的特权飞地和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岛屿属地。战争期间, 这些领土实际上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至于山东问题, 凡尔赛会议上大多数代表认为应将其归还中国。
威尔逊一改他坚持废除大国秘密协定的主张, 试图采用不公开的会议形式与中日外交官协商山东问题。日本的意图在于将自己实际上已吞并的区域并入其日益膨胀的帝国中去, 这成为幕后激烈争论的焦点。已将自己定位为唯一仲裁人的威尔逊不久便面临一种两难困境: 日本决定在国联盟约中加入一项确认所有民族基本平等权的条款, 但却被威尔逊断然拒绝。导致威尔逊持反对意见的首要原因在于其自身的种族主义偏好及其如下假设: 如果支持日本的建议, 那么英法谈判代表便会在非公开的最高会议上坚决反对他的意见, 而这些委员会将控制和会的议程和结局。出于以下担心———如果日本人在其所提出的实为宣示种族平等的条款被拒的情况下再被迫放弃山东, 那么他们将坚持以拒绝加入国联为威胁———威尔逊选择接受延续殖民占领而不是坚称人类平等。如罗伯特·兰辛及其几位同僚当时明确向威尔逊所阐明的那样, 他抛弃中国人的决定———后者曾与美国一样参战, 并在西线为支援协约国的战争努力贡献了十余万劳工,且以雄辩之才捍卫自身对山东的所有权———违背了自己屡次阐明的各项道德原则。他们也警告道, 与日本达成的交易将给美国招来非议, 因为美国一贯坚称自己是正在形成中的中国民族国家的守护神和庇护者。同时这种交易还会给远东地区的战后秩序带来有害且长期的影响。当然, 兰辛的评论非常有先见之明。将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一部分移交给日本帝国控制的麻木不仁的做法———日本政府于 1915 年强迫袁世凯军阀政府签订的 “二十一条”已经使得这一情况肆意蔓延———为日本的军事和经济扩张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并为它在十年后试图将整个中国变为自己殖民地的企图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据点。
更为重要的是, 威尔逊的背叛激起了全中国的普遍抗议, 学生、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纷纷举行游行示威, 这标志着揭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五四运动的开始。日本将中国纳入其扩张中的帝国的野心昭然若揭, 其赤裸裸的要求也使得李大钊重新阐发的激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了认可。他认为如果中国想要变得足够强大, 以抵御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害, 那么必须在政治和经济—社会领域进行革命性变革。凡尔赛秘密会议的决议对中国造成的羞辱与李大钊的作品一道锻造了初出茅庐的中国共产党, 强化了其对中国知识分子和年轻人的吸引力, 其中包括很快便汇集在毛泽东周围的那群来自湖南长沙的朋友。
在巴黎和会上, 绝大多数代表将山东问题的争论视为对中国主权的赤裸践踏, 它是威尔逊对自己那项潜在的激进倡议———和平协议应建立在所有民族的自决原则基础之上———的一个背叛。对于民族自决原则的内涵到底有多大包容性的问题, 总统最初的看法充其量是模棱两可的, 但来自美国坚定的帝国主义盟友 ( 尤其是英国和法国) 的压力导致了自决原则在有关民族和地区的适用范围受到限制。兰辛的回忆录再次明确揭示了这一退却行为的种族主义背景。作为威尔逊的心腹之一, 兰辛明确提出 “把这种思想灌输给某些特定种族是危险的”,这一警告只是强化了威尔逊总统对于将自决扩展到非欧洲种族的担忧。最终将不具有欧洲血统的其他一切民族排除在外的做法, 使得亚非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领袖普遍醒悟, 他们不再相信威尔逊所谓人类正义与和平的忠实代理人的声称; 同时, 这种做法也强化了那些谋求维持由西方主宰的战前殖民秩序的国家对种族优越论意识形态的依赖。
经过无数次争论和冗长的讨论, 1919 年交战各方终于在凡尔赛达成和平协定。在其后的数年中, 种族主义思想仍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它参与塑造了战后的世界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秩序, 并强化了持续存在的对殖民地人民统治和剥削的正当性。但 1914 - 1919 年欧洲民族之间争斗的场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 Sigmund Freud) 谴责其为返祖现象和非理性与两败俱伤的行为———以某些意味深长的方式促成对那些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视为种族差异和 “高加索人种” 优越论科学证据的批判与日俱增。对欧洲血统各民族卓越理性和物质成就的假设遭到了两战期间亚非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攻击, 与此并行的是欧美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对上述假设所发起的挑战日益增多。对于普遍流行的做法———即赋予人为划定的人群以某些与生俱来的不变的习性———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法兰兹·鲍亚士 ( Franz Boas) 和他杰出的门生们, 其中最著名的是玛格丽特·米德 ( Margaret Mead) 。他们的田野调查和为人广泛阅读的书籍和文章反驳了种族主义 “理论化”所谓的经验基础。尽管公认其观点通常是假设的并有所保留, ⑥ 但鲍亚士及其同事试图证明, 文化和环境在决定人的能力和社会成就方面, 远比身体属性更重要。在 20 世纪早期的话语和解放运动中, 种族本质化和社会偏见仍然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 鲍亚士等人的研究发现开始被当作反对种族本质化和社会偏见的意识形态攻势的核心要素。
尽管向种族主义发起挑战的思想—社会运动被证明经久不衰, 但至 1930 年代早期, 这些运动似乎即使没有被消灭, 也黯然失色了, 原因在于某些最为恶毒的种族主义思想及其滋生的残忍的迫害与压迫日益兴起。纳粹主义以及有关大和 ( 日本) 种族优越性那些粗鄙有加却经不起推敲的观念, 导致了军国主义化的扩张主义国家日渐崛起。种族主义思潮对此有不可开脱的责任, 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具有深层缺陷的谋求创建世界新秩序但却无功而返的外交 ( 失败的外交尤其体现在对中—东欧和中—远东的安排方面) 支撑了这一思潮。战争期间对亚美尼亚人的攻击预示着以种族主义为根基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崛起, 它们在欧洲前线炮制了有史以来最惨烈的种族灭绝,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则制造了残忍的集体强奸、屠杀以及死亡集中营, 规模超过了除斯大林古拉格之外的以往任何集中营。1945 年后, 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种族主义政权所表现出的十恶不赦致使人们加倍攻击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积习, 尽管这对于那些在暴行中丧命的数千万罹难者, 以及由一战孕育的专制政权所导致的数百万无家可归和饱受凌辱的受害者而言, 几乎无以慰藉, 但它前所未有地促使世界各族人民为争取独立、人权和个人尊严而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