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

摘自:《商贸与文明——现代世界的诞生》  作者: 张笑宇

从公元前11世纪腓尼基人崛起,到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有1,500的历史。其间,正增长社会在星星点点的商贸城邦出现,罗马时代发展到举世无双的高峰,却又在罗马帝国的衰落中瓦解崩溃。

接下来,让我们用一个关于“正增长社会”的模型来概述这一长时段的人类文明演进,以使我们更好地概览和理解这段历史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与意义。

我们先来设想一种“原初状态”。假设有两群人,一群人是习惯于武士阶级统治的农民,另一群人则是来自另一个国度的商人,毫无疑问,两个团体彼此是互不理解的。

农民生活在自己的村落中,一辈子与泥土和作物打交道,企盼着老天赏饭,自己卖力气,可以挣口饭吃。一个村落是一个小的人情社会,大家互相了解,形成了一套固定的交往规则。婚丧嫁娶,人情往来,这些人际间规则也调整着整个村落共同体对社会基本秩序的看法。当然,这里也会有简单的交易活动,但只是农业生产的延伸,交易的商品是农业生产的剩余,制作者是农闲时的农民。

远道而来的商人就不同了。他们能够离家万里,来到这个地方,之前必定已经习惯了漫长的漂泊,走过很多地方。他们要冒着遭遇自然灾害、病痛和盗匪的风险,还必须具备相当强的自卫能力,而这种自卫能力在农民看起来非常有侵略性。他们走出家门原是为了求财,不是爱好也不是做慈善,因而必须将全部的聪明才智浓缩成一种对自己负责的品格——精明,而这在农民眼中,几乎与职业骗子没有差别。

两个生活状态、价值观、社会规则完全不同的群体,如果要进行交易,就必须有一种“居间规则”,否则交易无法进行。我们把这种“居间规则”称为“商贸秩序”。

“商贸秩序”这个词说着挺宏大,其实很简单。宽泛地说,任何以“促成交易”为目的、对个人或组织行为做出规范的秩序都可以叫作“商贸秩序”。举例来说,你走进一家超市,商品摆放在什么样的货架上,收银台在什么样的位置,你是否可以打开饮料喝一口再付款,这些都可以被称为“商贸秩序”。纽约交易所平日下午四点关盘是一种商贸秩序,KTV不允许自带酒水是一种商贸秩序,淘宝交易平台的规则也是一种商贸秩序。

最古老的商贸秩序,可能是腓尼基人发明的“静默交易法”。

腓尼基商人旅行到某个陌生地,会与当地人举行一个仪式,到了仪式的那一天,腓尼基人先到达集市场所,摆下他们出售的商品,然后离开;当地人再来到集市,在自己想要的商品边摆下自己愿意付出的商品,然后离开。双方如此重复两三次,直到对方的出价与自己心中的估值相匹配,然后各自拿走自己买下的商品。

这种商贸秩序虽然简单,却是后来许许多多高度复杂的商贸秩序的鼻祖。

腓尼基人的起源发展,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有着怎样的关系?

同时,我们要理解一条基本原理:任何秩序的产生都是有成本的。商贸秩序也不例外,而且成本还格外高。这是因为,但凡发达一点的商贸秩序,都需要有专业人士的参与。羊毛交易商要懂得关于毛料与制衣的知识,葡萄酒交易商要学会品尝酒体内的复杂味道,更不用说维系交易存在的其他职业人土,例如律师、拍卖员和银行家等。不经过漫长的知识积累,一个社会不可能培养出足够多的这类专业人才。在古代社会,知识绝对是一种成本极高的稀缺资源。

反过来,建立暴力秩序的知识成本就很低。国王只需要派出一队士兵拿上武器,就可以建立起基于暴力威慑的简单秩序。

商贸秩序的高成本由谁来承担呢?当然是商人。出钱雇佣律师的是商人,向银行家支付利息的是商人,雇佣制皮、纺线与酿酒专业技工的也是商人。商人从自己承担风险因而获得的高额利润中分出一部分来,供养这些从事生产或不事生产的专业人员,才会为社会其他人员提供一种预期:我学习这种知识是可以赚钱的。这样,知识才会顺利地传承下去。

商人承担成本的目的是逐利,他们希望这套秩序能够维护商业活动的持续展开,更希望这套规则可以协助他们追逐更大的利益。

此时,就有可能产生一种危险:那些无法被纳入这套体系中的人,可能既无法从中得利,又被迫承担商人逐利的后果:更高的消费品价格和更大的贫富差距,就像布匿战争结束后的罗马平民那样。此时,这群人就有可能求诸另一个提供秩序的集团,例如暴力集团。

历史学家波兰尼在其名著《大转型》中引用过罗伯特·欧文的一句经典名言:“如果人们任由市场经济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发展,就会产生巨大而永久的灾难。”因此,波兰尼认为,要有一种与市场经济相反的原则,即社会保护的原则,防止受到市场有害行为影响的人遭受过多伤害。波兰尼讲出的这个道理在人类任何时代都适用,古典时代也不例外。如果商人集团不能正确认知这一问题,民众就会诉诸暴力集团来表达这种诉求,即使这将导致巨大的灾祸与内战。

因此,一个古典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可以初步被表述为民众、商人和暴力集团三者之间的博弈结构。这三者中的任意二者,都可能结盟对抗第三者。民众可以跟商人结盟制衡暴力,也可以跟暴力结盟制约商人,商人也可以为暴力集团贡献税收、提供关键物资,甚至在必要时提供武装力量。

在农耕技术条件下,商人团体与暴力团体都是能够快速积累财富与实力的团体,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比起它们与民众团体的关系,更能够有效地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与政治命运。

古代社会的商人集团比之暴力集团而言,在两个方面存在巨大劣势:第一,掌握政权的暴力集团动员民众获取兵源是非常容易的,但商人集团获得相应的武力资源就比较困难;第二,受限于古典时代的大众消费水平,商人集团的主要客户群体同时也是暴力集团的精英,一旦发生冲突,最终受损的还是商人自身。

这两点决定了,在绝大多数古代社会,商贸秩序难以正面挑战暴力集团。一旦商贸秩序因机缘巧合占据了主导地位,商人集团也很难信任暴力集团,这就是迦太基的悲剧所在。

对于暴力集团,取得商人集团的信任,并以此来培育长期增长力量,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这能够稳定地扩大税源,提升国力,也让暴力精英享受更多的物质财富。

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历史上暴力集团愿意对商贸秩序做出承诺。在古代社会中,暴力秩序对商贸秩序的低级承诺形式是允许其自治。

比如,亚述帝国承诺授予推罗城一定的自治权,波斯帝国允许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有自由经商权,唐帝国允许粟特人在长安等城市建立自治社区,自行选举官员并解决内部矛盾,蒙古帝国允许伊斯兰商人在泉州、广州等商贸城市建立同样的自治社区,甚至允许私人部队存在,明清则允许广州十三行处理外贸活动,诸如此类的例子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

当然,暴力集团也可以随时推翻这种承诺,所以我称它为低级承诺形式。更高级的形式,是以法律和规则的方式,允许暴力秩序的内部结构向商人集团开放,也就是允许商人集团进入政治体系,参与政治权力分配。

波斯君王允许富商担任官职,唐帝国接纳粟特人和回教徒成为重要官员,都是允许外来商人集团参政的一种表现。但是,所有这些表现形式中,最为开放的,还是公开允许商人参选公职的共和政体,也就是迦太基和罗马采取的办法。尽管罗马本城的政治机会比较稳固地掌握在本国军事贵族手中,但是在罗马统治的许多区域,地方长官的职位经常开放给商人,由此实现的政治权力分配效应也是相当可观的。

暴力秩序对商贸秩序的承诺水准高低,直接决定了正增长社会的成熟程度,也直接决定了社会文明的进步水平。

在技术不发达的年代,无论农民如何辛勤劳作,也只能维系正常的繁衍。只有商贸不断演进,社会才可能持续进步。商贸秩序的发达程度,就是正增长社会发达程度的指标。即便是像“静默交易法”这样最原始的商贸秩序,也可以给当地人提供他们自己无法生产的商品,从而提高生产率或满足消费者需求,而更高级的商贸秩序,则有可能创造出更复杂的制度,这些制度反过来又能够更好地确保经济增长。

比如,一个城邦里的海洋商贸活动越发达,就越可能有大量掌握精湛航海技术的船员,这样的船员越多,航海事业的风险就越低,普通人参与远航的程度就越高。这会鼓励从事放贷活动的商人投资商船,因为通过航海挣钱的风险是可评估或可控的。放贷和投资活动的增加,又会鼓励从事相关法律事务的人员增加,因为所有的合伙投资行为都会涉及权利和义务的明晰化,由此可能产生大量利益纠纷,从而促使凭借这些活动发展职业生涯的法官与律师的出现。

最后,当社会发达到以上活动领域都持续存在时,对这些活动中的客观规律进行总结的专业性学术著作就会出现,也就是知识的积累与扩散。

腓尼基人:西部闪米特人的西北分支,创立了腓尼基字母

以上,就是关于一个远古社会中正增长社会如何产生与发展的简单模型。

这个模型的作用,一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社会演进的动力视角,二是能够帮我们确定一些关于正增长社会虽不明确、但可以作为参考意义的指标。受制于历史学与考古学的资料依据,经济史研究是很难重建古代城邦人均GDP数据的,因而我们没有办法通过量化手段严格判定古代正增长社会的状态。但是,通过这个模型,我个人认为可以提出一个比较简单甚或粗糙,但足够我们使用的判断标准:当某个城邦/区域/社会出现专业从事重要服务部门的职业共同体时,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地区明显进入了正增长社会状态。

就古代社会的一般经验而言,有三个“重要服务部门”最具参考价值,一是金融行业,二是教育行业,三是法律行业。

金融行业之所以出现是人们预设未来金钱会增值,因而放贷者可以获得利息回报。

金融业的诞生和货币的流行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公元前8世纪起,古希腊已经开始打制钱币,而资料显示,当时一些神庙已经开始充当放贷角色。公元前395年,一位名叫伊索克拉底的希腊人撰写了一份法庭辩护词,旨在控告一位名叫帕西欧的雅典银行家盗用储户存款的行为,包括肆意欺骗、伪造和偷窃合约以及贿赂等罪名。

这份文件甚至暗示,帕西欧行为的严重性并不在于欺诈,而在于从事银行业务却没有足够的准备金,也就是违反了金融机构的合规性。这份文件从侧面说明,当时的银行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

职业教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智者、宗教创始人或思想家,而是能够教授明确技能,并且以此收取回报的人。

在职业教师出现之前,无论是农民、手工业者,还是神庙祭司或公职人员,其知识传承主要依赖行业内的学徒关系。只有当某个领域充分发展,有人能够不靠职业技能,而是单纯靠教授职业技能也能赚取足够生活费时,职业教师才会出现。职业教师的特点是功利化,学生与老师的关系越功利,表示这个领域的经济活动越发达,职业水平就越高。当然,由于明确的专业学科思想是在亚里士多德对知识进行分类后才普遍流传开来的,早期的职业教师多半被归为智者(sophist)或辩术师一流。古希腊比较著名的几位辩术师,像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普罗泰戈拉、西比亚斯和高尔吉亚这类人,都是依靠教授演说和辩护技巧生存的,学生们学习这类技巧的目的是从政或成为律师。

职业法律人这个团体比较特殊,因为一个法律体系不采取辩护制度的话,职业法律人的作用就很有限,只需要像乔太守或葫芦僧这样的行政长官就可以把案件判了。而以职业人员采取辩论形式为载体展开的法律体系,只在西欧文明中得到了充分发展。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与古代地中海周边城邦较多采取共和政体,或保留了更浓厚的广场辩论氛围有关。毕竟,法律是以政府暴力为后盾的社会规范,因此只有在公开讨论法律问题并通过民意机构来进行立法的社会中才有可能率先发展起来。最早的职业法律人士是古希腊的辩护演说人(logographos),在古希腊法庭上,原告和被告要么自己发表演说,要么聘请辩护演说人代替自己发言,赢得陪审团的认可,最终决定审判结果。据说,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是公元前480年出生的雅典人安提丰(Antiphon)。

现在,我们可以这1,500年的文明发展史,来构建一个关于正增长社会诞生和发展的演化模型了,如下图所示。

我这里列出这个模型想要表达的几个重要观点,并称之为“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关系”(以下简称“商暴秩序关系”):

1.我用面积较大的圆来代表“零增长社会”,用面积较小的三角形来代表“正增长社会”。这是想说明,在古代生产力条件下,绝大部分地域和人口依然分布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的零增长社会中,两者的体量是不对等的。正增长社会只是一座座孤岛,集中于部分商贸城邦中。当然,它们有可能凭借财富的积累来获得与自己体量并不相称的权力。

2.暴力秩序普遍笼罩于两种社会,只是在不同社会有不同表现形式。正增长社会有可能采取君主制,零增长社会也有可能采取共和政体(如斯巴达),但是共和政体的确对高水平正增长社会更为友好。

3.正增长社会的主要驱动力是商贸秩序,充分发展的商贸秩序会培养出职业教师、职业金融家和职业法律人团体。

4.暴力秩序对商贸秩序做出承诺的低级形式是允许自治,高级形式则是采取共和政体。

5.古典时代,商人集团与暴力集团之间的相互信任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这是古代商业共和国最终败给军事共和国的根本原因。

6.古典时代普遍施行奴隶制,奴隶制在正增长社会可能会催生工厂式生产,但在零增长社会则表现为农奴制。

7.古典时代,正增长社会在罗马共和国晚期达到的巅峰成就是一种不自然的畸形成就,它是由大规模的奴隶制工厂生产催化形成的。当罗马人无法持续稳定获得奴隶,城镇的商贸秩序萎缩,整体经济结构退回到自然经济状态,正增长社会就崩溃了。

以上七点,勾勒出了正增长社会取得成功或遭受失败的核心要素。

不过,现在先不要急着提出疑问或下额外结论,我们的历史漫游还没有结束。我已经在一开始解释过,这场历史漫游想要采取的视角,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帝王将相或帝国兴衰,也不是历史线性主义为我们规划的社会不同发展阶段。

我们的视角只有一个,那就是正增长社会究竟如何产生,如何发展和维护自己,以及如何与外界作斗争。

在接下来的漫游中,我们还会沿着这个全新的视角观察下去,并对这个列表进行补充和更新,讨论哪些问题得到了解决,哪些问题自行消失了,哪些新问题又产生了。

我相信,当这个视角与近现代社会相连之后,我们的很多问题自然而然就会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