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建国精英对“谢斯叛乱”的反思与利用
摘要:美国建国初期,“谢斯叛乱”作为一场具有广泛影响的民众抗争运动,挑战了新政府的权威,刺激到建国精英敏感的神经。在共和主义政治文化的氛围中,这些精英出于对普通民众根深蒂固的偏见,把根源于经济困境的“谢斯叛乱”理解为共和政体的危机和美德衰退的症状。通过反思并利用“谢斯叛乱”,他们维系共和国秩序的重心由伦理层面的道德呼吁逐渐转向实践层面的制度“规训”,由倡导美德逐渐转向强调法律、制度和强制力的作用。国家能力的重要性开始受到关注。同时,精英们对共和政体的特性也有了新的思考。他们重新界定了公共福祉和共和原则的内涵,慢慢抛弃了道德共和国的理想,将共和政体的合法性建立在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和制度基础之上。
来源: 史学月刊 作者: 宋睿芃
1785年,詹姆斯·鲍登当选马萨诸塞州新任州长。为尽快增加财政收入、偿还公共债务,他在增税、追讨欠税、加强对欠债欠税行为的处罚等方面采取诸多新举措,背离了其前任约翰·汉考克的温和施政方针【1】。独立战争后,美国本就经济萧条,马萨诸塞州中西部居民因地处偏僻和鲍登政策的影响,生活更为困苦。当地部分民众在和平抗争失败后,开始动用武力,阻止法院开庭审理涉及债务和税务的案件,并强迫监狱释放因经济问题或抗争行动而入狱的人。1786年9月底,丹尼尔·谢斯等人率大批民众,阻止了州最高司法法院开庭,抗争运动逐步升级【2】。翌年1月25日,反抗者企图攻占位于斯普林菲尔德的邦联军火库,但败于威廉·谢泼德所率民兵。随后,本杰明·林肯将军率军追击,于2月4日在彼得舍姆将这批反抗者的残余力量彻底击溃。此后,被时人称作“谢斯叛乱”的事件逐渐平息【3】。

1787年初马萨诸塞州的军事冲突,来源:肖恩·康登:《谢斯叛乱:后革命时代美国的权威与困境》(Sean Condon, Shays’s Rebellion: Authority and Distress in Post-Revolutionary America)
美国建国初期,建国精英正在擘画共和国的光明未来,反抗新政权的大规模民众抗争运动却不期而至。这不仅刺激到他们敏感的神经,也引发了后世学者经久不息的讨论。在亲政府派史家笔下,“谢斯叛乱”是缺乏美德的民众与忍无可忍的政府间的一场较量【4】。而在进步主义、“新左派”和民众主义史家眼中,民众的反抗是争取自由、民主和权利的伟大壮举,政府的镇压行动则是在“驯服革命”【5】。以“共识”学派为代表的史家则刻意淡化事件中的对抗性,认为革命“共识”没有破裂,这场短暂的骚乱并非社会撕裂的表现,对抗双方的立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6】。另有学者认为,该事件与政治因素关涉不大,更多反映了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在生活、思维方式以及经济利益上的分歧,体现出前现代观念与商业资本主义观念之间的抵牾【7】。
上述迥异的历史解释凸显了美国史学界“趋新求变”的特色,更楬橥出其难以摆脱的意识形态影响【8】。在回顾“谢斯叛乱”的学术史时,美国历史学者罗伯特·A.格罗斯感叹道:“每一代人的解读都背负着来自过去的重担。”【9】已有学者尝试超越意识形态论争,客观分析该事件中民众和精英所追求的不同政治价值【10】。但若将视线聚焦于建国精英身上,仍有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作为美国共和政体的缔造者,他们如何解读革命后接踵而至的大规模抗争运动?奉行人民主权原则的新共和国该如何看待和应对“人民”的“叛乱”?“平叛”的强制性手段何以在共和主义政治文化中具备正当性?从这些问题出发重新考察“谢斯叛乱”,或许有益于更全面地了解美国建国精英对建国道路的探索历程。
一
解读“叛乱”:民众的缺陷与共和政体的危机
“谢斯叛乱”的爆发源于独立战争后马萨诸塞州的经济困境。当时,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经济日益侵蚀中西部中小农场主的利益,民众的生活也愈加依赖信贷关系,因此更易受经济环境影响。然而,战后英、法、西班牙等国相继出台敌对美国的贸易政策,使得美国的外部局势骤然恶化。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增大,硬通货流失,引发严峻信用危机,致使国内外债务偿还出现困难【11】。民众过去可用农作物或劳务还债,如今却被要求只能以金银硬币抵偿。于是,大量债务人被起诉,民事案件数量陡增。1784—1786年间,仅伍斯特县就有4789人因债务问题被起诉,占当地成年男性的32.8%【12】。但州政府为偿还战争催生的大量公债,选择大幅增税以充实财政收入,导致民众的经济负担更重。据统计,当时马萨诸塞州人均每年纳税50元,或由户主代表家庭至少纳税200元,该数额已超过一个自耕农全年的总收入【13】。重重压力下,新州长严苛的政策最终成为“叛乱”爆发的导火索。
这一时期,马萨诸塞州大量民众的日常生活遭受严重冲击。贫困的债务人或被捕入狱,或被迫将部分家当交由本地治安法官拍卖。伯威克镇的几位收税员同情民众的遭遇,请愿暂缓征税。因为许多人确实生活困窘,无从筹措税款,除非把“维系着他们自身及家庭生计的牛带走”【14】。但一些投机者却趁势巧取豪夺,一面低价收购民众手中的各类政府债券,一面倚仗权势催促政府尽快按债券票面价值兑付利息,间接影响施政【15】。对革命的美好憧憬就这样被击碎,部分民众转而投身抗争运动。民众领袖亚当·惠勒(Adam Wheeler)直言,抗争不是要摧毁政府,而是要阻止滥权行为,并“推动对所有具有压迫性质的法律的改革”【16】。

伯威克镇收税员的请愿书,来源:《马萨诸塞档案》(The Massachusetts Archives)
然而,建国精英的看法却与这些民众大相径庭。受意识形态、社会地位、知识结构和个人经历等因素影响,他们大都对普通民众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精英们虽认同作为“道德整体的人民”是新共和国理论上的主权者和权力的终极来源,但时常流露出对现实中“实体”民众的鄙夷【17】。有人毫不讳言地表示权力只能由少数人掌握,认为“伟大的权力只能授予具有伟大智慧和伟大美德的人”,民主制下若无政治智慧的调节和德行的锤炼,民众中就会“产生派系、党性和纷争”【18】。“谢斯叛乱”的爆发更为精英们提供了“有力佐证”,暴露出民众的缺陷:他们不仅轻率愚昧、品行低劣、不宜掌权,更有甚者利用人民主权原则肆意妄为,危害社会秩序。在目睹大量法院被迫延期开庭后,马萨诸塞州政治家鲁夫斯·金倍感失望:“广大民众缺乏美德,亦不受任何内心良知的约束。”【19】战争部长亨利·诺克斯判断,“所有权力源自人民,所有政府都受(他们)影响这一格言被部分民众曲解”,才引发了恶果【20】。
精英们坚信政府事务是一门“科学”,应交予职业的公共事务管理群体处理【21】。他们笃信,人须基于理性、知识、信息和相应能力作出合理判断,进而采取恰当的政治行动,而这些品质正是普通民众所欠缺的。美国历史学者伍迪·霍尔顿观察到,理性与激情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普遍存在于美国早期的政治生活中【22】。精英们据此批评民众缺乏理性,并将“谢斯叛乱”解读为无知之人在被激情蒙蔽双眼后的冲动之举。马萨诸塞州大议会众议院议长詹姆斯·沃伦将民众比作孩童,感慨其太容易“感到受伤和不安,并与他周围的一切争吵”【23】。一位政论作者也对当时的“不良风气”大加批判:“现在这个时代,人们的行动先于思考;每种措施都让社会上那些没有思考能力的群体充满偏见;激情被点燃,理性和真理的坚实原则几乎未经检验,理解能力深陷错乱的迷雾之中。”【24】
经济困境和接踵而至的“叛乱”像催化剂般加剧了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对立。作为美国共和政体的缔造者,建国精英意识到如今不仅要警惕外部的阴谋,而且要防范内部的危险。更令他们惊恐的是,面对沸腾的民怨,一些地方官员开始做出妥协。多州陆续出台了一些有限的救济政策,如延缓缴税、增发纸币、默许纸币贬值、暂缓审理债务案件等。对精英们来说,这会极大地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致使投资疲软,经济衰退,甚至削弱政府权威,损害国家信用。1786年,罗得岛州政府发行了面值总计10万镑的纸币,并规定可用于清偿债务。有反对者立刻谴责该政策显然是在“别有用心地”欺骗所有债权人并制造一种新的系统性公共困境,甚至用“无德岛”(Rogue-Island)贬称罗得岛(Rhode Island),呼吁其他州代为管理【25】。
事实上,聚众集会、递交请愿书等和平抗争活动此前在马萨诸塞州就时有发生,1782年还曾爆发过小规模的“伊利叛乱”(Ely’s Rebellion)。时任州长汉考克为避免社会矛盾激化,并未采取过激措施,也很少责令各地官员追讨欠税。截至1786年,马萨诸塞州仍有约279 000镑的税款未缴纳【26】。但这种温和的政策却使汉考克成为众矢之的。许多精英批评“广受欢迎的汉考克”实则是个擅长鼓动民众的“政治煽动家”【27】。汉考克的支持者发现,一些人费尽心机地编造出一份传单,造谣汉考克与“叛乱者”暗中勾结【28】。及至1788年,詹姆斯·麦迪逊还在攻讦汉考克的“软弱、野心勃勃、沽名钓誉、热衷低级权谋”【29】。
令精英们忧虑的是,汉考克绝非个例。革命造就了日趋扩大的社会流动性,大量政治“新人”涌现。他们为回应民众关切所制定的政策,更加剧了精英们心中的不安【30】。频繁的骚乱及地方官员向民众的“屈服”使精英们推论,当前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着巨大危机。麦迪逊强调,“自由的滥用”与“权力的滥用”都会威胁自由,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前者比后者更值得警惕【31】。制宪会议上,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借马萨诸塞州的例子,表示“我们所经历的邪恶源于过度的民主”【32】。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同样声称许多美国人已“厌倦民主的过度”,其他会议代表也附和说国内存在“任性的民主”“过度民主的肆虐”“共和狂热”,甚至“民主的专制”和“民主的放荡”【33】。可以看到,精英们在解读“谢斯叛乱”时,试图利用“自由的滥用”与“民主的专制”这类颇具悖论性且饱含贬义的词汇,重新界定主流政治价值。在这种语境中,“自由”“民主”的积极内涵被限制和缩小,民众抗争的合法性变得岌岌可危。源于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谢斯叛乱”,被转换成一个关涉美国共和政体安危和前途的政治问题。
经历“谢斯叛乱”后,精英们纷纷对共和政体的前途命运表示悲观。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匿名发表看法:“我曾与美国的其他人一样,坚定支持共和制。但现在,共和政体却是我最不愿选择的政体之一。我甚至都对一种有限君主制青睐有加了,因为我宁愿屈从于一个人的任性,也不愿屈从于一大群人的无知和激情。”【34】1787年,麦迪逊也表示,目前“这场政治实验的结果难以预料”,眼前的困难“足以使最乐观的人感到沮丧”,使最怯懦的人也不得不直面“现存宪制的致命弊病”【35】。毋庸赘言,“谢斯叛乱”使精英们大大降低了对未来的预期,甚至对共和政体本身产生了怀疑。
民众本因经济压力和分配不公,才投身于抗争运动。但是,建国精英在解读“谢斯叛乱”时,却将他们在抗争中的诸种言行举止,如愤怒、不安分、富于激情等,歪曲为民众的自然特征和本质属性,借此重申普通人不适合亲自掌权的观点。【36】结合一些官员“迎合民众”的作风和政策,精英们又论证出“自由滥用”和“民主过度”现象的存在,判断共和政体已深陷危机。一些史家据此推断,精英们“驯服革命”的言行是为了维系他们的私人利益和统治地位;民众的抗争运动与其说是对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威胁,毋宁说是对公平缺位和民主匮乏感到不满的合理表达【37】。然而,作为美国共和政体的缔造者,这些精英对“谢斯叛乱”的思考并非全然基于自身利益和诉求,还深深嵌入其对共和政体的理解中。正如美国历史学者伯纳德·贝林所言,应聚焦于“革命领导者实际上在说些什么,他们的想法究竟源自何处,这些想法是如何连贯起来的”,真正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38】。
二
谴责“叛乱”:建设道德共和国的努力
建国精英曾对共和政体的前途满怀信心,宣告美国革命“已使整个欧洲都注意到了公民自由和人民权利的本质”,君主国的臣民们会逐渐了解“人民的幸福是一切政府的目标和鹄的”;随着美国的“崇高榜样”传遍各国,“暴政和压迫会在地球上彻底灭绝”【39】。但他们也时常对本国公民的美德表示怀疑。1776年,约翰·亚当斯就流露出一种深切不安:“即便在我们共和国的这段初创时期,腐败也太多了。美德没有流行开来。邪恶也尚未为人所不齿。”【40】“谢斯叛乱”爆发后,精英们的态度更加悲观。约翰·昆西·亚当斯表示:“想必所有人都认同,最近这几年里,我们中的公共道德已发生了惊人衰退。”【41】那么,美德为何对维系共和国如此重要?道德又怎样成为了精英们审视“谢斯叛乱”的重要视角?
古典共和主义尤为关注公共福祉,主张自治,鼓励公民在积极参政中培育公共美德。这对公民素质和同质性要求甚高,因此古典共和国的公民范围通常较为有限。它也引入混合政体和制衡原则,避免变态政体出现【42】。美国革命所造就的共和政体不同于古典时代,而与代表制民主趋于重合。在观念层面,新共和政体的合法性基于人民主权,这种“自由的共和制”将积极的政治参与当作保障个人权利的最佳方式,从而熔共和、民主与自由的思想脉络于一炉。在制度层面,新共和政体将世袭和特权完全排除,用选举性的代表制极大地扩展了“公民”的含义和范围,借此治理大型国家【43】。尽管突破了古典共和政体的框架,建国精英对美德的推崇却一以贯之。他们认为,共和制不可像君主制一样诉诸强制力,“在这种最纯净的政权组织形式里”,所有权力皆源自人民本身。于是,“除了公民自觉的爱国精神和对政府当局的自愿服从外,不存在其他任何将人们维系在一起的纽带”【44】。由此,暴虐君主统治下人民的“邪恶和愚蠢”无关宏旨,但共和国中人人“都须具备美德和质朴的品性”【45】。
在这种政治语境中,反抗共和政府的行为被视作缺乏自制力的表现和美德衰退的症状,将破坏法律和秩序,让根基不稳的共和国堕入“自然状态”。一位政论作者表示,连共和政府中的限制、法律和命令都难以忍受的人,显然没有足够的公共美德“去支持任何被授予较少权力的政府”,且“在每种政府统治下都会焦躁不安、感到不满”【46】。也就是说,共和政府已是最温和、最能考虑民众利益的政府,不支持乃至反抗它的人必定道德败坏。有人预言,未来善用韵律之人会设计出新的识字表,让字母S可以同时指代恶魔撒旦(Satan)、史密斯(Smith)、沙特克(Shattuck)和谢斯(Shays),使“叛乱者”领袖及其“帮凶”的名字永远铭刻在子孙后代心中【47】。换言之,“叛乱者”已丧失所有德性,以致与恶魔相埒。政治学者迈克尔·利内施一针见血地道出民众与精英分析视角的差异:当民众处于循环的时间观中,将反抗行为理解为通过不断革命以恢复“第一至善原则”(first best principles)时,精英看到的则是民众丧失美德,社会脱离秩序并像钟摆般摇曳于暴政和无政府状态之间【48】。

丹尼尔·谢斯(Daniel Shays)和乔布·沙特克(Job Shattuck)的肖像,来源:美国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同时,精英们也坚持从道德角度阐释经济问题的根源。1785年,甫任州长的鲍登注意到进出口贸易额存在不平衡。他坦承商人过度进口导致市场饱和的“邪恶”,但更强调民众对非必需品的渴求和“缺乏节俭、经济的规划”是“困难的主要来源”【49】。1786年,马萨诸塞州大议会谴责说,民众在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时,至少该反思一下自身存在的问题【50】。1787年,负责“平叛”的本杰明·林肯将军在复信华盛顿时,也判断民众“缺乏勤劳、节俭和普遍的诚信似乎是当前骚乱的原因”。他斥责那些“懒惰和挥霍无度的人”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却“抱怨公共税收的沉重、联盟难以承受的债务、金钱的稀缺及私人债权人向他们讨要其正当所得的残酷”【51】。这些精英们无不认为,是不喜勤劳却钟情奢侈的品行使人们耽于享乐,自甘堕落,从而无节制地采购外国商品。这才导致硬通货大量流失,继而引发经济困难。
精英们相信,既然诸种困难皆因奢侈和懒惰而起,那么解决之道自然在于重塑美德。约翰·亚当斯之妻阿比盖尔乐观地预计:“我们执政者的智慧,我们爱国者的团结一致,以及我们全体公民的美德,将纠正当前的混乱。”【52】当时的报纸杂志也充斥着各类道德说教。笔名为“一个美国人”的作者主张:“在这个国家,节制、俭省和勤勉定会确保谋生能力,而懒惰和浪费也必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反效果。”该作者还不失时机地讥讽反抗者:“本该为他的家庭而奔波的人,却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牢骚上,注定会遭受苦难。”【53】在类似语境中,社会和经济问题可以借助转变生活方式得到解决。要言之,放弃奢侈和懒惰,拥抱节俭和勤劳,人们就会回归现实,更好地承担起责任,为增加财富创造必要条件。
若个人债务问题还能勉强归因于“奢侈”,严苛的税收则是州政府直接导致的经济负担。据统计,仅1780—1786年,州议会就批准了9项不同的直接税【54】。此时民众的税负甚至超过殖民地时期,令偏向保守的鲁夫斯·金和约翰·亚当斯都感慨道,这已超出人们的承受范围【55】。但部分精英蹈袭古典共和主义,以公共福祉高于个人利益为由,继续为政府背书。他们倡议,面对建设新共和国的伟大事业,民众应适当忍耐并承受一些代价。一位来自纽顿镇的村镇委员虽承认税收“确实是负担”,但想到“我们是自愿承担这些重担的,我们所负担的债务乃是我们自由和独立的代价时”,就“应光荣地去缴纳它”【56】。麦迪逊则换用一种更现实的眼光,认为财富通过“有力而稳定的税收”可留在国内,为共和国所用;否则,它就会用于购买商品,任由外国从中攫取利润。所以,他不但支持增税,更鼓励反奢侈法出台【57】。美国历史学者戈登·S.伍德在研究这种共和主义思潮时指出:“为整体更大的公益而牺牲私利形成共和主义的本质,这也是美利坚人所理解的他们革命的理想目标。”【58】
尽管精英们相继控诉“叛乱者”道德的低劣,也常因民众的奢侈和懒惰而扼腕叹息,但连篇累牍的谴责和呼吁恰好证明,他们极看重美德对共和政体的作用,美国仍有希望成为“基督教的斯巴达(the Christian Sparta)”【59】。在“谢斯叛乱”愈演愈烈之际,有人仍颇自豪地表示,“我们当中既无傲慢无礼的贵族来侮辱我们的感情,也不存在专制君主的经济附庸来侵害我们与生俱来的珍贵权利”,因此只要“我们政府的原则得到遵守并保持其最初的纯洁性”,就无须“害怕无政府状态的混乱或权力的滥用”【60】。南卡罗莱纳州政治家查尔斯·平克尼也强调“财富的平庸是我们国民特性的主要特征”——危险的富人不多,悲惨的穷人也罕见,民众普遍过着节俭的生活,各阶层相互联系、相互依赖,这都为一个“温和而平等的政府”创造了条件【61】。通过这种经验主义观察及对比,精英们认为北美社会比欧洲更为平等和简朴,它因而具备培育美德的经济基础【62】。
在经济独立和相对平等的基础上,政治精英进而提出,对民众辅以适当的教育,促进知识的广泛传播,美德终会在全社会生根发芽。他们眼中的教育兼具双重功用:一方面,它会使“人民都了解并认识到自己是权力的源泉”,学会“如何明智而诚实地运用权力”,变得独立自主【63】;另一方面,教育也教导人们“适当的服从”和“对真理的虔诚尊重”,引导其“遵从规则,遵从最佳的普遍意志,遵从全体的福祉”【64】。这样,教育就能激发公民高尚的情感,使他们在“私利与公益相争时,无视他们的私利”,迸发出个人对祖国的热爱【65】。正因坚信教育对培育美德的巨大功用,政论作者威廉·曼宁才会如此假设:“若人民拥有关于他们权利、义务和利益的真知灼见”,那么“谢斯事件永远不会发生”【66】。
在深谙古典知识的建国精英心目中,美德是共和政体的重要价值内涵,更是驱动整个政治机器运转的发动机,道德败坏则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据戈登·S.伍德研究,这种“道德归因法”广泛存在于18世纪的跨大西洋世界。在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影响下,神意安排被解构,个体能动性得到空前强调。一个完全由自主、自由行动的个体构成的世界被想象出来,种种事件被认为是个体通过独立决定和行动直接、有目的地制造出来的。道德连接动机,动机产生行动,所以个体应对事件承担直接的道德责任【67】。马萨诸塞州的经济困境和“谢斯叛乱”同样被归咎于民众自身的道德缺陷。精英们声称,民众亟需在其引领下重塑共和美德,从而“消除抱怨存在的基础”,不被“错误言论所误导”【68】。
三
反思“叛乱”:共和政体的新出路
“谢斯叛乱”爆发后,多数建国精英在对民众表示失望之余,更流露出极大震惊、不解和愤怒,似乎难以接受共和国中发生如此大规模“叛乱”的事实。远在蒙特维农的华盛顿向多位好友频频去信,以获悉“叛乱”的实时进展和真正原因【69】。曾大力支持民众抗争运动的塞缪尔·亚当斯,在革命成功后却对“叛乱”深恶痛绝,严词谴责“叛乱者”用暴力摧毁民选政府的企图。他表示,在君主政体下,“叛国或叛乱的罪行可以允许被赦免或从轻处罚,但若有谁胆敢违抗共和国的法律,就该被处死”【70】。最早为“谢斯叛乱”撰写专史的乔治·理查兹·迈诺特指出,这时的情况甚至“没有先例可循”,因为“无论在王室政府抑或共和政府统治下,马萨诸塞历史上都未出现过叛乱”【71】。但民众抗争运动在革命前后都不鲜见,该评论的言过其实表现出作者对“叛乱”极度恐慌和厌恶。为何精英们对共和政体中的抗争行动如此敏感?这场“叛乱”又使他们产生了哪些新思考呢?
建国精英虽一再贬低多数民众的品行,却不能不承认“人民”是共和国所有权力的终极来源。毕竟,革命所缔造的新共和政体的合法性基于人民主权,政府决策在理论上源于多数人同意。由此,取决于多数的民主制不仅可指称古典时代的特定政体,而且成为新共和国在政府建制中的必经环节【72】。共和国的公共秩序由“权利和力量”(right and might),或者说是政治合法性和武装力量相结合的原则支撑起来——主权与武器都掌握在人民手中【73】。麦迪逊对此概括道:“做出如下假定似乎不符合共和主义理论:多数人没有权利,或者少数人会有力量颠覆一个政府。”【74】据此推论,关怀公共福祉的共和政体不大可能制定出迫使多数人反抗的政策,居心叵测的少数人更不会拥有足以颠覆共和政体的武装力量。因此,新共和国将使“叛乱”成为过去时。
然而,本该走向消亡的大规模“叛乱”却真实发生了。华盛顿无奈地道出现实的残酷:“在组成我们的邦联时,我们或许对人性之善估计过高。”人类本性决定了“完美并非凡人所能分享”【75】。迈诺特则对“叛乱”原因疑惑不解:“在这样一个如此受各方限制和戒备、如此开放的体制内,即使在其(指政府)短暂任期中,也允许公民的干预,如此看来公众似乎没有质疑空间。”【76】精英们始终坚信,共和政府最能代表多数人的呼声,因而有权界定和维护公共福祉,并制定相关政策。共和政府和民众是利益共同体,心意相通,因此后者没有反抗的理由。马萨诸塞州大议会追问道:“难道人们认为他们(指立法机构官员)会故意把不必要的负担加在自己身上,或忽略任何可能有利于他们减轻这种负担的事吗?他们的责任和利益同样会阻止这种事发生,因为任何给予他们选民的救济也是对他们自己的救济。”【77】早在1781年,就有政府支持者辩护说,当政府“缺乏形式和效力”时,类似聚众集会的法外行动确实“有益”;但当处于一个正规的新宪法体制下时,“没有一个善解人意的人不认为,我们的统治者已有足够的麻烦要解决,无须再毫无理由地给他们带来更多麻烦了”【78】。
既然共和政府完美无缺,那么民众就应服从法律和权威,合法表达诉求,而非轻易挑起“叛乱”。有人直截了当地说:“那些所谓的‘不满’是否属实,在我心中并不很重要;但我们是否有政府,却是个大问题。”在他看来,“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这确是一句家喻户晓的流行语。人民建立了政府,这也千真万确。但自政府建立以来,人民(the people)本身除非由宪法统合起来而形成一个社会(a society),否则就无法被看作是同一国族(a people)”。因此,“凡不遵从法律权威行事之人,皆处于叛乱中,即便他们的怨言有所凭据”【79】。诺克斯也承认“罪恶源于政府的本质中”,但它“不能服务于那些充满狂热激情、持有不正确观点之人的目的。从已发生的事情中可以明确看出这一点”【80】。这些观点都暗示,共和政体中的民众无权暴力对抗政府,“叛乱”没有合法性。
但是,更多人对共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这种假定联系提出了挑战。他们同样运用共和原则,却力争反抗者代表的才是“多数人”,共和政府本身绝非天然正义,以此声援抗争行动。民众领袖伊莱·帕森斯痛陈,州政府早已变为“专制权力残酷无情的工具”,共和政府的公民此刻有义务用行动去维护上天所赋予的权利和特权【81】。哈特菲尔德镇的一次聚众集会宣扬共和政体的特质就是“多数人应永远统治少数人”,归根结底,“政府要依靠人民的臂膀”【82】。部分精英在目睹民生疾苦和抗争规模之大后,也意识到“多数人”的正当性和力量,转而同情甚至支持反抗者。伯克希尔县法官威廉·怀廷说得很直白:“无论何时,当人民的自由或财产受到侵犯时,若无补救之法,他们扰乱政府就是一种美德。”【83】在获悉多数民兵都未响应州政府镇压“叛乱”的号召后,曾在独立战争中协助革命者训练大陆军的普鲁士军官冯·施托伊本将军也讥诮道:“然而,倘若众多民兵都与不满者的情绪一致,只有极少数可敬的绅士对维持现行管理制度感兴趣,国会怎敢支持这样一个可憎的寡头政府?”【84】面对如此情形,之前对政府的诸种辩护显得颇有些苍白无力。如何更“合理”地解释大规模“叛乱”发生在共和国的原因?共和政府又该如何为维持权威和秩序的决策和行动寻找合法性?这些都是有待思考的全新课题,精英们亟需对既有观念作出修正和创新。
在众多建国精英中,麦迪逊最为系统地分析了大规模“叛乱”中“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的关系,并总结出“叛乱”在共和国内部的发生机制:“少数人”可使用某些不正当手段裹挟大量民众,得到“多数人”的力量,进而借共和原则攫取私利。这些手段主要包括:掌握卓越军事经验和才能,拥有大量钱财,或得到外国秘密援助;煽动大量无选举权的穷人加入;利用广大黑奴壮大声势与力量【85】。他还提出,有充分理由相信“谢斯叛乱”已“秘密受到英国影响的刺激”【86】。在此基础上,麦迪逊对原先的共和原则提出质疑:“在共和政府中,力量和权利果真必须都在同一方么?”【87】
按照这种逻辑,即便反抗者数量众多,其诉求也未必体现公共福祉,而或许是受到国内野心家或国外敌对势力的影响和蛊惑,该观点为亲政府派提供了重要论述资源。有人撰文称:“每当公众的思想普遍出了问题,社会中的公民都热情地投身于危险的事业时,我们便可确信,他们受到了混杂在他们中的一些危险人物驱使。”【88】一份发往马萨诸塞州各镇的通函也总结道:“我们确信,目前的骚乱是由混在我们中的英国间谍引起的,他们的一切愿望都是要颠覆和毁灭我们;骚乱也可能源自一些邪恶且毫无原则之人的阴谋,他们为了一己私利,妄图毁灭自己的国家;又或者,这两种原因兼而有之。”【89】
另一方面,精英们也试图论证“多数人”手中的权力并不总是正当的。麦迪逊在致信杰斐逊时说,有一条至关重要的真理“尚未引起充分重视”:真正有害的并非“违背其选民意愿的政府行为”,而是政府本身沦为大多数选民谋求私利的工具,这恰恰因为共和国“真正的权力掌握在社会多数人手中”【90】。杰斐逊后来同样意识到:“虽然多数人的意志在任何情况下都占上风,但这种意志要合法,就必须是合理的;少数人须拥有平等的权利,平等的法律须保护这些权利,而违反它们就构成压迫。”【91】质言之,共和国中的“多数人”因同时掌握政治权力和物质力量,很可能形成一种无视任何规则的专制倾向。若不对他们的行为加以限制和控制,“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就会被侵犯,出现所谓“多数人的暴政”。
如今,“少数人”确实可能拥有颠覆国家的力量,而“多数人”也并无合法权利来威胁政府权威和社会秩序。依此逻辑,精英们认为“叛乱者”虽数量众多,却是压迫者和自由之敌,完全受“无政府主义或民主思想”主导【92】。他们还强调后者要求救济只是表象,实则是为一己之私,妄图通过暴力手段强制拉平所有人的身份和财产差别,扩散所谓“拉平精神”(leveling spirit),引发社会变革。诺克斯笃信“叛乱”的终极目标正是“消灭一切公私债务,并推行土地分配法(Agrarian Laws)”【93】。曾任华盛顿副官的大卫·汉弗莱斯也觉得:“在许多人中盛行着一种放纵精神、拉平主义原则、改变的欲求及消灭所有公私债务的愿望。”【94】在这种想象中,法律的契约基础和个人财产权将首先遭受严重冲击。紧接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水平被拉平。最后,阶层模糊化进一步引发商业经济的崩溃和无政府状态,带来所谓“底层的专制独裁”【95】。这是环环相扣的灾难。
建国精英逐渐发现,不同阶层的民众拥有迥异的利益诉求,同质和平等的利益共同体只是神话。所以,“在共和国中,重要的不仅是保护社会不受其统治者压迫,还要确保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可以抵制来自另一部分人的不公正”【96】。也就是说,公共福祉不能取决于人数和力量之多寡,不应完全依赖“多数人”。政府要在不同群体间斡旋,维持各势力间的均衡,确保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麦迪逊察觉,既然有产者和无产者、债权人和债务人总会结成不同利益集团,“对这些不同且相互干扰的利益进行调节”就构成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97】。当反抗者要求政府出台延缓乃至减免债务和税款征缴、发行纸币等救济政策时,精英们便从维护基本权利的角度出发,指责这是“多数人”对财产权的侵害。来自弗吉尼亚州的邦联国会代表威廉·格雷森声称,没有比“发行纸币以使其贬值,从而更轻松地偿还债务”更“专制”的行为了,这是“对财产权的攻击”【98】。戴德姆镇律师费舍尔·埃姆斯也不断追问:“难道我要失去我的财产,让自己陷入窘迫,只是为了减轻那些我未曾见过之人的负担?若他们接受了这种不诚信的救济,不是不值得同情吗?”【99】
若“多数人”也有私利,不能体现公共福祉,那么“少数人”或许能成为抗衡“多数人”的力量,推动共和国实现利益均衡和社会稳定。精英们确实颇看重有产者对恢复经济的作用,频频为其发声。他们宣称过多的救济政策只会损害信用,本质上是“欺骗他们的私人债权人和政府债券持有者”,会降低有产者的投资欲望,导致“有钱人都不愿贷款给美国人或他们的政府,也不愿以赊账的方式同他们交易货物”【100】。最终,“几乎普遍存在的欺骗和诈骗倾向”导致“国家的钱币”都被迫锁在箱子里,致使流通的硬通货更为匮乏【101】。
“谢斯叛乱”使建国精英意识到,当前的共和政体并不完善。但与反抗者不同,他们没有过度纠缠于“谁真正代表多数人”这一问题,而开始全面反思共和原则,为共和政体寻找新出路。古典共和主义重视公私领域的区分,公民须在审议政治事务时关照公共福祉,私利不应纳入公共事务的考量【102】。而此时,同质和平等的利益共同体神话破灭,保障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成为公共福祉的重要因素。由此,“公”与“私”截然两分的界限被打破。政府不再是“多数人”的传声筒和工具,而应“在不同的利益和派别间充分保持中立”,从而“控制社会的一部分不侵犯另一部分的权利,同时充分控制自己,不建立一种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利益”【103】。在这种新共和原则下,公共福祉既不是先验、抽象的共同利益,也不是“多数人”的利益。只有通过制约和控制不同的利益,维系各种力量间的平衡,确保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通向公共福祉的道路才会变得清晰可见。
四
平定“叛乱”:强制力的运用与共和国秩序的重塑
建国精英曾深信,热爱自由、平等的美利坚人与卓越的共和政体相辅相成:美德与共和原则足以驱动国家机器运转,良好的治理也会随之而至。有人骄傲地宣告:“共和政府在理论上是最好的;并且,在人民道德高尚、见多识广的地方,它在实践中也是最好的:而这正是我们业已选择的政体。”【104】但如今精英们发现,多数民众没有美德,共和原则也并非完美无缺。汉密尔顿借“谢斯叛乱”引出疑问:“相反地,不是常常发现,相较于对政策、效益或正义的全面、长远考虑,暂时的激情和眼前的利益对人类行为有着更有力和专横的控制吗?”【105】麦迪逊对此深感认同:“若冲动和机遇同时出现,我们很清楚无论是道德或宗教动机都不能作为有效控制的依靠。”【106】如今,道德共和国的理想已然动摇,共和政体亟需改革。
在共和主义的思想脉络中,维系秩序的举措有两种:一是在道德化的个体人格中塑造公民美德;二是精心构造出一套宪法体制,以制度约束破坏性政治行为的出现【107】。精英们既已察觉美德的稀缺和人性的弱点,并用个人基本权利替代道德来重新界定公民身份和公共福祉,自然就把重心转向制度设计方向。他们试图打造一个容纳不同利益、平等保护所有人的“中立化”国家,让共和政府成为中立的仲裁者【108】。这要求政府拥有一定的管控力量,与占优势的利益群体抗衡。正如麦迪逊所言,“在建立一个由人管理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你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其次,强迫它控制自己”【109】。
此刻,维系“一个不损害基本原则的稳定政府”并重塑社会秩序已成当务之急【110】。这首先需要确保法律得到所有共和国公民的普遍尊重。约翰·亚当斯将“共和国”的罗马单词“res publica”解释为“公众或人民的财产”,指出每个公民的财产都应受到法律的保护【111】。该推论突出了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淡化了公共福祉的集体指向。在政治精英看来,宪法和法律一经人民同意,就成为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壁垒,即便“多数人”也不可违背。麦迪逊主张“一场遍及各州,在整体力量中占据优势的暴乱”也“没有宪法的权利”【112】。汉密尔顿也说,“大多数人民以合法与和平的方式改革州宪法”将不受阻碍,但“暴力所造成的变化”则不然【113】。
既然共和政体的合法性基础已转变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宪制或法治,那么所有问题均需在法律框架内妥善解决。1786年9月,在州议会发表演说时,鲍登承认,分析“叛乱”的真实原因或可帮助找到“适当补救之法”,但“叛乱者”的行为终究缺乏“充分合理的理由”,其借助的手段是“非宪法的”,“十分危险”【114】。塞缪尔·亚当斯也质问道,“在一部源自他们自己自愿订立的契约、由他们自己经常性的选举所任命之人行使的宪法下”,仍然“强行反对法律还能有什么借口呢”【115】?既然“叛乱”缺乏法律上的正当性,那么州政府的反制就是保护民众权利和维护法律权威的合理举措。有人倡议道:“我们要使全世界相信,政府为维护其尊严所采取的行动,不是某个党派的企图,而是符合人民意愿的合法权威的正当行使。”【116】鲍登也向民众呼吁:“有原则的人,正义和宪法的朋友,现在必须站出来,团结在政府的领导下,尽全力镇压目前的骚乱和一切叛乱,否则就会成为毁灭他们自己和国家的臭名昭著的帮凶。”【117】精英们试图通过引导舆论,将政府塑造为法律与正义的象征,从而把共和政体中权力行使的正当性来源从民众转向法律的执行机构。
为加强紧急状态下政府的执法能力,州议会颁布了一系列法案。1786年10月24日颁布的《民兵法案》规定:“任何军官或士兵若放弃自己应负的责任,或在当值期间用言语怂恿他人玩忽职守,应被处以死刑。”4天后颁布的《惩治暴乱法》授予治安法官、县治安官以及村镇治安官对不听劝阻、拒不解散的闹事者以处罚权,具体处罚包括逮捕、剥夺财产、半年至1年不等的监禁及公开的鞭刑,它甚至专门针对拒绝为政府提供帮助的旁观者制定了明确的处罚细则。同年11月,州议会暂停了人身保护令,并授予州长及其参事会更大的执法权,使他们可命人拘捕任何“为本州安全”应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人。在获授权后,治安官也得以进入包括私人住宅在内的建筑物以搜捕嫌疑人。此外,州议会还允许在异地审判“叛乱者”。但另一方面,州议会也做出了有限的妥协,出台了一些救济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的纳税负担和债务压力,降低了法律诉讼的费用【118】。
然而,这些呼吁和举措并未收获良好效果。华盛顿深感局势已变得愈发不可控,“叛乱”这片“邪恶的阴云”不仅威胁到马萨诸塞州,而且危及“联盟的安宁”【119】。一些人建议此时政府应引入强制性力量,以暴制暴,尽快平定“叛乱”。谢泼德向鲍登提议:“除了强大的力量,没什么能恢复这些县的秩序及和平,我希望这种力量尽快被引入。”【120】曾在独立战争中担任陆军少将的阿特玛斯·沃德也提出,“避免流血的最佳方式是让政府一方拥有绝对优势”,从而缩短冲突持续时间,减少伤亡。更重要的是,悬殊的力量差距也会“让叛乱者们确信,他们并非他们自己所声称的人民”【121】。
但精英们深知,共和国毕竟不同于君主国,对民众使用强制力时须慎之又慎。在处置“叛乱”时轻易出动军队,不仅有损共和国形象,而且会失去民心。如何迅速平定“叛乱”又不失体面,始终是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1786年10月,鲍登得知邦联国会决定补充兵员1340人,服役期3年。其中,马萨诸塞州增补660人,其他位于新英格兰地区的各州共增补560人,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各增补60人。官方虽称此举是为防范印第安人,但马萨诸塞州在新增兵员数量上的遥遥领先,已使扩军的真实意图昭然若揭【122】。一份国会委员会的秘密报告坦言,“危险的叛乱已在马萨诸塞州的多地发生,而且其影响还在迅速扩大”,因而“邦联政府的援助对于阻止叛乱分子的进展是必要的”,但“公开说明召集如此规模军队的原因是不妥当的”【123】。如此遮遮掩掩的行为表明,借助正规军而非民兵镇压“内乱”并不为主流社会所接受。在这种氛围中,征兵工作极难开展。直至1787年1月中旬,负责征兵的亨利·杰克逊将军也才征募到一百名左右的新兵【124】。
最终,州长鲍登和本杰明·林肯将军通过游说波士顿本地富商,才凑足资金,组建起一支4400人的雇佣军,平定了“叛乱”【125】。“谢斯叛乱”期间,双方死亡总人数应未超过三十人【126】。在对“叛乱分子”定罪量刑的过程中,只有2人因入室盗窃罪被绞死,而丹尼尔·谢斯、卢克·戴(Luke Day)、伊莱·帕森斯等民众领袖则均获赦免【127】。绝大多数反抗者经过公开悔罪和对政府宣誓效忠获得宽恕,重新被接纳为共和国公民,相关公民权利也得以恢复。1788年6月,州议会最终颁布了一项覆盖面广泛的赦免决议,决定赦免在决议颁布后的6个月内宣誓效忠并署名的所有人员,只剥夺了个别人担任公职的权利【128】。
本杰明·林肯(Benjamin Lincoln)肖像,来源:美国革命博物馆(Museu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此前,精英们动辄大肆抨击“叛乱者”,并力争严惩“叛乱”行为。但实际的处置则颇有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之感。很多人一改昔日的严厉态度,反而呼吁要宽大处理“叛乱者”。1787年2月,州议会颁布了一项法案,以限制“叛乱者”的若干公民权和政治权利。诺克斯对此表示反对,强调“任何对叛乱分子的过激惩罚,都会激怒他们”【129】。华盛顿也十分担忧:“马萨诸塞州剥夺公民权的做法已超出良政的界限——当然,惩罚对扰乱政府的人是必要的,但这项举措的实行太过广泛。”【130】杰斐逊在收到“不满者以赦免为条件接受投降”的消息后,同样希望政府能宽恕他们,还表示“偶尔来场小小的叛乱”对共和国而言并非坏事【131】。1787年4月,在“叛乱”地区持续考察数周后,由本杰明·林肯、小塞缪尔·菲利普斯和塞缪尔·阿莱恩·奥蒂斯三人组成的委员会最终认定:“叛乱”并非源于任何推翻政府的阴谋,而是由一些实际经济困难所引发,州议会的法令与决议亦存在不当之处。该报告还强调,若温和对待“叛乱者”,马萨诸塞州有望实现和平与稳定【132】。
为何这些精英在事后反而提倡宽大处理“叛乱者”?历史学者威廉·彭卡克认为,“这场叛乱的性质、正义性和程度令政府感到困扰”,导致精英们在“叛乱”的处置问题上意见不一【133】。菲尔则指出,原因之一是精英们“深感有责任证明民主和共和主义可以运作”【134】。诚然,他们不希望其他国家轻视共和政体,不允许美国重蹈古代诸共和国的覆辙。凭借对“内乱”的温和处置,他们力图向全世界展示:革命精神被真正贯彻并正成为现实,共和国可以实现“不流血的稳定”。在“叛乱”平息后不久,迈诺特立刻盛赞“政府的仁慈”,并称马萨诸塞州宪法“统治它的民众而没有压迫,纠正他们却并不严苛”【135】。在像迈诺特这样的亲政府派看来,对“谢斯叛乱”的处置俨然可作为此后治理“内乱”的教科书,因为它“发明出了一种共和的方法来应对民众的叛乱”【136】。

乔治·理查兹·迈诺特:《1786年马萨诸塞州骚乱史及随后的叛乱史》(George Richards Minot, The History of the Insurrections, in Massachusetts, in the Year 1786, and the Rebellion Consequent Thereon)
尽管一些人对处置“叛乱”过程中的某些具体政策略有微词,但总体上精英们普遍赞赏和支持引入强制力的行动。诺克斯就提出:“除非用强有力的手段制止目前的骚乱,否则一个武装暴政可能会建立在现行宪法的废墟上。”【137】在精英们眼中,“叛乱”这种脱离常轨的状况使维持秩序的常规手段难以奏效,政府为避免暴力已竭尽所能。有人反问道:“难道我们的统治者不是宽宏大量且十分明智的?”他们“更希望感化而非惩罚”民众,但“其慈悲被解释为恐惧,忍耐被解释为怯懦”【138】。也有人为鲍登辩护说,当“橄榄枝其实已在他手中枯萎”时,除了“拔剑以维护宪法”外,“他还能做什么呢”【139】?在类似的紧急状态下,运用强制力让整个社会重回正轨,就成为一种“不得不为”之事。
在平定“谢斯叛乱”的过程中,建国精英对强制力与共和政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加系统和深入的思考。以“谢斯叛乱”为代表的民众抗争运动使他们意识到,无论是美德、共和政体的优越性还是法律,都无法确保整个制度顺利、持续地运转,共和国亦无法避免“叛乱”的厄运。汉密尔顿总结道,“不幸的是,暴动和叛乱是与政治机体不可分离的弊病,正如肿瘤和斑疹与自然机体不可分离一样”;所以,“在任何时候都依靠单纯的法律力量进行统治的想法”无疑是异想天开,尽管这曾被认为是“共和政体中唯一可接受的原则”【140】。麦迪逊也表示:“制裁对于法律的理念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强制对于政府的概念一样。”【141】精英们此时认识到,不可过度依赖风行草偃式的教化和训诫,制裁和威慑是任何国家和政体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能力。
五
结 语
个人和国家在面对腐败时的脆弱性是共和主义的永恒主题。1785年,就有人以罗马为例反思美国的弊病:“在罗马共和国早期,没有人比罗马人更以美德闻名;后来,因其邪恶,没有人比罗马人更臭名昭著。难道我们不正在接近导致它覆亡的痼疾么?”【142】在这种共和主义政治文化的氛围中,精英们把民众的抗争运动看作是一次“叛乱”和共和政体的危机,其根源在于美德的衰退。其后,通过反思并利用“谢斯叛乱”,他们维系共和国秩序的重心由伦理层面的道德呼吁逐渐转向实践层面的制度“规训”,由倡导美德逐渐转向强调法律、制度和强制力的作用。国家能力的重要性开始受到关注。同时,精英们对共和政体的特性也有了新的思考。他们重新界定了公共福祉和共和原则的内涵,慢慢抛弃了道德共和国的理想,将共和政体的合法性建立在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和制度基础之上。
对于这种转变,美国历史学者迈克尔·朱克曼感叹道:“美国式民主之钝滞令美国人困扰不已。他们摸索了各种方法并援用自身的革命遗产以声明自身的革命前景,然而却不认可革命行动或欢迎激进思想。他们一直力争把握并赞美自身反叛的过去,然而却不认可今日或未来的反叛。”【143】对“叛乱”的镇压意味着政府将针对民众的强制力合法化,民众手中的权力与权利发生了分离。共和国公民维护自身权利的主要手段从积极参与公共政治和社会生活、以行动对抗公权力,逐渐转变为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的有限抗争。
对精英们而言,强制力的运用对尽快恢复共和国的秩序是必要的,“谢斯叛乱”也为他们进一步加强共和国的国家能力提供了充分理由。汉密尔顿信誓旦旦地说:“一个成功的派系或许会在秩序和法律的废墟上建立起暴政,而联盟在宪法层面却无法向政府的朋友和支持者提供任何援助。马萨诸塞州刚刚出现的混乱局面表明,这类危险不仅仅是猜测。”【144】华盛顿也得到了同样教训:“经验已告诉我们,若没有一种强制力的干预,人们是不会采取并实施最有利于他们自己利益的措施的。”【145】质言之,如今的共和国不仅需要“协调社会的权力”(power to coordinate civil society),也需要“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power over civil society)【146】。诚然,任何转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建国精英对“谢斯叛乱”的反思与利用,无疑构成了这种转向过程中的一个鲜明例证。